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祁门，茶人皆知有祁门红茶。可如果您再深入了解近现代中国茶史，就会知道祁门绝不仅仅只是产红茶那么简单;对茶人而言，您会如军人对黄埔军校般，油然而生无限的崇敬向往。
(老祁门改良场址)
祁门红茶，自胡元龙试制成功，走出国门，大受欧美欢迎。1915年春参加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好评如潮，荣获一大奖章二块金牌，为华茶争得莫大荣耀。而在此时，我国的茶叶外销却日趋疲软。鉴于此，当时的北洋政府，决定成立专门机构来开展这项工作，这机构就叫祁门模范种茶场，地点选定在祁门县平里村。
种茶场4月筹建，10月落成，首任场长陆潆(溁)。陆溁，中国近代茶业先驱。1914年任农商部佥事，兼理全国茶业事宜。他回忆说：“我即准备祁门之行，筹定于最短时间，最少经费，树立科学化实验场，社会化种植模范，以启发茶农集体革新的基层力量......开中茶自来未有的创举。”
以举国之力，“开中茶自来未有的创举”，集科研、生产、销售于一体，尤其在红茶科研方面，在世界绝无仅有。对未来而言，更是一笔不可估量的财富，后面很多茶类发端都多少受到祁门红茶的影响。自此，很多茶界大师从各地奔赴祁门，天下茶人亦多汇聚于此，学成后又走向全国，为振兴华茶做出巨大贡献。祁门，成了中国茶人的摇篮。
随后时间，因种种原因，模范种茶场多次更名，陷于困顿，甚至停办。1932年，为支持振兴祁红，吴觉农毅然应允，只身一人从上海来到祁门，就任祁门改良场厂长。吴觉农，人称当代茶圣。甫一到任，即开展“茶园之复兴与创新”工作，他说：“祁门红茶，品质超绝，为世界冠。......乃以经营之不合理，以致成本特大”。遂在种植，生产，销售等方面进行革新，由此带动全县的合作社风起云涌，茶农获利，祁红中兴，改良场转机，为中国茶史留下光辉灿烂的一页。
(前排左⑤胡浩川)
后吴觉农因务出国，推荐胡浩川接任。胡浩川，新中国首位茶叶总技师。1934年10月至1949年12月，在改良场最为艰难时期，计任祁门茶叶改良场场长15年。胡浩川以“个人不离场，工厂不空废，茶园不生荒”自励，带领职工惨淡维持，写下了中国茶史上最为悲壮难忘的一章。
陆溁、吴觉农、胡浩川等泰斗大师，不计个人名利得失，以祁红、华茶振兴为己任，并为此付出毕生努力。他们先后在祁门任上写下《中国茶叶复兴计划》、《祁红复兴计划》等诸多著作，影响巨大。尤其在科研方面，改良场做出卓越贡献。是时，中国军人以出身黄埔为荣;而茶人无不向往祁门，以出身改良场为傲。祁门，在中国茶坛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 庄晚芳)
庄晚芳，著名茶学家。起步之地也是祁门，时任改良场技术员，专搞茶树栽培研究。他爬山头，钻茶棵，种茶栽苗，不出两年便成了茶树栽培方面的技术权威，并同胡浩川等大师一道登台授课，为后来成为我国茶树栽培学科的奠基人打下坚实的基础。
冯绍裘，机械制茶及滇红之父。当年的改良场技术员，负责机械制茶改造，他回忆此事，感慨万千：“改良场顺应大势，尊重科学，实验机械制茶，以前无古人的胆识魄力挑战传统，遇到极大阻力。后来机械制茶多次获得'顶盘'，大受外商欢迎，用事实打消了反对者的质疑，说明了机械制茶已经是不可阻挡之势”。
(祁门茶叶改良场结业证)
湖南大学茶学专业创始人，当时祁门改良场技术员陈兴琰;茶树栽培专家、改良场技术员徐楚生，以及刘淦芝、陈关沧、钱梁、汪瑞琦、陈炳环、陈季良等....从改良场走出的无不是茶界星光灿烂之人。吴觉农语：“国内茶叶之技术机关，具久长历史者，实以本场为最。”著名茶文化专家陈文怀更坦言：“60年代以前出道的茶学专家、茶叶科技工作者，大都是先到祁红茶区然后走向全国;全国不少茶厂早期骨干与管理员，也大都到祁红茶区受过培训。”诚如斯言!在这里，他们缔造了冠今绝古的祁红神话，铸造了中国茶业的历史丰碑。祁红融入了他们的血液，祁门也成了他们魂牵梦绕的心灵圣地。 抚今追昔，茶人怎能不感慨万千!
自1915年设置祁门模范种茶场始，一路坎坷历练，一路升华奉献，为祁红留下浓墨重彩，为华茶谱写光辉灿烂。正是因为前人的勤勉、奉献、科学、务实，制定了今天祁门红茶乃至很多茶类从栽培管理到生产加工、等级评定等一系列完整标准。在今人看来，这些标准很简单，是人人皆知的常识，就如勾股定理之于几何，万有引力之于物理。然而就是这些常识铸成了茶学之基石，也正是这些常识，让祁门红茶能始终坚持品质如一，行稳致远，而不会迷失方向，走上过度宣传概念的歧途，最终丧失茶叶、茶人之本性。
( 今日平里，祁红小镇)
祁门红茶，中国茶叶一个时代的缩影，见证中国茶业彼时的起落辉煌，承载当代中国茶人的希望梦想。没有哪一种茶叶，有着她如此这般深厚的历史沉淀与重负。今天，百茶兴盛，如满园春色，争奇斗艳，祁门红茶，仍然是园内那朵最有故事、最能坚守茶之本心的璀璨之花。而祁门，也因此终成茶人心目中的神圣之地。
1905年9月24日，北京正阳门火车站。
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等清廷高官在亲友及社会各界人士的簇拥下，登上火车正准备出发。“忽闻轰炸之声发于前车，人声喧闹，不知所为。”⑴人们惊慌得四处逃散，顿时乱成一团。这就是史上著名的革命党人吴樾刺杀五大臣事件。弥漫的硝烟散去，吴樾当场被炸身亡，五大臣中绍英伤势较重，载泽、徐世昌略受轻伤，而戴鸿慈和端方由于坐在后面的车厢中，故而躲过一劫。这一意外事件使出洋考察活动不得不缓行，直到当年12月底方才成行。
这次出洋考察活动为5年后举办南洋劝业会埋下了伏笔。
世界红茶之都 美丽康养祁门 彭其贵摄
壹
时任湖南巡抚的端方是清廷五大臣出洋考察的主要成员之一。在游历日本和西欧期间，端方亲眼目睹了欧美各国的兴盛强大，回国后思想发生明显转变。清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四日(1908年12月18日)，已升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端方与江苏巡抚陈启泰联名上奏清廷，禀请谕允创设第一次南洋劝业会。他在上奏朝廷的奏折中说“臣前年奉使欧美，察其农工商业之盛，无不由比赛激劝而来。臣自莅两江任后，时兢兢焉以仿行赛会为急务，惟此举在中国系属创闻，经始擘画，前无所受。”“中国以交通不便之故，农工商等多守旧法，简陋相仍，利源外溢而无计挽回，机轴日新而不知争胜。”因此，亟需仿行西法开设商品赛会。“江宁省城(今南京)拟设第一次南洋劝业会。官商合资试办，以开风气而劝农工”。⑵
图/担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时的端方像
宣统元年七月十三日(1909年8月28日)，清廷正式批准了端方等人的奏请，敕谕以官商联办的形式，开办南洋劝业会。
先来定义一下“南洋”的概念。这里所说的“南洋”系指以南京为中心的两江地区，而并非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亚洲东南部诸地。鉴于鸦片战争后通商口岸的增多，咸丰十一年(1861)，清朝政府设立专门办理外交、通商等事务的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同时又在南京和天津分别设立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兼管通商事务，分别由两江总督、直隶总督例兼。南洋大臣管辖的范围是“上海入长江各口，其闽、粤、浙三省则兼理焉”。
作为全国首度综合性展览会，以“南洋”为名，实因动议此事的端方时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而交通便利的南洋大臣衙门驻地南京则成为大会举办的当然地点。
“此次赛会本旨系专以振兴实业，开通民智为主意，事属创办”“不敢急求近利”“不得稍有铺张，拟定名为南洋第一次劝业会，暂避博览之名”“名省特产，不限于南洋，实全国劝业会也。”⑶
宣统元年 (1909)，倡办南洋劝业会的端方调任直隶总督，由张人骏接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按原已拟定的劝业会章程，张人骏出任南洋劝业会会长。循各国博览会事务局之成例，又分别在南京和上海设立劝业会事务所，委道台陈琪为坐办，举人向瑞焜为帮办，专任筹备劝业会一切事宜。继后，劝业会委派专员分赴各地劝办，上海及两江所属各府州均成立出口协会或物产协会，广泛征集赛品。各地还分别举办了39个物产会，先行预展，遴选上报，运宁陈赛。
扎实的筹备工作，加上各地筹备官员密集的实地调查和宣传演讲，使南洋劝业会在尚未正式举办前，就已声名远播，实际上成了一个普遍性的“劝业”活动。
贰
祁门县地处皖南，隶属徽州府，为两江管辖区域。遵照两江总督府之命，徽州府也举办了物产会，其任务就是先在徽州本地征集土特产品，举办展览，然后再择优选送南洋劝业会参赛。
在徽州本土举办的这场劝业热身赛上，包括世界名产祁红在内的祁门县多款茶品闪亮登场，频频膺奖并获得了进军南洋劝业会的入场券。
时任徽州知府的刘汝骥在其所著的《陶甓公牍》中，用很大篇幅记载了举办徽州物产会的相关情况，为我们窥探当年徽州物产会的盛况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图/《陶甓公牍》书影
刘汝骥，字仲良，号季青，直隶静海(今天津市静海区)人。刘汝骥为光绪二十一年(1895)乙未科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光绪三十三年(1907)补授安徽徽州府知府。刘汝骥在徽州知府任上，奉公执法，致力于社会教化，全面实施新政，官声颇佳。其牵头举办的徽州六县物产会就是他振兴商务、奖掖实业的一次具体行动。
宣统元年(1909)，南洋商督宪札饬所辖各属，“于开会期前一年，各将本地所出产物、工艺一切详细征集，定期分地举办物产会一次，以为次年劝业会之基础。”⑷刘汝骥接到南洋商督宪筹办物产会的札文后，着即遴选地方绅商办理此事。负责祁门县的是候选训导方振均。他被聘为物产会创立员，会同地方官绅筹办祁门县物产出品的搜集、选送。
“本会专以菟集本府歙休婺祁黟绩出品，陈列比较，鼓励农工商界之进步为宗旨”,所以搜集物产不求严苛。在物产征集的途径上，歙县、婺源、祁门、黟县、绩溪五县各设分会征集汇送，休宁县的物产由本镇绅商征集送会。征集到的物品全部装潢完好，签注详明，共44类1110种，由刘汝骥编成出品目录以便检查，并令会员各自撰写切实简明的解说书，以供审查员、评议员研究之用。
在正式开会前，徽州府衙还专门发布《物产会开会示》⑸：
为物产开会定期晓谕事：案奉宪饬，南洋区域各属均设物产会，以本管府为监督。徽州府物产会会场，设在屯溪地方孙怡泰茶行，一切征品筹款事宜，业经本府遴委绅商，并札饬各县筹办在案。
徽州为皖南望郡，代产伟人。图书一部分中，先儒著作之宏富，大江以南实无伦比。又天产富饶，商力充厚，故我国有“无徽不成镇”之谚，此环球公认也。徒以交通不便，风气未开，以今视昔，遂不免简陋自安，利源外溢。久郁思嚏，久仆思起，此其时矣。现计我徽所有天产、工艺美术、教育各种物品，经会员博采旁搜，均已灿然大备。
本府兹定于十一月初八日为物产会开幕之期，以腊八日而止，合特出示晓谕为此，示仰阖属绅商士庶人等，一体知悉。此次物产会，本府专以“惟土物爱”四字为宗旨，与各埠赛珍会、展览会，用意迥不相同。凡饮食日用所必需，无论卖品、非卖品，皆得赴会陈列，以资比较而求进步。开会时任人观览，惟不得紊乱秩序，致干查究，勖我商民联翩至止，共谋进益，共膺褒赏。
宣统元年十一月初八日，徽州物产会在屯溪隆重开幕。主会场设在屯溪中街凤邻巷下首临河孙怡泰茶行内，在江晋丰茶行设招待各分会会员处。孙怡泰茶行门首上悬挂一方“徽州府物产会”匾额，东西两侧搭建牌楼，悬灯结彩，一时观者如堵，热闹非凡。
对于参展物品的评奖，徽州府“禀奉遴员、审查、评定分数、请奖在案。兹于本年七月二十二日，奉督宪核定颁发奖牌，由事务所转送到府。查徽州府属奉发金牌五面，银牌十七面，铜牌五十九面，证明书共八十一张，东南尽美，耳目一新。应即于八月初一日按名正式授奖。”⑹
“徽州为皖南望郡，图书之富甲于东南，天产之饶数难更仆，单简言之，茶木两大宗实阖属人民命脉所寄。”⑺品质优美的徽州红绿茶叶自然收获获奖等次高，获奖面大的好成绩。祁门县选送的祁红工夫茶就有5个品牌获奖，占据整个茶类获奖的半壁江山，凸显了祁红茶的实力和水平。
祁门县出品人、品名、等级奖牌：
胡培春磁土 二等银牌
胡叙生磁土 三等铜牌
王兰馨红茶 三等铜牌
王成义红茶 三等铜牌
公顺昌红茶 三等铜牌
胡元龙红茶 三等铜牌
汪广洲红茶 三等铜牌
胡邦达丝线 三等铜牌
姚受锐祁术 三等铜牌
徽州物产会以其“征集物品分类骈罗，若网在纲，有条不紊，所需会费尽由绅商捐助，该府劝导有方与该绅等踊跃从事。”赢得上下赞誉和嘉许，也为徽州茶叶，特别是祁门红茶在南洋劝业会上再次风光提供了张本。
叁
在两江总督及劝业会事务所的强力推动下，南洋劝业会赛品征集工作紧张而有序进行，并得到了各地商绅的响应和支持，约百万件的展品陆续运至南京布展。时人称：“劝业会之展品，无不萃菁华于一室，致珍奇于万里，洵足增祖国之光荣。”⑻
清宣统二年四月二十八日(1910年6月5日)，南洋劝业会在南京正式开幕。主会场设在南京鼓楼区丁家桥、三牌楼一带，占地700余亩，设各省展馆30余个，设3 所参考馆分别展出英、美、日、德等国的展品，另设暨南馆1个，展列南洋华侨的出品。南洋劝业会展品设农产品、工艺品、教育品、医药品等24部444类。整个博览会从1910年6月5日至11月29日，历时近半年，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全国性博览会。此次博览会意义深远，被学界称作“中国近代化的一个里程碑”，起到了“开一时风气，策异日之富强”的作用。
南洋劝业会开办期间，数十万中外人士前来参观交流，其中不乏豪绅大贾、工商巨子、政界首脑、学界领袖等，旅外华侨和美、日、德等国也派出了代表团。张人骏在《奏南洋劝业会期满闭会情形等折》中描述道：“斯会前无所师，为吾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创举”“初而日本，继而美、德诸邦，各联实业团体来会参观，皆能尽欢而去。其余各省学界、商界暨本省军士、学生亦复联袂来游，络绎于路。”⑼文坛巨匠鲁迅、茅盾、叶圣陶在他们的日记、文章中，就有当年参观南洋劝业会的详细记载。
南洋劝业会设有教育馆、工艺馆、农业馆、机械馆、通运馆、美术馆、卫生馆、武备馆等。各省又分别自建陈列馆，如安徽省就建有安徽馆。作为我国重要的出口产品——茶叶，则集中在农业馆中展出。
农业馆设在劝业会会场的西北隅，是南洋劝业会中较大的展馆之一。刊行于宣统二年(1910)七月，由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的《南洋劝业会游记》中，就有《东方杂志》著名记者浮邱对农业馆的描述：
建筑为方形，四角有亭，四面有门，外为洋式，内部构造为华式，非楼房。
馆内共分八部，曰农业部、蚕桑部、茶叶部、园艺部、林业部、水产部、饮食部、狩猎部，末为实物模型。
农业馆(其额以绿豆为地，白米缀成“农业部”三字)
茶业部(其馆以红茶为地，绿茶缀成“茶业部”三字)
制茶器具模型，天都毛峰、红茶、绿茶、祁门红袍(徽州);
菊花并茶、雀舌、梅片(六安);
罗汉茶(广信);
云雾茶(池州);
砖茶(九江);
红梅、明前，雨前，毛尖(常州宜兴);
植茶公所植茶标本(江宁)。⑽
另外，在安徽馆内也有部分安徽茶列展。笔名“我一”的《东方杂志》主编孟森在《南洋劝业会游记》描述安徽馆时就记有“天然品甚富，以六安茶为美产。”⑾
图/南洋劝业馆
图/南洋劝业安徽馆
肆
南洋劝业会事属首创，最后阶段的评奖也十分审慎和严格。朝廷专门钦点时任农工商部侍郎杨士琦担任劝业会审查总长，以钦差大臣身份，代表清廷主持南洋劝业会的展品审查、评奖及授予褒奖证书。
杨士琦(1862—1916)，字杏城，安徽泗州(今泗县)人。1905年至1907年曾任商部高等实业学堂(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监督(相当于校长)，任内对学校的教务、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明确学校培养新型工商业人才的办学方向，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功不可没。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任宣慰南洋华侨大臣，赴南洋10余埠考察商务，对国内外工商业务均较了解。担任审查总长后，杨士琦即率以农工商部为主，从各地调用学有所长，素有经验人员40多人，组成庞大审查团进驻会场。
图/南洋劝业会会长张人骏 南洋劝业会审查总长杨士琦
宣统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公元1910年12月12日)杨士琦侍郎在上奏的《奏南洋劝业会审查事竣分列给奖并办理情形析》中写道：
窃维南洋劝业会陈列品物，经臣调用学有专门即素有经验人员，于七月初一日开始审查。......数月以来，臣督奉率各员，调齐表册、说明书，分类审查，悉心比较，并饬购备药料、器具，详细化验。综计各馆物品不下十万余件，而表册均系赶造，未尽整齐。各出品人所具说明书，又复先后参差，钩稽匪易。事属首创，未便苛求。审查各员入手之初，先将表册、说明书等项，代为补缀清厘，划归部类，酌量繁简，重加分并，然后分门担任。按日期攻，较其等差，评定分数。并与所调各业商董技师，悉心研究，俾实验学术参考。并观其有运到较迟或说明书不备，照章为不合格者，亦复曲徇各商之请，为之补行审查。十月初旬，始经一律告竣。
臣复偕提调候补四品京堂蒯光典详加校阅，核定奖励。计一等奖六十六名，二等二百十四名，三等四百二十六名，四等一千二百十八名，五等三千三百四十五名，共五千二百六十九名。除列入出一等者另片陈明，并咨行农工商部按照商勋章程办理外，其二、三、四、五等分别给予超等、优等文凭、金牌执照。或有物非己出而于制造采运有赞助之劳者，变通给予赞助奖凭，一并札发南洋劝业会事务所转给出品人只领。一面将得奖物品人名列榜宣示，俾众周知。
此次南洋劝业会事虽创行，规模粗备，天下事物，靡不搜求，全国工商咸为招致，观摩既切，智识渐新。庶得奖者无不欢欣鼓舞而归，未得奖者无不怀竞进改良之意。⑿
《申报》在1910年5月16日第6版载：“新简南洋劝业会审查总长杨杏城侍郎，前日请训时，监国谕此会在吾国为创举，所有各省赴会品物良窳巧拙，均须逐一详细品题。其能改良土货，仿造抵制者尤宜认定劝业宗旨，尤加奖励。”据此，对农工业“专以奖进实业，提倡公司局厂为先”，“若谷、麦、豆、菽;若丝、茶、锦、麻或为天然佳产或为出口大宗，傥精研培制之方，外足以收利权，内足以便民用，……以上各端，或励其工作之良，或旌其销场之广，无不拔殊尤以优奖。”⒀
从公布的5269项获奖名单可以发现，作为天然佳产和出口大宗的各类茶叶得到评审团的认可和好评，在66件夺得奏奖(一等奖)的展品中，有8件为茶叶。由各茶栈、茶庄、个人或各省出品协会等选送的各种茶叶还荣获了19个超等奖(二等奖)、26个优等奖(三等奖)、50个金牌奖(四等奖)和65个银牌奖(五等奖)。
各类祁门茶更是喜摘多项大奖。
以下是根据《南洋劝业会审查给奖清册》整理出的祁门县出产各类茶叶获奖情况：
奏奖(一等奖)：
祁门贡尖茶(江苏上海、天保祥茶栈)
祁门乌龙茶(江苏上海、洪昌隆茶栈)
超等奖(一等奖)：
红茶 (上海、益源)
贡品毫茶(上海、谦福隆)
优等奖(三等奖)：
娥眉、麻珠、宝珠、秀眉、凤眉、珍眉等茶(上海、洪源永茶栈)
珠兰祁门毛峰、贡熙茶(徽州府、同昌永号)
金牌奖(四等奖)：
眉雨茶、蕊眉茶(江苏上海、洪源永茶栈)
徽州安茶(安徽徽州府、宁怡春)
祁山红袍茶(安徽徽州府、汪锦春)
银牌奖(五等奖)：
祁门安茶(湖北出品协会、曹树华)
红茶(安徽祁门县、胡啸琴)
红茶(安徽祁门县、李旭云)
红茶(安徽祁门县、康特章)
安茶(安徽祁门县、康伊侨)
安茶(安徽祁门县、康绍文)
安茶(安徽祁门县、康景侣)
红茶(安徽祁门县、李旭寅)
石境山毛峰茶、乌龙茶(安徽徽州、物产会)
仙茗茶(安徽徽州、胡元龙)
图片来源：《南洋劝业会审查给奖清册》
从获奖名单上看，祁门茶至少获得了两项头奖——奏奖。即上海天保祥茶栈选送的祁门贡尖茶和上海洪昌隆茶栈选送的祁门乌龙茶(祁门红茶早期的一种称法)，在8件获奖茶中占四分之一。天保祥茶栈和洪昌隆茶栈是祁门红茶在上海口岸与洋商交易的主要中间商。祁门人在上海开设的洪源永茶栈选送的茶品也斩获多项大奖。祁红创制人胡元龙继在徽州物产会上获奖后，在南洋劝业会上再次膺奖。在名单中我们还看到了祁门籍实业家康特璋(原文中“璋”误写为“章”)和李旭寅选送的红茶荣获银奖。李旭寅，即李训典(1865 1931)，祁门溶口景石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除红绿茶外，主产于祁门西南芦溪、溶口等乡镇的篓装紧压茶——安茶，这次也在南洋劝业会上登台亮相，溶口李氏、芦溪康氏选送的多款安茶喜获大奖。
祁门茶在南洋劝业会获奖的具体情况，现今的地方志书及学界一直语焉不详，这些史料的发现，可以填补祁门茶史上的不少空白。
清政府以农工商部名义对获奖物品分别颁发南洋劝业会褒奖章和获奖执照(即证书)(见下图)
图片来源：赵大川《杭州老字号系列丛书 茶业篇》
第99页
伍
这次南洋劝业会，还有一个重要的创新举措是成立了南洋劝业会研究会。在张謇、李瑞清、蒋炳章、黄炎培等名流的倡议下，研究会聘请全国各地的799位学者名流，对南洋劝业会所有参赛出品，一一证勘疑义，分类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其工艺之优劣及改良之方法，对工艺技术的提高和进步，大有裨益。后人称道：“一种事情还算差强人意，便是一般有志之士尚能利用这次赛会的机会，分别研究各部分陈列物品，以为改良之张本。例如李瑞清、张謇等所组织的‘南洋劝业会研究会’，集合七百九十余人研究的结果，汇编成《南洋劝业会研究会报告书》一厚册，这总要算是这次赛会的目所在了。”⒁
图/南洋劝业会研究会会长李瑞清
图/南洋劝业会研究会总干事张謇
在劝业会研究会牵头负责茶业事务的是被誉为“中国近代茶业先驱”的陆溁先生。正是这位陆先生，1905年随中国第一个官方茶业出国考察团考察印锡茶业，归国后即在上报朝廷的条陈中力主去祁门办厂，以改良茶产，复兴中国茶业。在这次的南洋劝业会上，他在忙碌于各省各馆出品的审查评议，研究演讲之余，还与来自祁门茶区的康达(特璋)彻夜畅谈，详细了解祁门的茶瓷情况，为5年后赴祁门创办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中央政府举办的茶业科研、生产机构作了铺垫。
民国2年(1913)5月出版的《南洋劝业会研究会报告书》记载：
“庚戌(1910年)五月二十一日，假商团开会，商订专门书记，(其中)农业馆任连城(家璧)陆澄溪(溁)”
“本会就劝业会各馆分期研究，其期日如下：农业馆六月十一日至二十日……。”其中茶业类研究由陆澄溪(溁)主讲”
“六月十八日，假公议厅开农业讲演会，由陆澄溪君讲演茶业、郑贞吉君(城元)讲演园艺”⒂
这次的茶业园艺讲演会《申报》作了专门报道：
研究会讲演园艺茶业⒃
十八日为劝业研究会讲演园艺茶业改良之期，下午六时，在公议厅讲演，首由钱会长讲演主任并报告，如有未莅本会诸君，请一并讨论。次由陆澄溪讲演茶业，谓茶业销路之日减(一)原于釆摘时不能一律;(二)原于碾揉之不能洁净;(三)原于装潢之不能美观;(四)原于销路之不能直接，引申譬喻辄中肯綮。又谓，印、锡之红茶占欧洲;日本之绿茶占美洲;爪哇之茶占澳洲。凡中、下等之茶，为外人请求甚精，现已无从插足。惟上等之茶，尚足与抗，亟宜力图改良，以谋抵制。又谓，运销茶叶宜先占根据地。查汉口一埠，己为俄商占据，现在俄厂己有三家，华商大厂仅有一家，惟资本薄弱，恐难持久。目下津浦之路将通，则赣、皖之茶不难改道，由浦路直达张家口，此北路运茶应先占之根据地者。粤汉路通，则两湖茶不难由广东直达南洋，此南路运茶应先占根据地者。又川汉、川藏之路通，印度阿萨姆之茶将倒灌于西藏及内地各省，此西路运茶应先审办者，愿本会诸君共留意焉。次由郑君贞吉讲演园艺…………时已钟鸣八下，遂摇铃散会。
图/1910年7月28日《申报》影印版
在《南洋劝业会研究会报告书》中也收录了陆澄溪的茶业讲演稿。
1952年，在回忆起当年参加南洋劝业会时的情景，陆澄溪老人仍记忆犹新：1908年协助南洋劝业会征集物品,爪哇华侨梁炳农提倡开暨南馆,陈列巴达维亚侨胞机器厂(协昌)所造的揉茶筛茶机器,说明世界上印、锡茶竞争外,荷印茶又崛起,使国人警惕,速救外销茶业之危。同时得与江西馆之瓷业公司康达(号特璋)朝夕讨论,方知景镇细瓷原料,需用祁门白土坯(石质用水碓碾成的白土),浮梁高岭土,仅能作粗瓷,釉亦产自祁、浮交界的釉果厂,制瓷、画红多祁人。改进外销之瓷与茶,与祁门均有密切关系。其他各省各馆出品,如博山玻璃、福建漆器、南阳茧绸、北京景泰蓝、苏杭宁绸缎、盛泽轻纺(即拷绸原料)等,种类繁富,且多能有产制运销说明书,排日分期,邀各馆出品人,座谈集议,参与审查,实足为我研究全国生产商品之良机。虽回国以来,在实业学堂、南通农校、农学报社研究理论,觉得会场闻见,比学校所得知识为多。⒄
结语
时隔6年，以祁门红茶为代表的祁门茶继在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万国博览会上大展风采，名扬宇外，这次又在中国历史上首次规模最大的全国性博览会上摘金夺银。祁门茶的靓丽表现，也促成了后来的政府把近现代中国茶业改良和复兴的试验地选在了祁门。祁门茶业开始步入它的高光时刻!
【注释】：
⑴ 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岳麓书社，1986年，第313页。
⑵《奏牍:两江总督端江苏巡抚陈会奏创办南洋第一次劝业会折》，《东方杂志》第6卷第4期。
⑶《南洋劝业会开会祝辞》，《申报》，1910年6月5日。
⑷ 鲍永安作，苏克勤校注：《南洋劝业会文汇》，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0年，第62页。
⑸官箴书集成编纂委员会编：《官箴书集成》 第10册，黄山书社，1997年，第469页。
⑹ 官箴书集成编纂委员会编：《官箴书集成》 第10册，黄山书社，1997年，第469页。
⑺ 同上。第563页。
⑻《南洋劝业会会场纪事》，《时报》，宣统二年五月十三日。
⑼ 鲍永安著，苏克勤校注：《南洋劝业会文汇》，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74页。
⑽ 苏克勤、余洁宇编《南洋劝业会图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04、106页。
⑾ 同上。第128页。
⑿ 鲍永安著，苏克勤校注：《南洋劝业会文汇》，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72—173页。
⒀《劝业会审查长认定宗旨》，《申报》1910年5月16日，第6版。
⒁ 武堉干：《近代博览会事业与中国》，《东方杂志》26卷第10号，第17、18页。
⒂《南洋劝业会研究会报告书》，中国图书公司，1913年，第2、3页。
⒃《研究会讲演园艺茶业》《申报》1910年7月28日，第10版。
⒄ 陆澄溪：《我的自述》。《江苏文史资料选辑 第18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30、131页。
来源：徽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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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祁门物华天宝，属于古徽州的一府六县之一。它不仅是景德镇高品位瓷土的供应地，而且有屯绿中最著名的凫绿、红茶中最香的祁门红茶，还有一度曾销声匿迹、少为人知的安茶。
祁门安茶，原产于祁门县的芦溪乡一带。它的起源和消失，与祁红的创始人余干臣的后半生一样神秘，没有留下任何的文字记载，竟然谜一样的消失了。
走进芦溪，我在做过充分的安茶调查，查阅过大量的有关史料以后，猛然醒悟，要想真正看穿安茶的真面目，一定要如实地把它还原到产生它的时代中去，有必要把它与同时期的同类茶细心比对，如此，便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要想明白安茶是怎样起源的，首先，必须探讨清楚它是怎样消失的。
关于安茶的凋敝消亡，共同认可的准确时间，应在 1940 年之前。如果把祁门安茶和梧州六堡茶做一对比，便会惊奇地发现，安茶的销运路线艰难而漫长，其运输行程，大约要历时 3~4 个月。安茶在祁门的芦溪制作，由阊河运至饶州，出鄱阳湖后，入赣江而达赣州。更换小船后，逆水在大庾(南安)登陆，穿越大庾岭(梅岭)，入粤界南雄，而至广州、佛山一带销售。
从安茶的销运过程可以看出，祁门人只是完成了茶的制作，然后运输到广东佛山等地。这点与六堡茶的销售类似，原产地的茶农根据要求做完茶后，只是批发给了广东茶商，并没有解决成品茶的零售问题。而广东茶商买到批量的茶以后，经过存放陈化，又转手把茶零售到两广地区，但大部分的安茶，还是销售到了港澳和东南亚地区的华侨手里。
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以后，战火纷飞，安茶的运输路线变得更加艰难，茶运之路充满着更大的凶险，这就意味着安茶的运输成本，必然会成倍地提高了。而此时的安茶，又同时面临着与六堡茶的同质化竞争问题。更令安茶雪上加霜的是，当安茶的批发价格不能提高到可以抵消巨大的运输成本与生命风险赔付的时候，远在祁门的安茶生产商只能被迫停产，这是最合乎情理的推断。此起彼伏，在安茶衰亡的同期，也就是 1935 年，我们还能查到一组重要的数据，梧州六堡茶的销量，就在这一年创了历史新高，达到了 80 万斤的产量。这个突然出现的产量，是否可以合理地解释为：当安茶停产以后所形成的产量缺口，是由相类似的六堡茶来弥补的?这个论断，显然是成立的。何况在安茶的身边，品质优异、馥郁高香的祁门红茶已经兴起，在红肥绿瘦的产业窘境中，当地的很多茶号纷纷开始绿改红，这也是符合历史的客观经济规律的。
枝上小虫，助茗瓯春色。
茶实嘉木英，其香乃天育。
通过安茶的消亡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安茶和六堡茶收购以后的销售路线与消费群体，是高度重合的，都是由广东人完成收购，然后再由广东茶商完成茶的仓储、陈化、拼配甚至是再包装，最后销售到同一个地方，即两广、港澳和东南亚地区。安茶的突然消亡，消亡得很绝情、很彻底，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在当时，安茶是全部外销的，产茶之地的祁门人，并不习惯品饮安茶。假如在祁门或周边地区，存在着安茶的稳定消费群体，那么，一定会有一两家安茶的老字号，能够苟延残喘地活下来。然而，残酷的历史现状，也同时证明了这一结论的可靠。
明清俗话说「无徽不成镇」，早在东晋时期，徽人就已远赴异乡，其后，在盐、茶、木、典四业中，叱咤风云。尤其是明清时期，茶叶贸易已经成为徽商经营的巨业。从上文的历史事实可以推测，安茶的起源应该是模仿了六堡茶的制作工艺。当时，在广东经商的安徽茶人，从六堡茶的制作和经营中，管窥到了巨大的商机，他们联想到家乡芦溪有着与六堡镇相似的地理结构，都具备群山连绵、两河汇聚这样适宜茶树生长的良好条件，并且，芦溪特有的槠叶种洲茶叶厚味浓，枝粗叶大，价格低廉，尤其在春尾以后，茶梗依然持嫩、柔软，非常适合陈化。正是兼具了这些得天独厚的制茶条件，勤劳精明的徽州人，从粤商手里拿到订单之后，便开始模仿六堡茶了。
令人更为吃惊的是，《六堡志》里记载：「六堡镇的文记茶号，曾根据市场需求，生产过六安篮茶和普洱茶。」由于年代久远，资料匮乏，我目前无力再去做进一步的考证。如果能够证明，作为六堡茶中五大茶号之一的文记第一个生产了六安茶，那么，祁门安茶仿制六堡茶的历史疑问，马上会迎刃而解。如果暂时还没有确凿的证据去证明这一点，也至少说明广西梧州的六堡茶商在历史上是生产过一定数量的祁门安茶的。并且，二者之间的工艺、设备、技术、包装、成品茶的滋味等，都具备了一定的相似性。
六堡茶的初制情况，也是如此。茶农只是完成了毛茶的制作，在六堡茶的后期制作中，关键的渥堆、陈化、仓储、拼配等环节，基本是由不同的茶号自主完成的。因此，当时的六堡茶生产，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产品标准。在祁红问世之前，以生产绿茶为主的祁门，是无法接受发酵茶的，之前，也不可能具备生产发酵茶的技术和条件。拿到了产品订单的芦溪人，为了做出汤色黄红的发酵茶，便开始了自己的探索。他们在春尾完成了毛茶的杀青、揉捻和干燥后，到了白露节气，把毛茶堆在室外，采取夜露的方法，以提高茶叶的含水率。为了使茶叶发生氧化红变，在白天，他们又把茶叶薄摊晒干。茶农们在反复的堆放、薄摊过程中，无意识完成了茶叶的渥堆过程。当堆温升高后，他们就会去翻堆降温，如此反复的夜露日晒，通过湿热作用，破坏了茶叶中的叶绿素，待茶坯变软，色泽呈黄褐色，便进入干燥环节。在包装上，也仿制了六堡茶的竹篓装。毛茶在装篓前，也像六堡茶一样，用木甑蒸软，压入箩筐，然后晾置、陈化，烘干后，运出祁门。因为安茶的运输路线漫长，需要多环节的船载、车运和人扛，所以，过去安茶的小竹篓，每篓重 3 斤，每大篓装 20 小篓，总重 60 斤。其重量，便于装卸，明显小于六堡茶 100 斤的大筐装。
老茶的醉人汤色。
按照以上工艺做出的茶，茶的汤色加深了，滋味浓厚醇和，苦涩味降低，其产品质量自然能够达到粤商提出的要求。当然，在那个时代，六堡茶和安茶的主要消费群体，还是中下层的劳苦人民，基本用于解渴祛暑之用，消费者对这类价廉耐泡的粗茶，也不可能提出更高的要求。
不仅如此，茶在渥堆的湿热条件下，产生了大量的微生物群，在微生物的作用下，茶汤由苦涩逐渐开始向醇滑甜厚转变，并有独特的槟榔香产生。独特的槟榔香，后来成为品质优异的安茶的审评标准之一。1988 年，安徽省名优茶评审委员会对安茶的鉴评标准为：「色黑褐尚润，香气高长，有槟榔香。「2015 年 11 月，在安茶的传承人汪镇响先生的办公室，我见到一个他珍藏的早年老安茶的竹篓，竹篾已红变，体积明显大于现在安茶的茶篓。其中的茶叶虽在近几年喝完了，但细嗅一下，竹篓里剩余的老箬叶上，还保留着淡淡的槟榔香气。
在 1949 年之前，还没有六大茶类的分类标准，所以，当地人习惯性地把安茶作为绿茶，这是可以理解的。当我们明白了安茶的制作原理，及其需要陈化的后发酵事实之后，把祁门安茶归类为黑茶，应该是顺理成章的。
六安和祁门虽然同属安徽，但在交通不甚发达的古徽州，山路弯弯，感觉还是相距甚远。因此，祁门产的安茶与六安茶，根本就是品质殊异的两种茶类，风牛马不相及。但是，为什么祁门安茶又能被刻意称为六安茶呢?
个人认为，是因为当时的六安贡茶名气太大了，茶商们售茶攀龙附凤，沾点名气，也在常理之中，古今亦然。六安茶，从唐代到明代名扬天下，妇孺皆知，清初又贵为贡茶。
明代屠隆《考槃余事》记载：六安茶「品亦精，入药最效」。农学家徐光启在《农政全书》里写道：「六安州之片茶，为茶之极品。」嘉庆九年，《六安州志》云：「天下产茶州县数十，惟六安茶为宫廷常进之品。」清代李光庭的《乡言解颐》里，也多次提到过六安茶，「金粉装修门面华，徽商竞货六安茶」，「古甃泉逾双井水，小楼酒带六安茶」，所以，身在祁门的茶商，为了提高安茶的身价，撒了一个弥天大谎，便称他们的安茶产自著名的六安贡茶之乡，故意把安茶和六安茶搅和在一起，鱼目混珠。因为当地人不喝安茶，也不会在意茶票上究竟印了什么。
当时的安茶，价格低廉，购买和消费安茶的人，大部分为流落南洋打工的下层劳苦华侨，他们更不会去深究茶的产地。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安茶大号，如孙义顺、胡矩春、汪厚丰等，茶票上均明确标注了「六安采办雨前上上细嫩真春芽蕊」，「惟我六安茶独具一种天然特质」，「在六安拣选雨前上上芽蕊，不惜成本」，等等强调之语。另外，还有「六安贡品、六安名茶」等字样，这些类似的虚假夸大宣传，无非都在假借六安之名头，多赢一份利润而已。
当我们明白了安茶的出现是在两广茶商的商业需求以及安徽茶商的利益驱动下，共同催生的仿制茶品之后，对于安茶在包装和宣传上，自称为六安茶，就会更容易理解。他们普遍假托六安茶，是因为六安茶与六堡茶，都具备一个共同的「六」字，从读音上和功效上，更靠近与之相似的六堡茶。
一个冬日的清晨，我与合一园茶业的晓辉和旺鑫，从祁门县城驱车 40 公里，来到群山深处的芦溪乡。在孙义顺茶厂，就安茶的有关疑惑采访了对于安茶振兴功不可没的汪镇响先生。
汪老开明健谈，他说：「1918 年以后，黟县古筑乡孙家村的孙启明，带着茶叶和制茶技术来到芦溪，用谷雨以后的成熟茶青，与芦溪人合作生产安茶。孙启明看重的是芦溪有成片的原生槠叶种的洲茶，土地肥沃，不用施肥。」
当我问到「软枝茶」的时候，汪老的回答，印证了我的思考，他说：「软枝茶，不是一个品种，曾在孙义顺老茶号工作过的汪寿康告诉过我，所谓软枝茶，就是茶农完成鲜叶杀青后，把揉捻过的茶青摊晾在竹席上，晒至半干状态，然后卖给芦溪的茶号。很多茶农或背或挑，翻山越岭，一路上，那些半干柔软的茶青，在太阳下、在皖南湿热的天气里、在布袋里，在人体有温度的肩背上，自然会完成部分的湿热发酵，茶青的枝梗，便会变得更加柔软。当路人问起背的什么茶时，茶农们常常会说：『这是软枝茶』，天长日久，『软枝茶』的称谓，便约定俗成了。也就是说，杀青揉捻后晒至半干的茶青，才是各茶号的收购标准。若太干了，肩挑背扛，茶青容易挤碎;太湿了，茶青的含水率高低不一，茶号不好定价。类似的收购行规，在其他的红茶产区，也同样存在着。各茶号每天收完茶青之后，便立即在自己的作坊里，集中完成毛茶的干燥，以及后续的日晒夜露、蒸压、包装等关键工序。祁门的秋冬季，是深山里的枯水期，临近过冬才能制作完毕的安茶，要堆在山里，自然陈化半年，等春天来临，小溪里涨满春水时，安茶始可借着水流，用船运出芦溪和祁门。」
从汪老的谈话中，我们能够进一步印证，安茶的制作技术，确实是从外地传过来的，这也基本符合上文、我对安茶起源的考证。孙义顺老茶号的创始人，应该详细考察过，芦溪的茶园与六堡镇的相似性，当时，孙启明不只是引进了茶的制作技术，同时，也带来了六堡茶的成品茶、和竹制包装，以供参照。因此，传统的老安茶，从出生开始，身上总有抹不掉的六堡茶的历史印痕。
在孙义顺茶厂，我看到了一份珍贵的手稿资料，它是解放前负责运送最后一批安茶的程世瑞先生的口述笔记，程世瑞先生也是早期成批量安茶的最后见证人。他笔记中写道：「安茶，是一种半发酵的红青茶」，陈化了八年的王德春号安茶，「呈青黑色，没有发霉变质，尚有清香味」。
当他把茶运到佛山的兴业茶行，用开水冲泡这款茶的时候，程世瑞口述说：「味稍苦涩，茶汁乌红色，叶底呈青色，另具一种茶香味，不同于祁门的红茶和绿茶，与六安茶的差别更大。」这段话，是在安茶消失之前，前人留下的唯一的文字记录。从口述中可以读出，陈化八年的安茶，茶汤呈乌红色，而不是橙黄色或橙红色，它是黑红浓醇的典型的黑茶类汤色。这种汤色，是只有经过了前期渥堆，在湿热条件下才有可能出现的汤色。
现在的安茶工艺，存放八年后，是不可能出现乌红汤色的，这又说明了什么呢?叶底呈青色，这里的「青」，应该是深绿偏黑，说明这批茶的活性很足。一款良好的陈茶叶底，随着冲泡次数的增多，其色泽会黑中泛青，慢慢变得新鲜而明润，而非做旧茶的碳化与胶着不散。程世瑞描述的安茶，既不同于绿茶，也不同于红茶，另具的一种茶香应该是渥堆与后发酵产生的醇和陈香。如果当年的老安茶工艺与现在的安茶工艺近似，那么，陈化八年后的安茶，其汤色是不会醇厚黑红的。
这些珍贵的信息，反而证明了现在的安茶制作与 1940 年之前是不尽相同的。在老安茶的核心工艺断代以后，现在的大部分安茶厂家，尚停留在相互模仿阶段，还没有真正把握安茶的传统工艺。
程世瑞先生的口述笔记原稿。
在芦溪，我参观过几个安茶生产厂，也品过数款不同类型、不同年份的安茶，说实话，我找不到黑茶类所具备的醇、厚、甘、爽、滑、红、浓的特点，大部分的安茶，仍偏苦涩，青味重，还保留着绿茶的火香，以及陈年绿茶的绿豆汤味道。个别的茶，会有淡淡的箬叶香和竹青味，这与安茶的箬叶竹篓包装有关，并不是安茶陈化后真正的醇厚滋味。
现在的安茶工艺，基本选择谷雨至立夏前后的茶青，杀青、干燥后做成毛茶。等白露过后，白天在竹甑中，把毛茶烘干，等晚上把干燥后的毛茶摊匀到竹席上，承接秋夜的露水。露过一夜的毛茶，次日在太阳下晾晒一天，然后蒸软，压入衬有新鲜箬叶的竹篓，最后烘干和陈化。
安茶在历史上素有「圣茶」之名，茶性温凉，清热祛湿，可作药用。因此，安茶的复兴和传承，显得尤为必要。作为一个爱茶之人，我希望更多的祁门人能从旧时安茶兴盛的大背景里，结合黑茶的制茶原理，去追寻和探索安茶最初的制作技术。果真如斯，安茶的未来不可限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