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茶是一种兼容性很强的茶叶，除了泡茶之外，还能做出各种红茶饮料。今天小编就来为大家介绍红茶饮料的做法，一起看看用红茶可以做出哪些饮料。
1、港式丝袜奶茶港式丝袜奶茶，是具香港特色的一种奶茶，香港人日常下午茶和早餐最常见的饮品。奶茶里面没有丝袜啦，只是冲出来的颜色是淡棕色，像丝袜的颜色一样，因此得名。把煮好的锡兰红茶用一个似尼龙网的棉线网先行过滤，滤走茶渣和气泡，这样冲出来的红茶会更香滑。加入奶和糖，取两个杯子来回倒，让他们三者充分融合在一起，这样传统的丝袜奶茶就做好了。
2、台式珍奶提到珍珠奶茶，周杰伦是它的小迷弟，开演唱会前都要喝一杯过嘴瘾才行。牛奶一定要用鲜的，不要脱脂。茶煮沸之后，等两分钟，加入等量的牛奶，再加上蜂蜜和冰块，珍奶就完成了。在冬天的时候，珍珠奶茶还是当地的暖身茶，隔着杯子都能感受到的温暖，热牛奶和热红茶交织在一起，喝一口就在嘴里化开了，忍不住再来一杯。
3、日本皇家奶茶日东红茶是日本特色的皇家茶叶，它的口感格外的甘醇浓郁，一般女生不太习惯这种口感，所以这茶最原本是用来招待武士们用。但是大胆的美食家们加了奶之后，就开始在街头巷尾走红了。这款奶茶饮料没有茶的苦涩感，也没有牛奶的淡腥味，香浓丝滑。牛奶和茶的比例是2：1，是的，可以直接当饭吃，可以喝得很饱！如果怕长肉，建议少加或者直接不加糖。
4、英国阿萨姆红茶阿萨姆红茶可以说是从90年一直屹立到现在不倒的的网红茶，堪称是学生党最爱的奶茶，浅棕色让人看着食欲满满，而且还混合了水果的酸甜口感，比起普通奶茶清香得多，味道浓郁但是不会过于甜腻。这款红茶饮料适合不喜欢酸涩口感的小吃货，混入牛奶后再加入柠檬汁，口感温顺，质地醇厚，稍微加热后的阿萨姆奶茶，能让人顿感放松，像春天般舒展开来。
5、喜茶蜜香红茶蜜香红茶，光听名字就觉得好诱人了。茶和蜜混在一起喝了一口，就感觉像在喝清新的茶味蜂蜜。这个组合其实真的很不错，清香的蜂蜜衬托出茶香，而茶的口感也更为丝滑醇厚。喝过一次喜茶的蜜香红茶，就被深深种草了。茶的样子像一颗颗圆嘟嘟的像个小胖子，冲泡之后空气中弥散着柠檬蜜的清香，而酸甜的口感有着极强的开胃的功效，配上加厚的芝士奶盖也不觉得腻。
6、贡茶红茶贡茶，顾名思义，是中国古代专门进贡皇室供帝王将相享用的茶叶。用贡茶做出来的奶茶，最早是游牧民族的日常用品，现在是奶茶控们狂热追捧的饮品没有之一，不惜排队几小时也要买上一杯。和普通甜甜的奶茶不一样，这个喝起来是咸的。烧水至刚沸腾时，加入碾碎的红茶，掺入牛奶，用奶量为不的五分之一左右，稍加搅动，再加入适量盐巴，就算完成了，咸中带香。
在家就能冲泡出同款红茶饮料，何必辛苦排队在外面买呢！
红茶哪个品牌好？红茶哪个性价比高，值得推荐呢？
中国不缺好茶，很多知名产地品牌，比如乌龙茶，红茶，绿茶，铁观音，西湖龙井，滇红，祁门红，大红袍，普洱茶等等，但是哪个茶品牌的茶好？很多人就不太清楚，喝好茶，喝的是标准，不同品牌茶，定位不同，标准也就不同，对品质的要求也就不同。
好茶很多，但是要看标准，一杯好茶源于标准：品牌茶推荐暖莘茶，喝好茶，选暖莘，好茶暖心。
暖莘茶：一叶好茶来之不易，从种茶，管茶，采茶，挑茶，炒茶，制茶，在不断找产地，选标准，寻好茶这包含了初心梦想旅途中的艰辛汗水，包含了几代人，一辈茶人的心血和用心，我们不生产茶，我们只设计茶，寻一叶中国好茶，标准化，规模化，复制化以降低好茶的成本，为消费者提供一叶好。
暖莘茶以坚持一叶好茶，暖一片人心的理念：以为大众寻找中国好茶为宗旨，对茶我们坚持四不原则：
非原产地不选
2.非原生态不选
3.非高标准不选
4.非好口感不选
因此并非每一叶茶都叫暖莘茶。梦想起航，十年三千六百五十个日夜，一百二多万公里，环绕中国六十圈，万里苦寻，品茶无数，只为寻找一叶中国好茶，敬您一杯暖莘茶，好茶才暖心。
暖莘茶对产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在原有工艺上，每个环节有提出了更高的标准，有些行业工序，这里要经过两次以上的筛选或检核以确保在高品质的标准上，在二次以上提高，因此暖莘茶品质是比较值得肯定的。
茶学是一个以应用技术、应用基础研究为主体的应用学科，在创新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如何把基础研究、技术创新、产品创新与产业发展高度融合，以共同推进中国茶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是我国茶产业需要共同关注的话题。
一、中国茶产业现状
1. 中国茶叶生产现状
茶是21世纪最安全的健康饮料。茶产业与国家发展战略高度关联，是实施精准扶贫的重要抓手，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产业，是践行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载体。茶产业是生态高效的健康产业，是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特色产业。茶为国饮，茶也是中国的文化名片。2020 年 5 月 21 日“国际茶日”设立，习近平主席亲自发来贺信，这为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和中国茶的国际影响力提升树立了信心。
进入新世纪是中国茶业的世纪，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茶产业的发展（尤其是生产端的发展）引领了世界茶叶产量的增长。据统计，2019年全国 18 个主要产茶省（市、区）茶园面积310.21万hm2（表1）。茶叶生产呈现从东部地区往西部地区转移，从平地往高山转移，从发达地区往欠发达地区转移的区域变化趋势。
2019 年，全国干毛茶产量为 277.6 万 t，比上年增加16.8万t（表2）。西部地区在国家精准扶贫政策的推动下，很多特困地区把茶作为精准扶贫的特色、优势和主导产业，推动了茶园面积的快速增长。在未来的3 ~ 5年，我国茶叶产量仍将进一步增长。但是，中国茶产业发展不宜以茶园面积增长为主旋律，而应以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质量和效益为发展目标。
2019年，全国六大茶类产量均有增加。绿茶产量 177.28 万 t，占总产量的 63.46%；黑茶 37.81万t，占13.54%；红茶30.72万t，占11.00%；乌龙茶27.58万t，占9.88%；白茶4.96万t，占1.78%；黄茶 0.97 万 t，占 0.35%。六大茶类总体格局不变，绿茶仍是绝对主力，其他五大茶类只是在相对比重上有所调整，这也为中国茶产业在茶类结构稳定发展方面提供了基础。茶叶消费端也是如此，2019年茶叶国内销售量202.56万t，增幅为6.02%。其中，绿茶内销量121.42 万 t，占总销量的 60.0%；黑茶 31.86 万 t，占15.6%；红茶22.60万t，占11.2%；乌龙茶21.63万t，占10.7%；白茶4.22万t，占2.1%；黄茶0.83万t，占0.4%。不管是黑茶白茶“走红”还是“祖国江山一片红”，绿茶的消费主旋律没有改变，不能因为其他几大茶类的快速发展而忽视了绿茶是中国茶产业核心的基本格局。
从茶叶销售价格上看，我国六大茶类的平均价格都比较低。2019 年，中国茶叶内销均价为135.25 元/kg，比 2018 年下降 2.90%。各茶类中，绿茶均价131.50元/kg、红茶178.98元/kg、乌龙茶131.39 元/kg、黑茶 93.73 元/kg、白茶 149.11 元/kg、黄茶120.45元/kg。
我国茶产业发展的重要目标是提高农民收益，即通过提高第一产业端的平均价格，来提高农民的收入和企业的效益，也让茶产业的价值链更加趋于合理。总体而言，一个产业如果没有足够的利润作为驱动力，经营者就会变少，没有利润回报的行业是没有吸引经营者魅力的行业。所以，不能一味认为中国茶叶价格太高，其实，中国茶叶的平均价格不高，因为有适当的经营利润才会给我国茶产业的规模效益和未来发展注入经济上的原动力。
2. 中国茶叶进出口现状
中国茶业是内外双循环良性互动的产业。尽管进入新世纪，中国茶叶内销快速崛起，内销市场发展速度远超国际市场。但是，茶叶作为中国传统出口农产品，相对其他农产品而言，出口状况还是令人欣慰的。2019年我国出口茶叶36.66万t，出口金额 20.20 亿美元，出口均价 5.51 美元/kg。各茶类中，绿茶依然是出口量最大的茶类，达30.39 万 t，其次为红茶、乌龙茶，出口量分别为3.52万t、1.81万t（表3）。茶叶出口量突破万吨的省共有 7 个，依次是：浙江 15.88 万 t，占总量的43.32%；安徽6.00万t，占16.37%；湖南3.90万t，占10.64%；福建2.40万t，占6.55%；湖北1.74万t，占4.75%；江西1.45万t，占3.96%；四川1.08万t，占2.95%。
我国茶叶出口量一直在低速稳定增长，出口价格一直稳定增长，平均价格达到 5.51 美元/kg。不同茶类价格差距比较悬殊，价格低的1 kg只有两三美元，高的1 kg有三十几美元。所以，未来的目标是如何提升出口茶叶的内涵，提高出口茶均价，优化出口茶产品结构。如何提高中国出口茶叶的国际竞争力，全面提升出口茶的数量、质量、均价和效益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一直以来，印度、斯里兰卡的红茶享誉世界，而中国出口的 36 万多吨茶叶中，70% ~ 80%是中低档茶，但在2019年却卖出了仅次于日本的平均价格。未来随着中国茶叶出口结构的优化，品质的全面提升，中国茶势必深度影响全世界。目前，我国福建、贵州的红茶出口平均价格已经超越了日本茶叶的平均出口价格，且是印度、斯里兰卡红茶出口均价的 7~8 倍。所以，我国茶叶出口均价接近或者超越日本将指日可待。
中国也进口茶叶，所以稳住国内市场，就相当于同时在打造出口市场。2019年中国进口茶叶4.34万t，进口额1.87亿美元。其中红茶3.64万t，占总进口量的83.9%；其次为绿茶、乌龙茶。中国茶叶进口均价4.31美元/kg，红茶进口均价3.46美元/kg，性价比非常高。中国进口的红茶绝大多数都是印度、斯里兰卡、肯尼亚的优质红碎茶，用作茶食品、茶饮料等深加工产品的原料，以及酒店宾馆的客房袋泡茶。我国大部分红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还非常弱，如何以中国特色的中小叶种高香红茶来占领国际红茶高端消费市场，是需要慎重思考的问题；如何以中国中低档红茶稳住内销市场，也是值得探讨的一个话题。
中国茶产业发展到今天，整体形势喜忧参半。目前，中国茶产业尚存在六大问题：第一，产销失衡的矛盾在不断凸显；第二，茶叶生产的劳动力成本在不断攀升；第三，茶叶质量安全的隐患依然存在；第四，茶叶出口规模增长速度缓慢；第五，夏秋茶资源利用率有待进一步提升；第六，茶业效益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二、科技创新是茶产业发展的动力源
科技创新是中国茶产业发展永远的核心动力，没有科技创新作为支撑，茶叶品牌营销、三产融合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有通过高产优质的品种资源创新、高效低耗的栽培技术创新、绿色安全的病虫防控、先进加工技术与装备创新及跨界增值的深加工利用，才能实现我国茶产业的高产、优质、安全、低耗、增值。茶产业的魅力在于三产高度融合，这也是今天茶叶成为农业作物中惟一一个以一个作物形成一个专业的原因。未来茶业三产融合、茶康文旅融合极有可能发展成为中国高效农业、现代休闲农业的典范。
近年来，包括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浙江大学、安徽农业大学、湖南农业大学等在内的各大科研院校和高等学校的专家团队，为我国茶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和核心技术创新成果。中国目前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茶叶科技创新团队、最显著的创新成果，对于产业发展所起的推进作用也是最明显的。
1. 茶树资源利用与品种选育
（1）建立了全球最丰富的茶树种质资源库
目前，中国已经建立了全球最丰富的茶树种质资源库，国家茶树资源圃共收集了3 550份资源（表4），不管是数量、质量还是内涵，已经超过印度、日本和韩国，是全球保存规模最大、多样性最丰富的茶树基因库。同时，基于表型和遗传多样性分析，构建了核心种质库。作为世界茶树的原产地，中国在茶树种质资源方面，目前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未来的重点在于如何利用这些资源选育特异品种，应用于生产。
（2）利用特异种质资源选育了一批优良茶树新品种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茶叶科技工作者利用特异种质资源选育了一大批优良的茶树新品种，地方群体品种资源被广泛应用于茶树新品种选育，通过系统选育、人工杂交、辐射诱变等手段，共育成无性系新品种 272 个，目前系统选育品种216个，占80%左右。目前选育的白叶1号、黄金芽、黄金茶、紫娟、可可茶、中茶302、金观音、香妃翠、丹霞 2 号、春闺等，都是可圈可点的资源创新成果，这些品种将会成为我国茶业下一轮品质竞争的核心，将有力推动茶产业的发展。
（3）我国茶树品种选育成果领先世界
目前，我国茶树品种数量和多样性居世界首位，有国家级认（审、鉴）定品种 134 个，其中育成品种 104 个；省级认（审、鉴）定品种超过200 个；获得植物新品种权 98 个，取得登记新品种90个。品种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促进了我国茶叶产业结构调整和茶园单位面积效益的提升，满足了多茶类生产和多元化市场的需求。
（4）茶树品种选育方法和手段创新
我国在茶树品种选育的手段和方法上已经有很多创新成果，比如利用辐射诱变技术选育出了中茶108，利用航天育种技术获得了良性变异的茶树单株，利用物理、化学或航天等手段人工诱导茶树的遗传物质发生改变，是茶树传统育种技术的重要补充。在茶树分子辅助育种方面也取得一系列进展，采用分子辅助育种创制的低咖啡碱茶树新种质完成了早期鉴定，并取得了成功。湖南农业大学团队成功地构建了茶树基因沉默（RNAi）技术体系，明确了安吉白茶叶片在白色和绿色之间转化的分子机制及调控靶点，为未来的分子育种奠定了技术基础。
2. 茶树全基因组与代谢调控机制
我国在茶树全基因组及代谢调控分子机制方面取得一系列辉煌的成就。茶树基因组具有高杂合、高重复和基因组大等特点，安徽农业大学、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所、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华南农业大学、湖南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等单位一直致力于茶树全基因组研究，并终于取得了重大突破。研究者们利用单分子测序（PacBio）和染色体构象捕获（Hi-C）等先进技术手段，获得了染色体级别的茶树高质量参考基因组序列。同时，研究还在不断深入，全基因组序列从相对粗放到比较精细，这些基础研究成果将会为下一轮中国茶产业发展，尤其是茶树种质资源创新奠定雄厚的理论基础，并且将会为世界所共享。茶树原产地一直是受世界各国争议的一个话题，近年来，我国科技工作者在茶树分子生物学领域尤其是全基因组序列的破译，为栽培茶树起源于我国西南地区云贵高原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佐证。
围绕茶叶品质与功能成分的生物合成与代谢调控，我国科技工作者在儿茶素、茶氨酸、嘌呤生物碱等次生代谢产物和茶叶香气物质的代谢途径与分子调控机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具有显示度的研究突破。这些研究成果一定会为未来茶树优异品种选育和茶叶加工技术创新，以及形成新的产品品质风格奠定理论基础。
3. 茶树土壤与营养调控分子机理
由于忽视了有机农业生产，一段时间以来茶园过度施用化肥。氮肥的过量施用，不仅降低了茶园土壤微生物多样性，显著改变了茶园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降低了茶园土壤微生物群落的稳定性，而且使茶园土壤严重酸化，大量土壤养分淋溶损失，造成茶园土壤肥力的持续下降，影响了茶叶的自然品质。通过对土壤微生物的系统研究，解析了茶园土壤微生物种群特征下养分转化相关的酶活特性；明晰了茶园土壤致酸原因，建立了土壤酸化改良新技术；同时明确了茶园真菌微生物群落对土壤肥力的响应具有确定性。这些研究成果为应用现代技术改良土壤、增加肥力，提升茶叶生产的根基奠定了基础。今后，茶树根际土壤微生物群落茶树根际土壤微生物制剂将成为茶园土壤与肥力研究的热点。
我国在茶树营养平衡和分子调控方面也有一系列的技术性突破，如明确了大量元素（N、P、K）与茶树品质成分积累的关系；揭示了中微量元素（Ca、Mg、S、Zn等）对茶树特征品质成分的影响；揭示了茶树氮素初级吸收、同化机制；明晰了控制茶树氮吸收的基因调控网络及关键基因；明确了春茶第一次开采前40 ~ 50 d为茶树养分调控的最佳时期，此时追施氮肥有利于强化茶树储藏氮素，提高春茶的氮素利用率；发现春茶新梢吸收的氮肥量可以通过施氮肥至新梢采摘期间大于 8 ℃的土壤活动积温来进行预测；揭示了茶树偏铵利用营养的分子机理等。这些研究成果都将为我国茶园的高质量生产和管理提供支撑。
在茶树营养生理方面，国家茶叶产业技术体系栽培研究室经过多年研究实践，构建了一系列的关键技术和技术模式，如不同茶类养分总量与配比技术、茶树养分快速诊断技术、茶园有机肥替代化肥技术、茶树养分供应时空匹配技术、茶园水肥一体化技术、茶树叶面营养调控技术、茶园土壤改良与生物培肥技术等，同时形成了茶园化肥减施增效技术体系，通过精准养分用量、调整有机肥和化肥结构、改进施肥方法等措施，改良土壤肥力。应用该技术可使化肥减量37%，肥料农学利用率提升 40%，同时生产的茶叶香气、滋味品质明显提升。
4. 茶树逆境胁迫响应的分子机制
茶树逆境胁迫是一直以来最受业界关注的话题，尤其是高温干旱胁迫和低温胁迫，低温胁迫中又尤其关注倒春寒。近年来，我国在茶树逆境生理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进展。在茶树高温逆境研究中，揭示了 CO2浓度升高对茶树初级代谢和次生代谢的显著影响；发现水杨酸参与调控茶树类黄酮合成代谢，是调节高温逆境响应的关键成分。低温胁迫是长期以来困扰江南茶区的重要问题。近年，安徽农业大学在茶树低温胁迫机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研究发现，低温诱导的橙花叔醇等挥发物可增强邻近茶树的抗寒能力，并且从响应机制上找到了作用靶点；发现橙花叔醇糖苷化可改变茶树自由基清除能力，诱导CBF表达，从而提高茶树的抗寒能力。
5. 茶园绿色防控与质量安全
在茶园绿色防控与质量安全方面，由陈宗懋院士领衔的创新团队经过多年的研究，已经有了重大的理论和技术创新成果。创建了茶树害虫性信息素诱捕技术体系，探明了灰茶尺蠖性信息素诱杀技术主要参数，发明了性信息素高效精准诱杀技术。利用该技术可显著降低茶园灰茶尺蠖成虫虫口密度，进而控制下一代幼虫数量。先后鉴定了灰茶尺蠖、茶尺蠖、优美苔蛾等茶园昆虫性信息素成分，优化了茶毛虫、茶细蛾、茶蚕的性信息素配方，已经研发出灰茶尺蠖、茶尺蠖、茶毛虫、茶细蛾、茶蚕等茶树害虫系列化性诱剂，引诱效果是市场同类产品的4 ~ 264倍。性诱技术已经在全国茶园全面推广，效果非常好。同时，还研发了天敌友好型杀虫灯、数字化诱虫板。经过多年的探索和研究，陈宗懋院士团队在茶叶农药残留领域取得新突破，创立了农药最大残留限量制定规范的新理论，揭示了干茶和茶汤中风险物质的含量差异，首创以茶汤中农药残留作为“有效风险量”的理念；构建了“半衰期、蒸汽压、水溶解度、ADI、LD50、鱼和蜜蜂毒性”多因子茶园农药安全评价和选用技术，筛选出水溶性农药的替代产品，解决了产前茶园的选药问题；揭示了茶叶外源污染物的发生和转移规律，创建了污染物的源解析和管控模式等。为此，该系列研究成果于2019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6. 茶叶制造化学与品质化学机理
我国茶产业的最大魅力是全产业链，茶叶不但要有好的品种和栽培技术，还要有技艺精湛的制茶大师，制茶大师成功的关键在于制茶理论的突破，然后才有加工技术与装备的创新。在茶叶加工领域，近年来，中国科学家借助现代分析手段和分子生物学的融合，取得了一系列新的突破。
（1）在茶叶香气研究方面有了新进展
系统探明了六大茶类加工工艺对茶叶香气等风味物质变化的影响。以具有明显兰花香的安铁观音、太平猴魁、舒城小兰花为研究对象，发现蕙兰的花香与茶叶的兰花香最为接近，运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GC-MS）和香气提取物稀释分析（AEDA）发现顺式茉莉酸甲酯（epiMeJA）是对蕙兰香和兰花香起主要贡献的化合物，揭示了茶叶中兰花香及其分子感官基础。揭示了高温烘焙过程中茶氨酸转化成香气成分的途径；利用茶叶糖基化修饰代谢组学新方法，在绿茶中共检测到 202 个糖苷类化合物，发现绿茶中的香气糖苷化合物主要由杀青过程中香气成分与可溶性糖酶促合成，同时还发现黄酮糖苷与茶树品种的加工适制性相关，揭示了茶叶糖苷类化合物参与香气形成的机制。采用分子感官科学技术手段，综合化学表征、在线表征、在线嗅闻分析及感官审评结果，鉴定出了栗香绿茶、龙井茶等代表性绿茶、世界四大高香红茶、不同花色白茶及不同品种闽北乌龙茶中的 2-戊基呋喃、反式β-紫罗兰酮、水杨酸甲酯、反式2-壬烯醛等关键嗅感化合物。构建了茶叶香气指纹图谱及茶叶香气判别模型，以茶叶香气全组分为指标，建立了浙江龙井茶的 HS-SPME/GC×GC-TOFMS 香气指纹图谱，以手性萜类化合物为指标，构建了浙江龙井茶的三维指纹图谱、红茶产地判别模型、茶叶手性指纹数据库和白茶年份预测模型。
（2）茯砖茶加工过程中关键香气成分及其变化研究取得新进展
研究发现，加工过程中茯砖茶原料中的 “青气”逐渐降低，“花香”“菌花香”“木香”“薄荷香”逐渐升高，特征性香气不断形成。“青气”属性的成分主要有：1-辛烯-3-醇、苯乙醇、香叶醇、(E,E)-2,4-壬二烯醛、(E)-2-壬烯醛、庚醛、己醛等，“花香”和“菌花香”属性的成分主要有：芳樟醇、苯乙酮、水杨酸甲酯，“木香”属性的成分主要有雪松醇。在茯砖茶加工过程中真菌群落对挥发性成分的影响与贡献大于细菌群落，引起挥发性成分变化的核心菌群主要有曲霉属（Aspergillus）、假丝酵母属（Candida）、德巴利酵母属（Debaryomyces）、青霉属（Penicillium），以及未分类的散囊目真菌（Unclassified Saccharo?mycetales）。
（3）黑茶中普洱茶素（Puerins）等品质与功能新成分的发现
研究发现，在真菌发酵作用下，儿茶素和茶氨酸缩合转化形成了一系列新的物质——普洱茶素（Puerins Ⅰ~Ⅷ），这类物质在普洱熟茶和茯砖茶中均可检测到，而在鲜叶、绿茶、红茶中没有发现。研究者们从茯砖茶中分离出多个黄烷-3-醇衍生物，主要为黄烷-3-醇B环裂解产物，在湖南黑茶、六堡茶、日本微生物发酵茶中也发现了黄烷-3-醇B环裂解产物。在茯砖茶、普洱茶中还发现了一些结构新颖的黄酮类化合物，这些化合物在成熟叶片加工的茶叶中含量较高，在细嫩的茶叶中含量较低，但在白茶中含量相对较高，尤其在寿眉、贡眉中的含量比较高。这些黄酮类化合物的发现，为茶叶发挥降脂降糖、预防阿尔茨海默症等作用提供了新的物质基础。研究发现，黑茶在微生物的作用下会释放出一系列的酚酸类物质，目前已从茯砖茶、普洱茶和千两茶中发现了多个酚酸类化合物。有机酸的积累不仅能使黑茶口感顺滑，而且能增强黑茶的部分健康属性。
研究者们还从茯砖茶中分离到一大批绿茶、红茶中没有或者含量很低的新的萜类化合物。日本研究者也同时从日本微生物发酵茶Awa-bancha中分离得到了部分新的萜类化合物。另外，从普洱茶、千两茶中还分离鉴定了除咖啡碱、可可碱、茶碱之外的非嘌呤类生物碱。这一系列新物质的发现，为黑茶品质的改善和辅助人体神经系统功能发挥提供了可能。
7. 茶叶深加工与功能成分利用
目前，我国茶园夏秋茶占茶叶生物产量的50%以上，大部分都没有被有效利用，而茶叶深加工的重要目标是将中低档茶或弃采的夏秋茶通过提取、分离、纯化而制取儿茶素、茶黄素、茶氨酸等茶叶功能性成分及速溶茶、浓缩汁等提取物，使茶叶资源得到高效利用。因此，中国茶业在这一轮产能过剩的背景下，一定要高度关注茶叶深加工。
在茶叶深加工领域这些年来也有一系列的创新成果。如在茶汁沉淀控制方面，揭示了茶汁可逆沉淀与不可逆沉淀形成机制，提出了茶汁分类沉淀理论及茶汁沉淀控制方法。在解决夏秋茶苦涩味方面，揭示了茶汁苦味、涩味及回甘滋味形成机理，构建了茶汁苦味、涩味及回甘滋味强度预测模型，明确了茶汁苦涩味/回甘滋味转化的临界点，为茶汁滋味品质调控奠定了理论基础，夏秋茶苦涩味转化技术目前已经非常成熟，并在产业中广泛应用。
在茶饮料（速溶茶）方面，发明了茶饮料（速溶茶）专用原料加工技术，提出了一整套适合我国的纯味和调味绿茶饮料用原料加工技术体系，解决了速溶茶浸出慢、品质稳定性差的问题；发明了速溶茶定向制备关键技术，在探明茶汁品质浸出特性的基础上，研制出多级逆流提取柱，创新性地提出了多变量动态逆流浸提—高质化定向收集新工艺，使提取率较对照提高 26.0%~ 46.0%，感官品质提高8 ~ 10分，解决了冷溶型速溶茶味苦、香低的问题；发明了基于单宁酶、蛋白酶等复合酶水解的茶汁苦涩味调控技术，结合水解过程pH的变化规律，实现茶汁滋味品质的在线调控，解决了绿茶汁苦涩味强、品质低的问题；发明了用于高香型速溶茶的茶汁ARS/微胶囊包埋加工新工艺，速溶茶香气品质及主要香气成分含量较常规对照显著提高，解决了传统热溶速溶茶香气低的问题；发明了基于茶鲜叶固/液态复合发酵的红茶汁加工技术，解决了红茶汤色不红艳、香气不高的问题；发明了能有效保留原茶风味和功能性成分，且茶汁颜色鲜绿诱人的绿茶鲜茶固体饮料加工技术，解决了速溶茶产品风味单一的问题；创新了中空颗粒型速溶茶加工核心技术，该技术利用茶皂素的起泡原理，突破了喷雾干燥工艺制备速溶茶流动性、溶解性、抗潮性的技术瓶颈，为速溶茶的大众化消费提供了技术支撑。
在功能性成分提取方面，创建了以纯水或酒精为溶剂，柱色谱、膜分离等技术相结合的儿茶素、茶氨酸绿色高效提制技术体系，解决了传统技术的安全性与分离效率问题；实现了儿茶素单体制备从实验室克级向吨级的跨越，填补了我国儿茶素单体规模出口空白，使我国儿茶素单体在国际市场具有绝对主导地位；提出了聚酯型儿茶素类化合物的高效合成制备技术；创建了通过儿茶素进行生物定向合成、分离纯化，最终形成工业化、规模化的茶黄素混合物和单体的茶黄素酶促氧化制备技术体系，突破了茶黄素规模化生产的技术瓶颈，这一技术使茶黄素制备成本降低70%以上，为今后茶黄素及其衍生产物在大健康领域的应用提供了技术储备。
茶叶深加工技术的不断创新和突破，推进了我国茶产业的快速发展。目前以占全国茶叶产量9%的25万t左右的茶叶，打造了1 500亿元以上的产业规模，使我国茶叶产业由传统农业向现代高新技术产业和大健康产业转型升级。
8. 茶与健康研究成果有效驱动茶的消费
过去30多年中，全世界茶与健康的研究成果引导了越来越多的人为健康而喝茶，生津解渴已经不再是人们饮茶的第一诉求，健康将成为未来茶叶消费的第一驱动力。茶最核心的健康属性在于：延缓衰老、调节代谢、增强免疫，这方面已有成千上万篇的研究论文发表。在茶叶延缓衰老功能方面，湖南农业大学团队研究证实了 EGCG延缓衰老的活性受其剂量及作用时间的影响，当用绿茶 EGCG 干预秀丽线虫时，发现 EGCG 作用于秀丽线虫成虫早中期时延缓衰老的效果最佳。研究还发现，EGCG 通过维护机体氧化还原平衡来延长寿命；EGCG 及其衍生物，以及 EGCG 与茶氨酸的结合产物可增强生物机体的运动机能，这些研究成果为 EGCG 对阿尔茨海默症和帕金森综合征的预防提供了理论支撑。同时，研究还发现，儿茶素延缓衰老的作用机理，不是传统认知下的简单的抗氧化作用所引起。
目前，茶或茶天然产物与人类健康的研究，高度聚焦在肠道菌群理论方面。研究者将自由基学说与肠道疾病学说进行联动，很好地解释了不发酵茶、半发酵茶、发酵茶，尤其是后发酵茶对于人体代谢调节方面的作用机制。如研究揭示了茯砖茶多糖可被大肠肠道菌群水解代谢生成短链脂肪酸等有益代谢产物，调节肠道菌群，降低厚壁菌门和拟杆菌门比例，增加有益菌拟杆菌和普雷沃菌属相对丰度；发现茯砖茶及其多糖可通过调节肠道菌群改善代谢综合征等。肠道疾病学说所揭示的茶及其提取物在调理肠胃、改善肠道菌群结构，以及在预防代谢综合征方面所具有的突出效果，是我们今后应该关注的方向。
三、我国茶叶产业技术发展趋势
1. 茶园生产与管理发展趋势
茶园生产与管理端的发展趋势，首先在于茶树品种的优异化，因为产品品质的优异化要通过品种的优异化来保证。过去我们一直依赖高产，现在茶叶产品要讲究特色和亮点，安吉白茶、黄金芽、黄金茶就是很好的例子，今后需要多发掘类似的种质资源。其次是茶树栽培生态化、茶树植保绿色化、茶园耕作机械化、鲜叶采制机械化、茶园管理信息化。虽然由于一些过于厚重的传统文化影响，使这“六化”的推进受到一些阻碍，但在生产管理端我们必须坚持。
2. 现代茶叶加工技术发展趋势
茶叶加工领域，在保持茶的色、香、味、形的同时，要坚持标准化、机械化、自动化和智能化，没有标准化和机械化就没有现代茶叶大产业。传统的手工作业、非物质文化只能作为一种文化传承，要真正做大产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让中国茶走向世界，必须要坚持这“四化”。
3. 茶叶产品创新发展趋势
茶叶产品创新的发展趋势是要在提高茶叶色、香、味的基础上，不断实现产品的方便化、功能化、时尚化和高雅化。如果没有这“四化”，很多年轻人对茶就会望而却步，很多有消费实力的人会因为没有时间用传统的方式冲泡茶，而对茶望而却步。所以要把茶叶产品的多样化，尤其是时尚化、高雅化、功能化推向新的高度。当然，茶叶产品质量标准化是我们必须永远坚持的，没有标准化就没有规模化的现代茶业。
4. 茶叶贸易流通与消费发展领域
茶叶贸易流通端与消费端的发展趋势是经营品牌化、渠道多元化、电商普及化、品饮方便化和消费时尚化。在这“五化”方面，茶叶行业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我们要关注年轻人饮茶的三个关键点，即年轻人、新茶饮、新时尚。当传统茶人还在用传统方式缓慢泡茶的时候，新茶饮已经风生水起，几年之间就成功打造了几百亿、上千亿元的产业规模。今天是茶吧时代，当新茶饮来临的时候，作为传统茶业一定要认清形势、认真分析、深度开发，从而去寻找新的茶业商机。
致谢：特别感谢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浙江大学、湖南农业大学、安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的茶学研究团队提供的研究进展资料。
转自2021年02期《中国茶叶》，原文有删减
中国茶在欧洲早期的传播主要通过航海家、传教士、商人、医生、植物学家、贵族等多元主体在东方探索中的茶事活动展开，总体上呈现出闻茶、食茶、识茶的历史进路。在此过程中，人们对茶的印象主要发轫于各类通信游记的文献传播和口口相传的见闻想象，一度存在着对茶的神圣化和污名化的认知偏差与误读，茶叶成为东方想象和集体记忆下的意向符号。随着茶叶商品进入欧洲，精英阶层在饮茶消费时尚的形成中发挥了引领作用，普通大众基于身体关切的茶健康需求日益扩大。在各国对中国茶的认知需求不断深入的情况下，茶作为异域文化的他者误读被逐渐澄清，并在茶植物学、茶医学、茶化学等方面得到了在地化发展。
关键词：中国茶文化;欧洲茶文化;文明互鉴;茶文化共同体;茶文化全球化
引言
当今世界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博弈与张力始终存在，并伴随着不确定性风险频发，给人类文明发展带来诸多挑战，如何增进全球文明交流对话、如何深化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成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时代命题。尤其是新冠疫情爆发后，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方面面的文明发展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和挑战，增进各国信任与合作、增强理解与包容、凝聚文 明共识成为 这一时代命 题的新内涵。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中国茶文化由于具备物质文化、社会组织文化和精神生活文化等不同层次面相[1]，在向西方世界的传播过程中便被赋予浓郁的文明互鉴与融通意涵，推动了“世界共饮一杯茶”的茶文化共同体建构。
在中国茶文化的全球传播历程中，欧洲是东方树叶进入西方世界的首站。从现有研究文献来看，以英国、葡萄牙、荷兰、法国等欧洲国家茶文化为主题的成果已经较为丰富，但大多是基于各国本土茶文化发展史来梳理，呈现出分散的点状文化史研究样态，缺乏对中国茶文化作为一种东方“异文化”如何在欧洲从陌生到熟悉、从偏差误读到清晰认知、从污名排斥到广泛认同的整体性研究分析。对于中国茶文化在欧洲早期传播中的本土化转变而言，其本身就是文明互鉴的融合过程，对于当下尊重全球文化多元、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人类文明共同体建构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和现实观照意义。因此，围绕中国茶在欧洲的早期传播进行整体性溯源考古和研究分析，成为本文聚焦问题域所在。
一、
闻茶：东方想象与集体记忆下的意象符号
费孝通先生曾言：“文化是人为的，也是为人的”[2](P441)。归根结底，文化是人类 社会实践的产物，文化的传播与演进亦是人类拓展自身实践广度和深度的结果。中国茶文化向欧洲世界的传播，便是得益于大航海时代欧洲各国的探险家、传教士、商人等多元主体开展东方探索的群体性行动。据威廉·乌克斯考证， 茶最早由荷兰人在1610年传入欧洲，而欧洲文献上最早记录茶叶的书籍则是1559年威尼斯作家拉姆西奥所著的《中国茶》和《航海旅行记》两部著作[3](P19)。也就是说，茶来自中国，自一开始就是欧洲人对茶这一新奇事物源起的最初记忆。事实上，拉姆西奥作为马可·波罗的第一位传记作者， 其对中国茶的描述大多是在与东方探险者交谈时的对话记录，这些记录带有浓郁的故事色彩。讲故事的人在搜寻自身东方之旅的记忆库时，会掺杂较多的个体主观想象和夸张描述以增强自身经历的传奇性。这就使得欧洲早期对中国茶的初印象也掺杂着一种神秘的距离感，成为多元主体东方想象与集体记忆建构下的产物。比如，作为第一批接触到茶的欧洲人，葡萄牙人在日本 首次见到了中国茶。商人区华利(Jorge A' lvares)曾多次航行到过中国，并在日本鹿儿岛待了数月。1547年， 区华利用西班牙语写下了欧洲人对茶的第一个含糊其辞的提法，从他的描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并不完全清楚茶是什么。
他们喝大米酿制的烧酒，还有一种不管老少人人都喝的常见饮料……在夏天是大麦水、冬天是加入某种草药的热饮。不过，我从来没有找出它们是什么草药。他们在冬天和夏天都不喝冷水(只喝这种草药热饮)。[4](P113-115)
在欧洲商旅的集体记忆中，茶被视为是一种东方草药，对许多疾病具有神奇的疗效。在拉姆西奥的《航海旅行记》中，记录了波斯商人查吉·梅梅特的东方记忆，梅梅特在分享东方记忆时把茶称为“Chiai”。
他告诉我一些新奇又令人愉快的事情。他说，在整个中国，人们用另一种药草，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使用它的叶子， 这些叶子被称为 “中国茶叶”(Chiai)……他们把这种药草，不管是干的还是新鲜的，都放在水里煮。空腹喝一到两杯这种汤可以缓解发烧、头痛、胃痛、腰疼或关节痛……此外，这种草药水对无数其他的疾病都有疗效[5](P248)。
由于13世纪末马可·波罗(Marco Polo)口述东方游记的出版， 欧洲对东方世界充满向往;而随着中国茶的见闻故事进入欧洲，作为消息灵通人士的知识精英们更是成为继探险家和商人之后助推中国茶传播的又一重要群体。16世纪时，意大利作家乔瓦尼·博特罗 (Giovanni Botero)在其著作《论城市伟大至尊之因由》中写道：“既然中国最接近于世界上任何部分的东方，因此她享有所有那些归因于东方的完美。” 博特罗特别指出中国茶的神奇功效，并与欧洲饮酒习惯进行对比：“他们还有一种草，可榨取精美的汁液代替酒供其饮用。它也能保持他们的健康，使其避免由于像我们一样过度饮酒而导致的所有罪恶 (疾病)。”[6](P70) 博特罗此时还不知道茶的准确名称，却坚信茶具有治病健康的功效。可以看出，中国茶具有神奇药用价值已经成为欧洲精英阶层基于长期以来口述媒介、文字媒介下历史想象的集体记忆。如果说探险家和商人发现了中国茶， 那么，欧洲耶稣会士们的东方传教之行则给茶融入了更多的神圣化意涵。据荷兰语言学家乔治·范·德瑞姆(George van Driem)考证，跟随商旅和探险者从海上航线进入东方世界的耶稣会士们，最早在岛国日本见到了中国茶，尽管他们或许并不知道日本的“抹茶”源自中国。1564年，在葡萄牙耶稣会士路易斯·阿尔梅达(Luís d’Almeida)与同僚的通信中写道：“这种细细磨碎的草药粉末放在一个陶瓷容器里，把它和非常热的水混合，然后喝它。”[5](P239)1565年， 阿尔梅达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再次对日本上流阶层中流行的茶饮生活进行了更为详细的描述：
沉浸在名流和财富交际中的日本人有一个习俗， 就是用最昂贵的装备来款待尊贵的客人，这些装备包括用一种名为茶(Chia)的甜味药草酿造的饮料所需的每一种器具……这种草药粉本身的价格相当高，他们在隆重的宴会上才会提供这种粉末制成的饮料[5](P268)。
与航海探险家与商人通常以向人口述的形式留下对茶的只言片语不同，耶稣会士对茶的描述大多见于私人通信之中。由于欧洲前往东方传教的耶稣会士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加之宗教信仰的虔诚敬畏心，其对茶的描述相对传奇故事更为真实可信。与此同时，由于这一时期的耶稣会士大多在东方世界游历多年，有较多的机会接触到不同地域的饮茶习俗，这就使得耶稣会士群体成为向欧洲介绍中国茶的最佳信源之一。比如， 葡萄牙多明我会士加斯帕·达·克鲁兹(Gas-par da Cruz) 比马可·波罗都要早几十年到过中国， 是目前比较公认到达中国的第一位传教士。克鲁兹在广东喝过茶，他以亲历者视角描述了中国人家庭生活中的茶饮习俗，并再次提及了茶的药用功效。
每当一个人或几个人来到一个有地位的人的家里，他们都有这样的习俗:给他们每人一个可爱的盘子和一个瓷杯，每人都会被提供一种他们称之为“茶”的温暖的饮料，这种饮料是淡红色的，具有药用功效，他们习惯喝这种用草药浸泡的有点苦的饮料[5](P271)。
实际上， 基督教传教士们在接触茶的过程中，也逐渐关注到茶在中国、日本等东方国度所蕴含的权力关系、伦理秩序乃至宗教化的神圣意涵。比如，16世纪末，西班牙传教士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对传教士们的东方记录做了资料考证和整理，出版了著名的《中华大帝国史》，在欧洲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就记录了中国当时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茶礼茶俗。
(主人)请他喝好酒或一种全国普遍饮用的饮料，这种饮料是用草药制成的，对心脏很有好处，饮前要加热。这样的礼节在邻里互访时也使用。[7](P84)
同样，葡萄牙传教士路易斯·弗洛伊斯(LuisFrois)曾在中国澳门和日本传教生活多年，也观察到了日本茶室在当地人心中的神圣洁净感，甚至建议耶稣会士们应该利用这一点在茶室里举行弥撒接待当地基督徒，以提升传教仪式感和神圣性。著名的意大利传教士、东方耶稣会会长范礼安(Alexandro Valignano)甚至向他的同僚们传授经验，专门介绍了应该如何结合茶道仪轨来做弥撒。为了利用中国和日本对茶的挚爱和对茶礼的尊崇，传教士们甚至生发奇思妙想，将中国本土宗教中的观音和基督教圣母玛利亚的形象合二为一，发明了“玛利亚观音”(Mariya Kannon)雕像。一方面供在东方传教的耶稣会士们供奉，另一方面通过尊重东方偶像崇拜的风俗来更好地融入当地文化、传播基督教。
为了向天父显示他的知足和喜乐，他整日待在他的茶室里，基督徒和外邦人都非常珍视这个地方，以便在这个洁净的地方消遣娱乐，这里也是基督徒聚集和做弥撒的地方。[5](P272)
综上可见，基于探险家、商人、传教士乃至文化精英等多元主体的东方想象和集体记忆建构，中国茶逐渐成为一种东方意象和文化符号。尽管绝大多数欧洲人并没有真正见到过中国茶，但却已经在口口相传、游记手稿、文艺作品中形成对茶作为一种异域文化的听闻、传闻、奇闻的初印象。正是由于这种“闻茶”印象的广泛传播，才使得其后欧洲海外贸易拓展将茶叶作为重要的东方商品成为可能;而随着茶叶贸易的繁盛，从茶树种植、茶叶生产、茶化学机理、茶医学功效、茶生活方式等各个方向的茶事活动不断丰富，推动了欧洲对中国茶的全面深入了解，消除了一度存在的对中国茶的认知误区，也促进了欧洲茶文化的本土化发展。
二、
食茶：从精英消费时尚到大众身体关切的转向
自14世纪到17世纪，欧洲各国相继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大航海时代的兴起更是助推了各国海外殖民和贸易的繁荣。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通过组建各类大型海外贸易公司争夺东方市场，茶叶也成为各国争夺的重要战略商品。茶叶在欧洲上流社会精英阶层中的流行，带动了一定的饮茶消费时尚，但如何进一步推动茶叶的销量、形成更为广泛的消费群体?则需要从茶叶本身有利于健康的身体关切上深入挖掘。在欧洲早期传播中，从精英消费时尚到大众身体关切的转向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继葡萄牙首开东方之旅后，荷兰、西班牙、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也相继加入了航海探险的行列。由于当时明王朝一度实施海禁政策，各国通常以东印度群岛及日本诸岛为海外贸易中转站，建立各类商馆据点。由此，一般跟随商船抵达东方的欧洲人也首先观察到了日本抹茶的饮用。比如，荷兰传教士范·林索登(Jan Huygen van Lin-schoten)常年在东方收集各类商业情报信息，他在日记中描述了在各国的饮茶见闻，“这种草药在这些国家受到高度重视，所有有钱或有社会地位的人都将这种被称为‘茶’的草药保存在某个秘密的地方，有地位的绅士们甚至自己制备这种饮料，他们随时可以提供这种热水来款待任何客人或朋友”;英国东印度公司合伙人理查德·威克姆(Richard Wickham)于1615年写信给在日本京都的朋友伊顿，恳请他为自己代为购买一罐最好的茶叶，“请您为我买一罐京都最好的茶叶，两箱火药和箭头，用大约六个京都镀金方盒子装好以便放入木桶中，不管它们花了您多少钱，我都会从您那买下它们”[5](P291-293)。茶在东方世界作为上流阶层日常社交重要饮品的信息传入欧洲后，也迅速在欧洲精英群体中掀起了效仿之风。葡萄牙凯瑟琳公主把茶叶作为与英国国王查理二世结婚的嫁妆，英国安妮女王在早餐时以茶来代替麦酒，荷兰诗人皮耶特·科内利松·霍夫特、康斯坦丁·惠更斯等定期组织“穆登文化圈”茶沙龙，法国塞维涅侯爵夫人向女儿介绍牛奶配茶的创新做法，在欧洲各国，来自东方的茶叶已经成为上流社会的消费时尚。
法国符号学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认为，一个时代的流行元素往往充满了符号化的隐喻，而最后指向的都是“人类意识中最严肃的主题(我是谁)”[8](P286)，人们对流行元素的推崇正是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努力追求和回答 “我是谁”这一问题的自我确认。茶在欧洲上流社会的传播，一方面源于几个世纪以来对东方世界的心驰神往、对异域文化的想象追逐，另一方面也是随着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消费文化的一种时代符号选择。换言之，茶叶消费逐渐成为一种资本主义新兴消费方式在欧洲的典型时尚景观，也逐渐自上而下开始影响 到大众消费 者群体。当然，对于大众群体而言，早期昂贵的茶叶商品并非人人可得之物，在各国茶叶贸易不断扩大的前提下，欧洲市场茶叶的价格也逐渐下沉，不同品质茶叶走向不同价位，也使得大众化的茶叶消费得以可能实现。比如，在英国上流阶层，流行在下午茶围着较矮的茶桌悠闲品饮着昂贵的高品质茶叶，这些茶叶被称为“低茶”;下层大众阶层在进行了一天的工厂劳作之后，则在傍晚围着较高的餐桌喝上廉价粗制的茶叶， 这些茶叶被称为“高茶”[1]。与上流社会以消费茶这一东方神叶来彰显身份地位不同的是，普通大众更多的开始关注饮茶本身对健康的作用，呈现出从单纯的茶消费时尚向茶健康身体关切的转向。这种转向，在欧洲早期茶文化传播过程中， 推动了茶植物学、茶化学、茶医学等茶科学的发展，也进一步推动了欧洲对中国茶的全面认知。其中，影响最为深远和持久的是关于茶健康的争论探讨。
荷兰医生雅各布·德·邦德 (Jacob de Bondt)曾在巴达维亚生活多年，他曾记录了对茶的近距离观察，指出茶“叶子边缘有效的凹痕”“喝起来味道有点苦”“有利尿排液的作用， 能提神除困，还能消除从胃部上升到大脑的气体，从而减轻哮喘”[9](P95-97)。另一位著名的荷兰医生尼古拉斯·杜普(Nicolaes Tulp)撰写了《医学法典》一书，在当时极具权威与流行， 这本医疗手册专门介绍了“草药茶”，记录了杜普了解到的来自东印度群岛当局对茶的描述，指出茶“有长而尖的叶子，有锯齿状的边缘和微小的纤维根，以及它不仅生长在中国和日本，而且也生长在暹罗”;杜普对茶极其推崇，在医疗手册中用了大两篇介绍茶的健康功效，指出“没有什么比这种药草更有益健康的了，因为它能延年益寿，对抗任何可能妨碍身体健康的疾病，茶也不仅仅使身体更强壮，而且还能减轻结石的疼痛……茶还可以缓解头痛、 感冒、眼睛或胸部发炎、呼吸急促、胃痛、肠胃不适、乏力和困倦，这些(症状)都可以 通过茶得到 强烈抑制”[10](P400-402)。杜普既是当时著名的外科医生，又因担任阿姆斯特丹市议员活跃于政商界，甚至在从职业医生退休后当选为阿姆斯特丹市市长并连任了四届，其《医学法 典》不断再版 并广泛传播，喝茶能治百病的说法也在荷兰全国乃至欧洲各国不断高扬。为此，甚至有人猜测杜普之所以盛赞茶叶的药用功效可能存在背后的既得利益，或是从荷兰东印度公司那里收到了一笔称颂茶叶的润笔费，因为该公司是当时欧洲茶叶的唯一供应商。不管怎样，在杜普等人的大力倡导之下，普罗大众出于对维护身体健康的关切，也纷纷开始了饮茶生活。
由于欧洲普通大众对茶的需求日益扩大，街头茶店也开始出现，以茶健康为噱头进行宣传推广也成为茶店常见的营销手段。比如，在1658年9月30日的《政治快报》上刊登了一则茶广告：
这个已为所有医生认可的优秀的中国饮品，被中国人称为Tcha， 其他国家称之为Tay或Tee，在英国皇家交易所附近斯威廷出租屋的“苏丹王妃”咖啡屋售卖[5](P388)。
鉴于茶有益健康的广泛美誉度，人们也不断发明食茶新方式，将茶融入日常饮食之中。比如，1669年，凯内尔梅·迪格比(Kenelme Digbie)爵士在他的食谱著作中向人们推荐了“配合鸡蛋一道享用的茶”，因为当时英国工厂集体劳动普及，许多工人在结束一天劳作下班回家时经常已经是饥肠辘辘，而“鸡蛋茶”快速便捷又健康迎合了大众需求。
对于接近一品脱的饮料，需要取两个新鲜鸡蛋的蛋黄， 配上适量精制糖和足量的汤并打匀，当这些和好之后， 把茶倒在鸡蛋和糖上搅拌均匀，趁热喝了。这适用于人们从外出差回来非常饥饿但又不方便马上吃上一顿好饭的情况。当下就能驱散胃的夹生感和疲乏，顿时穿过整个身体并进入血管之中……[11](P155)
1685年，法国作家菲利普·西尔维斯特·杜福尔(Philippe Sylvestre Dufour)在一篇谈论咖啡、茶和巧克力的论文中指出， 茶可以缓解中风、昏睡、瘫痪、头晕和癫痫、白内障、眼睛酸痛、耳鸣和其他许多类似的症状，并且认为荷兰人之所以有嚼食茶叶的习惯，主要是为了吸取茶叶的全部营养成分，“如果他们(荷兰人)吃茶叶是为了吸收茶叶的所有营养，他们当然就会以拌沙拉的方式吃下整片茶叶，就像在东印度的荷兰海员一样加上油和醋然后食用茶叶”[12](P217)。综上可以看出，欧洲早期茶消费从上流社会向普通大众的广泛深入， 真正的原因并非是为了追逐流行消费时尚，而是在于对饮茶有益身体健康的确信，相信饮茶可以有助于消除许多常见的疾病。
三、
识茶：作为异域文化的他者误读与澄清融合
随着茶的神奇功效的广泛渲染传播以及各个阶层饮茶生活的日益深入，欧洲人对中国茶的消费需求也日益增加。自17世纪初中国茶首次传入欧洲，直到18世纪中叶，近150余年的东方神叶故事在欧洲各国流传，但普通大众却从未真正见到过中国茶树的种植栽培、从不了解茶叶是如何加工生产的，中国茶文化作为一种异域文化成为欧洲人眼中的“他者”而一度被误读乃至污名化。比如，在18世纪初的英国就曾一度出现将女性饮茶者视为长舌妇、将男性饮茶者视为同性恋者的文学作品，甚至一度在欧洲植物学家群体中也存在着对中国茶的认知误区。从欧洲早期中国茶的传播来看，各国在闻茶、食茶之后也在不断增加对茶的深入认知和研究，经历着廓清误读的澄清融合过程。
比如，由于欧洲贸易商在引进中国茶时同时进口了绿茶和武夷茶， 这两种茶的颜色口感不同，一些欧洲人由此被误导，认为绿茶和武夷茶来自两种不同的植物。荷兰传教士弗朗索瓦·瓦伦汀(Fran ois Valentyn)曾到东印度群 岛传教，就宣称绿茶和武夷茶为完全不同的植物种类，认为“主要(不同)品种的茶来 自于不同的茶树种类，它们之间很容易区分;正如这些茶树长出可以显著区分彼此的叶子”[13](P14-15)。1756年，英国作家乔纳斯·汉威(Jonas Hanway)在《论茶》中再次呼应了瓦伦汀的观点，指出“绿茶的灌木丛和叶子与武夷茶非常相似，这需要植物学家的学识才能区分它们”[14](P5)。1759年，英国植物学家和药剂师约翰·希尔(John Hill)对从中国采集的茶叶标本进行研究，认为武夷茶的样本有更小的深色叶和六瓣花，而绿茶的样本则有更长的浅色叶子和九瓣花，由此得出了所谓支持瓦伦汀和汉威观点的植物学佐证[15](P21-22)。
瓦伦汀对茶树物种的错误认知，甚至影响到瑞典著名植物学家卡尔·林奈(Carl Linnaeus)。林奈曾在荷兰哈德维克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并常去莱顿大学游学，由于在莱顿大学读到了瓦伦汀关于东印度群岛和远东的文稿记录，由此开始质疑不同茶叶来自于同一植物物种的说法。在此后与希尔的书信交往中，林奈进一步被希尔的植物学佐证所误导，最终在1762年出版《植物种志》第二版时，将茶分为两个不同的物种，区分了武夷茶和绿茶，认为武夷茶有六个花瓣而绿茶有九个花瓣。英国植物学家约翰·埃利斯(John Ellis)与林奈保持着大量的书信联系，1768年埃利斯给林奈写信说，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托马斯·菲茨胡格(Thomas Fitzhugh)在中国生活多年，可以证明绿茶和武夷茶是来自于同一种植物，并推测林奈“一定是被希尔博士蒙蔽了”[16](P232)。但显然，林奈并未听取埃利斯的意见，没能回到采用第一手茶树资料来研究判断的正轨上来。实际上，18世纪60年代，英国已经有人把茶树从广州带回英国作为观赏植物，而由荷兰从日本带回欧洲的茶种也在英国得以种植。然而，尽管中国茶已经进入欧洲本土， 但对茶叶的正确认知依然充满曲折。例如 ，1789 年 ， 英国皇家植物园的威廉·艾顿(William Aiton) 将武夷茶进一步分成窄叶类茶种和宽叶类茶种两大类[17](P230-231);1790年，葡萄牙耶稣会士和植物学家若昂·德·洛雷罗(Joao de Loureiro)凭借自身在越南、中国澳门和广东等地近40年的长期生活见闻，认为茶的物种可以分为南圻茶、广东茶和油茶三大类[18](P338-340)。
真正推动欧洲各国对中国茶有全面准确认知的，依然是活跃在东方探索一线且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传教士们，其中很多传教士同时也是医生、商人、植物学家、博物学家。由于长期在东方各国传教和旅居，这些传教士们深入了解当地的人文风土，见到过茶树、观察到过茶叶制作的过程、品饮过不同品质的茶叶，对各国社会生活中的茶礼、茶仪、茶俗也都做了较为深入的第一手记录。比如，意大利传教士马蒂诺·马尔蒂尼(Martino Martini)1640年从里斯本出发，1642年抵达中国澳门，此后多年一直在杭州居住，1651年乘荷兰船只返回欧洲，他绘制的反映中国风土人情的地图绘本被荷兰出版人琼·布莱欧(Joan Blaeu)收录进1655年出版的《新地图集》第六部分，记录了他在中国对茶详细的一手见闻。
这种小小的叶子与西西里漆树的叶子很相似。但是，我相信它们不是同一个种类。它不是野生的，而是栽培的，不是普通树木，而是一种可以分枝成许多枝干的灌木，它的花与西西里漆树也没有太大的区别，但白色中略偏黄……为了制作这种饮用的“茶”，他们小心翼翼地逐一用手采摘春天的第一片嫩叶。然后他们把叶子放在铁锅里，用慢火把它们轻轻地加热，随后把它们放在一块质地好的平滑的垫子上，用手把它们揉卷起来。而后，他们再次开火，并再次滚动茶叶，直到它们卷曲和完全干燥[19](P106-107)。
应该说，马尔蒂尼的一线报告涉及了茶树种植和茶叶制作， 已经十分详尽且具有说服力，对欧洲全面把握茶叶的植物学特性提供了丰富有力的素材。此后，为了进一步澄清欧洲大众对不同茶叶是否出于同一种植物的疑惑和误解，也为了不断增加对茶科学的知识储备，应对日益增长的大众饮茶渴求， 各国也都不断派出植物学家、医生、博物学家等专业人士前往东方深入考察。
荷兰医生和植物学家威廉·滕·赖恩(Willem ten Rhijne)曾被荷兰东印度公司雇用前往日本，他在长崎对茶进行了第一次长期的近距离植物学研究。赖恩撰写了《论茶树》一文，被收入至另一 名荷兰植物学家雅克布斯·布雷内(Jacobus Breyne)于1678年出版的两卷本植物汇编的附录中。赖恩明确指出，日本茶和来自中国厦门的茶出自同一种植物，即使在日本，从贵族们喝的精制茶到平民喝的较为粗糙的不同品级的茶也都来自同一种茶树;赖恩还对茶树的解剖结构进行了描述，证实了荷兰医生们认为茶叶有益健康的观点[20](附录)。1682年至1686年期间，受雇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德国医生安德烈亚斯·克莱耶(An-dreas Cleyer) 与他的园丁乔治·梅斯特(George Meister)在日本出岛带走了活的茶树种，并在荷兰巴达维亚殖民地花园中种植了茶树，还将包括茶树在内的许多东方植物运回了荷兰。此后，另一名德国医生 和博物学 家恩格尔伯 特·卡姆弗(Engelbert K mpfer)也来到巴达维亚，并在日本居住了两年多， 对茶树进行了植物学解剖研究，在1712年出版的关于日本的五卷本著作中再次明确重申了日本的茶树与中国的茶树属于同一类物种[5](P376)。1698年，英 国皇家学会会员、植物学家、外科医生詹姆斯·郭明翰(James Cunning-ham)被英国东印度公司派往厦门， 此后长期在舟山群岛考察，于1702年报告了他在东方一线对茶树的研究报告，并将茶叶标本寄回了英国。相关报告被刊登在《哲学汇刊》上，在报告中郭明翰明确指出，“英国人常喝的三种茶叶都来自同一种植物，只是由于一年的季节和土壤不同才造成这些差异”“武夷茶是用三月初最早一季被采集的幼芽并在树荫 下阴干制作 的，绿茶是在4月制作的，最后一季的松萝茶是在5月和6月制作的”[21]。正是在各国深入探索中国茶的真实面相的不断努力下， 欧洲大众对中国茶长期存在的错误认知得以澄清纠正， 东西方文化交流也得到进一步深化与融合。
四、
结语
总的来看，中国茶在欧洲早期的传播，呈现出闻茶、食茶和识茶的历史进路，符合主体文化认知的基本逻辑发展过程。在闻茶阶段，欧洲处于对茶单纯的“道听途说”式的文字阅读与口述传递之中，整体上是一种想象与记忆互动建构的茶印象;在食茶阶段，欧洲各国从中国、日本等地引入茶叶商品，逐渐在本土形成饮茶群体，乃至掀起茶叶消费的时尚;而大众化的饮茶习俗的养成则有赖于人们对茶有益健康的身体关切;在识茶阶段，人们迫切希望能够对茶有真正近距离的接触和清晰认知，此前中国茶作为一种异域文化的他者误读也在这一阶段得以澄清，各国还在发展茶植物学、茶医学、茶化学等方面实现了茶文化的本土化。
应该说，欧洲早期对茶树种植、茶叶加工制作以及茶商品品质区分等茶知识、茶技艺、茶科学的渴求， 是中国茶融入欧洲各国社会生活的历史渐进结果。一方面欧洲对茶的喜爱不断增加，逐渐成为重要的日常生活饮品， 普通大众开始有着从闻茶、食茶到识茶的认知需求;另一方面欧洲精英阶层面对茶这一异域事物， 也迫切需要在新兴事物上掌控专业话语权。欧洲各国除了需要争夺茶叶贸易的垄断权之外， 更需要在认知层面上形成对茶的种植栽培、生产加工、药用功效、品饮技能等专业知识的体系化建构，从而争夺对东方世界的对话权、 文化解释权。这就使得欧洲各国的传教士、植物学家、医生、文学家、贵族阶层等群体在中国茶向欧洲早期传播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时代角色，推进了欧洲各国对茶的全面系统认知，对中国茶文化的欧洲本土化发展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统观中国茶文化在欧洲早期的传播，是茶文化融入本土主流文化由“一”到“多”实现全球在地化的过程，呈现出不同的在地化向度[22]。对于欧洲各国而言，中国茶文化最初是一种东方异域文化，从贵族精英到普通大众，都需要对茶有听闻、亲见、品饮乃至探究茶的物性的认知过程，在此期间，东西方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得以逐渐推进深入， 最终实现中国茶文化在欧洲各国的本土化融合中发展。对中国茶在欧洲早期传播历史进路的梳理，有助于我们在新时代更好地倡导世界文化多元、深化文明互鉴、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国家。
来源：茶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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