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工夫茶，简言之是指一种需要花费较多时间和程序的精细的泡茶及饮茶方式，源头是明清时期在闽粤一带兴起的乌龙茶的饮茶风尚，后来尤以位于广东北部、临近福建南部的潮州影响较大，所以也称潮州工夫茶。中国当下正在流行的茶艺，一方面深受台湾的影响，但另一方面其源头却要追溯到潮州工夫茶。茶艺也指的是一种精致的泡茶饮茶方式，相比于日本的茶道，茶艺更强调泡茶的技艺和对茶汤滋味的品赏，常常含有表演展示的色彩，近年来更发展出茶席的设计、茶会的举办等等，本文姑且称之为现代茶艺。
潮州当地那种深深植根于每日生活、城市角落无处不在的饮茶风俗往往令人震撼。但相关田野调研表明，许多正在中国大陆从事茶艺培训和学习的茶人们，并没有多少专门访问过潮州。这和同一时期很多人从大陆去往台湾悉心学习茶艺的情况，形成了较大的反差。而台湾的茶人们，在茶的交流方面，多有去过北京、杭州、苏州、广州，甚至直接在苏杭的园林里举办茶会，但是至于潮州，在相当的一段时间里，同样没有成为他们大多数人的必访之地。
“潮州工夫茶艺”于2008年正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曾经被认为是中华茶艺的典型代表，还有一批工夫茶非遗传承人陆续通过评定。但是这一遗产，在相当的一段时间里，似乎被不少人遗忘了。对工夫茶被边缘化状态的关注，是本研究的起点。但中国社会生活之日新月异，往往出人意料。两年多前，突然听说台湾著名茶人们正在纷纷访问潮州；同时，中国的大城市陆续出现了一批以工夫茶为焦点的培训班，价格不菲，而这些培训班里工夫茶的面貌，和潮州人每日无处不在的工夫茶相比，已经发生了演绎。
是什么导致工夫茶一度的被边缘化？又是什么推动它近来和现代茶艺的同质化？工夫茶和现代茶艺之间的渊源关系到底如何？特别是如何理解被边缘化的工夫茶和被时尚化的现代茶艺所涉及的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无论是工夫茶还是现代茶艺，现在都被标榜为代表着中国传统茶文化的精粹，那么中国人正在渴望寻找或重建的传统到底是什么？
工夫茶是本文探讨的核心，而现代茶艺则是有助于剖析工夫茶状况之流变的重要参照物。本文拟引入两个概念，“身体感”和“仪式感”，来探讨每日生活的工夫茶与现代茶艺之间的动态关系。“身体感”这个概念可以被用来分析潮州每日生活的工夫茶。这一概念由台湾学者余舜德提出，强调日常性，即“文化成员长久于其生活环境培养之‘感官的习癖’”。工夫茶在潮州人的每日生活中无处无时不在，人们喝工夫茶的习惯根深蒂固，但与此同时又都以之为常、觉得不足深究。但这种日复一日、司空见惯的生活点滴，是一个群体长期浸濡在一种文化里被塑造出来的身体的渴望、生活的方式和行为的准则，正是人类学研究需要持续关注的重要对象。在这一点上，这种群体性的行为和主观意愿，和另一个关键概念“仪式感”是相通的，而“仪式感”亦可被视为“身体感”之一种。
“仪式感”系由仪式概念发展而来，但之前尚未有仪式研究者对此专以论述。本文受到有关文化记忆研究的启发，拟借工夫茶及现代茶艺的案例对“仪式感”进行讨论，这也是对仪式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如果说既有仪式研究更为关注的是某个事件能否成其为仪式、其进行过程怎样、其文化和社会象征意义为何，那么“仪式感”更为关注的则是某一事件之所以朝着仪式方向发展，其所嵌含的人的主观愿望和动机是什么，这些愿望和动机与一个群体的某种社会文化记忆具有怎样的关联。
如果以中国现代茶艺和日本茶道相比较，那么后者似乎才更像是一种仪式。然而不容质疑的是，现代茶艺在实践中越来越趋向仪式的方向发展。许多茶会直接宣称，“生活需要仪式感！”这句口号在眼下中国社会生活中所用甚广，绝不仅止于茶领域。动箸前要先用手机拍下饭桌美图的人们，也时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那么，现在的中国人为何需要仪式感？这是本文将要探讨的重要问题。
身体感与工夫茶
潮州人喝工夫茶的时间、场所和方式之普遍，是令人称讶的。笔者到潮州时仔细观察过，沿街的所有店铺，不论是杂货铺、缝纫店、小吃店、大排档、以至稍上档次的餐馆和商场，每家必定放着一套随时在用的工夫茶具。街边或转角处，更是随时可见几个人聚在一起喝茶。作为外地人，只要愿意，上去讨一杯茶喝绝对是非常受欢迎的事。所以潮州人自豪地说，潮州无茶馆，因为街边处处有工夫茶。冷饮店兜售各色调饮的果汁奶茶，商店的招牌赫赫然现代流行一派，然而店主人自己偷闲时喝的却是烫烫的工夫茶。喧闹嘈杂的菜市场，工夫茶的影子不消失。卖鱼人的小屋满是腥味，但是厚厚的砧板旁边，依然有一套工夫茶具。听说笔者是对茶而不是鱼感兴趣，卖鱼人建议去不远的陶瓷市场买一套正宗的工夫茶具。陶瓷市场距此约三公里，笔者搭了一辆脚力三轮车去，载人的是一个壮实而黑的当地中年男子。问他难道这里所有人都泡工夫茶，他回答说当然是，他自己蹬车累了回到家，喝的也是工夫茶！
图1潮州街头日常生活的工夫茶具和泡法
一壶（现在用盖碗更普遍）、三个小茶杯、一个茶船（用来承放壶和杯子，并盛装多余的水）、一个电子的随手泡，这就是今天潮州街头工夫茶具的组成样式（图1）。和史书里面记载、以及少数工夫茶遗产的传承人所展示的方式相比，这是一种简化了的民间的工夫茶。复杂的潮州工夫茶的泡法被认为是由十多式甚至二十一式组成的，单备水就得花费很多工夫，要用专门的乌榄炭或木炭生火，用风炉和茶铫烧水，伴随这一过程的有专门的器具如火钳、羽扇等，而所用的茶壶茶杯也有更多的讲究（图2）。即便经过了简化，但是比之中国许多地方直接在一个玻璃杯里放茶和冲开水的方式来说，今天潮州的方式、即使是最日常的方式，也还是工夫多了，就以最重要的三个环节举例来说：如果是用潮州特有的朱泥壶泡茶，那么热水倒入壶、盖上盖之后，还要在壶的上方“淋壶”，让壶身内外保持高温；然后，泡好的茶从壶（或盖碗）倒出，要来回在几个小茶杯上方来回逡巡，以确保每一碗的滋味均匀，人称“关公巡城”，并且最后不忘把壶里茶汁的精华完全点进每一个小杯，人称“韩信点兵”；还有，每次倒茶前必烫洗每一个小茶杯，以保证茶水温度够高、茶的香气也才能较好地提升出来。
工夫茶遗产传承人所展示的工夫茶具
无论对于泡茶人还是喝茶人来说，这是一场力求调动人的身体所有感官的过程，即潮州人强调的“眼睛到、耳朵到、鼻子到、嘴巴到、手到”。眼、鼻、嘴、手，分别对应着泡茶喝茶时的视觉、嗅觉、味觉、触觉，比较容易理解。对于“耳到”，有的潮州人则通过工夫茶特有的烫杯进行诠释。烫杯不仅可以清洁消毒、提升香气，更是听觉上的一种弥补，因为一般泡茶喝茶时人们较少注意声音的动静。潮州人洗杯时完全靠手指，将一个小茶杯放在另一个盛满烫水的小茶杯里，上下滚动，两个瓷杯相碰，发出轻脆之声。如能两手同时烫杯，则被认为是更高的技能。烫杯时要能忍受水温之高，还要掌控好滚动的方向和节奏、不致让杯子翻倒，是工夫茶最重要的“工夫”之一。烫杯的声音不只用于悦耳，也是在告知街坊邻居：“我在泡茶了，要喝来喝！”同时，这一动作不只是发声的，它也是触觉和视觉的，是为了助益味觉和嗅觉的，是涉及超感官之温度感觉的。
一张茶桌一旦聚起了一群人来喝茶，就聚起了潮州人所说的“气场”，意指人气，或者凝聚力。这里有超越了感官之外的更多文化意涵。在这一“气场”当中，蕴含有一套礼仪，这尤其体现在三个小茶杯的运用上。传统的方式里，一张茶桌不论来了多少人，许多时候却只用三个茶杯，意寓三口为“品”。每一个小杯只有大约半个核桃那么大。一壶茶可以被冲泡无数次，每一冲却只有三个人能喝到，下一冲再另换三个人。上述谈到的烫杯已经为这个法则奠定了基础，因为茶杯在每一冲时就已高温消毒，可供不同的人使用。但问题是，每一冲时到底哪三个人能喝？不成文的规矩是：泡茶的主人在第一冲时不能喝，要先让客人喝；而客人之中，年青人要让年长者先喝，当地人要让远道而来者先喝……三个杯子的差序选择于是确定了长幼尊卑的秩序。而一旦某三个人被确定为某一冲的喝茶人，他们就必须在差不多的时间内整齐并进地将小一碗茶喝尽，这样主人才能够将三个小杯完全收回以进行下一轮的“关公巡城”。所以，喝茶时有个人享受的快乐，但又要以不影响他人享受快乐为前提，这是工夫茶所潜示的为人法则。正因如此，当地人认为工夫茶绝不止是一门泡茶的技能，更昭示着为人处世的细腻之道，包括种种不能言传只能意会、只有长期浸泡在这个文化里才能学到的人情世故。所以潮州人强调，工夫茶是“工夫”，而不能写成“功夫”；后者只是一种本领和造诣，而前者才是做事和为人处世的精细和周到。
不论是为了应对曾经的生活困难，还是为了在今天逐渐富裕的日子里提升品质，潮州人始终坚持着一种“种地如绣花”般的生活之道。在这一点上，工夫茶和潮州其他门类的艺术和生活方式是相通的。在看过制茶喝茶的精细之后，有朋友带笔者去参观过当地的刺绣、木雕、麦秆画、瓷瓶、手拉壶的制作和展示，更带领品尝了潮州的高档宴席和街边小吃，无一不追求着精细。凡此种种，尽皆体现了潮州人所为之骄傲、恪守奉行、但却不轻易用言语向外人道明的工夫法则。
正是这些特性，可以用“身体感”的概念来加以讨论。提出这一概念的学者余舜德将“身体感”定义为：“身体作为经验的主体以感知体内与体外世界的知觉项目”。这一用语尚无完全恰当的英文来对应，而“身心合一”可能是它在中华文化体系里的某种精短概括。在此概念的导引之下，余舜德及其研究团队对饮食、中医、闻香、卫生环境、中国古文字等丰富案例进行了剖析，并涉及到了中西方之间对于身体、感官的不同哲思和文化理解的对比。这一概念的提出，一方面借鉴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感官人类学发展的集大成，即认为身体感官是在文化塑造下的一个综合体；在对世界进行感知和反应时，人的某一感官往往并非独立运作，而是与其他感官之间存在着诸多的交感和互动。另一方面，身体感概念的倡导者认为，只是讨论到多重感官的层次还不够，因为人们之形成某种身体感，例如“可爱”，还牵涉到特定的场合、时代等复杂的情境和条件，以及某一身体感与另一身体感之间的关系，等等。身体感学者倡导将此概念发展成一种理论概括和研究取向，因为在他们看来，世界不仅是“意涵的体系”(asystemofmeanings)，更是“身体感的体系”(asystemofShentigan)。
本文从身体感学者所强调的诸多要点中抽取两个方面予以特别讨论：一，身体感的日常性，二，身体感的群体文化性和学习性。这在潮州工夫茶上可以得到具现。首先，工夫茶的法则被潮州人践行渗透于日常生活的点滴之中，当地人人皆以之为然，并不容外人质疑，这是它的日常性。笔者初到潮州时，有一次忍不住问一个二十多岁的年青女子说，“你们潮州年青人也是天天这么喝工夫茶吗？”这位女子在回答“是啊”的同时，表现出某种不大高兴的神情。类似的问题笔者在中国其他许多地方也问过，得到的答案要么是年青人不怎么喝茶，要么是从某某年才开始对茶感兴趣云云。但是在潮州，笔者后来才意识到，这个问题于某些潮州人来说可能是一种冒犯。因为在后来的调研中，笔者目睹了潮州人喝茶的百无禁忌：清早起来喝，饭前开胃喝，刚吃过饭了喝，客来就喝，晚上睡觉前还喝；无分男女老少，无分在家还是出门。平常百姓喝的茶，就滋味来说，也许算不得上乘，但是消费量是可观的。以一人一天两泡茶来算，据说人均消耗茶量每月达两斤。这种“充分内化、根深蒂固、为文化成员共享、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习癖，即是“日常生活的身体感”。
其次，这种日常生活的身体感属于个体，更属于群体。一个人在群体中生活，日复一日，他认知世界的方式深受相应文化的塑造和影响，他在这种文化里成长的过程也即是通过身体来学习该种文化的过程。即便是具有潜能的感知，也是在后天的文化环境中通过启蒙、开导而慢慢形成稳定的感知能力的，是“不学不成”的。潮州无分男女长幼，都有工夫茶的习癖，这正是群体文化的影响和个体在其中学习渐成的结果。这种学习，比如烫杯的工夫，不仅是综合调动了全身感官的技能，同时更是超越感官、蕴含着潮州人所讲求的礼仪和人情之道的文化。这些礼仪和人情的文化内涵，不是经由抽象说教，而是学习者在践行工夫茶技艺的同时，伴随着他在这一文化里其他日常生活的点滴，诸如吃饭、问候、送礼、串门等，一起慢慢心领神会、举一反三和融会贯通的。反过来看，作为每日生活的工夫茶，正是借由一种身体力行的群体性的日常行为，在默默言说着潮州文化。
仪式感与现代茶艺
顺沿身体感学者的思路，“仪式感”也可以算作为一种身体感。但本文想尝试把身体感区分为两个维度，把上面描述的每日生活的工夫茶视为第一维度，把即将探讨的仪式感放到第二个维度上。要说明这个区分，先用“饥饿感”这个例子来讲可能相对容易一些。第一，饥饿感是人肚子空空、想要吃东西、特别是想吃自己喜欢吃的东西的一种身体反应。同时，有饥饿感的时候知道要吃什么、不吃什么，这又是被文化所塑造和后天习得的。第二，人可能在肚子并不饥饿的时候也有饥饿感。除了身体其他特殊生理机能的原因以外，后面这种饥饿感作为一种复杂的主观感觉，需要从文化社会经验及记忆上来解释。提起饥饿，中国人容易想起战争、文革，因为长辈们的亲身经历告诉后代，当时的物资匮乏、灾荒以及阶级斗争，导致人们普遍吃不饱吃不好。中国人富足以后，虽然无法吃饱的情况消失了，但是许多人依然持有一种“饥饿感”。这种饥饿感不再是生理的、而更重要是文化心理的。怀有这种饥饿感的人，即便面对现时世界的饱足，也会保持某种程度的关于饥饿的焦虑，并把这种饥饿感陈述为中国需要发展、不能落后之愿望的一种隐喻。而且，即便并没有经历过饥饿年代的年青人，也会在长辈们的集体记忆的影响下和记忆的传承里感受到饥饿的曾经存在、以致于也获得某种饥饿感。笔者想讨论的“仪式感”就类似第二个维度的饥饿感，是一种被社会文化记忆所形塑的身体和心理的倾向。相关文化记忆研究强调关注国家力量在形塑群体之文化记忆方面的作用，以及历史记忆如何被用于建构国族认同。本文所涉及之中国人所怀有的“饥饿感”和“仪式感”，亦无例外。虽限于篇幅，不及细细讨论国家力量的影响，但本文通过案例具现这种从上而下的渗透力之强大，以至于在饮食生活方式的每日演变中也可寻见。
而要谈“仪式感”，也必然绕不开“仪式”。仪式研究的开山祖Durkheim及其跟随者认为仪式的特征包含：正式性、神圣感、复杂性、重复性、和日常生活相隔离。VictorTurner更在VanGennep的基础上发展了仪式的三段论：仪式之前的准备阶段，与日常生活的隔离；仪式阶段，重要的过渡期，称为“阈限”(liminality)；仪式结束，回归社会和日常生活。过渡期的“阈限”被认为是最重要的阶段，因为它可能促成人的身份的某种转变，在某些特定的仪式里它是有效治愈人的心理疾病的一种手段。
按照这些特征，潮州日常工夫茶又像仪式又不像仪式。如果和现代茶艺相比，每日生活的工夫茶被认为不像是仪式。当和一位来自潮汕的社会学者谈到把工夫茶作为一种仪式来分析的可能性时，他非常意外，觉得要再慎重考虑。笔者认为，如果放宽对仪式边界的限定，工夫茶同样可以被视为一种仪式来讨论。不过，更有趣也更值得探讨的问题，不是某种泡茶喝茶方式到底算不算学术上所公认的仪式，而是事件的参与者为什么具有仪式倾向感。另外，后文将谈到，当某些行动者不甘于把工夫茶停留为日常生活之平凡琐事，而想要让它跻身成为现代茶艺之重要的领军者时，那么，不论工夫茶算不算仪式、算是哪种仪式，总之它所能给予人的仪式感将会大大增强，它在如今茶文化体系中的位置可能从边缘游移向中心。
普通的潮州工夫茶非但没有和日常生活相隔离，而是融入成为日常生活之随时在进行的一部分。对于天天浸泡其中的潮州人来说，它显得随意、休闲而不具备什么神圣感。但是可能容易被忽略的是，它是一种巧妙的治疗手段。喝茶本身固然被认为有利身体健康，但是更能助益人的心灵健康的却是工夫茶所聚集起来的“气场”，人们聚在一起喝茶时的谈天说地、相互聆听、舒缓放松。
不过，潮州工夫茶具有重复性和一定的正式性及复杂性，而复杂性正是事件之可能被塑造成为仪式的基础。在工夫茶的根基上，现代茶艺逐渐衍生，并无疑被许多人认为比工夫茶更象是仪式。所以在进一步对仪式和仪式感进行分析之前，有必要对工夫茶和现代茶艺的渊源作一梳理。
潮州工夫茶是在福建乌龙茶文化的影响之下产生，或者说系由闽粤两地共生共创，这是潮州当地人乃至茶文化学者的共识。明末清初，郑成功占据台湾前后，大批闽南人迁来台湾，带来了乌龙茶的文化，包括茶叶的种植制作，还有冲泡品饮工夫茶的方式，这正是现代茶艺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台湾演进的重要基础。70年代台湾经济开始腾飞，生活富足后的人们开始在文化生活上有所追求，加之80年代解除了“戒严令”，政治上的民主更带来了文化上的繁荣和多元。教习泡茶的专业茶社开始出现；地区性的泡茶比赛推动了台湾茶叶生产的竞争和人们对茶叶口味要求的提高；可以泡茶喝茶、可以吃简餐、还可以长时间驻足停留的茶艺馆蔚然成风；90年代到21世纪初更出现了集茶席布置、茶空间营造和相关文艺展演为一身的茶会。正是在这一系列的茶文化活动中，“茶艺”这个名词出现了，而且被冠名为“中华茶艺”，意指大中华区域的喝茶泡茶法。
有茶文化研究者指出，之所以冠名“茶艺”，其实是相对日本“茶道”而言的。日本茶道中的流派之一抹茶道源于中国唐、宋时期的茶法，日本茶道中的煎茶道又深受明代饮茶方式的影响。但是不管怎样，在接受中国影响的同时，日本融合自身特点，形成了独具日本文化特色的茶道仪式，已为世界公认。既不能沿用别人用过的语词，要和别人有所不同，还要告知中华茶文化才是世界茶文化的重要源头——在这些复杂的文化心理之下，“茶艺”这个名称应运而生，一方面重在申明泡茶喝茶可以融入审美艺术，另一方面反对像日本茶道那样过于拘谨而忘记了茶的滋味，而是强调通过一定泡茶手法而获得滋味美妙的茶汤。于是，“茶艺”包含某种反日本茶道的倾向。但是如同有的茶文化研究者所指出的，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方面是，它从一开始其实又是借鉴了日本茶道的法则才逐渐建构出来的，特别是当台湾迫切感觉到需要借鉴学习外来的业已成熟的茶美学的时候。这也就意味着，“茶艺”从诞生之日起，其实已经在讲求某种仪式规则了；它想要淡化仪式规则，但是其实颇具“仪式感”。
另外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方面，就是茶艺的另一重要源头工夫茶。虽然茶艺向日本的学习很重要，但日本茶道无论抹茶还是煎茶所用都是绿茶，而台湾人发展茶艺所根基的是从闽南一带传来的乌龙茶文化，而乌龙茶就得用适合乌龙茶的泡法。从大陆带来的工夫茶法正是台湾七八十年代茶社教学“小壶茶法”的重要基础。一方面，在现代茶艺创立之初，台湾茶人们很强调工夫茶源头，并把工夫茶这种原来只是属于区域性的泡茶法上升为代表大中华圈的最重要的茶文化传统。但另一方面，工夫茶的原型在台湾诸多茶人们致力于发展茶艺美学的过程中被改造了，成为了另一种“新原型”。从出汤开始，两者发生了分歧。
其一，潮州工夫茶直接从小壶或盖碗把茶汤均匀分入各个小茶杯。而台湾茶艺从1980年代开始增加了公道杯（也称茶盅或茶海）和闻香杯。茶在壶里泡好后，倒入公道杯，再从公道杯分入各个小茶杯（往往不只三杯）、而不再是直接以“关公巡城”的方式从茶壶分茶，即打破了潮州工夫茶的“三杯法”。台湾茶人解释这样做的理由，一是可以略微降温，这样茶入口时不致于太烫；二是可以用公道杯灵活地在不同的时候为客人添茶，而不必等待所有人的茶碗都喝尽了才能收回来再次分茶。不过公道杯和“关公巡城”在根本原理上是一致的：保证分到每个人茶碗里的滋味是均匀的。闻香杯故名思义，主要用于闻香，往往比一般的茶杯要细高一些。主人将茶水倒入公道杯之后，再由公道杯倒入各个闻香杯，然后客人自己动手把茶水从闻香杯倒入小茶杯，在真正喝茶之前用空的闻香杯来闻赏茶的香气。
其二，潮州工夫茶一直保持烫壶烫杯，所以需要用到可以盛放壶、杯和剩水的形体比较大的茶船，壶、杯周围也通常会湿湿的，被台湾茶人称为“湿泡法”。而台湾从1990年代开始启用“干泡法”，即不再于每一泡的时候以热水淋壶和烫杯，而是保持茶台整体干燥，不致因为湿淋淋地而感觉不洁净，并以能否做到倒水分茶时不溢漏当作一种新的“工夫”。这也导致了工夫茶和茶艺的泡茶者会使用不同样式的茶船：前者的形体一定要比较大比较厚，才能装盛多余的水；而后者被简化了，往往是薄薄的一个小盘、甚或一块特殊材质的木板就可以，而且通常也不再称为“茶船”、而只含蓄地叫做“壶承”。
其三，潮州工夫茶重在泡茶喝茶的实用，没有“茶席”之类的讲求，器皿在桌子上的陈放方式没有特别讲求。而台湾茶艺因受日本茶道的影响，开始加入了茶席设计的审美元素。即：茶壶茶杯茶布等在桌上的摆设，力求体现一幅赏心悦目的画的美感，茶器的造型颜色等有一定的配搭。甚至包括茶室整体空间也有特别的营造，泡茶人喝茶人穿“茶服”，若干人相聚举办一定主题的“茶会”，再加上和音乐表演等其他艺术相搭，是为“雅集”。
随着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升温，以及大陆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从台湾发展起来的茶艺流转到了大陆。比如从20世纪90中后期开始，大陆的一些大城市里也开始出现了茶艺馆。公道杯、闻香杯也开始被广泛使用。公道杯尤其流行，成为了今天许多大陆人办公和居家泡茶的必备器件，并标致着一种泡茶喝茶的专业化和精致化。而茶席摆设、雅集茶会举办之风，更是从台湾吹来之后，愈演愈盛。打开茶会主办者们的微信公众号，会发现他们在会前的预告或会后的总结里，越来越多地宣称：“喝茶需要仪式感”，或“这是一场颇具仪式感的茶会”云云。对茶艺感兴趣和参加茶会的人们，来源广泛而复杂，很难用“中产”、“有钱阶层”这样的名称一概而论。不可否认其中有不少是个体茶商，但同时也有大量的纯粹兴趣爱好者。茶会的举办者固然希望通过仪式的正式性来服务于商业，而参加者们则常常通过几方面来解释为何需要仪式感。
其一，有仪式感的茶会被认为可以帮助中国人寻回“传统”。笔者访问过许多去往台湾学茶的大陆人士，他们有一种共识：中国大陆因为文化大革命等原因，传统文化遇到断裂，而台湾却是保存了较正宗的中华文化的传统。这一认识，基于一种对大陆过去年代的文化记忆，深怀一种想要捡拾起过去传统的“饥饿感”。这一“饥饿感”，在茶艺学习上，即演绎成为一种“仪式感”。怀有这样渴望的人们，在学习中感觉或宣称自己正在学习一种古老而“传统”的茶文化，忽略了台湾传来的茶艺其实也是一种“新创的传统”；或者说，许多学茶的人们已经不在意这一传统到底是原真的还是新创的，只要可以满足他们心理的某种渴求即可。
其二，有仪式感的茶会往往包含一定的规矩，比如着“茶人服”，比如规定泡茶喝茶的某个期间不能说话。不少人认为中国人现在极度缺乏规矩，而讲求如何优雅地泡茶和喝茶的茶会可以帮助人们重新建构一种礼仪。所以，即便中国的茶艺也像日本的茶道一样，奉行“止语”的法则，不少人觉得也是应该的。
其三，大部分学茶人觉得，有仪式感的喝茶，可以帮助人们在现代社会的纷乱和快节奏的生活里，找到片刻的安宁和清静。即，茶艺可以是对抗现代化之负面效应的一种有效方法和途径。
如前所述，一个事件要成其为仪式，是需要具备一定的复杂性的。现代茶艺在工夫茶基础上发展而来，但前者注入了更多复杂的和更多时尚的元素，具有了Turner用于阐释仪式的“展演”的成分，更为迎合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人的审美口味。而原来被认为需要花费许多努力才泡得好的潮州“工夫”茶，在不少学茶人的眼里，相比之下似乎显得并没有那么“工夫”了，或者说，潮州工夫茶的“工夫”不能完全迎合他们需要的那种“工夫”了，因此变成了一种被边缘化的文化遗产。于是，“传统”和“现代”的界限被模糊，“传统”的方式被掺揉以现代的元素来展演，而现代的元素亦被人宣称为“传统”。与此同时，即便现代茶会的主办者和参加者们并不认为他们的方式是如同日本茶道一般严谨的仪式，但是对他们来说，无疑更重要的是通过此行动而获得“仪式感”。
CatherineBell关于仪式的研究指出，仪式不仅是一种研究对象，也可以是一种研究方法；仪式可以被视为一种社会行动过程，而仪式化的事件常包含某种行动力，是行动者对于个人处境和意志的表达。本文认为，“仪式感”即是一种行动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行动的趋向，所以现代茶艺正是以一种正式而复杂的方式代表着中国人当下对某种生活方式的渴望。
“省尾国角”的避世与入世
面对外界不断升温的茶文化热，总体而言，潮州人还是在安静地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喝茶，而在坚守自己方式的同时又对外界流行的现代茶艺不无批评。笔者在2010、2013年到潮州的时候被告知，除了某几位文化传承人那里会专门教授工夫茶之外，没有什么茶课之说，也没有什么茶会。当地报告人指出，在某种程度上，潮州人安于被边缘化，安于“省尾国角”，意指潮州位于广东省的北部、并且是靠海的地方，远离广东其他的经济文化中心，天高地远没人管。不论是语言、风俗、饮食还是心理，潮州文化和广东的主体文化粤文化都很不相同，在文化认同上反而和闽南文化更有亲近性。在自嘲之际，潮州人又表露出一种庆幸，庆幸因为位于“省尾国角”，所以不容易被他人同化，因而可以更持久地保留本文化的特质。他们认为历史上工夫茶之所以最后集大成于潮州而不是其他地方，正是这个原因。所以面对外面光怪陆离的流行茶艺文化，潮州人多少流露出一种“由他们去乱吧，我们还喝我们自己的茶”的避世而又自信的态度。
这种态度在喝什么茶、如何喝方面，可以得到具现。单丛茶是一种本地产的乌龙茶，尤以潮州下面凤凰镇乌栋山所产的高海拔老丛茶最为有名。走遍潮州，可以看到当地人百分之九十在喝的都是单丛茶，顶多因为产地、香型、海拔、树龄、制法变换而品质不同而已。单丛茶的其他乌龙茶亲戚，例如安溪铁观音、台湾高山茶，潮州人现在并不怎么感兴趣，大多人对龙井碧螺春等名优绿茶毫无问津，也并不太跟风去喝最近这些年在全国流行起来的普洱或者白茶。
在如何泡茶方面，潮州人坚守他们原来的“工夫”之道，大多时候坚决不用公道杯或闻香杯。当全国人民正在把台湾传来的公道杯作为一种方便奉茶的工具和装点茶席的绝好元素时，潮州人还在保持着从壶里直接分茶到茶杯的“关公巡城”方式，并且坚持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喝到茶的好滋味和香气。针对公道杯可以“降温”的作用，潮州人反驳说，喝茶“不怕烫，就怕不烫”；并且认为，一用公道杯分茶，“茶水就分层”，意即茶味就散了。针对闻香杯可以专门用以欣赏茶的香气的作用，潮州人完全不以为然，认为香气要和汤水合在一起享受才是喝茶之道，何况闻香杯会进一步把茶汤降温，就无法秉持工夫茶的“趁热连饮”之道。
当地人觉得，潮州工夫茶虽然已被认定为文化遗产和被视为一种文化传统，但外面的人真正理解潮州茶文化的并不多。笔者在潮州的多位报告人，一方面对于有人研究和关注潮州，感到高兴；但另一方面，他们不断地告诫，千万不要把工夫茶看成是什么艺术，它不过是平常生活之必要的一部分。因此，他们批评现代茶艺的茶会是刻意而为、矫揉造作或附庸风雅，而指出潮州每天随时都有“茶会”，三三两两的人在各个角落聚集喝茶，旧友新朋无不包含；流行茶艺的雅集茶会有的可以一次聚集上百人，但喝完了茶很多人还是互不沟通，而潮州人每天的工夫茶，却多是含交流于喝茶之中的，而喝茶也正是为了助益人和人的交流。在这个意义上，潮州人指出，工夫茶强调集体和社交、而不是独饮或止语的快乐。
不过，情况亦有改变。当笔者2017年来到的时候，听说当地刚刚组建了一个茶协会。去到的时候，茶协会的六名成员正在为代表潮州去参加广东省的一次茶艺展演而进行操练准备。负责人王主任介绍说，这是潮州第一次组队去参加省里的茶艺比赛。以前潮州人大都对这样的比赛不在乎，认为只要潮州人民自己天天在“关公巡城”，茶文化的传统就还活着。但是王主任认为，潮州人太不注重宣传自己，潮州工夫茶对中国茶艺的贡献如此之大，但是在如今国家级省级的诸多茶艺比赛中，越来越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她决心组建这个协会，为潮州工夫茶的宣传做些事情。
平日在潮州城内各个角落喝茶，遇到男性泡茶的时候满多。而协会的排练成员却都是年青女子，这似乎和全国其他地方茶艺队伍的构成状况趋于同质化——在茶艺展演里，女性泡茶的姿势被认为更为柔美。每个人坐在一张茶桌面前，每张茶桌上摆放着一模一样的一套茶具。笔者惊讶地看到，里面有公道杯和闻香杯。六名成员动作整齐划一，一起倒水入壶，一起分茶入杯；排演时，壶中杯中并无茶水，但求动作统一优美。领队杨老师坐在一旁娴熟地念诵着配合并指导队员们统一动作的“解说词”。笔者惊讶地听到她说：“岭南工夫茶……”怎么是岭南工夫茶呢？后来细细询问才知，现在广东乃至全国的茶艺表演比赛中，并无“潮州工夫茶”之说，也就无法按照潮州工夫茶通常的泡法来进行。“岭南”，意指主要是广东的区域范围；而“岭南工夫茶”是现在经国家认定的一种茶艺师资格证考试的项目。有趣的是，“潮州工夫茶”曾经从一种区域性的泡茶法被上升为代表着“中华茶艺”的传统，但是现在这个名称却不能在正式的比赛中用于代表广东省的泡茶饮茶法；同时似乎也不可沾福建省的边说成“闽粤工夫茶”，更不能说“台湾工夫茶”，同时还要迎合全国上下现代茶艺的样式，不能不用公道杯和闻香杯，于是，“岭南工夫茶”这个名称和排演方式就诞生了。
杨老师一遍又一遍地念诵着解说词，队员们一次又一次地“沏泡”“岭南工夫茶”。当队员们倒水的角度不太统一，或者展示闻香杯用法的动作不太正确时，杨老师就会停下来，一一纠正。当观摩队员们以一致的高度抬起壶，以极其小心冀冀的方式分茶入公道杯时，笔者仿佛体验到了极度严格的日本茶道的仪式感。而更有趣的一幕是：协会的王主任不时来监督，察看杨老师及其队员们排演的进展。她的办公桌就在排练的后方三四米远处。作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潮州人，她的桌子上放着自己常用的工夫茶具，一边喝茶一边观看排练。她邀请也在静静观摩的笔者一起喝茶。她娴熟地冲水入盖碗，然后茶水从盖碗直接分入三个小杯——“关公巡城”。这之间绝无公道杯的使用。王主任自己的“三杯法”和她所监看的“岭南工夫茶”，形成了日常生活的工夫茶和作为展演而存在的工夫茶之间的强烈对比。恰如Goffman在分析社会生活之表演的“前台”(frontregion)和“后台”(backregion)一样，“前台”是给外人看的，而“后台”才是保留更本真的自我的。
最近两年，听到关于潮州工夫茶在升温的不少传闻。不能确定这是否是因为潮州有了更多像王主任这样的人，在做更多的向外宣传。但笔者听到的另一说法是，这与最近不少台湾茶人纷纷访问潮州有关。2018年11月，笔者在台北遇到台湾《茶艺》杂志主编，被告知，杂志联合多名台湾茶人，确实在近年里组织走访了工夫茶的故乡潮州，还有福建、广东、香港、台湾、东南亚在内的诸多工夫茶区。茶艺在台湾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之后，茶人们都在寻找新的突破口，而工夫茶是他们觉得应该重新拾起的一个方面。台湾茶人们近期聚集在一起，举办了多次以工夫茶为主题的茶会、讨论会等等。在他们的眼里，工夫茶以闽粤作为重要起点，现在已经衍生出了多种工夫茶样式，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一带的“南洋工夫茶”，包括在大陆工夫茶“原型”基础上起家的“台式工夫茶”。凡称工夫茶，意即这些泡茶都不使用公道杯或闻香杯，而是沿用工夫茶的“关公巡城”，有一种回归“原型”的趋向。但除此一致之外，“台式工夫茶”并无统一套路，用什么样式的壶、杯组合，用什么样式的茶船和集会方式，均是各显神通，呈现出“众生喧哗”、即面貌多元的状况。这种多元，正是台湾茶人觉得所为之骄傲的他们对于工夫茶的贡献。
与此同时，在中国的大城市，工夫茶的培训班和茶会日益增多。工夫茶变得越来越“入世”了。教习工夫茶的老师，部分来自潮州，而学习者们则基本都是外乡人。和使用公道杯及闻香杯的现代茶艺所不同的是，目前工夫茶的培训回归“三杯法”。但是，和现代茶艺所趋同的是，这些工夫茶的器具也越来越呈现出一种具有时尚感的精致化，有一种将日常生活工夫茶重新复杂化的趋势。而且，它们接受了台湾传来的茶艺的影响，越来越注重茶席的设计、品茗空间的装饰配置，美其名曰“工夫茶生活美学空间”。总之，被专门用于教习和展演的工夫茶样式和现代茶艺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或者说，工夫茶被当成了现代茶艺的一种呈现形式。在精致空间里参加工夫茶培训和工夫茶茶会的人们，学习着“关公巡城”，学习着“烫杯”，穿着专门的茶服，越来越有“仪式感”。不过，潮州人于每日生活的工夫茶“气场”之间所集聚的被群体文化所形塑的那种“身体感”，可能未必在茶会之间拾得。即：获得了关于工夫茶的新的仪式感，但却可能丢失了工夫茶原有文化所持有的身体感。
传统与现代新的矛盾
本文对潮州每日生活的工夫茶和现代茶艺的样式及二者的渊源进行了探讨。并且特别以工夫茶为焦点、以现代茶艺为参照物，叙述了工夫茶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位置的游移变化。前者深深植入每日生活、已经成为潮州当地人的一种生活习惯、时时在进行，并可能令人质疑它作为“仪式”的合法性；后者尽管一开始出现时具有反仪式的倾向，但是在实践中越来越奉行“生活需要仪式感”的法则，鲜明地追求时尚美，并煞有介事地进行仪式展演。而当工夫茶从街头日常生活被移植到展演生活空间时，它也变得越来越像仪式，并且更重要的是，它令参与者获得了更多的“仪式感”。
潮州工夫茶和现代茶艺都曾经被用以代言传统。在现代茶艺初创之时，工夫茶被追溯为代表“中华茶艺”的基石。或由于外界充分论述，或出于地方文化自信，总之潮州人对自己的工夫茶作为中国茶文化优秀代表的地位深信不疑，大家都每日践行“关公巡城”、“韩信点兵”，以之作为对传统的守护。现代茶艺从台湾诞生之日起，亦在表明一种拾起传统的决心。这一态度在大陆向台湾学习茶艺的方面，表现得更加明显。在这一学习中，台湾茶艺被当作了中华茶文化传统的正宗代表。在今天于大陆频繁展演的茶会上，人们呼唤“仪式感”，把具有现代甚至后现代风格的茶席、茶服和茶仪建构为对古代传统文化生活方式的复兴。
文章来源：《遗产》2019年第1期
图片来源：原文，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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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美好的美好的祝愿铺天盖地而来。
大自然也很赏脸，收起了淅淅沥沥的下雨，风住雨停雪已尽，西伯利亚的冷风稍微消停片刻。
气温不见升，至少告别了零下，挺好。
小长假后，来篇诚意满满的开门之作。
2018年来，眼瞅着后台的粉丝节节攀升，好事。
随着粉丝而来的，还有各种问题。
这些问题么，早几年麻花也问过前辈，如婴孩牙牙学语的阶段，谁都要经历，不可嘲笑谁的问题没有技术含量。否则岂不成了五十步笑百步?
问题没有高深与浅薄，只有问的技巧高明与否。
在此，整合28个热门话题，一起来一次扫盲，查缺补漏，趁着新年的东风，让自己对岩茶的了解，更上一层楼。
这些问题，只是节选，若是您有新问题，不妨留言探讨。常言道，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岩茶课堂的粉丝们，可都是隐藏的高手。
1.什么是武夷岩茶
要拜武夷岩茶的山头，首先要明白什么叫做武夷岩茶，可别错认茶类，届时闹了乌龙，可不太好。
武夷岩茶，从官方定义入手。
根据现的国家标准,在独特的武夷山自然生态环境条件下选用适宜的茶树品种进行繁育和栽培，用独特的传统加工工艺制作而成，具有岩韵(岩骨花香)品质特征的乌龙茶。
这里要注意三个要点。
(1)出产于武夷山市2798平方公里土地上
(2)用独特的传统加工工艺制作而成(条索状)。
(3)具有岩韵(岩骨花香)品质特征的乌龙茶，武夷岩茶是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原产地域产品保护的名茶。
三个必要条件，缺一不可。
2.武夷岩茶只有大红袍吗?
不是!
大红袍，是个神奇的名词。
作为品种，它是武夷岩茶中的一员。除了大红袍之外，武夷岩茶中还包括水仙、肉桂、铁罗汉、白鸡冠、石乳、水金龟等品种。
大红袍，若是作为一种工艺，它可指代所有的岩茶工艺。
大红袍(所有岩茶)的制作从鲜叶到成品茶，至少得经过数十道工序，尤是烘焙最见“功夫”，清人梁章钜曾激赏道： “武夷焙法，实甲天下” (《归田琐记》)。
著名茶学家陈椽也无不自豪地说： “武夷岩茶创制技术独一无二，为全世界最先进的技术，无与伦比，值得中国劳动人民雄视世界!” (《中国名茶研究选集》)
往简单了说，大红袍是一种符号浓缩，可指代武夷岩茶，但不包括全部岩茶。
3.什么是武夷岩茶四大名丛
四大名丛，指的是武夷岩茶中的四个品种。依次为：铁罗汉、半天妖、水金龟、白鸡冠。
这四个品种，在所有岩茶里，品种特征突出，表现优秀，被选为代表。如一个班级里，每年都要评定优秀学生，三好学生等，加以表彰。
茶友们可将四大名丛理解为岩茶界的三好学生。
4.武夷岩茶中的“山场”是什么
山场，往简单了说，就是指岩茶的种植地。
岩茶种植注重山场，像国人强调认祖归宗，溯源自己的祖上，知道自己祖上出自何处，是一个道理。
山场，带着鲜明的地域色彩。
在山场中，根据环境的好坏，种植出来的品质差异，也有等级划分。
在传统的山场划分中，最顶级的山场，当属“三坑两涧”(即牛栏坑、慧苑坑、倒水坑、流香涧、悟源涧)。
茶中翘楚汇聚于此，成了武夷岩茶响当当的招牌。
5.正岩茶、半岩茶、洲茶是什么意思
顾名思义，正岩茶指的是种植在正岩地带的岩茶，半岩茶是种植在半岩地区的茶，而洲茶，则是指种植在水边的茶。
这三种茶，品质有高下之分。
平洲浅渚土膏轻，幽谷高崖烟雨腻。
洲茶种植环境茶，土质不佳，种植出来的岩茶茶味轻薄，易带有杂味，是三种茶里头垫底的命。
半岩茶，品质居中位，比洲茶好些但不及正岩茶。
正岩茶，长于幽谷高崖，环境好，所得的品质最好。
这也是正岩茶广受老茶客追捧的原因之一。食色性也，是谁都喜欢美好好东西。
6.岩韵是什么
岩韵，指的是岩茶韵味。
岩韵的感受，可分为四个感受层次。依次为：香、清、甘、活。
香，即岩茶有香气，这些香气在干茶香、杯盖香、落水香、挂壁香、叶底香中均可感受到。或是品种香，或是工艺香，不论是何种香型，都可轻松感受。
清，即岩茶香气清晰，汤水清透、清爽、无杂味，整体品质表现地清清爽爽，不会给口腔带来负担感。
甘，即茶汤甘醇，汤水清甜，咽下后有回甘，带有生津感。
活，岩茶有活性，叶底鲜活、软亮有特点。
这个四个部分，缺一不可，如此才构成了岩韵。
7.如何区分水仙、肉桂
水仙与肉桂，是岩茶中两大当家花旦，平分秋色。
区分二者的方式，比较简单。最行之有效的方式，是从香气与滋味入手。
水仙茶的最大特色，是兰花香，这是它的品种香，是重要的识别码。
肉桂，它的特点则在于辛锐的桂皮香，不论种植在何地，桂皮香不会消失，它出现在杯盖上，汤水里。
仔细记忆香型，区分二者最为快速。
汤水表现上，水仙茶以醇厚感著称，入口后茶汤饱满、立体、圆润，充盈着口腔，令人觉得柔和顺滑。肉桂的醇厚感，则不如水仙茶明显。
8.牛肉、马肉是什么
牛肉、马肉，是肉桂山场的缩写。
牛肉=牛栏坑肉桂。
马肉=马头岩肉桂。
这些肉桂的缩写，是近年来比较流行的称谓。举一反三，长在九龙窠的肉桂，简称龙肉。生于鹰嘴岩的肉桂，称作鹰肉。
这些都是茶圈人士对肉桂的爱称。
9.老丛水仙、高丛水仙是什么
高丛、老丛，是一种统称。
高丛水仙，指的是水仙树龄30-60年之间。
老丛水仙，指的是树龄不低于60年的水仙茶。
水仙茶作为小乔木，这是它的特色。
树龄老的茶树，还会生出独一无二的丛味，茶汤醇厚感越加明显，这是水仙茶的杀手锏。它之所以能屹立在岩茶界这么多年，牢占“当家花旦”的美称，没点手段可hold不住。
10.武夷岩茶为什么会苦涩
不苦不涩不是茶，这几乎成了一句经典名言。
茶之所以会有苦涩味，与茶中两类物质关系重大。
咖啡碱——苦
茶多酚——涩
说白了，只要是茶都会有茶多酚与咖啡碱存在，但区别在于同样是茶，有的茶喝起来就没有苦涩味，而有的茶却苦涩味浓重，怎么也化不开。
其原因，有三大类。
第一，茶的生长环境不好，茶多酚、咖啡碱肆无忌惮地累积着，使得最后茶叶中的茶多酚、咖啡碱含量太高，从而有了苦涩味。
第二，制作工艺差劲。工艺太差劲，走水不到位，会致使茶叶中的茶多酚、咖啡碱无法转化，最后残留在叶片中，也会形成苦涩味。
第三，冲泡方式不对，如长时间坐杯后，茶叶中的茶多酚、咖啡碱没了束缚，全都落入水中，最后导致汤水出现苦涩味。
11.喝武夷岩茶为什么会口干舌燥
原因有三。
第一，岩茶没褪火。
岩茶经过炭焙，身上会带着一定的火气，这些火气需要消退后才能喝。
若是岩茶新鲜出炉直接喝茶，火气太大，容易引起口腔不适，自然会产生口干舌燥的感觉。
最好的方式，等到岩茶中的火气褪去后再喝。
第二，喝茶温度太高。
温度太高，喝进嘴里后容易烫伤娇弱的味蕾，自然而然也会产生口干的感觉。
此时，可等到茶汤稍稍凉了一些之后再喝，避免干燥感。
第三，体质问题。
如饮茶时就已经有上火问题，这时候喝茶，也会有口干舌燥的感觉。待体内火气褪去后再喝茶，这类口干舌燥的感觉便会消失。
12.岩茶为什么比其他茶香
岩茶，素来以香气著称。单是肉桂一种，据说叶片内就藏着六百多种香气物质，这些香气物质加以充分利用，将呈现出不同的香型。
加上武夷岩茶的制作工艺鬼斧神工，也能创造出许多的香型。
如梅斯馥兰斯馨，大抵焙时候香气。
在岩茶中，大致的香型可分为五大类。
第一类：花香
如兰似桂，梅花香、木樨花香、九里香、玫瑰花香、栀子花香……各类香型，用花团锦簇形容最为恰当。
第二类：果香
重发酵后，岩茶容易带有果香。常见的果香有：雪梨香、水蜜桃香、佛手香，还有些类似蜜饯的甜香。
第三类：木质香
一些树龄老的茶树，会带着沉稳、温暖的木质香。这些木质香，往往出现在尾调上，淡淡的，不喧宾夺主，成为花香、果香的小厮，安静陪伴，绿叶衬红花。
第四类：焦糖香
焦糖香，是岩茶作为炭焙茶的骄傲，是植物蛋白被烤焦后的气味。一般焦糖香出现在干茶中，以及第一冲的杯盖上，香气类似于咖啡豆的香气，闻着甜蜜带有焦香。
第五类：桂皮香
桂皮香，是肉桂的专属，有的它的存在，丰富了岩茶的香型，令人的选择更加多元化。
13.岩茶的焦味，从哪儿来
岩茶焦味，是制作工艺的败笔。
近几年，岩茶盛行文火慢炖，小火将茶叶“炖”的透透的，让条索醇化彻底，逼走多余的气味，使得茶香清纯无杂味，茶汤醇厚、稠滑。
像是炖了八小时的肘子，入口即化。
若是岩茶焙火太猛，茶叶容易被烧焦，从而会出现一股烧焦的味道。这种气味，只会叫人厌恶，欢喜不起来。
14.武夷岩茶需要泡多久
岩茶冲泡，不似那板砖般的黑砖茶，需要闷得久久的，直到茶饼散开后作罢。
岩茶冲泡，更不是泡法海参、鲍鱼，不需要那么费时费力。
冲泡岩茶，以快出水为好。
左手注入沸水，右手盖上盖子，端起盖碗，倒出茶汤，一气呵成。
若是浸泡时间太长，反倒给了茶多酚、咖啡碱可趁机会，到茶汤里耀武扬威，容易苦涩。
15.冲泡武夷岩茶，用什么茶具
岩茶冲泡，有两类茶具可选。
第一种，白瓷盖碗
白瓷盖碗，是冲泡小能手，不论你是冲泡水仙、肉桂还是大红袍，信手拈来，只要将盖碗清洗干净，它都能老老实实的让岩茶展示自己的风味。
往简单了说，白瓷盖碗就是岩茶展示的一个舞台，不夺香，不吸味，是白瓷盖碗的优良品质。
第二种，紫砂壶
紫砂壶泡岩茶，冲着“意境”二字而来。
紫砂壶，其本身的风头便盖过了岩茶。同时，紫砂冲泡岩茶，会吸收它的香味，倒是让岩茶失去了一大竞争优势。
不过嘛，紫砂壶冲泡岩茶，也有不可替代的好处，比如能够修饰汤水，让茶汤变得温驯。
16.武夷岩茶冲泡，能用飘逸杯吗?
为了充分体会茶香，劝君别这么做。
飘逸杯，这种茶具我们不陌生，它的造型简单，轻松实现茶水分离。
将茶叶放在滤网里，注入沸水，等到水浸润到茶叶后，摁下开关，提起滤网，冲泡完成。
这个冲泡方式，看着简单。实则泡不出茶汤的风味，也是一种浪费。
想喝岩茶，最好的还是用白瓷盖碗冲泡。
17.武夷岩茶冲泡，为什么不能用玻璃杯
玻璃杯泡茶，压根儿就泡不出岩茶的真滋味，忍不住让人感慨一句：暴殄天物啊!
玻璃杯泡茶，弊端还少。
第一，没法闻香。
玻璃杯泡茶，茶香都散落空气中，花香、果香、桂皮香通通消失不见，茶这真的成了没有灵气的草木。
第二，玻璃杯泡茶苦涩。
玻璃杯泡茶，茶多水少，滋味浓酽如中药。若是水多了，茶少了，味道又不够，实在令人恼火。
第三，玻璃杯泡茶感受不到岩韵。
玻璃杯泡茶，一等一地浪费茶叶。
岩韵消失，香清甘活的特点一丝也感受不到。
18.武夷岩茶冲泡， 非得用沸水吗
答案是肯定的。
沸水冲泡岩茶，目的有二。
一是充分激发茶香，二是让茶香更好地释放。
前文提过，岩茶是炭焙茶，在炭焙时，温度不低，在这文火慢炖之下，茶早已修炼出刚毅的品格，能够扛得住高温的考验。
这些经过高温锤炼后的岩茶，正要用沸水泡茶。若是不用沸水冲泡，茶叶中的香气物质无法释放，茶叶毛孔无法舒展，内在物质出不来，还如何提供滋味?
是以，沸水冲泡是为了让岩茶更好喝。
19.武夷岩茶，可以冲泡几次
岩茶可冲泡几次，视茶品质和冲泡手法而定。
茶内质充足，茶耐冲泡，这就像是电量百分百的手机，续航能力强。只要配上正确的冲泡方式(如快出水，不要刻意坐杯)，冲泡十余次完全没问题。
若是内质不足，或者是一种用坐杯的方式冲泡，不过七八冲就没了滋味。
是以，岩茶能冲泡几次，没有统一答案。
20.武夷岩茶为什么要快出水
岩茶快出水，是为避免茶多酚、咖啡碱释放太多，从而影响了茶汤的风味。
一款内质充足，制作精良的岩茶，使用快出水，味道已经相当丰富，茶汤甘醇、清甜、柔和、淳爽，风味俱佳。若是特意放慢出汤速度，倒是会打破汤水平衡，拖了后腿。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岩茶冲泡，快出水!快出水!快出水!
21.夏天存武夷岩茶，要放在冰箱保存吗
答案是：不要!
一年四季，岩茶都不必存冰箱。
岩茶存冰箱，风险太大。
冰箱里，拥有许多的水汽，这些水汽潜伏在冰箱中，等到岩茶入主后，将会破坏茶的品质。
当岩茶吸收了冰箱里的水汽后，干燥度消失，茶会出现返青。返青后，茶香消失，茶品种严重受损，失去饮用价值。
再者，冰箱中还有许多的异味，这些异味也是个定时炸弹，分分钟摧毁岩茶的品质。
为了岩茶的安全着想，常温保存即可。同时做到遮光、密封、干燥、无异味保存最好。
22.武夷岩茶，值不值得存成老茶
看茶品质而定。
自己入手了一款优质岩茶，想要体会存了三五年后是何风味，这时候就可以尝试存茶。
要是一款茶在新茶时期喝，要香气没香气，要醇厚的汤水也没有，喝着还特别苦涩，有异味，这样的茶，还是趁早丢了，别苦心孤诣地存茶，即便存十年，也改变不了品质茶的结果。
再者，一款轻火的岩茶，也不值得存成老茶。
轻火茶，容易返青，存放一年就容易出现青味，要是存成老茶，满口的青味，实在没有必要。
武夷岩茶存成老茶， 还是量力而行。
23.武夷岩茶，什么时候喝最好?
不同的岩茶，适饮期有所差异。
轻火茶，一般在六七月上市，当年的十月份前后达到最佳饮用期。
中火茶，七八月份上新，到十月底前后，是不错的饮用期。
中足火一类岩茶，到十月后上新，褪火一个月左后，可达到最佳饮用。
岩茶的饮用期，要根据火功而定。岩茶到手后，放一放，让火气褪去再喝，口感和香气都达到峰值。
24.武夷岩茶，为什么会返青
岩茶返青，主要是因为水汽影响。
当岩茶吸收了水汽后，茶叶中的干燥度被破坏，茶的含水量过高，使得茶叶中生出青味，这就出现青味。
又或者茶叶焙火不透，到了一定时间后，茶叶中的水汽反作用在茶叶上，也会出现返青的情况。
25.返青后的岩茶，能喝吗?
返青后的岩茶，不建议喝。
岩茶返青后，会带有不同程度的青味，有的还会有酸味。
茶原本的香气消失不见，茶汤也变得苦涩，单薄。
要是返青刚开始，不是十分严重，可重新复焙，去掉茶中的水汽，可重新饮用。
要是返青情况严重，建议直接丢了。
26.如何避免岩茶返青变质?
避免岩茶返青，最好的方式就是保持茶叶的干燥。
第一步，购买焙火透的岩茶。
焙火透，最深层次的水分也被烘干，这样的茶不容易返青。
第二步，保证存茶环境的干燥。
存茶的环境，也要保持干燥度，在干燥的环境下，水分少，不容易发生返青。
27.武夷岩茶，不同品种的茶能存一起吗
只要茶叶密封好，可以放在一起保存。
现在有许多的岩茶组合，都是不同的茶保存在一起。存茶前，将茶用牛皮纸袋密封好，然后就能存在同一个箱子里。
岩茶保存，仍旧遵循：遮光、密封、干燥、无异味、阴凉存放。
28.岩茶保存，为什么需要重新焙火
岩茶保存重新焙火，是为了让岩茶更长久保存。
岩茶在保存过程中，因外界环境的不确定性，会吸收空气中的水分，这些水分是个隐患，当茶叶中的水分积累到一定量后， 会有变质的情况出现。
这时候，为防止茶返青，要重新复焙。
将这些水汽蒸干后，茶又能重新保存一段时间。
以上整理的28个问答，只是岩茶中的冰山一角。
这些问答，涉及岩茶的选购、冲泡、保存，弄懂这些问题，岩茶喝得更明白、更透彻。
在日后的喝茶过程中，若是还遇到什么难以解决的问题，欢迎留言讨论。
众所周知，“三坑两涧”是武夷岩茶最核心的产区，因其独特的山场环境和气候土壤导致此区域出产的岩茶品质优异。那么，作为对武夷岩茶正岩核心产区高度概括的这个词“三坑两涧”最早究竟是谁提出来的呢？
01
有一种普遍的说法是,“三坑两涧”最早见于记载是，张天福老师1989年主编的《福建乌龙茶》。其书中明确记载：“武夷正岩茶，产于武夷山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流香涧、梧（悟）源涧等地（号称三坑二涧）”。
但是，“三坑两涧”作为武夷岩茶正岩的核心产区这个概念总结，显然不可能是这个时候提出的，而且还只是在这本书对岩茶分类的备注中给予补充说明。
还有一种说法是，“三坑两涧”是姚月明老师归纳出来的，只是没有在他的作品中记载。
其实我在《姚月明论文集》中的《武夷茶的悠久历史》一章中找到了姚老关于“三坑两涧”的记载：
“明代“环九曲之内不下数百家”之势，已不复存在，而向山北的“三坑两涧”发展。（三坑：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两涧：流香、悟源。）据1941年统计，三大坑产量占总产量48%，两涧占18%，九曲溪畔占14%，其他占12%，洲茶仅占8%。”
对于姚月明老师的关于三坑两涧的这段记载，除了他的论文集，还曾经在两个地方姚老有过记述。一个就是1991年由武夷山市政协出版的《武夷文史资料第十辑》，还有一个就是1985年由陈椽主编的《中国名茶研究选集》。这些资料中最早的就是1985年的《中国名茶研究选集》这本书，也就说姚老对于“三坑两涧”的记载是在1985年之前。
图1：《中国名茶研究选集》中记载“三坑二涧”
但是，这个时间依然很晚。
我们再往前寻找，发现在近几十年的时间里面都找不到关于“三坑两涧”的记载。直到1951年出版的《中国茶讯》期刊，在第6期林瑞勋的一篇《福建茶产概述》文章引起了我的关注。
林瑞勋此文在介绍福建各种茶类中，介绍“闽北青茶”提到了“三坑二涧”。原文是：
“武夷岩茶久负盛名，产于崇安的武夷山，其茶有岩茶，洲茶之分，靠山为岩，沼（沿）溪为洲，洲次之，而尤以产于慧苑、倒水、牛栏、三坑，流香、悟源二涧的茶叶品质绝顶，故慧苑、竹窠、三仰、天井、天心、天游、兰谷、幔陀位于三坑二涧之中，有八大名岩之称。其茶由水仙、乌龙、奇种……”
比较有意思的是，这里不仅提到了“三坑二涧”，还提出了“八大名岩”。
林瑞勋会不会是“三坑两涧”的首个提出者呢？
不是。因为我之前在看复旦农学院茶叶系的史料的时候就有关注过林瑞勋这个人，他是1950年由复旦茶叶专修科毕业分配到福州商检局负责茶叶的检验工作。可以想象，一个刚毕业被分配到福州工作岗位的学生一下子就提出“三坑两涧”这个武夷岩茶核心山场的高度概括的概念是不可能的。而且林瑞勋分配地是福州商检局，不是在崇安（武夷山）。
顺便说下，姚月明也是复旦农学院茶业专修科毕业（毕业的时候复旦的茶叶专修科已经院校调整到了安徽农业大学），姚老是1953年毕业，1951年才入的学，算起来林瑞勋是姚老的学长了。按时间推算，林瑞勋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姚老才刚刚上大学。
1951年，福建解放伊始，崇安的茶业生产还没有开始完全恢复。“三坑两涧”这种对武夷岩茶核心产区的总结和概括应该是在一个武夷茶产业高度繁荣的时间段，特别是对岩茶品质要求较高的时期才会对茶叶山场产地特别关注。
而我们知道，武夷岩茶在民国的早期曾经兴盛过很长一段时间，根据林馥泉先生的记载，当时的名枞在慧苑坑就有八百多种，可见当时岩茶之繁盛。
图2：林瑞勋1951年《福建茶产概述》
所以，我们只能从民国的一些资料当中再去寻找信息。
在1944年由廖存仁发表在《茶叶研究》期刊第4.5.6期中的《闽茶种类及其特征》，我们找到了对应。他在文章中介绍闽北青茶的一章节中特地描述了武夷岩茶的生长环境，其文如下：
“其茶有岩茶和洲茶之分，附山为岩，沿溪为洲，岩为佳，洲次之，第岩茶反不甚细，又有山南山北之分，山北为佳，山南又次之，而尤以产于慧苑，倒水，牛栏三坑，流香，悟源二涧者更为绝品，故慧苑、竹窠、三仰、天井、天心、天游、兰谷、幔陀位于三坑二涧之间，有八大名岩之称。其茶由水仙、乌龙、奇兰……”
我们再回过头去看林瑞勋1951年发表在《中国茶讯》中关于“三坑二涧”的这段描述，基本上是和廖存仁先生的这段文字一致的，就连廖文中“沿溪为洲”因为排版原因，错把“沿”误写成“沼”都错得一模一样。说明廖文是原版出处，值得我们认真去剖析的。
廖存仁是闽北浦城县人，当时受雇于中茶公司，在技术处担任茶师，民国三十年（1941年）被派至崇安（武夷山）调查武夷岩茶，并协助当时的茶叶研究所的试验研究工作，在1944年春南平到建瓯的出差途中遇难。所以这篇文章是他的一篇遗稿，在这点，《茶叶研究》当期的卷头语有详细说明。
廖存仁在崇安工作的这段时期里，对武夷茶叶的记载颇多，并在当时东南茶叶改良总厂的刊物《万川通讯》和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茶叶研究所的刊物《茶叶研究》中都有发表过不少文章。从文章的内容和专业度上，可以看出廖存仁对于武夷岩茶是比较了解的。
在1943年廖存仁还出版过《武夷岩茶》一份调查报告，这份报告被作为当时吴觉农先生领导的茶叶研究所出版的刊物的第三号丛刊。遗憾的是《武夷岩茶》一文并没有对“三坑二涧，八大名岩”有做记载，只提到了“附山为岩,沿溪为洲，岩为佳，洲次之”。说明对于“三坑二涧，八大名岩”的记载是廖存仁后期才补充的。
我们再分析下廖文，前半部分整体描述和董天工的《武夷山志》中对于武夷茶的记载口吻是一致的，基本是沿用董文。结合廖存仁先生的经历在武夷山时间并不是很长，他也并非茶农或贩茶茶商，当年他是受雇于中茶被委派到武夷山调查武夷岩茶，1943年出版的《武夷岩茶》一调查报告应该就是这次行程的研究成果，所以廖存仁对于“三坑二涧，八大名岩”的理解应该是调查所得，而并非其提出和概括。
图3：廖存仁1944年《闽茶种类及特征》
同时，我们再看同样在这个时期由林其瑞先生发表在1943年的《茶叶研究》期刊中的一篇文章。
文章名字叫《闽浙皖三省各种内销茶之制造及其特征》。这篇文章是吕增耕，林其瑞，尹在继三人合力完成，一人写一个地区，其中闽省之内销茶部分由林其瑞完成。在文章的青茶部分林其瑞提到了“三坑二涧”整体描述的口吻和廖存仁的版本是完全不一样的，其文如下：
“崇安武夷山所产茶叶，谓之武夷岩茶……成茶品质香味特佳，其产于三坑（慧苑坑、牛栏坑、倒水坑）二涧（悟源涧、流香涧）者，更称绝品。武夷山之中心茶岩，大者如天心、慧苑、竹窠、兰谷、霞宾等所产之茶，称正岩茶；在武夷山范围以外如黄柏大安小浆等地所产者，曰半岩茶。正岩又有大岩和小岩之别。”
在这篇文字中，林其瑞不但写到了“三坑二涧”，还把武夷岩茶的正岩和半岩，大岩和小岩做了描述。当然还是不够详尽具体。考证林其瑞先生的经历，他是民国时期在福州茶训班毕业，这个时期在闽北茶区工作，他的这篇文章和廖存仁的文章一样都应该是属于调查所得。
图4：林其瑞1943年《茶叶研究》
那在更早的资料中，三坑二涧是否有过记载呢？
1941年5月当时的福建省政府统计处出版的《福建之茶》中也找到了记录，该书是属于调查统计丛书类，主编是唐永基，魏德端。其中在介绍青茶的一章中描述道：
“岩茶产于武夷山，武夷山周围几百二十余里，以环境优良，制茶品质特佳，尤以产于三坑、二涧、二祠者更为绝品。武夷之中心茶岩，大者如天心、慧苑、竹窠、兰谷、霞宾等称曰正岩，与其相对而称者曰偏岩，产茶品质较差，此外产于武夷半山以上者曰半岩，正岩又有大岩和小岩之别……。”
图5：1941《福建之茶》关于“三坑二涧”记载
在这里，“三坑”是哪三坑，“二涧”是哪二涧，作者并没有说明。还有其中提出的“二祠”，是之前其他人的文章中都没有提及的。那究竟是哪“二祠”呢？我们先来探讨下。
翻遍武夷山史料和“祠”相关的山场目前仅有两处，一个是“文公祠”，还有一个是“纯阳祠”。“文公祠”在林馥泉和张天福的报告统计中，“文公祠”（即五曲）都有列入。民国三十五年的所有者是朱缉齐，当时一年产茶量是850斤，应该是当时的一个重要山场。而“纯阳祠”虽历史也有产茶记载，但是算不算“二祠”之一，这里不好下结论。况且，“文公祠”和“纯阳祠”都已经脱离我们熟悉三坑二涧的核心范围。
图6：民国时期岩厂产量图
同时，我们还发现这段话和林其瑞的那段文字惊人相似，按时间先后来看，林文应该是有研习《福建之茶》。当然，对于三坑二涧是哪个坑涧，相比较《福建之茶》的记载，林其瑞在文中三坑二涧特地括号加以说明，并删除了“二祠”，而且对于半岩的描述，内容上也稍加了文字加以补充，也就描写的更加完整。
对于《福建之茶》这本书，作者在序言部分写到“二十四年春由魏德端编成福州茶业概况，翌年唐永基更补充全省材料编为福建之茶”，也就是说这本书的成书时间大概是在1936年左右。
那么关于“三坑二涧”的记载，我们综上所有能够找到的资料，这本材料是目前最早的。
当然，《福建之茶》只是一本调查丛书，其中内容作者在序言中有言“编者分赴各地，广收资料，足成此书”，说明该书对于“三坑二涧”也是调查所得，并非提出。
那么，还是那个问题，“三坑二涧”究竟是什么时候由谁提出的呢？
在这个时期还有两份茶叶资料是我们绕不过去必须研究和讨论的。
首先一份是张天福先生1941年编写的《一年来的福建示范茶厂》。
《一年来的福建示范茶厂》是一份报告总结，1941年9月正式出版，厚厚的一册，书名由当时的省政府主席陈仪题写。该书是张天福先生对1939年到1940年一年多来在武夷山兴办的示范茶厂的一份完备的工作汇报和总结。
张天福先生办事能力强，有条不紊，思路清晰，在此之前的《三年来的福安茶业的改良》的报告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张天福先生是一个做事情非常认真的人。
所以《一年来的福建示范茶厂》中非常完整的记录了武夷岩茶品种，产地，工艺。其中在《崇安之茶业》一章，记录了：
“正岩，亦称大岩茶，指武夷山三条坑（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范围内所产者，如竹窠、慧苑、天井、苑香、霞宾……”。
遗憾的是，由于我们手上参照的是复印资料，剩下原书文字已经漫漶不清晰。但这里所提出的正岩茶产地和林馥泉先生的是一致的（林文我们下面分析），即都是产自三大坑或者说三条坑（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
另外，在此章节中还写到“山中茶岩之最著者，有竹窠、天心、天井、慧苑、霞宾、幔陀、磊石、景云等八大岩。”
在这里也提到了“八大岩”，而之后的廖存仁先生的文章中也提到过“八大名岩”，说明“八大名岩”的说法在此之前就有而且还很普遍。可惜的是，经过几十年的流传，我们现在只听过三坑二涧，而不知有八大岩。
但是，《一年来的福建示范茶厂》中所提出的“八大岩”和廖文中的“八大名岩”对比下有三处是有出入的，这个我们在下文中再另外重点分析下。
有点要说明的是，这本书中提到武夷产茶区域，多处有提到，但是描述的版本有点纷乱，同时有不同说法。由此可见，这些资料不是出自一个人之手，张天福很有可能在这份报告中是汇编了很多人的资料，或者本身这份报告就是出自多人之手。
另外还有一份最重要的资料就是1943年林馥泉先生的调查报告《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
这份资料是所有研究武夷岩茶的发展历程的人绝对不可以绕过的一本资料，该书是在民国时期对武夷岩茶的研究集大成者和一部最完备的资料。
林馥泉先生在福建示范茶厂时任武夷制茶所主任，同事也是该厂技师（在该厂技术级别里面算比较高的职位，下面还有设有技术员和技术助理员），办公场所在桂林岩，所以他对武夷岩茶整体是非常了解的。
我们也有幸于林馥泉先生当年的整理，而让我们更够详细的清楚武夷岩茶在这个时期乃至于之前的整个栽培、制作、山场、历史和商贸往来。
林馥泉书中在武夷茶园分布情形一段中，很详细的提到武夷岩茶的核心产区，由于该段文字很重要，所以我们把原文全段摘录如下：
“武夷重要之产茶地多在山坑岩壑之间，产茶最盛而品质较佳者有三坑，号武夷产茶三大坑，即慧苑坑、牛栏坑及大坑口是也。所产之茶称为大岩茶。为品茶家所重视，慧苑坑所属岩厂自坑口计起有桂林岩、青云岩、岭脚岩，幔陀上下厂，霞宾上下厂，水濂洞内中外三厂，慧苑岩东西厂，竹窠岩、景云岩、三仰峰等，倒水坑之天井厂亦系此坑之支流。牛栏坑，坑宽而短，兰谷岩、宝国岩等属之。大坑口主要岩厂有神通岩、宝珠岩、天心岩之九龙窠等，其他岩厂垦辟茶园在此三坑亦属不少，惟茶厂厂址不在此三坑，故未列入。
此外岩厂分布于九曲溪者，计有庆云岩、御茶园、文公祠、天游、桃源洞、品石岩、鼓子岩、白云岩等。分布在三涧坑者有福龙岩、广灵岩、宝石东西二厂、玉华岩、佛国岩、碧石岩等上列溪坑所产称为中岩茶，除此而外沿黄柏溪及崇溪属武夷范围内，如会仙、蜂窠、双凤等厂茶园尚不少，利用山脚溪边砂洲种植之洲茶，惟素不被重视。
目前除三大坑而外大半荒芜。属于山岭或平坡土质稍逊或地域较偏远者几全荒弃。兹就三十年各岩产茶量为根据以估茶山分布情形如下:属三大坑者占48%，三涧坑占18%，九曲溪占14%,其他岩山占12%，洲茶占8%。以茶树品种而言，水仙、乌龙以及较名贵者均产于山凹岩心之间，其他多为普通之菜茶。”
林馥泉先生这段几百字的文字，把武夷岩茶的产区划分为大岩茶（三大坑）、中岩茶（三涧坑）、九曲溪沿岸、其他岩山、洲茶等五个部分，详细记录了这几个区域的范围和岩厂，并统计了这五个部分民国三十年（1941年）的产茶量。
图8：民国时期各岩产茶图（资料来源网络）
首先，他提到“产茶最盛而品质较佳者有三坑，号武夷产茶三大坑，即慧苑坑、牛栏坑及大坑口是也”。从这句的描述语气，一个“号”字及后面的“是也”，可以很显然看出，林馥泉先生这里是在复述前人的说法，所以才会有“号”“是也”，说明在此之前三大坑早已经是很有名了，才会“为品茶家所重视。”
从“三大坑”岩厂所覆盖的区域上看，是和廖存仁先生所说的“三坑二涧、八大名岩”的区域是基本重合的。当然“三大坑”的描述会更加粗放些。
第二，林馥泉先生这里提到了“三涧坑”。“三涧坑”之前从来没有看过资料有这样去提及，究竟是什么地方？
这个问题之前我是一直没有弄明白，我甚至怀疑是否是因为原书和我们手上复印版资料的打字输入错误才误写成了这么一个拗口的名字。所以我特地找了该文的其他版本来核对，发现原书确认是“三涧坑”三字无疑。
那么“三涧坑”究竟指的是什么地方呢？根据林文的描述，“福龙岩、广灵岩、宝石东西二厂、玉华岩、佛国岩、碧石岩等上列溪坑”所画出来的三涧坑范畴，当我再对比地质学家黄进在其书《武夷山丹霞地貌》一书中的武夷景区图的时候，才有所恍然感悟。
我们可以推测，三涧坑就是：田厂涧、碧石涧、章堂涧、广陵坑所夹含的中间这个区域部分，所谓“三涧、坑”有可能就是田厂涧、碧石涧、章堂涧这三条大涧及广陵坑构成（区域中间还有“玉华涧、九井涧”等两条分支小涧，也有可能）。
又或者“涧坑”在他的描述用词中就是一个连词，而没有把“涧”和“坑”区分出来，说的是同一个意思，就如同我们今天说“坑涧”一样。如果是这样，那有可能“三涧坑”就是对田厂涧、碧石涧及广陵坑中间的这段区域的统称。
图7：资料来源：黄进《武夷山丹霞地貌》
林馥泉先生把这部分划分为中岩茶。而这个“中岩茶”在其他专家的笔触中应该就是所谓的正岩里面的“小岩”。（1945年朱龙文在《今年的崇安茶叶》一文，统计正岩茶区产量，把佛国岩、弥陀岩、三仰峰、刘官寨也算入其中，可见当时的正岩概念包括了林馥泉先生说的“大岩茶”和“中岩茶”。）后期我们争取写篇文章来论述民国时期“正岩”的范围变迁。
在林文中，这个广阔的茶山区域在1941年产茶才占了18%，可以看得出来在当时受到19世纪三十年代的战乱影响，茶山荒芜是比较严重的。
当然，单从岩茶产区划分来看，林馥泉先生对武夷岩茶产茶区这五个区域的划分也有不足的地方。尤其对正岩以外的产区划分很模糊。
02
现在，综合以上我们提到的所有关于三坑二涧的资料罗列，有几个问题我们这里要深入探讨下。
01
八大名岩究竟是哪八大岩？
在张天福先生的《一年来的福建示范茶厂》中，记录的“八大岩”分别是：“竹窠、天心、天井、慧苑、霞宾、幔陀、磊石、景云等八大岩”。
而在廖存仁先生的文章中记录的，“八大名岩”是“慧苑、竹窠、三仰、天井、天心、天游、兰谷、幔陀位于三坑二涧之间，有八大名岩之称。”
两文对比，发现有三岩是存在差入的，张文中说的是“磊石”、“景云”、“霞宾”三岩，廖文中说的是“三仰”、“天游”、“兰谷”三岩。但是既然这八大名岩按廖文所说是在三坑二涧之中的，那我认为张天福的版本更加准确，廖存仁记录的三仰、天游都已经脱离开了三坑二涧的范围。
还有一种可能性是，“八大名岩”或者“八大岩”只是当时一个笼统的说法，并没有很明确的版本，毕竟每个山户或者岩厂都夸自家山场最好，名枞众多。
非常遗憾的是，经过几十年的转述和变迁，我们今天绝大部分人都只知道“三坑两涧”而不知道岩茶在辉煌的时候曾经有“八大名岩”的说法了。
02
到底是“三坑两涧”还是“三坑二涧”？
首先，通过对比研究，我们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早期的资料都是说“三坑二涧”，而没有说“三坑两涧”，“二”和“两”虽然在字意上是完全一样的表达，但是在发音上却有不同。
这种细微改变我们通过追述发现最早源自，姚月明先生在1990年出版的《武夷文史资料第十辑》中的文章《武夷茶的悠久历史》中即写道“三坑两涧”，而在此之前的能看到的所有资料都是写“三坑二涧”。
但同样这篇姚月明的文章1989年发表在《中国名茶研究选集》中，却写作“三坑二涧”，这里很显然是一种细微的笔误或者出版错误导致了这个流传了近百年的词语被改变。
至于《武夷岩茶姚月明选集》出版之后继续沿用的“三坑两涧”更加大了这个词的传播，而后人很少有知道“三坑二涧”这个原生词，都误作“三坑两涧”。
03
究竟是“倒水坑”还是“大坑口”？
关于“三坑两涧”的说法一直流转两个版本，一说是慧苑坑、牛栏坑、倒水坑、流香涧、悟源涧，还有一说是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流香涧、悟源涧。
这两个版本的区别就是究竟是包含“倒水坑”还是“大坑口”。
按照之后这个大坑口的版本之说，一种比较广泛的解释是倒水坑为慧苑坑的支流，严格来说不能算是一个大的坑涧。这种说法的源头我认为是林馥泉先生在《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中的一句解释，原文是“慧苑坑所属岩厂自坑口计起有桂林岩、青云岩……，倒水坑之天井厂亦系此坑之支流。”
这个争议一直围绕着我们，我在翻阅1975年由安徽农业大学过来进修的卢福娣老师的笔记时候，当时卢老师在武夷山进修学习，笔记中就记录了“三大坑，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并在大坑口的后面特地加括号说明“倒水坑实际属于大坑口内的，实际产茶少，不算是坑”。
我们暂且不说这种记述是否正确，但是可以说明在1975年关于是倒水坑还是大坑口的争议就已经存在了，并延续至今。仿似成为了武夷岩茶关于山场界的“哥德巴赫猜想”了。
可以确定的是，在我们目前找出的所有民国史料中，只要提到“三坑二涧”这四个字的文章，无论是廖存仁还是林其瑞的记述，无一例外的记录的是“倒水坑”，而没有提到过“大坑口”。
甚至在林心炯发1986年表在《茶叶科学技术》第1期的《武夷岩茶品质与生态环境的初步研究》文章中，提到“三坑二涧”说的版本也还是“倒水坑”。
这种变化直到1985年，还是姚月明先生的那篇文章开始。
姚老在1985年由陈椽主编的《中国名茶研究选集》中，在《武夷岩茶与武夷茶史》一章提到：
“对武夷茶产地之转移，从明代”环九曲之内不下数百家”之势已不复存在，而向山北的“三坑二涧”发展(三坑即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二涧为流香、悟源两涧，据1941年统计三大坑产量占总产量占总产48%，二涧占18%，九曲溪畔占14%，其它山岩占12%，洲茶仅占8%)。”
姚老的这段文字后期在他的文章中多次被重复著述，这个在我们这篇文章开篇就有提到，比如1991年的《武夷文史资料第十辑》和2005年的《姚月明论文集》。
这段文字很显然引用的是1943年林馥泉先生在《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中的资料。
但是姚老在这里犯了一个引述上的错误，林馥泉文中说的是“三大坑”和“三涧坑”，而姚老的文章中则把“三涧坑”误以为是“二涧”（从对产茶量的引用上可以看出），并直接描述为“三坑二涧”。
图9：姚老1985年关于“三坑二涧”文章
其实林馥泉说“三涧坑”的范围是在福龙岩、佛国岩、碧石岩一带，是他所说的“中岩茶”，而非三坑两涧的范围；他描述的“三大坑”概念也非之前廖存仁和林其瑞他们描述的“三坑二涧”中的三坑，而姚老在这里却做了一个“改编整合”，这是一个很明显的理解错误，以至于后期被以讹传讹。
当然，我们必须强调的是“大坑口”或者“倒水坑”都在三坑两涧范围，这两个山场从我们可以翻阅到的资料以来都是武夷岩茶正岩产区的核心山场。从民国开始，在“三大坑”的这个版本中，“大坑口”就一直是三大坑之一。
由此我们引申出下一个问题。
04
“三坑二涧”和“三大坑”究竟哪种说法来描述武夷岩茶正岩核心产区更合适？
综合以上资料，我们发现对于武夷岩茶最核心的大岩茶产区的概括，廖存仁和魏德端都概括为“三坑二涧”，而林馥泉还有张天福先生的报告中都概括为“三大坑”或者“三条坑”。这两种说法到底哪个更准确。
首先，廖存仁和魏德端他们所说的“三坑二涧”和“八大名岩”并不是他们提出来的，他们只是做了记录。这些概括有可能在清末或者更早期就已经有人提出来。很有可能是岩主、包头或者茶商对于岩茶核心产区的约定俗成的说法，流传至今。
这种名词是当时的生产经验总结，不一定有经过详细的科学论证其合理性。所以就不存在所谓的倒水坑划入慧苑坑的划分更科学，还是划分入牛栏坑更科学。
在历史资料上面，“倒水坑”就是独立在“三坑二涧”中占有一个位置。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尊重史料存在而不是去强调逻辑推理。
而林馥泉先生所提的“三大坑、三涧坑”在我们前文中已经分析了，从句意上看林馥泉先生也是引述前人的提法并对此作出范围诠释，他也不是“三大坑”的提出者。但“三条坑”或者“三大坑”这种提法更像是一种简单的描述，非经过慎重排列概括。这种描述相比较于“三坑二涧、八大名岩”来形容岩茶大岩核心产区会更加粗放些。
我们如今借助谷歌地图，可以很明确的看到，三坑两涧范围确实是三条非常完整，生态地貌很好的坑涧。所以“三大坑”这种说法也有其科学合理性。
另外，从林馥泉对三大坑各个岩厂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他提出的三大坑的区域和廖存仁、林奇瑞他们记述“三坑二涧”的区域是一致重合的。（顺便说下，我们今天大多数人对“三坑二涧”区域范围的理解非常狭窄，其实在民国的时候，“三坑二涧”的区域范围是很广的，从林馥泉先生记录这个范围内的岩厂我们即可以看出来。单慧苑坑除了我们现在理解的慧苑里外，对内还包括了竹窠、景云等区域，对外还包括了桂林岩，幔陀岩、水帘洞等广阔的区域。）
在林馥泉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茶叶教科书对武夷岩茶产区描述都沿用他“三大坑”的说法。
例如，陈椽1961年主编的《制茶学》和1961年福安农校主编的《茶叶制造学》。个人认为正是因为教科书的普及，导致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只知道“三大坑”，而很少有人提及“三坑二涧”。到了后期1985年姚月明先生再次提及“三坑二涧”的时候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版本了，而且没有了“八大名岩”，这个过程中很多的原始信息被丢失了。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今天可以通过足够多的数据资料，把这些信息再次找回，串联，并去分析他们改变的路径。
所以是廖存仁先生提出的“三坑二涧、八大名岩”，还是林馥泉先生提出的“三大坑、三涧坑”更能准确的描述武夷大岩茶的核心产区或者那个说法更为正统呢？可以确定是的，自民国以来，这两个版本都有人提，所以也就没有所谓正统之说。
而在在此两个版本说法之外，还有没其他版本呢？有，但是都只是在其文章中简单提到，并非刻意论述，也非主流论断。例如：
1、1943年叶鸣高发表在《武夷通讯》第十一期文章《武夷菜茶名枞之分布》一文，对武夷岩茶核心产区记述
“武夷山产茶以北为上，著名产茶之区域在慧苑坑、倒水坑、牛栏坑及九龙窠诸地。名岩如慧苑岩、天心岩、天井岩、竹窠岩、兰谷岩之茶园，均在三坑之内。以三坑溪流贯川，云雾氤氲，岩石奇丽，迥非山外可及。其附近名岩如水濂洞、马头岩、天游岩、清源岩、庆云岩、佛国岩则较次。故名枞亦以三坑为贵。”
图10：1943年《武夷通讯》
2、1943年张步声发表在《武夷通讯》第八期文章《武夷山之级式茶园》:
“如名枞大红袍、铁罗汉等均匀于慧苑坑、牛栏坑、大坑，三条坑附近，两边悬崖峭壁，日照时间不多……所以出产茶叶品质特佳，所谓正岩就是。可是能够具备这种优良条件的环境究竟不多……”
我们把这些史料做了一份表格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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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引述了这么多资料后，我们再次回到此篇文章探讨的主题，“三坑二涧”究竟是什么时候提出的？
我们发现，在1941年到1944年这段时间里，“三坑二涧”、“三大坑”这些词被茶叶专家们大量提及，而在此之前却再也找不到记录。这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这个时期有大量的茶叶专家和著名茶师汇聚武夷山。先是1939年张天福在武夷山创办的福建示范茶厂，后是1942年吴觉农先生领导的隶属于当时的财政部贸易委员会的茶叶研究所。
当时，两个机构的规模都是空前的，加上张天福和吴觉农先生的号召力，带来大批的茶叶专家，几乎都是当时在茶叶研究领域的佼佼者，诸如研究茶树栽培的，茶树品种和杂交的，虫害的，茶区土壤的和制茶的茶师。
所以关于武夷茶区的大量的调查研究报告在这个时期密集的出来，如武夷茶树品种、土壤调查、茶树杂交试验等等。但是这些茶叶专家来武夷山茶区的时间都不长，也很显然并不是“三坑二涧”的直接提出者。
第二，这段时期是武夷岩茶的生产恢复时期。而在此之前的十多年间武夷茶区由于战乱等因素，大部分的茶园荒芜，茶厂被废弃，沿海一带的茶商不敢上来从事茶叶贸易。
林馥泉在文章就写到“武夷茶业全盛时期已过去……野草杂木竞相争长，茶丛已无生长余地，……昔时武夷茶山面积当在一万市亩以上。”
这点在陈椽先生的《武夷茶三起三落》中也有记述“岩茶虽尚能维持三百担左右，但较之最盛时期输出五万余担，已不及十分之一。……茶园听其荒芜，大半是正岩茶，因原岩主远在南洋，或因资金缺乏，大多是荒芜了、减产了，能够维持原状的十不及一。”
所以，武夷岩茶的在这段时期和早期繁盛的时候有点断层。因为这种断层导致的后面这些茶叶专家关于武夷岩茶核心产区的记载就有点纷乱和说法不一，大多都是采访询问所得。这也是我们看同样是这个时期的对武夷岩茶山场的概括，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版本的原因所在。
而关于“三坑二涧”的提出一定是在此之前更早，在武夷岩茶更加繁荣的时期。特别是对岩茶品质要求较高的时期才会对茶叶山场产地特别关注，才会有诸如不见天、瓜子金、吊金龟等岩厂茶商推崇的各种“名枞”出现，而他们又分别分布在不同“名岩”。
聊到这里，在没有更多的史料情况下，我们提出三点关于“三坑二涧”可能出现的条件假设。
第一，“三坑二涧”的提出应该是在武夷岩茶工艺非常成熟的时期总结出来的
武夷岩茶的工艺，大概形成于明末清初这段时期，在清代康熙年间王草堂的《茶说》中，详细记载了武夷岩茶的制作工艺。
而在武夷早年盛产绿茶的时候，对山场的要求远不及武夷岩茶高，好的茶园皆在九曲溪沿岸。明代徐勃《茶考》中载:“环九曲之内，不下数百家，皆以种茶为业”。
到了清代早期蓝陈略《武夷纪要》中提到“茶，诸山皆有，溪北为上，溪南次之。园洲为下。而溪北唯接笋峰、鼓子岩、金井坑者尤佳，以清明时初萌细芽为最。”很显然，在这里记录的是绿茶，所以他记录的山场佳者在九曲溪北边的接笋峰一带。
再到了雍正年间陆廷灿在《续茶经》所收录的随见录中记载“武夷茶北山者为上，南山者次之。南北两山，又以所产之岩名为名，其最佳者名曰工夫茶。工夫之上，又有小种，则以树名为名，每株不过数两，不可多得”。
从这里陆廷灿的记载，我们明显可以看武夷茶从绿茶到工夫茶（岩茶）的转变，而最佳山场也从九曲溪沿岸的“溪北”转移到了“北山”。并且，从“工夫之上，又有小种，则以树名为名，每株不过数两，不可多得”这句，我们看到武夷名枞早期的雏形，在这个时候已经有专门对武夷菜茶进行单株命名了。
而到了1751年董天工在其《武夷山志》中，则明确“其品分岩茶、洲茶(附山为岩,沿溪为洲)，岩为上品，洲次之。又分山北、山南，山北尤佳，山南又次之。岩山之外，名为外山，清、浊不同矣”。董天工在这里又进一步的区分出“山北佳，山南次”和外山茶。
图11：董天工《武夷山志.物产篇》
而后期的“三坑二涧”的提法显然是脱胎于“山南、山北”之别，并更加进一步的细致划分。
我们发现，随着武夷岩茶制茶工艺的进步，先人们对采制岩茶的山场的要求已经越来越高，逐步靠近“三坑二涧”核心地带。
但是，这个时期，我们还没有找到明确的“三坑二涧”之说。真正对山场的划分更加细致，总结更加完善的时候，应该是武夷岩茶工艺进一步提高，对山场的要求也更加严格的时期。
如果工艺没有改进提高，做出来的成品岩茶品质一般，对山场的要求就远不可能那么细致，更没有必要去区分正岩、半岩，以及进一步延伸到更核心的大岩（三坑二涧）。
第二，“三坑二涧”的提出应该是在工夫茶泡法兴起之后总结的
武夷岩茶，因其独特的“岩韵”滋味，在所有茶类中独占鳌头，是乌龙茶中的一颗明珠。品饮岩茶，细斟慢饮，所谓“啜英咀华”，品啜之间，要求泡法精湛、活火沸水，器具讲究才能够品味出武夷岩茶中真滋味。
而从明末清初开始，对武夷茶的冲泡日趋讲究，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在潮汕和闽南地区日渐形成了诸如“工夫茶”等饮茶方式的高超手法和饮茶文化。
我们从大量的史料中，可以找出工夫茶泡法和武夷茶相结合、相得益彰的佐证。
根据1762年《龙溪县志》记载“近则远购武夷茶，以五月至，至则斗茶，必以大彬之罐，必以若深之杯，必以大壮之炉，扇必以琯溪之蒲，盛必以长竹之筐。凡烹茗以水为本，火候佐之。穷乡僻壤多耽此者，茶之贵，岁数千”。
在乾隆时期，袁枚在《随园食单》记载“余向不喜武夷茶，嫌其浓苦如饮药。然，丙午秋（1786年），余游武夷，到幔亭峰、天游寺诸处，僧道争以茶献。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椽，每斟再试其味，徐徐咀嚼而体贴之，果然清芬扑鼻，舌有余甘。一杯之后，再试一、二杯，令人释躁平疴、怡情悦性，始觉龙井虽清而味薄矣；阳羡虽佳而韵逊矣。颇有玉与水晶品格不同之故。故武夷享天下盛名，真乃不忝。且可洫至三次，而其味犹未荆，尝尽天下名茶，以武夷山顶所生，冲开白色者为第一。”
而到了1801俞蛟在《潮嘉风月记》写道：“工夫茶烹治之法，本诸陆羽茶经。而器具更为精致……今舟中所尚者，惟武彝，极佳者，每斤需白镪二枚。六篷船中食用之奢，可想见焉。”
1832年《厦门志》载“俗好啜茶，器具精小。壶必曰孟公壶，杯必曰若琛杯。茶叶重一两，价有贵至四、五番钱者。文火煎之，如啜酒然。以饷客，客必辨其色香味而细啜之，否则相为嗤笑。名曰：‘工夫茶’。
1843年梁章钜《归田琐记》中云：“余尝再游武夷，信宿天游观中，每与静参羽士夜谈茶事。静参谓茶名有四等，茶品亦有四等……”接着又写道:“至茶品之四等，一曰香，花香、小种之类皆有之。今之品茶者，以此为无上妙谛矣，不知等而上之，则曰清，香而不清，犹凡品也。再等而上之，则曰甘，清而不甘，则苦茗也。再等而上之，则曰活，甘而不活，亦不过好茶而已。”
图12：梁章钜《归田琐记》
从这些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发展，用工夫茶泡法品饮武夷茶的一步步提高。到了梁章钜所在的道光年间，对武夷岩茶品饮滋味已经总结的非常丰富。“香、清、甘、活”四字来形容武夷岩茶口感而一直留存至今。
工夫茶泡法与武夷岩茶之间，正是因为武夷岩茶品种众多，工艺精湛，其所带有的独特“岩韵”等山场气息，把工夫茶的品饮艺术推到了更加精湛的高度。
而武夷岩茶也因为工夫茶的冲泡技术，才能把他“香、清、甘、活”的独特魅力所展示出来。这是一种相辅相成、相互演绎的关系。
所以，工夫茶冲泡方法的出现和发展离不开武夷茶，但武夷岩茶的进一步工艺升华和山场要求的提高离不开工夫茶饮茶方式的出现。
第三，“三坑二涧”的提出应该是在武夷山中岩厂兴旺，商贸繁荣的时期总结的
武夷茶叶，在商贸的早期，主要通过江西铅山县河口等地汇聚，沿信江而西转入赣江，再翻阅梅岭到达广州，通过十三行商人出口。
我翻阅早年东印度公司与我们的茶叶贸易史料，发现武夷茶在清代前期出口品类很杂，有Bohea（武夷茶）、Congou（工夫茶）、Pekoe（白毫茶）（1724年出口记录）。从现代考证来看，这里面有红茶有乌龙茶（岩茶）。
这个时期的茶叶外贸出口，茶叶虽有按等级标榜，但是并没有严格划分，所以对茶山产地当然就没有严苛要求。甚至还有好多外地茶冒充武夷，如清初阮旻锡在《安溪茶歌》中写道“溪茶遂仿岩茶样，先炒后焙不争差”
。
到了嘉庆年间，在嘉庆版《崇安县志》中载“星村茶市，五方杂处，物价昂贵，习尚奢淫，奴隶皆纨绔，执事江西汀州人为多，漳泉亦间有之。”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武夷茶市商贸兴盛，汀州、漳州、泉州的商贩云集武夷。这个时候商贸发达，但是并没有太多外地茶商在武夷买山设厂的记载。对武夷岩茶还只是停留在收购商贸层面，所以谈不上对核心产茶山场的要求。
而到了1842年，五口通商口岸开放之后，福州、厦门、宁波、上海成为合法的通商口岸，而不仅只是当时的广州（其实早年其他口岸亦有小批量走私）。福建沿海的福州、厦门成了重要的茶叶贸易港。“茶叶日盛，洋行采办，辏集福州”。
大量沿海地带茶商纷纷在武夷，欧宁一带买山设置厂。“崇安为产茶之区，又为聚茶之所，商贾辏辐”。
1851年蒋衡在《云寮山人文钞》中记载“……茶厂既多，除阳崇不计，瓯宁一邑不下千厂，每厂大者百余人，小亦数十人”
另根据郭柏苍1886年《闽产录异》记载，“武夷寺僧多晋江人，以茶坪为业，每寺订泉州人为茶师，清明后谷雨前，江右采茶者万余人”
“自开海禁以来，闽茶之利，较从前不啻倍蓰。盖自上游运省，由海贩往各处，一水可通，节省运费税银不少，是以商利愈厚”
在《福建之茶》（1941年）中也提到：“厦门五口通商后，茶输出日渐增多，输出以南洋为主要。……泉州之茶商，均往武夷采办”。
图13：武夷茶叶生产销售组织图
在当时，武夷山茶庄商号云集。出名的茶庄商号有厦门的杨文圃，漳州林奇苑，泉州张泉苑，惠安施集泉等茶号纷纷在武夷买山设厂，或者和拥有茶园的僧道建立长期贸易关系，订购买卖合同。
施集泉置办刘官寨，张泉苑购置青云、磊珠两个岩茶，后面还扩充了碧石、竹窠岩、慢云岩、弥陀岩等四个岩厂（1920），杨文圃在武夷山经营六个岩厂：桂林岩、玉林岩、碧林岩、桃花岩、宝兴岩、庆云岩。漳州林奇苑在武夷山购置幔陀峰、霞宾岩、宝国岩等岩厂，积极开荒种茶。每在春茶前大多亲自到武夷山“督制”岩茶。
图14：武夷山略图（各岩厂）
这些茶商，大多在厦漳泉设有茶栈（专营批发）、茶店，闽南沿海城镇，成了武夷岩茶外销茶的集散地，并同时销往南洋各地。
根据倪郑重先生记载，光林奇苑在全盛时期，每年从武夷山运装的武夷岩茶就近三千箱（一千担，合计十万斤），在厦门，漳州，云霄等三处的营业额每年就达到了三十万元。其创立的商品茶有“三印水仙”、“铁罗汉”、“名色种”。
图15：民国时期林奇苑茶庄销售的茶品
在这个时期，武夷名岩和名枞众多，山户、茶商、僧庙皆巧立名目推销。根据1918年蒋希召的《武夷山游记》中，武夷名岩和名枞就已经很详细了：
“奇种则皆百年以上老树，至此则另立名目价值奇昂，如大红袍其最尚品也，每年所收货天心不能满一斤，天游亦十数两耳，武夷各岩所产之茶，各有其特殊之品。天心岩之大红袍、金锁匙，天游岩之大红袍、人参果、吊金龟、下水龟、白毛猴、柳条，马头岩之白牡丹、石菊、铁罗汉、苦瓜霜，慧苑岩之品石、金鸡伴凤凰、狮舌，磊石岩之乌珠、壁石，止止庵之白鸡冠，蟠龙岩之玉桂、一枝香，皆极名贵。此外有金观音、半天摇、不知春、夜来香、拉天吊等等”
至于到了1943年林馥泉先生的记载，名枞就更多了，光慧苑坑就有名枞八百多种。
在这种背景下，衍生出了对名品、名枞，名岩的需求和定义，茶商们巧立名目，各表其岩厂名枞，并相互攀比，按优计价。自然催生出他们对武夷岩茶“三坑二涧”“八大名岩”等优秀产区的划分和总结。
最后，这里要说的是，我们前面找到的“三坑二涧”最早提到的资料是1941年的《福建之茶》，但这肯定不是最早的。
而基于以上的资料，我们大体可以初步判断，“三坑二涧”的说法很有可能就是在清代五口通商口岸开放之后，甚至更早至乾嘉时期。
当然如果更准确的时间，还需要更多的史料和更加深入的研究，毕竟在历史事实面前推论只是推论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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