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地处北纬29-33度，是世界公认的优良茶树生长黄金地带。湖北茶叶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不仅是“万里茶道”重要的茶源区和集散地，也是茶圣陆羽的故乡。陆羽是唐朝复州竟陵人，即今湖北天门人。他一生嗜茶，精于茶道，著有世界上第一本茶叶专著《茶经》，其本人也被誉为“茶仙”，尊为“茶圣”，祀为“茶神”。陆羽的《茶经》是唐代茶文化滋养出的硕果和菁华，其非凡成就和崇高地位，反过来又助推唐代茶文化迈入“灼灼其华”的繁盛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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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羽其人
陆羽，名疾，字鸿渐，又字季疵，唐代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人。其事迹在《新唐书》《文苑英华》《唐才子传》《全唐文》等文献中有所记载。陆羽的著作颇丰，据陆羽《陆文学自传》上元辛丑(761年)之时所录，其诗词作品有《四悲诗》《天之未明赋》，书稿有《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谱》八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吴兴历官记》三卷、《湖州刺史记》一卷、《茶经》三卷、《占梦》三卷等。不过以上作品大部分已散佚只存部分内容，唯有《茶经》三卷完整存世。
从陆羽活动的地域空间范围来看，其人生轨迹大致可以分为湖北竟陵、浙江湖州和隐居周游三个阶段，分别对应陆羽的成长时期、创作旺盛期和晚年时期。
陆羽原是孤儿，被弃置于竟陵西门外西湖畔，被当地寺庙智积禅师抚养长大。他在自传中记录了自己的这段经历，并解释了自己的姓名来源：“不知所生。或言有僧得诸水滨，畜之。既长，以《易》自筮，得‘蹇之渐’，曰：‘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取鸿雁在陆地上空盘旋、开始着陆之意，故自名陆羽，字鸿渐。
陆羽成长于寺庙，到9岁时从智积禅师处获得一些佛经，智积禅师希望他学习。虽然陆羽本人成长期受到佛教寺院影响很大，不过当时的陆羽对佛教相对而言表现得不是特别热衷，他更想要去学孔孟之道。智积禅师对此起初是不理解的，就安排陆羽做一些杂役，希望这些工作能够锻炼陆羽的心性。陆羽早期学书缺纸，就以竹子在牛背上写写画画来练习写字，并向周围一些有学问的人请教。到了10岁时，陆羽离开了寺庙，去参加演出，主要是四处游走，表演为市井社会喜闻乐见的木偶、参军、藏珠等戏，主要以插科打诨、玩笑戏谑为特征。虽然此行在当时被视为贱业，但是陆羽做这一行仍旧十分认真，他曾著《谑谈》三篇，不过这些内容也失传了。后来智积禅师找到了陆羽，“今从尔所欲，可捐乐工书”，也认可了陆羽的选择。虽然陆羽的人生轨迹跟智积禅师所希望的有较大不同，但是陆羽对收养他的智积禅师始终有感恩之心。多年之后，智积禅师去世消息传到隐居江南的陆羽处，他作《六羡歌》以怀之，《唐国史补》载：“羽少事竟陵禅师智积。异日在他处闻禅师去世，哭之甚哀，乃作诗寄情，其略曰：‘不羡白玉盏，不羡黄金罍，亦不羡朝入省，亦不羡暮入台。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
到了公元746年，曾任河南尹的李齐物被贬谪到竟陵。李齐物在竟陵参加郢人的沧浪酺会(唐人在春日的一种宴饮活动)，其时遇到任“伶正之师”的陆羽。李齐物对陆羽极为赏识，捉手拊背，亲授诗集，后介绍陆羽到竟陵之北的火门山邹夫子处读书，从此陆羽结束了流浪生活，也由此正式开始系统地学习儒家经典著作。后世学者推测，陆羽在这一段学习期间也走访了附近的茶区，了解茶的生产、饮用等方面的信息和资料，研究品评当地水质。
经过此后大约六年的学习，公元752年，陆羽又结识了贬谪竟陵的礼部郎中崔国辅。崔国辅是当时非常著名的文士，陆羽与其相谈甚欢。随后三年时间里，两人在竟陵周边地区的义阳(今河南信阳一带)，西至巴山、峡川(今湖北宜昌)等地周游，我们推测陆羽在这一时期可能对当地产茶区的情况有深入了解。
青年时期的陆羽可谓磨砺多艰，同时也逐步发展了其儒释道合一的文化思想，而且也是他认知和习茶的肇始。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战乱波及之下陆羽也离开竟陵。至德初年(公元756年)，陆羽沿长江而下，途经鄂州、黄州等地，流落到吴兴(今浙江杭州)，这一时期他作《四悲诗》，对自己的命运转折和唐王朝的由盛转衰表达了隐忧。当时江南有众多来自北方及中部地区的士子文人来此避难，他们在江浙一带汇集并形成了新的文化中心，身处其中的陆羽，其交游空间也得到大大拓展，这成了他重要的人生转捩点。据不完全统计，陆羽这一时期在湖州交往的人士，在典籍中可查到的有60人之多，间接交往的人达上百之多。我把陆羽的交往圈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宗教人士，以皎然、张志和、李冶等为代表;二是隐居高洁之士，包括顾况、孟郊、怀素等人;三是士大夫文人，代表人物包括颜真卿、皇甫冉皇甫曾兄弟、袁高、刘长卿等。他们在湖州地区举办过很多次茶会，通过扩大自己的“朋友圈”，陆羽得以扩展了知识渠道;同时江浙地区也是核心产茶区，这对陆羽的茶叶知识积累也是非常重要的。
到了唐肃宗上元年间，陆羽“结庐于苕溪之湄，闭关对书”，终日道家打扮：“随身惟纱巾、藤鞵、短褐、犊鼻”，纵情于山水之间，“往往独行野中，诵佛经，吟古诗，杖击林木，手弄流水，夷犹徘徊，自曙达暮，至日黑兴尽，号泣而归”。
《茶经》何以为开创之书
陆羽的《茶经》是一部开创之书，唐末诗人皮日休在《茶中杂咏序》中评价《茶经》“分其源，制其具，教其造，设其器，命其煮”，认为《茶经》分清了饮茶的源流，确定了制茶基本工具，教导人如何制作高品质茶叶，设定了饮茶整套器具，还确立了煮茶的方式。《茶经》因此成为我国第一部系统总结唐代及唐代以前有关茶事的综合性茶学著作，而且是最早、最全和最完整的。《茶经》同时是世界上第一部茶学百科全书，对我国乃至世界茶叶的开发以及茶文化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茶经》全书7000余字，分为上中下3卷，共10章节。《茶经》系统地总结了唐代中期以前茶叶发展、生产、加工、品饮等方面的情形，并深入发掘饮茶的文化内涵，从而将饮茶从日常生活习惯提升到了艺术和审美的层次。
具体来说，上卷三节分为“一之源”“二之具”“三之造”。“一之源”，主要论述茶的起源、名称、品质，介绍茶树的形态特征、茶叶品质与土壤的关系，指出茶叶的栽培方法、品质鉴别、颜色与形状、生态环境以及饮茶的生理保健功能等。比如今天大家看到的“茶”字，实际在陆羽之前多被古人写作“荼”字，自唐朝开元年间开始，时人逐渐开始使用“茶”字，陆羽在此基础上撰写《茶经》，其中行文全部使用“茶”字，由于《茶经》的影响力广泛，从此“茶”字的地位被确定了下来。而且陆羽在这一节中提出“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认为茶能够涵养人的品格，“精行俭德”从此成为中国茶文化的核心思想。“二之具”，主要介绍采茶的19种用具，详细说明制作饼茶所需各种工具的名称、材质、规格和使用方法等。“三之造”主要讲茶叶的种类和采制方法，说明了采茶的具体要求，逐一分析了茶叶制作蒸、捣、拍、烘、穿、封等6道工序，并提出饼茶按外形和色泽等不同等级分类的依据。在陆羽之前，古人很长时期里喝茶采取的方式是混饮式的羹饮，在茶叶里放入葱、姜、蒜、桂皮之类再煮成羹状。而陆羽在《茶经》里提出要把茶叶本身当作单独的品饮对象来饮用，不要混饮。当然他这一时期的饮茶法跟现在我们的冲泡法还有很大不同。
中卷一节，为“四之器”。该节主要论述风炉(灰承)、筥、炭挝、火筴、鍑、交床、夹、纸囊、碾拂末、罗合、则、水方、漉水囊、瓢、竹筴、鹾簋、碗、熟盂、畚、札、涤方、滓方、巾、具列、都篮等煮茶和饮茶器皿的材质、尺寸、功能及使用方法等。
下卷六节，分别为“五之煮”“六之饮”“七之事”“八之出”“九之略”“十之图”。“五之煮”，主要介绍煮茶的方法，品评各地水质宜茶情况的优劣，叙述茶汤调制，讲述烤茶的方法和烤炙、煮茶的燃料，剖析泡茶用水和煮茶火候，观察煮沸之法对茶汤色香味的影响，提出茶汤的精髓和神味。“六之饮”，叙述饮茶风尚的起源、传播和饮茶习俗，提出饮茶的注意事项和各种禁忌。“七之事”，叙述茶的故事、产地和功效，系统地搜集整理了唐代以前与茶有关的历史资料、传说、掌故、诗词、杂文、药方等。“八之出”，评价各地所产茶之优劣，将唐代全国茶叶生产区域划分为八大茶区，又对每一茶区茶叶的等级做了详细区分。“九之略”，是对之前煮茶饮茶器皿的一个补充，之前所列是正常情况下应使用的器皿，而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哪些煮茶、饮茶器皿是可以省略的。
第十节“十之图”体现的是陆羽的自信，陆羽认为自己所撰《茶经》必然在后世不朽，所以他提出人们应该把《茶经》所述内容以白绢绘成图，悬挂于墙上便于观看，这说的是《茶经》的传播方式和途径。
关于《茶经》的成书时间，学界素有争论，大致有四种说法。第一说公元761年，这一年陆羽上元辛丑作《陆文学自传》，其中提到“茶经三卷”。第二说是公元764年，因为《茶经》中提到陆羽自制风炉，其足铭文有“圣唐灭胡明年铸”，这里提及的历史事件是公元763年唐军讨灭了“安史之乱”的最后一股势力史朝义。根据铭文判断，此风炉铸于“安史之乱”平叛的次年，即公元764年，因此有人认为《茶经》最早成书于同年，不过我推测这也可能说明《茶经》成书之后在公元764年经历过一次修订。第三说是公元775年。年代推断依据源自唐代笔记《封氏闻见记》中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遇陆羽著《茶经》一事之记载。第四说是公元780年，认为《茶经》最终刊刻付梓成书应是在公元780年前后。我们该如何理解《茶经》成书时间的“四说”呢?唐代书籍印刷方面虽有了雕版印刷，不过在陆羽生活的年代，《茶经》成书后的传播仍以抄书为主，无论是公元761年、764年还是775年，都可能确实存在过陆羽自撰版本、修订版本，以及不同人对《茶经》的手抄版本，而在公元780年前后，《茶经》的最终印刷版本终于确定下来。根据中国社科院沈冬梅研究员对《茶经》的考证，《茶经》在中国古代先后刊刻出版过60多个版本。
《茶经》在海外的传播也十分广泛。在日本，据京都大学森鹿三教授《中国茶书的日本传入》一文称，公元1191年7月荣西从宋国携带其手写的《茶经》入日本，是为《茶经》引入日本之开端。大阪大学布目潮沨教授认为明代万历年间日本开始出版《茶经》的单行本，公元1692年的《广益书籍目录》录有春秋馆发行的《茶经》两册，这是最早的日语版本《茶经》。截至目前，日本《茶经》版本已达20多种。日本之外，《茶经》流传最广的国家是韩国。韩国有茶文化本、崔凡述韩国之茶道本、韩雄斌茶文化之研究资料本、徐延柱茶经本、金荣学韩国茶文化本、李圭正茶经刊本、金明培茶经刊本等。另外，美国有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本、弗朗西斯·卡朋特(Francis Carpenter)的《茶经》本(Little & Brown Company，1974年)，英国有大百科全书本，意大利有马克的《陆羽茶经》本，另外法国和德国也有《茶经》译本。由此可见，《茶经》在国际上也很受欢迎。
“茶神”“茶仙”
陆羽及所著《茶经》在唐代就已经有很大影响，唐人笔记中也记载了一些相关的故事。中唐张又新著《煎茶水记》中有一段记载：
代宗朝李季卿刺湖州，至维扬，逢陆处士鸿渐。李素熟陆名，有倾盖之欢，因之赴郡，至扬子驿。将食，李曰：“陆君善于茶，盖天下闻名矣。况扬子南零水又殊绝，今日二妙千载一遇，何旷之乎!”命军士谨信者，挈瓶操舟，深诣南零，陆利器以俟之。俄水至，陆以杓扬其水曰：“江则江矣，非南零者，似临岸之水。”使曰：“某棹舟深入，见者累百，敢虚绐乎?”陆不言，既而倾诸盆，至半，陆遽止之，又以杓扬之曰：“自此南零者矣。”使蹶然大骇，驰下曰：“某自南零赍至岸，舟荡覆半，惧其尠，挹岸水增之。处士之鉴，神鉴也，其敢隐焉!”李与宾从数十人皆大骇愕。
此故事说的是当时的官员李季卿在江南遇到陆羽，两人商量着要喝好茶，又久闻当地扬子江南零水煮茶最好，于是李季卿派一名军士前去打水。军士乘舟到南零处打水，返程时舟近岸处遇到波涛颠簸，南零水洒了近半，军士既恐任务有失，又惫懒不愿返回补水，于是就在近岸处舀水充数。军士携水返回后陆羽以勺扬水观之，说这是扬子江水，却不是扬子江南零水，军士自然强辩，不肯承认。陆羽直接把水盆倾倒一半，然后又以勺观之，说这些才是南零之水。陆羽所断，与军士所为严丝合缝，军士大惊之下只好坦白了自己的过错。如果从史实来判断，我认为这个故事有80%以上概率是假的，这是唐代流传的类似我们今天所说的陆羽“段子”。这个故事是为了显示陆羽的“鉴水”神通。但是这个故事的流传，也说明了唐人对陆羽茶之贡献的认可程度。
唐人对陆羽的推崇，还体现在唐代流传的陆羽成神传说。唐人李肇《唐国史补》记载了一则神事：
江南有驿吏，以干事自任。典郡者初至，吏白曰：“驿中已理，请一阅之。”刺史乃往，初见一室，署云“酒库”，诸酝毕熟，其外画一神。刺史问：“何也?”答曰：“杜康。”刺史曰：“公有余也。”又一室，署云“茶库”，诸茗毕贮，复有一神。问曰：“何?”曰：“陆鸿渐也。”刺史益善之。又一室署云“菹库”，诸菹毕备，亦有一神。问曰：“何?”吏曰：“蔡伯喈。”刺史大笑曰：“不必置此。”
这个段子说的是当时的江南以杜康为酒神、陆羽为茶神、蔡邕为菹神。这说明陆羽在唐代后期不仅地位很高，甚至被奉为茶业图腾。陆羽在唐代的这种神化趋势，在历史文献中也得到了印证：
时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炀突间祀为茶神。(《新唐书》)
巩县陶者，多瓷偶人，号陆鸿渐，买数十茶器，得一鸿渐。市人沽茗不利，辄灌注之。(《唐国史补》)
羽嗜茶，造妙理，著《茶经》三卷，言茶之原、之法、之具，时号“茶仙”，天下益知饮茶矣。鬻茶家以瓷陶羽形，祀为神，买十茶器，得一鸿渐。(《唐才子传》)
值得注意的是，《唐国史补》中记录的给陆羽瓷像浇灌茶水的做法，似为今日茶宠的原型。《唐才子传》中的陆羽像更是成为茶业买卖的促销赠品，侧面也说明陆羽在当时的影响之大。
还有一个关于陆羽“神通”的段子。北宋董逌在《陆羽点茶图跋》中说：
竟陵大师积公嗜茶久，非渐儿煎奉不向口。羽出游江湖四五载，师绝于茶味。代宗召师入内供奉，命宫人善茶者烹以饷，师一啜而罢。帝疑其诈，令人私访，得羽，召入。翌日，赐师斋，密令羽煎茗，遗之师。捧瓯喜动颜色，且赏且啜，一举而尽。上使问之，师曰：“此茶有似渐儿所为者。”帝由是叹师知茶，出羽见之。
这个故事说的是唐代宗邀竟陵智积禅师入宫供奉。代宗命宫中善茶者奉茶，智积禅师接过来只喝一口就不喝了。原来智积禅师嗜茶虽久，但是以前都是他所抚养的陆羽给他煮茶，陆羽离开竟陵之后，就再也没有人能够提供满足智积禅师口味的茶了。代宗得知此事后并不相信，于是派人访来陆羽入宫。又一天奉茶时，密令陆羽煮茶，茶上来之后，智积禅师表现与以往大不同，他捧着茶看了看就兴高采烈起来，一边观赏一边喝，全都喝掉之后说，这茶很像我家陆羽所煮。这个段子也是与史实相悖，之前我们说过，陆羽离开竟陵之后，与智积禅师再未相见。但是通过这样的故事，不仅显示了智积禅师陆羽师徒情深，也强调了陆羽煎茶是独一无二的。这也说明，唐人对陆羽的推崇，延续到了宋代。
不仅至宋，延至明清，古人对陆羽的评价都是非常高的。明代陈文烛《茶经》序有云：“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稷树艺五谷而天下知食，羽辨水煮茶而天下之饮。羽之功不在稷下，虽与稷并祀可也。”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说：“言茶者莫精于羽，其文亦朴雅有古意。”
随着《茶经》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陆羽之于茶的地位也获得了更广泛的认可。日本美术评论家冈仓天心曾评价陆羽：“我们的第一个茶的改革家是八世纪中叶的陆羽。他生于释、道、儒三教寻求相互融会贯通的时代。那个时代泛神论的象征主义教人们从一个特殊的现象中寻求整个宇宙的反映。诗人陆羽从饮茶的仪式中看出了支配整个世界的同一个和谐和秩序。在他的伟大著作《茶经》中，他制定了茶道。从那时起，他就被崇拜为中国茶商的保护神。”美国茶学专家威廉·乌克斯则评价说：“自此陆羽成名，其所成就，在其国内实属罕见，茶业界崇奉其为祖师，……无人能否认陆羽之崇高地位。”
唐代茶文化生活
我认为，唐代已经形成了茶文化的范式。这个范式的形成，得益于唐代饮茶的风行。唐代饮茶风气遍及南北，流于边疆塞外，并向域外传播。
唐人封演的笔记《封氏闻见记》中记载：“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当时唐代社会各阶层饮茶的风气都很兴盛，上至宫廷、官员、文人，下至城乡百姓，均热衷于饮茶。唐代杨晔《膳夫经手录》记载，当时黄河流域一带关西、山东等地，闾阎村落之百姓皆吃茶，甚至超过了对食物的欲望，“累日不食犹得，不得一日无茶”。当时唐朝皇宫中饮茶之风也是如此，唐朝诗人张文规《湖州贡焙新茶》有云：“凤辇寻春半醉回，仙娥进水御帘开;牡丹花笑金钿动，传奏吴兴紫笋来。”描述的就是吴兴新产紫笋贡茶被快马加鞭送来京城的情景。大家如果未来有机会去陕西法门寺的话，可以去参观一下出土的唐僖宗供奉的全套御用茶具，这套茶具金银质地，极其精美。唐代君主为了巩固君臣关系，也经常赐茶给大臣，大臣获赐要写表谢茶，当时有武官自己完成不了谢表，还要请人代写。唐代文人也经常互赠新茶，举行茶会。
茶风的盛行也带来了城市乡村中的茶业兴起。中晚唐时期日本和尚圆仁入中土求佛法，著有《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录其行迹，其中就记载他进入一个村庄后村里人会供茶给他饮用，而这样的村庄在他的行记中出现了将近十个。而城市中的茶馆也出现了。不仅在当时的中原地区，茶叶在回鹘、吐蕃、南诏等地也广受欢迎，一些地方甚至到了“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的程度。当时的朝鲜、日本、越南以及西亚等国家和地区开始接受饮茶风俗。饮茶风尚的传播为茶叶的生产和贸易提供了发展动力。
唐代早期及之前，人们最普遍饮用的是野生茶，大家认为人工培育的不如野生的茶。随着茶风在唐代的流行，野生茶的产量较少，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而人工培育的茶不仅产量充足而且滋味更加醇厚，因此获得了更多人的青睐。陆羽《茶经》在“八之出”中载茶叶产地共8道43州44县，这反映了唐代中期茶叶生产情况。根据后世学者考证，唐代最多时有98个州郡，也就是说，接近总数1/3的地方都有产茶，我们现在的茶叶生产格局基本在唐代就已经成型了。
唐代的茶叶贸易也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茶叶作为消费品具有特殊性，它的产地和消费地不是重合的，当时北方饮茶消费人口更多，而南方产茶剩余较多可以输送，遂形成了“南茶北运”的商贸格局，出现了行商和坐商、官商和私商等群体。由于茶叶的单位价值较高，成为当时理想的长途大宗贸易商品，于是唐代浮梁、歙州等地成了国际性的茶叶交易中心，形成了茶区贸易市场、草市贸易市场、城市贸易市场、边疆贸易市场等不同层级市场，并各自承担相应功能，共同构成了唐代茶叶贸易流通网络体系。茶叶贸易可以获得巨额利润，一些茶商因此成为富商大贾。
在茶艺的定型化方面，陆羽作出了突出贡献。他将茶艺定型化：通过采、蒸、捣、拍、焙、穿、藏等七个工序制作团饼茶，讲究“采时精，造时洁”;烹茶有取水、炙茶、碾茶、罗茶、取火、烹煮等环节，各节皆有法度和规矩;品茗则赏汤形、观茶色、识茶香、品茶味、赏茶具、悟意境，处处充满美感。在频繁的茶艺活动中，唐人逐渐摆脱了前朝茗饮原始粗糙的习气，用艺术气息点缀于日常生活，以达到物与我的交融、天与人的合一。茶道思想初步形成，为茶文化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支撑。唐代儒、释、道各家繁荣鼎盛，茶文化浸淫于诸家思想并充分地汲取了滋养。皎然在《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一诗中最早提出茶道思想：“孰知茶道全而真，惟有丹丘得如此。”之后，裴汶《茶述》、元稹《茶》、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等诗文中又进一步阐发了茶道。
茶不仅融入唐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还激发了唐代士子文人的情思和审美，中唐以后，越来越多的诗歌、小说等把茶作为主角来抒写。从统计来看，唐代以前的茶诗寥寥无几，而在唐代，这种情形为之一变。就数量而言，《全唐诗》诗名中含有“茶”或“茗”的有109首，多是以茶为歌咏对象的诗歌。而从诗歌内容分析，含有“茶”字的诗歌394首，含有“茗”字的诗歌153首，两者共计547首。从历史发展序列来看，茶诗呈现快速增多的趋势，唐代前期无人写茶诗，唐代中期共58人创作158首茶诗，唐代后期共55人创作233首茶诗。这一时期的茶诗，不仅数量上实现了突破，创作质量也颇为上乘，不仅种类齐全，在不同时期风格也多有变化。盛唐茶诗以五言律诗为主，中晚唐古诗、绝句、律诗兼备，体裁广泛，五言、七言、杂言等句式并存。从诗歌旨趣方面看，唐代茶诗呈现的是攒天地于尺牍、容时光于瞬间，体现的是轻松、细腻、活泼、自由且易于亲近的气氛。
这一时期，茶也与小说戏剧进一步结合。记录唐人事迹的作品中，冯贽的《云仙杂记》、尉迟偓的《中朝故事》、刘肃的《大唐新语》、段成式的《酉阳杂俎》、苏鄂的《杜阳杂编》、王定保的《唐摭言》、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孙光宪的《北梦琐言》、佚名的《玉泉子》等，都记载了不少唐人茶事。在唐代，茶还与绘画、书法、碑文、雕绘等艺术门类深度融合。比如阎立本《萧翼赚兰亭图》、佚名《宫乐图》和周昉《调琴啜茗图》、草书书法家怀素《苦笋贴》等，进一步增加了艺术气息。
小结
综上所述，陆羽《茶经》是唐代茶文化滋养出的硕果和菁华，因其非凡成就和崇高地位，反过来又助推唐代茶文化迈入“灼灼其华”的繁盛景象。我认为陆羽和他的《茶经》为茶文化带来了三重“革命”：首先是学理“革命”，他把前人在产茶、制茶、煮茶、饮茶等各领域的经验加以总结，并上升到了系统的知识和理论层面;其次是程式“革命”，陆羽的贡献让茶叶的采摘、制作、品饮等都有了规制可循;最后是茶人“革命”，陆羽促进了茶与人的品性和道德气脉相通，至今我们都可以通过茶来修身养性。
最后我想结合近年来的研究所见所闻，分享自己的一个想法：千年之前，出生于湖北的年轻人陆羽开启了中国茶的一个全新时代;而千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历史悠久的中国茶，它值得期待的未来落在了在座各位年轻人身上。
作者 | 宋时磊
来源 |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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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人期待的春天，总是伴随着潮湿。
春天的气息刚刚到来，回南天也已开始出现在两广等南方地区，东部地区很快也会迎来回潮天气。
这种连空气都能拧出水的天气，对茶友家中的存茶是不太友好的。室内湿度过高，茶叶容易吸取过多的水分而发霉，影响品质和口感。
现在有抽湿机和空调等电器设备，可以用现代化的手段来保存室内的湿度。那在没有这些高科技加持的古代，古人又是怎样让他们宝贵的茶叶度过回南天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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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存茶会“育”茶
陆羽在《茶经》中曾记载了一样工具叫作“育”，这个“育”，就是古时候最早用来存茶的专业工具。
《茶经》中对“育”的描述有原文如下：“育，以木制之，以竹编之，以纸糊之。中有隔，上有覆，下有床，傍有门，掩一扇。中置一器，贮塘煨火，令煴煴然。江南梅雨时，焚之以火。”
从“育”的整体结构上来说，它是用木头做架子，用竹子编织，外部糊上纸，有可以开关的门，分为两层，一般上层放茶，下层用专门的容器放热量的碳灰。
在这个半封闭的环境里(存茶时“育”的门要打开一扇)，用碳灰的热量可以对茶进行长时间的烘烤。如遇上江南的梅雨季节，就要(加大火力)把碳灰换成碳火。
用微弱无焰的火烘茶，这是一种低温长烘用以防潮的方法。
《茶经》对“育”的原注为：“育，以其藏养为名”，这说明“育”不仅仅是用来藏茶(存茶)，还可以用来养茶。
这种藏茶，不仅可以防潮，保证茶叶不变质;还在育养于藏的过程中，提高了茶叶的品质。
从这个小小的工具中，就可以看到古人对茶深刻的理解和高超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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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藏茶很多元
唐代专门贮藏茶叶的器具有很多。《茶经》中提到的有“纸囊”(以特制的白色厚剡藤纸缝制处夹缝，把烤好的茶放在里面，可以保持茶的清香)、“罗”(对碾碎的茶末进行筛选的筛子)、“合”(是贮藏细筛过后茶末的盒子)和茶笼等。
▲唐代"纸囊"形状
唐代的茶叶以饼茶为主，饼容易受潮，所以要先用纸或者叶来包装好，放在茶笼中，挂在高处，通风防潮，饮用时取出。陆羽《茶经》中提到的盛放饼茶的茶器具是用竹篾等编制的，但是法门寺出土的全套茶具中的茶笼是用金银制成，尽显贵族气质。
▲法门寺地宫出土唐代鎏金银茶笼
唐代韩琬的《御史台记》写道：“贮于陶器，以防暑湿。”
说明唐代有用陶器贮藏茶叶，这种陶器也称为“茶罂”，其形“为鼓腹平底，瓶颈为长方形、平口”。一般用来装散茶或者末茶。
▲唐代青瓷褐彩云纹盖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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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存茶有讲究
宋代延续了唐代一些茶的保存方式，更为讲究。
例如蔡襄的《茶录》记载：“故收藏之家，以箬叶封裹入瓿中，两三日一次，用火常如人体温。茶不入焙者，宜密封裹，以箬笼盛之置高处，不近湿气。”宋人的茶叶贮藏方式通常是将茶放到茶瓿中复烘后，用箬笼收藏，放置高处。这种藏茶器，在普通人家一般是用木盒、陶罐盛茶，富贵人家则喜用银盒装茶。
▲被南宋审安老人命名为“韦鸿胪”的茶笼
赵希鹄在《调燮类编》中则谈到：“藏茶之法，十斤一瓶，每年烧稻草灰入大桶，茶瓶坐桶中，以灰四面填桶瓶上，覆灰筑实。每用，拨灰开瓶，取茶些少，仍覆上灰，再无蒸灰。”
即先将茶叶放入瓶子里，以十斤为量;然后每年烧大量稻草成灰，填入桶内;将茶瓶放在桶中，四周被草灰覆盖填埋;喝的时候，拨灰开瓶，取茶少许;取完茶后，再保持原状。
虽然感觉这样的茶叶罐像是巨型“皮蛋”，但四周覆盖的稻草灰确实可以充当去湿防潮剂的作用，隔绝和吸收了外部多余的水分，茶叶保鲜效果应该还是不错的。
▲宋·刘松年《撵茶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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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人存茶像今人
明代是所有朝代里关于茶叶的专著最多的时代，有关茶叶保存的记载也很多。皇子朱权所著《茶谱》是现存最早的明代茶书，其中关于藏茶的方法基本都是前代的延续。
明代的闻龙于《茶笺》中曾写：“茶之味清，而性易移，藏法喜温燥而恶冷湿，喜清凉而恶蒸郁，喜清独而忌香臭。”
这段话写到了茶的重要品性，叫“性易移”，所谓性易移是指茶叶的品质非常容易因为外界的条件改变。其中提到影响存茶品质的三大因素，分别是温度、湿度与异味。
在藏茶方面，屠隆绝对是个老司机，他藏茶有一套秘笈：
“茶宜箬叶而畏香药，喜温燥而忌冷湿。故收藏之家，先于清明时收买箬叶，拣其最青者，预焙极燥，以竹丝编之，每四片编为一块听用。又买宜兴新坚大罂，可容茶十斤以上者，洗净焙干听用。山中焙茶回，复焙一番。去其茶子、老叶枯焦者及梗屑。以大盆埋伏生炭，覆以灶中，敲细赤火，既不生烟，又不易过。置茶焙下焙之，约以二斤作一焙。别用炭火入大炉内，将罂悬架其上，至燥极而止。以编箬衬于罂底，茶燥者，扇冷方先入罂。茶之燥，以拈起即成末为验。随焙随入，既满，又以箬叶覆于罂上，每茶一斤，约用箬叶二两。口用尺八纸焙燥封固，约六七层，压以方厚白木板一块，亦取焙燥者。然后于向明净室高阁之。用时以新燥宜兴小瓶取出，约可受四五两，随即包整。夏至后三日再焙一次，秋分后三日又焙一次，一阳后三日又焙之，连山中共五焙，直至交新，色味如一。应中用浅，更以燥箬叶贮之，则久而不(沾湿)又法：以中坛盛茶，十斤一瓶。每瓶烧稻草灰入于大桶，将茶瓶坐桶中，以灰四面填桶，瓶上以灰筑实。每用拔开瓶，取茶些少，仍复覆灰，再无蒸坏。次年换灰。又法：空楼中悬架，将茶瓶口朝下放，不蒸。缘蒸气自天而下也。”
明代紫砂茶具开始兴起，藏茶又怎能少得了这位重量级选手的身影。
张德谦《茶经》说：“瓶或杭州或宜兴所出，宽大而厚实者，贮芽茶，乃久久如新而不减香气。”
高元濬《茶乘》云:“藏茶莫美于沙瓶，若用饶器，恐易生润。”
许次纾《茶疏》曰：“收藏宜用瓷翁，大容一二十斤，四围厚箬。”
可见，紫砂茶瓶及瓷瓶作为一种藏茶神器，在明人茶生活中得到广泛使用。此后直到今天，这类陶瓷茶瓶也很深受爱茶人的亲睐。
▲明代“茶”字款紫砂茶叶罐
除了陶瓷材质，明代茶叶罐还有金属材质的，以锡制最为常见。
冯可宾《岕茶笺》：“近有以夹口锡器贮茶者，更燥更密。盖磁坛，犹有微透风，不如锡者坚固也。”
程用宾《茶录》：“盒，以锡为之，径三寸，高四寸，以贮茶时用也。”
他们提到的锡制茶罐，直到现代，依然是很多茶商茶友藏茶的好物之选。
▲清·锡制诗文人物茶叶罐
虽然古代科技、条件对比现代是落后的，但从古人存茶的方法，就可以看出来古人对于茶的热爱，繁琐却细致入微。
当然，前朝历代的这些茶叶贮藏方法都是针对小批量、短时间的藏茶需求的。因为当时茶叶生产能力远不及现代，在供不应求的年代，茶叶大多数都被喝掉了，也很少能有被大量长期储藏的机会。
来源：茶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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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宋茶文化在中华茶文化发展长河中承上启下、创新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宋代“点茶法”在中华茶饮文化中独树一帜;宋代茶制利于军备并刺激了经济的发展;茶道文化促成了中华茶文化重教崇德传统;宋代全面开启了中国茶文化研究的新局面，为后世留下了众多的茶文学艺术珍宝，成就了中国茶器具文化的美学高峰，创造了宋茶文化促进中华民族融合的奇迹。当今，我们应吸收宋茶文化中的精华，传承其优秀的文化底蕴和精神气质为当代发展所用，挖掘和创新宋茶文化“和”韵，以茶和天下的胸襟，助推社会和谐，增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扩大对外开放;挖掘和创新宋茶文化“德”韵，弘扬中华茶道文化和传统美德;挖掘和创新宋茶文化“雅”韵，共筑文化供给侧精品化和大众化共同繁荣的新格局;挖掘和创新宋茶文化“新”韵，鼓励解放思想、求真务实、创新创造。
关键词 宋茶文化 历史贡献 宋韵文化 当代价值
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秉持高度的文化自信，传承优秀的文化基因，创造强大的文化力量，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必备条件。
茶，源于中国，走向世界，为人类健康和文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博大精深的中华茶文化始终与中华文脉息息相通、休戚与共，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成为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标识。宋茶文化在中华茶文化发展长河中承上启下、创新发展，在转型繁荣中形成了独特鲜明的特色，不仅对中国后世的茶文化，而且对日本的茶道、韩国的茶礼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宋茶文化与宋韵文化气息相通，能量同向，在扬弃中挖掘和发现宋茶之韵在今天和未来发展中的宝贵价值，并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国家强盛、社会进步、文化发展和人民美好生活作出贡献，这是我们深入研究宋茶文化和宋韵文化，传其精华流韵的真正目的。
一、宋茶文化的历史贡献
唐代陆羽《茶经·六之饮》记载：“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齐有晏婴，汉有扬雄、司马相如，吴有韦曜，晋有刘琨、张载、远祖纳、谢安、左思之徒，皆饮焉。滂时浸俗，盛于国朝，两都并荆渝间，以为比屋之饮。”《旧唐书·李珏传》有“茶为食物，无异米盐”的记载，说明唐代茶于民众生活已日益重要，这与宋人所谓“百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同出一辙。至宋，饮茶之风风靡全国，连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下的民众也深受影响。在茶叶生产上，不仅技术有了很大进步，而且同其它经济作物生产一样，出现了很多专业园户，进行面向市场的商品生产和经营。其时的茶饮文化、茶器具文化、茶的文学艺术等也随之丰富和繁荣起来，并且渗透到思想学术、宗教信仰、生活生产习俗中来，从而使宋茶文化蔚为大观。故此，中华茶文化发展史上一直有“兴于唐、盛于宋”之说。(一)宋代“点茶法”在中华茶饮文化中独树一帜
人类用茶，从实用上升至文化，从吃茶开始(当食物、药物吃)进而到喝茶(当汤药、饮料喝)、品茶(当审美对象来品鉴香之美、色之美、味之美)兼顾。先秦两汉用的是“羹饮法”，即将茶饼或鲜叶捣碎后再拼入各种调料、食物，“和烹而饮之”。至唐代，“煎煮法”分流，煎煮的“羹饮”依然流行，同时煎煮的清饮开始得到重视，陆羽更是大力提倡，而百姓中直接用水冲泡茶叶的方法也开始露头。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以法令推行散茶，使散茶在众多的制茶方式中脱颖而出，从此“全叶冲泡法”成为中国茶饮方式的主流。而宋代的“点茶法”，正处于中国茶饮发展史承上启下的重要位置。
宋代“点茶法”有一套完整的程序：经碾茶、罗茶(以罗细筛)、候汤(烧煮用水)、熁盏(熏烤茶盏预热)，然后点茶，宋徽宗《大观茶论》还将点茶细分为七个步骤。点茶法始于民间，是多种茶饮方法中的一支，而经蔡襄在其茶文化名著《茶录》中详加介绍之后，很快在民间广泛流传。之后，宋徽宗《大观茶论》再度详解点茶法。于是，末茶冲点饮法迅速成为宋代茶饮文化的主流，形成了中国茶艺的一大高峰。
宋人审美的精致，还进一步反映在点茶中的“分茶”技艺。唐代的“分茶”就是将煮好的茶汤让大家分而饮之，也称“均茶”。而宋代的“分茶”逐渐演化为在点茶过程中用茶匙(后用茶筅)拨弄、用汤瓶注水，形成文字和图案，犹如在茶汤上作书画，大约是宋人书画情节在茶艺上的一种延伸吧。
宋人还将“斗茶”普及开来。宋人斗茶不仅是茶叶品质的比赛，更是点茶技艺升级版的比赛。点茶是一种茶饮方式，日常在用;斗茶是点茶技艺的比拼，是游戏时或正式比赛中的“斗”，斗的是茶品、茶技和茶艺的高下。北宋陶榖《清异录》卷下记载：“近世有下汤运匕，别施妙诀，使茶纹水脉成物象者，禽兽、虫鱼、花草之属，纤巧如画，但须臾即就幻灭。此茶之变也，时人谓之‘茶百戏’。”宋代“分茶”与前代传下来的“茶百戏”之间是否存在传承创新关系，需作进一步研究，但它们确有异曲同工之妙，其赏心悦目的游艺色彩和雅俗共存的文化精神是相通的。
宋代的“点茶”“分茶”“斗茶”，是将茶饮注入精神和文化，使之实用和审美兼得的一种方式，彰显了茶艺活动的趣味性和生动性，在当时非常盛行普及，连边境内外的少数民族包括辽、金的茶饮方式都深受影响，习而用之。
宋代茶饮和茶艺之盛也促进了茶馆业之兴，这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茶馆数量大增，经营方式有了新的突破，灵活多变，出现了一窟鬼茶坊、花茶坊、水茶坊、蹴踘茶坊等不同形式的茶坊，歌女献茶成为茶肆的行规。为了赢得丰厚的商业利润，甚至有专供仕女夜游吃茶的地方，提茶瓶者还主动送茶上门服务，有的还引入歌卖以招徕顾客。他们通过专业化分工提高服务和管理水平，通过热情周到、细致入微的服务留住客人, 通过行会组织实现茶馆的规范化管理。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时开封城内的闹市和居民聚集之处，各类茶坊鳞次栉比。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也表现了北宋东京茶楼林立、酒肆繁多的市民生活图景。而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城内茶肆，“四时卖奇茶异汤，冬月添卖七宝擂茶、馓子、葱茶，或卖盐豉汤，暑天添卖雪泡梅花酒，或缩脾饮暑药之属。向绍兴年间，卖梅花酒之肆，以鼓乐吹《梅花引》曲破卖之，用银盂杓盏子，亦如酒肆论一角二角”。二是注重茶馆硬件设施的建设，装饰颇为精致典雅，并对饮茶环境的雅静有着非常高的要求。“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店面。”“今之茶肆，列花架，安顿奇松异桧等物于其上，装饰店面，敲打响盏歌卖，止用瓷盏漆托供卖，则无银盂物也”，烘托出茶馆的艺术氛围。三是宋代茶肆的功能远比现在丰富，其时茶馆的功能主要有三种：(1)人们品茶、斗茶等茶事活动的重要场地;(2)除了作为行业聚会场所外，还是三教九流聚集之所，是人们在此沟通信息的交流空间和社交场所;(3)听书、看戏、放松、休憩的休闲娱乐空间和教坊习艺场所，例如“中瓦内王妈妈家茶肆名一窟鬼茶坊”“保佑坊被朱骷髅茶坊”，这“一窟鬼”“朱骷髅”就是说书人经常使用的神魔鬼怪的话题题目，并结合题目组织相应说书活动，由此可以想象这些茶肆兼有听书的特色。由此可见，宋代是中国茶馆文化的定型期，自此以后中国茶馆文化便具有了市民性质，成为大众性、娱乐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结合体，其风貌和传统一直影响到现在。
(二)宋代茶制利于军备并刺激了经济文化的发展茶叶在中国古代除了是上到皇亲国戚下到寻常百姓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外，还是茶区百姓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同时也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茶叶又是重要的军需物资、茶马互市的要素，在一些特殊时期还是朝廷和平外交的纳贡物品，因此历朝历代都很重视用法令、政策对茶叶生产和流通进行严格管控。宋朝从开国之初就高度重视通过建章立制加强对茶叶的控制，其中最重要的是垄断茶利的榷茶制度和保证皇亲国戚、大小官员享用或赏赐优质茶品的贡茶制度，使得宋代产茶从质量到数量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另外，茶马互市也有一整套法规制度，对自己是易马以充军备、生产之用，对外则希望起到削弱敌方军力的作用。甚至宋仁宗时期西夏对宋发难时，使西夏“饮无茶”也成为停战议和的重要原因之一。榷茶、贡茶、茶马互市等茶制是为了加强朝廷的政治集权、经济控制，对茶农、茶商都是加重了盘剥，但客观上也起到提升茶叶品质、刺激茶叶生产的作用，而且在文化上由于上之所重，刺激了皇亲国戚、文武官员对茶文化的消费，一方面对茶艺乐此不疲，另一方面创作了大量的诗词书画，对宋代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有促进作用。
(三)宋代茶道文化促成了中华茶文化重教崇德传统
“茶道”用语始于与陆羽亦师亦友的诗僧皎然，而具有哲学意义的茶道思想体系的形成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中国茶道以茶的物质生产和生活为基础，进而上升为文化的、社会意识的方方面面，如科学技术、文学艺术、道德伦理、教育、宗教、民俗、民间信仰等，再进一步就概括化、抽象化上升为“道”，也就是哲学层面了。“天人合一”看茶也好，“精行俭德”看茶也好，都是中华茶道茶哲学的内容。
哲学是文化的核心和思想基础。中国古代哲学最发达的部分是人生哲学，伦理学和思辨学又是其中的重点。儒家的重心几乎都放在伦理上，思辨也多是对伦理的思辨，家国治理用的理论和方式也是伦理的底子，再以思辨阐释。道家的重心放在对生命思辨上。至于中国化的佛家，将人生和伦理放大到众生、放大到“三生”(前生、今生、来生)，再用思辨驾驭。宋朝统治者喜作多元融合工作，文化树儒学领导地位，同时力纳佛道于一体。宋代茶文化在思想观念上同样受其深刻的影响，赋茶以德喻人德，赋茶以性喻人性，以茶的生命过程比喻人生，而诠释“德”“性”“人生”的重点仍是伦理内容，而且常常将佛道思想融合其中。这在宋代的文人士大夫乃至皇帝的茶文化思想上得到充分体现。
宋代文人将茶比作高雅正直的君子，将佳茗比作如花似玉的美人。而北宋强至更是首倡“茶德”，针对当时“茶生天地间，建溪独为首。南土众富儿，一饼千金售。公立须南官，好居众富右。俸钱未到门，已入园夫手。买藏惟恐迟，秘之逾琼玖”的奢靡现象，他感叹道：“茶品众所知，茶德予能剖。烹须清泠泉，性若不容垢。”说的虽是茶品、茶德、茶性，实际上指的是人品、人德、人性，其末句得出结论说：“古若有此茶，商纣不酣酒。”把茶上升到天人合一的高度，上升到品德品性的高度，上升到治国政德的高度，将茶和人生哲学、道德伦理结合起来，将饮茶、品茶融入到儒家思想中去，赋茶以教化功能，这在宋代是极具代表性的。还有一个典型的例证，那就是司马光与苏轼两位大师对茶与墨两种本不相关的物质进行了一场充满智慧的对话，将茶茗哲理化、人格化，这就是中国茶文化史上一个著名的典故“茶墨论”，深深拓展了两物的哲理境界，其别开洞天的哲理观照，深刻地反映出宋代茶道与人道的高度统一。
同时饮茶、品茶、玩茶毕竟也是放松身心、愉悦神志的事情，于是“不如仙山一啜好，泠然便欲乘风飞”，“悠然淡忘归，于兹得解脱”，又是一种超脱尘世、心归自然的道家态度了。而“夜啜晓饮俱绝品，心源何处著尘埃”，已是禅意浓浓了。宋徽宗尊信道教，大建宫观，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在《大观茶论》序言中表达他的茶思想的内核是“至若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冲淡简洁，韵高致静，则非遑遽之时可得而好尚矣。”提倡品茶的精神境界为“清、和、淡、洁，韵高致静”，俨然是以一种道家态度来看待中国茶道的基本精神。这种思想，用于识茶自然不错，用于治国便显消极，已经游离儒家轨道了。
中国茶文化饱含儒家思想内涵自不必说，也在与佛教、道教乃至民间信仰中的密切关系中汲取了大量营养。在宋代，佛道多居好山好水好茶之处，僧人、道士在寺观周围种茶，一可供奉于佛神之前，二可醒脑以事佛道，三可招待僧俗访客，四可打理寺观经济，将富余的茶换取庙观之资。许多地方名茶由此产出，杭州、越州、湖州、建州、岳州、泉州、瑞州、池州都有佛寺名茶受到时人追捧。武夷冲佑观是南宋名道观，培育制作武夷茶，终成气象。僧道出家人在传教之外，又往往成为茶艺茶道的传习人。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第二次任职杭州时去游西湖寿星寺,“妙于茶事”的老友南屏谦师，特意从南屏山赶去为他设茶。他再次目睹谦师炉火纯青的点茶技艺，品味了回味无穷的茶汤，写下《送南屏谦师》诗：“道人晓出南屏山，来试点茶三昧手。忽惊午盏兔毛斑，打作春瓮鹅儿酒。天台乳花世不见，玉川风腋今安有?先生有意续《茶经》，会使老谦名不朽。”吴则礼《同李汉臣赋陈道人茶匕诗》记录了北宋宣和年间已盛行用茶筅点茶,但陈姓道人仍用茶匙点茶，吴则礼由衷赞叹其高超的茶艺：“诸方妙手嗟谁何，旧闻江东卜头陁。即今世上称绝伦，只数钱塘陈道人。宣和日试龙焙香，独以胜韵媚君王。平生底处虀盐眼，饱识斓斑翰林碗。腐儒惯烧折脚铛，两耳要听苍蝇声。苦遭汤饼作魔事，坐睡只教渠唤醒。岂如公子不论价，千金争买都堂胯。心知二叟操钤锤，种种幻出真瑰奇。何当为我调云腴，豆饭藜羮与扫除。个中风味玉高彻，问取老师三昧舌。”
在宋代，茶不仅成为寺观供品和僧道生活的一部分，而且会成为佛道传教的媒介，佛教会举办助缘传道的“茶汤会”，道教会利用茶馆茶肆作为显现神迹的场所，僧人道人也常借茶会茶叙与文人士大夫交往。特别是佛教，“茶禅一味”成为传统，不仅有赵州从谂禅师“吃茶去”的法门，有的还列入宗门规式，如写入丛林制度的《百丈清规》。
受到茶道文化融入儒释道和民间信仰的思想内容，不仅对茶文化推广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茶道在宋王朝的建立，奠定茶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不可替代的独特地位。至明清时期，宋代这种融入世间生活、赋予世俗以形而上意义的茶饮和茶文化精神真正走向了市民社会。
(四)宋代全面开启了中国茶文化研究的新局面
中国茶文化成“学”，自唐代陆羽《茶经》始。《茶经》是茶学著作，也是茶文化著作，也可以看作茶教育著作，从茶的产地到茶的生产、效用、品饮、器具，再到茶的史料、当时的茶叶地理等等，收集、阐释之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开启了系统研究茶学和茶文化的先河，不愧为开山经典。至宋代，著茶书之风愈盛，远超唐代(12种，完整传世4种;宋代30部，完整传世11部)。究其主要原因，一是由于茶叶生产、消费大增，产区已近70郡，国家重视、管理程度加大，研究、推广著述自然大增;二是由于宋代农业的专业种植和商品化程度大为提高，农学随之发达，也刺激和带动了茶学的繁荣;三是上层示范带动，宋徽宗赵佶成了古今中外唯一一位对饮茶著书立说的皇帝。“上之所好，下必从之。”一大批高官重臣不仅嗜茶，而且带头著书立说，如丁谓《北苑茶录》、蔡襄《茶录》、沈括《本朝茶法》、宋子安《东溪试茶录》、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赵汝砺《北苑别录》、黄儒《品茶要录》、刘异《北苑拾遗》、吕惠卿《建安茶记》、唐庚《斗茶记》、叶清臣《述煮茶小品》、佚名撰《北苑煎茶法》、章炳文《壑源茶录》、审安老人《茶具图赞》等。无疑，这些文人士大夫对茶文化的传承发展和解读，自然会给茶注入他们的审美理念，使茶的文化形象日益提升，丰富了茶的精神内涵，提升了茶的文化高度，并引导了社会风尚，深刻影响着后世茶文化的发展。
宋代茶和茶文化研究在中国茶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如《东溪试茶录》在我国茶叶史上第一次对北苑茶树进行了科学的、详细的分类，有白叶茶、甘叶茶、早茶、细茶、糟茶、晚茶、丛茶7个品种，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由三司使林特、李溥、刘承珪等编纂的《茶法条贯》，选录宋初以来有关茶叶诏令297篇，是中国最早一部成典茶法。《政和茶法》是我国乃至世界茶文化史上完整保存下来的最早一部茶政法典。绍兴二十年(1115年)韩仲通等主编的《绍兴茶法》，是一部集大成的旷世茶法大典，全书105卷，汇编有关法律条文共3500件。
皇帝和文人士大夫带头撰写茶书有力地推动了茶生产的发展、茶生活的普及和茶文化地位的提高，不仅利在当时，而且极大地影响了后世。这些茶书保存了宋代点茶分茶技艺和北苑贡茶生产工艺这样当时独有的极其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后世的活态保护和重现提供了详尽的资料和依据。开启了茶制茶法类著作进入茶文化领域的大门，拓宽了茶文化研究领域，为后世茶制茶法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和资料的参考。宋代茶书保持多元、严谨、精细的文化特点，重独创，自成体例，不袭唐人，也不循时人;重“入世”，不脱离社会坐而论道而是将茶文化与社会文化互为参照，紧密结合，所呈现的学术独立和联系实际的精神为后世所景仰。
(五)中国茶文化的宋代审美为后世留下了众多的文学艺术珍宝宋代是茶文化非常繁荣的时代。在这一时期，文人士大夫们不仅主持茶业生产，为茶著书立说，而且热衷茶饮，精研茶艺，讴歌茶文化，写下了无数关于茶文化的文学作品，尤其是众多脍炙人口的诗词篇章，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茶文化艺术瑰宝。钱时霖等《历代茶诗集成》共收录宋代茶诗5297首(唐代茶诗665首);现存茶词始见于苏轼，此后有黄庭坚、舒亶、秦观、毛滂、周紫芝、赵鼎、张孝祥、吴文英、张炎等70余位词人都曾作有茶词，共计514首。这些诗词题材广泛，涵盖了几乎所有的茶文化内容;名家众多，大多数诗词名家都写过茶诗词。因茶具有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属性和“天人合一”内在联系，所以往往成为宋代诗词中的文化意象，以茶论人说事况物释典，无所不至。宋代的茶生产、茶生活、茶事、茶艺、茶会具有历史独特性，欧阳修《尝新茶呈圣俞》《双井茶》、范仲淹《武夷茶歌》、王安石《寄茶与和甫》、丁谓《北苑焙新茶》、林逋《烹北苑茶有怀》、王禹偁《龙凤茶》、苏轼《汲江煎茶》《和钱安道寄惠建茶》《西江月·龙焙》、黄庭坚《品令·咏茶》《煎茶赋》、蔡襄《即惠山煮茶》、秦观《茶》《满庭芳·茶词》、梅尧臣《南有佳茗赋》《闻进士贩茶》、吴文英《水龙吟·惠山酌泉》、杨万里《澹庵坐上观显上人分茶》、陆游《听雪为客置茶果》、刘过《临江仙·茶词》等茶诗词歌赋则生动地记录了这些饱含丰富、珍贵的文化遗产。有学者认为，“较唐代而言，宋代茶文学在体裁上有所出新，在内容上更为丰富，在内涵上有所发展。”“文人士大夫们将茶提炼为一种高蹈脱俗的诗学意象，用茶来抒发政治理念以及对社稷苍生的关切与闵怀，在煮茶品茗的雅致之境中修身养性、锻铸灵魂，超越生存的困境与悲哀。中国传统‘士’的精神在宋代茶诗中得以彰显和进一步升华。”由此我们可以说，唐五代是中国茶文学的兴盛时期，而宋代则是中国茶文学的巅峰时期。宋代书画艺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大家辈出，茶文化同样成为书画家们笔下生辉的对象。北宋书坛四大家蔡襄、苏轼、米芾、黄庭坚都有茶书法杰作;南宋陆游以诗名著称，兼工行草，嗜茶如命，“水品茶经常在手，前身疑是竟陵翁”。宋代将茶饮上升到品赏文创的层面，点茶、分茶、斗茶之风盛行。一些宋代著名书画家都留下了珍贵的茶书画名作，流传至今的茶事书法、绘画珍品就有蔡襄楷书《茶录》《精茶帖》、苏轼行书《啜茶茗》、苏过行书《建茗帖》、黄庭坚《奉同公择尚书咏茶碾煎啜三首》、宋徽宗赵佶《文会图》、刘松年《卢仝烹茶图》《撵茶图》《斗茶图》《茗园赌市图》，以及宋元之交钱选《卢仝煮茶图》《品茶图》，这些都是我国茶文化的重要艺术品。宋代壁画墓中也有不少表现茶题材的生活图景，内容主要可以分为茶具、备茶、奉茶、宴饮和祭祀供奉五类。有学者认为，“在宋代之前，古人在绘画过程中对茶文化的引入较少，没有确切的体现出茶文化的意义以及情感，而宋代则是在这一基础上，很大程度地将茶画进行了翻天覆地的创新。他们在绘画的过程中，以茶香、茶桌、饮茶器具等相关物品作为整幅画的绘画主题，而之所以茶文化能在宋代的绘画领域中如此盛行，这与宋代君王对茶文化的重视程度与喜爱程度是分不开的关系。”另外，在宋代小说、戏曲、民间故事和谚语中都有茶文化的身影出现，无茶则无文，成为宋代茶文化的一个奇观。
宋 刘松年《撵茶图》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六)宋代瓷韵成就了中国茶器具文化的美学高峰
茶器具因茶的生产、饮用而生。最早记录茶具的文献是西汉王褒的《僮约》，“武阳买荼”“烹荼尽具”短短8个字，却在茶的文献史上珍贵无比，因为这是中国也是世界最早书面记录茶叶买卖和专门茶具的茶文化文献，说明至少在西汉时期茶饮已成风尚、茶器具已从其它共饮器中分离出来了。至唐代，茶器具已经相当完备，陆羽将之划分为两大类：一是具，是茶叶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工具;二是器，是用茶所需的各种器具。后代讲茶器具，因生产用具太庞杂(特别用机器生产之后)，已经不含在内了，讨论茶器具基本是在狭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又因为茶饮文化包括茶艺的内涵有很大的发展，所以茶器具已由茶壶、茶盏(杯)、茶桌(台)扩展到配合茶饮茶艺的花器、香器、水器、茶宠、布景(摆件、挂件等)，成为一个非常丰富多元的体系了。
至宋代，茶器具的发展成为宋代茶文化的重要部分。朱弁《曲洧旧闻》说当时茶具“精丽极世间之工巧，而心犹未厌”。特别是因瓷器技艺高超、审美高雅而誉满天下，故也被称为“瓷的时代”。宋代对文化的推崇和工艺美术极致的要求，催生了瓷器的繁荣，而瓷器中的茶器又因茶饮的普及和茶文化的风行，反过来也促进了瓷器生产和美学的提升。宋瓷窑口数量多、分布广，先后以八大窑系为代表，北方四大窑系定窑、钧窑、磁州窑、耀州窑，各呈其妙;南方四大窑系越窑、建窑、龙泉窑、景德镇窑，各领风骚。未列入八大窑系的北方汝窑和南方吉州窑其实并不逊色，汝窑采定窑印花、越窑釉色之长，力拔头筹，后跃居五大名窑之首;吉州窑有玳瑁纹、剪纸纹、鹧鸪斑等显赫名品，最神奇的是将树叶与瓷釉融合烧制，高温后叶脉清晰完整，如在枝头。总之，宋代瓷窑烧造的茶盏造型各异，刻花印花，争奇斗胜，都体现出茶文化对茶具穷极工巧的要求，具有极其高雅的美学韵味和艺术享受，是中国瓷器史上实用与审美完美结合的典范。
文化消费和艺术审美永远呈现的是高端引领。在宋代，茶，培植了“上品茶”观念;器，保证皇宫需求的“官窑”和满足社会需求的“民窑”(精品也有进贡的)，既各守其责，又相互辉映，共同成就了宋代茶文化、茶器具文化的繁荣和美丽。宋以前没有官窑，只有贡品。宋朝最初进贡的是定窑精品，后嫌“芒口”(口沿无釉露芒)而改用汝窑，还有景德镇的青白瓷，其它越窑、耀州窑、龙泉窑(最著名的是哥窑、弟窑)等也都有精品进贡。到北宋末年，宋徽宗干脆自己建窑烧制，这才有了名副其实的皇家窑口——官窑，产品身份也同其它贡品有了区别。
瓷器至唐代，南青北白;至宋，青愈青，白愈白，产地已不分南北。但忽然杀出黑马，黑釉大行其道。究其根本，还是茶局搅动了瓷局，黑釉茶盏的好处一是迎合了点茶、分茶、斗茶意趣，盏釉之黑充分衬出茶沫之白，更能凸显白沫上巧做的图文;好处之二是其粗厚，点茶之前有道工序叫“熁盏”，就是通过熏烤给茶盏预热，粗厚就有了保持温度的优势。最热门的是建盏，皇帝喜欢，大臣追随，民间热捧，成为中国瓷器史上的一朵奇葩。其实，南方的吉州窑、北方的耀州窑、磁州窑也都有黑釉茶器生产，也颇受时人欢迎。宋代海外贸易兴起，也进一步刺激了瓷器生产。宋瓷茶器具形制和釉色之美，深受当时日本、高丽的喜爱，对日本茶道、高丽茶礼和所用茶器具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宋代的审美既是精致的也是多元的。其它材质的茶器具也在宋代流行，如陶、木、竹、铜、金银、琉璃、玉石、玛瑙等等，或承继前朝，或变化创新，发挥各自的实用和审美功能，但在宋朝这样的“瓷的时代”都无法成为主流，只能起到众星拱月的作用。
(七)宋茶文化创造了促进中华民族融合的奇迹
宋代是多民族政权对峙并立的时代，北方先后面临辽金之困，西面受西夏之扰，但一面是交手交锋，一面是交流交融，加上南方大理一直与宋朝和平相处，所以宋代又是一个进一步向中华民族大融合发展的准备阶段。茶在多民族交流交融中发挥了特殊的、政治和军事不能取代的重要作用。
宋代茶叶贸易的边境市场，是中华民族茶文化交流交融的重要通道。茶马互市满足了宋朝强军备马之需，也满足了边境少数民族的茶叶需求，中间虽有因官吏腐败引发过一些矛盾，但总体上取得了减少战争、发展经济和保持边疆和平的成效。发挥同样作用的还另有榷场互市，也是官府主导的茶叶与民族地区的互补性商品贸易，受到各方重视。总之，从政治方面来说，通过茶马贸易，既能增进汉族与游牧区少数民族之间的相互团结，又能推动畜牧业及茶叶的进一步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对于此后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也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辽宋两国共存165年,相互间的关系以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澶渊之盟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时和时战,后期基本和平相处。辽人特别喜爱茶叶，在两国关系好时，榷场开放，茶的出口量和利润都很高;交恶时榷场关闭，走私不停;官方和民间来往也有数量不少的赏赐、馈赠;无论何时，茶都是主角。茶对于联系辽宋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和民族融合都起到了桥梁作用。
茶在宋夏关系中也起到重要作用。茶叶逐渐深入夏人生活，以至到了“惟茶最为所欲之物”的地步。两方时战时和，茶叶都是重要原因。
金在灭辽和北宋之后迅速汉化，榷场贸易和场外走私都曾早严苛管控，但战火和严法都阻挡不了茶叶流通，因为金朝已是汉人大半，无论是汉人，还是女真人、契丹人等，茶都已经融入到他们的生活生命之中了。
宋朝建立后，南方的大理国可能不像北方的辽夏金一样常因恶劣气候的威胁和生活物资的匮乏而南下攻战抢掠，加上文化渐变的原因，不再像唐代南诏那样对中原虎视眈眈，而是一直采取与宋交好的政策，两国积极开设茶马互市，民间贸易和文化交流也一直保持和平稳定的状态，茶依然是两方友好往来、民族融合的重要使者。
(八)宋茶文化的海外传播深刻影响了世界
宋代因为在陆地上受到外族的包围，对外贸易由陆路为主转为海路为主，除了官方鼓励海外贸易以外，造船业、丝织业、瓷业、茶业等都很发达繁荣，也为海外贸易创造了条件。中外茶叶贸易和茶文化交流的足迹，遍及东亚、东南亚，甚至远及中东、西北非。
茶文化向日本的传播从唐代已经开始。日本至今仍将留存于本国各个时期的中国古代文物统称为“唐物”。但独具特点的日本茶道，却主要是受宋代茶文化的影响(包括茶饮方式和茶器具)再加上自身发展而逐步形成的。比如日本的荣西在1168年和1187年两度到天台、庆元府(今宁波)、临安(今杭州)等地的寺庙学习佛学，回国时将宋代盛行的点茶法以及茶籽带回日本，还写了一部《吃茶养生记》，大大推动了日本的饮茶之风。日本禅僧从径山引入日本的不仅是禅宗的临济宗杨岐派的禅法，还有对日本产生深远影响的茶道。前有日僧圆尔辩圆(1202—1280)初上径山拜谒时，不仅从无准师范(1178—1249)那里学习了佛法，还把径山寺茶宴带回去成为日本始祖。后来虚堂智愚(1185—1269)更是禅茶一味，为日僧南浦绍明(1235—1308)传授了中国的茶叶种植、炒制、烹煮和品茶问禅等法，成为日本最有影响的禅宗大师。南浦绍明于1259年到杭州净慈寺、径山万寿寺学佛，带回《禅苑清规》等中国典籍和数件中国茶器具，将中国佛门茶礼引入日本，对日本寺院茶礼产生很大影响;带回国的7部茶典中有一部刘元甫著的《茶堂清规》，其中的“和、敬、清、寂”的茶道宗旨对日本后来形成的茶道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宋朝和高丽国之间茶文化的传播交流除受契丹干扰中断40年以外，均保持较为经常的关系。高丽虽也产茶，但高丽国人更喜欢宋茶。北宋宣和六年(1124年)，朝廷派徐竞出使高丽，徐竞细心观察高丽的山川形势、民情风俗和典章制度，以及接待仪礼、往来通道等，写出了《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一书，从其中记录的高丽国点茶法和茶礼、茶俗以及茶器具等，都可以看出高丽的茶文化深受宋茶文化的影响，“(高丽)土产茶味苦涩，不可入口，惟贵中国腊茶并龙凤赐团。自赐赍之外，商贾亦通贩，故迩来颇喜饮茶。益治茶具，金花鸟盏、翡色小瓯、银炉汤鼎，皆窃效中国制度。”正如高丽太祖《训要》第四条所称：“惟我东方，旧慕唐风，文物礼乐，悉遵其制。”这里的“唐风”和日本一样，并非专指唐代风物，仍是对中国风的通称。
二、从宋茶文化看宋韵文化的当代价值
宋茶文化为我们留下了久远的茶香、悠长的文韵，也赋予我们挖掘遗珍、保护遗产的责任，同时还激发我们对其当代流韵、当代价值的深入思考。
当代中国正重振大国雄风，傲立于世界之林，意气风发地从全面小康社会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目标迈进。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生长在封建社会转型时代的宋茶文化创造了流芳百世的辉煌，也铭刻了不幸历史的局限。如何在扬弃中吸收其精华、传承其优秀的文化底蕴和精神气质，让这样的宋韵文化为当代发展所用，我们在这里作些初步的探索。
(一)挖掘和创新宋茶文化“和”韵，以茶和天下的胸襟，助推社会和谐，增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扩大对外开放。
“和”向来被视为修身齐家治国的核心准则，内心和善、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国家和平、世界和而不同，内涵极其丰厚。宋代重文重和，注意吸纳包容，具有强烈的集大成意识，无论是总结前人文物典章制度，还是系统整理本朝史实文献，或是编修各种规范“法式”，无不如此。宋代文化最重要的标志是新儒学的建构，特别是其中的理学成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最为精致完备的思想理论体系。宋代树立儒学中心地位，但不排斥佛道，尽量融合吸纳，使儒学具有更广泛的思想和受众基础，使精致细腻的士大夫生活和文化同新兴的具有野俗活力的市民阶层生活和文化相安并存，有利于社会安定和谐。
在大中华版图上,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宋结束了“五代十国”之乱，实现了国家基本的统一和安定，然而又未能完全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疆问题，与辽、西夏、金少数民族政权先后并立而存,实行的政策是以和为主、和平为先，虽有交锋，更有交流交融，为后来的大一统中国打下了过渡性的基础，其功不可小觑。特别是在这一时期,宋朝虽然在地理版图上缩小了,但在文化文明版图上却极大地扩展,不仅影响了并存的辽、西夏、金、元诸民族的文化文明发展,也深刻影响到朝鲜、韩国和日本。在茶越来越多地成为边疆各民族以及周边国家共同需要的背景下,茶和茶文化对于多民族的交流交融,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包括在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中,茶相对于丝绸与瓷器后来居上,自宋开始的海上茶、丝、瓷同行之路，极大地影响了世界，也同时反哺了自己。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弘扬茶和天下精神，借鉴宋茶“走出去”的经验，对于我们强化华夏文化认同，增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扩大对外开放，走好“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丰富的思想营养价值和深刻的历史经验参照。
以外交为例。习近平主席善于将茶文化应用于国际邦交，不仅在访问俄罗斯、法国、比利时、巴西、斯里兰卡、印度、英国等国家时以茶文化巧说外交关系，还开辟了茶叙外交的新境界，用茶叙方式会晤外国重要领导人，充分展示了协和万邦的胸襟、以和而不同理念构建世界命运共同体的担当，有力地推进了和平外交的进程。
以民族大团结为例。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儿女，虽然文化习俗和生活习惯各显特色，但饮茶用茶成为同根同脉的一大标识，自古亦然。特别至当代，汉茶边(边疆少数民族)饮、边茶(黑茶)汉饮情况已很普遍，以茶文化的交流交融促进民族文化的交流交融，增进民族大团结，茶文化能够彰显出它独特的魅力和功能。
(二)挖掘和创新宋茶文化“德”韵，弘扬中华茶道文化和传统美德。
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经验，也是时代赠予我们的警语。宋代重文治的突出表现是极重“德治”，虽有用“存天理，灭人伦”“三纲五常”等思想理论培植封建顺民的消极作用，但也有激励爱国情怀、民族气节，尊崇德行修养的积极作用。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岳飞的“精忠报国”、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都是宋人心中的丰碑。宋茶文化也深受影响。中华茶道至宋，形成了浓厚的人格化特点，将唐代陆羽“精行俭德”思想进一步发扬光大，强调茶文化的教化作用，大讲茶品、茶德、茶性，实指人品、人德、人性，德行不佳，休言其他，连茶也是不配喝的。在宋代的传统礼仪和民俗习俗中也融入了大量的茶文化内容，宾主设礼，非茶不交。人们注重以茶待客、以茶赠友、以茶孝亲，这些都是以敬茶之礼，扬天人之德，彰心灵之美。今天，当建设美丽中国、追求美好生活成为新时代主题的时候，相遇茶和茶生活的美好，如何从宋茶文化中提炼出“德韵”精华，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为树人立国而凝神铸魂，其作用和意义，不可低估!
茶文化至当代，继承了重德崇教的优秀传统，既发挥茶助身体健康的作用，又强调茶文化的育人育德作用。比如，从茶的干净清爽的自然品性，延伸到茶饮、茶艺的清雅、清和标准，再上升到茶道层面的清静、清心、清平等生活态度和清白、清正、清廉等道德要求。从源于茶的“天人合一”本性而延伸到茶的礼敬功能，进而表现对自然、天道(规律)的敬畏之心，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良性循环的追求向往，又从敬茶等茶生活出发，来表现互敬和谐的人际关系。浙江各地广泛开展并走向全国的茶文化“五进(进机关、学校、企业、社区、家庭)”活动，在科学传播健康饮茶知识的同时，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各有侧重地培德育人。茶文化进机关,彰显的是淡泊明志、清白做人、干净干事的特色,鼓励的是扬清弃浊、勤政廉洁的风气，培养的是敬畏人民、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道德情操;茶文化进学校,与“育人为本，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相契合，把茶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引导师生以茶文化的礼敬、和美内容，培养尊师爱生、尚德尚美、追求真善美的道德修养;茶文化进企业,可以传播“茶道”“商道”皆以“和”为文化理念，讲求诚信、和气、互惠，结合现代企业文化建设,呈现德行天下、义利并重的风貌，培植诚实守信、爱岗敬业的风气;茶文化进社区,可以结合和谐社区建设,彰显“和美心灵”“和谐社区”特色，密切邻里关系，促进人际交流，增强社区居民的凝聚力和归属感，营造相知、相助、团结、文明、和睦的社会关系;茶文化进家庭，以健康生活促进家庭和美，以礼敬文化促进家庭和睦，特别是让孩子从小就会喝茶、会泡茶、会用茶礼敬长辈，对他们一生的修身养性、涵养君子之风大有裨益。
(三)挖掘和创新宋茶文化“雅”韵，共筑文化供给侧精品化和大众化共同繁荣的新格局。“雅”是文化产品的根本性标准之一，既要求“雅趣”充盈，也应该“雅量”满满。“雅趣”即高雅趣味，对立面是低俗趣味，与形式有关但绝非等同，决定性的仍然是“内容为王”。比如，在文学作品中，“雅词”也可以暴露出低级趣味，“俗词”也可以表现高雅情操，绘画、雕塑、音舞、工艺等等，皆是如此。“雅量”则是宽容、包容文化产品的多样性，鼓励创新。文化产品供给既要有促进提高的任务，也要有促进普及的任务;既需要“阳春白雪”，又需要“下里巴人”。在宋代，茶品、茶饮、茶器具、茶文艺都呈现了精致化和大众化并行不悖、相辅相成、辉映成趣的局面。龙团凤饼和蒸青散茶同行，上层引领风气和大众饮用方便相结合;点茶、分茶、斗茶互动，饮茶、玩茶、赏茶结合;茶器具五大名窑贡品和南北上千窑口并肩，官窑和民窑相结合;茶文学艺术和茶民俗习俗互补，雅文化和俗文化相结合;这些都有效地加快了茶和茶文化的普及，共同把宋代茶文化推向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巅峰时代。今天，中国社会已进入全面小康，正在向全面现代化阔步前进，在人们物质生活有了极大进步的时候，精神生活的满足和提高显得尤为紧迫，从宋茶文化的文韵、艺韵、器韵等中提炼出“雅韵”，并以“雅量”带动“雅趣”，以“雅趣”成全“雅量”，如是，才能为大众提供更多更好的“有营养长精神”的文化精品，更多更好地促进文化建设，共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汇时代精神去创造当代文化的新优势。
(四)挖掘和创新宋茶文化“新”韵，鼓励解放思想、求真务实、创新创造。
伴随着时代转型和内忧外患，宋代前中期在革故鼎新中求立足图发展的特点十分鲜明，在政治制度、思想学术、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社会风俗等方面都有突出的创新举措和成果。特别是在科学技术上，中国闻名世界的四大发明中宋代占其三，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在宋代几乎都留下了重大的创新成果。宋代茶文化同出一辙。制茶上，从唐代的蒸青团茶发展到更为精致的压制花纹的龙凤团茶，成为后世砖茶、饼茶的始源;同时又发展出蒸青散茶，黄茶、黑茶也开始萌芽，这些都成为后代茶叶生产、消费多样化的先声。皇宫豪门追龙团凤饼，寻常百姓享散茶粗茶，创新包容，各得其所。在茶制茶法上，宋代承继前朝榷茶、贡茶，但制度设计更为精细，在加重盘剥的同时也刺激了茶叶和茶文化的生产和消费。在茶饮茶艺上，创造了“末茶”“点茶”“分茶”等独特精致的茶饮方式和审美情趣，大幅度促进了茶文化深入社会、走向民间。当代中国末茶以生态要求和资源充分利用为背景出现复兴之势，受到市场欢迎，堪称宋茶文化遗产的弘扬。在茶具上，开启了茶器具专门化生产的时代，像汤瓶、茶筅、建盏、木漆盏托等新的专用茶器具的出现，引领了茶器具生产专门化的历史潮流。在茶文学艺术上，茶诗词散文面貌一新，对当时和后世茶文化深入人心产生了巨大影响。宋代各方面的创新还带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重创新的实用性。无论是思想学术、经济制度，还是科学技术、生活方式，创新的目的是经世致用，在茶叶生产、茶饮方式、茶叶贸易、茶制茶法等方面，莫不如此。宋代兴盛时期正是其创新力迸发的时期，随着王朝日趋腐败，社会创新能力被消磨殆尽，宋王朝也随之走向了衰亡。今天，当我们认识到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国家兴旺的不竭动力的时候，我们应如何秉持文化自信，最大限度地激发全社会的解放思想、创新创造的精神，为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大而持久的活力和推动力，宋代和宋茶文化的经验教训都是值得深思、值得下一番扬弃的功夫而为当代所用的。比如，在国家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时，茶界积极响应，一方面深入茶叶做精茶叶，一方面跳出茶叶做大做强茶业，创新业态，拉长产业链，跨界发展，从传统的小“六茶共舞”(六大类茶)，从传统的喝茶，创造出饮(料)茶、食茶、用茶(茶的生化产品)、玩茶(文创旅游休闲等)、事茶(各类茶事活动)的大“六茶共舞”来，共同为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作出茶文化的贡献。去年3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武夷山燕子窠生态茶园，嘱咐大家“要统筹做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这篇大文章，坚持绿色发展方向，强化品牌意识，优化营销流通环境，打牢乡村振兴的产业基础”。“三茶”统筹是非常重要的理念创新，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在茶产业发展上的具体运用。统筹就是强化集成意识，发挥整体效益，针对的是各自为政、分散主义。一方面，茶文化引领、推动茶科技，一起为茶产业赋能;另一方面，在很多时候，茶文化、茶科技本身就是产业，茶产业又为茶文化、茶科技赋能，这种互相渗透、互相助力、捏紧拳头打好组合拳的新理念就是茶道文化的创新，是新时代的新茶经。茶道如此，政道、商道、文道等，莫不如此，都需要改革，都需要创新。从古代的宋茶文化之河到当代的宋韵文化之河，在不断传承和创新中，面对时代生活，融入时代精神，肩负时代使命，奔涌向前。(转自《浙江社会科学》2022年第8期)
来源：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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