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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的日本铁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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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茶事:煎茶与点茶的意蕴之别

煎茶与点茶,均是两宋时代的饮茶方式,前者是将细研作末的茶投入滚水中煎煮,后者则预将茶末调膏于盏中,然后用滚水冲点。站在宋人的立场,自然要说煎茶是古风。

作为时尚的点茶,高潮在于“点”,当然要诸美并具——茶品、水品、茶器、技巧——点的“结果”才可以有风气所推重的精好,而目光所聚,是点的一刻。士人之茶重在意境,煎茶则以它所包含的古意而更有蕴藉。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时有雅饮之一派,凡茶必煎,又有俗饮之一派,凡茶必点。二者在日常生活中,本是既并行,又交叉。而饮茶方式的选择,既与茶品、时地、饮茶之人相关,在某种情况下,也与意境之追求相关。


《莲社图》局部上海博物馆藏

两宋之煎茶

煎茶与点茶,均是两宋时代的饮茶方式,前者是将细研作末的茶投入滚水中煎煮,后者则预将茶末调膏于盏中,然后用滚水冲点。站在宋人的立场,自然要说煎茶是古风,由南唐入宋的徐铉在咏茶之作里已经申明“任道时新物,须依古法煎”,今人考察两宋茶事,也认为点茶早是这一时代普遍的习俗。与陆羽《茶经》讲述煎茶法不同,宋人茶书,如蔡襄《茶录》、宋徽宗《大观茶论》,所述均为点茶法,曰两宋点茶盛行,诚然。然而与此同时,传统的煎茶之习却并未少衰,检点付诸吟咏的茶事,可知煎茶与点茶,烹茶方式不同,器用不同,使用的场合也不同,结合绘画作品、出土器物,这一点可以认识得更为清楚。而辨名、辨物之外,更要说明的是,煎茶以它所蕴涵的古意特为士人所重,这实在是两宋茶事中不应忽略的一个重要细节。

(一)煎茶用器:风炉与铫子

《萧翼赚兰亭图》,是绘画中的名品,旧题唐阎立本作,今多认为出自宋人之手。所见有辽宁省博物馆藏一幅、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一幅。两图所绘煎茶情景,笔致细微,难得尤在细节的刻画。如辽宁省博物馆所藏之幅,图中绘一“具列”,长方形的四足小矮床,上陈圆形器皿一、带托的茶盏一,具列的编竹之迹宛然可见。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之幅,具列上面摆放的则是茶碾一、荷叶盖罐一、托盏一副,器为竹编,也表现得很清楚。

具列之称,见于陆羽《茶经》,卷中“四之器”:“具列,或作床,或作架,或纯木、纯竹而制之,或木法竹,黄黑可扃而漆者,长三尺,阔二尺,高六寸。具列者,悉敛诸器物,悉以陈列也”。不过具列之称,在唐宋诗文中却很少见,常见的则是茶床。唐张籍《和陆司业习静寄所知》“山间登竹阁,僧到出茶床”;宋王珪《宫词》“撮角茶床金钉校”;宋徽宗《宣和宫词》“司珍新奏玉茶床”;又宋陈骙《南宋馆阁续录》卷六《故实》“临幸赐宴”条,录其仪注有:“次看盏人稍前,谢上殿,两拜,次进御茶床。”“酒食毕,作乐讫,举御茶床。”唐诗所云茶床,即《茶经》所谓“具列”,而宋人著作中的茶床却并非陈列茶具所专用,凡看食、看菜、匙箸、盐碟醋樽,亦皆以茶床为陈列之具,见《梦粱录》卷三“皇帝初九日圣节”条。不过出自禁中者,制作更为讲究,故“玉”也,“金钉校”也。论其形制,则与《萧翼赚兰亭图》中的具列或无太大不同,即也是下有四足之案。

煎茶《萧翼赚兰亭图》局部(摹本)辽宁省博物馆藏

煎茶《萧翼赚兰亭图》局部(摹本)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两幅《萧翼赚兰亭图》皆绘有风炉和风炉上面的铫子。煎茶者面前一具矮案,案上一个风炉,炉旁置盂,内里一柄水勺。此为辽宁省博物馆藏品所绘。长案上面的盂,便是《茶经》中举出的“熟盂”,用作出水和入水。《茶经》卷下“五之煮”:“第二沸出水一瓢”“有顷,势若奔涛溅沫,以所出水止之,而育其华也。”白居易《谢李六郎中寄新蜀茶》“汤添勺水煎鱼眼,末下刀圭搅尘”,正是煎茶时的情景。

风炉与铫子,为煎茶所用之器。《茶经》卷中“四之器”:“风炉以铜铁铸之,如古鼎形。”“凡三足”,“其饰,以连葩垂蔓、曲水方文之类。其炉,或锻铁为之,或运泥为之。其灰承,作三足铁柈枱之”。煎茶的容器,《茶经》曰,云“洪州以瓷”“莱州以石”,又或以铁,以银。但在两宋却并不流行,诗词中习见的是“铫”与“铛”,又或“鼎”“石鼎”“折脚鼎”“折脚铛”。至于风炉,则有“汤炉”“茶炉”“茶灶”之称。北宋吴则礼《周介然所惠石铫取淮水瀹茶》句云“吾人老怀丘壑情,洗君石铫盱眙城。要煎淮水作蟹眼,饭饱睡魔聊一醒”。又李光《饮茶歌》云“山东石铫海上来,活火新泉候鱼目。汤多莫使云脚散,激沸须令面如粥”。当然最有名的一首是苏轼《次韵周穜惠石铫》:“铜腥铁涩不宜泉,爱此苍然深且宽。蟹眼翻波汤已作,龙头拒火柄犹寒。姜新盐少茶初熟,水渍云蒸藓未干。自古函牛多折足,要知无脚是轻安。”唐释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五十九“须铫”条释铫云:“余招反,《广雅》:鋗谓之铫。《说文》:温器也。以(似)鬲,上有环,山东行此音。又徒吊反,今江南行此音。铫形似鎗而无脚,上加踞龙为也。”两宋诗词所云“铫”,音和义,均取后者,东坡诗便已形容得亲切。

唐代铫子有浙江临安钱宽夫妇合葬墓出土冥器中的一件。器高2厘米,口径4.7厘米,短流之偏的口沿上横了一个端口已残的空心短宽柄,空心内原初似应再接插一段木柄。慧琳《音义》所谓“鎗”,即铛。铛与铫,皆有长柄,柄上或饰龙头。而铫有短流,铛则否;铛有三足,铫则否。诗词或曰折脚铛,是铫也,“要知无脚是轻安”“折脚铛中味最长”,皆其例。至于出现在煎茶情景中的“鼎”,则是铛或铫的雅称,陆游《效蜀人煎茶戏作长句》“正须山石龙头鼎,一试风炉蟹眼汤”,是也。上海博物馆藏宋佚名《莲社图》所绘煎茶场景,坐在莲花风炉上边的正是一个龙头柄铫子。


银铫浙江临安钱宽夫妇墓出

而宋代尚有一种无柄的铫子,却是在铫子上作出三股交合的提梁,即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一件北宋定窑瓷铫,又四川德阳县孝泉镇清真寺宋代窖藏银器中的一件所谓“银匜形器”。陕西蓝田北宋吕氏家族墓地出土石铫一件,外撇的口沿下方有三个花瓣式细耳,短流之侧为一对,另一个在与短流相对处。

银铫四川德阳孝泉镇

比照前举有提梁的铫子,可知石铫的三个系耳自是用来穿系提梁。石铫原初也当是有盖子的。传刘松年《撵茶图》中所绘正是此类。


《撵茶图》局部

与铫子类似的煎茶之器尚有急须。北宋黄裳《龙凤茶寄照觉禅师》句云“有物吞食月轮尽,凤翥龙骧紫光隐”;“寄向仙庐引飞瀑,一簇蝇声急须腹”,其句下自注曰:“急须,东南之茶器。”又其《谢人惠茶器并茶》句有“遽命长须烹且煎,一簇蝇声急须吐”,亦此。急须,即短流而一侧有横直柄的壶,此在唐代即已出现于南方,长沙窑产品中便很常见,或有在横柄上作“龙上”二字者。作为煎茶用具,“急须”之器与名也传往日本。不过不论中土还是东瀛,它的流行范围都不算很广。


日本之急须

风炉也多见宋人吟咏。陆游“公闲计有客,煎茶置风炉”;释永颐《茶炉》诗:“炼泥合瓦本无功,火煖常留宿炭红。有客适从云外至,小瓶添水作松风。”洪适《汤炉》:“蟹眼候松风,云腴挟霜月。炉下岂常炎,灰飞即烟灭。”又梅尧臣《茶灶》:“山寺碧溪头,幽人绿岩畔。夜火竹声干,春瓯茗花乱。兹无雅趣兼,薪桂烦燃爨。”所咏皆风炉。石铫与风炉本煎茶所必需,诗词因此常常二者并举。如黄庭坚《奉同六舅尚书咏茶碾煎烹》“风炉小鼎不须催,鱼眼长随蟹眼来”;陆游《冬晴与子坦子聿游湖上》“会挈风炉并石鼎,桃枝竹里试茶杯”;张伦《诉衷情·咏闲》“闲中一盏建溪茶。香嫩雨前芽。砖炉最宜石铫,装点野人家”。

上:白釉铫子河北曲阳县涧磁村出土

下:白釉风炉河北曲阳县涧磁村出土

当然铫子并不仅仅用于煎茶,但若煎茶,它却是上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自河北曲阳县涧磁村的定窑白釉风炉与铫子,是为人熟知的唐代之例。只是这一组煎茶之器尺寸很小,当非实用之具。两宋绘画中,用作煎茶的风炉与铫子常常是用于点缀风雅的配景。除两幅《萧翼赚兰亭图》之外,上海博物馆藏南宋《白莲社图》,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马远《西园雅集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人物图》,又前举传刘松年《撵茶图》,画中与风炉配套的煎茶之器,都是铫子。山西洪洞广胜寺明应王殿北壁元代壁画中尚可以看到它的沿用。

广胜寺明应王殿北壁壁画局部

与风炉配套的尚有一种短流的煎茶瓶。黄庭坚《谢曹子方惠二物二首》,其一即为“煎茶瓶”,句云:“短喙可候煎,枵腹不停尘。蟹眼时探穴,龙文已碎身。”“蟹眼”句,乃煎茶之候汤;“龙文”,指茶饼,“龙文已碎身”,便是茶饼已细研作末,正可入于汤之老嫩合度的煎茶瓶中。起句特别点明“短喙”,可知它与用作点茶,即须注汤有力而作成长流的汤瓶不同。煎茶瓶在河北宣化下八里张匡正墓和张文藻墓的壁画中可见,它正好坐在一个下有莲花托座的风炉之上。两墓时属辽大安九年。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宣化下八里张世古墓壁画中用作点茶的一个长流汤瓶。此墓时属辽天庆七年,与前者约略同时,三墓与诗人生活的年代也正相当,可以互证。点茶的长流汤瓶也见于山西朔州市市政府工地辽墓壁画,栏杆桌子上放了摞着的盏托和倒扣的几摞茶盏,还有叠置的牙盘,桌前燎炉上坐着汤瓶。

山西朔州市市政府工地辽墓壁画

(二)点茶用器:燎炉、汤瓶、茶筅

风炉与铫子用于煎茶,至于点茶,却是用汤瓶,而不用铫子,马廷鸾“砖炉石铫竹方床,何必银瓶为泻汤”,“石铫”“银瓶”对举,前者指煎茶,后者谓点茶,是茶器不同,而烹茶之法迥异。故宫藏李嵩《货郎图》,货郎担子里正有一组茶具:一摞盏托,一摞茶盏,一把长流汤瓶,一柄点茶所必需的茶筅。陕西历史博物馆藏一方北宋砖雕,画面浮雕方桌旁边分立的两名侍女,其一手持盏托,上边坐着茶盏,其一一手举着点茶用的汤瓶,一手持茶筅,正是点茶情景。山西汾阳东龙观宋金墓壁画、日本京都大德寺藏南宋《五百罗汉图·吃茶》一幅中也都有同样的场景。


《五百罗汉图·吃茶》日本京都大德寺藏

汤瓶煎水,一般也不取风炉,而多用“燎炉”。燎炉有圆形,也有方形,前者多见于辽,后者多见于宋,因此宋人又或称它“方炉”。宋王安中有《睿谟殿曲宴诗》,详记宣和元年的一次宫中之宴。诗前之长序胪举盛况,其中说到“户牖屏柱,茶床燎炉,皆五色琉璃,缀以夜光火齐,照耀璀璨”。茶床与茶床之用,已见前引诗文,这里以燎炉与之并举,可知同为烹茶之器。又南宋赵蕃《海监院惠二物戏答》“打粥泛邵州饼,候汤点上封茶。软语方炉活火,清游断岸飞花”,亦此。点茶之汤瓶与方炉的组合,也每见于宋代图像,如故宫藏《春游晚归图》,如江苏江阴青阳镇里泾坝宋墓石椁浮雕。与煎茶多用于二三知己的小聚与清谈不同,点茶多用于宴会,包括家宴,也包括多人的雅集。两种情景,在宋代绘画中一一表现分明。验之以宋徽宗《文会图》,旧题唐人、实为宋代作品的《春宴图卷》,又辽宁省博物馆与故宫各有收藏的南宋《会昌九老图》,又山西陵川县附城镇玉泉村金墓壁画,俱可证大型聚会所用皆为上置候汤点茶之汤瓶的“方炉”,亦即王安中诗序中说到的“燎炉”。若煎茶,则前面提到的《撵茶图》可以为例。画面分作两部,一边绘高僧据案挥毫欲作书,两学士观坐在一旁,此为书事。另一边绘假山花木,其旁置桌,桌上摆着玳瑁茶筒、茶盏、盏托等。桌旁一具风炉,炉上坐着带提梁的铫子。炉旁的碾茶者用脖颈上挂着的襻膊儿搂住衣袖,正在“危坐只手旋乾坤”。张元干《浣溪沙》“棐几明窗乐未央。熏炉茗碗是家常。客来长揖对胡床。/蟹眼汤深轻泛乳,龙涎灰暖细烘香。为君行草写秋阳”。词与画适可对看。


《文会图》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三)煎茶与点茶的意蕴之别

作为时尚的点茶,高潮在于“点”,当然要诸美并具——茶品、水品、茶器、技巧——点的“结果”才可以有风气所推重的精好,而目光所聚,是点的一刻。士人之茶重在意境,煎茶则以它所包含的古意而更有蕴藉。南宋洪咨夔有《作茶行》,颇道出此中意趣:“磨斫女娲补天不尽石,磅礴轮囷凝绀碧臼刳。扶桑挂日最上枝,媻跚勃窣生纹漪。吴罡小君赠我杵,阿香藁砧授我斧。斧开苍璧粲磊磊,杵碎玄玑纷楚楚。出臼入磨光吐吞,危坐只手旋乾坤。碧瑶宫殿几尘堕,蕊珠楼阁妆铅翻。慢流乳泉活火鼎,淅瑟微波开溟涬。花风迸入毛骨香,雪月浸澈须眉影。太一真人走上莲花航,维摩居士惊起狮子床。不交半谈共细啜,山河日月俱清凉。桑苧翁,玉川子,款门未暇相倒屣。予方抱《易》坐虚明,参到洗心玄妙旨。”作茶,即碾磨茶,陆游《秋晚杂兴十二首》之五“聊将横浦红丝硙,自作蒙山紫笋茶”,句下自注:“乡老旧谓碾磨茶为作茶。”洪诗因起首说石,举出茶臼。“扶桑挂日”云云,指茶饼。斧分茶饼,然后用茶臼粗研,再入茶磨细碾,直要它细如仙宫之尘,丽姝之粉。“慢流乳泉活火鼎,淅瑟微波开溟涬”,煎茶也,鼎指风炉。“不交半谈共细啜,山河日月俱清凉”,真正是茶事的至境,于是得与茶贤接通声气,——陆羽、卢仝在茶诗中几乎是不可或缺之典,煎茶自然更须用它来揭明要义,依傍这古典的记忆而持守茶事之清,而把茶事引向独立于流俗之外的意境,结末的所谓“虚明”因此可以指实景,也可以指心境。此或近于玄思,但宋人本来是把玄思融入日常,茶事也不外如此。


《春宴图卷》局部故宫藏

煎茶与点茶,是烹茶方法的古今之别,其中当然也还有着茶品之别,亦即常品与佳品之别。宋王观国《学林》卷八“茶诗”条云:“茶之佳品,其色白,若碧绿色者,乃常品也。茶之佳品,芽蘖微细,不可多得,若取数多者,皆常品也。茶之佳品,皆点啜之;其煎啜之者,皆常品也。”“齐己茶诗曰:‘角开香满室,炉动绿凝铛。’丁谓茶诗曰:‘末细烹还好,铛新味更全。’此皆煎茶啜之也。煎茶啜之者,非佳品矣。”此说虽然不很完全,但用来概括一般情景,大致不错。不过付诸吟咏的两宋茶事,煎茶与点茶之间,隐隐然又有着清与俗之别。陈与义《玉楼春·青镇僧舍作》“呼儿汲水添茶鼎,甘胜吴山山下井。一瓯清露一炉云,偏觉平生今日永”;林景熙《答周以农》“一灯细语煮茶香,云影霏霏满石床”;黄庚《对客》“诗写梅花月,茶煎谷雨春”;陆游《雪后煎茶》:“雪液清甘涨井泉,自携茶灶就烹煎。一毫无复关心事,不枉人间住百年。”如此之例,两宋诗词中不胜枚举。煎茶之意古,所用之器古,因总以它不同于时尚的古雅而与诗情相依。与燎炉相比,风炉自然轻巧得多,当有携带之便,且与燎炉用炭不同,风炉通常用薪,则拾取不难,何况更饶山野之趣,诗所以曰“藤杖有时缘石磴,风炉随处置茶杯”;而所谓“岩边启茶钥,溪畔涤茶器。小灶松火然,深铛雪花沸。瓯中尽余绿,物外有深意”,更是煎茶独有的雅韵。陆游《跋程正伯所藏山谷帖》:“此卷不应携在长安逆旅中,亦非贵人席帽金络马传呼入省时所观。程子他日幅巾筇杖,渡青衣江,相羊唤鱼潭瑞草桥清泉翠樾之间,与山中人共小巢龙鹤菜饭,扫石置风炉,煮蒙顶紫茁,然后出此卷共读,乃称尔。”既云“扫石置风炉”,自然是煎茶,展卷赏帖,也要如此经营才好。


《撵茶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在煎茶与点茶之别中特寓态的微意,则有苏轼的名作《试院煎茶》:“蟹眼已过鱼眼生,飕飕欲作松风鸣。蒙茸出磨细珠落,眩转绕瓯飞雪轻。银瓶泻汤夸第二,未识古人煎水意。君不见昔时李生好客手自煎,贵从活火发新泉。又不见今时潞公煎茶学西蜀,定州花瓷琢红玉。我今贫病常苦饥,分无玉碗捧蛾眉。且学公家作茗饮,砖炉石铫行相随。但愿一瓯常及睡足日高时。”诗云“未识古人煎水意”,苏辙《和子瞻煎茶》“相传煎茶只煎水,茶性仍存偏有味”,是其意。邹浩《次韵仲孺见督烹小团》“方欲事烹煎,姜盐以为使”,自注:“蜀人煎茶之法如此”。所谓西蜀煎茶法,便是茶汤中佐以姜盐,前引苏诗句有“姜新盐少茶初熟”,亦可证,它在宋代原是作为古法而常常用于煎茶。李生句,则用唐李约煎茶故事。诗作于熙宁五年,东坡在杭州监试。是时甫用王安石议,改取士之法,东坡有《监试呈诸试官》诗述其事,且于其中微存讽意,《试院煎茶》则暗用当日茶事中的古今之别再度风之,“且学公家作茗饮,砖炉石铫行相随”,实在是借煎茶而表现了一种姿。

茶事进入绘画,煎茶与点茶也各自形成图式,乃至成为表现文人风度的艺术语汇。辽宁省博物馆藏元人《子方扁舟傲睨图》,扁舟一叶,主人坐鹿皮荐,背倚懒架,肘下是书帙裹着的卷轴,身边设一张琴,栅足案上一函书,一炉香,一副托盏,花觚里一蓬花,舟子操楫,童子煎茶,煎茶所用依然是莲花托座风炉。“书生调度清且苦,臭味不同谁与论”,宋元时代不同流俗的煎茶之韵中,原来是“傲睨”。


《子方扁舟傲睨图》局部(摹本)辽宁省博物馆藏

饮茶当然不自陆羽始,但自陆羽和陆羽的《茶经》出,茶便有了标格,或曰品味。《茶经》强调的是茶之清与洁,与之相应的,是从采摘、制作直至饮,一应器具的清与洁。不过《茶经》最有意味的文字,却在卷下“九之略”:

其造具,若方春禁火之时,于野寺山园,丛手而掇,乃蒸乃舂,乃复以火干之,则又棨、扑、焙、贯、朋、穿、育等七事皆废。其煮器,若松间石上可坐,则具列废。用槁薪鼎枥之属,则风炉、灰承、炭挝、火筴、交床等废。若瞰泉临涧,则水方、涤方、漉水囊废。若五人已下,茶可末(或作味)而精者,则罗废。若援藟跻岩,引入洞,于山口炙而末之,或纸包合贮,则碾、拂末等废。既瓢、碗、、札、熟盂、醝簋悉以一筥盛之,则都篮废。但城邑之中,王公之门,二十四器阙一,则茶废矣。

既入高门,则茶之清,舍精细、济楚之待遇外,不能保存。而若依松傍岩,瞰泉临涧,二三知己品茗于朗月清风之间,则人与事,双清并,其器其具,其一应之微细,皆可不论。可以说,此方为茶之三昧,也不妨说,《茶经》凡不可略者,皆是为俗饮说法,唯此之可略,方是陆子心中饮茶之至境,此便最与诗人会心,其影响至宋而愈显。《茶录》与《大观茶论》固然是雅,然而以“九之略”为衡,则依然是俗。“欲知花乳清泠味,须是眠云跂石人”,宋人深会此意。风炉石鼎,茶烟轻轻,其器古朴,其韵疏清;煎茶,保存的正是如此意境。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时有雅饮之一派,凡茶必煎,又有俗饮之一派,凡茶必点。二者在日常生活中,本是既并行,又交叉。而饮茶方式的选择,既与茶品、时地、饮茶之人相关,在某种情况下,也与意境之追求相关。从另一面说,此又与诗人、画家以胸襟气度及创作背景之异而选择不同的话题相关。南宋张栻云:“予谓建茶如台阁胜士,草茶之佳者如山泽高人,各有风致,未易疵也”。持此以喻点茶与煎茶之别,也正合宜。

结论如是,不妨仍以煎茶之意叩诸宋人,其或应声而答:“不置一杯酒,唯煎两碗茶。须知高意别,同此对梅花”。

图文来源:胡枫宋瓷收藏,信息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在伊斯坦布尔,咖啡与茶分庭抗礼

在伊斯坦布尔,咖啡厅是被拧在老机器里的旧螺丝,对矫揉造作的优雅敬而远之,却可靠得令人心安。

2021年10月10日,伊斯坦布尔。当地人在一家咖啡店里喝茶看景。/图·视觉中国

没有普通咖啡店的电动磨豆机、咖啡机,也没有过滤器、滤纸、虹吸壶,抑或是鲜奶油喷枪、拉花杯、手工奶泡壶,在伊斯坦布尔,人们会把咖啡粉磨得像面粉一样细,并和水混合在特制的咖啡壶Cezve中。这是一种长柄的倾口壶,用黄铜制成,常刻有繁复的花纹。

咖啡的煮制方法承袭自500多年前的阿拉伯人——将Cezve放进一摊热沙子里,水会被沙子加热到沸腾并升起泡沫,反复三到四次后,咖啡渣沉到底部,这场酷似炼金术的表演便会产出一杯浓郁的咖啡。

泡沫绵密、状似焦油的土耳其咖啡,味道苦涩,所以中国游客常常被推荐口味更清淡的咖啡,或者加入几粒椰丝方糖。但大家并不会加牛奶,因为入口涩舌的强烈口感是土耳其咖啡的标志之一,会让人想起伊斯坦布尔不断盘旋的贼鸥和声名狼藉的出租车司机。

入口涩舌的强烈口感是土耳其咖啡的标志之一。/图·pexels

亚欧大陆长时间的耳鬓厮磨,让伊斯坦布尔诞生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咖啡文化之一:咖啡的残渣可以用来占卜;即使是墓碑群,里面也会拥有一座咖啡厅;丈夫不能每天提供咖啡被认为是离婚的理由;咖啡甚至比一日三餐的优先级还高,土耳其语中的早餐(Kahvaltı),是“咖啡”和“之后”的合成词,意指早餐是“喝咖啡之后”才会进行的事情。

在这样的渊源下,茶却能在伊斯坦布尔和咖啡分庭抗礼。带有花园的茶馆遍布街巷,人们把工作间隙休息的时间称为喝茶时间,而几乎每个伊斯坦布尔的公司也都会雇佣沏茶工。仅从茶杯婀娜的腰线便能知晓,在土耳其,不仅咖啡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咖啡不同,茶也同样如此。

土耳其红茶利用两层茶壶煮制,其工作原理与俄罗斯的茶炊有异曲同工之处,喝茶用的都是形状仿似窄颈阔肚花瓶的玻璃小杯子,并用一只小碟子盛载。

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事实是,土耳其是世界上人均喝茶最多的国家,超过了中国、英国、日本等传统茶饮国。每天早上,博斯普鲁斯海峡岸边都会有一批睡眼惺忪的渔夫,他们戴着羊毛帽,将冒着热气的茶倒进郁金香形的玻璃杯,杯中已斟了半杯土耳其白兰地。他们身旁的小木凳上搁着盘子,上面盛着黑色和绿色的橄榄以及白色的奶酪块,木凳边搁着钓竿和渔具。钓鱼开始,他们便茶不离手。

土耳其红茶。/图·pexels

而顺着博斯普鲁斯海峡向东望,马尔马拉海在此进入黑海,在西边则与爱琴海相会于达达尼尔海峡。数千年里,两个海峡俯视着亚欧大陆,伊斯坦布尔仿若分海的摩西一样站在岸边。历史上,谁在这里多跨出一步,都要以鲜血的代价来交换。如今,这种以水为界的深刻寓意,流淌在这座城市的茶与咖啡之中。

古老的咖啡与现代的茶

在奥斯曼人冲进城镇并决定留下来之前,希腊人、罗马人和威尼斯人轮流执政伊斯坦布尔,整个城市里都可以找到各种任期的证明。但人们更愿意回忆奥斯曼帝国的辉煌,近在咫尺的宣礼塔、海峡里的大轮船和托普卡帕宫,提示着亚欧大陆的军事政治以及宗教文化曾在此剧烈碰撞。

郁金香时期奥斯曼画家列弗尼(Abdulcelil Levni)的作品,画中年轻宫廷侍卫正端着咖啡。/图·视觉中国

土耳其的咖啡在历史的荣光中发芽,因扼守着东非之角,奥斯曼帝国是咖啡最早的传教士。彼时,苏丹爱上了来源于埃塞俄比亚的神奇饮料,命40位“首席咖啡师”为他专门制作。

其后的几十年间,从古老的伊斯坦布尔城到荒凉的高加索,从波斯湾到布达佩斯,在奥斯曼帝国统治的200多个城市里都相继出现了咖啡。当征服了拜占廷帝国这一桥头堡后,土耳其人继续雄心勃勃地向西进军,数次挥师进攻奥地利。奥地利最后虽然挡住了土耳其人的弯刀,但是没有挡住土耳其人的咖啡。

漫长的攻防战中,威尼斯商人看到了其中的商机,他们偷偷穿过战线,将土耳其咖啡运往欧洲各国。1683年,奥斯曼帝国对奥地利的最后一次进攻以失败告终,但土耳其的咖啡却已经彻底征服了整个欧洲。

十七世纪,土耳其的咖啡已经彻底征服了整个欧洲。/图·unsplash

土耳其人仓皇撤走,留下许多咖啡豆,维也纳人将其烘焙研磨后煮成热浆出售,遂为欧洲咖啡馆之滥觞。欧洲人改良了泡咖啡的方法,将咖啡煮后的残渣滤掉,并加入牛奶,成了拿铁的雏形。

相比之下,伊斯坦布尔人饮茶不过100年。20世纪之前,土耳其境内没有成规模的茶树种植,出于好奇,人们在一些学院和行宫中种植了少量的茶树。作为丝绸之路的一部分,奥斯曼帝国也曾数次向中国引种茶树,但均以失败告终。

欧洲人改良了泡咖啡的方法,将咖啡煮后的残渣滤掉,并加入牛奶,成了拿铁的雏形。/图·unsplash

1893年,一位俄国商人在巴统的查克维(Чакви,当时属于俄罗斯帝国,现在属于格鲁吉亚)附近购买了大片土地,并且聘请中国茶叶技师刘峻周等人前去指导种茶和制茶技术,土耳其最终在1924—1937年间从那里引种成功,间接获得了中国的茶种和制茶技术。

只不过,茶的到来伴随的是荣光的失落。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奥斯曼帝国分崩离析,土耳其失去了咖啡运输的通道,人们急需一种亢奋与及时行乐的饮料,由此整个国家开始转向饮茶。

这与伊斯坦布尔人不愿见到旧木头别墅修复是同样的原因:当变黑、腐朽的木头消失在鲜艳的油漆底下,使这些房子看起来跟18世纪极盛时期的一样新,他们便与过去断绝了关系。因为过去100年来,伊斯坦布尔人心目中的城市形象是个贫寒、不幸且陷入绝境的孩子。

在伊斯坦布尔香料市场,顾客正在购买咖啡壶和咖啡杯。/图·视觉中国

土耳其红茶的泡煮一般都是以浓茶加水稀释的方式进行,如果它被泡煮出黑红透亮的颜色,会被人们视为最佳,这种颜色在土耳其语中被称为“野兔的血”。

事实上,咖啡与茶都是借口

在今天,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关心饮料的来源、独特的风味以及饮用环境。他们将其视为与周围人产生关联的一种方式。国际咖啡组织执行董事何塞·塞特(JoséSette)表示,正是这种社交体验,推动了咖啡在全球的成功。

“咖啡之所以如此受欢迎,是因为它是一种社交货币,”何塞·塞特说,“它将人们聚集在一起。”

现代人把自己在社交场合的虚与委蛇嫁接在了几百年前的伊斯坦布尔身上,理由是,1554年,世界上第一家咖啡厅就开在伊斯坦布尔。“在这个众所周知的好客地区,咖啡是好客的象征。”人类学家克劳迪娅·罗登(Claudia Roden)在她对咖啡的研究中如此写道。

2019年3月5日,伊斯坦布尔。“黄金的优雅”展览上展出的顿巴黄铜咖啡壶套组。/图·视觉中国

18世纪之前,伊斯坦布尔的咖啡厅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智趣之地,人们在这里探讨哲学和《古兰经》。喝茶是同样好的社交借口,土耳其有句俗语是“没有茶的谈话,就像天空中没有月亮”。在当时,似乎没有人用这两种饮料来刺激生物钟,除了这座城市里那位享誉世界的作家——在有女儿之前,帕慕克凌晨4点睡觉,中午醒来,之后,他会写一整夜,喝咖啡和茶,然后再睡到中午12点。

为什么咖啡与茶会成为一个城市如此重要的叙述媒介?也许是因为,这里承载了历史上最剧烈的辉煌与失落,而这种特性无疑与伊斯坦布尔隐匿的灵魂产生了共振——

隆冬停泊在废弃渡口的博斯普鲁斯老渡船;在一次次财务危机中踉跄而行、整天惶恐地等顾客上门的老书商;抱怨经济危机过后男人理发次数减少的理发师;阶梯破败的天桥;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向你乞讨、在同一个地方日复一日地发出同样乞求的乞丐;在摩肩接踵的街上、船上、地下通道里阵阵扑鼻的尿骚味;众人尚在睡梦中,而渔夫正要出海捕鱼的清晨时分;在廉价的夜总会里卖力模仿美国、土耳其三流歌星的歌手们;人们从加拉塔桥望向埃于普的金角湾风光,望向所有损坏、破旧、风光不再的一切……

咖啡与茶成为伊斯坦布尔重要的叙述媒介。/图·pexels

在许多伊斯坦布尔人的童年记忆中,有关咖啡与茶的场景,是人们在地上放些长椅,长椅上铺着地毯,来的人脱了鞋,登上长椅,蹲下来喝咖啡和茶,一里拉1杯或者一里拉2—3杯,一般人也喝得起几杯。这些饮料深入穷人的居住区以及黑暗肮脏的街巷,这在政局变幻莫测、货币时常崩溃的国度是难得的小确幸。

与这种简陋相对应的,是每个伊斯坦布尔人的家都装扮得像个博物馆:读经台、长椅、镶珍珠的桌、油画、老式步枪、祖先传下来的古剑、牌匾、大钟……这种繁复,与伊斯坦布尔人对咖啡杯、茶杯等工具所追求的尽善尽美形成了某种呼应。

2020年6月1日,伊斯坦布尔。在当地一家咖啡厅里,人体模型被摆在座椅上,以让顾客之间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图·视觉中国

对今日伊斯坦布尔的描述,还应该包含伊斯坦布尔的整个过去。然而,这座饱经风霜的城市已经不会再轻易泄露自己,只会把自身像手纹一样藏起来。它的故事与传说写在街巷的角落、窗格的护栏、楼梯的扶手、避雷的天线和竖立的旗杆上。垂死文明的哀婉愁怨依然包围着伊斯坦布尔,所以帕慕克这么写:“‘呼愁’不提供清晰,而是遮蔽现实,它带给我们安慰,柔化景色,就像冬日里的茶壶冒出蒸气时凝结在窗上的水珠。”

来源: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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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鉴普洱茶

 

     一个人总有多重身份,往往,隐秘的身份比外显的身份更有趣。说远一点,那个叫做嵇康的铁匠,还能写一手不错的文章;那个叫黄公望的卜者,还能画几笔淡雅的水墨。说近一点,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其实是一流厨师;一个天天上街买菜的邻居大妈居然是投资高手。
       辛卯年秋日的一天,深圳举办“新生代普洱茶”品鉴会,近二十年来海内外各家著名茶场、茶厂、茶庄、茶商提供的入围产品经过多次筛选,今天要接受一批来自亚洲不同地区的专家的终极评判。一排排茶艺师已经端坐在铁壶、电炉、瓷杯前准备一展冲泡手艺,一本本品鉴书也已安置在专家们的空位之前。品鉴书上项目不少,从汤色、纯度、厚度、口感、余津、香型、气蕴、力度等等方面都需要一一打分。众多媒体记者都举起了镜头,只等待着那些品鉴专家在主持人读出名字后,一个个依次登场。
       品鉴专家不多,他们的名字,记者们未必熟悉,但普洱茶的老茶客们一听都知道。突然,记者们听到一个十分疑惑的名字,头衔很肯定:“普洱老茶品鉴专家”,却奇怪地与我同名。仔细一看,站出来的人竟然也长得与我一模一样。
       不好意思,这是我的一个秘密身份的无奈“漏风”。本来,我是想一直秘而不宣偷着乐的,没想到这次来了这么多“界外记者”。这次和我一起“漏风”的,还有我的妻子马兰,她在文件上标出的头衔也是“普洱老茶品鉴专家”,但她觉得我们两人既然一起“漏风”就不必一起亮相了,便躲在茶桌、茶客的丛林中低头暗笑。其实,几乎所有的高层专家都知道,她在普洱茶的品鉴上,座次还应该排在我的前面。
       人们一旦沉浸于自己的某一身份,常常会忘了其他身份。每当我进入普洱茶江湖,全然忘了自己是一个能写文章的人。当然也会看一些与普洱茶有关的文章,那也只是看看罢了,从来没有以文章的标准去要求。这次在深圳“漏风”之后,就有朋友希望我以自己的文笔来写写普洱茶。
       这就要我把两个身份交叠了,自己也感到有点唐突。我说,本人对文章的要求极高,动笔是一件隆重的事。但是,隆重并不是艰深。文章之道恰如哲学之道,至高与至低“首尾相啣”,终点必定潜伏于起点。如果谈普洱茶谈得半文半白、故弄玄虚、云遮雾罩,那就坏了,禅宗大师就会朗声劝阻,说出那句只有三个字的经典老话:“吃茶去。”这就是让半途迷失的人回到起点。因此,如果由我来写一篇谈普洱茶的文章,一定从零开始,而且全是大白话。



       很多人初喝普洱茶,总有一点障碍。
       障碍来自对比。最强大的对比者,是绿茶。
       一杯上好的绿茶,能把漫山遍野的浩荡清香,递送到唇齿之间。茶叶仍然保持着绿色,挺拔舒展地在开水中浮沉悠游,看着就已经满眼舒服。凑嘴喝上一口,有一点草本的微涩,更多的却是一种只属于今年春天的芬芳,新鲜得可以让你听到山岙白云间燕雀的鸣叫。
       我的家乡出产上品的龙井,马兰的家乡出产更好的猴魁,因此我们深知绿茶的魔力。后来喝到乌龙茶里的“铁观音”和岩茶“大红袍”,就觉得绿茶虽好,却显得过于轻盈,刚咂出味来便淡然远去,很快连影儿也找不到了。乌龙茶就深厚得多,虽然没有绿茶的鲜活清芬,却把香气藏在里边,让喝的人年岁陡长。相比之下,“铁观音”浓郁清奇,“大红袍”饱满沉着,我们更喜欢后者。与它们生长得不远的红茶“金骏眉”,也展现出一种很高的格调,平日喝得不少。
       正这么品评着呢,猛然遇到了普洱茶。一看样子就不对,一团黑乎乎的“粗枝大叶”,横七竖八地压成了一个饼型,放到鼻子底下闻一闻,也没有明显的清香。扣下来一撮泡在开水里,有浅棕色漾出,喝一口,却有一种陈旧的味道。人们对食物,已经习惯于挑选新鲜,因此对陈旧的味道往往会产生一种本能的防范。更何况,市面上确实有一些制作低劣、存放不良的普洱茶带着近似“霉锅盖”的气息,让试图深入的茶客扭身而走。
       但是,扭身而走的茶客又停步犹豫了,因为他们知道,世间有不少热爱普洱茶的人,生活品质很高。难道,他们都在盲目地热爱“霉锅盖”?而且,这些人各有自己的专业成就,不存在“炒作”和“忽悠”普洱茶的动机。于是,扭身而走的茶客开始怀疑自己,重新回头,试着找一些懂行的人,跟着喝一些正经的普洱茶。
       这一回头,性命交关。如果他们还具备着拓展自身饮食习惯的生理弹性,如果他们还保留着发现至高口舌感觉的生命惊喜,那么,事态就会变得比较严重。这些一度犹豫的茶客很快就喝上了,再也放不下。
       这是怎么回事?
       首先,是功效。
       几乎所有的茶客都有这样的经验:几杯上等的普洱茶入口,口感还说不明白呢,后背脊已经微微出汗了。随即腹中蠕动,胸间通畅,舌下生津。我在上文曾以“轻盈”二字来形容绿茶,而对普洱茶而言,则以自己不轻盈的外貌,换得了茶客身体的“轻盈”。
       这可了不得。想当年,清代帝王们跨下马背过起宫廷生活,最大的负担便是越来越肥硕的身体。因此,当他们不经意地一喝普洱茶,便欣喜莫名。雍正时期普洱茶已经有不少数量进贡朝廷,乾隆皇帝喝了这种让自己轻松的棕色茎叶,就到《茶经》中查找,没查明白,便嘲笑陆羽也“拙”了。据说他为此还写了诗:“点成一碗金茎露,品泉陆羽应惭拙”。他的诗向来写得不好,我当然不会去考证,但如果真用“金茎露”来指称普洱茶,还算说得过去。
       《红楼梦》里倒是确实写到,哪天什么人吃多了,就有人劝“该焖些普洱茶喝”。宫廷回忆录里也提到:“敬茶的先敬上一盏普洱茶,因为它又暖又能解油腻。”由京城想到茶马古道,那一条条从普洱府出发的长路,大多通向肉食很多、蔬菜很少的高寒地区。那里本该发生较多消化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疾病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人们终于从马帮驮送的茶饼、茶砖上找到了原因:“普洱茶味苦性刻,解油腻、牛羊毒”;“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食之,以腥肉之食,非茶不消”;“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
       当今中国,食物充裕,越来越多的人遇到了清王室和高原山民同样的问题。因此,普洱茶风行,理由充分。
       其次,是口味。
       如果普洱茶的好处仅仅是让身体轻盈健康,那它也就成了保健药物了。但它最吸引茶客的地方,还是口感。要写普洱茶的口感很难,一般所说的樟香、兰香、荷香等等,只是一种比拟,而且是借着嗅觉来比拟味觉。
       世上那几种最基本的味觉类型,与普洱茶都对不上,即使在茶的天地里,那一些比较稳定的味觉公认,如绿茶、乌龙茶、红茶、花茶系列所体现出来的味道,与普洱茶也不对路。总之,与这一些类型化、准类型化的味觉定型相比,普洱茶显得暧昧、含糊、内敛,因此也难以言表。
       人是被严重“类型化”了的动物,离开了类型就不知如何来安顿自己的感觉了。经常看到一些文人以“好茶至淡”“真茶无味”等句子来描写普洱茶,其实是把感觉的失落当作了哲理,有点误人。不管怎么说,普洱茶绝非“至淡”“无味”,它是有“大味”的。如果一定要用中国文字来表述,比较合适的是两个词:陈酽、透润。
       普洱茶在陈酽、透润的基调下变幻无穷,而且,每种重要的变换都会进入茶客的感觉记忆,慢慢聚集成一个安静的“心理仓贮”。
       在这个“心理仓贮”中,普洱茶的各种口味都获得了安排,但仍然不能准确描述,只能用比喻和联想予以定位。我曾做过一个文学性的实验,看看能用什么样的比喻和联想,把自己心中不同普洱茶的口味勉强道出。
       于是有了:
       这一种,是秋天落叶被太阳晒了半个月之后躺在香茅丛边的干爽呼吸,而一阵轻风又从土墙边的果园吹来;
       那一种,是三分甘草、三分沉香、二分当归、二分冬枣用文火熬了三个时辰后在一箭之遥处闻到的药香。闻到的人,正在磐钹声中轻轻诵经;
       这一种,是寒山小屋被炉火连续熏烤了好几个冬季后木窗木壁散发出来的松香气息。木壁上挂着弓箭马鞍,充满着草野霸气;
       那一种,不是气息了,是一位慈目老者的纯净笑容和难懂语言,虽然不知意思却让你身心安顿,滤净尘嚣,不再漂泊;
       这一种,是两位素颜淑女静静地打开了一座整洁的檀木厅堂,而廊外的灿烂银杏正开始由黄变褐;
       ……
       这些比喻和联想是那样的“无厘头”,但只要遇到近似的信号,便能立即被检索出来,完成对接。
       普洱茶的“心理仓贮”一旦建立,就容不得同一领域的低劣产品了。这对人生实在有一点麻烦,例如我这么一个豁达大度的人,外出各地几乎可以接受任何饮料,却已经不能随意接受普洱茶。因为“心理仓贮”产生了敏锐的警觉,错喝一口,就像对不起整个潜在系统,全身心都会抱怨。
       这种拒绝,说大一点,是在人品结构边缘衍伸了一个小小的“茶品”结构,在人格形态外沿拖拽出了一个小小的“茶格”形态。不管是“品”是“格”,都是通过否定和删削,来求得等级自守。这对茶事来说,虽然无关精神道德,却是有涉生活素质。
       第三,是深度。
       与人们对其他美好饮食的记忆不同,普洱茶的“心理仓贮”,空间幽深、曲巷繁密、风味精微。这就有了徜徉、探寻的余地,有了千言万语的对象,有了玩得下去的可能。相比之下,只有法国的红酒,才有类似的情形。
       你看,在最大分类上,普洱茶有“号级茶”“印级茶”“七子饼”等等代际区分,有老茶、熟茶、生茶等等制作贮存区分,有大叶种、古树茶、台地茶等等原料区分,又有易武山、景迈山、南糯山等等产地区分。其中,即使仅仅取出“号级茶”来,里边又隐藏着一大批茶号和品牌。哪怕是同一个茶号里的同一种品牌,也还包含着很多重大差别,谁也无法一言道尽。
       在我的交往中,最早筚路蓝缕地试着用文字写出这些区别的,是台湾的邓时海先生;最早拿出真实茶品在一次次深夜冲泡中让我们从感性上懂得什么是顶级普洱老茶的,是菲律宾的何作如先生;最早以自己几十年的普洱茶贸易经验传授各种分辨诀窍的,是香港的白水清先生。我与他们,一起不知道喝过了多少茶。年年月月茶桌边的轻声品评,让大家一次次感叹杯壶间的天地实在是无比深远。
       其实,连冲泡也大有文章。有一次在上海张奇明先生的大可堂,被我戏称为“北方第一泡”的唐山王家平先生、“南方第一泡”的中山苏荣新先生和其他几位杰出茶艺师一起泡着同一款茶,一盅盅端到另一个房间,我一喝便知是谁泡的。茶量、水量、速度、热度、节奏组成了一种韵律,上口便知其人。
       这么复杂的差别与一个个朋友的生命形态连在一起了,那个天地就有了一种让人舍不得离开的人文深度。
       以上这三个方面,大体概括了普洱茶那么吸引人的原因。但是,要真正说清楚普洱茶,不能仅仅停留在感觉范畴。普洱茶的“核心机密”,应该在人们的感觉之外。



       普洱茶的“核心机密”是什么?这个问题不能由过于痴迷的茶客来回答。这正如,只要是“戏迷”,就一定说不清楚所迷剧种存在的根本意义。能够把事情看得比较明白的,大多是保持距离的客观目光。
       在我认识的范围内,两位离云南普洱很远的东北科学家,盛军先生和陈杰先生,对普洱茶所作的科学研究令人钦佩。这一点,就连云南籍的普洱茶专家沈培平先生,也赞誉有加。
       因此,我希望茶客们也能听听有关普洱茶研究的当代科学话语。即便遇到一些不熟悉的概念,仍然不妨暂时搁下杯壶,硬着头皮听下去。中国的饮食研究,不能老是停留在浅层分类和外相表述上。
       为了沟通的方便,我们可以先在科学思维和一般思维之间找一个共同的入口,那就是发酵。谁都知道,普洱茶和其他茶种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发酵。绿茶可称为“不发酵茶”,乌龙茶、红茶可称为“轻发酵茶”“半发酵茶”或“单发酵茶”,普洱茶则可以称为“后发酵茶”“长发酵茶”。在普洱茶里边,生茶又可以称为“自然发酵茶”,熟茶又可称为“人工发酵茶”。你看,一说“发酵”,几乎把所有的茶种都涵盖了。
       那么,究竟什么是“发酵”呢?简单说来,那是人类利用微生物来改变和提升食物细胞的质地,使之产生独特风味的过程。平日我们老在暗中惦念的那些食物,大多与发酵有关,例如各种美酒、酸奶、干酪,豆腐乳、泡菜、纳豆、酱油、醋等等。即便是粮食,发酵过的馒头、面包也比没有发酵过的面粉制品更香软、更营养。在医学上,要生产维生素、氨基酸、胰岛素、抗生素、疫苗、激素等等,也离不开发酵过程。
       发酵的主角,是微生物。
       一说微生物,题目就大了。科学家告诉我们,人类在地球上出现才几百万年,而微生物已存在三十五亿年。世界上的生命,除了动物、植物这“两域”外,“第三域”就是微生物,由此建立了“生命三域”的学说。这些无限微小又无限繁密、无比长寿又无比神秘的“小东西”,我们至今仍然了解得很少,却已经逼得当代各国科学家建立了包括基因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程等等分支组成的生物工程学来研究。尽管研究还刚开始,奇迹已叹为观止。听说连开采石油这样的重力活儿,迟早也可以让微生物来完成。真不知道再过多少年,这些“小东西”会把世界变成什么样。
       在我们还没有动用科技设备折腾它们之前,这些 “小东西”一直在自然的乐园里忙碌着。而云南,则以特殊的方位、地形、气候和生态,成了它们乐园中的乐园。就说云南的普洱茶吧,那些在原始山林中生长了千百年的乔木大叶种古茶树,始终被一大批种类繁多的微生物菌群陪伴着,呵护着,喂养着。从茶树的根,到茎、叶、花,一处也不曾懈怠。否则,哪会存活得那么健康又那么久远?
       微生物菌群天天摄取着太阳能,裂解着细胞壁,分解着有机物,分泌着氨基酸,激活着生物酶,合成着茶氨酸,这就是发酵。结果,激活的生物酶有利于消食,茶多酚有利于降低胆固醇,汀类物质有利于降脂,茶色素有利于减少血粘度,泛酸、胱氨酸有利于解酒护肝,果胶物质有利于除毒,而种种综合因素又能抑制糖尿病的“靶标”,有利于降低血糖,减少尿酸,防止老年痴呆……
       当地的茶农凭着经验知道,普洱茶的好坏,决定因素是一批用肉眼看不到的小生命。陈杰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当地茶农发现自己家的茶叶出现了大问题,便会诊断道:“茶虫子”病了。他们所说的“茶虫子”,就是微生物菌群。
       请大家想一想,为什么普洱茶移植到经纬度近似的其他省份生长就不对了?为什么云南茶区相隔不远的每一座山,出品都不一样?这些问题,就像问茅台酒为什么只能出在贵州仁怀一个特定的小地方而不能四处酿造一样,答案是共通的:只因微生物菌群有异,又不愿意整体迁移,因而构不成同样的发酵。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凭着发酵方式的不同,来具体划分普洱茶与其他茶种的基本区别了。绿茶在制作时需要把鲜叶放在铁锅中连续翻炒杀青,达到提香、定型、保绿的效果,为此必须用高温剥夺微生物活性,阻止茶多酚氧化,因而也就不存在发酵。乌龙茶就不一样了,制作时先鼓励生物酶的活性,也就是用轻度发酵提升香气和口味后,随即用高温炒青烘干,让发酵停止。红茶则把发酵的程度大大往前推进了一步,比较充分地待香待色,然后同样用高温快速阻止发酵。这就是说,乌龙茶和红茶虽然也曾与发酵邂逅,但很快洒泪诀别于炉边,不再往来。至于清清纯纯的绿茶,则从未与发酵约会。
       普洱茶也会有一个翻炒杀青的过程,但时间很短,翻炒时茶叶被不断抛离锅壁,在空气中冷却,因此叶片的温度不会超过60℃的界限,微生物也就不会被杀死,发酵过程延续下去了。即使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通过人工发酵来制作的熟茶,也不让“渥堆”的温度超过界限。更重要的是,在普洱茶的制作过程中,先要经过一次次重力揉捻,使微生物进入茶叶,然后又要用紧压的方式变成饼、团、沱、砖的形状,使今后的长期发酵获得一个稳定的温床。
       照理,在普洱茶的各种发酵温床中,砖形更便于密集存放和搬运,但是,为了微生物菌群在发酵过程中能够流畅运行,还是让饼形的数量大大超过砖形。这让我联想到田径运动场、摩天大转轮。
       普洱茶在制作完成后的这种发酵,被专家们命名为“第二次自然接种”,又被茶客们俗称为“后发酵”或“长发酵”。如果温度、湿度和贮存环境适当,这种发酵就在长年累月之间无声无息地让茶品天天升级。因此,即便是上了年纪的老茶品,也会在微生物菌群的辛勤劳作下,成为永久的半成品、不息的变动者、活着的生命体。发酵过程可以延续十几年、几十年,形成一个从今天走回古典的“陈化”历程。这一历程的彼岸,便是渐入化境,妙不可言,让一切青涩之辈只能远远仰望,歆慕不已。

       这里,还出现了一个美学上的有趣对比。
       按照正常的审美标准,漂亮的还是绿茶、乌龙茶、红茶,不仅色、香、味都显而易见,而且从制作到包装的每一个环节都可以打理得美轮美奂。而普洱茶就像很多发酵产品,既然离不开微生物菌群,就很难“坚壁清野”、整洁亮丽。从原始森林出发的每一步,它都离不开草叶纷乱、林木杂陈、虫飞禽行、踏泥扬尘、老箕旧篓、粗手粗脚的鲁莽遭遇,正符合现在常说的“野蛮生长”。直到最后压制茶饼时,也不能为了脱净蛮气而一味选用上等嫩芽,因为过于绵密不利于发酵转化,而必须反过来用普通的“粗枝大叶”构成一个有梗有隙的支撑形骨架,营造出原生态的发酵空间。这看上去,仍然是一种野而不文、糙而不精的土著面貌,仍然是一派不登大雅之堂的泥昧习性。
       但是,漫长的时间也能让美学展现出一种深刻的逆反。青春芳香的绿茶只能浅笑一年,笑容就完全消失了。老练一点的乌龙茶和红茶也只能神气地挺立三年,便颓然神伤。这时,反倒是看上去蓬头垢面的普洱茶越来越光鲜。原来让人耽心的不洁不净,经过微生物菌群多年的吞食、转化、分泌、释放,反而变成了大洁大净。你看清代宫廷仓库里存茶的那个角落,当年各地上贡的繁多茶品都已化为齑粉,沦为尘土,不可收拾,唯独普洱茶,虽百余年仍筋骨疏朗,容光焕发。二七年春天从北京故宫回归普洱的那个光绪年间出品的“万寿龙团贡茶”,很多人都见到了,便是其中的代表性形象。
       这就是赖到最后才登场的“微生物美学”,一登场,全部不起眼的前史终于翻案。这就是隐潜于万象深处的“大自然美学”,一展露,连人类也成了其间一个小小的环节。于是,千年古茶树——无形微生物——当今饮茶人,构成了一组似远实近的生命链,融会贯通。
       说到这里,我想读者诸君已经明白我所说的普洱茶的“核心机密”是什么了。


       细算起来,人类每一次闯入微生物世界都非常偶然。开始总以为一种食品馊了,霉了,变质了,不知道扔掉多少次而终于有一次没有扔掉。于是,由惊讶而兴奋,由贪嘴而摸索。
       中国茶的历史很长,而由微生物发酵而成的普洱茶究竟是什么时候被人们发现,什么时候进入历史的?
       那么,就让我把普洱茶的历史稍稍勾勒一下吧。
       中国古代,素来重视朝廷兴亡史,轻忽全民生态史,更何况云南地处边陲,几乎不会有重要文人来及时记录普洱茶的动静。唐代《蛮书》、宋代《续博物志》、明代《滇略》中都提到过普洱一带出茶,但从记述来看,采摘煮饮方式还相当原始,或语焉不详,并不能看成我们今天所说的普洱茶。这就像,并不是昆山一带的民间唱曲都可以叫昆曲,广东地区的所有餐食都可以叫粤菜。普洱茶的正式成立并进入历史视野,在清代。
       我在上文曾写到清代帝王为了消食而喝普洱茶的事情。由于他们爱喝,也就成了贡品,既然成了贡品,那就会风行于官场仕绅之间,还要严选品质和茶号,精益求精。普洱茶,由此实现了高等级的生命合成。从康熙、雍正、乾隆到嘉庆、道光、咸丰,这些年代都茶事兴盛,而我特别看重的,则是光绪年间(1875年-1909年)。主要标志,是诸多“号级茶”的出现。
       “号级茶”,是指为了进贡或外销而形成的一批茶号和品牌。品牌意识的觉醒,使普洱茶从一开始就进入了“经典时代”,以后的一切活动也都有了基准坐标。
       早在光绪之前,乾隆年间就有了同庆号,道光年间就有了车顺号,同治年间就有了福昌号,都是气象不凡的开山门庭,但我无缘尝到它们当时的产品。我们今天还能够“叫得应”的那些古典茶号,像宋云号、元昌号,以及大名赫赫的宋聘号,都创立于光绪元年。由此带动,一大批茶庄、茶号纷纷出现。说像雨后春笋,并不为过。
       我很想随手开列一批茶号出来让读者诸君嚇一跳,看看即便在交通艰难、信息滞塞的时代,一旦契合某种生态需求,也会喷涌成一种不可思议的商市气势。但是,我拿出来的一张白纸很快就写满了,想从里边选出几个重要的茶号来,也不容易。刚勾出几个,一批自认为比它们更重要的名字就在云南山区的老屋间嗷嗷大叫。我隐约听到了,便仓皇收笔。
       只想带着点儿私心特别一提:元昌号在光绪元年创立后,又在光绪中期到易武大街开设分号而建立了福元昌号,延绵到二十世纪还生气勃勃,成为普洱茶的“王者一族”。这个茶庄后来出过一个著名的庄主,恰是我的本家余福生先生。
       就像我曾经很艰苦地抗议自己的书籍被盗版一样,余福生先生也曾借着茶饼上的“内票”发表打假宣言:“近有无耻之徒假冒本号……”,我一看便笑了,原来书茶同仇,一家同声,百年呼应。
       茶号打假,说明市场之大,竞争之烈,茶号之多,品牌之珍。品牌的名声,本来应由品质决定,但是由于普洱茶的品质大半取决于微生物菌群的微观生态,恰恰最难说得清。因此,可怜的打假者们不得不借用一般的“好茶印象”来涂饰自己的品牌。例如,这家说自己是“阳春细嫩白尖”,那家说自己是“细嫩茗芽精工揉造”,甚至还自称“提炼雨前春蕊细嫩尖叶,绝无参杂冲抵”云云,其实是以绿茶的坐标扬己之短,避己之

不得不注意光绪和茶业的宿命。
       浩劫过去,茶香又起。只要茶盅在手,再苦难的日子也过得下去。毕竟已经到了二十世纪,就有人试图按照现代实业的规程来筹建茶厂。一九二三年到勐海计划筹建茶厂的几个人中间,领头的那个人正好也是我的本家余敬诚先生。
       后来在一九四年真正把勐海的佛海茶厂建立起来的,是从欧洲回来的范和钧先生和冯绍裘先生。他们背靠中国茶业公司的优势,开始试行现代制作方式和包装方式,可惜在兵荒马乱之中,厂房被日本侵略军的飞机炸毁,重建又千难万难。他们到底有没有投入批量生产?产了多少?销往何方?至今还说不清楚。我们只知道十年后战争结束,政局稳定,一些新兴的茶厂才实现规模化的现代制作。从此,大批由包装纸上所印的字迹颜色而定名的“红印”“绿印”“蓝印”“黄印”等等品牌陆续上市,五彩斑斓地开启了“印级茶”的时代。
       那又是一个车马喧腾、旌旗猎猎、高手如云的热闹天地。“号级茶”就此不再站在第一线,而是退居后面,安享尊荣。如果说,“号级茶”在今天是难得一见的老长辈,那么,“印级茶”则还体力雄健,经常可以见面。
       无奈海内外的需求越来越大,“印级茶”也撑不住了。普洱茶要增加产量,关键在于缩短发酵时间,这就产生了一个也是从偶然错误开始的故事。有一个叫卢铸勋的先生在香港做红茶,那次由于火候掌握不好,做坏了,发现了某种奇特的发酵效果。急于缩短普洱茶发酵时间的茶商们从中看出了一点端倪,便在香港、广东一带做了一些实验。终于,一九七三年,由昆明茶厂厂长吴启英女士带领,在这些实验的基础上以发水渥堆的方法成功制造出了熟茶。熟茶中,陆续出现了很多可喜的品牌。
       当然,也有不少茶人依然寄情于自然发酵的生茶,于是,熟茶的爆红也刺激了生茶的发展。在后来统称“云南七子饼”的现代普洱系列中,就有很多可以称赞的生茶产品。从此之后,生、熟两道,并驾齐驱。
       即使到了这个时候,普洱茶还严重缺少科学测试、生化分析、品牌认证、质量鉴定,因此虽然风行天下,生存基点还非常脆弱,经受不住滥竽充数、行情反转、舆情质询。日本二十几年前由痴迷到冷落的滑坡,中国在二七年的疯涨和疯跌,都说明了这一点。因此,二八年由沈培平先生召集众多生物科学家和其他学者集中投入研究,开启了“科学普洱”的时代。
       我用如此简约的方式闲聊着普洱茶的历史,还是觉得没有落到实处,就像游离了一个个作品来讲美术史,才几句就心慌了。然而普洱茶那么多品牌,有哪几个是广大读者都应该知道的呢?它们的等级如何划分?我们有没有可能从一些“经典品牌”的排序中,把握住普洱茶的历史魂魄?



       为口感排序,非常冒险。
       尤其是,任何顶级形态都达到了足够的高度,而每种高度都自成峰峦,自享春秋,更不易断其名次。为普洱茶的峰峦排序,还遇到了特殊的困难,那就是,抵达者实在太少,难以构成广泛舆论。大家甚至都知道哪几位老兄藏有哪几种品牌,说高说低,都有“挟藏品而自重”“隐私心而待沽”之嫌。因此,大家往往只默默地排序于心底,悄声地嘀咕于壶边。说大声了,怕遇冷眼。
       好像都在等我。
       因为我嫌疑很小,胆子很大。
       那么,就让我来吧。
       我对“号级茶”排序的前五名为——

                     第一名:“宋聘”;
                     第二名:“福元昌”;
                     第三名:“向质卿”;
                     第四名:“双狮同庆”;
                     第五名:“陈云号”。

       我对“印级茶”排序的前五名为——

                    第一名:“大红印”;
                    第二名:“甲乙级蓝印”;
                    第三名:“红印铁饼”;
                    第四名:“无纸红印”;
                    第五名:“蓝印铁饼”。

       我对“七子饼”排序的前五名为——

                   第一名:“七子黄印”;
                   第二名:“七五七二”;
                   第三名:“雪印青饼”;
                   第四名:“八五八二”;
                   第五名:“八八青饼
”。

       写完这些排序,我在大胆之后突然产生了谦虚,觉得应该拜访几位老朋友,听听他们的说法。
       先到香港,叩开了柴湾一个巨大茶叶仓库的大门,出来迎接的正是白水清先生。在堆积如山的茶包下喝茶,就像在惊天瀑布下戏水,非常痛快,因此每次都会逗留到午夜之后。今天一看,喝茶处已经装修一新。
       白先生对普洱茶的见识,广泛而又细致。原因是做了几十年的普洱茶贸易,当初很多场合是不能“试泡试喝”的,只凭两眼一扫,就要判断一切,并由此决定祸福。这种长年训练,使他的眼光老辣、迅捷而又全面。我甚至建议他编一部《白水清普洱茶词典》出版,因为他有这种知识贮备。说起“号级茶”,他首先推崇当年的四个茶庄:同庆号、同兴号、同昌号、宋聘号。在品牌上,他认为最高的是“红标宋聘”,口味浓稠而质量稳定。其次他喜欢“向质卿”的高雅、鲜爽,“双狮同庆”的异香、霸气。“福元昌”和“车顺号”,好是好,但存世太少,呈现得不完整,不方便进入队列。此外,他还欣赏几个茶庄,例如江城号、敬昌号等等。
       何作如先生在普洱茶上,是很多高人的“师傅”。很多年前我只要和金庸先生、白先勇先生聊天,他每次都来泡茶,我们三人不知道他拿出来的茶是何等珍贵,现在想来还十分惭愧。他坚守茶的等级,并以此展现身份。对于低等级,他一见扭头就走,理也不理。他把“号级茶”分了“四线”,这是我迄今见过对“号级茶”的最精细划分。一线三名,“宋聘”“双狮同庆”“福元昌”;二线两名,“陈云号”“仁和祥”;三线三名,“本记”“敬昌”“同兴”;四线也是三名,“江城号”“黄文兴”“同昌号”。除了这“四线”外,他直陈自己所要求的普洱茶境界,那就是一喝便产生“直坠丹田”的强烈体感。要达到这一境界,他主张以原生态的制作方式走生茶之路,不做太多加法。他还非常重视冲泡技术,讲究水质、水温、投量、壶型、间歇等等关键细节。
       沈培平先生对现代普洱茶发展的贡献,人所共知。那天我在飞机上正好与他邻座,就聊了起来。他是一位宏观的管理者,既有科学思维,又有敏锐口感,因此对各种品牌都有一种鸟瞰的高度。他对“号级茶”的排序,一口气列了十名:“宋聘”“福元昌”“向质卿”“双狮同庆”“陈云号”“大票敬昌”“同昌号(黄文兴)”“江城号”“元昌号”“兴顺祥”。他对“印级茶”排了六名:“大红印”“甲乙级蓝印”“红印铁饼”“无纸红印”“蓝印铁饼”“广云贡饼”。他对“七子饼”排了九名:“七子小黄印”“七五七二(青饼)”“雪印”“月印”“八六五三”“七五八二”“八五八二”“七五四二”“八八青(七五四二)”。除此之外,他还提供了自己对熟茶的排名:“紫天”“八中熟”“南宝砖”“文革后期砖”以及对“新生代普洱茶”的排名:“易武春尖”、“橙中橙”“紫大衣”“九九易昌”等等。他的目光,童叟无欺。
       张奇明先生开设的大可堂茶馆,专供普洱茶,早已成了上海极重要的一个文化会所。有的茶客甚至摹仿西方人着迷星巴克的语言,说自己平日“如果不在大可堂,就在去大可堂的路上”。很多朋友看到那里有一方由我书写的碑刻,以为是我开的。其实,我只是一名常去的茶客。张奇明先生对“号级茶”的排序为:“宋聘”“陈云号”“向质卿”“大票敬昌”;对“印级茶”的排序为:“大红印”“红印铁饼”“无纸红印”“甲乙级蓝印”“大字绿印”“蓝印铁饼”;对“七子饼”的排序为:“黄印”“七五七二”“雪印”“八五八二”“八八青饼”。
       王家平先生在网络微博上的署名是“茶人王心”,据说投情颇深,读者也不少,可惜我不上网,看不到。算起来,只要我在北京期间,与他喝茶的次数特别多。每次看到他胖胖的手居然能灵巧地泡出一壶壶好茶,深感惊讶。他对“号级茶”的排序为:“宋聘”“陈云号”“双狮同庆”“向质卿”;他对“印级茶”的排序为:“红印”“蓝印铁饼”“甲乙级蓝印”“无纸红印”;他对“七子饼”的排序为:“八五八二”“雪印”“八八青饼”。
       另外,我还分头询问了一些优秀茶艺师如姚丽虹、黄娟、海霞她们的排序,几乎也都大同小异。可见,在口味等级上,高手们分歧不多。
       这样,我也就放心了。




       虽然说得如此痛快淋漓,但是,“号级茶”已经越来越少,谁也不能经常喝到了。“福元昌”现在存世大概也就二、三十小桶吧?“车顺号”据说只存世四片,我已侦知被哪四个人收藏了。都是我的好友,但他们互相不说,更不对外宣扬。怕被窃,当然是一个原因,但更怕的是,一番重大的人情,或一笔巨大的贸易,如果提出要以尝一口这片老茶作条件,该如何拒绝?
       珍贵,不仅是因为稀少。“号级茶”的经典口味,借着时间的默默厮磨,借着微生物菌群的多年调理,确实高妙得难以言表。
       邓时海先生说,福元昌磅礡雄厚,同庆号幽雅内敛,一阳一阴,一皇一后,构成终端对比。在我的品尝经验里,福元昌柔中带刚,果然气象不凡,同庆号里我只中意“双狮”,陈云号药香浓郁,也让我欣喜,但真正征服我的,还是宋聘。宋聘,尤其是红标宋聘而不是蓝标宋聘,可以兼得磅礡、幽雅两端,奇妙地合成一种让人肃然起敬的冲击力,弥漫于口腔胸腔。
       我喝到的宋聘,当然不是光绪年间的,而是民国初年宋家与袁家联姻后所合并的“乾利贞宋聘”茶庄的产品。那时,这个茶庄也在香港设立了分公司。每次喝宋聘,总是多一次坚信,它绝非浪得虚名。与其他茶庄相比,宋、袁两家的经济实力比较雄厚,这当然很重要,但据我判断,必有一个真正的顶级大师一直在默默地执掌着一部至高的品质法律,不容有半点疏漏。
       照理,堪与宋聘一比的还有同兴号的“向质卿”——一个由人物真名标识的品牌,据说连慈禧太后也喜欢。但奇怪的是,多次喝“向质卿”,总觉得它太淡、太薄、太寡味,便怀疑慈禧太后老而口钝,或者向家后辈产生了比较严重的“隔代衰退”。到后来,不管到哪一个茶室,一听这个品牌就兴味索然。没想到有一天夜晚在深圳,白水清先生拿出了家藏的“向质卿”,又亲自执壶冲泡,我和马兰才喝第一口就不由得站起身来。那口感,是一种充分柔爽中的充分堂皇。而且,还有一种大空间的洁净,就像一个老庭院被仆役们洒扫过很久很久。无疑,这是典型的贡品风范。但是,如果要我把它与宋聘作对比,我还会选择宋聘,理由是力度。
       我对“印级茶”的喜欢,也与力度有关。即使是其中比较普及的“无纸红印”“蓝印铁饼”,虽都还只是中年,却已有大将风度。在京城初冬微雨的小巷茶馆,不奢想“号级茶”了,只掰下那一小角“红印”或“蓝印”,再把泉水煮沸,就足以满意得闭目无语。当然也会试喝几种“新生代”普洱,一般总有一些杂味、涩味,如果去掉了,多数也是清新有余,力度薄弱。那就只能耐心地等待,慢慢让时间给它们加持了。


       说到力度,我不能不表述一种很深的遗憾。普洱茶的口感,最珍贵、最艰深之处,就是气韵和力度。但是,科学家们研究至今,还无法说明气韵和力度的成因。有人说,茶中之气,可能来自于一种叫“锗”的成分,对此我颇有怀疑。我想,锗,很可能是增加了某些口味,或提升了某些口味吧?应该与最难捉摸的气韵和力度关系不大。虽然最难捉摸,但一上口就能立即感知,而且是一切老茶人的共同感知,这是何因?依我看,秘密还在那群微生物身上。天下一切可以即时爆发的气势,必由群体生命营造,可惜我们对这种群体生命,还那么无知。把原因归之于锗,好像是以化学替代了微生物学。
       除了气韵和力度,普洱茶的特殊香型也还是一个谜。过去有一种幼稚的解释,以为茶树边上种了某一种果树就会传染到某种香型,这种说法已被实践否定。据现在的研究,普洱茶的香气,是芳樟醇(也即沉香醇及其氧化物)在起作用。这种说法可能比较靠谱。但是,普洱茶除了樟香之外的其他香型如兰香、荷香、枣香、青香,那是芳樟醇范围里边的不同类别,还是出现了其他什么别的醇?
       还有,科学家认为,普洱茶的防癌作用主要是靠茶红素,但是,我们对茶红素又了解多少?它究竟是什么?何时能分解出来?
       又有科学家设想,普洱茶的最好原料是千年古茶树,那些茶树为什么千年不凋,仍有产出?除了微生物的辛劳之外,是不是还有一种“长寿基因”?如果是,那么,这种“长寿基因”到底是以一种什么方式存在着、转换着?
       这样的问题,可以无休无止地问下去。
       很快我们发现,有关普洱茶的很多重大问题,大家都还没有找到答案。因此,最好不要轻言自己已经把普洱茶“彻底整明白”了。记住,就在我们随手可触的某个角落,那群微生物正交头接耳地在嘲笑我们。而且,它们确实也有足够的资格嘲笑。
       由此想起几年前,闫希军先生领导的天士力集团听到了“科学普洱”的声音,便用现代生物发酵工艺萃取千年古茶树中有效无害的成分提炼成“帝泊洱”速溶饮品,为普洱茶的功能化、便捷化、国际化打开了新门户。在香港举行的发布会上得知,为了研究的可靠性,他们曾经一次次动用上百只白老鼠做生化实验。我随即在发布会上站起来说,自己是一百零一只白老鼠,无意中也接受了实验,而且还愿意实验下去。
       但是,我更想在实验中把自己变小,小得不能再小,然后悄悄溶入那支微生物菌群的神秘大军,看它们如何从原始森林的古乔木大叶种开始,一步步把普洱茶闹腾得风起云涌。
       当然,对我来说,普洱茶只是一个观察样本,只要进入了微生物的世界,那么,我对人类和地球的感受也就完全不一样了。于是,我再由小变大,甚至变成巨人,笑看茫茫三界。
       对不起了,普洱茶,我所关切的事,毕竟要比你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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