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三茶茶

今年的活动全面创新突破，推出浙江景宁慧明红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景宁“惠明茶”和福建福安“坦洋工夫”红茶作为活动的两款“指定用茶”；聚焦上海对口支援工作，推出“卓玛泉西藏天然雪山水”作为“指定用水”；聚焦品牌合作，与上海老字号雷允上分别合作“指定用水”——薄荷盐汽水、“指定茶礼”雷氏匠茶茶固体饮料；与潮流茶馆T9Tea推出指定茶礼——午后伯爵冰咖，不断提升节庆品牌的海派特色辨识度。

“指定用茶”——

福建福安“坦洋工夫”红茶

（一）

或临崖傍水，或在水行舟。

闽东山河的主色调大都是青绿的，即所谓青山绿水。

福安更是如此，也因为给它的排位是闽头浙尾，所以最重要的地理标志便是鹫峰山脉，夹杂于太姥山脉与洞宫山脉之间，从北而来，如一个矫健的登山运动员，一路拾阶而下，向南奔往春暖花开的大海。而一路依偎着鹫峰山脉的则是长溪，她如窈窕淑女，朝雾夕岚，芳颜叠翠，婀娜多姿间，曲流百折如风吹罗带，经赛江，义无反顾地投向三都澳的蔚蓝。

一路开疆拓土的长溪两岸便是狭长的谷地，社口的坦洋便在其上游的冲刷中，成就了一块如板一般坦坦平平的溪坂，民间俗称：板洋。早期有可能产竹子，又称：竹坂里。又因村后山多桂花树，香飘四溢，也称：桂香山。“坦洋”的正式村名则出现在1762年官修的《福宁府志》。

一抹秋阳把这条流经的坦洋溪照得透绿。

农耕时代，水运便是高速公路。那时，长溪水系溪河密布，皆可行船，沿溪村庄都有码头。坦洋的码头就在真武亭桥下，虽然现在已是水平面下降，只象征性系泊着一艘乌篷船，但在那时却是可以驶着1吨左右的小溪船，装载着货物，从坦洋码头出发，运到社口的溪口村，再沿长溪干流顺溪而下，朝发夕至赛江码头，过驳出洋。

南方有嘉木。这样的青绿山河，必定藏着奇珍异叶。

人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植物而生存。因为植物，文化和文明诞生了。因此，植物的机遇也是一种文化的机遇。

坦洋也因为一片树叶的枝繁叶茂而迎来了机遇与挑战。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诡异的朝代。农民出生的朱元璋不仅是权术大师，而且是中国最懂茶的制茶大师。从某种意义来说，没有他的“废团改散”与“废蒸改炒”诏书，或者就没有了后来的“工夫茶”。

在他执政的第四年，第一次将茶贸与政治挂钩。

自唐宋以来，茶叶一跃成为国家战略物资。边远的夷族需茶，中原文明缺马。“彼得茶而怀向顺，我得马而壮军威”茶马贸易由此成为中央王朝掌握华夏边疆地区的命脉。

1371年，也就是明洪武四年，朱元璋执政才四年，他便在户部设置"茶课司"与"茶马司"，确定以陕西、四川茶叶易番马，于是在各产茶地设置茶课司，定有课额。明代的茶马政策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成为"制服西戎之术"。

也就在这一年的八月，坦洋的桂香山漫山奇香，茶香与桂花香成天作之合，桂香茶由此得名。

而一位叫胡有才的村民在野生丛林中发现一株神异的古茶树，它可以从清明一直采到白露，时历三春，平均亩产鲜叶近七百斤。因为这种茶树叶大如菜叶，所以当地人就称为“坦洋菜茶”。于是在那年开始，“坦洋菜茶”在这个小村落的溪流两岸蔓延。

到了明洪武二十四年九月，朱元璋体恤民情，认为唐宋制作龙凤团茶为贡茶，制作程序太过繁杂，费工费财，却只能喝那么一点点茶，劳民伤财，于是下诏罢造团茶，改革制茶技艺。

那时，朱元璋的儿子朱权也是个品茶大家，他助力父皇推广制茶新工艺：“废团改散”与“废蒸改炒”，即把团茶变成散茶，把蒸青法改为炒青法。以烘焙团揉方式制茶；而在泡法与茶具上，喝茶的工具从碗变成杯，热水冲进茶壶里，茶叶在壶中闪展腾挪，叶瓣的舒展，叫醒了白灼似的茶之原味。

唐宋时期的“煎茶”“煮茶”和“点茶”的饮法在明代褪去了繁花似锦，散叶茶回归质朴，撮泡法亦日渐流行，而“工夫茶”便以撮泡法为主，也因此成就了“工夫茶”在明清走向鼎盛。

撮泡法成为主流，身在中国南方的坦洋菜茶也迎来了升级版的新贵。

从地图上看，12.4万平方公里的东南沿海省份就像一枚嫩绿的茶叶。茶之于闽粤也如这片嫩绿的茶叶一样，已是叶脉相连。

北宋的时候，在闽粤交界处，有个地方叫饶平，潮州人非常喜爱福建武夷的乌龙茶，因此闽粤茶商便在此交易。交易时，彼此用小盅来品茶鉴定制茶之工夫、泡饮之工夫，“工夫茶”一说就在这地方叫开了。因此，工夫茶在北宋源于闽粤是个大概率的说法。

关于工夫茶的缘起，有闽粤之争，但较为完整的说法应该是：源于福建，盛行于闽南、广东潮州和台湾乃至东南亚一带，并由此形成闽式、潮式和台式三大派系。

福安坦洋工夫虽算是后起之秀，但福安茶史其实也大部和中国茶史同频共振。

茶叶在商周时期，由于限量生产，还属于贵族的享受。到了两晋北朝，茶才开始以文化的面貌出现在文人雅士的聚会中。只有到了隋唐，茶叶在四川大规模种植，茶不再是显族的独有，而进入寻常百姓家。

无独有偶，1972年，在福安一个叫溪北的小村挖掘出一个墓葬，券顶砖上刻有“大业三年”字样，也就是隋炀帝执政第三年。在出土的随葬品中有3件青釉茶托杯。福安有1400年的饮茶史就这样坐实了。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年隋炀帝为了打通西域，派出裴矩为黄门侍郎，常住张掖，主持与西域的联系，兼管与西方各国的通商往来，而裴矩撰写的《西域图记》三卷，记载着以敦煌为总出发点，到地中海的三条大道，其中的中道和南道正是到达伊朗、罗马等西亚、欧洲各国。这便是后来的丝绸之路。到了唐代，茶叶与丝绸、陶瓷一并成为丝绸之路的主角，一路高歌，经由阿拉伯人到达西欧，以及借由蒙古人到达俄国。

在中国历史上，唐宋人的文化品位、生活质量恐怕是世界地标。像喝茶，也非常精细繁复。

到了唐朝，喝茶以烹煮为主，以蒸青方式处理茶叶，烘焙碾碎，研磨后筛滤成粉状，放进容器里保存，然后煮水放进盐巴、生姜调味去苦味。

唐时的福安人则将饮茶叫为“食茶”。那时，福安的茶品也即为蒸青饼茶和蒸青紧压团茶。所谓的饼茶和团茶，即是将茶叶碾成细末，加上油膏、米粉制成。要喝的时候，和着葱、姜、橘皮、薄荷、枣及盐等调料，再烹煎食用或汤饮，故有“食茶”一说。

宋代人的煮茶比唐人的煎茶更加讲究。唐人该有的工序一样都不少，还多加好几道工序。他们将茶叶压缩制成团，然后再取下茶叶烘焙磨粉，将茶叶研磨的更细致。唐人多把茶叶加入水中煎服，而宋以后则烧开水后再注入茶叶。北宋贡茶“龙凤团茶”更是装饰极致，茶饼上印有龙凤形的纹饰则是用纯金镂刻而成。

1986年，在苏阳村先后出土了两块专供斗茶用的宋代建窑黑釉兔毫盏残片。可以想见，那时的福安人也有了点茶、斗茶。“七夕，乞巧。是日俗以桃仁、米糕点茶”（明万历《福安县志》）。

到了元明时，北方游牧民族出身的元代统治者与中原农民出身的朱元璋都不喜欢这种过于精细委婉的茶文化。士大夫和平民百姓又没有能力和时间品赏。他们更喜欢的是新工艺制作的条形散茶。于是，散茶渐渐融入中国人的生活。

元时福安，也出现了冲泡茶，茶香也随之在里巷漫溢。这一简单直接粗暴的饮法改革，激发了民间对茶叶的大量需求，种植面积随之蔓延，依山傍海、山河青绿，鹫峰山脉、长溪两岸优越的自然条件更是成了东方神叶的种植天堂。

到了明万历三十六年，也就是公元1608年，按谢肇淛游历闽东后所著《长溪琐语》所记：环长溪百里，诸山皆产茗，山丁僧俗半衣食焉。随着量的增加，福安的茶质也得到提升，得到朝廷的垂青，福安的贡茶时代来了。公元1522年至1566年期间，明嘉靖版《福宁州志》记载：福安县常贡芽茶67斤8两，叶茶50斤9两。

一个地方产业的兴起必定是和它的经济基础相关联。

经过康熙、雍正两代皇帝的励精图治，到乾隆接手时，康乾盛世达到了真正的顶峰。人民安居乐业，人口达到1.5亿。国库存银从乾隆即位之初的3453万两，到乾隆三十九年则增长到了7390万两。但这期间，欧洲已经开始工业革命，而大清王朝的财政收入依然靠农业和手工制造业。茶叶的贡献更是大宗。

康乾盛世也外溢到了南方黄金海岸。清乾隆中期，福安的商业经济随之起舞。不仅商贸市镇在长溪两岸星罗棋布，而且水运码头镇镇不缺。随着水运交通的崛起，早期的商帮也应运而生。他们在各市镇码头将土特产品装上船舶，出白马门，或北上温州、宁波，或南下省城福州。他们用转手的差价利润再采购家乡所需。福安会馆也在福州占有一席之地。商人、商船、商帮与会馆，一条成熟的茶贸流通链已然形成，实为坦洋工夫的后继勃发历练了一支见多识广、人脉通达的营销团队。

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以后，英国人捷足先登，于1644年将福建茶叶运到英国。英国政府为了保证国内有一定量茶叶库存，便令东印度公司在厦门设立商务处，组织闽茶运回英国。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海禁开放后，茶叶输出逐渐增多，促进各地开荒种茶，茶叶生产得到快速发展，手脚勤快的福安坦洋人也赶上了开荒种茶的热潮。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规定“遍瑜香船，嗣后口岸决定于广州”，同时还规定茶叶出口只能茶商行代办，禁止民间交易。由于福安水路可通达广州，茶叶运销对远销有利。头脑灵活的坦洋人，纷纷改开荒种茶为试制新茶，开设茶庄，做起茶行的生意。他们以“坦洋菜茶”为原料，细制桂香茶，打开国内外市场。

1850年正月丙午日，道光皇帝去世，他的第四个孩子爱新觉罗·奕宁继位，第二年即1851年改年号咸丰。

在这一年，中国的茶界发生了两件大事。

这一年，英国伦敦举办首届世博会——伦敦世博会，长期在江浙沪经营茶叶、丝绸的广东籍商人徐荣村寄出12包“湖丝”参加展览，经博览会评定，公推为第一名。维多利亚女王赐金、银奖牌各一面，并赐赠“翼飞洋人”执照一份，允许“湖丝”进入英国市场。这是中国产品首次在世界博览会上取得金奖，1853年之前，中国茶出口的茶叶主要是红茶和绿茶，并由广州口岸输出，广州茶商控制了闽茶贸易。因此，由广州茶商带到这届世博会亮相的白毫茶、工夫茶和乌龙茶实为出自武夷山。《英国伦敦第一届世界博览会评奖委员会报告书》如此记载：“中国茶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品种齐全，品质卓越，含有罕见的和昂贵的成分，还具有不小的科学研究价值……展出的各种品种的白毫茶，有一些能卖到50先令一包……工夫茶或宁阳茶主要出口到美洲市场。乌龙茶在加尔各答（印度城市）是最好的饮料。”

这一年，“茶叶间谍”英国人罗伯塔·福琼从武夷山桐木关带走23982株茶树苗、17000粒茶树发芽种子、1000多件制茶工具和8位中国茶师，通过海运从福州、广州、香港到达印度加尔各答，这才有了后来中国红茶的强劲对手：印度、斯里兰卡红茶产业。在此之前，全世界的茶叶生产几乎都是中国垄断，而茶种与制茶技术也是常年封锁，不准出口。此后，英殖民地印度成功培育出茶叶，罗伯塔·福琼开始污蔑中国茶有毒添加，中国茶在国际市场走向衰弱。

1851年，对中国茶界来说是个喜忧参半的年份，但对坦洋菜茶来说却是开天辟地的好年份。

明洪武四年（1371年），当地茶农将在野生丛林中发现的那株神异的古茶树母本原株移到家园中，经悉心培育分离选育出有性群体小叶种，即“坦洋菜茶”。在一般条件下，“坦洋菜茶”三月中下旬萌芽，四月上旬开始采摘，全年生长期220天，枝繁叶茂萌发四至五轮次。易栽培好管理的栽培特点令福安茶乡遍莳小叶种菜茶。制工夫红茶，条索紧结细秀，色泽乌润，香气清高鲜爽，滋味醇和甘甜，是制坦洋工夫的主要原料。

有了坦洋菜茶的好胚子，那么，坦洋工夫的创制与崛起也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关于它的创制有两个版本：

一说是清朝乾隆版。

坦洋早期的茶商有胡姓、施姓、王姓、吴姓和郭姓等，他们将细制的桂香茶通过水运通达广州，销往海外市场。期间，胡氏家族不仅在明末清初赶上了开荒潮，在坦洋周边开辟了许多茶园，而且研制新茶，开设茶庄，做起了通过海运到广州的茶叶生意。有一年，胡氏第四代——胡福四（1722—1791）在前往广东探亲途中发生了意外，与他同船的人都淹死了，胡福四死里逃生，遇一过往船只搭救，这船的主人是一对母女，恰巧是广东某英商洋行买办的眷属。买办得知胡福四来自茶乡，便告诉他英国人喜欢喝红茶，或许是为了下一步的合作，买办把发酵红茶、加工红茶的技术教授给了他，并嘱咐他返乡后如果能做得出来，便可运抵广州，由其洋行销往英伦。胡福四回村后，立即以本村的“菜茶”为原料，将买办教他的红茶制作技术反复改进，终于制造出一种风味独特的红茶，因为其制作工艺繁杂，要花时间、见工夫，他便把它命名为“坦洋工夫”。

另一说便是1851年的清咸丰版。

这一年，也是胡氏茶商外出，在一客栈遇见一位建宁茶客身患痢疾。

胡姓茶商便以坦洋茶，加生姜、红糖泡冲为药，叫那人服下，即康复。

感激之余，建宁茶客即与胡氏结拜为兄弟，并传他来自崇安桐木关的“正山小种”的自然萎凋、手工揉捻、室内发酵、炭火烘焙等制作技艺。后胡氏以坦洋菜茶为原料，制作工艺如法炮制，更有所创新。更因颇费工夫，胡氏有感而发，称之为“坦洋工夫茶”，其产制的茶庄便是后来赫赫有名的“万兴隆”茶庄。

这一说法，我们在陈宗懋教授主编的《中国茶经》得到了佐证：“产于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市）星村镇桐木关的小种红茶称‘正山小种’”；而“外山小种”指的是政和、坦洋、屏南、古田、沙县及江西铅山等地所产的仿制正山小种品质的红茶，或称“人工小种”。

就这样，以坦洋菜茶鲜味做原料生产出来坦洋红茶，在万兴隆茶庄的包装下，最早以茶标“坦洋工夫”运销荷兰、英国、日本、东南亚等二十余个国家与地区，年创收外汇茶银百余万元。而它特有的鲜红呈金边的汤色，则开启了一段闽红的传奇。

一时间，坦洋商贾满镇，而茶船则遍于长溪，一溪流水香。

（二）

每年二月初二，“土地福”刚过，手脚利索的吴庭元便乘船从坦洋出发，赶往设在福州苍霞洲的“元记茶栈”，向老客户收取茶银定金。等到当年的春末秋后，再给客商发去一船船“坦洋工夫”茶。

那时，银元是用桶装的，每千块银元装一桶。几十担茶银用船运送，进入黄崎港后，沿长溪逆流而上，直达社口的溪口码头，再雇挑夫从陆路挑回坦洋。那时，坦洋有民谣唱着：银桶比冬下的番薯担还多。

吴庭元将收取的茶银第一次运回时，一队挑夫挑着银元桶，穿过热闹的坦洋街，迎着的都是一张张喜悦的笑脸，闻着的都是“吱呀”的扁担声与“啧喷”的称赞声。而在吴家大宅里，吴庭元的老母亲看到那一桶桶白花花的银元，还以为儿子当了劫匪，心都要跳没了。

银元多了，自然招来匪患。坦洋街有70多家财主。为了保坦洋平安，丰泰隆茶行老板、武举人施光凌获福安知县特许筹办团练。施光凌身先士卒，多次击溃山寇。清末民初，到了吴庭元继承祖业时，社会更是动荡，吴庭元等茶行老板便组织村民自卫，筑起一道十余里的城墙，每道栅栏门都建有四方形的炮楼，12座炮楼环绕坦洋周围。武装自卫队最多时有360多人。“坦洋工夫”的始创家族——胡氏家族，经营着25家茶行，是坦洋开设茶庄最多的家族，因此，殷实的茶资和显赫的茶界大佬地位，令胡氏在安全保障上更是耗资巨大：胡氏大院高墙连接着两座炮楼，防护门、弹药库、粮仓和秘密水井样样俱全，易守难攻。

1903年，“坦洋工夫”正火。接下父亲吴步云、叔父吴步升的茶叶生意，吴庭元打出一连串的“组合拳”：在坦洋开起了“元记茶行”商号；在福州开设茶栈，挂英国人的牌照，专接老外的生意；在香港注册“元记”商标，用自己头像做LOGO，凡“元记茶行”茶品都会贴上中英文“元记”商标。这样的营销手段，发生在1907年，开了福建省茶界之先河，放到现在也不落后。

吴庭元之所以有这样的底气，那是因为他在坦洋街上拥有铺面36间，伙计百余人，茶山4座，精制茶厂1家，拣茶工、制茶师傅两三百人，年产精制“坦洋工夫”2000余件、200多吨，远销英国、俄国等地。

接下祖业的那一年，吴庭元才20岁。少年得志，便成为闽茶界之巨商。

从1851年坦洋人创制红茶开始，到1899年清政府在三都澳设立福海关，三都澳便成为闽东茶区天然的航运中心。从赛岐港启运的茶叶不再走飞鸾岭官道，而是到三都澳过驳，经过6个多小时的航程，直达福州口岸，再出口欧洲。

早期，福建茶区产的茶都是贡茶，衙门不发茶引（指运销执照），不许外销。但外地茶商可以到福建茶区购茶。后来，中国与各国通商，但清政府禁止茶叶从海路出口，闽茶只能水陆兼程，运入江西，再辗转广东，由广州十三行进行收购，再转口出洋。行程1450多公里，耗时近2个月，其运输成本与苦累可想而知。

1899年，福海关的设立，闽东茶叶到福州比到广州的货价至少可以下降25%，运输时间也大为缩短，这令“坦洋工夫”出口销量倍增。随着财富水涨船高，茶区家族兴旺，茶商南来北往，坦洋茶街迎来了它的高光时刻。

那时的坦洋茶街上，最靓丽的是茶商家的女孩。穿着旗袍与时装，打扮时尚不亚于大都会。她们自信款款地走在坦洋茶街上，引来各地茶商回头追光。长达一华里的茶街有茶行36家，主人大多为本地人，也有外地的茶商。仅雇工就有3000多人。外姓的大量迁入，人口猛增，市井兴隆。

坦洋茶行规模最大的也是元记茶行。后面依次是宜记茶行、福奎茶行、冠新春茶行、裕大丰茶行等。茶行都是临街的铺面，房内有宽敞的天井、厅堂和两边厢房，楼层或二、三层，也有四层的，底层专收购茶叶，二层为精制茶作坊，三层做仓库，四层则是雇工宿舍。一律的通间木结构，三面三合土墙，一面店门板。为防贼（火），门皆包铁皮，内衬巴掌大的竹叶。

与茶街一溪之隔的商业街，140余家酒肆、饭馆、客栈、布店、鱼货、药铺、京杂比邻相肩，妈祖庙、真武桥、戏台点缀其间。福安税务局，当时叫“厘金局”，设在坦洋也是自然在理。

就在吴庭元担任福安县商会会长期间，1915年，“坦洋工夫”红茶在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和贵州茅台同获金牌奖章。消息传到坦洋小村，犹如投下震荡弹，瞬间又将坦洋蝶变为周边茶区巨大的虹吸平台。这一年，经三都澳出口的红茶比1912年增加了43%。

因此，每到茶季，政和、寿宁、周宁和泰顺的茶商连夜把毛青茶装在布袋里，再雇挑夫透夜挑到坦洋，制成工夫红茶。那时的挑夫为了赶夜路，都要跋山涉水，凭着一双铁脚板，每人备一盏蜡烛灯笼装在长竹蔑一端，照着前方起起伏伏的夜路，另一端则别在挑夫后背固定着。一到茶叶旺季，坦洋周边茶区的山间小路，常有火龙在崎岖山间蜿延，往坦洋方向赶路。第二天早上，坦洋茶街便迎来各个茶区的挑夫长队，满街的“吱呀”声，满街的茶青香。

吴庭元的“元记茶行”便也寄托着茶区茶农的希望。男人们除了下田种地，就是到“元记茶行”等茶行打工，而女人们就是在茶行当拣茶工，实实在在赚些银元过日子。在茶季最繁忙的季节，“元记茶行”还会雇外地人帮工。村里住不下了，这些外地人就在村旁的山脚搭起草寮栖居。到最高峰时，“元记茶行”年雇工百余人，拣茶工二百多人，年产精制“坦洋工夫”干茶2000多担，利润5万银两。每年发放“茶银”时，“元记茶行”则需要七十多人挑着140多桶（每桶装1000块银元）银元，从坦洋挑到产茶基地岭下村，发给当地茶农。

采茶、拣茶、制茶，各个生产环节雇的工人多了，便需要小额银币支付，但当时小额银币流通量不足，吴庭元等茶商便开始各自发行小额“茶银票”，用于支付雇工的工资。现存最能体现专为支付拣茶工发行的“茶银票”是坦洋“振泰兴”茶行发行的“茶银票”：票面为横版印刷，“茶银票”正中间为一闽东古民居依山而建，疑似“振泰兴”茶行全景。左右两边竖直印“壹角”，钱币上方为坦洋“振泰兴”字号名称，中间下方横书：民国二十二年印，底部注：整拾角换通用大洋壹元，各竖印“拣工”“暂用”二字，证实当时“振泰兴”茶行发行“茶银票”只为支付工人小额工资。

有了银元，吴庭元便在临街的茶行后盖起了五座连环大厝：一仙堂、二仙堂、三仙堂、四仙堂和五仙堂，每座“仙堂”都有六间堂屋和八间厢房，雕栏玉砌，宽敞的天井、大厅、回廊、鱼池、花坛气派之至。吴家宅院旁还建起了一栋小洋楼，二层土木建筑，红漆门窗，半圆彩色玻璃，旋转楼梯，扶手雕花。后院还有橘园，可远眺坦洋茶山。小洋楼专门接待外商。1910年，有一俄罗斯茶商来考察“元记茶行”，便住在这座洋楼里。

闽东虽然依山临海，临海但少有腹地，依山却沟壑纵横，因此大多的村庄都选在谷地中临溪的冲积小平原，地貌是狭长的，往往是临溪一条街逛到底，没有纵深。那时的坦洋茶街也是如此，热闹，但街道很窄。为了给俄罗斯客商留下好印象，他便以生意很忙为由，躲得远远的，并交待家里人要把客人留在家中，好生招待。直到俄罗斯客商要走了，吴庭元才露面陪着他到街道上逛了一圈，还说，这里只是坦洋的小街，你匆忙要走，后面的大街我就不带你看了。这位俄罗斯茶商不懂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听得一愣一愣的，反而还有一种莫名的感动。最后，俄罗斯商人和“元记茶行”签下一笔50吨“坦洋工夫”茶的大单。吴庭元的这一大手笔，在当时的福建茶界也是掷地有声。

早期，福安坦洋运往福州的茶叶除了全程走水路，还有一条是水陆兼程，“坦洋工夫”茶运到白马门后，再过驳轮船运到宁德飞鸾码头上岸，然后要雇挑夫翻越飞鸾岭，循官道经罗源、连江，到达福州口岸，远销欧美等。这条路也是充满艰辛。在崎岖的山路上要走上两三天的路程。吴庭元的父亲吴步云热心公益，为人仗义。不仅出资修通了晓阳往福安城关的咽喉要道岭头亭和宁（德）罗（源）交界处的五福亭，而且还与福安茶商一起出资重修飞鸾岭官道。这一善行基因也传给了吴庭元。

民国初年，有两个女人找到设在福州苍霞洲的“元记茶行”避难。一听说这两人是被通缉的革命党人杨正国的妻女林秀钦、杨云英。吴庭元二话不说，就把他们藏匿起来，还盛情款待。吴庭元的豪气令杨云英心生恋意，后来和吴庭元结合，生一女，名：桂珠。1938年2月，其女桂珠成婚，吴庭元以每年三百担稻谷田租、还有洋楼、花园作为陪嫁。女婿高诚学是当时的福安县长，又用这些嫁妆在福安溪柄创办了“归田农场”，也就是现在的宁德市农科所。

民国23年（1934年），也就是吴庭元31岁那年，正是“元记茶行”最红火的时候，铺面突遭大火，全部被焚。吴庭元连死的心都有了，但他心有不甘，想重建“元记茶行”。他到村里瓦匠家订购瓦片，而那瓦匠却和他说：“吴老，这些钱不多，您先拿着，等来年茶银发放时再还吧。”

乡人对他的信任，这又给了他重振雄风的信心。

终于，拥有12个铺面的“元记茶行”重建起来了，并以十二生肖逐一标注铺面门板和茶具。

吴庭元雄心勃勃，但战争烽火却又阻断了通往东南亚和英伦的海上茶路，“元记茶行”和吴氏家族再度门庭冷落，拥有30多家茶行、各类店铺140多家的坦洋茶街，也顿别车水马龙，仅剩11家茶行。“坦洋工夫”产量由10万箱降至4万余箱。

虽然不景气，“元记茶行”产量也锐减至二三百件，但心气甚高的吴庭元还是坚持了6年。后来日本人投降，吴庭元把关停了2年的“元记茶行”传给了儿子吴奇玉。

吴奇玉虽然不付重托，让“元记茶行”重新开业，最高峰时，也曾生产五六百件“坦洋工夫”红茶，但已是日暮西山。解放前夕，“元记茶行”香陨人散。

1982年，“元记茶行”第3代传人吴润民在社口镇区复出，他垦荒山，种茶园，办茶庄，做绿茶，希图唤醒吴氏家族的百年茶梦。但一次生意的失败，却让吴润民退出茶界，只能每年做上几十斤的“坦洋工夫”红茶，面上是为了打发生计，其实他是不想让祖上传下来的传统手工制作“坦洋工夫”技艺在他这一代消逝。

2018年开春，坦洋村里的茶商又多了起来，好的“坦洋工夫”红茶每公斤能卖到四五千元，这让吴润民看到“坦洋工夫”的新希望，心一热，便收了40岁的侄儿吴高峰做徒弟，还一起合办了“坦洋工夫”菜茶育苗场，复垦了三四十亩老茶园。

作为村里沿用传统手工技艺制作“坦洋工夫”的几位老茶人之一，吴润民还重操技艺，亲手制作了200多公斤“坦洋工夫”红茶，没想到销路还很好。这又让他重燃“元记茶行”复兴之梦。他和族人商量，要将在别人手里使用的“元记茶行”买回来……

现在，“元记茶行”已重回吴氏家族，由吴润民弟弟的儿子在经营，只可惜，吴润民老人已经去世……

茶带给人缤纷的愉悦，但茶叶的历史却充满着无尽的痛苦与欲罢不能的奋斗。

（三）

这是一段一百四十一年前的文字记录，最真实还原了福建茶区的茶季，那些挑夫在古官道上长途跋涉的辛苦——

“这个地方在福州北部的北岭，走半天就可以到。坐两小时的轿子到山下，再沿着陡峭，但铺得很好的花岗石板的山路拾阶而上，直到2000英尺左右的高度。清晨5点即可看到三四个苦力结帮成伙地下山，每个人都挑着两个大布袋装着的茶叶，约有120斤重。天越亮，人数越多，形成了一条绵延不断的人流，蜿蜒通向港口。许多大树参天的地点挤满了吃饭、睡觉的苦力，小路上都是竹扁担和茶包。这苦力不全都是从北岭来的，因为这条路通远方各产茶区。这些苦力要在崎岖的山间小道上走二、三天，在5、6、7月份间，这里喧哗吵闹，充满了生机。”

这一段文字写于一八八一年（清光绪七年）间，作者是闽海关税务司爱格尔。那年的茶季尤其的旺，经闽海关出口的茶叶达663000担。闽海关已然超越上海、汉口，成为当时中国茶叶出口的第一大贸易港。春风得意的爱格尔到福州北岭茶区视察，那笔调也是轻松，内心的喜悦也跃然纸上。

泛船埔天主教堂

至民国时期，福建茶区东西南北四路是以福州为中心划分的，北路茶区基本等同于今天的闽东地区；西路茶区就是闽北地区；南路茶区以安溪为中心，涵盖了今天的闽南闽西区域；福州掌领东路茶区。

福州北岭是当时福建北路茶运的主要通道。也正是这一年，福安一县茶叶出口42000担，产值100万大洋，创下历史记录。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也是由此进入福州港。

这段文字被爱格尔记录在了《闽海关年度贸易报告》。因此，把《闽海关年度贸易报告》当做福建茶史来读也未尝不可。

那么，在《闽海关年度贸易报告》中，我们可以依稀闻到“坦洋工夫”的余香吗？

有的——

1856年（清同治四年），《闽海关年度贸易报告》首次提及福宁府生产红茶和银针白毫。

1875年（清光绪元年），《闽海关年度贸易报告》最早提及坦洋红茶的官方记载：“板洋红茶比初期也提价3两”。

而正式出现“坦洋茶叶”提法的是1883年的《闽海关年度贸易报告》：“特别应当提一下两个最重要地区，坦洋和邵武的茶叶。坦洋茶叶火候不到……”但随后的大多数年份，《闽海关年度贸易报告》还是以“板洋茶”相称。

坦洋工夫首创于1851年，其实也是正当时。在此之前，福州口岸虽然开放，但清政府仍禁止闽茶从海路出口。曾任福州的英国领事卫京生在《福州开辟为通商口岸早期情况》中回忆说：“1852年叛乱分子（太平军）蹂躏江西全省，使该省境内一切贸易和交通等活动陷于中断，结果使原来通过江西陆运到广州出售，再由广州运去欧洲的福建茶叶，那一年竟无法运到广州市场……福州这时已成和各产茶区维持交通的唯一口岸”。

福州港旧照

英国人是率先到达福州的。1844年，英国人驻福州领事到达福州，开设了第一家领事馆。英国人坚持要开放福州，但清政府认为已经开放了厦门港，没必要再开放福州。清政府为此和英国人展开了近十年的拉锯战。太平军的侵入，茶叶的大量囤积，迫使清政府最后同意开埠福州。但开放后的商机却被精明的美国商人抢了先机。

这时，美国第二个在福州设立了领事馆，美国旗昌洋行也瞧准了商机，派员携款到武夷茶区大量收购茶叶，然后包租船运到福州口岸出洋，至此，福州口岸不准出口茶叶的禁令被打破。1854年，清政府开放茶叶贸易。到1855年，在福州专事茶叶贸易的洋行已有五家。

1861年，闽海关新关正式成立，而闽红新锐坦洋工夫正借此机会，水陆与水路并进，向着福州口岸进发。

仓山老街区图

走陆路的，一般都是“京庄绿茶”所用的毛茶，挑夫用布袋包扎，每袋五六十斤，袋内衬白竹叶防潮，扎紧的袋口加盖印章，挑到福州后再窨花精制成茉莉花茶，销往北京地区。福安坦洋也产绿茶，每年也有几万袋的销量。

走水路的，有两类。一类是苏庄红茶，多是茶梗、茶末等精制红茶的下脚料制成，每件一二百斤，用篾篓包装，船运到苏州，再转华北、蒙古、西藏等地。

另一类就是洋庄红茶，也就是工夫茶，主要销往海外市场。这类茶全用木箱包装，每箱有五十至七十五斤不等。箱内套转锡箔纸防潮，再内衬扣纸。茶叶转箱后，钉箱、外贴棉纸、加盖商号、再刷桐油，包装十分考究。

水是茶的红颜，更是茶的手足。

福安的长溪水系和蕉城的霍童溪水系是闽东的两大水系，它们不仅为茶树生长提供了良好的水资源，也是茶叶运输的重要航道，连同两大水系出海口的众多天然良港，也构成了得天独厚的茶叶运输枢纽，这是其他茶区无法比拟的。

坦洋下街

坦洋溪上有一种船叫溪船，一吨左右，类似江浙的乌篷船，便是长溪上的“速递小巴”。每到茶市，坦洋溪上的真武桥便是最繁忙的茶市，来至寿宁武曲的茶农挑着茶青到这桥上和坦洋茶行交易，而桥下流水潺潺，便是“速递小巴”抢生意的好时光。此时，溪船密密麻麻的停满坦洋溪，等候着茶叶成品的外运。桥上熙熙攘攘，桥下溪船穿梭是透夜的。所以夜晚的真武桥也是热闹着。挑夫柱杖的敲地声和船夫启运的吆喝声相交融，此起彼伏。茶市一般时的照明工具是松明灯、煤油灯和竹篾火把。夜幕降临，真武桥上下彻夜交易或搬运，也是一线如萤火闪动，格外兴旺。除了十一、十二月日子清淡，剩余的十个月，坦洋都因茶热闹非凡，普通采茶女都能赚得“白银三百两”“衣衫三十箱”。

溪船大约能装载10担的洋庄红茶。从真武桥下启运，二个船夫，前者撑篙，后者操桨，一路顺流而下。坦洋到赛岐31海里，赛岐到马尾98海里。坦洋溪船到赛岐码头，朝发夕至；再过驳大船运往福州口岸，也是一潮可达。

1899年，清政府在三都岛设立福海关，生产于闽东北的工夫红茶都要在三都福海关完税后，由航行三都至福州之间的轮船公司与各茶帮签订装运合同后，再过驳轮船运往福州口岸出口。1918年，福安实业家王泰和购买轮船，开辟了三都至福州的航线，从赛岐出发的北路茶运到三都后即过驳到王泰和的“江门号”轮船，再直抵福州口岸。到了1927年，坦洋茶商胡修诚在赛岐创办了“裕通轮船公司”“裕泰来茶叶有限公司”。随后，福安茶商又合资成立了“福寿轮船公司”，实现了用轮船将茶叶从赛岐经三都福海关报税后，不再过驳，而直接运往福州口岸的梦想。

三都港到马尾的航线距离仅74海里，按当时的普通轮船每小时20至25千米航速计，6个小时即可到达。而武夷山的茶叶沿闽江水系顺流而下到福州却需4天。海运交通的优势令以北路茶逐占先机。虽然三都澳福海关在福建茶叶出口贸易中，只充当中转港的角色，但1899年至1949年，从三都港中转出口的茶叶占福建出口茶叶的47-60%，甚而占全国茶叶出口的6.422-30.19%却也在情理之中。

那么，福州的茶港设在哪里呢？

最早在仓山的泛船浦、海关埕一带，后来随着茶市的欣荣，便渐渐外延到了台江，在闽江及其周边水域建了大量简陋的道头。但泛船浦一带始终是茶港的核心区域。欧美建筑也是翡翠于此。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十四日，由洋人介入的闽海关新关在仓前山泛船浦宣告成立。随后，闽海关税务司公署在此建了一座两层的西式办公楼，这地方因此被称为“海关埕”。闽海关也随之成立了“闽海关俱乐部”。怡和洋行大楼更是矗立在海关边。许多洋行也趋之若鹜。随着洋人和华人员工暴增，仓库、验货厂、码头、员工楼房也是雨后春笋，密布泛船浦。

每到茶季，泛船浦人潮如蚁，一派繁忙。坦洋工夫茶从赛江出发，顺着潮水，一船船的运到泛船浦。由于泛船浦属于内港，许多外国商船多位大吨位船舶，无法驶入内港航道，只得将商船停泊在马尾罗星塔对岸的伯牙潭水域，所以通关后，坦洋茶商还要雇佣闽江上络绎不绝的舢板、乌篷船，将茶叶过驳，泛船浦码头的岸边搬运工人则忙着卸货，分类包装，再装到舢板、乌篷船，运到停泊在罗星塔海域的外国商船。清政府为便于管理，干脆在伯牙潭设置了闽海关伯牙潭分关，建起了办公楼、住宅楼、瞭望台等，大量洋人在此生活和办公。

罗星塔

文章在工夫之外。坦洋工夫茶在福州口岸的异军突起，其实也靠更广义的“工夫”之外的“工夫”——

茶叶，是清朝的经济支柱产业。鸦片战争之前，茶叶长时间占据中国出口商品的榜首。鸦片战争后，中国出现了茶叶“代购”，帮外国人购买中国茶叶。此后，在通商口岸陆续开设了专门和外国人进行茶交易的茶栈，数百家茶栈成了内地茶商和外国洋行交易的中间人。

坦洋茶街最热闹时，大茶行就有36家，都有很成熟的公司化运营。商号、商标和茶银票家家皆有。从发放银票、收购茶青、精制出厂和售后服务已经形成完整的营销链条。甚而到了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们更接上了运输的链条。从这层面看，坦洋茶商应该是闽东最早的实业家。坦洋工夫之所以能远销海外，和坦洋茶商对茶贸的踔厉试水是分不开的。

当然，这36家茶行在福州口岸都有自己的茶栈，专门负责和外商、洋行接洽。

茶栈，茶栈亦称箱茶帮。茶叶运往福州后，箱茶(红茶)即放在茶栈出售，茶栈处在采制商(内地茶庄)与出口洋行之间，专事介绍输出贸易，从中抽取佣金。此外茶栈常贷款给茶商，利率为一分六厘半，茶栈本身资本也不雄厚，多转向福州钱庄告贷，定期还款，谓之期票，以一分或一分二厘为利率，利率相差，即茶栈之利益。

茶栈品茶室

福安茶商在福州口岸的茶栈还运用了记账的营销手段。

当时，在上海和汉口购茶都要付现款，其中在上海购进茶叶每包过磅后第二天就得付款。而在福州，包括福安茶商开设的茶栈，货款是可以记帐，茶商还允许有大笔结欠，可拖延几个月甚至跨季节付款。年成好时，这些欠款得以清偿；年成不好时，就转到下一年支付。有的不需要贷款的商行，还利用汇率进行投机，即在汇率高时按市价赊购茶叶，到发货量下降以致汇价出现下跌时再付款，从而使他们能够获得一笔额外的财富。灵活的金融运营方式，令福州口岸超越上海、汉口两大茶港，成为当时中国茶叶出口的第一大贸易港。

而这种记账的营销手段却是以诚信为根本，更是福安坦洋工夫异军突起的重要推手。

清朝后期，福安茶商“旭哥”开设了“旭记茶行”，平时靠收购茶农的茶叶后，与别人“拼件”雇船或跟“顺风船”运到福州贩卖。据说有一次，旭哥运三十袋茶叶到福州茶行，其中10袋为精茶，20袋为统货。帐房先生开出银票后，旭哥也没细看。当夜，旭哥回客栈，掏出银票认真一看，帐房先生将三十袋不同等级的茶叶记反了，变成了精茶20袋和统茶10袋，要知道，精茶和统茶的差价是很大的，这让旭哥一夜翻来覆去没睡好。第二天黎明，旭哥就怀揣银票，直奔茶行，向老板道明缘由。茶行老板顿生信任，当即交待店伙计：以后旭哥送来的茶叶，其等级和重量，一律就按旭哥自己的帐单计算，免检入库。从此，旭哥茶行因为诚信而在福州茶商界扬名，生意也如旭日东升！

这些茶栈还吸收了西方经营方式。茶栈里专设评茶室，所有盛茶的玻璃瓶上都有编号，茶客可以闻香气，辨茶色，挑出心仪茶品，据编号点茶。坦洋茶香之所以绵绵不绝，与其顺应中外交流是分不开的。

随着出口茶贸的兴隆，报关业也愈加发达。最兴旺时，仓山区有六十多家报关行。开关后仅仅两年，1863至1864年的茶叶旺季，由闽海关出口到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的茶叶总计达到5800万磅。再过12年，到1886年，闽海关出口茶叶达到45000吨。其中一半出口英伦。六年后，俄罗斯茶商就直接在泛船浦开办阜昌茶厂，福州和汉口成为中国最早机械制茶的城市。

那么，以坦洋工夫领衔的北路茶是如何乘风破浪到达英伦呢？

金秋时节，泰晤士河口何时出现来自中国的茶船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社会关心的话题。从19世纪的50年代开始，为了更快地将茶叶从福州运到英国，伦敦茶店的货主们便重金悬赏，看哪艘运茶船首先到达泰晤士港，于是从中国到英国的万里海上茶路上，就出现了运茶船之间争夺锦标的竞速比赛。

1866年5月，一共有16艘装满闽红的英国运茶船停泊在罗星塔下，等待着5月末开始的西南季风，以便开始运茶船的竞速比赛。

运茶船“爱丽儿”号模型，英国格林威治博物馆藏

5月28日17时，第一艘运茶船“爱丽儿”（Ariel，铁胁木壳船）携带550余吨闽红茶，沐浴着晚霞，沿着波光如绸的闽江缓缓而行，经闽安江峡，过五虎门。一进入公海，“爱丽儿”便鼓起风帆，向着万里之外的伦敦飞剪而行，也揭开了运茶船竞速比赛的序幕。

这些运茶船的航迹便被现代人称为中国海上茶叶之路：全程超过22500公里，从罗星塔出发，经台湾海峡进入南中国海，穿过爪哇岛附近的巽他海峡，横跨印度洋，再绕过非洲大陆南端的好望角，驶入大西洋，最后从英吉利海峡转入泰晤士河，到达目的地伦敦。这条航路虽然一路惊涛骇浪，是人类航海史上最惊心动魄的航程，但也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一苇贯通的黄金通道。

但关于茶叶出口贸易，并不仅仅是牧歌式的诗与远方。

坦洋茶也和其他闽红一样，常常在茶叶中加入少量茶末，可以使茶叶在海上长时间运输过程中能够保持一定的香味。

但闽茶商在出口茶中掺杂大量茶末，从而引起洋行反感，为此抑价，双方打起价格战，常常也是硝烟四起。

1876年《闽海关年度贸易报告》:“北岭茶和板洋茶价格与上年差不多，但质量差于往年……继则有一些极品板洋茶和一些普通茶叶启运伦敦，价目不明。”“本年的茶质很差，除第一批茶叶，包括板洋茶在内的某些数量外，质量低劣，掺有大量茶末，这已成为老规矩。”

板洋（坦洋）茶一开始，就充当了福州口岸输出茶叶中最重要的角色，有“极品板洋茶”和“普通(板洋)茶”之分别。但是普通板洋茶是欧洲普通市民的饮品，价格低，市场广阔，需求量特别大，所以价格反而稳定。但板洋茶实际上是一个“联合品牌”，因为集中了福安、寿宁、周宁、柘荣、宁德等地生产的众多工夫红茶茶源，来源广泛复杂，改造起来也就特别不容易，所以不时有关于板洋茶质量的差评。

茶商弄虚作假，严重影响到了外销茶叶的质量，并进而导致了出口量的下降及茶叶贸易的衰退，并为印度、锡兰等国茶叶排斥福州茶叶市场提供了口实和机会。

这样的贸易战年年开撕，常常令华商与洋商两败俱伤。据1866-1908年福州海关贸易报告和英国领事商务报告中对中、外茶商经营状况统计，在20个有关华商的记录中，获利者有6个年份，损失者有14个年份；洋商亦有20个记录，获利者仅4个年份，损失却有16个年份。

19世纪70年代，英商退出汉口茶市，转而发展印度、锡兰等地的殖民地茶业，在国际市场上排挤中国茶。至1902年，中国茶出口萎缩到占世界茶叶市场总量的6.5%。与中欧贸易联系疏远相对应的，是中俄贸易联系的加强。1880—1914年间，中国输往俄国的茶叶增加了近两倍，占中国全部出口茶叶的一半以上，中国茶业对俄国市场的依赖程度进一步加深。

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坦洋工夫更因为繁重的关税和运输费用，也被迫收缩国际市场。

1899年，三都澳福海关的设立，再次为坦洋工夫东山再起创造了战略机遇期。为了适应国际市场对茶品质的挑战，全省第一家地方性茶业研究机构——福安茶业研究会成立，专事改进茶品质的研究。

1905年，西伯利亚大铁路全线贯通。精明坦洋茶商再次抢占了商机。1908年，俄罗斯茶商第一次大批采购坦洋工夫红茶，开启了坦洋茶进入俄国市场的历程。坦洋茶从福州口岸海运到大连或符拉迪沃斯托克，再经西伯利亚铁路运输到俄国和欧洲。

1915年2月20日12时，太平洋彼岸的美国旧金山市，一场全球大派对在这里举行——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盛大开幕，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到会致辞，副总统托马斯·马歇尔和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前来助兴。当天有超过20万人参观展馆。中国政府仿照宫廷建筑风格搭建了中华政府馆，亭台楼阁，雕梁画栋，飞檐拱壁的“中国风”吸引了8万之众参观。

1866年运茶船大赛航路示意

主办国美国从各参赛国中聘请了500名审查员组成这次大赛的评委会。中国由于展品最多，获得了16个席位。审查分为三步，第一步为分类审查，将参赛品分细类，如丝、茶、油、麻等各为一类。第二步为分部审查，将参赛品分大部，如工艺部、教育部、食品部等。最后为高等审查，由分类、分部审查长会同各参赛国赛会委员会代表组成专门审查组，对某参赛品提出申请的得奖说明，进行评定，再由最高审查长派专员复勘，确定是否给予各等奖章。

由福建实业厅选送的福安商会茶（坦洋工夫茶）参加茶叶类展赛，这其实也是对坦洋工夫茶品质的严峻考验。在赛会上，印度的红茶和日本的绿茶因由机器制造，色香具佳，规格整齐，几乎夺去中国市场。

最后根据《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要览》记载：“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中国茶叶获得金牌奖章共21个，分别是江苏江宁陈雨耕雨前茶；上海茶叶会馆三星牌红茶；上海茶叶协会祁门红茶；福建福安商会茶……”

折桂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坦洋工夫几乎可以说是茶界的黄袍披身，一洗之前的“茶末”之耻，确立了民族品牌的王者之尊。但一战恰此时如火如荼，坦洋工夫折桂之后潜在的市场空间恰被硝烟战火弥漫。到1921年，跌倒谷底，根据当年三都澳福海关统计，全年仅出口茶叶4622担，不及1915年的6.4%。

到1922年，欧洲逐渐从战后的重建中恢复了元气。生灵涂炭的世界被舌尖上的世界替代。红茶，再次成为东西方文明邂逅的“红颜知己”。闽东茶叶，尤其是坦洋工夫茶也随之迎来了黄金蜜月期。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坦洋茶商胡兆江后人印刷了茶行防伪标志原件（每一箱出口茶叶箱内均附上一张“防伪标志”，随茶同行）。这张“防伪标志”的最上端是以大字体中文正楷写着“胜大来茶公司”，随后以英文写着“中国茶是最好的茶”“我要采最好的茶青，由最好的制茶师傅，做出最好的茶供给你们……”又承诺“我坦洋的茶要从好做到更好，要从更好直到最好。”

一溪流水香的坦洋，三百年茶路，漂洋过海，去者如逝，敢问路在何方。

坦洋茶人世代都有一个执念：我香，故我在！

来源：闽东日报 新宁德客户端

作者：郑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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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唐宋;四川;税茶;榷茶

引言

关于唐宋时期税茶与榷茶的研究，学界的研究视野聚焦税茶与榷茶制度在全国的发展变化，具有全局性①[1-4]。然而，学者们关注唐宋时期四川地区②[5-6]的税茶与榷茶侧重于梳理茶业政策的线索③[7-8]，因此，学界在研讨唐宋时期四川地区的税茶、榷茶的变化及税茶机构的变迁存在诸多不足，还有深入探讨的空间。为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唐宋时期四川地区税茶、榷茶政策的演变及税茶、榷茶机构的变迁。

①贾大泉[1]，黄纯艳[2]刊文探讨了唐代茶法;林文勋[3]，黄纯艳[4]在其著作当中深入研究了宋代的茶业政策。

②本文界定唐宋时期四川地区根据《新唐书·地理志》[5]《宋史·地理志》[6]所记载的范围:唐代之剑南道，山南西道所辖区域在今四川省境内;宋代之成都府路，利州路所辖区域在今四川省境内。

③李敬洵专题讨论唐代四川地区的茶法[7];贾大泉，陈一石梳理了四川历代茶业政策[8]。

一、

唐宋时期四川地区的税茶

1.税茶的源流

安史之乱给繁荣富强的唐王朝以致命打击。其后，藩镇割据“擅署吏，以赋税自私，不朝献于廷”[7]5921。方镇割据，节度使擅自任命属吏，随意截留朝廷赋税。唐王朝国库空虚，财政面临举步维艰之困境。为缓解财政危机，开辟税源，提高税率，虽属治标，然在当时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下仍不失为立竿见影的务实之举。

四川是茶的原产地，也是人工种茶、饮茶最早的地区。由于饮茶有解酒、止渴、提神祛疲劳、解闷等功效，故饮茶习俗迅速传播，历魏晋南北朝至唐宋竟蔚然成风。唐人封演云:“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9]47李珏亦云:“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于人所资，远近同俗，既祛渴乏，难舍斯须，田闾之间，嗜好尤切。”[10]4053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别贵贱老幼，都时刻离不开茶。社会需求刺激社会生产，古今皆然。种茶、制茶、贩茶便作为一种新兴产业骤然勃兴，发展迅猛，规模巨大，从业者众。“江淮人什二三以茶为业。”[11]5262歙州祁门县(今安徽省祈门县)“邑之编籍民五千四百余户。其疆境亦不为小，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每岁二三月，賫银缗缯求市，将货他郡者，摩肩接迹而至”[12]3737。商人以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众多商人云集茶叶市场，说明茶叶利润丰厚，引起财政面临困境的朝廷关注，开辟新税源，税茶势在必然。

建中元年(780)，唐德宗即位的第二年，为应付财政危机，采纳宰相杨炎建议，实行“两税法”。“两税法的核心是地税和户税......又融合了租庸调法而产生的新税法。”[13]119这里的地税主要是农业税，农业税调整(提高)了，工商税自然也得想法多征。于是在“两税法”实行两年多后，判度支赵赞以请为“署常平轻重本钱”为名，开征商税得到朝廷批准后，便“于诸津要置吏税商货，每贯税二十文，竹木二十文，竹木茶漆皆什一税一，以充常平之本”[10]334。判度支赵赞税茶，需要注意三点:

第一，“于诸道津要置吏”收税，这其实是过税，过税在肃宗、代宗时期已经实行①[14]，当时只是千文以上才收税，收多少没明文规定。

第二，收税对象是“商货”，这就包括一切商品，而不是专门针对某一种商品。

第三，规定税率。一般商品“每贯二十文”，即0.2%，而竹木茶漆的税率则是10%，比一般商品高4倍。

上述三点表明赵赞征税税目虽包括茶，但不是专门对茶征税，因此还难说这是税茶，如果一定要说是税茶，那也仅是税茶的先导而已。这次以“充常平之本”名义征税，只实行一年多。建中四年(783)八月“泾原兵变”，德宗出逃奉天(今陕西省乾县)，面对叛军围攻，为笼络人心，改元兴元。兴元元年(784)正月制曰:“诸军、诸道应赴奉天及收京城将士，并赐名奉天定难功臣。其所加垫陌钱、税间架、竹、木、茶、漆，榷铁之类，悉宜停罢。”“赦下，四方人心大悦。”[15]7392处于逃难之际的唐德宗为获得民心，将赵赞征税项目，悉数罢停。

唐德宗贞元九年，茶税成为特种税。史载:“贞元九年正月，初税茶。先是诸道盐铁使张滂奏曰‘伏以去岁水灾，诏令减税。今之国用，须有供储。伏请于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时估，每十税一，充所放两税。其明年以后所得税，外贮之。若诸州遭水旱，赋税不办，以此代之。’诏可，仍委滂具处置条奏。”[10]2128“茶之有税，自此始也。”[10]376“贞元九年，张滂奏立税茶法。郡国有茶山，及商贾以茶为利者，委院司分置诸场，立三等时估为价，为什一之税。”[16]1886张滂以“遭水旱”为借口征税，建中三年(782)赵赞以“以充常平之事”为托辞征税，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但征税对象、范围却有不同。赵赞征税对象是“商货”，税目众多，茶仅是其中之一;张滂征税对象只有一个，就是茶。赵赞在“诸道津要置吏”收税，而张滂还专对“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置吏收税，这不仅涉及茶商，还涉及茶农，这才是真正的税茶。《旧唐书》云:“茶之有税，自此始也。”[10]376其实就是说专门对茶征税，是从贞元开始的。贞元税茶之后，整个中晚唐、历五代至于宋初，并被后世王朝相继沿袭，其间因各种原因偶尔暂停，但旋即复征，总趋势是税率增高，穆宗时达到50%②[5]1382，茶税监管控制日益严密。

2.四川地区税茶机构的变迁

唐代四川地区税茶是全国税茶政策在当地的具体贯彻实施。安史之乱对河南、河北及中原地区冲击极大，但对四川的影响相对较小，朝廷对四川的统治较为稳定，地方官吏遵照执行中央政令。在税茶方面，有别于全国其他地区，主要是负责征收茶税的官员及机构屡次变更，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贞元九年(793)至长庆元年(821)，盐铁司主管，张滂等人负责[17]153。

贞元九年(793)盐铁使张滂税茶之议被认可，并“委滂具处置条奏”，即令张滂主持全国茶税的征收，当然包括剑南三川，但此事进展并不顺利。因为在张滂税茶前一年的贞元八年(792)，已有诏令将全国财富分为东西两大块，东南由户部侍郎为诸道盐铁转运使张滂负责，西部三川(剑南西、剑南东和山南西道)以户部尚书判度支班宏负责[16]1886。对于这样的分工，班宏、张滂都不甚满意。按职责区分，度支主要管支出，赋税征收归盐铁，而现在盐铁部分职权被侵占，张滂不高兴，因其本官户部侍郎，是班宏户部尚书的副手，对工作挑肥拣瘦，也有意见，故“互有长短”，后来由宰相出面上报德宗才最终定下来[16]1886。接着班宏去世，司农少卿裴延龄以“守本官，权领度支”。新官上任自然想有所表现，当自己所辖区内之事他人插手，也有所不甘，但面对官阶比自己高，又自知“不通殖货之务”[10]3720，自然不能与张滂对抗，因此“自裴延龄专判度支，与盐铁益殊途而理矣”[16]1886。度支与盐铁各负各自的职责，三川财富仍归度支(茶税除外)，茶税则由盐铁主管，四川税茶遂得以顺利进行。从这以后，经顺宗至宪宗都执行张滂拟定的各项规章制度，一直到穆宗。

第二阶段:长庆元年(821)至太和元年(827)，负责人牛僧儒、崔元略[17]359。

穆宗即位，税茶几经变易。先是“盐铁使王播图宠以自幸，乃增天下茶税，率百钱增五十”，接着改变以前由盐铁主管三川茶税而为“两川以户部领之”[5]1382。唐朝后期，“户部司已成为供给文武京官俸料，掌管国家后备经费，与度支司和盐铁转运司鼎足而立的财政三司之一，跻身于职事繁剧，地位轻重的官司之列”[17]292。以户部领四川茶税，显然与保证或提高文武京官俸禄有关，这正是盐铁使王播“图宠以自幸”的手段之一。然而，户部一来“职事繁剧”，二来户部在地方没有监院、巡院，四川以茶税所征钱物，如何运往京师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于是便委托度支办理，而度支采取的办法，则是让巡院(度支在京城的下属机构)“于上都召商人便换”[9]4913。所谓“便换”，就是“飞钱”，召茶商来京师将货款交给巡院，由巡院开票据，茶商拿票据到产茶州县有关机构或商号取款购茶，而度支巡院以“便换”所得收入转交户部，这个办法对茶商交易提供极大方便。这样以户部领两川税茶，既增加了户部收入，对两川茶业的发展也有促进作用;但是问题也不少，因“飞钱”只方便富商大贾，对中小茶商无任何作用，户部委度支代收茶税，难免从中截留。此法实行大约七年后到文宗即位便被停止。

第三阶段:太和元年(827)至开成元年(836)，负责人李德裕、杜元颖等[18]17，20。

“太和元年，户部侍郎崔元略与西川节度使商量，取其稳便，遂奏请茶税事使司自勾当，每年出钱四万贯送省。近年已来，不依元奏，三道诸色钱物，州府逗留，多不送省。请取江西例，于归州置巡院一所，自勾当收管诸色钱送省，所冀免有逋悬，欲令巡院官李渀与(李)德裕、(刘)遵古商量制置。”[10]4913这是工部侍郎庾敬休给文宗的奏章，从中不难看出，西川茶税从太和元年(827)起由“户部领之”改为“使司自勾当”，也就是归剑南西川、东川节度使办理，西川“每年出银四万贯送省”。认为这样“稳便”。然而带来的问题也不少。其时，西川节度使杜元颖为求恩宠(东川、山南西道节度使史籍失载)，巧索珍异进献皇上，军需粮食都敢克扣[10]4262哪里把国家税收放在心上，竟截留茶税所征财物，以致拖欠。于是决定在归州设置巡院，办理运送由茶税征收各种钱物，不使拖欠;但这是权宜之计而已，并未解决根本问题。“开成元年，李石以中书侍郎判收茶法，复贞元之制也。”[16]2121西川节度使主持税茶执行近十年终被停止，仍旧恢复贞元时的盐铁使掌管茶税。另，四川地区税茶归属几次变化，不可避免地影响茶税收入的增减，具体数字史籍失载，不得详知，但从以下两个数字对照，或可知其大概。贞元九年(793)，张滂“初税茶，岁得四十万贯”[10]376。这是全国的税额;太和元年(827)，四川税茶由“使司自勾当”，定额为四万贯。由此可知，四川税茶为全国税茶的十分之一。其后，四川税茶的管理归属亦颇有变易。唐末剑南节度使拥兵自重，独霸一方，相互攻伐，在各自控制区域内任意征税(包括茶税)，任意截留，乃至“全蜀赋税，不供天府”[12]410，仅在形式上与朝廷保持关系，“岁时但贡奉而已”[11]5120。

五代，四川地区为孟蜀窃据，实行榷茶直至覆亡。宋初仍税茶，正如宋人潜说友所说:“茶税起于唐。利日益滋，法日益详，县官因以佐大农、宽舆赋，遂为经常之制。国朝初，循唐旧”[19]478。“循唐旧”，是指全国，就四川而言，则另有措施。乾德三年(965)，宋太祖灭孟蜀，“深知东南数路茶法之害，制诏有司一切弛放，任令通商”[20]1。宋初，“天下茶皆禁，唯川峡、广南听民自卖”[6]4286。这是改孟蜀的榷茶为税茶，具体办法是:“茶园税每三百文折纳绢二匹，三百二十文折纳绸一匹，十文折纳绵一两，二文折纳禾草一束”[20]1。纳税之后，便可任令通商，不过只限于川峡数路，超越本区，“则禁出境”[6]4269。此法一直实行到神宗熙宁七年(1074)，“川峡、广南州军止以土茶通商，别无茶法”[21]6547。据统计，唐五代四川地区茶叶产量大约在1000万斤左右[22]88，由此可见，四川地区茶税对封建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二、

唐宋时期四川地区的榷茶

1.榷茶的缘起

榷茶最先起于唐文宗时“上访以富人之术”。工部尚书、充翰林侍讲学士李训、太仆卿兼御史大夫郑注:“乃以榷茶为对。其法，欲以江湖百姓茶园，官自造作，量给直分命使者主之。帝惑其言，乃命王涯兼榷茶使。”[10]4400吏部尚书、检校司空王涯复领盐铁转运使，“表请使茶山之人，移植官场，旧有贮积，皆使焚弃，天下怨之。九年，以事诛。而令狐楚以户部尚书、仆射主之，以是年茶法大坏，奏请付州县，而入其租入户部，人人悦焉”[16]4400。这样，王涯榷茶之法施行五年后终被废止。不过，这次榷茶，对四川没有任何影响，因为从太和元年(827)起，到开成元年(836)间，四川茶税事是“使司自勾当”，由节度使主管，王涯虽为盐铁使、榷茶使，却管不到四川榷茶之事。五代时期，四川亦曾榷茶。苏辙云:“五代之际，孟蜀窃据国土，国用褊狭，始有榷茶之法。”[23]787孟蜀榷茶的具体作法，史籍失载，语焉不详，但榷茶之法亦随孟蜀之覆亡而被废止。

由此可知，唐时榷茶短暂，尚未波及四川;而孟蜀榷茶，虽在四川，但为时不久，未形成定制而影响后世或被后世沿袭，故只能说是榷茶先导，更谈不上正式确立榷茶制度。

2.四川地区的榷茶制度

赵宋立国不久，便开始在已控制的部分地区榷茶。《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太祖乾德二年八月，初令京师、建安、汉阳、蕲口并置场榷茶。”[24]131接着“乾德三年(965)九月，以度支郎中苏晓为淮南转运使，晓建议榷蕲、黄、舒、庐、寿五州，置十四场，笼其利，岁入百万緍”[24]157。又《宋史·食货志》载:“宋榷茶之制，择要会之地，曰江陵府、曰真州、曰海州、曰汉阳军、曰无为军、曰蕲州之蕲口，为榷货务六。”[6]4447不难看出，赵宋榷茶始于乾德二年(964)，最初只在局部地区，其后逐步推广，乃至全国。不过那时榷茶，并不涉及四川。

四川榷茶，始于神宗熙宁七年(1074)，即“川茶之法，肇于熙宁甲寅”[21]6644。《宋史》亦载:“(川茶)旧无榷禁，熙宁间始置提举司，收岁课三十万。”[6]4510不过，熙宁七年榷茶只在四川部分地区，“只得于熙、秦、通远军及永宁寨茶场卖入官”[21]6645。熙宁榷茶之前，川陕境内茶叶虽是“任令通商”，但“禁其出境”;现在在熙州(治狄道，今甘肃省临洮县)、河州(治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北、和政县西北)①[20]4、秦州(治成纪，今甘肃省天水市)、通远军(治通远，今陕西省环县)、永宁寨(通远军南120里[25]139)，这5个茶场均在今甘肃、陕西境内，也就是对“禁其出境”开了一个口子，即川茶可以贩运到西夏王朝的边境交易(陕甘北临西夏)。神宗庆历四年(1044)与西夏重订和约，恢复双方商贩往来，“西夏对宋的出口物品有驼、马、牛、羊、玉、毡毯、药材、盐等，宋对西夏的出口物品有茶、丝织品、粮食、香料、漆器、铜钱、银等。特别是茶马贸易，对宋与西夏都至关重要”[26]302。开放川茶，去陕甘交易，无疑与此有关，然而事关对外出口，自然由政府直接控制，熙宁榷茶由此而起。

熙宁七年1074)榷茶，茶场主要设在今陕西、甘肃境内，凡5个，而在四川只有永康县场(在彭州)和名山县场(在雅州)两个茶场，这表明熙宁榷茶只榷输入陕甘的川茶，并不涉及全区。四川全境榷茶，是几年以后的事，川茶入陕甘道路艰险，运输困难，致使课利不足，李杞主营川茶时，经营布帛，欲以布息补茶利，“自后又恐买布亦难敷及元数，则乞却雇回脚车船，般解入川。洎至盐法难行，则又乞将川中有茶去处并行收买”[24]4233。元丰元年(1078)，蒲宗闵亦上书“乃议川陕路民茶息收十之三，尽卖于官......于是蜀茶尽榷”[27]225。这才是四川全域榷茶，可见四川地区榷茶也是先局部而后全域的。

其后，哲宗时，四川曾一度废止榷茶。元祐元年(1086)八月辛卯令曰:“废罢成都府在城博卖都茶场，止令产茶州县元置茶场处依未置都茶场日任便贩卖。”[24]4233不过，没有几年，绍圣四年(1097)二月二十五日陆师闵奏请“复行榷买川茶，依元丰法不许通商”[21]4468。此后，直到南宋初期，川茶榷茶依元丰法再没更改。

为了保证榷茶的顺利开展，北宋政府在川陕地区建立了一整套榷茶机构。首先，宋政府在成都建立都大提举茶马司，统一管理四川及熙秦榷茶买马事宜。茶马司的职责是“掌榷茶之利，以佑邦用”。茶马司权力很大，“应产茶及市马之处，官属许自辟置，视其数之登耗，以诏赏罚”[6]6745。并且“有茶及搬茶郡县，知州、通判、知县，皆由茶司与转运司奏明差注”[20]32。其次，设置买茶场。榷茶事务由茶马司直属机构—买茶场办理，产茶区榷茶事宜由当地知州、通判兼提举。买茶场监官、专典、库称、牙人等专职办理茶叶交易，征收茶税事务。茶场监官是“茶场所在，州委都监、县委令、佐兼监”[21]6205。可见，宋政府在川陕四路榷茶是通过都大提举茶马司，买茶场及地方政府等官僚机构协同办理榷茶事务，但榷茶具体事务主要由各地买茶场经办。据徐松《宋会要辑稿》卷二九《食货》统计，北宋时期，都大提举茶马司在蜀地共建立24个买茶场，且24个买茶场均在成都府路，这是四川榷茶初始时三四年间的茶场数。据马端临《文献通考》说:“自熙宁七年至元丰八年，蜀道茶场四十一。”[27]226但未详述41个买茶场的名称。因此，我们很难精确统计北宋各个时期买茶场的数目，但买茶场由24个增加到41个，表明四川榷茶也是先局部而后逐渐扩大到全域的。宋政府通过各地设置的茶场垄断四川地区茶叶市场，以确保政府获得高额利润。

北宋政府在川陕四路建立榷茶机构的同时，针对川陕四路实际情况制定了完备的榷茶措施及办法。其内容涉及买茶场职责、交易规则、触犯榷茶规章处罚、官员奖惩考核等各个方面都有详细、具体的规定，其措施及办法是:

(1)买茶场职责按照市价尽数悉买园户之茶，正斤之外，量加耗茶。每岁民间资金缺乏时，买茶场预先计量现钱、斛斗，召园户自愿结保请借，每贯出息二分;至茶出时，以茶赴官折纳。如过夏季仍不纳茶抵偿，依法追催。

(2)茶价政府制定茶价。通常情况下，官价茶叶一般是在政府收购价基础之上再加价二分至三分。此外，息钱、头子钱、税钱、打角钱由政府征收。

(3)交易原则茶园户不得在茶场之外买卖茶叶，茶商必须到茶场按官价买茶;官方发行茶引，按照茶引指定的地区销售，并缴纳住税和过税;商人与园户私相交易，或贩卖无引私茶，皆许人告捕，并依法断罪;告捕之人按一斤以上赏钱三贯文，每十斤加三贯，至三十贯止。

(4)奖惩考核按规定数额买卖茶叶，岁终审定，超额有奖、亏额有罚;茶场超额，官员相应加官进爵，并予以物质奖励。茶场监官、吏人，收息一百贯文，赏钱五贯文;若亏五厘以上，罚俸半月，公人笞四十;满一分，监官笞二十，公人杖六十;满二分，监官、公人各加二等，至三分，停止加罪。

由上可知，北宋政府在川陕四路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榷茶机构，制定严密的榷茶法规，从制度层面确立北宋政府榷茶的权威性、合法性，保证榷茶机构的高效运行。榷茶机构垄断茶叶贸易，茶课收入急遽增长，获得高额的垄断利润。北宋政府在川陕四路榷茶取得十分明显的效果。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初，蜀茶额岁三十万。至稷加为五十万。及师闵代稷百万。”[24]8045“初”指熙宁七年(1074)政府始榷茶，只是榷入陕甘的川茶，便茶课税息三十万贯;“稷”指李稷，元丰五年(1082)他将茶课增至五十万贯。“师闵”即陆师闵，“李稷殁于王事”以同提举成都府之职代稷领治茶事，将茶课增至一百万贯。事实上，北宋政府在蜀地榷茶的课息收入，基本上都超过政府规定岁额。据文献记载，李杞主管四川茶场公事的六年(1072-1077)，“总入息税钱百二十二万九千余缗”[24]7381。每年平均茶课的收息三十余万缗;元丰元年至元丰五年(1078-1082)，李稷主管四川榷茶，“稷领治茶事于五年间，除百费外收获净利四百二十八万余贯”[24]8045。每年平均茶课收息九十万贯，超过规定岁额五十万贯;陆师闵代李稷主管四川榷茶的二年时间，元丰六年至元丰七年(1083-1084)，“增羡至一百六十万缗”[23]8045，到元丰末(1085)，“今则岁献二百万贯”[20]33。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岁课川陕茶息，三百七十一万一千一百七十二贯”[21]4467。可见，北宋政府在川陕四路榷茶，所获茶课呈逐年递增之势。

①河州置场，“本路置场买茶往熙、河博卖”[20]。

三、

唐宋时期四川地区税茶与榷茶的作用及影响

税茶、榷茶都是正常赋税之外的额外征收，就其实质言，说是横征暴敛，未尝不可。不过唐税茶、宋榷茶初始时，国家内乱外患方殷;四川地处边防最前线，唐有吐蕃、南诏不时侵扰，宋有西夏、金、蒙古入侵。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郡将自擅，藩侯废置，不自朝廷，王业于是荡然”[10]720。由于“西川富强，只因北路商旅，托其茶利，赡彼军储”[12]175。宋则“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西夏)骄盛，寇盗横炽”[29]525。当此为难之际，为抵御外侮，增加军费，保障国防开支，即使是苛捐杂税，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必要性。然而，税茶与榷茶终属苛政，必然会随之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首当其冲的是茶农。史载武宗时“盐铁取茶利，诏下，所在毋敢隐。(利州益昌)县令(何)易于视诏书曰:‘益昌人不征茶且不可活，矧引厚赋毒之手?’命吏阁诏，吏曰:‘天子诏何敢拒?吏坐死，公得免窜邪?’对曰:‘吾敢爱一身，移暴于民手?亦不使罪尔曹。’即自焚之。观察使素贤之，不劾也”[5]5634。税茶将茶农逼至绝境，当然不只是利州益昌(今四川省广元市西南)一州一县，在三川一带有普遍性，利州益昌人有幸，遇上了何易于敢于舍身抗旨的好官，得免涂炭，然而，像何易于奉职守法的循吏不仅在四川，就是在全国也是寥寥无几，而税茶与榷茶给茶农的灾难何等深重，当不言而喻。

相对而言，宋初税茶较唐代宽松。据知彭州吕陶叙述:“今川蜀茶园本是百姓两税田地，不出五谷，赋税一例折科，役钱一例出，自来采茶货卖，以充衣食。”[20]4茶农只要按一般农户缴纳夏秋两税之后，便可“自来采茶货卖，以充衣食”，此外，“川陕、广南州军止以土茶通高商，别无茶法”[24]6686。可是，熙宁榷茶之后，情况就不同了。北宋刘挚、苏辙均曾指出榷茶之弊:一是阻碍茶业的正常生产与发展。“又昔日未榷茶，园户例收晚茶，谓之秋老黄茶，不限早晚，随时即卖。榷茶之后，官买止于六月，晚茶入官，依条毁弃。官既不收，园户须至私卖以陷重禁”[29]787。二是导致大量茶园户破产，激化社会矛盾。“蜀茶之出，不过数十州，人赖以为生，茶司尽榷而市之。园户有茶一本，而官市之额至数十斤......园户有逃以免者，有投死以免者，已而其害犹及邻伍。欲伐茶则有禁，欲增植则加市。故其俗论谓地非生茶也，地实生祸也。”[29]152三是榷茶导购价格低廉，茶法严苛。“自官榷以来，以重法胁制，不许私卖，抑勒等第，高称低估，递年减价，见今止得旧价之半。”[23]787“今民有以钱八百私买茶四十斤者，辄徒一年，出赏三十贯。”[23]786显然，苏辙对四川地区的税茶与榷茶当有客观分析，但总体来看是弊大于利。

四、

结语

唐宋时期中央王朝在四川地区实施的税茶、榷茶当然属于苛捐杂税，但它始于唐宋内忧外患方殷之际，为抵御外侮，征收茶税、施行榷茶的政策，亦有一定正当性。然而，税茶与榷茶的政策给四川地区民众带来的伤害也不容忽视，加重了茶农和茶贩的负担，阻碍了茶业的发展，其负面影响也极其深重。毕竟，唐宋政府税茶与榷茶是封建王朝的一项国家税收制度，它反映的是封建统治者的经济政治观，虽经屡次更改，但它始终为封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唐宋时期施行的税茶和榷茶为历朝沿袭，延续至明清。事实证明，随着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封建统治者违背经济发展规律，将茶叶由通商改为榷禁，原本在市场自由买卖的茶叶变成政府专卖之物，这种做法必然造成统治集团徇私舞弊，产生腐败，激化社会阶级矛盾，导致封建政府统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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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者｜蒲应秋、潘艳芬

来源：《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信息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