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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供养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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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曼:“佛茶”与“禅茶”之关系刍议

2017年3月28日,“首届蒙顶山国际禅茶大会寻根峰会”在雅安市名山区茶马古城举行。《吃茶去》杂志总编舒曼应邀作《“佛茶”与“禅茶”关系之刍议》学术报告。报告大致内容如下——

佛家对中国茶文化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佛教茶文化是中国茶文化最为珍贵、最为精彩、最为出色的篇章。佛教在西汉时期传入中国,“因缘具足”地与茶结缘成就出“佛茶文化”这一概念。再至中晚唐时期又得到中国佛教——禅宗的青睐和推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禅茶文化”(禅宗茶文化)这一概念,其要义不出禅门“吃茶去”,标志着佛教“禅宗茶道”的正式形成。

追朔佛教茶文化近二千年的辉煌历史,“佛茶文化”却在禅宗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发扬光大,并形成了自身的思想体系。所以说,禅茶文化是佛茶文化的标志,对于佛教界饮茶之风的鼎盛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由于禅宗茶文化影响所致,对于全国饮茶之风的鼎盛也起着直接的推动作用。

关于“佛茶”,亦即佛教茶之事,舒曼认为: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唐代房玄龄等人著《晋书·艺术列传》卷九十五中所写发生在晋代后赵都城邺城昭德寺,僧人单道开以茶禅修之先例。除了敦煌人单道开而外,陆羽《茶经》还补充了武康小山寺释法瑶和八公山沙门昙济。也就是说,晋代僧人单道开的“以茶禅定”,南朝宋代释法瑶的“饭所饮荼”和沙门昙济“设茶待客”,开启了中国佛茶史上崭新篇章。关于这三位佛教人物的茶之事,舒曼曾在《陆羽“茶经”中的三位佛教人物茶事考》一文中作了较为详细的剖析(见《陆羽“茶经”与湖州——纪念陆羽诞辰1280周年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第25-35页)。

佛教传入中国至隋唐时期,由于社会环境变化、南北学风的融合,佛教各种的宗派乃渐渐形成。据资料载中国佛教宗派有八宗、九宗、十宗、十一宗、十三宗、十五宗之说。后来佛教各宗转承之下变为十宗,再把列属小乘佛教去除,因而在中土佛教大乘宗派中,最为有影响的实属佛教八大宗派:唯识(法相)宗、律宗、天台宗、禅宗、三论宗、华严宗、净土宗、密宗。

佛教各宗派的建立,标志着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鼎盛阶段。佛教八大宗派虽然都是在中国形成的,但每一个宗派都有其完备的体系和经典理论架构,也就是各宗大义[见(吴信如.佛教各宗大义.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年8月]。

因为茶可以和任何事物结合,也可以和任何佛教宗派结合。正因如此,茶与儒家文化结合,可形成“儒茶一味”,茶与道家文化结合,可以形成“道茶一味”,茶与佛家结合,可以形成“佛茶一味”,以至于茶与琴道、花道、香道、棋道、曲道乃至书画、诗词等均可成为“一味”。而且,茶与佛教各宗结合均可以有各自的与茶相关的理论架构。

舒曼从三个方面例举佛教净土宗、密宗、天台宗与茶的渊源。

如,茶与佛教净土宗结合,可称“净茶一味”或“净茶文化”。净土宗推崇《阿弥陀经》中“微、妙、香、洁”四德,此乃西方极乐世界莲花的四大特色,以此作为净茶文化“四大精神”。“微”是入微心田;“妙”既妙不可言,是一种内心功德之显发;“香”是内在之香,也是心性的显发;“洁”是高洁,是一种超越。

净土宗讲自性、清静和光明。清静为无量寿,是谓“微妙”,自性和光明为无量光,是谓“香洁”,具有超越性。净宗茶文化是通过茶这一媒介,也就是借助于茶,使茶性变性出一种“缘”。如此,净宗茶文化是用净土八功德水:“澄净、清冷、甘美、安和、轻软、润泽、除饥渴、长养善根”,冲泡出“微、妙、香、洁”四大精神。通过这杯净宗茶,使无数众生走向性感的净化,走向阿弥陀佛的净土生活理念。[见(舒曼.“东林梵音起,匡庐禅茶香”一文.《河北茶文化》.2007年12月第6期)]

又如,茶与佛教密宗结合,可称“密茶一味”。密宗分为唐密、东密、台密或藏密。密教修法可说是供养法,而茶成为最佳供品之一,一开始就与密教修供又结下了不解之缘。大唐时期,但凡皇帝赏赐高僧基本上多用茶供。如传播密教的佛门人物金刚智的忌辰时,往往会举行千僧供的法会,唐玄宗就会赐茶以供斋用。把茶作为供品则是从唐代开始,而且就是唐密所创。供养分:外、内、密、密密四层。另外,《行历抄》是日本台密圆珍大师的游唐日记,其中亦记录他初到长安会见唐密祖师惠果和尚之法孙,与法全一起吃茶以及圆珍在青龙寺吃茶的情景。这也证实密宗高僧与茶的关系。

还有中国早期密法——药师法与茶的关系。药师法是以性空为性、以药物为体来认识人生而了生脱死的立地起修的大法,其本质就是修药师定。如法门寺地宫发现皇室茶具以及八重宝函中有药师曼荼罗,说明地宫也已用茶供养药师。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原所长吴立民说:“用药师法茶供、茶施、茶会,则是秘密禅茶供之善巧方便之运用。因为茶禅一味,禅密一体。茶作供品,作空性观,既易悟缘起性空之理,更显实相不空之法。密教用茶作供,可表如来口、如来味、如来意,这是修密供茶的茶道,也可说是修秘密禅的‘密禅’茶道”。

再如,茶与佛教天台宗结合,可称“台茶一味”。唐时,日本天台宗祖传教大师最澄从天台山带茶种回日本栽种;宋熙宁五年(1072年),日僧成寻来到国清寺参拜天台宗祖庭,感恩国清寺法乳深恩。

日本成寻禅师在《参天台五台山记》中提到了佛门茶事。此后,日本友人专门在国清寺七佛塔旁种植“御奉茶纪念”茶园,以示纪念。而在国清寺文物室内仍保留有最澄入唐渡碟文书和最澄入唐图两幅珍贵文物。

如今天台山方广寺月真法师从天台宗法华教义出发,进一步阐释法与茶圆融不二的内在关系,把品茶与天台宗的“一念三千、三谛圆融”和“圆顿止观”论紧密相连。他在《供祖茶会法语》中写道:

“采灵芽于华顶峰头,汲净水于石梁瀑下,依马明龙树(马明:妙法莲华经马明菩萨品第三十;龙树:印度佛教人物,著有《中论》)制造之方,按慧思慧文(慧思、慧文为天台思想先驱人物)烹煎之旨;焙之以法华三昧火,碾之以实相解脱轮;煮之以大悲方便锅,盛之以般若清净碗。碧毫落处,空湛澈;茶云起时,国土飘香。凝神汤色,空观、色观、中道观,三观圆于一念;定心服味,业障、报障、烦恼障,诸障消于无形。法界即茶,茶即法界,一色一香无非中道。”[见(舒曼.茶风旧识国清寺.吃茶去.2012年第6期第26页)]

关于“禅茶”,亦即佛教禅宗茶之事,舒曼认为:在印度佛教发展的各个阶段里都存有禅的思想,禅甚至存在佛教以外的一些宗教中,各自对禅有着不同的理解。自从佛教的禅思想传入华夏后,起初并未形成一个独立的佛教宗派。但自禅宗形成后,中国的禅思想则主要表现在“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六祖坛经》)由于禅宗把禅思想与“心性”、“见性”、“佛性”等问题紧密相合,加之六祖慧能倡导自性本足,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观念,确立以无相为本,无性为体,无念为宗的中国禅宗思想

。而今我们所讲的“禅茶文化”、“禅茶一味”抑或所谓的“禅茶”,是专指或特指佛教禅宗与茶的关系,而非茶与其他佛教各宗的关系。也就是说,禅茶文化抑或禅茶,既非从唯识宗的玄奘法师、律宗的道宣律师、天台宗的慧文大师说起,也非从三论宗的鸠摩罗什尊者、华严宗的杜顺和尚说起,更非从净土宗的慧远法师、密宗的不空上师说起,而是从北魏禅宗菩提达摩祖师来中国传法说起。所以说,“‘禅’,指中国独创的禅宗。‘宗’指直契佛心,以与依靠佛陀经教入门传授的‘教’相区别”。(王雷泉:禅的智慧与人生境界)

禅茶之“禅”,对今天的人理解起来有些费解,因为“禅”很抽象,禅宗认为“禅”无处不在,行住坐卧皆可禅,但禅不可言传,只可意会,要靠自己来体悟或感悟来理解,如人喝茶,冷暖自知。

舒曼认为,佛教从印度传入,就与中国本土文化发生了撞击、冲突,随着各宗的创立,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转为相互渗透、融合。那么,如何能在佛教的教义、教规和礼仪中更好地渗透儒、道学说,这就成为佛教在中国发展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课题。于是,禅宗在这样一个课题中捷足先登,接受和融入了中国儒、道文化。唐代时开创了儒、释、道“三教并立”局面。“一个宗派流行时间的长短是与它们中国化的程度成正比的。”(季羡林语)禅宗的入佛门槛较低,只要在眼前改变一下对现实的看法。这是因为佛法本就在世间,从来也没有离开过我们。

要了解禅茶文化理念,需要先了解禅宗禅法的传承与发展,均从菩提达摩“二入四行”基本要点开始,到二祖慧可“断臂求法”而直显达摩正传的心法,及至三祖僧璨的《信心铭》、四祖道信的《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和五祖弘忍《修心要论》达至“守本真心”的“东山法门”,对后世禅宗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六祖慧能顺应时代潮流,大胆地对传统佛教的宗教仪式、佛性理论、修行方式等进行了一系列彻底的改革,其内容涉及提出“自心归依自性,是皈依真佛”(自性即佛)、开启顿悟法门、倡导立地成佛等等,从而使禅宗最终成为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绵延至今而不绝,以至于成为中国式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大杰作。

禅宗认为,所有的修行,都是从心而来。一个是神秀禅师的“时时勤拂拭”,种净心之因;一个是慧能禅师的“本来无一物”,得净心之果。慧能大师和神秀国师,开创了“南能北秀”的时代,形成禅宗南北二宗,而后,禅宗法不传衣,一花开出五叶——即“五家七宗”:湖南沩山的沩仰宗、河北正定的临济宗、江西洞山的曹洞宗、广东云门山的云门宗、江西抚州青莲山的法眼宗,后来河北的临济宗又分别在江西南昌和高安分出黄龙派和杨岐派,禅门枝叶茂盛,灯灯相传。这“五家七宗”,为中国禅宗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历史篇章。

舒曼认为,我们所说的禅茶文化或所谓“禅茶”,就是茶与“五家七宗”所发生和形成的因缘关系。所以,当我们追根禅茶文化精神之源,实则旨归在中国式佛教——禅宗思想。

在禅宗茶文化史上,舒曼列举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有四件大事件:

一是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篇”(《雅雨堂丛书》本1958年中华书局版)记录唐代“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降魔藏)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降魔藏禅师这样的决定,即反映了僧人饮茶的需求,也说明了坐禅和饮茶同属于僧人的禅修的内容。至此以后,僧人饮茶真正成了“和尚家事”。

二是中晚唐的高僧百丈怀海禅师制定《百丈清规》,将饮茶列入佛门清规。百丈怀海禅师实行僧人农禅制度,提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口号。《百丈清规》对于禅茶文化的贡献是将僧人植茶、制茶纳入农禅内容,将僧人饮茶纳入寺院茶礼,使僧人饮茶之礼成为了佛门常态化和制度化,较降魔藏大师又进了一步。正因怀海这一贡献,不仅明确肯定僧人茶事的制度化,还使茶事活动真正从制度上成为与禅宗教义相关的行为。

僧人饮茶成为制度并被纳入法律强制施行是在元代。元代皇帝命令和尚们重新编刊《百丈清规》,遍行天下丛林。明洪武十五年(1382)太祖皇帝“圣旨榜例”,“诸山僧人不入清规者,以法绳之”。《百丈清规》对于刚刚出现的佛门茶礼的发展和巩固起到决定性作用。

三是禅茶文化史上甚至是中国茶文化史上的一次大的飞跃发端于唐朝从谂禅师,人称他为“赵州古佛”。他常与四方来学者道以一声“吃茶去”,因而形成禅门“新到吃茶,曾到吃茶。若问吃茶,还去吃茶”一桩有趣公案,成为中国禅茶史上著名茶文化典故。

从谂禅师的“吃茶去!”被世人看成是“赵州禅关”,由于禅宗提倡“明心见性,直指人心”的顿悟观,讲究生活体验与参禅密不可分,所以“吃茶去”公案的诞生,震动了整个南北禅林,故对中国禅宗茶道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赵州禅茶’提升了佛教茶文化乃至中华茶文化的文化内涵,赵州禅茶的出现是‘禅茶一味’肇始的标志,是禅茶文化形成的标志,同时也标志着佛教‘禅宗茶道’的正式形成,也为中国茶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因而“吃茶去”作为禅的“悟道”方式,构成了“茶禅一味”的至高智慧境界。从而“‘吃茶去’凸显了禅的本质和核心,揭示了禅的修行特色和精神”。

四是中国禅茶文化“四大精神”和“四大功能”的诞生。中国禅茶文化作为一个特别话题在近十多年来被茶、佛界人士广泛谈论,也是被世人广泛炒作的话题。2005年10月,当代高僧净慧大德以儒释道三教核心思想提出了“正、清、和、雅”四大精神和“感恩、包容、分享、结缘”四大功能,创造出中国禅茶文化全新的理念和文化内涵,把禅茶文化推进为一个价值核心,一个新的教养水准,来规范我们周围的世界,通过这种文化现象改变自己,改变周围。其目的诚如净慧大德所言:“将信仰落实于生活;将修行落实于当下;将佛法融化于世间;将个人融化于大众。”

禅茶文化,从表面上看就是禅和茶共同点的结合,所以才有“茶味禅味,味味一味”之说,与“儒茶一味”、“道茶一味”、“书茶一味”抑或茶和别的事物结合没有什么区别,但深想一层,只有当茶和禅宗文化结合时才能有“儒家主正气,道家主清气,佛家主和气”三教合一的思想精华体现,再加上一个“茶家主雅气”才能真实地反映中华文化的核心思想,才能使茶泡出更赋哲理性的滋味来。

禅茶文化的精神——正清和雅;禅茶文化的功能——感恩、包容、分享、结缘。诚如净慧长老有言:“将正气溶入感恩中,将清气溶入包容中,将和气溶入分享中,将雅气溶入结缘中;在弘扬禅茶文化的精神和落实禅茶文化,发挥禅茶文化凝聚人心、化解矛盾、优化自身素质、和谐自他关系的潜移默化的作用,这是弘扬禅茶文化的根本社会价值所在。”

舒曼在阐述“佛茶”与“禅茶”之后总结道——

“佛茶文化”是指茶文化与佛教文化以及佛教各宗派文化缘合的产物,是僧人通过在植茶、采茶、制茶和饮茶实践体认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佛茶文化是指整个佛教(包括佛教“八宗”)与茶文化发展历程中有关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禅茶文化”是指茶文化与禅宗文化结合的产物,是专指禅宗“五家七宗”僧人通过植茶、采茶、制茶和饮茶的禅修实践中所感悟和创造的精神财富。“禅茶”可视作一种法门。

禅茶文化既有佛教文化的一面,也有超越佛教文化的的一面——禅茶文化是基于儒家的“中庸”思想,倚于佛家的“和合”情操,洋溢道家的“自然”理想。“道讲‘修真养性’,佛讲‘明心见性’,儒讲‘穷理尽性’,三家根本都是圣人之学,都是讲‘复性’”。(见《槐轩概述》﹒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5年2月第1版)实际上禅宗就是借品茶倡导“三教”之“复性”——清和净心,借茶参禅,借茶悟禅,以平心静气之态领略茶韵禅机的真谛,从而追求精神境界提纯与升华。

舒曼指出,研究禅茶文化,不是研究僧人植茶、制茶、采茶、饮茶等现象,也不是简单地把僧人采的茶、僧人制的茶、僧人饮的茶统统视作叫“佛茶”和“禅茶”。研究佛茶文化或者禅茶文化,是研究茶被佛门或宗门的僧人应用过程中所产生的形而上的文化现象,也就是僧人在禅修和礼佛活动中孕育出来的价值观念。

所谓“禅茶”,是茶又非茶。说它是茶,只是僧人生活的一部分,也可以视作是僧人修行的载体。说它不是茶,只是因为禅宗茶道早已超越了茶而成为“根植菩提种,叶抽智慧芽”的象征。

所谓禅茶,是“瓯注曹溪水,薪烧鹫岭桠”(六祖惠能在曹溪宝林寺演法而得名。曹溪被看做“禅宗祖庭”。曹溪水常用以喻指佛法。茶碗里面倾注的是曹溪的水)又有“虚空为玉盏,云水是生涯;着意尝来淡,随缘得处佳”的自在,而这杯禅茶的自在恰是体现“上供诸佛祖,平施百姓家”的平常和日用。

所谓“禅茶”,是佛的化身,禅的心语;是菩萨心肠,禅的境界;是性的开悟,禅的灵芽。

延伸阅读——

以“把茶问禅蒙顶山,修心悟道天地间”为主题的“首届蒙顶山禅茶大会寻根峰会”,于2017年3月28日上午在雅安市名山区茶马古城茶市大厅举行。来自海内外的禅茶文化专家学者、高僧大德汇聚一堂,共同探讨佛教禅茶文化的起源与历史、发展和未来。会议由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西南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孙前主持,省民宗委副主任杨伯明、市民宗局局长杨丕樵、名山区委副书记、区长余力等领导参加会议。

本次峰会学术论坛特邀四川省佛教协会副会长、成都大慈寺方丈大恩法师,四川省巴蜀文化学重点学科建设首席专家、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谭继和,北京大学教授、日本茶道研究学者滕军,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川藏文化研究专家任新建,《吃茶去》杂志总编、河北省茶文化学会常务副会长、禅茶文化研究学者舒曼,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研究员、茶树资源专家虞富莲等六位专家学者,分别就《蒙顶山禅茶文化与大慈禅茶》《禅茶一味与巴蜀文化》《茶修即禅修》《茶马古道研究》《“佛茶”与“禅茶”关系之刍议》《巴蜀古茶树资源的优势与价值》等内容先后进行了演讲。四川省佛教协会副秘书长、雅安市佛教协会会长、雅安云峰寺方丈智灯大和尚代表雅安市佛教协会致结束辞。

浙江新昌:唐诗之路、佛教之旅、茶道之源

5月20日,2023年第四届茶乡旅游发展大会在浙江省杭州国博中心举行。大会以“非遗”与茶乡旅游的融合发展作为大会的主题,通过发布“中国茶技·忆之非遗”为主题的茶乡旅游精品线路、“多彩茶乡—特色魅力茶乡”、全国“三茶”统筹发展典型案例以及主旨演讲等环节,推动茶乡旅游高质量发展,促进茶文化保护与传承。

本期为您推介“多彩茶乡—特色魅力茶乡”——浙江省新昌县。

申报单位:新昌县农业农村局

旅游月份:1-12月

推荐茶品:大佛龙井、天姥红、天姥云雾

01

唐诗之路、佛教之旅、茶道之源——新昌

新昌是中华茶文化发祥地之一,东晋高僧支遁,入剡建寺,松风月下,品茗参禅,独创“支公茶风”,是为佛茶滥觞;唐代诗僧皎然,喜饮剡茗,悟得三味,首创中国“茶道”,是为茶道之源。十八高僧十八名士缘聚新昌,唐代400多位诗人在这里游历赋诗。

下岩贝茶园

新昌大佛寺既是佛教般若学研究中心,也是中国佛茶弘道中心。寺内曾设茶寮,有专职茶头管理,供养佛菩萨和举行各种茶事都离不开茶。清中期,开展农禅活动时,还开垦过罗汉茶园。新昌佛教与茶关系密切,新昌名茶以“大佛”命名有其渊源。

中国大佛龙井研究院

这些多元化的文化元素以及新昌县民俗民风的个性化色彩,是发展新昌茶文化旅游取之不尽的源泉。唐诗之路、佛教之旅和茶道之源这三大文化现象在新昌历经千年沉淀,深沉厚重而且历久弥新,独树一帜又混合交融。

香飘民族村

02

用生态打造“旅游金字招牌”

生态是新昌最大的优势,天姥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地质公园、国家级水利风景区,以及大佛寺、沃洲湖、穿岩十九峰等三大省级风景名胜区,全县范围内人文和自然景观多达300多处,是长三角地区重要的旅游目的地之一。是唐诗之路、佛教之旅、茶道之源的精华所在,是省旅游经济强县,也全省唯一一个同时拥有5A级景区城和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两大“旅游金字招牌”的县域,也是首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第三批全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和全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百强县。

新昌县拥有中国茶乡的美誉,有着悠久的茶文化历史,底蕴深厚,别具特色。新昌县依托优越的旅游资源、良好的区位条件和产业扶持政策等,旅游产业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不断壮大,已成为新昌县的主导产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对全县社会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日益增强。目前,新昌已有观光茶园6万亩,特色休闲观光茶园17个,特色茶旅游线路5条。已连续举办十七届“中国茶叶大会暨新昌大佛龙井茶文化节”,并举办多场以茶叶为专题的节庆旅游及其会展旅游活动。

茶旅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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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昌“大佛龙井”

新昌是农业部首批命名的“中国名茶之乡”,茶叶资源丰富,产茶历史悠久,全县茶园总面积16.8万亩,生产茶园面积15.3万亩,茶业从业人员达18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42%,茶叶收入占农民年总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茶产业已成为新昌农业的支柱产业、特色产业和富民产业。

雪溪茶场

多年来新昌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茶业强县发展战略,扶持资金每年1000万元,推动茶产业向二三产业延伸,形成包括茶苗繁育、茶树种植、茶叶加工,一直延伸到茶机制造、茶包装、茶保鲜、茶市场、茶文化、茶旅游的完整茶产业链,也是省级示范性农业全产业链,茶叶产全业链产值达96亿元。走出了一条“政府为主导、市场为龙头、品牌为主线”的发展之路,被业界誉为茶产业发展的“新昌模式”。

新昌先后获得了“中国名茶之乡”、“中国茶文化之乡”、“全国重点产茶县”、“全国生态产茶县”、“中国十大最美茶乡”、“中国茶旅融合十强示范县”、“三茶统筹先行县域”、“茶业助力乡村振兴示范县域”等荣誉称号。

主导品牌“大佛龙井”蝉联两届浙江省十大名茶,先后获得全国农业名牌产品、中国著名品牌、中国驰名商标等荣誉,连续14年稳居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十强,品牌价值达50.04亿元。更是通过了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并获评2022中国地理标志农产品品牌声誉茶叶类十强。

大明茶场

大佛龙井数字化生产线

03新昌部分旅游景点介绍

1、大佛寺

大佛寺文化旅游区紧依新昌县城,是天姥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核心景区、国家4A级旅游区、国家级文保单位。景区面积约3.09平方公里。大佛寺为全国重点开放寺院,始创于东晋永和初年,距今已有1600多年历史。寺内以大佛寺开山祖师昙光为代表的历代高僧都擅饮茶,以品茶、参禅为修持生涯的重要内容。游客可以喝上一杯从古寺茶园中采摘、炒制的大佛龙井,品位茶禅一味。

大佛寺

2、中国茶市

中国茶市是是全国最大的龙井茶交易市场、全国农业部定点市场、商务部双百市场、中国百强商品市场、浙江省重点市场、浙江省现代服务业集聚示范区、浙江省十大转型示范市场、浙江省骨干农业龙头企业、浙江省四星级文明规范市场、国家AAA级旅游风景区和全国首个绿茶(大佛龙井)价格指数信息采集定点市场。茶市总用地面积230亩,总建筑面积近25万平方米,年交易额超62亿元。茶市内还建成寻茶记·生活馆、精品馆、标识馆、茶文化长廊、茶叶公共服务中心等,打造成为集茶交易、茶科技、茶文化、茶服务、茶旅游、茶休闲等为一体的产业综合体。

中国茶市

3、天姥山

天姥山景区位于新昌县东南部,先因谢灵运开山凿道名声渐著,后因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闻名遐迩,成为后人无限向往的神奇仙境,为“浙东唐诗之路精华地”的标志性景区。天姥山作为新昌六大产茶名山之一,也是我县精品茶旅路线的核心点位。十四五期间,天姥山景区将创建成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打造“一文含四带”的诗路文化空间形态,建设以诗画风景、唐诗文化、绿水青山为特色,以风景游赏、文化体验、研学旅行、康养度假为主导的国家级景区型旅游目的地。

天姥山

4、下岩贝村

下岩贝村毗邻“穿岩十九峰”景区,拥有茶园面积1000多亩,村庄风光秀丽,茶园旖旎,多有云雾缭绕,可鸟瞰茶筛湾峡谷,远眺穿岩十九峰,是“百里丹霞观光道”的重要节点和茗香风情的典范。近年来,东茗乡依托丰富的山水资源,打造‘两岩两山两坑’的美丽乡村景观带环线,做深体验游、观光采摘游、亲子游,形成‘快旅慢游’的东茗印象。在这里,游客白天可以欣赏山水风光,与村民一起背起茶篓到茶园体验采茶的乐趣,晚上则住在民宿,品茶农家新鲜佳肴,尽享乡村宁静夜晚。

下岩贝茶园

5、外婆坑村

外婆坑村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有着苗族、白族、彝族等11个少数民族居民的原生态”江南民族第一村”,是浙江省旅游特色村,绍兴市森林旅游特色村、“长三角世博旅游体验之旅”示范点、省3A级景区村和国家3A级旅游景区。在外婆坑可以住百年古民居,干农活,吃野味;可以到“江南民族村特色展馆”参观原始纺机、织布机、水车、花轿等特色展品,体验各民族手工艺制作;可以欣赏有机茶园,并亲手采摘炒制,品上一杯零农药的放心茶;可以穿上各式民族服饰,与少数民族姑娘一起载歌载舞。

外婆坑

新昌将继续发挥美丽大花园优势和“唐诗之路、茶道之源、佛教之旅”的文化优势,全面落实旅游业“微改造、精提升”行动计划,深化“浙东唐诗之路精华地”和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建设,推动优秀传统茶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开发优秀茶文化产品和旅游产品,推动茶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效,茶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一座以茶文化旅游为品牌特色的浙东县城一定会成为中国茶文化旅游最受人们喜爱的文化旅游目的地。

注:图文版权归新昌县农业农村局所有,转载请标明出处。

中日文献中寺院应用茶的记载

中日文献中寺院应用茶的记载


从中日文献的分布上看也很有意思。在中国文献里面,至少我没有找到唐代直接的寺院应用茶的文献记载,相反地,在日本却轻而易举地找到了。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就写道:“五月五日,寺中有七百五十僧斋。诸寺同设。并是齐州灵岩寺供主所设。”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史料。最后就是供华灯、鸣香、茶、药食、供养贤圣。


对于在海外的文献当中有记载,而在中国自己的文献当中却缺如的现象,我的解释就是:对中国人来说一方面是文献的缺失,另一方面对中国来说,拿茶来供佛是自然而然的事。我们在南北朝的时候就拿茶供祖先什么的。拿自己喜欢的东西来供奉自己敬爱的人,这是自然而然的事,也是中国祭祀的一个原则。佛教进入中国以后,茶又跟佛教不冲突,再加上我们这个祭祀的原则,这样一来用茶来供佛,其实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在文献里面,就是因为顺理成章,所以得不到关注,就缺乏记载。


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不是怪事的话,除了中央的什么指示以外,不会见新闻,见诸文字。这样一来对于日本人来说,他看到这个习俗是他在日本没有看到过的,他会把这个东西记载下来。有一次听学术报告,听到一个与这个文献分布特点相关的概念,可惜他用英文说的,虽然教给我了,我却没有记住。不懂的东西不容易记。



圆仁在他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里面,关于茶的记载比较多,甚至包括茶馆的记载。一个是刚刚进入中国以后,在运河里面他因为要等落在后面的船,他们的船中途就停下来了,停下来干什么呢?他们就去茶馆喝茶。还有一个茶馆的记载,他得到中国政府的允许要回家了,但是当时因为法难、镇压佛教,所以有一些想为他送行的中国官员,似乎又不敢在城里面给他送行,于是出了城跟他碰头。在哪里呢?也是在茶馆里面,这时没有使用茶馆这个词,就是去店里面喝茶。


唐代关于茶馆的记载,《旧唐书》里面有一个王涯被政变的军人抓住的故事,这是正史里唯一一个关于茶馆的史料。另外《封氏闻见记》里面也出现过茶馆,其他的茶馆的史料很少,相比之下,日本人对于茶馆的记载就算非常详细了。


这个用茶来供养贤圣是不是跟礼仪活动密不可分?我想应该是密不可分的。当然我们今天去寺院还看不见更加正规的茶的礼仪形式,要在佛前供什么东西,过程很随意,尽管内心是虔诚的。从举止上来看,比较随意地把食品等东西放在供台上就行了。在古代是不是这样的?似乎有一个礼仪规范。


注:本文根据哲学家茶座第十三讲讲座录音整理,文章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立场,敬请读者诸君自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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