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是茶庄大发展的时期。这种发展得益于茶叶产地的扩大，得益于茶叶新形制（沱茶、红绿茶等）的诞生。但是，整个民国到底有多少茶庄，由于时间久远，统计不完善，档案的缺失等很多原因，很难说得清。
当然，尽管有这么多困难，我们还是可以利用某一时期某地的茶庄数，大体掌握那一时期当地茶庄的情况。从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民国后期，昆明的茶庄大约维持在四十五家左右；思茅茶庄在民初为二十多家，民国十二年仅剩十二家；易武如果算上当年整个县境内的茶庄或小作坊，大约三四十家；下关在1945年前后为四十家左右；勐海（含当时佛海、南峤两县）和景洪（当时叫车里）最辉煌时约三十家。至于景谷、石屏、猪街、顺宁（凤庆）、鹤庆等地，虽然也有很多茶庄，但由于很多是分号，因此很难统计具体数字。
这里，我们所说的茶庄不是茶铺，茶铺只有固定门面，零售茶叶；不是茶馆，茶馆则主要销售茶水；茶庄应该是自己做茶、卖茶同时有自己商标的茶叶生产或销售企业。
茶庄可以说是民国的一道风景。从清末到公私合营，是云南茶庄（茶号）风起云涌的时代，众多的茶庄围绕着普洱茶，上演了一幕幕精彩的活报剧，一直影响到现在。下面，笔者按地区划分，在众多的茶庄中挑选出十个，做一个简略的介绍。
洪记茶庄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茶庄，它的总号是云南赫赫有名的大商号洪盛祥，老板是腾冲董家，主营业务是石璜和大烟。1923年，由于从勐海经过缅甸、印度进入西藏的新茶路的发现，腾冲董家决定到勐海（当时叫佛海）成立茶庄，他们聘请同乡叶安年为茶庄经理。
那时的勐海还是蛮荒一片，到处是原始森林，老虎、豹子横行，虽然茶叶产量很大，揉茶的茶庄只有两家，一个是张棠阶的恒春茶庄（1910年创建），另一个是李云生创建中的云生祥，两家的资金都不充裕。洪记茶庄挟着总号资金的优势，一建就是勐海最大的茶庄。他们两盘灶（后增加到六盘灶）同时蒸压茶叶，主要产品是藏销紧茶，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班禅紧茶，少量生产方茶。
同时，他们在缅甸景栋、仰光、印度加尔各答等地都设有分公司或办事处，因此他们可以用资金优势和渠道优势操纵印度、缅甸和勐海的市场，挤压勐海的中小茶庄，逼迫他们以低价将自己压制的茶叶卖给洪记。洪记的产量很快就达到每年四五千担。
洪记茶庄的示范效应带动了资本的进入，随后，鹤庆张家的思茅恒盛公、边地的各土司以及其他各种势力的资本也冲进勐海，到1937年，勐海茶庄达到二十多家，洪记的产量也达到每年七八千担。
抗战时期，日本占据缅甸，交通阻断，洪记在印度大吉岭建立茶厂，生产紧茶。新中国成立前夕，洪记迁入缅甸。
可以兴茶庄是玉溪人周文卿（名丕儒）创建的。1914年，思茅厘金局二等办事员周文卿押着一百担官盐，进入勐海，开始了接近四十年的普洱茶生涯。这一年，他在勐海收购散茶300担，运往思茅。
1925年，周文卿成立自己的茶庄可以兴茶庄，并于1927年开始设灶揉茶。当年揉制可以兴字号圆茶八十余担，全部卖给李云生；另外揉得紧茶二百八十余担，紧茶则卖给了洪记。
随后几年，可以兴继续发展茶叶生产，虽然他不是勐海最大的商号，但由于他为人仗义，热心公益，同时拿得起放得下，多次参与调解政府与广西籍叛军之间的矛盾，深得商界同行的认可，被委以佛海（即勐海）商会主席。
随后，他和李拂一联手发起成立“佛海茶业联合贸易公司”，将当地的中小茶庄联合起来，摆脱洪记和思茅恒盛公两大茶号的控制，自己将紧茶运到印度葛伦堡销售。此时，周文卿建临街铺面31间，捐赠房租兴办学校；同时，他拿出茶庄的利润和公司的提留，成立佛海“近代图书馆”“佛海医院”，并组建车佛南联合县银行以及电灯公司，提高边地的生活质量。
1942年，周文卿到澜沧、景谷躲避战火，此时，茶庄由他的几位如夫人负责维持。
抗战胜利后，周文卿回到佛海，继续经营可以兴茶庄。可以兴圆茶出口一直维持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
乾利贞号茶庄是云南最著名茶庄，成立于19世纪60年代。早期，乾利贞号主要经营倚邦茶，民国时期，它和宋聘号合并，共同经营易武、猪街等地的普洱茶，是香港、新加坡等地普洱茶价格和质量的标杆，香港普洱茶的价格以乾利贞号、宋聘号为最高。
由于乾利贞号（含宋聘号）的经营者是大名鼎鼎的特科状元袁嘉谷家族，因此乾利贞号又是南最有文化的茶庄。清末，袁嘉谷的三哥袁嘉猷负责乾利贞的经营，同时，他还当选云南商务总会帮董，在商会有较大的发言权。
1913年，袁嘉谷的弟弟袁嘉璧接手乾利贞，同时，他还是茶帮的总管事和石屏商务分会的总理。当时，乾利贞把总号设在滇越铁路的枢纽蒙自，在昆明、石屏、思茅、易武、猪街等地设有分号，他们把经营重点放在普洱茶出口上面。
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仍能看到乾利贞号留下来的茶品和文字，题刻在石屏县文化广场主牌坊上的“云根文彩”几个字，原是袁嘉谷给茶帮昆明总部的题字；而宝瓶如意商标上写有“乾利贞宋聘号”的蓝标宋聘，在2011年更卖出了每筒三百多万的高价，并且还有继续上涨的趋势。可以说蓝标宋聘是我们穿越时空认识那个时代普洱茶的桥梁和瑰宝。
同庆号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易武成立最早的茶庄，1884年由石屏刘姓茶商创建。清末，刘家娶了易武土司的女儿，而易武土司没有男继承人，因此，刘家继承了土司的很多权利。商业成功后，他们在石屏的云泉路修了一座豪宅（新中国成立后曾作为石屏县医院多年），豪宅的背后是他的另一个亲家石屏杨家的大院，两家曾一度联手经营。
同庆号在石屏的总号曾用同庆号、福来祥（福来祥总号曾设蒙自）之名。1924年，福来祥经理刘嗣曾（字鹤年）担任了云南总商会帮董，代表茶帮参与商会事务，这对提高同庆号刘家的地位大有帮助。
出名的产品往往是仿冒的首选，民国初年，已有人仿制同庆圆茶在昆明出售。新中国成立前，同庆号是易武三家有能力使用自主品牌大量生产产品同时外包揉茶业务的茶号之一，它的出口圆茶在香港卖价仅次于乾利贞号和宋寅老号，是第二等茶的代表品牌。
昆明有同庆茶行，40年代颇为活跃。
雷永丰号是民国年间思茅最著名的茶庄，它的创办人是石屏人雷逢春。目前我们无法考证雷逢春发家的细节，只知道雷逢春的企业名称、牌印（相当于商标）很多，比如泰丰祥、雷永丰、雷朗号、新春老号、双印雷朗号、广发祥、春华祥等，1916年,雷永丰为防止假冒，在他的每一饼茶的内飞和大票上加印了“鹤王”商标。
1912年雷逢春当选思茅第一届商会会长。随后，他那个当过县令的长子雷恩溥（字沛周）担任了云南商务总会公断处长，后升为副会长。这一时期，雷家还在昆明经营川烟、烟土，生意非常兴旺。
雷家的经营靠口碑，靠货真价实，他们做的七子圆茶往往比别人家重，而价格并不比别人的高，因此，销路很好。民国初年，雷永丰是思茅的第一品牌。
敬昌号的出现比较晚，它是河西（今通海）马家的大商号原信昌的墨江分号源馨茶厂的商标。源馨茶厂压制圆茶大约始于1941年，主要揉制江城、易武的茶叶。
在此之前，他们当作副业经营一些散茶。敬昌号圆茶主销香港、泰国，创建品牌时期，价格非常低，经过一段时间的市场检验，他们进入仅次于宋聘、同庆之后的第三梯队，在香港站住了脚跟。
敬昌号的黄金时代是1945-1946年，他们依仗总号丰厚的资金基础，在抗战时期低价大量收购各号加工好的圆茶，全部销往香港，获利丰厚。抗战后期，江城的茶叶或撂荒，或被砍伐，抗战胜利后所剩无几。
此时，敬昌号更多地采购易武茶压制圆茶。他们的收购活动持续到1950年代，那时，他们和乾利贞是少有的几家在收购茶叶的茶庄。随后，因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茶厂经理李文相被枪毙，结束经营。它的总号原信昌一直经营到公私合营时期。
永昌祥是1903年大理喜洲白族商人严子珍等集资成立的商号，主要经营茶叶、生丝、布匹、山货、药材等。在茶叶方面，最初他们经营散茶，1916年，他们发明了每筒五圆，每个重9两的窝头形的沱茶，并生产沱茶十担，销往四川。随后，他们在重庆、自贡、汉口等地大力宣传，使沱茶完全取代了圆饼茶在内地的地位，成了云南内销名茶。
永昌祥的业务范围非常广，他们在香港、印度、缅甸、四川叙府（今宜宾）、康定等地设有分号。20世纪30年代，永昌祥曾尝试在缅甸、美国宣传沱茶，但缅甸市场不接受沱茶，美国则认为所需广告费用太高，不值得投资。
1923年，他们注册了松鹤商标。由于在原料阶段管控严格，多用勐库料，精选凤庆料，认真拼配，永昌祥生产的沱茶（商标为松鹤）、藏销紧茶（商标为狮牌）、散茶均是各销售地的价格翘楚，其他茶庄，只能在后面跟随。
永昌祥国内各号，在公私合营后全部并入进出口公司系列。
复春和是大理喜洲白族商人尹聘三1925年创建的公司，经营茶叶、烟土、进出口贸易、土产、药材等。1937年，他们得到同为喜洲四大家的董澄农的资助，业务急剧膨胀，也晋升为喜洲四大家之一。他们雇佣大量工人拣选茶叶，压制沱茶、紧茶等，它的沱茶商标为鹰球牌、金钱牌，紧茶为狮球牌，小饼茶为富贵根基图。
他们非常注重信誉，注重产品质量，如果茶叶在运输过程中受潮、霉坏，哪怕是买主没有发现，他们也要追回来，更换合格的产品。他们的茶叶在叙府和丽江销售价格仅次于永昌祥，是第二等级的带头人。
复春和还是喜洲电站、下关电站以及喜洲众多公益事业如医院、图书馆、中学等的参股者。
恒丰源茶庄是民国元年（1912年）由景谷纪家村人纪襄廷与本家纪人寿在小景谷街创办，民国八年（1919年）在昆明南正街设立分号，销售普洱茶。据纪人寿介绍，景谷过去不产茶，由于纪家于1880年提倡种茶，于塘房山播种数十万株，精心培植，数年后蔚然成林，可供采摘。民众群起仿照而大量种植，使景谷乡大量荒野变为茶园，昔日穷乡僻壤变为商贾云集之地。
沱茶发明后，景谷也参照下关的做法，生产沱茶，它的沱茶（亦名景沱），与下关沱茶（又叫关沱）工艺用料均有区别。关沱每筒五枚，景沱每筒四枚；同是上等茶，关沱比景沱用料高一个级别，汤色也不同。恒丰源经营的茶叶应该是散茶为主，景沱为辅。
从资料上看，恒丰源除经营茶叶外，也进行民间集资，颇有些地下银行的味道。
宝森号茶庄成立于1871年，是近代昆明成立最早的茶庄，老板李楷（字裕生，号子端），从九品衔。清末，它有半官营性质，当时的名称是滇省宝森号茶局，负责到茶山收购茶叶在昆明重新分拣、压制贡茶。清末民初，宝森号一直是省城茶叶界的领袖。1909年，他们还在北京成立了分号，叫庆森隆。1916年，宝森号创始人李楷因年老多病辞退总商会芦茶帮帮董的职务，所遗帮董一职由协茂号秦光玺充任。
宝森号还是民国初年的茶叶培训所，他有意无意地培育了很多茶叶经营人才。1918年，宝森号结束了北京分号，原派驻北京分号的李楷幼子李苏仲在昆明开设公益茶行，与宝森号分家。一些曾在宝森号服务过的伙计，后来都开设了自己的茶庄，比如骆受之开设义兴昌号，宋锡五开设复春茶庄，汪汝清、汪汝义兄弟曾任中茶技师，后开设自己的茶庄宝龙茶庄。
宝森号的产品主要有：大龙团、五子圆茶、七子圆茶、方茶、散茶等茶品，民国后期，它也加工沱茶。
公私合营时期，宝森号并入昆明百货公司，它的员工中，蔡玉德等人去了勐海，柴秀珍等女工则留在昆明茶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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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倚邦和易武的普洱茶发展如火如荼之时，勐海，这个如今的普洱茶第一县，还只是当地土司的私人领地，不允许外人轻易进出，连一家号级茶庄也没有。
然而，短短四十年间，云南豪强，四大商帮接连入驻，勐海体量迅速超越易武，甚至引来了中央财阀的关注与投资，这一切是怎么办到的？
今天这篇文章，陆离来和大家聊聊，勐海的崛起史。
从贵族领地到运输重镇
18世纪中期，云南普洱府成立，但清朝大力推进的改土归流政策，却在更加偏远的澜沧江西岸受到层层阻力，因此茶叶资源丰富的勐海，也就仍处于车里宣慰司的地方贵族掌控氛围内，那时汉人想在勐海经商难如登天。
直到1910年，来自石屏的汉商张棠阶，娶了缅甸大土司的一个女儿，勐海和勐遮的小土司不敢刁难，他才成功创办了勐海第一家茶庄——恒春茶庄。
1913年，民国建立不久，云南省督府就在景洪（时称车里）设立普思沿边行政总局，管辖西双版纳州全境，总局长则是柯树勋，他此前常年带兵驻扎在云南边境，防范英国操控下的缅甸。
这位在战场上杀伐果断的军人，在改土归流上却表现出了十足的耐心。在清末民初的政权过渡时期，大权在握的柯树勋，没有直接对车里宣慰司贵族下刀，而是采用协商，疏导，团结，适当保留权益的方式，使地方政权平稳交接。
政局稳定后，柯树勋采用两手抓的管理理念，一方面继续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削弱贵族权利，另一方面则活用地方丰富的茶叶资源，派人平整古驿道，设立驿站，改善地方交通，派军队清剿麻匪，为客商创造了有利条件，大力发展经济。
这里最重要的是交通的改善，早在茶马古道时期，云南的茶叶就通过一条条隐藏在山间的蜿蜒小路，运往省外的西藏，四川，乃至印度，尼泊尔等地区。
其中茶叶进藏的道路最为凶险，藏区需要用牦牛运输，要不断装卸，又经常是风雪雨交加的天气，茶叶在骡马、牦牛背上互相磕碰，路途狭窄时又要与山崖磕碰，牦牛也不易驯服，前进时经常一字横排，横冲直撞。因此，北线普洱茶进藏清代不到3000担，民国初期则为3000～4000担之间。
其中每一担茶就需要一匹骡马还不算驮运后勤用品的驮马，而这些货物经过大约4个月的行程，才能到达拉萨或后藏，运力消耗巨大，很多时候都超越了茶叶本身的价值。
直到20世纪20年代，随着思茅行政总局的大修交通，英国人，也在殖民地缅甸修建公路和铁路，苦运输已久的马帮茶商们，迅速发掘出了一条新茶路，这条路经缅甸和印度进入西藏，路程长达1000公里，但却是马帮、货车、火轮、火车的接力运输，一个月内就能将勐海的茶叶运进拉萨。
1926年，普思沿边行政总局撤销，次年县级行政区设立，西双版纳地区，被划分为车里（景洪）、佛海（勐海）和南峤三个县城，自此，西双版纳的政治体制就和其他地区达成统一，地方政局大大稳定，数百年的地方割据和贵族统治成为历史，各民族可以自由进出这三地。
对于茶商来说，勐海本就是一块茶叶宝地，奈何之前一直在封建领主的统治下，新政体下经商环境相对稳定，交通大大改善，一时间，云南大商巨贾群集，勐海的崛起史即将拉开序幕。
群星汇聚的勐海
早在1923年，缅甸公路通车后，眼光敏锐的腾冲董家就决定在勐海兴建茶庄，董家早年靠石璜和大烟起家，手腕强硬，资金雄厚，也是当时顶级商号洪盛祥的东家，新成立的茶庄就挂靠在洪盛祥下，名为洪记茶庄。
基于总号的战略布局和资金优势，洪记茶庄成立时就已经是勐海规模最大的茶庄，一开始是两盘灶生产同时制作茶叶，后来直接增加到六盘灶同时生产，主产蘑菇紧茶，销往西藏地区，鼎盛时期年产量高达四五千担，还在印度加尔各答，缅甸景栋和仰光等地设了分号或办事处。
洪记茶庄之下，可以兴茶庄紧随而后。1925年，来自玉溪的周丕儒（后世尊称周文卿）在十多年的贩茶基础上创立“可以兴”商号，投产第一年就卖出了数百担茶叶，后续的发展也一直不错。
这里值得称颂的是“可以兴”创始人周文卿，他为人仗义，多年来结识了各界人士，曾被推举为佛海商会主席，他心怀天下，曾多次介入调解当地政府和广西籍叛军的矛盾。
后来，周文卿看到很多小茶庄被大商号挤压生存空间，就和李拂一合作创办了“佛海茶业联合贸易公司”，把众多小茶庄联合起来，帮助他们把紧茶卖到了印度的葛伦堡地区，使其摆脱了洪记等大茶号的剥削。
周文卿也是当地知名的大善人，他晚年拿出自己多年积蓄，兴办学校，建立图书馆和医院，投资组建了地区银行和电业公司，大大改善了边境人民的生活质量，这样一位茶人，值得我们铭记。
说回勐海发展这边，1928年，鹤庆帮龙头张静波也在勐海创办恒盛公茶庄，并斥巨资挖来思茅的老师傅到自家茶庄制茶。自此，石屏帮、玉溪帮、腾冲帮、鹤庆帮这云南四大商帮齐聚勐海。
此后十年，不断有大小茶商进驻佛海，设立茶庄，小规模的马帮行旅更是不计其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佛海的茶庄规模已达20余家，与易武一西一东，成为两大茶叶重镇。
已成气候的勐海，丰厚的茶叶利润，也引动了外界资本的涌入，1938年，云南陆氏财团在南糯山创立云南第一家现代化茶厂；次年民国最大财阀孔宋家族，通过南京政府财政部的中茶公司，投资创办佛海实验茶厂，自此，民间商帮，地方豪强，中央财阀三方势力汇聚勐海。
1942年，飞速发展的佛海，在体量规模上正式超越易武，成为云南省最大的茶叶制作和加工出口中心，究其原因，离不开佛海的天时、地利、人和。
车里、佛海和南峤这三个地区，分布着云南省面积最辽阔的茶园之一，直到建国前，仍留有近10万亩的茶树规模，这为佛海崛起提供了物质基础。
英国人在缅甸兴修的大量铁路和公路，使邻近边境的勐海茶叶出口非常便捷，不管是运往东南亚，还是运往西藏，路程都大大缩短。
国家资本的入局，有一大原因就是为了换取外汇，支持抗日战争，而这些销往东南亚和西藏等传统消费地区的茶叶，在当时都能换取大量外汇。
优质的茶叶原料，广阔的消费市场，便捷的公铁运输，稳定的政治格局，天时地利人和齐聚下的勐海，成为了普洱茶界最闪耀的一颗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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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尘封的历史中寻找茶香
谈到普洱茶文化，地理位置靠近古六大茶山的勐海似乎更有影响。西双版纳茶区，过去以澜沧江为界，分江北和江南茶区。江北的六大茶山，曾经在普洱茶的发展历史上各领风骚，此后渐渐形成了以易武为中心，江南的六大茶山，除了景迈之外，其余的南糯、佛海、勐宋、南峤和巴达，都属今天的勐海，而且由于气候及环境更适合茶叶的生长，勐海在普洱茶界的影响，渐渐超越了江北的易武，成为普洱茶版图中举足轻重的地方。
著名学者李拂一先生曾在《佛海茶业概况》中说道：“普洱茶叶，驰名天下……而普洱府志载，距今数十年前，十二版纳出产茶叶，概集中普洱制造，同时普洱又为普思沿边一带茶叶之集散地。后制造逐渐南移，接近茶山。今则大部集中佛海制造矣。”最初，在江北安营扎寨的茶商认为佛海一带所产之茶为“坝茶”，品质不如易武和倚邦一带优良。其实，在勐海出现大量生产性茶庄以前，勐海每年都有数千担散茶运往思茅压制成饼茶或“紧茶”分销给商人，其实，即使是资深的普洱茶品饮者，也很难辨别出谁是“山茶”，谁又是“坝茶”。
为了求证佛海茶叶的品质，李拂一先生曾在1934年前后，以佛海附近所产茶叶，制成“红茶”寄请汉口兴商砖茶公司黄诰君代为化验，结果是佛海所产茶叶“品质优良，气味醇厚。”而运销到西藏后，当地的藏胞认为和酥油加盐饮用，足以御寒、壮精神，由幼而老，不可一日或缺。
在李拂一先生完成《佛海茶业概况》一文的1939年，勐海产茶数量，在十二版纳各县区已经是首屈一指的了：“佛海、车里（今景洪市）、南峤及宁江（今勐海县）等县区，凡海拔四千尺左右之山地，或原野附近之小丘陵，皆滋生茶树。尤以佛海一县之产区最广。”
李拂一
勐海在普洱茶界的兴起，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茶庄的出现。大约在1908年前后，勐海出现了制作普洱紧茶的茶庄，此后的几年，茶庄发展到20多家，它们借茶叶产地的优势，迅速壮大，于是先前运往他处加工的茶叶，留在了勐海本地，促进了勐海普洱茶生产企业的发展。尤其是1938年佛海茶厂和南糯山茶厂的兴办，勐海县在很短的时间声名鹊起。佛海茶厂借普洱茶扬名海外，而勐海因拥有佛海茶厂，成为普洱茶版图中众人瞩目的地方。
勐海茶厂（原佛海茶厂）
在勐海的普洱茶庄如雨后春笋出现的时候，在澜沧江另一面的凤庆，却还老老实实担当着原料供给大县的角色。谁也说不清楚凤庆丰厚的历史文化为什么没有在普洱茶的生产上结出更为丰硕的果实。到了上个世纪20年代，大理喜洲严子祯在下关建立永昌祥商号，开始大量生产沱茶和藏销紧茶。严子祯的生意做得很大，他的产品不但通过缅甸、印度入藏，而且他还在宜宾、重庆、汉口、上海和缅甸的瓦城设分号。可以发现，严子祯不仅是个精明的商人，而且是一个有着眼光的营销战略家，借助长江水道，严子祯将他的产品营销到了全国各地，这在交通不便的旧时，水道的确是一个地方与外界相连的动脉，严的沱茶和紧茶生意顺着茶马古道和水道迅速做大了。而大量的沱茶和紧茶生产是需要原料基地来支撑的，凤庆就历史地扮演了原料基地的角色。
严子祯
当时严子祯所生产的沱茶，凤庆晒青毛茶是必不可少的原料，因此民国17年（1928），“永昌祥”在凤庆设立了商号，不过生意兴隆的严子祯并没有打算在凤庆建生产基地，他在凤庆设商号，主要是为了竞购毛茶，并有效地控制沱茶原料。民国21年，又有外地人看好凤庆的原料，在凤庆建立了福利和、复协和、复和春三个茶叶商号，到了30年代末，虽然凤庆的茶叶商号发展到了20多家，较有名的除了以上四家以外，还有文运记、宝丰祥、顺天昌、升记、时泰兴、裕德兴、协兴利、士宝源、益友店、永利记、驷兴店、协庆兴、合兴昌、陆盛昌，这些商号大部分由下关茶号分支于此，但他们几乎都只是做收购毛茶的买卖，然后运到下关改造成紧茶或圆茶。在这些茶叶商号中，严子祯的“永昌祥”是最有实力的一家，当时凤庆的茶叶产量已经达到1250多吨，但半数以上被严子祯收购，其实力足以左右顺宁的茶叶。
这一现状直至1939年顺宁实验茶厂建立以后才得以改善。事实上，在生产“红茶”之前，凤庆与云南全省各茶区一样，千百年来只生产绿茶类的晒青茶，或以晒青茶为原料的砖茶、沱茶、饼茶，或以晒青茶为原料的普洱散茶。而在勐海茶厂、凤庆茶厂和下关茶厂建厂初期，彼此的主打产品并没有决定下来，勐海茶厂除生产紧茶和饼茶外，也生产红茶；而顺宁茶厂在生产红茶外，也生产砖茶和饼茶。他们与下关茶厂、昆明茶厂同属于中茶公司，有着深厚的血缘关系，人员的往来交换也比较密切，使得三家茶厂彼此没有什么秘密。
顺宁茶厂建厂初期，日子并不好过，大理的永昌祥显然不愿意自己的原料基地出现这么一个雄心勃勃的茶厂，它的办法就是抬价抢购晒青毛茶，顺宁茶厂为了能收购到满足自己生产需要的原料，除在城郊直接收购鲜叶加工红湿毛茶外，还先后到云县、博尚等地设收购站收购供“一母同胞”康藏茶厂（今下关茶厂）、复兴茶厂（今昆明茶厂）生产沱茶和砖茶的原料，由于顺宁茶厂是以生产红茶为主，因此，凤庆尽管是作为优质大叶种的原料基地，但却没有像当年的易武与勐海那样，涌现出许许多多普洱茶庄来。据《凤庆茶叶志》介绍，当年顺宁茶厂收购的原料，在完成调拨后，也有部分用来加工成沱茶和砖茶行销，但毕竟不是其主打的产品。因此作为一个茶叶之乡，凤庆对普洱茶最大的贡献是它扮演的幕后角色，今天，除了凤庆茶厂生产“凤牌七子饼茶”、“凤牌甲沱”和临沧茶厂生产银毫沱茶有影响之外，并没有留下许多传诸后世的普洱茶产品。
60年代制茶机器
与严子祯在凤庆只收购原料不同，佛海（今勐海）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大小茶庄不仅将勐海作为原料基地，更将它作为一个生产基地和集散地。当然，尽管西双版纳种植茶叶的历史已有数千年，但其最大的产茶区勐海成长为今天普洱茶最富盛名的重镇，却是近一个世纪以来，逐渐穿过时间的帷幔，呈现出来的。如果说陆羽在著《茶经》时，或因见识、或因高山阻隔，没有认识到云南在中国茶叶版图上的重要地位还可谅解的话，那么清代学者檀萃在其得意之作《滇海虞衡志》中，把勐海排除在普洱茶的主产区之外，不能不说是一叶障目的败笔。檀萃在书中写道：“普洱所属六茶山，一曰攸乐、二曰革登、三曰绮邦、四曰莽枝、五曰曼端、六曰慢撒，周八百余里。”他只知江北有六大茶山，而不知江南也有六大茶山，分别是南糯茶山、勐海茶山、巴达茶山、景迈茶山、南峤茶山、勐宋茶山。其实，勐海产茶的又何止才是这几座茶山，由于天赐的地理、气候以及环境，勐海土地上，可以说是山山皆锦秀，峰峰出妙茶。导致檀萃这一失误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年的道路难行，他没有涉足西双版纳，没有到过勐海见识地球上这块生机盎然的土地上那一望无际绵延铺陈的茶园，否则，《滇海虞衡志》对普洱茶的产区，一定会有新的阐述。
树龄1800年勐海野生茶树王
相比较起来，唐代的学者樊绰的视野就要开阔得多，盛唐气象的潜移默化，拓展了这位学者的胸襟，使他能够超越地理和历史的局限，站在一个较高的层面来看待那些还处在蒙昧之中的事物，因此他所著的《蛮书》中这样写道：“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银生城”，指的是唐代地方政权南诏所设的“开南银生节度”区域，包括今天的景东、景谷及其以南的思茅、西双版纳一带，当然也包括临沧的云县、临翔区和凤庆的一些地方，这是一个很宽泛的区域。而且与檀萃相比，樊绰也要聪明得多，他不像檀那样，将普洱茶的区域确指在六山，这样很可能挂一漏万。而是用了一个“诸”字，将茶叶的生长地都概括进去了。
勐海的普洱茶生产，在上个世纪初期有了较大的发展。在一份有关勐海茶庄的文献里，笔者见到这样的记载：民国3年(1914)，思茅厘金总办玉溪人秦克廷，派办事员玉溪人周文卿到佛海经营盐茶生意，开设“广源利”商号，民国6年(1917)，周文卿与朵云峰、刘华轩合伙成立“三益祥”商号，继续盐茶生意。民国14年(1925)，周文卿开办“可以兴茶庄”。民国时期的“可以兴茶庄”，红色商标上绘有马鹿、白鹤松树图，印有“鹿鹤商标”字样，四个小圆圈内标以“云南猛海”四字，横行双线圈内印“可以兴茶庄”五字，中间直书六行字：“拣选上等尖芽，精工督造如法，诸君认明内票，请试非图自夸”。下方横书三行缅文，生产的茶砖很有名气。
民国13年(1924)，腾冲富商董耀廷派叶安年到勐海租赁城子脚那“恒春号”后面山上赵绍虞宅，成立“洪记”茶庄，专营紧茶销藏，并优礼高价聘请思茅制茶师傅到“洪记”制紧茶。“洪记”茶庄后到7灶时，年产茶量1．5万担，1949年生产500多驮，后来转移缅甸。 民国17年(1928)，鹤庆富商张静波派缅甸景栋栈的经理傅孟康到佛海成立“恒盛公茶庄”。同年，云南回族苏兴元在城子脚设茶灶一盘，制造紧茶二三百驮，售予“洪记茶庄”，年产茶1000担。民国19年(1930)，新开业的茶庄有腾冲人李云生的“云生祥茶庄”；石屏人王抹时的“时利和茶庄”；广西柳州人李拂一的“复兴茶庄”；勐海土司刀良臣集资傣族合股的“新民茶庄”；傣汉族合股以景谷人罕荣邦为经理的“利利茶庄”；蒙自回族马鼎臣的“鼎兴茶庄”，有蓝圆茶、红圆茶、紫圆茶3种内飞，其内票以一月一星的“月星”为注册商标，紧茶为有柄心脏形。另还有张敏然的“大同茶庄”；有回族纳成方、纳成俊合办的茶号1家。
仅民国27年(1938)，勐海开办的茶庄就有5家，它们是勐混土司代办刀栋材、曼 赛老叭双喜与利利茶庄合股开办的茶号；群众集资由石屏人梅植三开办的“大同茶庄”；普洱人张吉庵的“吉安茶庄”；傣族合资，由勐遮土司刀健刚开办设在曼洪的茶庄；由勐混傣族合股、勐混土司代办刀栋材设在勐混的茶庄。民国27年(1938)，李拂一主张小茶庄联合，得到支持，于是由“可以兴”、“时利和”、“大同”、“利利”、“复兴”等茶庄参加，成立了“佛海茶业联合贸易公司”，有紧茶2万多驮，实力增强，还办了一些社会公益事业。民国28年(1939)，当时的云南省财政厅在勐海创办思普企业公司所属思普茶叶试验厂，委任白孟愚为厂长。这年5月，中央经济部采纳李拂一先生建议，派中国茶叶专家范和钧率领一批技术人员，到佛海成立官办“中茶公司佛海茶厂”，机制红绿茶。 民国29年(1940)，思茅“元信昌号”老板马子厚及中茶公司试验厂高价购买紧茶，茶号又增加勐宋区曼迈的石屏人陈玺、曼默的昆明人覃玉篇、佛海的大理人赵绍虞、思茅人刘肇炎四家茶庄，这时佛海的茶灶猛增至40盘，年产紧茶3．5万余担，圆茶7千余担，创佛海最高年产量，出口到香港等地的有“鼎兴茶庄”绘月星标记的紧茶。
茶厂旧照
这是一份对勐海茶庄比较详细的记载，很难想象收集这些资料的人，是怎样透过历史的帷幕，将勐海尘封在时间里的一个个茶庄重新挖掘出来的，从这份极有历史价值的资料里，我们可以看到勐海在上个世纪初期，普洱茶生产的兴旺景象。但是让人奇怪的是，在历来注重历史文献纪录、整理的文化大县凤庆，我们却很难在尘封的历史中寻找到像勐海当年生产普洱茶的那种轰轰烈烈的景象。
文/ 选自阮殿蓉著《普洱茶再发现》
图/排版 六大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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