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万年前，在西南地区的莽莽丛林中，原始人类采集食用植物中，发现了一种咀嚼时苦涩，但咽下后又能解渴、回甜的“美味树叶”，更妙的是，这种树叶片常绿，四季不秃，是很好的食物来源，由此人类开始利用茶叶，最早的原始生食茶叶时代开始了。
“茶类简史”专题第二篇，我们来聊聊人类与茶的“相遇，相知，相爱”。
初步驯化茶树的几大族群
上篇文章我们说到，在距今约100万年前的第四纪冰川时代，残酷的气候使得大部份地区的茶组植物灭绝，唯有四川盆地、云南高原，以及缅北、越北等东南亚地区的茶组植物得以幸存。
灾难过后，茶树开始借助江河水流，原始人类活动和鸟禽动物等形式完成了早期扩散，点状的野生茶起源地也逐渐向外扩展，形成了片状的人类初步驯化茶树起源地。
值得一提的是，在对茶树的利用与起源上，茶学界有所谓的“中国唯一论”观点，其认为中国云南地区的先民，是初步驯化茶树的唯一参与者，但从真实的历史来看，在传播野生茶种子，初步驯化茶树的道路上，我国西南先民虽是主力，但并不孤单，属于孟-高棉语族团的“高棉人”也是同行者之一。
（注：高棉人一词从“ខ្មែរ”中音译而来，早在栽培型茶树出现之前，高棉人就已经是在东南亚各地跨境生活的大族群，也是最早进入滇西南、滇南一带的族群之一，后迁入的傣族、布朗族称其为“本地人”，简称为“本人”。）
滇西南与其相邻的东南亚，直到元朝初年才真正被纳入中原版图，本就是山川物候一衣带水，民族传统形态相似的天然整体，而高棉人以采摘游猎为生，自然不可能会对茶叶这种有利用价值且唾手可得的食物视而不见，这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自然发生的结果。
千百年后，当农耕文明取代了采集文明，定居生活取代了迁徙游猎，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的栽培型古树，才有了诞生的条件。
不过这一次，文明发展缓慢的东南亚地区出现了掉队现象，而取代其地位，在充分驯化茶树道路上与云南一同前行，甚至后而居上的，其实是古巴蜀文明。
巴蜀文明代表文化——三星堆
不过，在展开古巴蜀种茶篇之前，还有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需要回答：为什么说包含东南亚在内的整个亚洲西南地区都是初步驯化茶树的起源地，而到了充分驯化茶树时，中国西南（包括四川盆地，澜沧江中游山区等）却成了唯一的起源地？
这里，陆离分别从自然学角度的古树茶资源分布，民族学角度的西南地区茶叶利用史，语言学角度的“世界范围内茶词根起源”这三个方面来和大家一起探究。
西南古茶树资源分布差异
前文中我们有提到生物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将类群内原始种类最集中和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测为这个类群的起源中心。而中国的西南地区尚存的茶组植物占到了世界现存茶组植物的85%，尤其以云南地区的保存最完整，最全面，而与之相邻的东南亚地区，则始终缺乏500年以上的茶树栽培史和过渡型茶树物证留存。
这里插几句题外话，上次谈论这个问题时，有位在老挝丰沙里做茶的茶友不太信服：我们这有很多好几百年的古茶树啊，都被采摘好多年了，肯定也是栽培型茶树啊。
实际上这些茶区都属于“边境茶”范畴，数百年来，中国云南段的国境线处于一个变动的状态，在法国占领越南、老挝前，边境一带的古茶树都属于很好的茶叶资源。
越南地区也曾出品过“普洱茶”
在猛乌、乌德被割让给法属老挝后，英国人和法国人在边境一带加强控制，清代茶人在得知割地条约后，也曾发出一句叹息：“查茶山自庚子辛五中外交涉划界，割去数山，生理只有一半”。
缅北、越北等边境地区有栽培型古树茶园的村寨，大多紧邻云南边境，边境内外，山水相连，气候、土壤、人民相似，茶树没有理由按照人为划定的国境线生长，种子是会随着风、随着水四处扩散的。
更何况，人与传统从未发生变化。古时，这里的人民有时归车里宣慰司管理，有的归掸邦(傣族)土王管理，后来，土司们也经常变换祖国，有时归附中国，有时倒向缅甸，有时倒向老挝。国界在变，土地不变，人民不变，茶树亦不会变。
云南地区茶叶利用史
回到正题，先民对茶叶的利用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但受限于社会发展与生产力，并没有文献史实留存，好在身为濮人后裔的布朗族，至今都保留着非常完整的茶俗文化和口耳相传的史诗，亦能够让我们窥见在采集文明时期，茶山先民对茶的利用史。
史前时期，分布在大西南地区，尚未学会用火的原始人类在丛林中遇到了野生茶树，并认识到茶树的鲜叶，是一种食用后解渴、回甜（源自茶叶里含有氨基酸、糖分等成分）的“美味树叶”。
这种生食茶叶的习惯，在如今一些古老的茶山民族中的饮食中依然能看到，比如基诺族就有先将鲜嫩茶叶搓揉入盆，再拌入黄果叶、辣椒、大蒜、酸笋、酸蚂蚁、白生等调料后食用的“凉拌茶”，再比如拉祜族的糟茶，布朗族的酸茶等等。
距今约170万年前（一说73万年前），云南的元谋人已经学会了简单用火，火的利用是人类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经过炙烤后的茶叶，草腥气和苦涩味等低沸点芳香物质已经蒸发，更加香甜可口，于是做熟的茶叶很快就取代了生食茶叶。
在熟吃茶叶的最初阶段，人类虽学会了用火，但并不会制作和使用容器，这一时期主要为使用天然器具烧食，这一习俗也流传至今，成为了云南佤族的“铁板烧茶”，拉祜族、傣族、哈尼族的“竹筒茶“，后来又陆续诞生了烤罐茶，土锅茶等特色茶俗。
从最原始的鲜叶生吃，到炙烤后添加盐、香料、食物的食饮的混用，到稍加复杂，周期更长的发酵酸茶，再到煮、泡清饮，如今云南许多茶山民族仍传承着的古老饮、食茶叶，正是一部展现了早期人类茶叶利用的活历史。
烤罐茶并非布朗族原创，推测是向彝族等氏羌族团借鉴而来的
世界范围内的茶字演变
聊完了古树茶现存分布与早期茶叶利用史，我们再来从语言学角度出发，以最早接触中国茶叶的东亚，西欧，东欧这三个地区为例，看看世界范围内茶词根的起源。
东亚地区最早记载茶的，是公元1191年日本僧人“长永齐”写就的《种茶法》一书；东欧地区最早记载茶的，出自公元1507年俄国彼得洛夫和雅里谢夫介绍中国茶的新闻；西欧地区则来自公元1559年，意大利威尼斯商人拉摩晓著有的《中国茶摘记》。
陈椽院士也在《茶业通史》写道：“华茶陆续出口，世界各国亦依买茶先后创立茶字”，也就是说，对于各个不产茶的国家来说，创立“茶”字的原因，正是因为从中国认识到了这种来自东方的神奇树叶，并与中国进行了首次茶叶贸易，有了书写记录的必要。
世界各国对“茶”的读音也能证明这点，正如陈椽院士指出的“各国语言中与茶相等的字，都是我国茶字的译音。”不过看到这里，可能有茶友马上想起到”茶“的英文是”tea“，并不读作”查“，两者在读音上似乎没有什么关系。
这个问题，我们要结合具体的历史背景去看，古代中国有七大方言区，包括汉民族共同的北方方言、以苏州话为代表的吴方言、以广东话为代表的粤方言、以广东省梅县话为代表、跨越闽、粤、浙、台四省的闽方言等等，直到解放后，国家才开始推广以北方方言中的北京话为基础的普通话。
而最早进行通商外贸的这些城市基本都在南方，尤以讲粤语的广州和讲闽南语的厦门为中心，其中，粤语称“茶”为“查”，受其这一读音影响的国家语言有日语、泰语、葡萄牙语、阿拉伯语、俄语、古代英语。
闽南语则称“茶”为“退”，受其影响的有现代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荷兰语等；越南语和韩语对茶的读音中，还存在“查”“退”并用的现象，在众多语言中，最值得关注的是英语。
由于中英茶叶贸易时间跨度长、范围广，厦门和广州都曾负责对英茶叶出口，因此英语中对“茶”的读音也呈现“查”“退”并用的局面，比如18世纪古英语“tea”的发音就很接近“退”，二战时期的英国军队中仍有“Chah”的俚语发音，在英国一些古老的乡村地区，当地的老人们称呼茶叶也依然保留着近似于“退”的发音。
看到这里，云南的茶友可能又会想到“我们这里的茶叶读音普遍都为“la”（腊），这又该怎么解释呢？”这其实是因为“查”和“退”的发音，都属于汉藏语系的汉语族，代表了滇外小叶种在世界的传播过程，而“腊”源自濮人，属于孟-高棉语系布朗语支中指谓叶子的共同词根，已经不属于汉文化圈了。
此外，布朗族与佤族还习惯将经过厌氧湿发酵的酸茶称为“mian”（缅），比较接近古汉语中“茗”的发音，二者是否存在授受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而“la”和“mian”的发音，在缅北、越北等与云南相接的东南亚地区也一样适用，这也再次证明了云南与其接壤的东南亚地区，有着古老的整体茶文化，其源头正是云南的濮人种茶。
那么问题又来了，既然在茶树驯化史和茶叶利用史都占据重要地位的世界茶源云南，都在以“腊”为茶叶的发音，而为什么在全世界范围内盛行的发音依然是“查”或“退”？——最根本的原因是，最早驯化出茶种，和最早向中原传播茶叶的，不是云南的濮人部落，而是四川的巴蜀文明。
篇幅受限，下篇专题文章，我们接着来聊聊为什么说巴蜀文明最早驯化出了茶种，以及四川是如何将世界茶源的身份拱手让人的。
来源：陆离茶寮，信息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笔下有乾坤 壶中见精神
——报人与茶的风云际会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面对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仁人志士奔走呐喊。有些人直接拿起了武器，而报人们则挥动起如椽大笔，一篇篇振聋发聩、激昂慷慨的文章见诸报端，成为唤醒民族灵魂、沸腾爱国情怀的利器。
提笔落墨之际，茶始终是报人们的精神伴侣。作为中华文化的杰出代表，茶历史源远流长，内涵博大精深，中华茶道一以贯之、传承有序。中华报人更是将茶道精神演绎得分外瑰丽，茶香不仅滋养了报人精神，他们还以茶为笔写春秋。笔下有乾坤，壶中见精神，报人的笔端汹涌澎湃的不仅是对理想生活的追求，更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翘盼。
萧乾(1910—1999年)
萧乾(1910—1999年)，北京八旗蒙古人。中国现代记者、文学家、翻译家。历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顾问，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馆馆长等。
1931～1935年间，萧乾和美国人埃德加·斯诺等人编译了《中国简报》《活的中国》等刊物和文学集。
1935年，他进入《大公报》当记者。1939年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师，兼任《大公报》驻英记者，是“二战”时期欧洲战场中国战地记者之一。
萧乾一生，在文学、翻译等领域均有杰出贡献。年轻时他是二战时期欧洲战场上的中外闻名的战地记者，晚年萧乾又是著名的中外文化交流使者。
萧乾，原名萧秉乾，1910年1月27日生于北京一个汉化的蒙古贫民家庭。他在那篇知名的《茶在英国》文章中写到：“我虽是蒙古族人，一辈子过的却是汉人生活。
初抵英伦，我对于茶里放牛奶和糖，很不习惯。茶会上，女主人倒茶时，总要问一声：‘几块方糖?’开头，我总说：‘不要，谢谢。’但是很快我就发现，喝锡兰红茶，非加点糖奶不可。不然的话，端起来，那茶是绛紫色的，仿佛是鸡血。喝到嘴里则苦涩得像是吃未熟的柿子。所以锡兰茶亦有‘黑茶’之称。”
少年的萧乾读的是教会学校，一边读书，一边在学校开设的工厂里劳动，一直念到中学。
1926年，萧乾考入北新书局当学徒。
1929年，萧乾考入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班，在杨振声、沈从文等人的帮助下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
1930年，萧乾转入辅仁大学英文系，仍靠半工半读维持大学生活。
1931年6月1日，他与美国青年威廉·安澜创办了一份文摘性质的英文周刊《中国简报》(China in Brief)。
现存的《中国简报》第一至八期中，刊载有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沈从文等人著作。
1932年，萧乾将田汉《湖上的悲剧》、郭沫若《王昭君》、熊佛西的《艺术家》等话剧作品翻译成英文，发表于英文月刊《辅仁杂志》。
1933年，萧乾考入燕京大学英文系，后又转到新闻系。沈从文带他到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进入那时候大师云集的时空。他记录那时候的茶会：“林徽因的健谈是有学识、有见地、犀利敏捷的批评……她从不拐弯抹角，模棱两可。我常常折服于徽因过人的艺术悟性。”
1935年4月，杨振声将萧乾介绍到《大公报》工作。1939年10 月, 萧乾受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邀请前往任教。同时，他继续为《大公报》撰写新闻通讯。
1940年，伦敦遭到德军轰炸，萧乾也看到了有绅士精神的伦敦人在死亡面前的镇定，秩序感，而且依然保持着该有的幽默，这些都深深地影响了他。
英国贵族妇女的下午茶会
他写到这时候英国人仍然离不开茶，“从二次大战的配给，最能看出茶在英国人生活中的重要性。英国一向依仗是庞大帝国，生活物资大都靠船队运进。
1939年9月宣战后，纳粹潜艇猖獗，英国商船要在海上冒很大风险，时常被鱼雷击沉。因此，只有绝对必需品才准运输(头6年，我就没有见过一只香蕉)。然而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居民每月的配给还包括茶叶一包。
在法国，咖啡的位置相当于英国的茶。那里的战时配给品中，短不了咖啡。1944年巴黎解放后，我在钱能欣兄家中喝过那种‘战时咖啡’，实在难以下咽。据说是用炒橡皮树籽磨成的!
然而那时英国政府发给市民的并不是榆树叶，而是真正在锡兰(今斯里兰卡)生产的红茶，只是数量少得可怜。每个月每人只有二两。”
1946年，法国哲学家萨特和妻子波伏娃在一起喝茶
1941年，萧乾在东方学院任教期间曾开办过一个短期的训练班，为支援中国抗战的英国公谊会青年补习中文，介绍有关中国的地理、历史等方面的知识。同时，他出版陆续了五本介绍中国文化的英文著作，即《千玄琴》《苦难时代的烛刻》《中国而非华夏》《蚕》《龙须与蓝图》。
在那个年代难以喝到的上等的茶与中国文化有着微妙的关系，他说：“那些年想喝杯地道的红茶(大多是‘大红袍’)就只有去广东人开的中国餐馆。至于龙井、香片，那就仅仅在梦境中或到哪位汉学家府上去串门，偶尔可以品尝到。那绿茶平时他们舍不得喝。待来了东方客人，才从橱柜的什么角落里掏出。边呷着茶边谈论李白和白居易。刹那间，那清香的茶水不知不觉把人带回到唐代的中国。”
1942年，他辞去了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教职，进入剑桥大学王家学院英文系读研究生，主修文学。东方学院提到萧乾：“他对中国学科的贡献，对中英文化关系的发展做出的努力，其实并不亚于他的学术研究和文学成就。他的这些努力和成绩，会使我们久久难以忘记他。”
他记录那时候的剑桥的茶会，“茶会也是剑桥大学师生及同学之间交往的主要场合，甚至还可以说它是一种教学方式。每个学生都各有自己的导师。当年我那位导师是戴迪·瑞兰兹。他就经常约我去他寓所用茶。我们一边饮茶，一边就讨论起维吉尼亚·吴尔夫或戴维·赫·劳伦斯了。那些年，除了同学互请茶会外，我还不时地赴一些教授的茶会。其中有经济学大师凯因斯的高足罗宾逊夫人和当时正在研究中国科学史的李约瑟，以及20年代到中国讲过学的罗素。在这样的茶会，还常常遇到其他教授。他们记下我所在的学院后，也会来约请。人际关系就这么打开了。”
1944年6月，萧乾放弃了剑桥学位，成为《大公报》驻英特派员兼战地随军记者，这是西欧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他随英军几次横渡过战火纷飞的英吉利海峡，到达过美、法占领区，进入柏林。他在《大公报》上开辟“话说当今英格兰”专栏，介绍英国战时生活的各个领域。
他记录英国人的顽强，茶会给人们的慰籍。“这里就表现出英国国民性的两个方面。一是顽强：尽管四下里丢着卍字号炸弹，茶会照样举行不误。正如位于伦敦市中心的国家绘画馆也在大轰炸中照常举行‘午餐音乐会’一样。这是在精神上顶住希特勒淫威的表现。另一方面是人际关系中讲求公道。每人的茶与糖配给既然少得那么可怜，赴茶会的客人大多从自己的配给中捏出一撮茶时和一点糖，分别包起，走进客厅，一面寒暄，一面不露声色地把自己带来的小包包放在桌角。女主人会瞟上一眼，微笑着说：‘您太费心啦!’”
1945年3月到10月，他先后报道了联合国成立大会、波茨坦会议以及纽伦堡对纳粹战犯的审判。在此期间，他写出了《西欧堡垒观察哨》、《南德的暮秋》及《美国之行》等优秀特写。
他记录英国那些爱茶的“瘾君子”。
“北方人常说，好吃不如饺子，舒服不如倒着。英国人在生活上最大的享受，莫如在起床前倚枕喝上一杯热茶。40年代在英国去朋友家度周末，入寝前，主人有时会问一声：早晨要不要给你送杯茶去。
那时，我有位澳大利亚朋友——著名男高音纳尔逊·伊灵沃茨。退休后，他在斯坦因斯镇买了一幢临泰晤士河的别墅。他平生有两大嗜好。一是游泳，二是饮茶
。游泳，河就在他窗下。为了清早一睁眼就喝上热茶，他在床头设有一套茶具，墙上安装了插销。每晚睡前他总在小茶壶里放好适量的茶叶，小电锅里放上水。一睁眼，只消插上电，顷刻间就沏上茶了。他非常得意这套设备。他总一边啜着，一边哼起什么咏叹调。”
1946年6月，萧乾回到中国。1948年8月，他加入了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的《大公报》起义筹备工作，并一起编辑中共地下组织的对外宣传刊物英文版的《中国文摘》，与左翼文化界同仁一起，致力于建设一种属于新中国的文化。
1949 年后，萧乾担任了《人民中国》的副主编。1951年初，萧乾参加了湖南省岳阳县筻口乡异常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并写出了英文长篇通讯《土地回老家》，曾载于英文版《人民中国》。在此期间，他也将一些西方现代文学作品介绍到中国。
文革结束后，他多次出访欧美及东南亚国家参加国际作家聚会，进行文化交流活动。1979年8月，萧乾应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作家创作计划”主持人聂华苓夫妇的邀请赴美，进行巡回讲学、参加文化团体座谈。1990~1994年，他与妻子文洁若完成了《尤利西斯》的翻译工作。
萧乾晚年写出了达五十余万字的散文、回忆录，出版了十余种著作，表达他对祖国和人民的深沉的爱，对自己七十年生涯认真的思索。萧乾一生笔耕不辍，直到1999年初离世。
萧乾对中国文化的译作让西方人对中国有了更新的认知，他又将西方文艺作品传播到中国。他自称是“未带地图的旅人”，他在战火中体验多种多样的人生。
萧乾借用诗人的语言表达他对茶的推崇。“18世纪以《训子家书》闻名的柴斯特顿勋爵(1694～1773)曾写道：‘尽管茶来自东方，它毕竟是绅士气味的。而可可则是个痞子，懦夫，一头粗野的猛兽。’这里，自然表现出他对非洲的轻蔑，但也看得出茶在那时是代表中国文明的。以英国为精神故乡的美国小说家亨利·杰姆士(1843～1916)在名著《仕女画像》一书中写道：‘人生最舒畅莫如饮下午茶的时刻。’湖畔诗人柯勒律治(1875～1912)则慨叹道：‘为了喝到茶而感谢上帝，没有茶的世界真难以想像——那可怎么活呀!我幸而生在有了茶之后的世界。’”
为此，萧乾特别指出：“关于中国对世界的贡献，经常被列举的是火药和造纸。然而在中西交通史上，茶叶理应占有它的位置。”
来源：茶道CN
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作者简介：
李方顺
资深翻译，贵州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特聘翻译硕士研究生导师，广东省茶文化促进会“茶文化”刊物特约撰稿学者。
1851年伦敦世博会
1851年，为了向全世界展示其工业革命取得的伟大成就，以及其掠夺全球资源和财富创造的工业成果，英国在伦敦举办了第一届世界博览会。1851年，随着最后一批12838株茶苗运抵印度大吉岭，总共2万多中国茶树种被偷运到了印度，至此，史上最大商业间谍罗伯特•福琼完成了他潜入中国腹地侦盗中国茶种的使命，得意地站在了喜马拉雅山麓的英属印度殖民地茶园里，指点茶山，展望着大英帝国宏伟茶业的发展蓝图。1851年，福琼将潜入中国徽州侦盗中国茶叶时弄到的茶叶染色添加物悄然寄回伦敦，在第一次世博会上向全世界展示，并将部分样品提交给伦敦药剂师协会的药剂师进行化验分析，并撰写论文在“大英化学协会”宣读和出版。于是，英国以“毒茶”之名拉开了围剿中国茶叶的大幕，一场以茶叶为核心的史上最大贸易大战在全球悄然展开！
要不是看到史上最大商业间谍罗伯特•福琼亲笔写的英文游记，谁会想到170年前的英国竟然谋划了如此惊心动魄，却令大清帝国浑然不知的贸易大战。
请看福琼在他《Journey to the Tea Countries of China》游记中的两段英文：
I procured samples of these ingredients from the Chinamen in the factory, in order that there might
be no mistake as to what they really were. These were sent home to the Great Exhibition last year,
and a portion of them submitted to Mr. Warrington, of Apothecaries' Hall, whose investigations in connexion with this subject are well known. In a paper read by him before the Chemical Society, and pub-lished in its ' Memoirs and Proceedings,' he says, —"
我从中国茶厂弄到了这些染色原料样品，搞到这些样品是为了明确无误地弄清楚这些染料到底是什么东西。我把这些样品于去年（1851年）寄回伦敦并提交给了“万国工业博览会（the Great Exhibition）”，并将部分样品提交给了“药剂师协会（Apothecaries' Hall）”的沃灵顿先生（Mr. Warrington），他在这方面的研究声名卓著。他在皇家化学学会宣读了他撰写的论文，并在其公开出版的“研究报告及论文集”中写道：
Mr. Fortune has forwarded from the north of China, for the Industrial Exhibition, specimens ofthese materials (tea dyes), which, from their appearance, there can be no hesitation in stating are fibrous gypsum (calcined), turmeric root, and Prussian blue ;the latter of a bright pale tint, most likely from admixture with alumina or porcelain-clay, which admixture may account for the alumina and silica found as stated in my previous paper, and the presence of which was then attributed possibly to the employment of kaolin or agalmatolite.”
“福琼先生从中国北方向“工业博览会”所提交的材料（茶叶染料）样品，从外观上看，毫无疑问，属于纤维石膏（煅石膏）、姜黄根，以及普鲁士蓝。后者呈浅色，鲜艳夺目，很可能混杂有矾土或瓷泥，这样的混合物，正如我所发现并在早前的论文中所论述的那样，会生成氧化铝和二氧化硅，之所以如此，很可能是因为其中使用了高岭土或滑石原料。”
当时，由于分析化学和显微镜检测的出现，食品掺假得以检测，并能很快确定掺假使用的材料，英国人当时吃的面包、牛奶、奶酪和茶叶都查出了严重的掺假问题。1851年到1855年，英国著名的《柳叶刀杂志》刊载一系列的调查和科学研究文章，引起了英国议会的大讨论。代表英国食品制造业的英国议会会员们对科学界和坊间谴责的食品掺假行为极力辩驳，坚持认为食品掺假没有什么危害，掺假的食品都是来自英国本土以外，并把大辩论的焦点集中在茶叶、香料和药材的掺假问题上，尤其是茶叶掺假，被推上了这场大辩论的风口浪尖。
英国人强调说，茶叶掺假并非自19世纪开始，而是从17世纪茶叶开始输入英国时就已经存在，因为茶叶当时输入英国时价格昂贵，更容产生掺假谋利的行为。茶叶掺假者或许是中国茶叶生产商，或许是英国批发商和零售商，并列出了当时最为普遍的4种掺假茶叶：
1、真实假茶（毒茶），即茶末—有的或使用别的树叶，掺沙土混合，通过类似淀粉的东西粘合成小颗粒状，然后染色制成红珠茶或绿珠茶。有的“毒茶”是用茶末加沙土或茶渣，使用诸如稻米类的胶状物质进行粘合而制成所需大小的颗粒状，最后适当染色处理，制成红茶或绿茶。
2、混充再利用假茶：这类假茶通常使用陈茶，加上山楂果树和黑刺李植物树叶，再加上废弃茶叶混杂在一起，通过再次揉捻、染色和烘干制成。
3、化学染色茶叶，尤其是绿茶，通常是采用化学方法染色制成。1844年，英国药剂学家罗伯特•沃灵顿首次将大量的绿茶样品用来进行了化学分析和显微镜测试，并向英国皇家化学学会提交检测报告称：“从一系列的检测看出，所有进口的绿茶都是经过普鲁士蓝或硫酸石灰，或石膏粉等上色或染色制成，有的是使用黄色或橙黄色植物染料染色制成。”
4、再烘干假茶，通常是简单地把陈茶再次烘干后转售再卖。
如此，英国堂而皇之地坐实了他们喝了百余年的中国茶叶为“毒茶”之说。
实际上，根据记载，英国人自己很早就有制造假茶的活动。早在1818年的3-7月份，伦敦就发现11宗茶叶造假案。最为典型的是一位食品杂货店商，他在伦敦戈德斯通（Goldstone St.）的房屋设施里制造假茶。他低价雇人从伦敦市区的树篱采摘黑白刺叶来制假红茶和假绿茶。适合制作“红茶”的树叶投放到铁锅里煮、烘烤，然后进行干燥处理，再用手进行揉搓而制成卷曲形状，用洋苏木紫红色染料将假茶叶染色，这样就制成了“红茶”。而“绿茶”则是采用铜板锅紧压加工和干燥处理，然后添加荷兰黄绿色及有毒铜绿染料进行染色处理，使假茶看起来绿色绽放。最后将假茶和真茶混合在一起，高价出售谋利。最终这位名叫帕尔默（Palmer）食品杂货店老板被判刑并处罚金840英镑。
由此，英国展开了一场把茶叶转化为智力殖民和英属印度农业的“纯正”化运动，公然宣称19世纪是英国开始书写茶叶历史的世纪，在强调茶饮为“英国价值”的象征的同时，也篡写历史，把茶叶的原产地改写成英国，茶园殖民地指南还规定了制茶的工艺。
接下来，英属印度和锡兰殖民地被认为是“英国”茶园地，茶的种植和生产被认为符合“英式”科学化和现代化的要求，所生产的茶叶也打上了“English”标签。1882年，一位名叫塞缪尔•贝尔登（Samuel Baildon）的英国人非常滑稽地说中国茶树实际上是属于“已经退化了的纯正茶种标本”，且称印度茶叶为纯正茶云云。
贝尔登还声称，因为中国不具备好茶生长的自然气候和地理条件，因此不得不造假。相比之下，所有印度茶叶“可以绝对保证纯正”云云。
其实，贝尔登之流的荒谬之言根本不值一驳。如果真如其所说，为何英国还要密派福琼冒着生命危险潜入中国腹地侦盗中国茶种呢？而福琼作为一名杰出的植物学家，为何只字不提印度纯正茶树种呢？！
显然，犹如司马昭之心，贝尔登之流的险恶之意不证自明。
在鼓吹纯正印度茶的同时，更对中国茶人极尽诽谤之能事。“中国茶农傍晚一边抽吸大烟枪，一边把他们茶园种植的茶叶装上船，然后长途运输贩卖，既不在乎质量，也不在乎利润。”
如此这般一边贬损中国茶叶，一边吹捧印度茶叶的伎俩，在19世纪晚期的英国纷纷登台表演。1883年，一位名叫Gordon Stables的博士公然地说：“毫无疑问，印度茶叶在国外毫无造假行为，而中国茶叶造假之技艺简直到了科学的程度。”这位英国博士更文绉绉地称：“如若确保英国饮茶大众道德之雅健，则须确保茶品物理特性之纯正”。同时鼓吹说，印度茶叶“是未来之茶。”并号召大家加入英国殖民地种植主，成为英国饮茶人，参与本土茶叶种植和茶叶消费活动。印度茶叶种植园主则对英国人说：“We are all one—one sovereignty, one queen or empress. Our interests are identical”（我们同为一体，同一主权，同一女王或皇后，我们拥有一致的利益）
在1880年代，英国出版了林林总总的教科书向英国大众灌输英式“爱国茶”思想，宣传印度茶叶，详细描述了茶叶的种植、好茶的冲泡方法，以及干茶和冲泡后看起来的状态等。相反，这些教科书大肆渲染华茶为假茶叶的氛围，如克劳德•鲍尔得（Claud Bald）在其《印度茶叶：文化与制造》（Indian Tea: Its Culture and Manufacture）一书中发表谬论称：“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其粗制茶叶不可能保持绿色，所以他们要施用技巧，往茶里添加染色的东西。”他同时宣称：“the general feeling of planters in India seems to be distinctly opposed to artificial colouring of any kind as being undesirable; the finished greens are made only for certain markets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natural greens are not accepted”(印度茶园种植主们给人普遍的感觉是他们似乎明确反对任何不良的染色，而染色的绿茶只为不接受天然绿茶的特定市场（美国）而制作。”
这位鲍尔得先生真是不打自招，露出了狐狸尾巴：其实英属印度殖民地也生产染色的绿茶，不过他们自己不喝，而是销往北美市场，给美国人喝。由此可见英国人的双重价值观和做人不实诚的虚伪德行。
当时英国的教科书把分析化学方法宣传到了茶叶消费者的家里，目的是让消费者自己对茶叶进行判定。其次是打破人们对茶叶的神秘感，使茶叶的种植过程公开化。教科书清楚地阐述了茶叶生产的“科学化”体系，证明其现代化和英国化的种茶和制茶活动，由此证明印度茶业的科学化，以及印度茶叶的纯正性，强化了其英国商品的正统性。
甚至，英国人更是把茶叶造假问题上升到确立和维护阶级价值和性别理想的高度，声称茶叶掺假已危及整个“美德”及行为体系。英语词典Cassell’s Dictionary (1877-1879)将饮茶作了女性美德体现和英国化的特别定义：“英国人，尤其是英国女性饮茶，已到了如此的程度，即做英国男人，就应吃牛肉，而作为英国女人，则应懂得喝茶。”如此这般，把反茶叶掺假说成是一场捍卫生活方式的纯正、正直和真实的斗争。这场令茶“英国化”的运动持续进行了一个多世纪，从实践和思想上奠定了茶为英国“本国”固有而非外国产品的基础。
1880年代，英国殖民地茶的地位得以确立，印度茶和锡兰茶被认为是无掺假和无污染的茶叶。因而，印度和锡兰茶叶被认为是具有卫生之脑的英国人的“爱国之饮”。 “华茶依然是用原始的手工方式掺假、种植和生产，而印度茶叶则全部运用科学方法，依靠科技进步和现代化的设备生产，茶园资本化程度高，可批量生产。英属印度和锡兰茶叶系‘非手工制’，令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之心智因为知识而有了归属。”
在不断进行茶叶“去中国化”宣传的同时，英国也不断地以茶叶生产科学化的理念引导英国的饮茶大众，强调茶叶进口科学检测、预包装和茶业本身的“英国化。”
为此，英国于1881年在印度组织并成立了“印茶联合会（Indian Tea Association）”，总部设于伦敦和加尔各答，分会则遍设于全印产茶区域。该联合会设有“科学研究部（The Scientific Department）”和茶叶试验站（Tea Experimental Station）”，投入巨资用于研究最经济生产方法、改良栽培与制茶品质等基本工作。
更为重要的是，该会创设了“对外宣传局（Propaganda Campaign）”，专事对外宣传，尤其是大规模在美国烹饪学校，传授印度茶叶的饮用方法，并通过报章杂志和播音台向美国人灌输有关印度茶叶的常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伦敦还开展反华茶贸易（Anti China Tea Trade Campaign）的大规模宣传活动。英国这一系列的宣传活动取得了极大的效果，以北美为例，如美国原本是饮用中国绿茶为主的国家，但受英国在美国大肆宣传印度和锡兰茶叶的影响，逐渐改喝红茶。
1897年，一位名叫David Crole 的英国人在其教科书中大肆美赞“英式”茶为英帝国开疆拓土丰功伟绩之体现，系大英帝国价值之代名词。把印度茶和锡兰茶称为“本国茶”，把华茶贬称为“外国茶”，并豪情满怀地展望说一定会赢得一场贸易大战的胜利！
“The displacement of this foreign tea ought only to be a mere question of time, and I really can see no reason why we should not confidently look forward to a time when we shall be exporting British-grown tea into China itself”
“取代中国茶这样的外国茶叶只是时间的问题，我真的没有任何理由不充满着信心地展望有朝一日，我们将把英国种植生产的茶叶出口到中国本土去。”
果如其人所料，时隔100余年后，代表英国的立顿茶叶终于出口到了中国本土。对此，度娘百科介绍说：“1992年，立顿进入了全球喝茶历史最悠久、饮茶人数最多的国家——中国。短短5年之后，立顿就在中国百家商城系列调查中获得茶包销售额第一、市场占有率第一的成绩。”
凭借着一句英文广告词“Direct from tea garden to the tea pot”（从茶园直到茶壶），瞒天过海，不止是博得了世界饮茶者的芳心，更是赢得了拥有数千年喝茶历史的中国人们的信赖，国人似如久逢甘露，以欢呼雀跃的姿态拥抱着立顿的到来，溢美之词，可谓俯拾即是，请看：
“诞生于1890年的立顿，拥有纯正英国血统，深受消费者的喜爱。百年制茶工艺，风靡多个国家。奉行从“茶园到茶杯”的品牌理念……”
历史不会依原样重演，但会换个版本进行。“从茶园直到茶壶”、“拥有纯正英国血统”，这不正是英国人19世纪到20世纪初所宣传所用的语言吗？
从1851年伦敦世博会开始全面围剿华茶的这场史上最大的贸易大战，硝烟未散，我们在以包容、开放的博大胸怀拥抱世界的时候，千万不要因为失去了记忆而忘记了历史！
图文来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不妥请与我们联系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