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煎茶和煎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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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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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茶去》杂志)中国民间有句俗话，叫“浅茶满酒”，主人待客时茶要浅倒、酒要满杯，客人饮茶要细品慢咽。这样的平常生活场景中就包含了中国茶道的一个基本精神取向：在闲中返隐并取乐。中国古代文化是在本土自生式缓慢生长出来的，茶文化更是在从容、闲散的生活处境中孕育出来的，所以，中国茶道在品茗论茶时延长了个人独处或者与友人相处的时间，同时也放大了狭小场所(茶室)的空间意义，强调细细品味杯中茶汤，同时把玩手中器皿、与周遭环境共处同安，在场者的内心交流无需言语，仅仅因为共处一室、共饮一壶茶而得以完成。传统中国茶道提出的四境说对此有较好的揭示，本文将进一步对此作出现代诠释。

一、 中国文化传统孕育下的中国茶道

关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容及其特征的讨论，可谓汗牛充栋，学者们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的观点，这样的讨论还将继续下去，因为中国文化传统是流动的、生生不息的，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认识就不会停止。本文的重点不是阐述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或者其中各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在于概要说明中国文化传统的总体结构。笔者认为，中国文化传统的总体结构是“一体两用”，即以儒释道一体为骨架，中医和茶道构成其两翼，这两翼是儒释道之体的巧妙运用和成功渗透。对传统中国人来说，中医医身、茶道修心，身心和合及其价值追求都体现在儒释道一体的学统上。早在魏晋之时三教合流的倾向就已经出现，隋唐产生了众多三教合流的文化成果，如建筑风格、学术教义、生活样式等，中国茶道就是代表性的重要产物。

饮茶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在中国何时出现的呢?郝懿行在《证俗文》中提到，“考茗饮之法始于汉末，而已萌芽于前汉，然其饮法未闻，或曰为饼咀食之，逮东汉末蜀吴之人始造茗饮。”这是有关中国人将“茶事”作为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事件的较早记载。此时，茶事已经脱离初期的药用、食用阶段，进入到饮用的阶段。即便进入到饮用阶段，饮用方式也在不断变化，隋唐时的煎茶(煮茶时要添加一些佐料，如盐、香料等)到宋代的点茶(茶要烘烤并碾成粉末，倒入热汤时还要不断击搅)，明代时放弃饼茶、团茶改用散茶，出现了泡茶这样的饮法，这种饮用方式能够完好地再现茶的本味、茶汤的本色，大为流行并一直沿用至今。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如云南、四川、贵州、湖南等地还留有食用式饮茶法，宋代的抹茶和点茶法传入了朝鲜和日本，成为了他们的代表性文化传统，在中国大陆则因泡茶法的一统天下而被遗忘。

“茶”原本有多个同义字，包括荼、槚、蔎、茗、荈等，最后统一定为“茶”字，根本原因是“茶”的字形最接近中国文化传统所设定的天地人关系的构想。“茶”，“其字，或从草，或从木，或草木并。”(陆羽《茶经》)其义为“人在草木间”。苍天之下，人为万物之灵长，敬天尽地利以利人。茶本为自然界一介植物，被人发现、采用、加工，茶从万物中脱颖而出，成为人的宠爱;同时，人因茶而获益、满足，茶所集纳的日月精华、水汽凝结和山岳含育均被人做出了极大开发，人成为茶的受益者。

应当承认，至今仍然有学者明确反对“中国茶道”的提法，认为中国只有茶文化(包括茶俗、茶礼、茶艺等事业)、茶产业(包括茶叶生产、制作、贸易等活动)，但始终没有发展出系统、严谨的“茶道”。不可否认，中国历史上并不存在完整的茶道理论，也无明确的茶道流派传承，但这只能说明中国茶道有其特殊性。决定是否有茶道的关键是有无对茶事活动所内含的精神性价值(与人相关)和思想性价值(与知识相关)做出有意识的总结或概括。有无总结是一回事，总结的深浅、广窄是另一回事。通过饮茶获得身心安宁、精神愉悦并对此做出思想升华，这显然不再是生理活动，它已经进入到自我实现的境地，肯定这一内容就可以视为茶道，关于这方面认识的总结就是茶道研究。将茶的生命比拟人生，将饮茶体悟引向对自然万象、宇宙世代的洞察，并将之理解为天道、真理的具体化，这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思想对茶的总体性把握。许多文人、僧人、思想家对此都留下了富有启迪的独特见解、深刻体悟，如陆羽、苏轼、朱熹、周作人、林语堂等。茶道广泛存在于文学作品、画作之中，并对中国陶瓷工艺、美学设计等产生了持久的影响。笔者之所以主张中国茶道真正形成于宋代而非唐代其原因就在于唐代的饮茶活动还有着浓厚的、与物的深切关联，这直接干扰并降低了有关茶的超越性思考。宋代就所有不同，闲适生活方式的普及和格物致知理论的兴起，为茶道的提出分别提供了现实的和思想的双重铺垫。

从字义上说，茶道意指基于茶自身的性质而淬炼出的精神世界。茶自身的性质首先是它的自然属性和对人身心的益处，在此之上关于茶所展开的情感投射和意识升华才进入到人所创造出的精神世界。人类文明构建了诸多包含信仰、文学、哲学、艺术之内的精神世界，中国文化传统所推崇的精神世界主要体现在乐生、天命、义理等重要命题上，茶道正是以茶为载体在品茗中以茶说事、以茶喻理、以茶论道。从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关联角度上看，中国茶道的具体内容可以表达为如下三个方面，即闲、隐、乐。三者统一到人，媒介是茶。“闲”是中国茶道的心理基础，“隐”是中国茶道的社会主张，“乐”是中国茶道的价值追求，就三者的内在关系来讲，“闲”是前提条件，“隐”和“乐”是刻意营造或试图表达的精神状态。

“闲”在中国文化中有多重含义，负面的是指不事稼穑、游手好闲、吃闲饭;正面的是指从容、优裕、散淡、豁达，正面的含义中既包括品质方面，也包括生活方式。与茶道关联的“闲”显然是指后者。“闲”就是有工夫，并且肯在茶上下工夫，茶因闲得以成就，闲因茶得以充实。时间上的闲只是一个方面，重要的是心理上、精神上的闲，要点在于一种生活态度，即从容应对，等闲看过苦难沧桑、视荣辱或声誉为身外物，置之度外，心中只有茶，将我融于茶，将茶化作我。这样的“闲”正是精神成长、自我发掘和自由意志伸张所必备的思想品质，得闲之真谛的人才会在意向内观照，求取独立的个体我。

从价值论上说，“隐”的消极含义是保全其身，明哲保身;“隐”的积极含义则是脱俗、淡泊、精俭、洁身自好，这不是被动的退让、逃避，而是在知其不可为或者无力改换他人/社会时、仍然顽强保留自身的处世原则、固守内心的道德律，这是以一己之力抗争凡俗世界、庸常大众的随波逐流，不做犬儒，放弃世常的名利而求取个人的精神圆满。如范仲淹所言，“居庙堂之上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身”。因此，茶道中的“隐”揭示的是茶人饮者在生活、社会中如何立身的大问题，隐后返本，身处闹市求心安，身处高位知进退，隐与显是一对相互依托的对立统一，隐后再显的是本真的我，不忘初心，为人处世不忘己身。“隐”要有强大的内心支持才可持久，避喧嚣而处落寞，离繁华而安清贫，这非一般人可为。陆羽在《茶经》里说，“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他不是说喝茶后，人就自动获得了“精行俭德”，相反，那些本就“精行俭德之人”是最宜饮茶的，陆羽的意思十分明了，那就是人选择了茶，茶的德行是人的德性之外显，饮者之品性投射到茶这一实物上。禅茶一味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立言的，佛家弟子之所以选择茶来解经悟道其缘由也基于此。

“乐”是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主张，甚至也可以说是它的一大特点。孔子曾言，“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孟子提出“与民同乐”，《太平经》云：“人最善者，莫若常欲乐生，汲汲若渴，乃后可也。”西方哲人提出了德福一致，中国文化传统更加倾心于“德乐合一”，如助人为乐、乐于助人、乐善好施，都是将行善、助人与快乐联系在一起。这样的快乐是一种因所认同的价值得到实现而产生的内心愉悦，是一种精神快乐，体现了“众乐乐”般的精神快感。“乐”使中国茶道明显有别于日本茶道。日本茶道生发于佛教寺院，最初由出家人阐发和传承，以后形成的茶道流派“三千家”，也严格维护了师徒授受关系，具有高度的封闭性，因此属于小众文化或雅文化，在其精神内涵上突出的是施茶、吃茶过程中的寂、静、敬的成分，走向了纯粹形式化的理念体悟。中国茶道之乐重申了对此世的投入和对人身处其中境遇的关切，因此，中国茶道具有更加平实的表现形式和更加生活化的现实关怀。无数的历史事件表明，无论身处何种情境下，多数中国人都易于快速接受现状，这与中国茶道乃至中国文化中的乐观主义是分不开的。

二、 茶道四境说的提出

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主题是人生哲学，中国哲学精神也脱离不开对人/人事/人情的考量。他还根据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立场概括出四种人生境界，分别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前两种境界都是非哲学的，只有后两种境界与哲学有关，并且是哲学关注的对象，冯先生还指出，只有借助哲学的反思省察，人生才能达到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

冯友兰先生所概括的境界说看似是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归结，其实是接受了西学影响、采纳西方哲学的范畴体系的尝试，例如，冯先生所讲的“自然”就不是儒家的原初含义，同样，他明确地划分出可以成为哲学对象和不可以成为哲学对象两种不同的层次，这也是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世间道”的做法。中国茶道无法划入冯先生的哲学对象之中，因为它不是形而上学的观念构建，没有正面回答知识论问题，它只与日用生活相关，只在民间风俗和日用生活中寻找意义，却力图将日常事件变为情趣、乐事，从而获得恒久性。

然而，传统中国茶道也讲境界，很早就提出了四境说，分别是：物境、艺境、人境、心境，并认为四境俱美才是至上状态。明代的书画家徐渭(1521—1593)被世人称为“茶痴”，他最明确提出了宜茶境界说，认为物境、艺境、人境、心境俱美者乃宜茶最高境界。物境指饮茶的环境，主要指不是人为建造的居室、楼宇，而是自然天成、幽静清雅的场所，如竹海、梅林、泉边、湖畔等;艺境指使用器具的造型、冲泡或饮用之法的得体、抚琴弄箫的声乐等共同构成的雅致脱俗的氛围;人境则指嘉宾来客与主人的融洽关系，专心于饮茶，彼此声气相投、趣味相和;心境指在饮茶中忘却世间万象，人与茶、茶与人合二为一，一心悟道，由此求得心胸的物我两忘、豁然开朗。

茶道四境之间并非简单的高低替代关系，相反，四境是相互补充、缺一不可的连带关系。物境和艺境提供了实体性基础，人境提供了人际交往沟通的条件，心境则受到前三者的引导，反过来又纯化、提升前三者的存在方式。宋人提出的饮茶“三点”——饮茶环境、水质和茶具、品饮者的修养三个方面，讲的是同一个道理，也可用看做是茶道四境说的前身。

茶道四境界不是人生境界，也非道德境界，它只是对生活情趣的关注，在匆忙、庸常的日常生活中寻找情投意合的同道，在刻意营造出的人为环境中折射当事人的思绪和体悟，这就是生活的闲、人生的隐和现世的乐。明末清初文学家张岱(1597—1679)有句名言，“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茶道四境在匮乏经济时代显得有些铺张或矫情，对俗世凡众来说它显得过于高格调和雅致，通常会被不谙茶道的人视为“茶疵”、“饮癖”，然而，恰恰是这些对茶情有独钟、不改初衷的人成就了茶道，使茶事成为风雅，使茶人有了品味。

中国传统茶道的四境说所讲的茶道不是在用时间来衡量，相反，只在乎空间，中国人喝茶可以从早到晚，时间似乎停滞了，时间的意义消逝了，重要的是喝的什么茶、用的什么茶具、所处怎样的环境和心境，这些都是空间要素。中国茶道弱化了时间维度，突出了空间维度，饮者或主宾饮者们共处的空间性存在的属性得到充分阐发。中国茶分产地、产区;但各地的饮茶方式也有地区差别，茶室、茶馆的陈设在理念上大多刻意滤去了时间的向量。据说真正谙茶者在头三杯不事任何言语，静静品茶，全身心关乎茶主泡茶的一举一动，用心体会茶汤之味、茶器之美、茶艺之精、茶席之雅，等等。品茶过程中茶者(包括茶人、茶客、茶主)的思想沟通不是靠语言传递，而是靠共感，情感共鸣，这样的情感分享与特定的场景及其要素相匹配，它是以彼此共在、身心在场为其表现形式的。西方人则非常不同，他们用时间来度量茶，喝的是晨茶、上午茶、下午茶、晚茶，茶就像钟表一样提示人正处于作业或行为的某个阶段，所凸显的是茶外之人的所作所为。茶只是工具性存在，茶为人所用，仅此而已。

令人遗憾的是，茶道四境虽然关涉空间，但只是十分狭小的范围，往往只是设茶席、茶会的那块空间，或者仅仅关联案桌、茶几的空间。饮茶者之外，即便在同一室内(如茶室、茶馆)仍然可能垃圾遍地。中国茶道只提供了十分有限的悟道体验，却没有成功扩展、延伸开来，成为“新民”乃至“新生活”的源头动力。蔡元培在写于1916年的《华工学校讲义》中说道：“华人素以不洁闻于世界：体不常浴，衣不时浣，咯痰于地，拭涕于袖，道路不加洒扫，厕所任其熏蒸，饮用之水，不加渗漉，传染之病，不知隔离。小之损一身之康强，大之酿一方之疫疠。”推己及人、由此及彼这些中国文化传统倡导的“类推”在茶道中未被生根、发扬。中国茶道创造的洁净世界只局限于当事人的精神领域，却可能无涉于周遭环境，更未激发出行动的意志。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坐而论道”、缺乏行动力的劣根性也大抵与此相关。

中国茶道具体内容——闲隐乐——正是通过“四境”得到充分体现的。茶道的物境在于野趣、雅致，在世间却又脱俗清新，这就是闲和隐;茶道的艺境强调合于时令，契合仪规，烘托出寂静、清和的空间，这就是闲和乐;茶道的人境突出的是同坐茶席中人一期一会，以情相交，以茶传情，这就是得一知己而足矣的至乐;茶道的心境关注当事人反躬自省，向内心观照，以茶喻人生、事业，涤除内心的不满、怨恨，成就自性的伸张，这就是“大隐隐于市”的真谛。可以说，茶道四境说从不同角度全面解读、深化了中国茶道。

换句话说，中国茶道虽然也强调由茶及道、茶中见道，但并不追求道外世界。一句话，中国茶道的本质是道茶一体。日本茶道援佛入道，突出了“孤”、“寂”、“清”的品味;中国茶道引儒入道，强调的是“闲”、“隐”、“乐”。中国茶文化在唐代兴起时就是雅俗共赏，宋代出现茶道时，也是同时存在士大夫、寺院、宫廷、世家、平民等不同的表现形式，而且佛门、道观、儒家的祠堂、学堂、孔庙等都依据各自有关天、人、物的理念预设而发展出了不同的茶礼、茶艺乃至各自有别的茶道。茶文化流布广泛，是因为吃茶人都接受了其中的乐趣。周作人曾在《喝茶》一文中有极好的概括，“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话来说，可以称作‘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中国茶道具有深切的现实关怀，本着及物、依人、乐生的原则将茶道落脚在生活情趣上。

三、 茶道四境说的现代诠释

新中国建立后，全面开展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传播了社会主义新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同时对中国自古以来形成的传统文化的诸多具体形式都做出了彻底否定，既根除了封建制度的社会基础，也对民众一般日常生活产生了巨大冲击，其间茶道研究、茶文化样式几乎停滞，仅仅保留了单纯物质性内容的茶叶种植、加工、买卖，因为茶叶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出口创汇产品。然而，饮茶、品茶的过程而产生的悠闲生活方式，散淡人生态度和追求精致、雅致、品味生活的志趣都被无情扫除，茶文化不再传承，茶道研究被迫中止。

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也给中国茶文化复兴创造了条件。许多地方政府大力发展茶叶贸易，鼓励围绕茶叶而进行的各类文化事业，各地纷纷成立了茶协会，茶馆也雨后春笋般繁荣起来，茶事活动频繁，并且参考和吸收台湾经验，开发出各种茶艺表演，茶事相关的茶产业，如茶服、茶器、茶具、香、古乐器、国画等都得到了蓬勃发展。最重要的是，人们对茶的态度发生了显著变化，开始赋予茶各种积极、正面的价值。饮茶者(无论是在自家独斟自饮还是与人同泡茶馆)都不再被视为游手好闲的人，相反，经常被看做是有品位的风雅之士。

期间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例如奢靡之风盛行，茶的包装过于精美，造成大量垃圾，增加了环境负担;茶具和茶器过于昂贵，离普通人的生活越来越远;茶艺表演出现了许多不雅或庸俗内容，冲淡了饮茶本身的乐趣。更为严重的是，一些茶生产商、经销商偷工减料、以次充好，使用过多的化肥和杀虫剂，加工过程中添加了过多干扰茶性的有害物质，这些行为导致许多种类茶叶品质的退化，这种杀鸡取卵、急功近利的行为完全违背了传统茶人应有的职业操守，也与茶道追求格格不入。

当代中国茶道所处的时代场景已经大大不同于古代。在匮乏经济时代，茶仍是稀缺品，好茶或上等茶更是珍稀品，只有殷实之家方可享受，一般平民百姓买茶只是备着待客之用，平时是消受不起的。而殷实之家大多受过良好教育，识书达理，品茶论道、鉴茶赋诗等都只是士大夫、文人之间雅致生活的追求。虽然只有占总人口极少数的人饮茶，但他们大多是知识的拥有者和思想的创造者，他们不仅维持了茶文化，也推动了茶道的传承和深化。然而，今日的中国人大多可以消费得起茶叶，茶叶的供应源源不断，茶叶的种类层出不穷，饮茶的方式不断翻新，茶真正成为粗茶淡饭般日常和廉价，饮茶者可能是每个人，即任何一个“涂之人”，此时，茶道何存?跨越全部阶层、通用于所有人群的茶道是否还有存在的可能?

饮茶成本的降低和饮茶程序的简化，茶日益向民间普及，中国传统的文人茶文化逐渐被平民茶文化取代，平民茶文化是否可以延续传统中国茶道呢?笔者认为，中国茶道所主张的闲隐乐三种精神不仅仍然具有意义，而且在今日获得实现变得更加可能，主要得益于物质手段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人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解放出来，闲暇时间增加，可支配的财富也极大增加，度闲和求乐变得唾手可得。然而，发达的物质生活和快餐化消费也使时间碎片化，精致生活追求变得局促和难觅，普遍的烦闷和躁动紧压了人的精神生长的空间，在丰裕时代如何安顿心灵、为我们的精神向往提供场所?这是今日茶人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这就必须强化茶道中的四境功夫。返归自然，按物之本性行事，顺物理尽物力。茶本是自然一物，饮茶之益来自于茶性的最佳发挥，茶道的初心就是保持对茶性的尊重。茶道四境必须依此茶性自然主义原则加以展开。艺境虽是人所造环境，也应以模仿自然、接近自然为原则，将艺境融于物境之中，饮茶者无论身处何处其心境和人境都应返璞归真。质言之，虽然心境重在个人独处的内心观照，人境强调以敬待人求得声气相投，但人境的出发点是心境，有独立人格和自处自律的人才会与人平和相处，茶道四境其实就可以化约为二境：物境和心境。茶人的举手投足是自身心境的外化，所使用的器具、营造的环境皆由心性外发，洞察物之本性以尽物力，对茶事中的一切皆抱持恭敬、谦和的态度。二境皆出于一心：这就是奉茶之心，易言之，敬茶之心。

中国茶道的基本精神是主张在俗世生活中返本归真，在庸常世界中寻找优雅品位。在此，重要的不是茶、茶具或茶室，而是茶人，或者说是饮者在品茗中全身心投入所获得的自悟自省。道在茶中，悟道就在品茗的过程中。物镜、艺境、人境都不需刻意选择，随遇而安，因为象由心生，心境才是根本。在当代，拜市场经济和技术革新之所赐，茶相关的器具极大丰富、陈设越加奢华，茶室随处可见，茶叶唾手可得，然而，这些都是可有可无的，外壳，真正有意义的是饮茶者求放心，将心安置于事关大问题的事物上，用宏大叙事去除生活中的繁杂，用普遍价值提升人生的关切，饮茶让人安静下来，生起敬意，卸去多余的欲望和无谓的冲动，一句话，品茶就是赴一场心灵之约，从这个角度上看，茶道四境可以成为今天中国人的信仰依托。

【摘自2016年第3期《吃茶去》杂志;作者：董鹏(陕西安康)】

古代十五位有名的“茶痴”
自古古人做痴人，不乏情痴、路痴，当然茶界当中也有茶痴。在我国历史上对于茶叶的爱慕到痴的境界的历史名人便有很多，今日就为大家介绍古代十五位有名的茶痴。

古人饮茶

1  陆羽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

陆羽被称为“考察茶事”，游历巴川蜀峡，一路上他逢山驻马采茶，遇泉下鞍辨水，目不暇接，口不暇访，笔不暇录。经过长年的积累，世界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得以面世，陆羽也被世人尊为“茶圣”。他对茶叶有浓厚的兴趣，长期实施调查研究，熟悉茶树栽培、育种和加工技术，并擅长品茗。唐朝上元初年(公元760年)，陆羽隐居江南各地，撰《茶经》三卷，成为世界上第一部茶叶著。《全唐文》中撰载有《陆羽自传》。曾编写过《谑谈》三卷。他开启了一个茶的时代，为世界茶业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2  卢仝

卢仝好茶成癖，诗风浪漫，他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传唱千年而不衰，其中的"七碗茶诗"之吟，最为脍炙人口：

"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茶的功效，和卢仝对茶饮的审美愉悦，在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人以诗名，诗则又以茶名也。卢仝著有《茶谱》，被世人尊称为“茶仙”。卢仝的《七碗茶歌》在日本广为传颂，并演变为“喉吻润、破孤闷、搜枯肠、发轻汗、肌骨清、通仙灵、清风生”的日本茶道。日本人对卢仝推崇备至，常常将之与“茶圣”陆羽相提并论。至今的九里沟还有玉川泉、品茗延寿台、卢仝茶社等名胜。

3  白居易

“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
1100多年前，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一首《琵琶行》脍炙人口，也使浮梁茶声名大振。中国文人墨客都爱茶，茶里有智慧、有文泉、有思涌。读过《长恨歌》、《琵琶行》的人都会吟上几句，答谢好友李宣写的一首诗：
“不寄他人先寄我，因缘我是别茶人”。
表现茶人是位善于鉴茶识水的“别茶人”。他的另外一位好友元稹知他爱茶，特写了一收宝塔诗相赠。晚年的白居易更是：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茶”。
并开始以茶悟人生，洗涤热衷功名利禄的熏心，终博名“白乐天”，世称别茶人。

4  皮日休

皮日休，晚唐著名文学家，精通茶事，善写茶诗，他自制了一套精美的“袭美茶具”，写过《茶中杂咏·煮茶》：

香泉一合乳，煎作连珠沸。时看蟹目溅，乍见鱼鳞起。 声疑松带雨，饽恐生烟翠。尚把沥中山，必无千日醉。

这为今人了解唐代茶园、茶舍、茶农、茶具以及茶业的种植、焙制、烹饮情况，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

5 苏轼
苏轼视茶境为仙境，并沉醉于茶，寄身于茶，苏轼爱茶也爱女人，故有：
“欲把西湖比西子，从来佳茗似佳人”。
他注重品茶的物外景意，把茶作为沟通自然，内省性情，品味人生的修炼手段，并主张：
“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典型的茶艺人生，以茶悟慧而入诗入画，他随缘自适，乐观豁达，圆融贯通，自由自在，在茶中品出人格精神，生命体悟和胸襟抱负，并为后人留下无数的精神食粮，不愧为茶仙。 

6 蔡襄

蔡襄（1012～1067），北宋兴化仙游（福建）人。字君谟，为北宋著名茶叶鉴别专家。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任福建转运使，负责监制北苑贡茶，创制了小团茶，闻名于世。

“色：茶色贵白，其中青白胜黄白......”

《茶录》是蔡襄有感于陆羽《茶经》“不第建安之品”而特地向皇帝推荐北苑贡茶之作。计上下两篇，上篇论茶，分色、香、味、藏茶、炙茶、碾茶、罗茶、侯茶、熁盏、点茶十目，主要论述茶汤品质和烹饮方法。下篇论器，分茶焙、茶笼、砧椎、茶铃、茶碾、茶罗、茶盏、茶匙、汤瓶九目。《茶录》是继陆羽《茶经》之后最有影响的论茶专著。

7 赵佶

北宋皇帝宋徽宗赵佶，在政治上昏庸无能，却对书画有精湛的研究，并以撰写《茶论》和精通茶事而闻名后世。他与北宋大观年间写成的《茶论》一书，被后人称为《大观茶论》。
“尝谓首地而倒生，所以供人求者，其类不一。谷粟之于饥，丝枲之于寒，虽庸人孺子皆知。常须而日用，不以岁时之舒迫而可以兴废也。至若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冲澹间洁，韵高致静，则非遑遽之时可得而好尚矣。”
《大观茶论》是赵佶关于茶的专论，成书于大观元年（1107）。全书共二十篇，对北宋时期蒸青团茶的产地、采制、烹试、品质、斗茶风尚等均有详细记述。其中“点茶”一篇，见解精辟，论述深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宋以来中国茶业的发达程度和制茶技术的发展状况，也为我们认识宋代茶道留下了珍贵的文献资料。
“点茶不一。而调膏继刻，以汤注之，手重筅轻，无粟文蟹眼者，调之静面点。盖击拂无力，茶不发立，水乳未浃，又复增汤，色泽不尽，英华沦散，茶无立作矣。......”

8 李清照

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与丈夫都是茶道中人，他们旅居青州时常以茶为戏：

“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

一边饮茶，一边记忆学习，此乃“饮茶助学”也。

9 朱熹
朱熹与茶有着前世今生的不解之缘。朱熹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博古通今，既是位严谨慎独的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和政治家，也是位充满生活情趣的文人雅仕，琴棋书画诗酒茶无所不涉，并能加以融会贯通。朱熹到武夷山后，便对武夷茶情有独钟。他不仅品茶、论茶，还曾亲自参与种茶、制茶、煮茶、宴茶、斗茶、咏茶，乐在其中，并从武夷茶中领悟与获取了许多理学思想与文学灵感。
据《朱文公全集》记载：朱子“年少时，曾戒酒，以茶修德”。朱熹早年崇佛，常与五夫开普寺住持圆悟大师一起品茶论禅，体验茶禅一味，建立了深厚感情，成为忘年之交。朱熹后来又以茶悟道，以茶悟儒：
“物之甘者，吃过必酸；苦者，吃过却甘。茶本苦物，吃过却甘。如始于忧勤，终于逸乐，理而后和。盖理天下之至严，行之各得其分，则至和。”（《朱子语类.杂类》138条）。
朱子是理学家、教育家、借品茶喻求学之道。他认为在学的过程中，要狠下功夫，苦而后甘，始能乐在其中。朱子所谓“理而后和”，正是《中庸》所云：
“喜怒哀乐未发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大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庆元学案.晦翁学案.中和论》）
他又提到“礼本于天下之至严。礼成，则黎民各得其份，则至和”。所以“国治而后平天下。”这和饮茶先苦后甜的道理一样。

10 陆游
“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
陆游酷爱茶也爱诗，以茶悟诗而言志，著有一万多首诗，其中有300多首茶诗，诗人把茶当作一门悟的艺术和品的文化，茶气是悟的翅膀，茶色是悟的羽毛，茶水是悟的洗礼。诗人正是在品着清香氤氲的茶香，而悟着神秘美妙的世界。到83岁时还写下了：
“桑苎家风君勿实，他年犹得作茶神”。
诗人希望陆羽的茶道代代相传，自己下辈子还当茶神。

11 朱权

朱权（1378—1448年），明太祖朱元璋之第十七子，又号涵虚子，丹丘先生，晚号仙。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封宁王。谥献，故称宁献王。曾奉敕辑《通鉴博论》，撰有《家训》、《宁国仪范》、《汉唐秘史》、《汉唐秘史》史断、文谱、诗谱等十种著作。

朱权晚年信奉道教，耽乐清虚，悉心茶道，将饮茶经验和体会写成了一卷对中国茶文化颇具贡献的《茶谱》。全书约2000字，除绪论外，下分十六则，即品茶、收茶、点茶、熏香茶法、茶炉、茶灶、茶磨、茶碾、茶罗、茶架、茶匙、茶筅、茶瓯、茶瓶、煎汤法、品水。其绪论中言：

“盖羽多尚奇古，制之为末，以膏为饼。至仁宗时，而立龙团、凤团、月团之名，杂以诸香，饰以金彩、不无夺其真味。然天地生物，各遂其性，莫若叶茶烹而啜之，以遂其自然之性也。予故取烹茶之法，末茶之具，崇新改易，自成一家”。

12 张岱

张岱品茶鉴水之精到，《陶庵梦忆》中“闵老子茶”一节赢余得极为生动：

余曰：“香朴烈，味甚浑厚，此春茶耶！向瀹者的是秋采。”

汶水大笑曰：“予年七十，精赏鉴者无客比。”遂定交。张岱不愧为辨茶识水的行家。

张岱精于品茶，还悉心改制家乡的日铸茶，创制出一种“兰雪茶”。“日铸雪芽”在宋朝已列为贡品，有“越州日铸茶，为江南第一”之誉。然而到了明代，由于安徽休宁松萝茶，制法精妙，名噪一时，盖过一时。张岱“遂募歙人入日铸”，一如松萝制法，采用法、掏法、挪法、撒法、扇法、炒法、焙法、藏法。进而他又探究泉水，发现“他泉瀹之，香气不出，煮禊泉，投以小罐，则香太浓服，杂入茉莉，再三较量，用敞口瓷瓯淡放之，候其冷，以旋滚汤冲泻之，色如竹箨方解，绿粉初匀，又如山窗初曙，透纸黎光。取清妃白，倾向素瓷，真如百茎素兰同雪涛并泻也。雪芽得其矣，未得其气。余戏呼之兰雪。”（《陶庵梦忆·兰雪茶》）

13 蒲松龄

蒲松龄久居乡间，知识渊博，他自制了菊桑茶，具有补肾、抗衰老的药效。他在家乡设了一个茅草茶寮，为过往行人义务供茶，饮茶者不需付茶钱，只需口传故事和传说。这些用茶换来的故事，后来成为《聊斋志异》中490多篇文言体小说的素材来源。

蒲松龄的诗词中有11首（阕）写道茶，有5首（阙）写道茗，其中七言律诗《遥和载酒堂唐太史韵》其二云：

“闲向石床扫落花，闭门书卷旧生涯。屋梁残月三更梦，枕簟清风七碗茶。浪迹浮生空蜡屐，良宵沉醉不知家。平明萧索闻疏雨，悔向风尘老岁华。”

上述诗中“七碗茶”这一典故出自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

14 乾隆

 曾六下江南，微服私访的同时也饮遍了江南的名茶。

对于泡茶所用的水，乾隆爷是相当严格的。他坚持以“水以轻者为上”为原则，并发明了一个鉴水的方式——用银制小方斗称量水的重量。所称的水中，北京香山的玉泉山水重一两，被定为天下第一泉。

从乾隆九年的《总管内务府奏销档》记载的贡茶来看，乾隆爷饮用的贡茶，包括龙井茶、碧螺春和普洱茶等30多种茶叶。但要说乾隆爷最喜欢的贡茶，当属龙井茶。他六下江南，有四次都到西湖茶区品尝龙井茶。他说：“火前嫩，火后老，唯有骑火品最好。”骑火茶指的就是清明当天的茶，早则嫩了，晚则老了。

热衷于茶事的乾隆爷，自然也在茶器上花工夫。他常常依照自已的审美标准，亲自设计茶器，再令人交给景德镇御窑厂、苏州织造安宁所等单位制作。他还把他自己写下的诗文刻在茶具上，比如《三清茶》、《荷露烹茶》、《烹雨前茶有作》等很多诗文。

乾隆一生嗜茶，到了晚年，更是到了病茶的地步。85岁高龄时，乾隆欲退隐让位，有大臣劝道：“国不可一日无君！”乾隆回曰：

“君不可一日无茶也！”

15 郑板桥

在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古代，活了七十三岁，有人以为和他喜欢喝茶有关，郑板桥一生中也做过许多茶联、茶诗。

“白菜青盐粘子饭，瓦壶天水菊花茶。”

将粗茶淡饭的清贫生活写得生动，这正是他的生活与人生观的写照。此外郑板桥所向往的生活也可从茶诗中窥出端倪，《题画》：

茅屋一间，新篁数竿，雪白纸窗，微浸绿色。此时独坐其中，一盏雨前茶，一方端砚石，一张宣州纸，几笔折枝花，朋友来至，风声竹响，愈喧愈静。

又如：

不风不雨正清和，翠竹亭亭好节柯。最爱晚凉佳客至，一壶新茗泡松萝。

对郑板桥而言，这种寒夜客来、书画相伴的生活，已是人生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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