续茶经，清代最大的一部茶书，也是我国古茶书中最大的。作者陆廷灿。

陆廷灿  ，字幔亭，嘉定人，曾任崇安知县（现武夷市）。在茶区为官，长于茶事，采茶、蒸茶、试汤、候火颇得其道。它洋洋10万字，几乎是收集了清代以前所有茶书的资料。之所以称《续茶经》，是按唐代陆羽《茶经》的写法，同样分上、中、下三卷，同样分一之源、二之具、三之造、四之器、五之煮、六之饮、七之事、八之出、九之略、十之图，最后还附一卷茶法。《续茶经》把收集到的茶书资料，按10个内容分类汇编，便于读者聚观比较，并保留了一些已经亡故的茶叶之家消息,茶书资料。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说：“自唐以后阅数百载，产茶之地，制茶之法，业已历代不同，既烹煮器具亦古今多异，故陆羽所述，其书虽古而其法多不可行于今，廷灿一订补辑，颇切实用，而征引繁富。

续茶经

清-陆廷灿

第一章 茶之源（一）

许慎《说文》：茗，荼芽也。

王褒《僮约》：前云“鳖烹荼”。后云“武阳买荼”。[注：前为苦菜，后为茗。]张华《博物志》：饮真荼，令人少眠。

《诗疏》：椒树似茱萸，蜀人作茶，吴人作茗，皆合。煮其叶以为香。

《唐书·陆羽传》：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源、之具、之造、之器、之煮、之饮、之事、之出、之略、之图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

《唐六典》：金英、绿片，皆茶名也。

《李太白集·赠族侄僧中孚玉泉仙人掌茶序》：余闻荆州玉泉寺近青诸山，山洞往往有乳窟，窟多玉泉交流。中有白蝙蝠，大如鸦。按《仙经》：蝙蝠，一名仙鼠。千岁之后，体白如雪，栖则倒悬，盖饮乳水而长生也。其水边处处有茗草罗生，枝叶如碧玉。惟玉泉真公常采而饮之，年八十馀岁，颜色如桃花。而此茗清香滑熟，异于他茗，所以能还童振枯，扶人寿也。余游金陵，见宗僧中孚示余茶数十片，卷然重叠，其状如掌，号为仙人掌茶。盖新出乎玉泉之山，旷古未觏。因持之见贻，兼赠诗，要余答之，遂有此作。俾后之高僧大隐，知仙人掌茶发于中孚禅子及青莲居士李白也。

《皮日休集·茶中杂咏诗序》：自周以降，及于国朝茶事，竟陵子陆季疵言之详矣。然季疵以前称茗饮者，必浑以烹之，与夫瀹蔬而啜者无异也。季疵之始为经三卷，由是分其源，制其具，教其造，设其器，命其煮。俾饮之者除而去疠，虽疾医之未若也。其为利也，于人岂小哉？余始得季疵书，以为备矣，后又获其《顾渚山记》二篇，其中多茶事；后又太原温从云、武威段之各补茶事十数节，并存于方册。茶之事由周而至于今，竟无纤遗矣。

《封氏闻见记》：茶，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太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起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色额甚多。

《唐韵》：荼字，自中唐始变作茶。

裴汶《茶述》：茶，起于东晋，盛于今朝。其性精清，其味浩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参百品而不混，越众饮而独高。烹之鼎水，和以虎形，人人服之，永永不厌。得之则安，不得则病。彼芝术黄精，徒云上药，致效在数十年后，且多禁忌，非此伦也。或曰多饮令人体虚病风。余曰不然。夫物能祛邪，必能辅正，安有蠲逐聚病而靡裨太和哉？今宇内为土贡实众，而顾渚、薪阳、蒙山为上，其次则寿阳、义兴、碧涧、湖、衡山，最下有鄱阳、浮梁。今者其精无以尚焉，得其粗者，则下里兆庶，瓯碗粉糅。顷刻未得，则胃腑病生矣。人嗜之若此者，西晋以前无闻焉。至精之味或遗也。因作《茶述》。

宋徽宗《大观茶论》：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冲淡闲洁，韵高致静，则非惶遽之时可得而好尚矣。

而本朝之兴，岁修建溪之贡，龙团凤饼，名冠天下，而壑源之品，亦自此而盛。延及于今，百废具举，海内宴然，垂拱密勿，幸致无为。缙绅之士，韦布之流，沐浴膏泽，薰陶德化，咸以雅尚相推，从事茗饮。故近岁以来，采择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盛造其极。

呜呼！至治之世，岂惟人得以尽其材，而草木之灵者，亦得以尽其用矣。偶因暇日，研究精微，所得之妙，后人有不知为利害者，叙本末二十篇，号曰《茶论》。一曰地产，二曰天时，三曰择采，四曰蒸压，五曰制造，六曰鉴别，七曰白茶，八曰罗碾，九曰盏，十曰筅，十一曰瓶，十二曰杓，十三曰水，十四曰点，十五曰味，十六曰香，十七曰色，十八曰藏，十九曰品，二十曰外焙。

名茶各以所产之地，如叶耕之平园、台星岩，叶刚之高峰、青凤髓，叶思纯之大岚，叶屿之屑山，叶五崇林之罗汉上水桑芽，叶坚之碎石窠、石臼窠[一作穴窠]。叶琼、叶辉之秀皮林，叶师复、师贶之虎岩，叶椿之无双岩芽，叶懋之老窠园，各擅其美，未尝混淆，不可概举。焙人之茶，固有前优后劣、昔负今胜者，是以园地之不常也。

丁谓《进新茶表》：右件物产异金沙，名非紫笋。江边地暖，方呈“彼茁”之形，阙下春寒，已发“其甘”之味。有以少为贵者，焉敢韫而藏诸。见谓新茶，实遵旧例。

蔡襄《进《茶录》表》：臣前因奏事，伏蒙陛下谕，臣先任福建运使日，所进上品龙茶，最为精好。臣退念草木之微，首辱陛下知鉴，若处之得地，则能尽其材。昔陆羽《茶经》，不第建安之品；丁谓《茶图》，独论采造之本。至烹煎之法，曾未有闻。臣辄条数事，简而易明，勒成二篇，名曰《茶录》。伏惟清闲之宴，或赐观采，臣不胜荣幸。

欧阳修《归田录》：茶之品，莫贵于龙凤，谓之团茶，凡八饼重一斤。庆历中，蔡君谟始造小片龙茶以进，其品精绝，谓之小团，凡二十饼重一斤，其价值金二两。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每因南郊致斋，中书、枢密院各赐一饼，四人分之。宫人往往缕金花于其上，盖其贵重如此。

赵汝砺《北苑别录》：草木至夜益盛，故欲导生长之气，以渗雨露之泽。茶于每岁六月兴工，虚其本，培其末，滋蔓之草，遏郁之木，悉用除之，政所以导生长之气而渗雨露之泽也。此之谓开畲。惟桐木则留焉。桐木之性与茶相宜，而又茶至冬则畏寒，桐木望秋而先落；

茶至夏而畏日，桐木至春而渐茂。理亦然也。

王辟之《渑水燕谈》：建茶盛于江南，近岁制作尤精。龙团最为上品，一斤八饼。庆历中，蔡君谟为福建运使，始造小团，以充岁贡，一斤二十饼，所谓上品龙茶者也。仁宗尤所珍惜，虽宰相未尝辄赐，惟郊礼致斋之夕，两府各四人，共赐一饼。宫人剪金为龙凤花，贴其上。八人分蓄之，以为奇玩，不敢自试，有佳客，出为传玩。欧阳文忠公云：“茶为物之至精，而小团又其精者也。”嘉中，小团初出时也。今小团易得，何至如此多贵？

周辉《清波杂志》：自熙宁后，始贡密云龙。每岁头纲修贡，奉宗庙及贡玉食外，赉及臣下无几。戚里贵近，丐赐尤繁。宣仁太后令建州不许造密云龙，受他人煎炒不得也。此语既传播于缙绅间，由是密云龙之名益著。淳熙间，亲党许仲启官苏沙，得《北苑修贡录》，序以刊行。其间载岁贡十有二纲，凡三等，四十有一名。第一纲曰龙焙贡新，止五十馀。贵重如此，独无所谓密云龙者。岂以贡新易其名耶？抑或别为一种，又居密云龙之上耶？

沈存中《梦溪笔谈》：古人论茶，惟言阳羡、顾渚、天柱、蒙顶之类，都未言建溪。然唐人重串茶粘黑者，则已近乎建饼矣。建茶皆乔木，吴、蜀惟丛茇而已，品自居下。建茶胜处，曰郝源、曾坑，其间又有坌根、山顶二品尤胜。李氏号为北苑，置使领之。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建安北苑，始于太宗太平兴国三年，遣使造之，取象于龙凤，以别入贡。至道间，仍添造石乳、蜡面。其后大小龙，又起于丁谓而成于蔡君谟。至宣、政间，郑可简以贡茶进用，久领漕，添续入，其数浸广，今犹因之。

细色茶五纲，凡四十三品，形制各异，共七千馀饼，其间贡新、试新、龙团胜雪、白茶、御苑玉芽，此五品乃水拣，为第一；馀乃生拣，次之。又有粗色茶七纲，凡五品。大小龙凤并拣芽，悉人龙脑，和膏为团饼茶，共四万馀饼。盖水拣芽即社前者，生拣茶即火前者，粗色茶即雨前者。闽中地暖，雨前茶已老而味加重矣。又有石门、乳吉、香口三外焙，亦隶于北苑，皆采摘茶芽，送官焙添造。每岁縻金共二万馀缗，日役千夫，凡两月方能迄事。第所造之茶不许过数，人贡之后市无货者，人所罕得。惟壑源诸处私焙茶，其绝品亦可敌官焙，自昔至今，亦皆人贡。其流贩四方者，悉私焙茶耳。

北苑在富沙之北，隶建安县，去城二十五里，乃龙焙造贡茶之处，亦名凤凰山。自有一溪，南流至富沙城下，方与西来水合而东。

车清臣《脚气集》：《毛诗》云：“谁谓荼苦，其甘如荠。”注：荼，苦菜也。《周礼》：“掌荼以供丧事。”取其苦也。苏东坡诗云：“周诗记苦荼，茗饮出近世。”乃以今之茶为荼。夫茶，今人以清头目，自唐以来，上下好之，细民亦日数碗，岂是荼也？茶之粗者，是为茗。

宋子安《东溪试茶录序》：茶宜高山之阴，而喜日阳之早。自北苑凤山，南直苦竹园头，东南属张坑头，皆高远先阳处，岁发常早，芽极肥乳，非民间所比。次出壑源岭，高土沃地，茶味甲于诸焙。丁谓亦云：凤山高不百丈，无危峰绝崦，而冈翠环抱，气势柔秀，宜乎嘉植灵卉之所发也。又以建安茶品甲天下，疑山川至灵之卉，天地始和之气，尽此茶矣。又论石乳出壑岭断崖缺石之间，盖草木之仙骨也。近蔡公亦云：“惟北苑凤凰山连属诸焙，所产者味佳，故四方以建茶为名，皆曰北苑云。”黄儒《品茶要录序》：说者尝谓陆羽《茶经》不第建安之品。盖前此茶事未甚兴，灵芽真笋往往委翳消腐，而人不知惜。自国初以来，士大夫沐浴膏泽，咏歌升平之日久矣。夫体势洒落，神观冲淡，惟兹茗饮为可喜。园林亦相与摘英夸异，制卷鬻新，以趋时之好。故殊异之品，始得自出于榛莽之间，而其名遂冠天下。借使陆羽复起，阅其金饼，味其云腴，当爽然自失矣。因念草木之材，一有负瑰伟绝特者，未尝不遇时而后兴，况于人乎？

苏轼《书黄道辅《品茶要录》后》：黄君道辅讳儒，建安人，博学能文，淡然精深，有道之士也。作《品茶要录》十篇，委曲微妙，皆陆鸿渐以来论茶者所未及。非至静无求，虚中不留，乌能察物之情如此其详哉？

《茶录》：茶，古不闻食，自晋、宋已降，吴人采叶煮之，名为茗粥。

叶清臣《煮茶泉品》：吴楚山谷间，气清地灵，草木颖挺，多孕茶。大率右于武夷者为白乳，甲于吴兴者为紫笋，产禹穴者以天章显，茂钱塘者以径山稀。至于桐庐之岩，云衢之麓，雅山著于宣、歙，蒙顶传于岷、蜀，角立差胜，毛举实繁。

周绛《补茶经》：芽茶，只作早茶，驰奉万乘，尝之可矣。如一旗一枪，可谓奇茶也。

胡致堂曰：茶者，生人之所日用也。其急甚于酒。

陈师道《茶经丛谈》：茶，洪之双井，越之日注，莫能相先后，而强为之第者，皆胜心耳。

陈师道《茶经序》：夫茶之著书自羽始，其用于世亦自羽始，羽诚有功于茶者也。上自宫省，下逮邑里，外及异域遐陬，宾祀燕享，预陈于前；山泽以成市，商贾以起家，又有功于人者也。可谓智矣。

《经》曰：“茶之否臧，存于口诀。”则书之所载，犹其粗也。夫茶之为艺下矣，至其精微，书有不尽，况天下之至理，而欲求之文字纸墨之间，其有得乎？昔者先王因人而教，同欲而治，凡有益于人者，皆不废也。

吴淑《茶赋》注：五花茶者，其片作五出花也。

姚氏《残语》：绍兴进茶，自高文虎始。

　　

王《野客丛书》：世谓古之荼，即今之茶。不知荼有数种，非一周高起《洞山茶系》：茶之尚于高流，虽近数十年中事，而厥产伊始，则自卢仝隐居洞山，种于阴岭，遂有茗岭之目。相传古有汉王者，栖迟茗岭之阳，课童艺茶，踵卢仝幽致，故阳山所产，香味倍胜茗岭。所以老庙后一带茶，犹唐宋根株也。贡山茶今已绝种。

徐《茶考》：按《茶录》诸书，闽中所产茶，以建安北苑为第一，壑源诸处次之，武夷之名未有闻也。然范文正公《斗茶歌》云：“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苏文忠公云：“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则武夷之茶在北宋已经著名，第未盛耳。但宋元制造团饼，似失正味。今则灵芽仙萼，香色尤清，为闽中第一。至于北苑壑源，又泯然无称。岂山川灵秀之气，造物生殖之美，或有时变易而然乎？

劳大与《瓯江逸志》：按茶非瓯产也，而瓯亦产茶，故旧制以之充贡，及今不废。张罗峰当国，凡瓯中所贡方物，悉与题蠲，而茶独留。将毋以先春之采，可荐馨香，且岁费物力无多，姑存之，以稍备芹献之义耶！乃后世因按办之际，不无恣取，上为一，下为十，而艺茶之圃遂为怨丛。惟愿为官于此地者，不滥取于数外，庶不致大为民病。

《天中记》：凡种茶树必下子，移植则不复生。故俗聘妇，必以茶为礼，义固有所取也。

《事物记原》：榷茶起于唐建中、贞元之间。赵赞、张滂建议税其什一。

《枕谭》：古传注：“茶树初采为茶，老为茗，再老为。”今概称茗，当是错用事也。

熊明遇《山茶记》：产茶处，山之夕阳胜于朝阳，庙后山西向，故称佳。总不如洞山南向，受阳气特专，足称仙品云。

冒襄《茶汇钞》：茶产平地，受土气多，故其质浊。茗产于高山，浑是风露清虚之气，故为可尚。

吴拭云：武夷茶赏自蔡君谟始，谓其味过于北苑龙团，周右文极抑之。盖缘山中不谙制焙法，一味计多徇利之过也。余试采少许，制以松萝法，汲虎啸岩下语儿泉烹之，三德俱备，带云石而复有甘软气。乃分数百叶寄右文，令茶吐气；复酹一杯，报君谟于地下耳。

释超全《武夷茶歌注》：建州一老人始献山茶，死后传为山神，喊山之茶始此。

中原市语：茶曰渲老。

陈诗教《灌园史》：予尝闻之山僧言，茶子数颗落地，一茎而生，有似连理，故婚嫁用茶，盖取一本之义。旧传茶树不可移，竟有移之而生者，乃知晁采寄茶，徒袭影响耳。

唐李义山以对花啜茶为杀风景。予苦渴疾，何啻七碗，花神有知，当不我罪。

《金陵琐事》：茶有肥瘦。云泉道人云：“凡茶肥者甘，甘则不香。茶瘦者苦，苦则香。”此又《茶经》、《茶诀》、《茶品》、《茶谱》之所未发。

野航道人朱存理云：饮之用必先茶，而茶不见于《禹贡》，盖全民用而不为利。后世榷茶，立为制，非古圣意也。陆鸿渐著《茶经》，蔡君漠著《茶谱》。孟谏议寄卢玉川三百月团，后侈至龙凤之饰，责当备于君谟。然清逸高远，上通王公，下逮林野，亦雅道也。

佩文斋《广群芳谱》：茗花即食茶之花，色月白而黄心，清香隐然，瓶之高斋，可为清供佳品。且蕊在枝条，无不开遍。

王新城《居易录》：广南人以为茶。予顷著之《皇华记闻》。阅《道乡集》有张纠《送吴洞绝句》，云：“茶选修仁方破碾，分吴洞忽当筵。君漠远矣知难作，试取一瓢江水煎。”盖志完迁昭平时作也。

《分甘馀话》：宋丁谓为福建转运使，始造龙凤团茶，上供不过四十饼。天圣中，又造小团，其品过于大团。神宗时，命造密云龙，其品又过于小团。元初，宣仁皇太后曰：“指挥建州，今后更不许造密云龙，亦不要团茶，拣好茶吃了，生得甚好意智。”宣仁改熙宁之政，此其小者。顾其言，实可为万世法。士大夫家，膏粱子弟，尤不可不知也。谨备录之。

《百夷语》：茶曰芽。以粗茶曰芽以结，细茶曰芽以完。缅甸夷语，茶曰腊扒，吃茶曰腊扒仪索。

徐葆光《中山传信录》：琉球呼茶曰札。

《武夷茶考》：按丁谓制龙团，蔡忠惠制小龙团，皆北苑事。其武夷修贡，自元时浙省平章高兴始，而谈者辄称丁、蔡。苏文忠公诗云：“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则北苑贡时，武夷已为二公赏识矣。至高兴武夷贡后，而北苑渐至无闻。昔人云，茶之为物，涤昏雪滞，于务学勤政未必无助，其与进荔枝、桃花者不同。然充类至义，则亦宦官、宫妾之爱君也。忠惠直道高名，与范、欧相亚，而进茶一事乃侪晋公。君子举措，可不慎欤？

《随见录》：按沈存中《笔谈》云：“建茶皆乔木。吴、蜀惟丛茇而已。”以余所见，武夷茶树俱系丛茇，初无乔木，岂存中未至建安欤？抑当时北苑与此日武夷有不同欤？《茶经》云“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又与吴、蜀丛茇之说互异，姑识之以俟参考。

《万姓通谱》载：汉时人有茶恬，主出《江都易王传》。按《汉书》：荼恬[苏林曰：荼，食邪反]，则荼本两音，至唐而荼、茶始分耳。

焦氏《说》：茶曰玉茸。[补]

【译文】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说：茗，就是茶叶。

东汉王褒的《僮约》在前面说“鳖烹荼”，后面又说“武阳买茶”。[注释：前面是苦菜，后面指茶叶。]西晋张华的《博物志》中说：品饮真正的好茶，能够使人解困少睡。

三国吴人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说：花椒树很像茱英，蜀人做茶、吴人做茗时，都要把花椒叶与茶一起烹煮，以增加其香味。

《新唐书·陆羽传》中说：陆羽嗜好饮茶，编撰有《茶经》上中下三篇，讲述茶的起源、采制工具、加工制造、煮饮器具、烤煮方法、品饮方式、茶事典故、产地、省略、图画等很详备，于是天下的人渐渐都知道饮茶了。

【唐六典】中说：金英、绿片，都是茶叶的名字。

《李太白集·赠族侄僧中孚玉泉仙人掌茶序》中写道：我听说荆州玉泉寺附近青溪等山，山洞里面往往有钟乳窟，窟里有很多交汇的泉水。里面有白色的蝙蝠，大的就像乌鸦一样。按照《仙经》里的记载：蝙蝠又名仙鼠。千年之后，其身体如雪一样洁白。栖息的时候就倒挂起来，就是因为饮用了这里的钟乳水才能够长生的。水边到处都有茶树丛生，其枝叶如碧玉一般。只有玉泉真人经常采摘并饮用，他到了八十多岁时，脸色仍如桃花一样。而这里的茶叶清香滑熟，不同于其他的茶叶品种，所以能够返老还童、防止衰老，增进人的寿命。我游览金陵，见到同宗的僧人中孚给我展示茶叶数十片，卷曲重叠在一起，形状就像手掌一样，故名仙人掌茶。这是玉泉山新近出产的，从前从来没有见到过。于是拿来赠送给我，并赠诗给我，邀请我酬答，所以才有了这首诗作，以便使得后世的高僧和隐士知道仙人掌茶发源于中孚禅子和青莲居士李白。

第一章 茶之源（二）

　　

《皮日休集·茶中杂咏诗序》中写道：自从周朝以来，一直到我们唐朝的茶事，竟陵子陆羽（字季疵）讲得非常详尽了。但是在陆羽之前所谓的茗饮，一定是含浑而烹煮茶叶，与一般的煮菜而啜没有什么两样。陆羽在历史上第一次编撰《茶经》三卷，从此分析了茶叶的起源，制造了采制的工具，教给了制造的方法，设置了烹饮的器具，命名了烹煮的方式，从而使得品饮的人解除了消渴病与毒疮的痛苦，即使是专门治疗疾病的医生也比不上。其对于人们的益处，难道还小吗？我刚得到陆羽的著作的时候，认为已经很详备了，后来又得到他所编撰的《顾渚山记》两篇，发现其中也有很多关于茶的内容；再后来又看到太原人温从云、武威人段之各自补充的茶事十数节，与陆羽《茶经》并存于方册。那么有关茶的史事，从周朝至今竟然没有一点遗漏了。

唐朝封演的《封氏闻见记》中说：茶叶，南方人喜欢品饮，北方人起初并不多饮。玄宗开元年间（713-741），泰山灵岩寺有一位降魔师大力倡导禅宗。学习参禅务必不能睡觉，又不吃夜宵，只允许饮茶。人们各自携带茶叶，到处烹煮品饮。从此彼此之间相互仿效，于是逐渐就形成了饮茶的风俗。从邹州（今山东邹城）、齐州（今山东淄博）、沧州（今属河北）、棣州（今河北无棣），渐渐传到了京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城市里有许多人开店铺煎茶而卖，不问是僧徒还是凡俗的人，出钱就可以取来品饮。其茶叶则从江淮地区转运而来，名色和数量都很繁多。

《唐韵》中说：“荼”字，从中唐时期才开始减去一画变成了“茶”字。

唐朝裴汶《茶述》中说：茶，起源于东晋，盛行于唐朝。其本性精良清澈，其味道丰富纯净，其作用是消除烦恼，其功能是达到中和。即使在百种物品中也不会相混，而且会超越各种饮品而独具风味。以古鼎盛水烹煮，以虎形茶具调和，人人品饮，永远不会厌烦。得茶而饮就会身体安康，不得饮则会身患疾病。那些灵芝、白术、黄精等中药，徒称为益寿延年的上等药材，可是成效却在数十年之后，而且有很多禁忌，是不能和茶叶相类比的。有人说饮茶过多会令人体质虚弱、易于得风症。我说不是这样的。一般说来物品能够祛除邪气，就一定能够辅助正气，哪里有只消除疾病而无益于健康的呢？如今天下以茶叶作为土产贡献给朝廷的其实很多，而以顾渚（山名，在今浙江长兴境内）、蕲阳（今湖北薪春北山）、蒙山（山名，在今四川雅安）所产的茶为上品，其次则为寿阳（今安徽寿县）、义兴（今江苏宜兴）、碧涧（今湖北松滋）、湖（今湖南岳阳）、衡山（今湖南衡山）所产的茶，最差的是鄱阳（今江西波阳）、浮梁（今江西景德镇）所产的茶。如今其中的精品可以说没有比它们更好的了，即使得到其中的粗茶，那么下层的民众无不推杯换盏，纷纷品饮。一时之间得不到茶叶品饮，肠胃内腑就会产生疾病。人们如此嗜好饮茶，在西晋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考虑到如此天下最好的滋味，茶事的记载有时不免会被遗漏，所以我编撰了一篇《茶述》。

宋徽宗《大观茶论》中说：至于说到茶这种植物，它占有浙江、福建一带的秀美之气，集中了山岭川流之间自然之灵性。饮茶可以使人开阔胸襟、涤除郁闷，进而达到精神清爽、心境平和，其中的韵味却不是庸人和孩子所能体会得到的。品饮时的那种淡泊高洁、雅致宁静的幽趣，也是无法在生计窘迫、兵荒马乱的岁月中体味和崇尚的。

自从宋朝建立以来，每年都要把福建建溪所产的茶叶作为贡品，这里所产的“龙团”、“凤饼”，美名甲于天下，而建安壑源的茶品也从此而日负盛名。发展到了今天（北宋大观年间，1107-1110年），我们的国家百废俱兴，海内晏然风清，朝廷之上君臣勤勉治国，幸而达到了无为而治、国泰民安的境地。无论是缙绅之士，还是平民百姓，都承蒙天地的恩泽，受到道德教化的熏陶，盛行高雅的生活风尚，竞相从事品茗斗茶之事。所以近年以来，人们采摘和挑选茶叶之精心，制作茶叶之工巧，讲究茶叶品级之优秀，烹点品饮技巧之高妙，无不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啊！天下升平的至治之世，不仅仅是人们得以充分发挥其才能，就是像茶叶这样本性通灵的草木之类，也得以充分展示其功用。我偶然借着闲暇的日子，潜心研究茶道的精微之处，领悟到了其中的奥秘，考虑到后世之人不一定能自然通晓品饮的利害，所以我在这里详细地叙述了茶事的本末，共分为二十篇，取名为《茶论》。第一叫做地产，第二叫做天时，第三叫做择采，第四叫做蒸压，第五叫做制造，第六叫做鉴别，第七叫做白茶，第八叫做罗碾，第九叫做盏，第十叫做筅，第十一叫做瓶，第十二叫做杓，第十三叫做水，第十四叫做点，第十五叫做味，第十六叫做香，第十七叫做色，第十八叫做藏，第十九叫做品，第二十叫做外焙。

茶叶的命名，各按其所产之地而取。例如叶耕的平园、台星岩，叶刚的高峰、青风髓，叶思纯的大岚，叶屿的屑山，叶五崇林的罗汉山上水桑芽，叶坚的碎石窠、石臼窠[也叫做穴窠]，叶琼、叶辉的秀皮林，叶师复、叶师贶的虎岩，叶椿的无双岩芽，叶懋的老窠园。这些茶各自有其独具的美味，不曾混淆，无法一一列举。制茶工人生产出来的茶叶，本来就有先前质优而后来质劣的，或者是先前质量低劣而后来质量提高的，所以产茶园地并非一成不变的啊！

北宋丁谓《进新茶表》中写道：所进这件物产（惯例贡茶同时贡水），既不同于钱塘孤山的金沙泉水，其茶名也不是紫笋。江南边大地回暖，茶叶初发刚刚呈现出茁壮的样子；都城里春天依然寒冷，已经发出“其甘如荠”的味道。物以稀为贵，但我怎么敢独自收藏起来？我所进贡的新茶，其实也是遵循旧有的惯例。

北宋蔡襄《进《茶录》表》中写道：臣先前上奏言事，承蒙陛下颁发诏谕，说我从前担任福建转运使的时候，所进贡的上品龙团茶最为精妙。臣退朝之后私下感念茶叶作为一种微不足道的草木，竟蒙陛下的知遇和品鉴，如果使其得地利之便，就可以充分发挥其材用。从前陆羽的《茶经》，没有列举建安（今福建建瓯）的茶品，我朝丁谓的《茶图》，仅仅论述了茶叶采制的方法。至于茶叶烹点品饮的方式，还未曾听说过有专门的记载。臣于是就罗列了几个方面，简单而易于明白，分成上下两篇，取名叫做《茶录》。诚恳希望陛下举行宫廷清闲之宴时，能有机会予以观览和采纳，臣将不胜惶恐荣幸之至。

北宋欧阳修《归田录》中说：茶叶的品类，没有比龙团、凤饼更为珍贵的了，通称为“团茶”，八饼重一斤。庆历（1041-1048）中，蔡襄（字君谟）开始创制小片龙团茶进贡，其品质精致绝伦，称为“小龙团”，二十饼重一斤，价值黄金二两。然而，黄金易得，而小龙团茶却极其难得。每年因于南郊举行祭天之礼而进行斋戒，中书省和枢密院各赏赐一饼龙团，四人分之。宫人往往在龙团表面贴上镂刻的金色花纹，由此可见其贵重的程度。

南宋赵汝砺《北苑别录》中说：草木到了晚间更加茂盛，所以要引导其生长之气，渗透雨露之润泽。茶园的管理一般在每年六月开始兴工，修剪茶树枝条，以涵养嫩枝细芽，园中滋蔓的杂草，遮蔽茶树的树木，都要清除干净，这就是所谓的引导生长之气、渗透雨露之泽，也叫做开畲。只有园中的桐木予以保留。桐木的本性与茶树相适宜，而且茶树到了冬天就害怕寒冷，桐木到了秋天就先落叶；茶树到了夏天就害怕日晒，桐木到了春天就日渐茂盛。其中的道理也是这样。

南宋王辟之《渑水燕谈》中说：建茶兴盛于江南，近年来制作尤其精妙。其中又以龙团最为上品，八饼重一斤。庆历中，蔡襄（字君谟）担任福建转运使，开始制作小龙团，以充当年的贡品，二十饼重一斤，也就是所谓的上品龙茶。仁宗皇帝非常珍惜，即使宰相也不曾随意赏赐，只有到了南郊祭天大礼前斋戒的晚上，中书省和枢密院两府各四人合起来赏赐一饼。官人剪金为龙风花贴于其上。八个人分开珍藏，以为奇玩，不敢轻易烹点取饮，有高雅的客人到来就拿出来传阅把玩。欧阳修（谥号文忠）先生说：“茶是物产中的至精妙品，而小龙团则又是茶中的精品。”嘉（1056-1063）中，是小龙团刚刚出世的时候。到如今小龙团也容易得到了，怎么能到如此珍贵的地步呢？

南宋周辉《清波杂志》中说：自熙宁（1068-1077）以后，北苑开始制造和进贡密云龙。每年第一批所贡的茶叶，除宗庙祭祀和皇宫饮用之外，赏赐臣下的很少。皇帝的亲戚与身边亲近的人请求赏赐更多。宣仁太后下令建州不许再制造密云龙，就是因为受不了他人求索烦扰的缘故。这样的消息在缙绅士大夫之间传播之后，密云龙的名声从此就更加大了。淳熙（1174-1189）间，皇室的亲戚许仲启在苏沙（或为“麻沙”之误）做官，得到一部《北苑修贡录》，就为之作序并刊刻行世。其间记载每年进贡茶叶十二批，共三等，四十一个品种。第一批叫做龙焙贡新，只生产五十多。其贵重如此，其中独无所谓密云龙。难道是以“贡新”改易其名吗？或者是别为一种，又位居密云龙之上呢？

北宋沈括（字存中）《梦溪笔谈》中说：古人谈论茶叶，只说阳羡、顾渚、天柱、蒙顶之类，都没有谈到建溪。然而唐朝人很看重一种黏黑的串茶，已经接近于建溪的饼茶了。建溪的茶树都是乔木，而吴地、蜀地的茶叶只是丛生的灌木，品质自然居下。建茶著名的产地叫做郝源、曾坑，其间又有坌根、山顶两个品种更胜一筹。南唐李氏将其命名为北苑，并设置官吏管理其事。

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中说：建安北苑进贡茶叶，开始于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朝廷派遣使者监督制造，取龙凤图像，以分别进贡。至道（995-997）间，添造石乳、腊面。其后又兴起大小龙团，起于丁谓而成于蔡襄。到宣和、政和年间（依顺序应为政和、重和、宣和年间，1111-1125），福建郑可简因为贡茶得宠，任福建路转运使，长期掌管漕运，不断增加新品种进贡，其贡品数量渐广，至今仍然承袭以前的做法。

细色茶五批，共有四十三个品种，形制各异，共计七千多饼，其中贡新、试新、龙团胜雪、白茶、御苑玉芽五个品种，乃是水拣茶，为第一等；其余都是生拣茶，质量次之。又有粗色茶七批，共有五个品种。大小龙凤茶以及拣芽，都要加入龙脑香料，调和为膏制成团饼茶，共计四万余饼。水拣茶就是春社之前采摘的茶芽，生拣茶则是火前即寒食之前采摘的茶芽，粗色茶则是雨前即雨水节气之前采摘的茶芽。福建气候温暖，雨前茶已经显老而味道浓重了。还有石门、乳吉、香口三个外焙，也隶属于北苑，都是采摘茶芽，送到官焙添造。每年花费白银两万多缗，每天动用上千的夫役采制茶叶，持续两月方才完成。只是所采制的茶叶不允许超过规定数目，进贡之后市面已是无货可买了，所以民间很少能够得到。只有壑源等地的私焙茶，其中的绝品也可以与官焙茶相提并论，从古到今，也进贡朝廷。而那些流贩四方的茶叶，全都是私焙茶罢了。

北苑在富沙的北面，隶属于建安县，距离县城二十五里，乃是龙焙制造贡茶的地方，又名凤凰山。那里有一条小溪，向南流到富沙城下，才与自西而来的水汇合一起向东流去。
　　

南宋车若水（字清臣）《脚气集》中说：《诗经·邶风·谷风》记载：“谁谓荼苦，其甘如荠。”注：茶，即苦菜。《周礼·地官司徒》记载：“掌荼以供丧事。”就是取其苦的含义。苏东坡有诗咏道：“周诗记苦荼，茗饮出近世。”乃是以今天的茶为荼。茶叶，今天的人们以其清心明目，自唐朝以来，上下阶层的人们都普遍喜欢品饮，即使百姓也每天饮茶数碗，难道会是荼吗？茶中粗糙的，叫做茗。

南宋宋子安《东溪试茶录序》中说：茶叶适宜高山的阴坡，而喜欢阳光普照的早晨。从北苑凤凰山，向南属苦竹园头，向东南则属于张坑头，都是地处高远而且先得阳光照耀的地方，每年发芽都较早，茶芽极为肥嫩，非民间茶山所可比拟。其次出壑源岭，山势较高，土地肥沃，所产茶味在诸焙中独占鳌头。丁谓也说过：凤凰山高不过百丈，也没有险峻的高峰和陡峭的山头，而是山冈环抱，满目苍翠，气势柔美灵秀，非常适宜嘉木灵卉的生长繁衍。又因为建安茶品甲于天下，所以有人认为山川之间最灵秀的草木，天地之间最和谐的气息，都集中在这里的茶叶当中。又有人议论说壑源岭的断崖残石之间有石乳生出，正是灵草嘉木的仙骨。近来蔡襄也说过：“只有北苑凤凰山相连的诸焙所产茶叶味道最好，因此天下四方以建茶为名的，都自称是北苑茶。”南宋黄儒《品茶要录序》中说：谈论茶史的人们常常责备陆羽《茶经》没有论列建安茶品，这大概是因为在这以前茶事还不很兴盛，上好的茶叶往往任其枯萎腐败，自然消失，而人们却不知道珍惜。自从宋朝初年以来，士大夫承蒙皇上的恩泽，歌咏升平盛世，已经很久了。他们风度潇洒脱俗，精神清静淡泊，只有品茶这种生活艺术与之相契合，成了他们修身养性的赏心乐事。生产茶叶的园户也争相采摘上好的茶叶，不断发现新奇的品种，精心加工制造出新茶珍品，以迎合士大夫的时尚。所以茶中的珍稀绝品才得以从杂乱丛生的草木中被发现和开发出来，从此就名冠天下。假使茶圣陆羽能够复生，观赏那色泽金黄的茶饼，品味那清香馥郁的茶汤，恐怕也会感受到自身的失落。由此使人想到，在普通的草木之中，一旦出现了瑰玮独特、新奇殊绝的名优品种，没有不遇到时机而后兴起盛行的，何况是人呢？

苏轼《书黄道辅《品茶要录》后》中说：黄道辅先生，名儒，建安（今福建建瓯）人，博学能文，淡然精深，是一位学养深厚的人。编撰有《品茶要录》十篇，洞其委曲，臻于微妙，都是陆羽以来谈论茶事的人们所不曾有过的。如果不是内心修为极度平和，一无所求，襟怀空阔，不滞于物，怎么能够体察事物的情状如此详尽呢？

《茶录》中说：茶，古时不曾听说饮用，自从东晋、南朝宋以来，吴人采摘其叶煮之，叫做茗粥。北宋叶清臣《煮茶泉品》中说：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山谷之间，空气清新，土地灵异，草木茁壮挺拔，多孕育生长着茶叶。大体说来，武夷山区所产最好的是白乳茶，吴兴地区（今浙江湖州）所产最好的是紫笋茶，会稽地区（今浙江绍兴）所产最好的是天章茶，钱塘地区（今浙江杭州）所产最好的是径山茶。至于说到桐庐（一作续庐）的山岩、云衡的山麓，都是名茶的产地，雅山茶著称于宣城、歙县一带，蒙顶茶则驰名于四川地区，这些名茶相比较而言，都颇具盛名，如果要一一列举实在是过于烦琐了。

北宋周绛《补茶经》中说：芽茶只是作为早茶，乘驿传进奉给皇上，品尝新茶就可以了。如果是一旗一枪（即一叶一芽），可以说是奇茶了。

胡致堂说：茶，是人们日常生活所必需的物品，其急切实用远远超过了酒。

南宋陈师道《茶经丛谈》（或当为《后山丛谈》）中说：茶，洪州（今江西修水）的双井茶、越州（今浙江绍兴）的日注茶（一作日铸茶），都是极品，无法确定先后次序，如果强行分出个等第来，那只能是心中品鉴的结果。

陈师道《茶经序》中写道：茶事的专门著作是从陆羽开始的，其为世所用也是从陆羽开始的，陆羽的确是茶文化的有功之臣。上自宫廷官府，下到城邑乡里，外到边疆异域，礼宾祭祀，宴会应酬，都要预先设置茶饮；山泽因茶叶而成为市场，商贾因茶叶而起家发财，陆羽又是人类的有功之臣，可以说是一位智者。《茶经》上说：“茶叶品质好坏的鉴别，另存有一套口诀。”那么书中所记载的，还是比较粗略的。饮茶的技艺是行而下者，至于其中的精深微妙之处，书中有不尽的馀味，况且天下的至理名言，如果想从文字纸墨之间求得，怎么能够得到呢？从前，古圣先王对不同的人实行不同的教育，根据人们想法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治理方式，所以凡是有益于人的方法，都不会轻易偏废。

宋吴淑《茶赋》注释中说：所谓五花茶，其叶片呈现出五瓣形状的花。

姚氏《残语》中记载：绍兴进贡茶叶，从高文虎开始。

南宋王《野客丛书》中记载：世俗认为古代的茶，就是今天的茶。殊不知荼有很多种类，并不是只有一种含义。《诗经·邶风·谷风》所说的“谁谓荼苦，其甘如荠”中，荼指的是苦菜，如同今天的苦苣菜之类。《周礼·地官·司徒》所谓的“掌荼”、《诗经》毛注所谓的“有女如荼”，都是指的苕荼之荼，属于芦苇一类的植物。只有荼的荼，才是今天所说的茶。世俗的人都不知道加以辨别。

《魏王花木志》中说：茶叶与栀子树叶很相似，可以烹煮作为饮料。其老叶称为，嫩叶则称为茗。

《瑞草总论》中说：唐宋以来就有贡茶，有榷茶。贡茶，还可从中知晓人们有热爱君王的心思；至于说榷茶，则是对茶叶进行征税和专卖，利益归于官府，烦扰则归于百姓，其为害远不止一个方面。

元代熊禾《勿斋集·北苑茶焙记》（《勿斋集》当为《勿轩集》之误）中说：任土作贡，是一种古老的制度；贡茶，《尚书·禹贡》、《周礼·职方》都没有记载，而是开始于唐代，而宋代的北苑贡茶又是其中最为著名的。北苑位于建安城东二十五里，唐朝末年才有当地人张晖上表并贡茶于朝廷。宋初丁谓担任福建转运使，贡茶数额急剧增加，达到数万斤。庆历年间承平日久，蔡襄继任，贡茶的制造更加精巧，建茶于是成为天下最好的茶品。蔡襄名列四谏官（另外有欧阳修、余靖、王素）之中，正人君子都为之感到可惜。欧阳修虽然没有参与贡茶的实践活动，还是写下了诗文夸张铺排，吟咏贡茶。苏轼则直截了当指出贡茶的危害和错误。由此可见，君子创始法制必须考虑其可继承性，怎么可以不慎重呢？

《说郛》所收宋人杨伯《臆乘》中说：茶叶的生产，六经中都有详细记载，只是还没有形成独特、美好的名声。唐宋以来，诗文之中的记载尤其繁多，词藻和用典颇多疑似之处，例如蟾背、虾须、雀舌、蟹眼、瑟瑟、沥沥、霏霏、霭霭、鼓浪、涌泉、琉璃眼、碧玉池，这些都是茶事中天然的对仗词语。

五代毛文锡《茶谱》中说：衡州的衡山茶，封州的西乡茶，都是蒸青后研成膏状、压制成饼，成片、成团如同月亮。另外彭州的蒲村、堋口，当地茶园中有“仙芽”、“石花”等名号。

明初诗人高启《月团茶歌序》中说：唐人制茶，首先将茶叶碾成细末，以酥调和做成团状。宋代制茶方法更加精巧，发展到元代，这种饼茶制法就消失了。我曾仿效其法制茶，只得其形似，然而也因此才领悟了古人咏茶诗所谓的“膏油首面”、“佳茗似佳人”、“绿云轻绾湘娥鬟”等诗句的含义。品饮之余，于是作诗记录，并希望以此方式传播这件好事。

明代屠本《茗笈·评》中说：人们谈论茶叶的香，却不知道茶花的香。往年我曾经到大雷山中去拜访朋友，正值茶花盛开，童子采摘茶花以供欣赏，幽香清越，绝自可人，可惜并不能作为瓯中品饮之物罢了。因此，我在所著《瓶史月表》中，以插茶花作为书斋中的清赏之一。高濂《盆史》，也记载有“茗花足助玄赏”的说法。

明代屠本《茗笈·赞》上下篇共十六章：第一章叫做溯源，第二章叫做得地，第三章叫做乘时，第四章叫做揆制，第五章叫做藏茗，第六章叫做品泉，第七章叫做候火，第八章叫做定汤，第九章叫做点瀹，第十章叫做辨器，第十一章叫做申忌，第十二章叫做防滥，第十三章叫做戒淆，第十四章叫做相宜，第十五章叫做衡鉴，第十六章叫做玄赏。

明代谢肇《五杂俎》中说：如今茶叶中的上品，有松萝茶、虎丘茶、罗茶、龙井茶、阳羡茶、天池茶。而我们福建武夷、清源、彭山三个品种，可以与这些名茶一争高下。六安、雁宕、蒙山这三个品种，对于消除积食很有作用，可是色泽和香味却不突出，应当说是医家实用之物，而不是文人书房的清玩佳品。

第一章 茶之源（三）

　　

明代谢肇《西吴枝乘》中说：湖州人对于当地所产茶叶，不推崇顾渚，而推崇罗。但是顾渚茶中的上品，风味已经远远超过了龙井。罗茶稍显清隽，可是叶粗而带有草气。丁长儒曾经赠送给我半角的罗茶，而且教导我烹煎的方法，等到我烹试之后，感到特别像羊公鹤（典出《世说新语·排调》），名不副实。这就是我有所理解而又没有完全理解的缘故。我曾经品饮天下名茶，以武夷茶、虎丘茶为第一，因为其茶冲淡而悠远；松萝茶、龙井茶次之，因为其茶馨香而娇艳；天池茶又次之，因为其茶味平常而饮之不厌。其馀的都比较平常，不值得加以评论。

明代屠隆（字长卿，号赤水）《考馀事》中说：苏州虎丘茶最称精妙绝伦，为天下名茶之冠，可惜这种茶并不多产，都被当地豪强势要所把持，寂寞无闻的山林之家没有办法购买得来。天池茶青翠芳香，品饮之下赏心悦目，即使闻一闻也能消渴，堪称仙品。其他诸山的茶叶都得退避三舍，无法相提并论。阳羡茶俗名罗茶，产于浙江长兴县的最佳，产于荆溪的稍嫌不足。其中精细的品种，价格两倍于天池茶，只可惜十分难得，必须亲自采摘加工才好。江北的六安茶品质也很精妙，入药最好，但是当地人不善于炒茶，不能使茶的真香充分发挥出来，从而略感味道偏苦，其实茶的本性非常好。龙井山不过十数亩，超过这一范围有茶出产，然与龙井外表相似却品质不及。大约大自然开辟了龙泓美泉（即龙井泉，在西湖凤凰岭下龙泓村），山中则特意生长佳茶与之相配。龙井山中只有一两家炒法非常精妙。近年来有山中和尚烘焙的茶叶也非常好，其真品即使天池茶也无法企及。天目山茶的品质略次于天池茶、龙井茶，也称得上是茶中佳品。

当地方志记载：“山中寒气来得早而且重，山中和尚到九月以后就不敢出山。冬天多雪，三个月以后才可以通行，所以茶叶较其他茶叶独晚。”明代包衡（字彦平，秀水人）《清赏录》中说：从前，人们以陆羽对饮茶的贡献与后稷教民种植谷物相提并论，等到读到韩《谢赐茶启》（即《为田神玉谢茶表》）中说：“三国吴主礼贤下士，才听说了置茗以代酒的典故；东晋王好客善饮，才有了分茶的品饮技艺。”于是知道饮茶艺术的开创之功，并不是桑苎翁陆羽。如果说从前茶叶的功效尚未普及，那么当时赐茶数量已经达到一千五百串了。

明代陈仁锡（字明卿，长洲人）《潜确类书》中说：紫琳腴、云腴，都是茶的名称。茶花呈白色，冬天盛开，与梅花相似，也清香异常。[按语：冒襄（字辟疆，号巢民，如皋人）《界茶汇钞》记载：“茶花味浊，没有香味，香气凝结在叶内。”这两种说法不一样，难道唯独界茶与其他茶不一样吗？〕明代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上海人）《农政全书》中说：六经中没有茶字，荼也就是茶。《诗经》中说“谁谓茶苦，其甘如养”，是因为茶叶清苦而味道甘香。

茶叶是一种灵草，种植茶叶能够获得可观的利益，品饮茶叶则能使人神清气爽。上层社会中的王公贵族非常崇尚这一风习，下层社会中的夫役皂隶生活也都必不可少，茶叶的确是民生日用所依赖的，是国家赋税收入的一项来源。

明代罗廪（字高君，慈溪人）《茶解》中说：茶园之中不适宜混杂其他不洁净的树木。只有梅花、桂花、辛夷、玉兰、玫瑰、苍松、翠竹之类，可以与茶树间植，也足以屏蔽和覆盖冬日的霜雪，掩映秋日的阳光。茶树下面可以种植芬芳的兰花、幽静的梅花以及各种清新芳香的花草。茶树最忌讳与菜畦接近，不可避免会有污秽之气渗透进来，玷污茶叶的清香和自然之味。

茶地以向南朝阳的为佳，向北背阴的就较劣。所以即使在同一座山中，茶叶的品质好坏相差也会很悬殊。

明代李日华（字君实，嘉兴人）《六研斋笔记》中说：茶事在唐朝末年还没有很兴盛，只是幽人雅士亲自从荒凉的茶园或杂草丛生的地方采摘出来，选择其中的精华，以供物质和精神的享受，所以富有云水烟霞的自然之味。到了宋朝，形成了成批进贡朝廷的制度，茶叶充作皇室的美食，士大夫阶层更加推重，民间品饮之风也日渐推广，把它作为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于是种植茶叶的人们灌溉培植，与管理种植蔬菜的园圃一样，这样就损害了茶叶的品味。人们知道陆羽到处品评泉水，却不知道他到处探访品味名茶。皇甫冉《送羽摄山采茶》（一作《送陆鸿渐栖霞寺采茶》）诗数言，只是仅存的故事罢了。

明代徐岩泉《六安州茶居士传》中说：居士姓茶，宗族众多，枝叶繁衍，遍于天下。其在六安的这一支脉最为著名，称为大宗；至于阳羡、罗、武夷、匡庐之类，都是小宗；蒙山则又是其另外一个支脉。

明代乐纯（字思白，号雪庵）《雪庵清史》中说：能够使人轻身换骨、消渴涤烦的，是茶叶的功用，堪称至妙至神。从前在唐朝的时候，我们福建的茶事尚未兴起，被誉为草木仙骨的茶叶还隐藏着其灵性。五代后期的南唐，开始在北苑采制茶叶，茶事从此兴起。到北宋至道（995-997）初年，有诏令造茶进奉，于是茶品日渐众多。到咸平（998-1003）、庆历（1041-1048）年间，丁谓、蔡襄相继任职福建，造茶进贡朝廷，于是建茶制造更加精致。到宋徽宗大观（1107-1110）、宣和（1119-1125）年间，建茶的品质达到了兴盛的极点。在山间的断崖残石之上，林木挺秀，云气氤氲，往往于此显灵。如果没有丁谓、蔡襄来我们福建，那么这种种的茶中佳品，不是也会丢弃不见、自然消失腐败了吗？即使如此，还是担忧没有佳品。其品质如果真好，那么即使没有丁谓、蔡襄来我们福建，而灵芽真笋的茶叶难道最终会丢弃不见、自然消失腐败吗？我们福建的物产能够使人轻身换骨、消渴涤烦的，难道只有茶叶这一种吗？这里我将揭示其灵性。

明代冯时可（字敏卿，号元成，华亭人）《茶谱》中说：茶叶，最关键的全在采摘制造技术。苏州茶之所以能饮遍天下，就是以采摘制造技术取胜的。徽州向来不产茶叶，最近出产松萝茶，最为时人所重。这种茶创始于大方和尚，大方和尚在苏州虎丘居住最久，深得虎丘茶的采摘制造方法。后来在徽州休宁松萝山结庵修行，采摘各山的茶叶，在庵中烘焙制造，远近的人们争相来买，价格飞快上涨。人们于是称为松萝茶，其实并非松萝山所出产的茶叶。

胡文焕（字德甫，号全庵，钱塘人）《茶集》中说：茶叶是至清至美的物品，世上的人都不能体味到这一点，而世俗的人又不足以谈论这一点。医家谈论茶叶，说性寒会伤害人的脾脏。只有我有各种疾病，必须借助茶叶来治疗，所以每每深得其功效。唉！如果不是自有缘分，怎么可能如此契合相得呢？

明代王象晋（字荩臣，一字康宇，山东新城人）《群芳谱》中说：蕲州（今湖北蕲春）的蕲门团黄茶，有一旗一枪之号，说的是一叶一芽。欧阳修先生有诗句咏道：“共约试新茶，旗枪几时绿。”王安石《送元厚之》诗中也有“新茗斋中试一旗”的句子。世人称茶叶刚发的嫩芽为一枪，生长期长而叶片大的茶芽为一旗。

明代鲁彭《刻茶经序》中说：以茶书而称经，说明其重要；如今重刻行世，是为了便于阅览；之所以在竟陵（今湖北天门）刊刻，是为了表明陆羽是竟陵人士。陆羽出生颇具传奇色彩，与楚国的令尹子文很类似，都是弃儿。世人都说令尹子文贤明而入仕，陆羽虽然贤明，却终身不仕。如今读《茶经》三篇，本来就是具备实用之学问。其中说到“伊公羹，陆氏茶”，取来作为比喻，其实是以自己作比。所谓改变地域都是一样的，难道不是这样的吗？此后饮茶的风气，流行于中土和外国。而回纥也来以马匹交换茶叶，从宋朝至今，对于边疆防务大有助益。如此说来，陆羽的功劳，本来就流芳万世，是否出仕哪里值得争议呢！

明代沈周（字启南，号石田，长洲人）《书茶别论后》中说：古人吟咏梅花道：“香中别有韵，清极不知寒。”这种境界只有茶足以当之。例如福建的清源茶、武夷茶，苏州的天池茶、虎丘茶，杭州的龙井茶，徽州的松萝茶，庐山的云雾茶，名声虽然已经大噪，但是依然不能与茶相提并论。顾渚茶每年进贡三十二斤，说明茶在明朝初年已经受到重视。流传至今，其名声越传越远，更加为世所重。不仅得到圣人之清，而且还恭逢圣人之时，只是其蒸、采、烹、洗各道工序，都与古时的方法不同。

明代李维桢（字本宁，京山人）《茶经序》中说：陆羽所著有《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谱》十卷，《占梦》三卷，都没有流传下来，流传于世的只有《茶经》，难道是因为其他书人们随时都能得到，此书是其特长，因而容易出名吗？司马迁说：“富有而显贵却名声磨灭的人，历史上不可胜数，只有奇特卓异而不同凡俗的人得以青史留名。”陆羽终身贫穷困顿，可是他留下的著作和遗迹，百代以下却备受人们的宝爱，成为山川所重的标志、乡里所传的遗产。其高尚的风操能够使顽者廉、懦夫立，奋发向上，怎么可以缺少呢？

明代杨慎（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丹铅总录》（一作《丹铅杂录》）中说：茶，也就是古代的茶字。例如《诗经》所说的苦茶，《春秋》所说的齐茶，《汉书·地理志》所说的茶陵。到唐代颜师古注释《汉书》、陆德明编撰《经典释文》，虽然已经转入茶的读音，但还没有改变茶字的写法。一直到陆羽《茶经》、卢仝《茶歌》以及赵赞的茶禁以后，才以茶字取代了荼字。

明代董其昌（字玄宰，又字思白，华亭人）《茶董题词》中说：荀子说：“为人处世多有闲暇，那么其出入进退的自由就不远了。”陶弘景（字通明）说：“不做无益的事情，如何使有限的生命充满愉悦呢？”我认为饮茶之事就足以当之。高人隐士，摆脱权势、名利的烦扰，以此来消磨雄壮之心和打发悠长的时光。水源的轻清重浊，辨别起来就如同辨别淄水和渑水一样困难；火候的文武急缓，操作起来则如同调和炼丹的鼎炉一样不易。如果不是枕石漱流的隐逸之人，不能与茶亲近；如果不是文人之间的饮酒赋诗，不能与茶相比。当今天下的茶事，只有夏树芳（字茂卿）予以拈出，撰成《茶董》一书。顾渚茶、阳羡茶，都是做官的人往来采制，茂卿怎么能够禁止？正像强笑而不快乐，强颜而不欢汴，茶韵以此自胜罢了。我一向具有爱好山林的意愿，入山隐居十年，大概可以无愧于茂卿的说法。如今驱车来得福建，感念龙团凤饼，机缘巧合得以寓目亲见，难道一定如廉颇想为赵王所重用那样“士思为己用”？这是《绝交书》所谓的“心中不耐烦，而官事又烦杂无暇”，究竟有负于茶灶的中和之性。茂卿是否能以共同的感受谅解我呢？

明代童承叙《题陆羽传后》（一作《陆羽赞》）中说：我曾经过访陆羽故里竟陵，下榻于陆羽故寺，探访雁桥，参观茶井，慨然想见陆羽的为人。陆羽从小厌倦佛教僧徒的生活，而酷爱图书典籍，本来就不是出世忘世的人。最终寄号桑苎翁，隐居在苕、二溪，狂歌独行，继之以痛哭，其本意必定有其所在，当时人把他比作春秋时代的隐士接舆，怎么能算是理解陆羽呢？至于他生性喜欢茶叶，能够辨别水味，清风雅趣，脍炙千古。唐代张旭嗜酒，世称酒颠，韩愈认为他是有所寄托而逃避于此，陆羽也是这样吧。

明代于慎行（字可远，一字无垢，溢文定）《谷山笔》中说：茶事在汉代以前不见于文献记载，我想所谓的，也就是茶了。

李贽《疑谓》（当为《疑耀》，明张萱撰，旧本书贾托名李贽）中说：古人冬天就饮汤，夏天就饮水，并没有所谓的茶。李匡（唐人，一作李匡义，字文正）《资暇录》记载：茶事起源于唐代崔宁，黄伯思已经考辨其非，伯思曾经见到过北齐杨子华所作的《邢子才魏收勘书图》，其中已经有煎茶了。《南窗记谈》记载：饮茶开始于南朝梁天监（502-519）年间，其事见载于《洛阳伽蓝记》。等到阅读《三国志·吴志·韦曜传》，有赏赐茶叶以代替酒的说法，可知饮茶又不是开始于天监年间了。我认为饮茶也不是开始于三国吴国。《尔雅》中说：“苦荼。”郭璞的注释说：“可以作为羹饮，早采者称为茶，晚采者称为茗，也叫。”那么吴之前也已经以茶作茗了，只不像后世民生日用都离不开茶。大概从陆羽开始，才讲究品饮之法。自从宋朝的吕惠卿、蔡襄等人开始，饮茶之法才更加精巧。而茶叶也借此成为专卖商品，从而有利于国家。这些都是古人没有详细记载的。

明代王象晋《茶谱小序》中说：茶，是一种优良的树木。一经种植就不可移栽，所以婚姻聘礼中一定用茶，就是取其从一而终的含义。茶事虽然萌芽于《食经》，饮用自隋文帝，但喜爱的人还很少。到了后来，兴起于唐朝，鼎盛于宋朝，才为世人所推重。宋仁宗是个贤明的君主，每年南郊祭天斋戒前赏赐给中书省和枢密院的龙团，四个人合得两饼，一个人只分得几钱罢了。以至于宰相之家也舍不得烹点试茶，而珍藏以为宝，宋朝龙凤团茶贵重如此。近代四川的蒙山茶，每年进贡的仅以两计。苏州的虎丘茶，甚至于官府预先封上标记，统一组织采制，所得也不过数斤。难道天地之间人们喜爱之物本来就不会频繁出现吗？茶盏中泛着翠涛，茶碾上飘着绿屑，不借助佳茶，如何驱除睡魔？于是编撰了《茶谱》。

明代陈继儒（字仲醇，号眉公，华亭人）《茶董小序》中说：范仲淹（字希文）曾写下诗句：“万象森罗中，安知无茶星。”我于是以茶星来命名馆舍，常常与客人斗茶，以茶的芽叶旗枪作为标志，使其天然的色泽和香味自相映发。如果是茶圣陆羽复生，怎么忍心再作《毁茶论》呢？夏茂卿先生叙述酒事，其言论非常豪气。我说：“酒事怎么比得上茶事，身着隐士的装束，悠游于山林泉石之间，采摘带露的茶芽，烹点茶中的佳品，一洗为百年尘土所污染的肠胃呢？热肠如沸，茶不胜酒；幽韵如云，酒不胜茶。酒事与侠客相类，茶事则与隐士相似。酒的内涵固然很广泛，而茶的品德也很高洁。茂卿先生就是茶中的良史董狐，于是编撰《茶董》一书。东余山陈继儒书于素涛轩。

夏树芳（字茂卿，号冰莲道人）《茶董序》中说：自从晋朝和唐朝以来，各种饮食之会纷纷纭纭，茶与其他饮食各有所长，品质如淄渑之水难分轩轾，要像南史、董狐那样秉笔直书，所以就以《茶董》来命名本书。俗话说：穷研《春秋》，推演河图，不如载茗一车，的确很推重茶叶。如果认为此君面目严酷冷峻，而且认为饮茶是水厄，是乳妖，那么请仿效綦毋先生不要做此事。冰莲道人识。

《本草》中说：石蕊，又叫做云茶。

明末清初卜万祺《松寮茗政》中说：虎丘茶的色泽、味道、香气和韵致，都是无可比拟的。一定要亲临产茶之地，亲手采摘，并监督制造，才能够获得真正的虎丘茶。况且虎丘茶难以长久保存，即便是千方百计加以珍藏保管，稍一过时立即丧失其初始的真味馨香，差不多就像天上的彩云容易飘散，因而没有列入上贡朝廷的品种。然而山岩之间的间隙之地，所产的真品虎丘茶没有多少；加上其地列为官府禁地，即使当地寺院的僧侣也习惯于掺杂赝品，如果不是精于赏鉴的行家终究分辨不出来。明朝万历（1573-1620）年间，当地寺院的僧人苦于官吏的需索苛求，忍痛将茶树铲除殆尽。文震孟（字文起，溢文肃，长洲人）曾为此写下《茶说》加以讥刺评论。时至今日，真正的虎丘茶更加难以得到了。

明代袁黄（字坤仪，号了凡，嘉善人）《群书备考》中说：茶之名称，最早见于东汉王褒的《僮约》。

明代许次纾（字然明，钱塘人）《茶疏》中说：江南名茶，唐朝人称道的是阳羡（今江苏宜兴）茶，宋朝人最推重的是建州（今福建建瓯）茶。影响至于今日，进奉朝廷的贡茶仍以这两地为最多。然而，如今的阳羡茶已是徒有虚名，建州茶也并非最上佳品，只有武夷山的雨前茶才是最好的。近来人们所崇尚的，是长兴（今浙江湖州）的罗茶，我怀疑这就是古人所说的顾渚紫笋茶。但是罗茶产地原本有数处，现今只有峒山所出的最好。

姚伯道说过：“在明月之峡，出产有好茶。这种茶的韵致清爽悠远，滋味甘甜醇香，足可以称得上是仙品。至于在顾渚山出产的茶叶，也有比较好的品种，今人只是以水口茶来命名，与罗茶全然不同。至于歙县的松萝茶，苏州的虎丘茶，杭州的龙井茶，都与罗茶不相上下。”从前郭次甫极力称道黄山茶，黄山也在歙县，但是黄山茶的品质却与松萝茶相差甚远。过去的士人都很推重天池茶，然而天池所产茶叶饮用略微多一些，就会使人感到腹中胀满。浙江盛产茶叶的地方，还有天台的雁荡山，括苍的大盘山，东阳的金华，绍兴的日铸，所产茶叶都与武夷茶不相上下。

杭州附近的许多山中，产茶很多，其中生长在南山的茶叶品质俱佳，生长在北山的茶叶品质稍差一些。福建名茶，除了武夷茶以外，还有泉州的请源茶，如果请高手来加工制造，也可以与武夷茶相匹敌而略逊一筹。可惜大多被炒制得焦枯，令人扫兴。两湖地区生产茶叶的地方有宝庆（今属湖南）等地，云南盛产茶叶的地方有五华等地，所产茶叶都赫赫有名，品质甚至在雁荡茶之上。其余各名山胜地所产的茶叶，应当不止上述这些，有的是我不知道，有的则是名声尚未显著，因而我在这里没有评论和涉及到。

明代李诩（字厚德，号戒庵老人，江阴人）《戒庵漫笔》（一作《戒庵老人漫笔》）中说：从前人们论茶，以枪旗为美，而不取雀舌、麦颗（一作谷粒）之名，这是因为茶芽细嫩，就容易混杂其他树木之叶，从而难以分辨。所谓枪旗，也就是一个茶芽带一片嫩叶，形状如马蜂翅，即今人所说的壶蜂翅。

《四时类要》中说：茶子在寒露时收取晒干，用潮湿的沙土拌匀，盛于筐笼之内，以草秸覆盖，否则就会因受冻而无法生长。到次年二月中取出来，用糠和焦土播种下去。播种之时，要选择树下或背阴之地挖一个坑，方圆三尺，深一尺，反复刨掘挖好之后放进粪和土，每个坑中下六七十颗子，然后覆盖一寸左右的土，坑与坑之间相距二尺，每坑种植一丛。茶的本性害怕潮湿，又畏惧阳光直射，一般适宜种在山中的斜坡、较陡的山坡以及排水较好的地方。如果是平地，必须深挖沟垄以便泄水，种植三年之后才可以收茶。

明代张大复（字长元，一字星期、心其，号寒山子，昆山人）《梅花草堂笔谈》中说：赵长白作《茶史》，考订颇为详尽，主要是记载其事罢了。龙团、凤饼，紫茸、拣芽，这些决不可能在当今之世通行。我曾经谈论当今之世，毛笔价格腾贵，制笔技艺就更会失传，茶叶价格腾贵，其本色香味就更能生发出来。天下的事情，没有不亲身实践而能够有所成就的。

明代文震亨（字启美，长洲人）《长物志》中说：古往今来谈论茶事的，不下数十家，例如陆羽的《茶经》、蔡襄的《茶录》，都可以说是尽善尽美之作。但是当时的制茶方法，是用茶碾碾碎，调和成膏，制成茶丸、茶挺，因而其名称有龙凤团、小龙团、密云龙、瑞云翔龙等。到宋徽宗宣和年间，才以茶色白者为贵。福建转运使郑可简开始创制银丝水芽，将茶叶剔除叶子而取其中心，以清泉浸泡，祛除龙脑等香料，只有新刻的小龙婉蜒盘旋在上面，称为龙团胜雪。当时以为不可变更的方法。我们明朝的风尚有所不同，烹点试茶的方法，也与前人不同。但是却非常简便，充分发挥其天然之趣味，可以称得上是穷尽了茶叶的真味。至于洗茶、候汤、择器也都各有其法，难道只是侈谈乌府、云屯等茶具名目罢了？

《虎丘志》中记载：冯梦祯（字开之，秀水人）说：“徐茂吴品茶，以虎丘茶为第一。”明代周高起（字伯高，江阴人）《洞山茶系》（当作《洞山茶系》）中说：罗茶被上流社会所喜爱，虽然是近数十年之间的事情，但是其出产之初，则从唐朝卢仝隐居洞山、种茶阴岭开始，于是就有茗岭的说法。相传古代有汉王居住在茗岭的南边，一边教育儿童读书，一边种植茶树，继承卢仝的清幽韵致，所以南山所产茶叶，香味远远超过茗岭。据说如今老庙后一带所产的茶叶，还出自唐宋时期的树木根株。贡山茶如今已经绝种。

明代徐（字惟起、兴公，闽人）《茶考》中说：考查《茶录》等书，福建所产的茶叶，以建安北苑为第一，壑源等处次之，武夷之名尚未为世人所知。但是范仲淹（谥文正）《斗茶歌》中有“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的诗句，苏轼（谥文忠）《荔枝叹》中有“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的诗句，可见武夷之茶在北宋时期已经著名，只是尚未达到鼎盛罢了。但是宋元时期制造团饼，似乎已经失去茶的正味。如今武夷茶灵芽仙萼，香味和色泽尤其清新，堪称福建茶中第一。至于北苑壑源等地所产，又泯然无人所知了。难道自然山川灵秀之气、造物生产繁衍之美，有时会随时势变易而形成如此局面吗？

清初劳大与（字宜斋，石门人）《瓯江逸志》中说：茶叶并非浙江南部地区的特产，但这里也产茶，因此旧时制度以茶充作贡品，至今尚未废止。明朝张璁（字秉用，赐名孚敬，字茂恭，号罗峰，瓯海即今温州人）执政时，凡是浙江南部所进贡的特产，都奏请蠲免，只有贡茶保留下来。也许是因为先春采制茶叶，可以作为祭祀用茶，而且每年所费人力和物力也不多，姑且保留，以便稍微用作向朝廷进献忠忱的礼仪吧！只是后世在具体实施的时候，不免会有恣意多取的情况，上定一分，下派十分，从而使得种茶的园圃成了怨声汇聚的地方。只希望在这里做官的人不要在规定的数额之外滥取无度，不至于造成民众的沉重负担。

明代陈耀文《天中记》中说：大凡种植茶树一定要先下子，移植之后就不可能成活了。因此民俗婚姻中的聘礼，必定以茶作为聘礼，也是取其从一而终的含义。

宋代高承《事物记原》中说：榷茶起源于唐朝建中（780-783）、贞元（785-805）之间。赵赞（建中三年）、张滂（贞元九年）建议按照每十税一的标准征收茶税。

明代陈继儒《枕谭》中说：古传注（郭璞为《尔雅·释木》所作的注释）认为：“茶树初次采摘的叫做茶，老者叫做茗，再老者叫做。”如今既然茶又称作茗，当是错用其事了。

明代熊明遇（字良孺，进贤人）《山茶记》（当作《罗茶记》）中说：产茶的地方，山中夕阳照射的地方要胜过朝阳照射的地方，罗产地的庙后山正好是西向，所以产茶上好；但总不如洞山南向，接受阳气最专，足可以称为仙品。

冒襄《茶汇钞》中说：茶叶产于平地，接受的土气较多，因而其品质重浊。界茶产于高山之上，全是风霜雨露清虚之气，所以值得推崇。

吴拭（字去尘，号逋道人，休宁人）说：武夷茶，其赏鉴从北宋蔡襄开始，认为其味道超过北苑的龙团茶，周右文极力贬低它。大概是因为山中不熟悉采制烘焙方法，一味追求量大利多的结果。我曾经试着采摘少许，以松萝茶的制法进行加工，汲取虎啸岩下语儿泉水烹煮，色、香、味俱备，带云石者还有甘软之气。于是我分出数百叶寄给周右文，希望使武夷佳茶能够扬眉吐气；同时又洒一杯于地，以告慰蔡襄的在天之灵。

超全和尚《武夷茶歌注》中说：建州有一位老人最初献上山茶，民间传说他死后成了山神，喊山之茶的习俗就是由此兴起的。

中原市语说：茶叫做渲老（倡优阶层中流行的秘密语）。

明代陈诗教（字四可，自号灌园叟，秀水人）《灌园史》中说：我曾经听山中和尚说，数颗茶子落地，只生长出一茎茶树，好比连理枝，因此婚嫁要以茶为礼，大概也是取其一个根本的含义。旧时传说茶树不可移植，终究也有移植而存活下来的，于是可知晁采寄茶，只是沿袭前人的影响罢了。

唐朝李商隐（字义山，河内人）《杂纂》以对花啜茶作为煞风景之事的一种。我苦于口渴病，每日饮茶何止七碗，那么花神能够体察的话，当不会怪罪我。

明代周晖《金陵琐事》中说：茶叶有肥瘦之分。云泉道人说：“大凡茶叶肥者味甘，味甘就不香。茶叶瘦者味苦，味苦就香。”这又是《茶经》、《茶诀》、《茶品》、《茶谱》等书所未曾阐发的观点。

野航道人朱存理（字性甫，明朝吴县人）说：品饮之用，以茶为首，可是茶叶却不见载于《尚书·禹贡》，大概是为了保全民生日用而不以此为利。后世榷茶成为制度，并非古圣先王的本意。陆羽编撰《茶经》，蔡襄编撰《茶录》，孟谏议寄给卢仝（号玉川）三百片月团，后来奢侈浪费以至于雕饰龙凤，应当责备蔡襄。然而饮茶清逸高远，上通王公贵族，下至山林隐逸，也可以说是一种雅道。

清朝佩文斋《广群芳谱》中说：茗花，也就是日常茶叶的花，色泽月白，中间黄心，隐然清香，插在书斋的花瓶中，可以作为清供佳品。而且花蕊在枝条之上，无不开遍。

清代王士祯（字子真，号渔阳山人，山东新城人）《居易录》中说：广南人以（即苦丁，又名皋卢）为茶。我将其写入《皇华记闻》中。阅读《道乡集》，其中有张纠的一首《送吴洞绝句》说：“茶选修仁方破碾，分吴洞忽当筵。君漠远矣知难作，试取一瓢江水煎。”大约是志完升任昭平时所作。

王士祯《分甘馀话》中说：北宋丁谓担任福建转运使，开始制造龙凤团茶上贡朝廷，总量不超过四十饼。天圣（1023-1032）中，又制造小团，其品质要超过大团。神宗时期，诏令制造密云龙，其品质又超过了小团。元（1086-1094）初年，摄政的宣仁皇太后说：“敕令建州，今后不许再造密云龙，也不要再造团茶，只选择上好的茶品吃了，就会生得甚好智慧。”宣仁皇太后一改熙宁（1068-1077）新政，贡茶的改制只是其中的一件小事。然而审视其言论，实在可以为万世所效法。士大夫之家，尤其是其膏粱子弟不可不知道其中的蕴涵。谨备录于此。

《百夷语》中说：茶也叫做芽。以粗茶叫做芽以结，以细茶叫做芽以完。缅甸少数民族称茶叫做腊扒，吃茶叫做腊扒仪索。

清代徐葆光《中山传信录》中说：琉球称茶叫做札。

《武夷茶考》中说：北宋丁谓制造龙团，蔡襄制造小龙团，都是北苑的事情。武夷茶进贡朝廷，是从元朝浙江省平章高兴开始的，可是谈论此事的人们动辄称丁谓、蔡襄。苏轼诗说：“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可见在北苑修贡之时，武夷茶已经为两位先生所赏识了。到了高兴以武夷茶进贡之后，北苑就逐渐湮没无闻了。

从前有人说，茶叶作为一种物产，涤除昏昧，消化积滞，对于学习、从政都是有帮助的，所以贡茶与进贡荔枝、桃花是不同的。然而，将此道理放在更高的大义层面来看，贡茶也不过是和宦官、宫女敬爱君王的表现类似。蔡襄直言敢谏，名高天下，与名臣范仲淹、欧阳修差不多齐名，可是因为贡茶一事却与号称贪婪小人的丁谓相提并论。如此说来，君子的言行举止，难道可以不慎重吗？

清代屈擢升《随见录》中说：按照沈括《梦溪笔谈》的说法：“建州茶都是乔木，而吴地、蜀地的茶叶只是丛生的灌木罢了。”根据我的见闻，武夷茶树都是丛生，起初并无乔木，难道沈括没有到过建安吗？抑或是当时的北苑与如今的武夷有所不同呢？《茶经》记载“巴山峡川中有两人合抱的”，这又与吴地、蜀地茶叶是丛生灌木的说法不同，姑且记述于此以便参考。

明代凌迪知（字稚哲，号绎泉，乌程人）《万姓通谱》中记载：汉朝的时候有茶恬，出于《汉书·江都易王传》。根据《汉书》所说的荼恬[苏林说：茶，食邪反]，则荼本有两种读音，到唐朝时，荼、茶才分开了。

明代焦周（字茂孝，上元人）《说》中说：茶叶，又叫做玉茸。

篇幅所限，精彩待续。

文/网络综合

品味生活，从茶开始。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与朋友分享,也是一种快乐。

故宫博物院“茶·世界”大展于9月1日至11月31日对外展出。

内容提要 宋茶文化在中华茶文化发展长河中承上启下、创新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宋代“点茶法”在中华茶饮文化中独树一帜;宋代茶制利于军备并刺激了经济的发展;茶道文化促成了中华茶文化重教崇德传统;宋代全面开启了中国茶文化研究的新局面，为后世留下了众多的茶文学艺术珍宝，成就了中国茶器具文化的美学高峰，创造了宋茶文化促进中华民族融合的奇迹。当今，我们应吸收宋茶文化中的精华，传承其优秀的文化底蕴和精神气质为当代发展所用，挖掘和创新宋茶文化“和”韵，以茶和天下的胸襟，助推社会和谐，增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扩大对外开放;挖掘和创新宋茶文化“德”韵，弘扬中华茶道文化和传统美德;挖掘和创新宋茶文化“雅”韵，共筑文化供给侧精品化和大众化共同繁荣的新格局;挖掘和创新宋茶文化“新”韵，鼓励解放思想、求真务实、创新创造。

关键词 宋茶文化 历史贡献 宋韵文化 当代价值

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秉持高度的文化自信，传承优秀的文化基因，创造强大的文化力量，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必备条件。

茶，源于中国，走向世界，为人类健康和文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博大精深的中华茶文化始终与中华文脉息息相通、休戚与共，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成为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标识。宋茶文化在中华茶文化发展长河中承上启下、创新发展，在转型繁荣中形成了独特鲜明的特色，不仅对中国后世的茶文化，而且对日本的茶道、韩国的茶礼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宋茶文化与宋韵文化气息相通，能量同向，在扬弃中挖掘和发现宋茶之韵在今天和未来发展中的宝贵价值，并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国家强盛、社会进步、文化发展和人民美好生活作出贡献，这是我们深入研究宋茶文化和宋韵文化，传其精华流韵的真正目的。

一、宋茶文化的历史贡献

唐代陆羽《茶经·六之饮》记载：“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齐有晏婴，汉有扬雄、司马相如，吴有韦曜，晋有刘琨、张载、远祖纳、谢安、左思之徒，皆饮焉。滂时浸俗，盛于国朝，两都并荆渝间，以为比屋之饮。”《旧唐书·李珏传》有“茶为食物，无异米盐”的记载，说明唐代茶于民众生活已日益重要，这与宋人所谓“百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同出一辙。至宋，饮茶之风风靡全国，连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下的民众也深受影响。在茶叶生产上，不仅技术有了很大进步，而且同其它经济作物生产一样，出现了很多专业园户，进行面向市场的商品生产和经营。其时的茶饮文化、茶器具文化、茶的文学艺术等也随之丰富和繁荣起来，并且渗透到思想学术、宗教信仰、生活生产习俗中来，从而使宋茶文化蔚为大观。故此，中华茶文化发展史上一直有“兴于唐、盛于宋”之说。(一)宋代“点茶法”在中华茶饮文化中独树一帜

人类用茶，从实用上升至文化，从吃茶开始(当食物、药物吃)进而到喝茶(当汤药、饮料喝)、品茶(当审美对象来品鉴香之美、色之美、味之美)兼顾。先秦两汉用的是“羹饮法”，即将茶饼或鲜叶捣碎后再拼入各种调料、食物，“和烹而饮之”。至唐代，“煎煮法”分流，煎煮的“羹饮”依然流行，同时煎煮的清饮开始得到重视，陆羽更是大力提倡，而百姓中直接用水冲泡茶叶的方法也开始露头。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以法令推行散茶，使散茶在众多的制茶方式中脱颖而出，从此“全叶冲泡法”成为中国茶饮方式的主流。而宋代的“点茶法”，正处于中国茶饮发展史承上启下的重要位置。

宋代“点茶法”有一套完整的程序：经碾茶、罗茶(以罗细筛)、候汤(烧煮用水)、熁盏(熏烤茶盏预热)，然后点茶，宋徽宗《大观茶论》还将点茶细分为七个步骤。点茶法始于民间，是多种茶饮方法中的一支，而经蔡襄在其茶文化名著《茶录》中详加介绍之后，很快在民间广泛流传。之后，宋徽宗《大观茶论》再度详解点茶法。于是，末茶冲点饮法迅速成为宋代茶饮文化的主流，形成了中国茶艺的一大高峰。

宋人审美的精致，还进一步反映在点茶中的“分茶”技艺。唐代的“分茶”就是将煮好的茶汤让大家分而饮之，也称“均茶”。而宋代的“分茶”逐渐演化为在点茶过程中用茶匙(后用茶筅)拨弄、用汤瓶注水，形成文字和图案，犹如在茶汤上作书画，大约是宋人书画情节在茶艺上的一种延伸吧。

宋人还将“斗茶”普及开来。宋人斗茶不仅是茶叶品质的比赛，更是点茶技艺升级版的比赛。点茶是一种茶饮方式，日常在用;斗茶是点茶技艺的比拼，是游戏时或正式比赛中的“斗”，斗的是茶品、茶技和茶艺的高下。北宋陶榖《清异录》卷下记载：“近世有下汤运匕，别施妙诀，使茶纹水脉成物象者，禽兽、虫鱼、花草之属，纤巧如画，但须臾即就幻灭。此茶之变也，时人谓之‘茶百戏’。”宋代“分茶”与前代传下来的“茶百戏”之间是否存在传承创新关系，需作进一步研究，但它们确有异曲同工之妙，其赏心悦目的游艺色彩和雅俗共存的文化精神是相通的。

宋代的“点茶”“分茶”“斗茶”，是将茶饮注入精神和文化，使之实用和审美兼得的一种方式，彰显了茶艺活动的趣味性和生动性，在当时非常盛行普及，连边境内外的少数民族包括辽、金的茶饮方式都深受影响，习而用之。

宋代茶饮和茶艺之盛也促进了茶馆业之兴，这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茶馆数量大增，经营方式有了新的突破，灵活多变，出现了一窟鬼茶坊、花茶坊、水茶坊、蹴踘茶坊等不同形式的茶坊，歌女献茶成为茶肆的行规。为了赢得丰厚的商业利润，甚至有专供仕女夜游吃茶的地方，提茶瓶者还主动送茶上门服务，有的还引入歌卖以招徕顾客。他们通过专业化分工提高服务和管理水平，通过热情周到、细致入微的服务留住客人, 通过行会组织实现茶馆的规范化管理。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时开封城内的闹市和居民聚集之处，各类茶坊鳞次栉比。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也表现了北宋东京茶楼林立、酒肆繁多的市民生活图景。而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城内茶肆，“四时卖奇茶异汤，冬月添卖七宝擂茶、馓子、葱茶，或卖盐豉汤，暑天添卖雪泡梅花酒，或缩脾饮暑药之属。向绍兴年间，卖梅花酒之肆，以鼓乐吹《梅花引》曲破卖之，用银盂杓盏子，亦如酒肆论一角二角”。二是注重茶馆硬件设施的建设，装饰颇为精致典雅，并对饮茶环境的雅静有着非常高的要求。“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店面。”“今之茶肆，列花架，安顿奇松异桧等物于其上，装饰店面，敲打响盏歌卖，止用瓷盏漆托供卖，则无银盂物也”，烘托出茶馆的艺术氛围。三是宋代茶肆的功能远比现在丰富，其时茶馆的功能主要有三种：(1)人们品茶、斗茶等茶事活动的重要场地;(2)除了作为行业聚会场所外，还是三教九流聚集之所，是人们在此沟通信息的交流空间和社交场所;(3)听书、看戏、放松、休憩的休闲娱乐空间和教坊习艺场所，例如“中瓦内王妈妈家茶肆名一窟鬼茶坊”“保佑坊被朱骷髅茶坊”，这“一窟鬼”“朱骷髅”就是说书人经常使用的神魔鬼怪的话题题目，并结合题目组织相应说书活动，由此可以想象这些茶肆兼有听书的特色。由此可见，宋代是中国茶馆文化的定型期，自此以后中国茶馆文化便具有了市民性质，成为大众性、娱乐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结合体，其风貌和传统一直影响到现在。

(二)宋代茶制利于军备并刺激了经济文化的发展茶叶在中国古代除了是上到皇亲国戚下到寻常百姓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外，还是茶区百姓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同时也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茶叶又是重要的军需物资、茶马互市的要素，在一些特殊时期还是朝廷和平外交的纳贡物品，因此历朝历代都很重视用法令、政策对茶叶生产和流通进行严格管控。宋朝从开国之初就高度重视通过建章立制加强对茶叶的控制，其中最重要的是垄断茶利的榷茶制度和保证皇亲国戚、大小官员享用或赏赐优质茶品的贡茶制度，使得宋代产茶从质量到数量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另外，茶马互市也有一整套法规制度，对自己是易马以充军备、生产之用，对外则希望起到削弱敌方军力的作用。甚至宋仁宗时期西夏对宋发难时，使西夏“饮无茶”也成为停战议和的重要原因之一。榷茶、贡茶、茶马互市等茶制是为了加强朝廷的政治集权、经济控制，对茶农、茶商都是加重了盘剥，但客观上也起到提升茶叶品质、刺激茶叶生产的作用，而且在文化上由于上之所重，刺激了皇亲国戚、文武官员对茶文化的消费，一方面对茶艺乐此不疲，另一方面创作了大量的诗词书画，对宋代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有促进作用。

(三)宋代茶道文化促成了中华茶文化重教崇德传统

“茶道”用语始于与陆羽亦师亦友的诗僧皎然，而具有哲学意义的茶道思想体系的形成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中国茶道以茶的物质生产和生活为基础，进而上升为文化的、社会意识的方方面面，如科学技术、文学艺术、道德伦理、教育、宗教、民俗、民间信仰等，再进一步就概括化、抽象化上升为“道”，也就是哲学层面了。“天人合一”看茶也好，“精行俭德”看茶也好，都是中华茶道茶哲学的内容。

哲学是文化的核心和思想基础。中国古代哲学最发达的部分是人生哲学，伦理学和思辨学又是其中的重点。儒家的重心几乎都放在伦理上，思辨也多是对伦理的思辨，家国治理用的理论和方式也是伦理的底子，再以思辨阐释。道家的重心放在对生命思辨上。至于中国化的佛家，将人生和伦理放大到众生、放大到“三生”(前生、今生、来生)，再用思辨驾驭。宋朝统治者喜作多元融合工作，文化树儒学领导地位，同时力纳佛道于一体。宋代茶文化在思想观念上同样受其深刻的影响，赋茶以德喻人德，赋茶以性喻人性，以茶的生命过程比喻人生，而诠释“德”“性”“人生”的重点仍是伦理内容，而且常常将佛道思想融合其中。这在宋代的文人士大夫乃至皇帝的茶文化思想上得到充分体现。

宋代文人将茶比作高雅正直的君子，将佳茗比作如花似玉的美人。而北宋强至更是首倡“茶德”，针对当时“茶生天地间，建溪独为首。南土众富儿，一饼千金售。公立须南官，好居众富右。俸钱未到门，已入园夫手。买藏惟恐迟，秘之逾琼玖”的奢靡现象，他感叹道：“茶品众所知，茶德予能剖。烹须清泠泉，性若不容垢。”说的虽是茶品、茶德、茶性，实际上指的是人品、人德、人性，其末句得出结论说：“古若有此茶，商纣不酣酒。”把茶上升到天人合一的高度，上升到品德品性的高度，上升到治国政德的高度，将茶和人生哲学、道德伦理结合起来，将饮茶、品茶融入到儒家思想中去，赋茶以教化功能，这在宋代是极具代表性的。还有一个典型的例证，那就是司马光与苏轼两位大师对茶与墨两种本不相关的物质进行了一场充满智慧的对话，将茶茗哲理化、人格化，这就是中国茶文化史上一个著名的典故“茶墨论”，深深拓展了两物的哲理境界，其别开洞天的哲理观照，深刻地反映出宋代茶道与人道的高度统一。

同时饮茶、品茶、玩茶毕竟也是放松身心、愉悦神志的事情，于是“不如仙山一啜好，泠然便欲乘风飞”，“悠然淡忘归，于兹得解脱”，又是一种超脱尘世、心归自然的道家态度了。而“夜啜晓饮俱绝品，心源何处著尘埃”，已是禅意浓浓了。宋徽宗尊信道教，大建宫观，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在《大观茶论》序言中表达他的茶思想的内核是“至若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冲淡简洁，韵高致静，则非遑遽之时可得而好尚矣。”提倡品茶的精神境界为“清、和、淡、洁，韵高致静”，俨然是以一种道家态度来看待中国茶道的基本精神。这种思想，用于识茶自然不错，用于治国便显消极，已经游离儒家轨道了。

中国茶文化饱含儒家思想内涵自不必说，也在与佛教、道教乃至民间信仰中的密切关系中汲取了大量营养。在宋代，佛道多居好山好水好茶之处，僧人、道士在寺观周围种茶，一可供奉于佛神之前，二可醒脑以事佛道，三可招待僧俗访客，四可打理寺观经济，将富余的茶换取庙观之资。许多地方名茶由此产出，杭州、越州、湖州、建州、岳州、泉州、瑞州、池州都有佛寺名茶受到时人追捧。武夷冲佑观是南宋名道观，培育制作武夷茶，终成气象。僧道出家人在传教之外，又往往成为茶艺茶道的传习人。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第二次任职杭州时去游西湖寿星寺,“妙于茶事”的老友南屏谦师，特意从南屏山赶去为他设茶。他再次目睹谦师炉火纯青的点茶技艺，品味了回味无穷的茶汤，写下《送南屏谦师》诗：“道人晓出南屏山，来试点茶三昧手。忽惊午盏兔毛斑，打作春瓮鹅儿酒。天台乳花世不见，玉川风腋今安有?先生有意续《茶经》，会使老谦名不朽。”吴则礼《同李汉臣赋陈道人茶匕诗》记录了北宋宣和年间已盛行用茶筅点茶,但陈姓道人仍用茶匙点茶，吴则礼由衷赞叹其高超的茶艺：“诸方妙手嗟谁何，旧闻江东卜头陁。即今世上称绝伦，只数钱塘陈道人。宣和日试龙焙香，独以胜韵媚君王。平生底处虀盐眼，饱识斓斑翰林碗。腐儒惯烧折脚铛，两耳要听苍蝇声。苦遭汤饼作魔事，坐睡只教渠唤醒。岂如公子不论价，千金争买都堂胯。心知二叟操钤锤，种种幻出真瑰奇。何当为我调云腴，豆饭藜羮与扫除。个中风味玉高彻，问取老师三昧舌。”

在宋代，茶不仅成为寺观供品和僧道生活的一部分，而且会成为佛道传教的媒介，佛教会举办助缘传道的“茶汤会”，道教会利用茶馆茶肆作为显现神迹的场所，僧人道人也常借茶会茶叙与文人士大夫交往。特别是佛教，“茶禅一味”成为传统，不仅有赵州从谂禅师“吃茶去”的法门，有的还列入宗门规式，如写入丛林制度的《百丈清规》。

受到茶道文化融入儒释道和民间信仰的思想内容，不仅对茶文化推广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茶道在宋王朝的建立，奠定茶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不可替代的独特地位。至明清时期，宋代这种融入世间生活、赋予世俗以形而上意义的茶饮和茶文化精神真正走向了市民社会。

(四)宋代全面开启了中国茶文化研究的新局面

中国茶文化成“学”，自唐代陆羽《茶经》始。《茶经》是茶学著作，也是茶文化著作，也可以看作茶教育著作，从茶的产地到茶的生产、效用、品饮、器具，再到茶的史料、当时的茶叶地理等等，收集、阐释之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开启了系统研究茶学和茶文化的先河，不愧为开山经典。至宋代，著茶书之风愈盛，远超唐代(12种，完整传世4种;宋代30部，完整传世11部)。究其主要原因，一是由于茶叶生产、消费大增，产区已近70郡，国家重视、管理程度加大，研究、推广著述自然大增;二是由于宋代农业的专业种植和商品化程度大为提高，农学随之发达，也刺激和带动了茶学的繁荣;三是上层示范带动，宋徽宗赵佶成了古今中外唯一一位对饮茶著书立说的皇帝。“上之所好，下必从之。”一大批高官重臣不仅嗜茶，而且带头著书立说，如丁谓《北苑茶录》、蔡襄《茶录》、沈括《本朝茶法》、宋子安《东溪试茶录》、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赵汝砺《北苑别录》、黄儒《品茶要录》、刘异《北苑拾遗》、吕惠卿《建安茶记》、唐庚《斗茶记》、叶清臣《述煮茶小品》、佚名撰《北苑煎茶法》、章炳文《壑源茶录》、审安老人《茶具图赞》等。无疑，这些文人士大夫对茶文化的传承发展和解读，自然会给茶注入他们的审美理念，使茶的文化形象日益提升，丰富了茶的精神内涵，提升了茶的文化高度，并引导了社会风尚，深刻影响着后世茶文化的发展。

宋代茶和茶文化研究在中国茶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如《东溪试茶录》在我国茶叶史上第一次对北苑茶树进行了科学的、详细的分类，有白叶茶、甘叶茶、早茶、细茶、糟茶、晚茶、丛茶7个品种，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由三司使林特、李溥、刘承珪等编纂的《茶法条贯》，选录宋初以来有关茶叶诏令297篇，是中国最早一部成典茶法。《政和茶法》是我国乃至世界茶文化史上完整保存下来的最早一部茶政法典。绍兴二十年(1115年)韩仲通等主编的《绍兴茶法》，是一部集大成的旷世茶法大典，全书105卷，汇编有关法律条文共3500件。

皇帝和文人士大夫带头撰写茶书有力地推动了茶生产的发展、茶生活的普及和茶文化地位的提高，不仅利在当时，而且极大地影响了后世。这些茶书保存了宋代点茶分茶技艺和北苑贡茶生产工艺这样当时独有的极其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后世的活态保护和重现提供了详尽的资料和依据。开启了茶制茶法类著作进入茶文化领域的大门，拓宽了茶文化研究领域，为后世茶制茶法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和资料的参考。宋代茶书保持多元、严谨、精细的文化特点，重独创，自成体例，不袭唐人，也不循时人;重“入世”，不脱离社会坐而论道而是将茶文化与社会文化互为参照，紧密结合，所呈现的学术独立和联系实际的精神为后世所景仰。

(五)中国茶文化的宋代审美为后世留下了众多的文学艺术珍宝宋代是茶文化非常繁荣的时代。在这一时期，文人士大夫们不仅主持茶业生产，为茶著书立说，而且热衷茶饮，精研茶艺，讴歌茶文化，写下了无数关于茶文化的文学作品，尤其是众多脍炙人口的诗词篇章，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茶文化艺术瑰宝。钱时霖等《历代茶诗集成》共收录宋代茶诗5297首(唐代茶诗665首);现存茶词始见于苏轼，此后有黄庭坚、舒亶、秦观、毛滂、周紫芝、赵鼎、张孝祥、吴文英、张炎等70余位词人都曾作有茶词，共计514首。这些诗词题材广泛，涵盖了几乎所有的茶文化内容;名家众多，大多数诗词名家都写过茶诗词。因茶具有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属性和“天人合一”内在联系，所以往往成为宋代诗词中的文化意象，以茶论人说事况物释典，无所不至。宋代的茶生产、茶生活、茶事、茶艺、茶会具有历史独特性，欧阳修《尝新茶呈圣俞》《双井茶》、范仲淹《武夷茶歌》、王安石《寄茶与和甫》、丁谓《北苑焙新茶》、林逋《烹北苑茶有怀》、王禹偁《龙凤茶》、苏轼《汲江煎茶》《和钱安道寄惠建茶》《西江月·龙焙》、黄庭坚《品令·咏茶》《煎茶赋》、蔡襄《即惠山煮茶》、秦观《茶》《满庭芳·茶词》、梅尧臣《南有佳茗赋》《闻进士贩茶》、吴文英《水龙吟·惠山酌泉》、杨万里《澹庵坐上观显上人分茶》、陆游《听雪为客置茶果》、刘过《临江仙·茶词》等茶诗词歌赋则生动地记录了这些饱含丰富、珍贵的文化遗产。有学者认为，“较唐代而言，宋代茶文学在体裁上有所出新，在内容上更为丰富，在内涵上有所发展。”“文人士大夫们将茶提炼为一种高蹈脱俗的诗学意象，用茶来抒发政治理念以及对社稷苍生的关切与闵怀，在煮茶品茗的雅致之境中修身养性、锻铸灵魂，超越生存的困境与悲哀。中国传统‘士’的精神在宋代茶诗中得以彰显和进一步升华。”由此我们可以说，唐五代是中国茶文学的兴盛时期，而宋代则是中国茶文学的巅峰时期。宋代书画艺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大家辈出，茶文化同样成为书画家们笔下生辉的对象。北宋书坛四大家蔡襄、苏轼、米芾、黄庭坚都有茶书法杰作;南宋陆游以诗名著称，兼工行草，嗜茶如命，“水品茶经常在手，前身疑是竟陵翁”。宋代将茶饮上升到品赏文创的层面，点茶、分茶、斗茶之风盛行。一些宋代著名书画家都留下了珍贵的茶书画名作，流传至今的茶事书法、绘画珍品就有蔡襄楷书《茶录》《精茶帖》、苏轼行书《啜茶茗》、苏过行书《建茗帖》、黄庭坚《奉同公择尚书咏茶碾煎啜三首》、宋徽宗赵佶《文会图》、刘松年《卢仝烹茶图》《撵茶图》《斗茶图》《茗园赌市图》，以及宋元之交钱选《卢仝煮茶图》《品茶图》，这些都是我国茶文化的重要艺术品。宋代壁画墓中也有不少表现茶题材的生活图景，内容主要可以分为茶具、备茶、奉茶、宴饮和祭祀供奉五类。有学者认为，“在宋代之前，古人在绘画过程中对茶文化的引入较少，没有确切的体现出茶文化的意义以及情感，而宋代则是在这一基础上，很大程度地将茶画进行了翻天覆地的创新。他们在绘画的过程中，以茶香、茶桌、饮茶器具等相关物品作为整幅画的绘画主题，而之所以茶文化能在宋代的绘画领域中如此盛行，这与宋代君王对茶文化的重视程度与喜爱程度是分不开的关系。”另外，在宋代小说、戏曲、民间故事和谚语中都有茶文化的身影出现，无茶则无文，成为宋代茶文化的一个奇观。

宋 刘松年《撵茶图》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六)宋代瓷韵成就了中国茶器具文化的美学高峰

茶器具因茶的生产、饮用而生。最早记录茶具的文献是西汉王褒的《僮约》，“武阳买荼”“烹荼尽具”短短8个字，却在茶的文献史上珍贵无比，因为这是中国也是世界最早书面记录茶叶买卖和专门茶具的茶文化文献，说明至少在西汉时期茶饮已成风尚、茶器具已从其它共饮器中分离出来了。至唐代，茶器具已经相当完备，陆羽将之划分为两大类：一是具，是茶叶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工具;二是器，是用茶所需的各种器具。后代讲茶器具，因生产用具太庞杂(特别用机器生产之后)，已经不含在内了，讨论茶器具基本是在狭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又因为茶饮文化包括茶艺的内涵有很大的发展，所以茶器具已由茶壶、茶盏(杯)、茶桌(台)扩展到配合茶饮茶艺的花器、香器、水器、茶宠、布景(摆件、挂件等)，成为一个非常丰富多元的体系了。

至宋代，茶器具的发展成为宋代茶文化的重要部分。朱弁《曲洧旧闻》说当时茶具“精丽极世间之工巧，而心犹未厌”。特别是因瓷器技艺高超、审美高雅而誉满天下，故也被称为“瓷的时代”。宋代对文化的推崇和工艺美术极致的要求，催生了瓷器的繁荣，而瓷器中的茶器又因茶饮的普及和茶文化的风行，反过来也促进了瓷器生产和美学的提升。宋瓷窑口数量多、分布广，先后以八大窑系为代表，北方四大窑系定窑、钧窑、磁州窑、耀州窑，各呈其妙;南方四大窑系越窑、建窑、龙泉窑、景德镇窑，各领风骚。未列入八大窑系的北方汝窑和南方吉州窑其实并不逊色，汝窑采定窑印花、越窑釉色之长，力拔头筹，后跃居五大名窑之首;吉州窑有玳瑁纹、剪纸纹、鹧鸪斑等显赫名品，最神奇的是将树叶与瓷釉融合烧制，高温后叶脉清晰完整，如在枝头。总之，宋代瓷窑烧造的茶盏造型各异，刻花印花，争奇斗胜，都体现出茶文化对茶具穷极工巧的要求，具有极其高雅的美学韵味和艺术享受，是中国瓷器史上实用与审美完美结合的典范。

文化消费和艺术审美永远呈现的是高端引领。在宋代，茶，培植了“上品茶”观念;器，保证皇宫需求的“官窑”和满足社会需求的“民窑”(精品也有进贡的)，既各守其责，又相互辉映，共同成就了宋代茶文化、茶器具文化的繁荣和美丽。宋以前没有官窑，只有贡品。宋朝最初进贡的是定窑精品，后嫌“芒口”(口沿无釉露芒)而改用汝窑，还有景德镇的青白瓷，其它越窑、耀州窑、龙泉窑(最著名的是哥窑、弟窑)等也都有精品进贡。到北宋末年，宋徽宗干脆自己建窑烧制，这才有了名副其实的皇家窑口——官窑，产品身份也同其它贡品有了区别。

瓷器至唐代，南青北白;至宋，青愈青，白愈白，产地已不分南北。但忽然杀出黑马，黑釉大行其道。究其根本，还是茶局搅动了瓷局，黑釉茶盏的好处一是迎合了点茶、分茶、斗茶意趣，盏釉之黑充分衬出茶沫之白，更能凸显白沫上巧做的图文;好处之二是其粗厚，点茶之前有道工序叫“熁盏”，就是通过熏烤给茶盏预热，粗厚就有了保持温度的优势。最热门的是建盏，皇帝喜欢，大臣追随，民间热捧，成为中国瓷器史上的一朵奇葩。其实，南方的吉州窑、北方的耀州窑、磁州窑也都有黑釉茶器生产，也颇受时人欢迎。宋代海外贸易兴起，也进一步刺激了瓷器生产。宋瓷茶器具形制和釉色之美，深受当时日本、高丽的喜爱，对日本茶道、高丽茶礼和所用茶器具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宋代的审美既是精致的也是多元的。其它材质的茶器具也在宋代流行，如陶、木、竹、铜、金银、琉璃、玉石、玛瑙等等，或承继前朝，或变化创新，发挥各自的实用和审美功能，但在宋朝这样的“瓷的时代”都无法成为主流，只能起到众星拱月的作用。

(七)宋茶文化创造了促进中华民族融合的奇迹

宋代是多民族政权对峙并立的时代，北方先后面临辽金之困，西面受西夏之扰，但一面是交手交锋，一面是交流交融，加上南方大理一直与宋朝和平相处，所以宋代又是一个进一步向中华民族大融合发展的准备阶段。茶在多民族交流交融中发挥了特殊的、政治和军事不能取代的重要作用。

宋代茶叶贸易的边境市场，是中华民族茶文化交流交融的重要通道。茶马互市满足了宋朝强军备马之需，也满足了边境少数民族的茶叶需求，中间虽有因官吏腐败引发过一些矛盾，但总体上取得了减少战争、发展经济和保持边疆和平的成效。发挥同样作用的还另有榷场互市，也是官府主导的茶叶与民族地区的互补性商品贸易，受到各方重视。总之，从政治方面来说，通过茶马贸易，既能增进汉族与游牧区少数民族之间的相互团结，又能推动畜牧业及茶叶的进一步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对于此后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也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辽宋两国共存165年,相互间的关系以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澶渊之盟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时和时战,后期基本和平相处。辽人特别喜爱茶叶，在两国关系好时，榷场开放，茶的出口量和利润都很高;交恶时榷场关闭，走私不停;官方和民间来往也有数量不少的赏赐、馈赠;无论何时，茶都是主角。茶对于联系辽宋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和民族融合都起到了桥梁作用。

茶在宋夏关系中也起到重要作用。茶叶逐渐深入夏人生活，以至到了“惟茶最为所欲之物”的地步。两方时战时和，茶叶都是重要原因。

金在灭辽和北宋之后迅速汉化，榷场贸易和场外走私都曾早严苛管控，但战火和严法都阻挡不了茶叶流通，因为金朝已是汉人大半，无论是汉人，还是女真人、契丹人等，茶都已经融入到他们的生活生命之中了。

宋朝建立后，南方的大理国可能不像北方的辽夏金一样常因恶劣气候的威胁和生活物资的匮乏而南下攻战抢掠，加上文化渐变的原因，不再像唐代南诏那样对中原虎视眈眈，而是一直采取与宋交好的政策，两国积极开设茶马互市，民间贸易和文化交流也一直保持和平稳定的状态，茶依然是两方友好往来、民族融合的重要使者。

(八)宋茶文化的海外传播深刻影响了世界

宋代因为在陆地上受到外族的包围，对外贸易由陆路为主转为海路为主，除了官方鼓励海外贸易以外，造船业、丝织业、瓷业、茶业等都很发达繁荣，也为海外贸易创造了条件。中外茶叶贸易和茶文化交流的足迹，遍及东亚、东南亚，甚至远及中东、西北非。

茶文化向日本的传播从唐代已经开始。日本至今仍将留存于本国各个时期的中国古代文物统称为“唐物”。但独具特点的日本茶道，却主要是受宋代茶文化的影响(包括茶饮方式和茶器具)再加上自身发展而逐步形成的。比如日本的荣西在1168年和1187年两度到天台、庆元府(今宁波)、临安(今杭州)等地的寺庙学习佛学，回国时将宋代盛行的点茶法以及茶籽带回日本，还写了一部《吃茶养生记》，大大推动了日本的饮茶之风。日本禅僧从径山引入日本的不仅是禅宗的临济宗杨岐派的禅法，还有对日本产生深远影响的茶道。前有日僧圆尔辩圆(1202—1280)初上径山拜谒时，不仅从无准师范(1178—1249)那里学习了佛法，还把径山寺茶宴带回去成为日本始祖。后来虚堂智愚(1185—1269)更是禅茶一味，为日僧南浦绍明(1235—1308)传授了中国的茶叶种植、炒制、烹煮和品茶问禅等法，成为日本最有影响的禅宗大师。南浦绍明于1259年到杭州净慈寺、径山万寿寺学佛，带回《禅苑清规》等中国典籍和数件中国茶器具，将中国佛门茶礼引入日本，对日本寺院茶礼产生很大影响;带回国的7部茶典中有一部刘元甫著的《茶堂清规》，其中的“和、敬、清、寂”的茶道宗旨对日本后来形成的茶道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宋朝和高丽国之间茶文化的传播交流除受契丹干扰中断40年以外，均保持较为经常的关系。高丽虽也产茶，但高丽国人更喜欢宋茶。北宋宣和六年(1124年)，朝廷派徐竞出使高丽，徐竞细心观察高丽的山川形势、民情风俗和典章制度，以及接待仪礼、往来通道等，写出了《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一书，从其中记录的高丽国点茶法和茶礼、茶俗以及茶器具等，都可以看出高丽的茶文化深受宋茶文化的影响，“(高丽)土产茶味苦涩，不可入口，惟贵中国腊茶并龙凤赐团。自赐赍之外，商贾亦通贩，故迩来颇喜饮茶。益治茶具，金花鸟盏、翡色小瓯、银炉汤鼎，皆窃效中国制度。”正如高丽太祖《训要》第四条所称：“惟我东方，旧慕唐风，文物礼乐，悉遵其制。”这里的“唐风”和日本一样，并非专指唐代风物，仍是对中国风的通称。

二、从宋茶文化看宋韵文化的当代价值

宋茶文化为我们留下了久远的茶香、悠长的文韵，也赋予我们挖掘遗珍、保护遗产的责任，同时还激发我们对其当代流韵、当代价值的深入思考。

当代中国正重振大国雄风，傲立于世界之林，意气风发地从全面小康社会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目标迈进。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生长在封建社会转型时代的宋茶文化创造了流芳百世的辉煌，也铭刻了不幸历史的局限。如何在扬弃中吸收其精华、传承其优秀的文化底蕴和精神气质，让这样的宋韵文化为当代发展所用，我们在这里作些初步的探索。

(一)挖掘和创新宋茶文化“和”韵，以茶和天下的胸襟，助推社会和谐，增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扩大对外开放。

“和”向来被视为修身齐家治国的核心准则，内心和善、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国家和平、世界和而不同，内涵极其丰厚。宋代重文重和，注意吸纳包容，具有强烈的集大成意识，无论是总结前人文物典章制度，还是系统整理本朝史实文献，或是编修各种规范“法式”，无不如此。宋代文化最重要的标志是新儒学的建构，特别是其中的理学成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最为精致完备的思想理论体系。宋代树立儒学中心地位，但不排斥佛道，尽量融合吸纳，使儒学具有更广泛的思想和受众基础，使精致细腻的士大夫生活和文化同新兴的具有野俗活力的市民阶层生活和文化相安并存，有利于社会安定和谐。

在大中华版图上,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宋结束了“五代十国”之乱，实现了国家基本的统一和安定，然而又未能完全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疆问题，与辽、西夏、金少数民族政权先后并立而存,实行的政策是以和为主、和平为先，虽有交锋，更有交流交融，为后来的大一统中国打下了过渡性的基础，其功不可小觑。特别是在这一时期,宋朝虽然在地理版图上缩小了,但在文化文明版图上却极大地扩展,不仅影响了并存的辽、西夏、金、元诸民族的文化文明发展,也深刻影响到朝鲜、韩国和日本。在茶越来越多地成为边疆各民族以及周边国家共同需要的背景下,茶和茶文化对于多民族的交流交融,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包括在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中,茶相对于丝绸与瓷器后来居上,自宋开始的海上茶、丝、瓷同行之路，极大地影响了世界，也同时反哺了自己。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弘扬茶和天下精神，借鉴宋茶“走出去”的经验，对于我们强化华夏文化认同，增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扩大对外开放，走好“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丰富的思想营养价值和深刻的历史经验参照。

以外交为例。习近平主席善于将茶文化应用于国际邦交，不仅在访问俄罗斯、法国、比利时、巴西、斯里兰卡、印度、英国等国家时以茶文化巧说外交关系，还开辟了茶叙外交的新境界，用茶叙方式会晤外国重要领导人，充分展示了协和万邦的胸襟、以和而不同理念构建世界命运共同体的担当，有力地推进了和平外交的进程。

以民族大团结为例。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儿女，虽然文化习俗和生活习惯各显特色，但饮茶用茶成为同根同脉的一大标识，自古亦然。特别至当代，汉茶边(边疆少数民族)饮、边茶(黑茶)汉饮情况已很普遍，以茶文化的交流交融促进民族文化的交流交融，增进民族大团结，茶文化能够彰显出它独特的魅力和功能。

(二)挖掘和创新宋茶文化“德”韵，弘扬中华茶道文化和传统美德。

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经验，也是时代赠予我们的警语。宋代重文治的突出表现是极重“德治”，虽有用“存天理，灭人伦”“三纲五常”等思想理论培植封建顺民的消极作用，但也有激励爱国情怀、民族气节，尊崇德行修养的积极作用。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岳飞的“精忠报国”、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都是宋人心中的丰碑。宋茶文化也深受影响。中华茶道至宋，形成了浓厚的人格化特点，将唐代陆羽“精行俭德”思想进一步发扬光大，强调茶文化的教化作用，大讲茶品、茶德、茶性，实指人品、人德、人性，德行不佳，休言其他，连茶也是不配喝的。在宋代的传统礼仪和民俗习俗中也融入了大量的茶文化内容，宾主设礼，非茶不交。人们注重以茶待客、以茶赠友、以茶孝亲，这些都是以敬茶之礼，扬天人之德，彰心灵之美。今天，当建设美丽中国、追求美好生活成为新时代主题的时候，相遇茶和茶生活的美好，如何从宋茶文化中提炼出“德韵”精华，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为树人立国而凝神铸魂，其作用和意义，不可低估!

茶文化至当代，继承了重德崇教的优秀传统，既发挥茶助身体健康的作用，又强调茶文化的育人育德作用。比如，从茶的干净清爽的自然品性，延伸到茶饮、茶艺的清雅、清和标准，再上升到茶道层面的清静、清心、清平等生活态度和清白、清正、清廉等道德要求。从源于茶的“天人合一”本性而延伸到茶的礼敬功能，进而表现对自然、天道(规律)的敬畏之心，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良性循环的追求向往，又从敬茶等茶生活出发，来表现互敬和谐的人际关系。浙江各地广泛开展并走向全国的茶文化“五进(进机关、学校、企业、社区、家庭)”活动，在科学传播健康饮茶知识的同时，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各有侧重地培德育人。茶文化进机关,彰显的是淡泊明志、清白做人、干净干事的特色,鼓励的是扬清弃浊、勤政廉洁的风气，培养的是敬畏人民、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道德情操;茶文化进学校,与“育人为本，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相契合，把茶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引导师生以茶文化的礼敬、和美内容，培养尊师爱生、尚德尚美、追求真善美的道德修养;茶文化进企业,可以传播“茶道”“商道”皆以“和”为文化理念，讲求诚信、和气、互惠，结合现代企业文化建设,呈现德行天下、义利并重的风貌，培植诚实守信、爱岗敬业的风气;茶文化进社区,可以结合和谐社区建设,彰显“和美心灵”“和谐社区”特色，密切邻里关系，促进人际交流，增强社区居民的凝聚力和归属感，营造相知、相助、团结、文明、和睦的社会关系;茶文化进家庭，以健康生活促进家庭和美，以礼敬文化促进家庭和睦，特别是让孩子从小就会喝茶、会泡茶、会用茶礼敬长辈，对他们一生的修身养性、涵养君子之风大有裨益。

(三)挖掘和创新宋茶文化“雅”韵，共筑文化供给侧精品化和大众化共同繁荣的新格局。“雅”是文化产品的根本性标准之一，既要求“雅趣”充盈，也应该“雅量”满满。“雅趣”即高雅趣味，对立面是低俗趣味，与形式有关但绝非等同，决定性的仍然是“内容为王”。比如，在文学作品中，“雅词”也可以暴露出低级趣味，“俗词”也可以表现高雅情操，绘画、雕塑、音舞、工艺等等，皆是如此。“雅量”则是宽容、包容文化产品的多样性，鼓励创新。文化产品供给既要有促进提高的任务，也要有促进普及的任务;既需要“阳春白雪”，又需要“下里巴人”。在宋代，茶品、茶饮、茶器具、茶文艺都呈现了精致化和大众化并行不悖、相辅相成、辉映成趣的局面。龙团凤饼和蒸青散茶同行，上层引领风气和大众饮用方便相结合;点茶、分茶、斗茶互动，饮茶、玩茶、赏茶结合;茶器具五大名窑贡品和南北上千窑口并肩，官窑和民窑相结合;茶文学艺术和茶民俗习俗互补，雅文化和俗文化相结合;这些都有效地加快了茶和茶文化的普及，共同把宋代茶文化推向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巅峰时代。今天，中国社会已进入全面小康，正在向全面现代化阔步前进，在人们物质生活有了极大进步的时候，精神生活的满足和提高显得尤为紧迫，从宋茶文化的文韵、艺韵、器韵等中提炼出“雅韵”，并以“雅量”带动“雅趣”，以“雅趣”成全“雅量”，如是，才能为大众提供更多更好的“有营养长精神”的文化精品，更多更好地促进文化建设，共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汇时代精神去创造当代文化的新优势。

(四)挖掘和创新宋茶文化“新”韵，鼓励解放思想、求真务实、创新创造。

伴随着时代转型和内忧外患，宋代前中期在革故鼎新中求立足图发展的特点十分鲜明，在政治制度、思想学术、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社会风俗等方面都有突出的创新举措和成果。特别是在科学技术上，中国闻名世界的四大发明中宋代占其三，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在宋代几乎都留下了重大的创新成果。宋代茶文化同出一辙。制茶上，从唐代的蒸青团茶发展到更为精致的压制花纹的龙凤团茶，成为后世砖茶、饼茶的始源;同时又发展出蒸青散茶，黄茶、黑茶也开始萌芽，这些都成为后代茶叶生产、消费多样化的先声。皇宫豪门追龙团凤饼，寻常百姓享散茶粗茶，创新包容，各得其所。在茶制茶法上，宋代承继前朝榷茶、贡茶，但制度设计更为精细，在加重盘剥的同时也刺激了茶叶和茶文化的生产和消费。在茶饮茶艺上，创造了“末茶”“点茶”“分茶”等独特精致的茶饮方式和审美情趣，大幅度促进了茶文化深入社会、走向民间。当代中国末茶以生态要求和资源充分利用为背景出现复兴之势，受到市场欢迎，堪称宋茶文化遗产的弘扬。在茶具上，开启了茶器具专门化生产的时代，像汤瓶、茶筅、建盏、木漆盏托等新的专用茶器具的出现，引领了茶器具生产专门化的历史潮流。在茶文学艺术上，茶诗词散文面貌一新，对当时和后世茶文化深入人心产生了巨大影响。宋代各方面的创新还带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重创新的实用性。无论是思想学术、经济制度，还是科学技术、生活方式，创新的目的是经世致用，在茶叶生产、茶饮方式、茶叶贸易、茶制茶法等方面，莫不如此。宋代兴盛时期正是其创新力迸发的时期，随着王朝日趋腐败，社会创新能力被消磨殆尽，宋王朝也随之走向了衰亡。今天，当我们认识到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国家兴旺的不竭动力的时候，我们应如何秉持文化自信，最大限度地激发全社会的解放思想、创新创造的精神，为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大而持久的活力和推动力，宋代和宋茶文化的经验教训都是值得深思、值得下一番扬弃的功夫而为当代所用的。比如，在国家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时，茶界积极响应，一方面深入茶叶做精茶叶，一方面跳出茶叶做大做强茶业，创新业态，拉长产业链，跨界发展，从传统的小“六茶共舞”(六大类茶)，从传统的喝茶，创造出饮(料)茶、食茶、用茶(茶的生化产品)、玩茶(文创旅游休闲等)、事茶(各类茶事活动)的大“六茶共舞”来，共同为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作出茶文化的贡献。去年3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武夷山燕子窠生态茶园，嘱咐大家“要统筹做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这篇大文章，坚持绿色发展方向，强化品牌意识，优化营销流通环境，打牢乡村振兴的产业基础”。“三茶”统筹是非常重要的理念创新，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在茶产业发展上的具体运用。统筹就是强化集成意识，发挥整体效益，针对的是各自为政、分散主义。一方面，茶文化引领、推动茶科技，一起为茶产业赋能;另一方面，在很多时候，茶文化、茶科技本身就是产业，茶产业又为茶文化、茶科技赋能，这种互相渗透、互相助力、捏紧拳头打好组合拳的新理念就是茶道文化的创新，是新时代的新茶经。茶道如此，政道、商道、文道等，莫不如此，都需要改革，都需要创新。从古代的宋茶文化之河到当代的宋韵文化之河，在不断传承和创新中，面对时代生活，融入时代精神，肩负时代使命，奔涌向前。(转自《浙江社会科学》2022年第8期)

来源：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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