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十三五”逐渐远去的脚步声，中国迎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新的征程!
在即将到来的“十四五”，大健康、大休闲、大时尚背景下，中国茶艺发展如何与时俱进?茶文化教育如何对接未来?
在未来的十五年内，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将为中国茶艺发展提供怎样的动力和引领?
这些吸引人的热点内容，都成为11月7日在京举行的“当代茶艺发展方向暨实践创新研讨会”上热烈讨论、意犹未尽的话题。
当代茶艺发展方向暨实践创新研讨会现场。
关键节点的“及时雨”
11月7日，深秋的北京，秋高气爽。“2020北京国际茶产业博览会”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由中华合作时报·茶周刊全媒体、天津市茶叶学会、河北省茶文化学会、深圳市华巨臣实业有限公司联合主办，2020北京国际茶产业组委会协办，新中式袋泡茶“他山集”品牌支持的“当代茶艺发展方向暨实践创新研讨会”，成为茶博会上一大亮点：行业人士将它称为中国茶艺领域的“及时雨”。
一是目前正处在茶艺师退出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朝着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方向改革的关键时期。二是茶艺系列论坛紧扣行业需求，提供及时、有益的关键信息。
9月5日，当代茶艺发展研讨会暨茶艺师未来职业规划论坛在河南郑州举办。
9月5日，中华合作时报•茶周刊全媒体在郑州策划组织了聚焦茶艺师物群体的“当代茶艺发展研讨会暨茶艺师未来职业规划论坛”，引起良好反响;
今次“当代茶艺发展方向暨实践创新”针对茶艺师教育培训机构，邀请到国内长期关注茶文化教育的专家、学者和京、津、冀、鲁地区知名茶文化教育机构教师，以及茶艺人员的用人单位(如茶馆)、茶企负责人，还有部分茶艺专业毕业的优秀学生代表共计近200人，大家济济一堂，共同探讨茶艺人才培养，聚焦实践创新。
吴觉农茶学思想研究会副会长张素娟，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中国茶叶学会茶艺专委会副主任委员沈冬梅，中国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协会优质茶叶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宁波，天津市北方茶文化艺术中心理事长王梦石，北汽技师学院教务科副科长 刘永利，北京市茶业协会副秘书长马宽磊，北京市茶业企业商会执行秘书长孙永伟，天津市北方茶文化艺术中心主任张娜，济南茶叶批发市场质检中心主任、茶艺师、评茶员培训讲师薛德全，北京清香林茶楼总经理刘毅敏等，作为特邀嘉宾莅临研讨会。深圳华巨臣实业集团副总裁向飞和主、承办单位领导出席研讨会。
茶艺必定会与时俱进
河北省茶文化学会常务副会长 舒曼
研讨会上，首先由河北省茶文化学会常务副会长舒曼代表主办方致欢迎词。他认为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茶文化复兴至今，我国茶文化已经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高度，茶艺就是中国茶文化的重点，是一种心灵语言与肢体语言对话形式，必定会根据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而与时俱进。
吴觉农茶学思想研究会副会长张素娟代表吴甲选赠字。
当代茶圣吴觉农之子——93岁高龄的吴甲选老人，听闻本次会议召开，虽年事已高不能亲临会场，特书写一副字以示祝贺，并请吴觉农茶学思想研究会副会长张素娟莅临赠字。中华合作时报·茶周刊全媒体主编安明霞代表主办单位接赠。
浙江农林大学文法学院·茶文化学院教授、茶文化学科带头人、汉语国际推广茶文化传播基地主任王旭烽发表演讲。
在主旨演讲阶段，首先由浙江农林大学文法学院·茶文化学院教授、茶文化学科带头人、汉语国际推广茶文化传播基地主任王旭烽，发表题为《当代茶艺发展的实践创新》的演讲。
王旭烽认为茶艺是中华民族内在精神与外在呈现的一种体现，要不断创新挖掘。一是标准茶艺要坚持，将传统茶艺作为主流和基本精神，二是发展探索综合型的艺术表现，三是概念茶艺，把中国文化的符号、乃至哲学的表达放进去。能够为农茶利益和文化传播带来好处的，都鼓励尝试!
北京天下名山咨询公司创始人、中国茶叶行业“小产区”理论与实践的首倡者邓增永发表演讲。
接着，北京天下名山咨询公司创始人、中国茶叶行业“小产区”理论与实践的首倡者邓增永，做了题目为《当代茶艺如何更好服务茶产业?》的分享。
邓增永说：我们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当代茶艺如何更好服务茶产业，重点有十个方面的问题要解决。他认为发展当代茶艺，融入茶企经营，更好服务茶产业是方向，最终要助力美好生活。
《当代茶艺教育现状暨未来发展报告》发布。
研讨会还发布了中华合作时报·茶周刊全媒体编制的《当代茶艺教育现状暨未来发展报告》。
据中华合作时报·茶周刊全媒体副主编赵光辉介绍，这个报告汇集了媒体十多年的积累，从历史维度总结了当代中国茶艺复苏、复兴和繁荣的脉络;又用调研汇总的数据，对整个茶艺教育、培训的结构做了量化呈现，便于大家准确把握茶艺教育历史和现状。
在研讨会的对话环节，嘉宾围绕两大主题展开深入、务实的讨论，为当代茶艺教育发展提出了很多切实的建议和意见。
第一组主题对话。
第一个主题：茶艺培训机构如何应对未来市场
在主持人天津市茶叶学会理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国赛精选茶艺项目裁判员郝连奇带领下，北京东方国艺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熊志惠、东方茶仪女子学堂创办人安香主，河北省茶艺师协会会长、石家庄悠哉茶学院副院长郭耿珠，学广艺院(天津)培训学校校长张学广，太极茶道第七代传人、吴德泰布茶总师银汉晴等五位嘉宾，各自分享了他们的培训经验和发展建议。
第二组主题对话。
第二个主题：茶艺人才培养之难点与对策
由《茶艺实践指南》作者、北京茶艺专业创建者之一陆尧担任主持。北京市东城区少年宫研究室主任、小茶人俱乐部负责人霍艳平，北京商贸学校副校长、茶艺指导教师、北京市商业服务业(茶艺)技能大赛裁判长尹世庆，北汽技师学院茶艺专业学科带头人于影，中国茶文化国际交流协会副秘书长、北京王府茶楼董事长王晓芳，云南双江勐库立元号茶叶公司总经理刘元龙等五位嘉宾，分别从自身的茶艺培训发展历史、人才使用、发展前景等方面，总结了成功经验，提供了真知灼见。
研讨会上，由浙江农林大学文法学院·茶文化学院带来的创新茶艺《清贫——可爱的中国》和《国际茶日——国际杯》两个创新茶艺，不仅让与会嘉宾看到了茶艺创新的成果，还为当代茶艺发展带来许多启迪和思考，令人久久难忘……
在历史与现实、实践与创新的交汇处，“当代茶艺发展方向暨实践创新研讨会”凝聚业内精英，聚焦茶艺教育未来，大家相信在下一个五年、十年，中国茶、中国茶艺的明天会更美好!
出品：中华合作时报·茶周刊全媒体
总监制 / 赵光辉 监制 / 陈 浩 制作 / 王 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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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10日电：“踏遍名山·只为好茶”中国名山茶品牌龙叙堂福州省体店盛大开业。开业仪式现场张灯结彩、高朋满座，多位来自商政各界的嘉宾莅临庆贺。龙叙堂·省体店顺利开业，预示着龙叙堂茶业已将省会城市福州打造为“多店联动、资源共享”的茶叶连锁样板市场。
开业现场，省体店两侧花篮争奇斗艳、花团锦簇；拱门上两只巨龙伫立对望，寓意见龙大吉、厚福齐天。福建省政协原副主席、海峡两岸茶业交流协会会长陈绍军先生，福建省农科院原副院长、海峡两岸茶业交流协会副会长张伟光先生，华隆源集团董事何俊达先生，龙叙堂创始人朱芳女士，龙叙堂首席运营官谢文华先生等嘉宾莅临现场庆贺省体店开业。
龙叙堂福州省体店位于福建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毗邻屏山公园、西湖公园、福州站、汽车北站及周边数十座居民区，附近环境优美、交通便利、拥有庞大客户群体。龙叙堂省体店经营面积达600㎡，将为社会各界人士提供集商务洽谈、闲暇品茗、切磋茶艺、传播茶文化一体的茶空间，以及更优质的茶产业配套服务。
据悉，海峡两岸茶业交流协会会长陈绍军先生在开业典礼现场致辞并提出多项宝贵建议。陈绍军表示：茶叶作为福建一张靓丽的名片，在国内外享有极高的声誉。近日，对我省茶产业更是寄予厚望。借此春风，我相信龙叙堂省体店的顺利开业，对福建茶产业的发展将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并为中国茶文化的传播做出更多贡献。
（图：海峡两岸茶业交流协会会长陈绍军先生 左三）
同时，龙叙堂品牌创始人朱芳女士在省体店仪式现场，衷心感谢大家拨冗莅临龙叙堂省体店的开业庆典。“让世人更懂茶，让世人更爱茶”始终是龙叙堂茶业的使命和夙愿，在品牌的未来发展中，龙叙堂将专心弘扬与传播中国茶文化，积极为推动茶行业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将龙叙堂打造为茶叙文化和龙文化的茶叶连锁品牌。
（图：龙叙堂品牌创始人朱芳女士 右二）
在此，恭贺龙叙堂茶业福州省体店财源广进、生意兴隆，欢迎社会各界人士到店品茗指导。踏遍名山、只为好茶，我们相信以龙叙堂专业完善的茶叶连锁体系、高品质的茶叶产品及优秀新晋加盟伙伴的用心经营，龙叙堂定能勇创新高、口碑载道。
今天我们来说说名山古树兴起的历史。
很多人都说自己在喝普洱茶，或者想了解普洱茶，但实际上普洱茶有不同的体系，不同的发展脉络，要是没人告诉你，你是越喝越糊涂。
这里面哪一种代表过去，哪一种代表现在，哪一种又代表未来?搞清楚这一点，无论喝茶，藏茶，还是做茶，都非常关键。
引子
这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同样一片叶子三十年内价值增长成千上万倍，一无所有的草根打败资源丰富的大厂，穷得找不到媳妇的村寨让全国富豪膜拜，无数的人落寞，无数的人兴奋，无数的人狂喜，无数的人迷惘。往昔的精彩渐渐落幕，而真正的传奇才刚刚开始书写……
为什么时间从1993年开始，这个我们后面慢慢展开。我们所知道的是，在此之前相当长一段时间，人们既不知道名山，也不知道古树，甚至也不知道何谓普洱茶。这其实是计划经济的应有之意。
名山？各地按计划上交原材料，能搞清是哪个县的就不错了。一个100克的下关沱里面至少是二十多个县区的原料，哪里有什么名山名寨？所谓拼配，也没有那么神秘，人家按定额交上来的东西，国家财物，你敢不要吗？只是不同产品之间调配一下比例罢了。
古树？更说不清。台地茶又漂亮又标准，价格比古树更贵。古树难看、难采、还难卖，不值钱。大厂原料里面可能混了一些古树，但占比不会大，有多少，哪里的，根本说不清。
普洱茶？在此之前，普洱茶除了极少一部分在珠三角地区销售，好一点的都是外销，由云南省茶叶公司销往香港并转口到其他国家地区；差一点的就边销，卖到边疆地区。那个时候包括云南本地在内的中国绝大部分地区，都已经不知道有普洱茶这种东西。
90年代易武车顺号旧址
在大幕打开之前，我需要把一些关键词列出，因为这些关键词会带着我们透过林林总总的历史细节，看清背后的主线和逻辑。这些关键词包括：
名山（山头）、古树、工艺
藏养、品鉴、审美偏好
经济政策、经济发展阶段
流通渠道、媒体、地域文化
理解了这些名词，也就理解了这一段的历史。理解了历史，也就看到了未来。
一冲破迷雾，从易武开始
（1993-1999）
1两种传统
我们知道在九十年代，内销市场还没有打开，普洱茶主要的终端消费市场是香港和台湾，但是这两个地方对普洱茶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
在香港人看来：台湾人懂什么普洱茶，接触普洱茶才几年？我们从小喝普洱茶长大的，台湾前几年还管普洱茶叫臭浦茶，说是用来养壶的，白送都不一定有人要。
在台湾人看来：香港人懂什么普洱茶，那只是吃饭的时候喝的日常消费品，不知道什么叫茶文化，根本谈不到什么品鉴，不像台湾已经上升到“茶艺”的高度啦。
这两种说法对吗？都对。
吕礼臻在臻味茶苑
如果不是台湾人开始不认普洱茶，台湾吕礼臻开始卖普洱茶就不会那么艰难。店里来个买茶的，“宋聘喝完喝同庆，同庆喝完喝敬昌。”喝到后面，客人说实在喝不动了，“给我来两斤黎山（高山乌龙）吧。”。
如果不是香港人只当普洱茶是日常饮料，香港陈国义的茶艺乐园就不会连年亏损，每天从早到晚开班教茶艺还入不敷出，直到最后大陆普洱茶兴起，把88青都快卖完了才把债务还清。
陈国义在茶艺乐园讲解普洱茶
说到底，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传统：
香港手握民国以来最丰厚的普洱茶遗产，曾掌握全部大厂资源，普洱茶更多的消费场景是在饭店茶楼，所以重老茶，重醇厚，重滋味，对青饼不惜入仓以催熟。形成了充满烟火气的品饮风格。
相比于香港，台湾延续闽南乌龙和日本清茶两大茶饮体系偏好，更重香气。而随着九十年代经济崛起，茶文化也渐成热潮，对茶的品鉴渐成系统，不仅香气滋味，生津回甘体感等方面也成为重要考量。
这两个传统必然需要不同的市场来匹配，对香港人来说，量大质稳的大厂茶足以满足伴餐等日常品饮的需求，和日常消费市场天然匹配，这也被几十年来的经验所验证。对台湾人来说，就不够了，玩出文化了，就要琢磨，号级茶琢磨完了，琢磨印级茶，印级琢磨完了，再琢磨七子级茶，对包装已经到了细扣一撇一捺毫米级差异的变态境界（其实当时大厂包装本来就没那么严格，很多对包装的理解都是臆测而已）。这些还远远不够，虽然山雨未来，但其实台湾人隐隐在呼唤一个新的时代，一个可玩性更高，更加玄妙莫测的普洱茶新时代，这个市场要在十年之后才渐渐明朗。
这两个传统后来都被内地的新传统所替代，但仍然能看到各自延续的脉络。不信你仔细看看，一定能看到这两种传统的影子，可惜直到今日还有很多人看不明白，混在一起说，鸡同鸭讲，越说越糊涂。
97将至，香港人视台湾人为老茶接盘侠而暗自窃喜，而台湾人则认为香港人缺少文化底蕴而不能慧眼识珠。无论怎样，在九十年代中期，普洱茶，尤其是普洱老茶收藏市场的重心已经由香港转移到台湾，而普洱茶文化也在台湾方兴未艾。
我们要谈名山古树还是要先从台湾人和易武这条线谈起。
当时台湾售卖普洱茶（老茶）的一间茶铺
2破冰之年
1993年，首届中国普洱茶节在普洱市（当时还叫思茅）举行。“中国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及“中国古茶树遗产保护研讨会”也同期召开。促成这一普洱茶历史性事件，离不开一个人的努力——黄桂枢。
黄桂枢先生1992年在《农业考古》第二期上发表了《云南普洱茶史与茶文化略考》一文，香港《中国茶文化》、台湾《紫玉金砂》等媒体全文转载。港台的普洱茶商很多年都想表达普洱茶这个东西很NB，但是奈何本人没文化，一句好喝行天下。黄老这片文章让大家喜大普奔，终于为普洱茶找到了文化背书，以至于后面很多茶商直接把论文中的一些内容印在了说明书上。
普洱茶文化学者黄桂枢先生
以此为契机，黄桂枢向当时思茅地委书记李师程提议，促成了93年的这次具有破冰意义的行动。为什么说是破冰意义？不仅对于普洱茶的历史文化来说，是第一次官方的公开亮相。这一活动还完成了对中国是世界茶树原生地的论证（黄桂枢《论云南澜沧邦崴古茶树的发现考察论证及其文物价值与世界茶树原产地问题》）。这两点影响都极为深远，那是文化人指点江山，用研究和文字可以开创一个行业新局面的时代。
为纪念此次论证，邮电部后来发行了澜沧大茶树的邮票和“茶之故乡”明信片
破冰的意义还在于，之前普洱茶原产地的云南和销售市场的港台，接触太少。云南茶叶公司也只是和香港极少的几个头盘商有接触，头盘商再分销给二盘商，然后才是茶店这些终端市场。对香港的终端市场都缺少接触，对台湾的这些茶商茶人更是毫无概念。这实际上是终端市场和原产地的一次重要接触。
在台湾茶人来说，普洱茶文化正是蓬勃发展的时代，普洱茶已经成为台湾茶文化的重心，可是对原产地却也几乎是一无所知，渴望了解之心是可想而知的，但是两岸关系也只是刚刚解冻，跑到偏远的云南小城，也需要一定勇气。所以曾志贤在提到中华茶艺联谊会会长吕礼臻带队的九位成员时用了“九条好汉”这样的称呼，并且不无自豪的感慨：“这一小步，是普洱茶的一大步”。
说是一大步，可是真正在1993年，台湾茶人几乎一无所获。这是一次典型的不同频的会议，虽然称为“普洱茶”的研讨会，但是大陆方面谈的都是普洱新茶，基本上是在谈一种叫普洱茶的绿茶，不知道什么是老茶。台湾茶人渴望听到的关于真正的普洱老茶的信息少之又少，好在他们找到了一本普洱茶的绿宝书——《版纳文史资料选辑4》，里面有大量民国时期古六山普洱茶商号的资料，这本书促成了台湾茶人第二次来大陆的易武之行。
邓时海在1993国际普洱茶研讨会上
赠给美国代表杨丹桂女士末代紧茶
当然台湾茶人对会议本身也有贡献，邓时海先生提交了大作《越陈越香——普洱茶高品位的探讨》，这不仅是“越陈越香”这一概念的亮相，实际上也是普洱茶藏养转化方面的第一次专业探讨。这一文章并未引起任何反响，甚至连反馈都没有。大陆同胞如听火星文，唉，台湾人想说啥就让他说吧。
说起来邓老师绝对是普洱茶的传奇人物，他可能是台商定制普洱茶的第一人，在1994年和1995年他委托云南茶叶进出口公司用勐海原料和思茅的原料做了两批云海圆茶（也有说法勐海的原料来自南糯山，思茅的原料来自景迈，不太确定）。这些都比后面的真醇雅更早，他那本《普洱茶》后来更是掀起老茶热潮，但我们还是要把这个兴起过程的起始点定位到易武，原因容后再说。
3从易武开始
据邓时海自己说他八十年代末就到过易武，（八八年确实有一个台湾茶艺代表团到云南，邓老师是否到易武不太清楚），鉴于邓老师记忆不时会出现一些偏差，这个说法大家就姑且听之吧。
茗寿堂收存的《版纳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
我们从前面提到的《版纳文史资料选辑4》说起，台湾茶人得到这个资料如获至宝，复印后在圈子里散发，本来就知道很多老茶的原料是易武，现在大家对易武的渴望更加强烈，简直望眼欲穿。正好第二年（1994年）第三届中国国际茶文化研讨会在昆明召开。请注意，网上很多资料都写错了，这个和1993年那个不是一个活动，并非专门普洱茶的研讨会，而是茶文化的研讨会，第一届在杭州，第二届在常德，第三届刚好在昆明。
台湾的茶痴们不管那么多了，只要在云南就一定要去，茶文化研讨也不重要，最重要的事就是一定要去易武。省领导说了，那里没有什么了，也没法接待你们。茶痴们说，必须得去一趟，不到易武我们不死心，台湾人如此执拗，云南方面只好安排。
九十年代拍摄同庆号旧址
那时的易武和九十年代中期的其他边远乡镇没什么不同，落寞的街道，简陋的建筑，衣着朴素的村民。当台湾茶人来到易武老街，面对夕阳下破败不堪的老街和旧商号，不禁感慨万千。导游小姐抱怨为什么要来这么一个啥也没有的偏远小镇。而当地的村民则更加奇怪：这些拿着照相机四处拍照的家伙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当时吕礼臻和何健等人有了一个想法，希望能按易武老茶的原料和工艺恢复传统普洱茶。后来在老乡长张毅的帮助下，经过两年的实验试制，于1996批量做了第一批易武茶，这就是96真醇雅。
我们之所以把名山古树概念萌芽定位于易武，是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了几个重要考量点：产地，原料，古树，工艺，品牌，当然还有一个潜在的考量点，那就是存储转化。
这些在今日看来非常平常的考量点，在当时却并不平常。之前云南茶叶公司为香港头盘商供货，原料是拼配的，产地是繁杂而模糊的。现在原料已经被定位在易武（大致是离乡里比较近的麻黑，落水洞，三合社等村寨），虽然还没到后来细分村寨甚至茶园的地步，但也已经迈出重要一步。
因为地处偏僻，原料又不符合当时大厂要求，野放的大树茶完全竞争不过尚勇（今磨憨镇）的台地茶，易武乡的茶叶生产已经处于半停滞状态。当时易武乡茶场虽然也有少量台地茶，但野放的大小树到处都是，完全可以指定收大树茶（混采）原料，这也是让吕礼臻等人兴奋的地方，这和大厂台地茶原料为主很不一样。
从工艺来说，吕礼臻等人试图恢复号级茶的工艺，所以找到宋聘号的老师傅李官寿来指导，这又是和大厂茶完全不同的传统。具体工艺细节我没有和当事人探讨，但是从我在茗寿堂的品鉴来看，的确是和当时大厂茶，以及现在普遍的加工工艺都有所不同，尤其是和99易昌等类似存期的易武茶比较，就更加明显。
还有一点，从一开始真醇雅就放弃大厂代工，大厂包装，而走了从头选料，自己找人加工，用自己包装的做法（绵纸包装为后加）。这个也是和之前的定制产品截然不同的。云海圆茶是请大厂代工，用空白包装或传统勐海七子饼包装，至于香港茶人定制产品就更是如此了。这一点看似无关紧要，却对未来其他品牌的创立至关重要。
真醇雅后转手香港陈国义处，包装留下陈国义的签名
关于存储转化，因为当时主流的观念没有喝新茶的习惯，云南大厂的青饼在香港也是要先入仓，台湾茶人更是从老茶开始的普洱茶品饮。所以这批茶也是希望能通过仓储带来转化，看效果究竟如何。
这个效果最终在2005年得出了一个结论，由《茶艺——普洱壶艺》杂志（当时最重要的普洱茶媒体）组织的“华山论茶”活动上，藏期9年的96真醇雅正式亮相了。关于这次活动，网上的传闻也大多不靠谱，说真醇雅一举拔得头筹，名满天下，实际上真实的情况有点复杂。
实际上这次评比共两场，真醇雅在他所在的这一组得分算最高的，但和真醇雅同场竞技的茶品，整体实力不强。由于年份不同，96真醇雅并没有和99绿大树、99易昌这种重量级的茶品竞技。
2005华山论茶活动中，真醇雅所在96组打分情况
2005华山论茶活动中
99绿大树和易昌号所在99组打分情况
另一场评比中，厚纸绿大树明显得分是更高的，易昌号精品（宋体）、草纸绿大树的得分也不低于真醇雅。而且评委周瑜的原话是：“（和另一组相比），这次（指真醇雅所在的这一组）的茶没有很出色的”，周瑜给厚纸绿大树（图中的易武正山野生茶）打出的分数是91分，而96真醇雅只有82分。客观的说，真醇雅吊打同期大厂茶是对的，但和稍晚的易武定制茶相比，并没有优势。
其实在我看来，真醇雅有多好喝这个并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这伙人知道他们想干什么，想用古树，想用易武的古树，做一款经典，希望做出来的茶越存越好，这和之前的大厂茶完全不同。干的效果如何不管，只要你目标是清晰的，这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开始，一切经验都可以慢慢积累。而所谓的名山古树的传统，也正是从这里发端的。
4时代之潮
把九十年代末发端的这股热潮归于某个人或者某个团体，当然是欠妥当的，应该说是时代的潮流推到了这一步。而很多先驱者的名字更应该被后辈普洱茶人铭记。
其实早在1984年，易武老乡长张毅就试图恢复传统普洱茶工艺，当时找了老师傅高定光制作了传统工艺的元宝茶（七子饼），并参加了云南省科技产品展销会，但一饼也没卖出去。没办法，没有市场啊。让势单力孤的老乡长去教育市场，显然不现实，所以之后很长时间，易武也仍然只生产少量绿茶和红茶，处于被尚勇茶按在地上摩擦的状态。
为易武茶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张毅老乡长
大茶树和古树茶的概念也早已有之，否则不可能有1993年云南是世界茶树原生地的论证。早在1986年何仕华就在惠民区（今澜沧惠民乡，景迈山所在地区）政府召开的“三千会议”上提出要保护老茶树、老茶园，这种观念在当时可谓孤标先发。后来何老更是保护邦崴大茶树（据说当时差一点就砍了）并推动对邦崴大茶树的考察论证。何仕华也是最早定做山头古树的茶人之一，为推广景迈山茶做出极大贡献。
为保护古茶树做出突出贡献的何仕华先生
古树茶在学术层面正式定名，是在2002年景洪举办的第二次普洱茶国际研讨会上，由王郁风（曾在中茶管出口货源）正式提出的，他甚至在当时还提出了单株的概念，这个要过好多年才被市场意识到价值所在。
前面提到了，在96真醇雅之前，邓时海就已经定制了云海圆茶，之后更是有一大批易武原料为主的定制产品出现。比如从大渡岗茶厂出来的陈世怀创立昌泰茶行，用易武原料生产的“易昌号”（也是产量和存世量最大的同期茶品），还有台湾茶人庄荣洁委托叶柄怀收料定制的“99绿大树”（勐海茶厂压制），勐海福海茶厂的绿星星，后来张毅老乡长又创立顺时兴等等。
如果说谁是这一切背后最大的推手，既不是这些茶人，也不是专家学者，更不是趁势输入观念的台湾茶人。最大的推手是1993年统购统销政策全面取消，这是普洱茶市场化的关键一步。如果没有这一步，根本不可能有定制茶，没有定制茶，原料都是死的，怎么谈名山，怎么谈古树，那都是空中楼阁。
1993年2月1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1993年11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至此作为一种完整的制度形态，统购统销最终结束。
市场的放开，才是这一切背后的暗流汹涌。市场需求和原料市场之间建立起供需关系，看不见的手开始发挥作用。云南丰富的古树茶资源不仅从此慢慢浮出水面，也逐渐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一个大家更愿意接受的表达方式，名山古树的新传统才有了可能。
而这一举国变局，其实都来源于一年之前（1992年），一位老人的一次“南方谈话”……
下期预告：从易武到班章，名山背后的味觉分化和原料博弈。
主要参考文献：
《云南普洱茶史与茶文化略考》，黄桂枢，《农业考古》，1992,02.
《论云南澜沧邦崴古茶树的发现考察论证及其文物价值与世界茶树原产地问题》，黄桂枢，《农业考古》，1993,04.
《越陈越香——普洱茶高品味的探讨》，邓时海，《农业考古》，1993.04.
《易武乡茶叶发展情况》，张毅，1995，（其中内容在1989即已完成）。
《普洱茶》，邓时海，云南科技出版社，2004
《1998-2003新生普洱年鉴》，五行图书，2014
《普洱茶续》，云南科技出版社，2005
《华山论茶》，《普洱壶艺》，2005.06，总第16期。
《驼铃再响起》，《普洱壶艺》，2005.05，总第14期。
《从混沌到澄明》，普洱杂志社，云南人民出版社，2021
《普洱茶关键技术研究》，梁名志主编，云南大学出版社，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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