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消息称，香港近日刚刚落幕的某拍卖会上，有史以来最贵的茶以2632万港元落槌，相当于2317万人民币。
2632万港元，“一锤定音”的回响震惊四座。茶界立马投去歆羡的目光，仿佛剧场之上，一幕意想之外的剧情横现，列座仪态万方。
据说在市场上，藏家碰到1920年福元昌号简茶的概率只有宋聘号的1/5，十分珍稀。2632万港元（2317万人民币）/件的百年福元昌号普洱茶，单价超过331万人民币/饼，可能又一次刷新了历史记录。
1920 年 紫票 福元昌號
数量 : 1 筒
重量 : 2236g
工序 : 生茶
成交价：26,320,000港币
23,170,000人民币
拍卖会成交的所谓有史以来最贵的茶
1920年，五四运动刚刚落幕，直皖战争爆发，以李大钊为核心的北京第一个社会主义小组成立，陈独秀主持起草《中国共产党宣言》，至今已近100年。
100年，我们不断在挑战着对食品的认知极限。其实说来奇怪，在所谓“越陈越香”的语境下，具有相同属性的白酒、红酒、陈醋、火腿等食品的炒作就很难出现这种100年岁月的跨度。即便酒类企业的规模乃至其基酒和产品的存储更规范，并且最早建立体系。但是这些年，我们什么时候听到茅台、五粮液这样的企业把陈放100年的老酒搬出来说事了呢？
给你个500年前的猪蹄，你敢吃吗？
福元昌原本是一个被历史遗忘了的茶商字号，这些年随着老茶的炒作，特别是针对福元昌的一些老茶炒作，导致这个已经湮灭的老字号又通过各种方式借尸还魂。“福元昌”这3个字注册很困难了，于是商家加个前缀，市场上就出现了各种福元昌。大家也会借着这个热点，站出来向公众表白自己与福元昌的渊源。
但事实上，我们现在谁也说不清，100年前，究竟哪位高人能够做到。从千里迢迢的香港赶来，穿越军阀及土匪混战的各个势力区，最后来到了云南茶山，然后装着这些茶品又原路返回。抵达香港之后，这些都舍不得喝，非要预言式的留下来，并且保存至今。这些历史细节可能我们市场上的各类福元昌都说不清楚，但他们还是敢大声向公众说，他们手上有那个100年前“网红高价茶”的精准配方。
1920年，中国五四运动才结束不久，中国共产党是1921年才成立的，这饼茶比党还要年长一岁，跨越了风起云涌的近代史。它如果一直沉寂在香港的某个仓库里，那它有可能不知道，轰轰烈烈的北伐正隔着江河在大陆展开，之后国共破裂，10年内战，然后抗战爆发，日本人还占领了香港。这片茶的主人一直安然无恙？放置茶的仓库没有在炮火下损伤？或者说在逃难与生死线上挣扎之际，依然给这茶提供了近乎完美的保护措施？
栩栩如新的笋壳、竹篾、茶虫饼面在考诸位的智商
很难想象，我们拆开拍卖现场的那一提茶，笋壳崭新如初。更有甚者，有些收藏者可能还高薪聘请了一位穿越者，带着100年后才有的电脑激光技术，在同样是1920年的福元昌茶的笋壳包装上留下了印记。据说，笋壳新是这款茶采用了真空包装，看来一位穿越者还干不完这活，得是一个茶叶包装团队带着设备集体穿越才出现得了这个效果。
所以也难怪要拍卖出个天价，主要是那个包装团队的“穿越路费”贵啊！
如此博学多识的茶精，是该作为佐证历史的文物收藏品？还是该作为保健养生的神级饮品？100年的普洱茶，究竟能不能喝，好不好喝，有没有品饮价值？我们一无所知。
如果是作为北京故宫博物院清代光绪年间“普洱金瓜贡茶”一样的文物藏品，以上的问题就可以忽略，它的价值也不该以饮用茶来衡量。
然而问题之在于，这些茶给社会的普遍认知是用来品饮的，但如果没人舍得喝，没人喝过，或者说有人喝过了，但喝的却是一些商家明目张胆造假的替代品，这些茶是好茶的定论和宣传，缘何而来？
如果非得用饮用价值来冠名，我认为这东西肯定不能喝，所谓“神倦败味而木也”。诚如热爱普洱茶金德庆师弟所述：
“我浅薄的经验告诉我：五六年的茶存放好喝起来很舒服，香气、韵味、转化都很好；十多年的茶喝起来体感最舒服，茶的香气经过存放淡了，但韵味更足，喝了浑身通透。”
那么，究竟是谁，在主导这场拍卖，谁是最终的得力者？香港拍卖会上年年有之，一次比一次更加稀奇、昂贵、陈年的普洱茶从何而来？
其实，普洱茶界这样的妖异事件，每年重复来多次，以达到教化和宣传的目的，让不明白的人来买这天价普洱茶收藏发财。
细探才知，原来除了百年福元昌号普洱茶以外，鼎鼎大名的“大红印”也是这次拍卖会的主演。
鼎鼎大名的“大红印”
“大红印”我们并不陌生，它一出场就像似一个提线木偶，我们直接就能联想到站在背后操控提线的白水清先生。很多非普洱茶圈人认识白水清先生是通过文化大师余秋雨先生的《极端之美》，此前这位文化大师在茶界没有发过声，但毕竟是个掌握了文化话语权的大师。经过他的妙笔，把普洱茶写得让人魂牵梦绕。唯一不足的地方，就是最近重读大作，发现先生提到的很多懂普洱茶的高人要么锒铛入狱，要么被拉下了神坛。
在锒铛入狱的角色里，最引人瞩目的应该就是那位副省级官员沈培平先生。一个政府官员，一个文化大师，再加上白水清这样的普洱茶大师，三个站在制高点上的灵魂重叠在一起，将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了“大红印”，余、白二人以这位懂普洱茶的副省级干部为荣，四处炫耀，引为谈资。但天网恢恢，在反腐的铁拳之下，这位识得“大红印”的伯乐因贪腐而入狱十二年。
至此，江湖上有笑传：宝剑赠英雄，红印配贪官。
相比“香港某拍卖会”上幕后玩家们自编自导自演的戏路，余秋雨先生在《品鉴普洱茶——普洱茶大排序》中的演技就更胜一筹了，他谈到与沈培平先生的相识时，言是不期而遇，转角之爱。他说：“那天我在飞机上正好与他邻座，就聊了起来。”由此展开他向沈大师“问道”的演绎之路。
最终，这些人，有的因“红印”走上了爆发横财的循环炒作之路，有的在一发不可收拾的贪念中入狱为营，还有的以文采话茶，佯装谦谦君子，说完《君子之道》，又谈《极端之美》，在装逼的文化苦旅上渐行渐远。
那么，“大红印”究竟是何来头？
邓时海先生编著的《普洱茶》一书，其中的第五篇《茶谱篇》，他概述了红印圆茶的来源与流通，认为“大红印”是“现代普洱贡茶”，并梳通说：
“1949年佛海茶厂，改名为勐海茶厂，第一位厂长唐庆阳先生亲口说：‘打从范和钧时期开始，那种红色茶字的普洱园茶，一直都是选用勐腊最好茶菁做的，而在勐海一带产的茶菁是做成绿色茶字的普洱园茶。’勐腊县包括勐腊镇、易武镇等，所以红印的茶菁是来自易武茶山大叶种茶树，那里的普洱茶菁，一直都被定为最优良的。”（注释：唐庆阳先生退休前一年担任过勐海茶厂的厂长）
邓时海认为“大红印”茶菁原料来自易武茶山大叶种茶树。事实上，并没有任何史料可以佐证邓时海先生此观点，他的“定论”仅是对于唐庆阳先生：“打从范和钧时期开始，那种红色茶字的普洱园茶，一直都是选用勐腊最好茶菁做的”一句的过度发挥和主观臆断而已。
干仓储存的"福元昌号"
邓时海先生想著普洱茶学之书，立普洱茶学之说的热切与初衷，就像他对普洱茶学的贡献一样，不可小觑。但邓先生如此撰作、编造、臆断的部分恐会贻误后学，为投机倒把者提供可乘之机。
因为，上世纪40、50年代，易武镇优质茶菁区域交通堵塞，根本无法集中收购足量的茶菁去制作批量茶产品，刮风寨、麻黑等地山高路远，道阻且右，所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
茶商收购易武茶农足量的茶菁原料，送到勐海制作批量“红印”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而恰恰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成为读者迷信源头的同时，也成为了所谓普洱茶“大师”白水清等人的炒作契机和手段，以及沈培平、余秋雨等人包装“身份”的依靠。
当然，我们那位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号称是要重塑普洱茶的语法，但我们细细品咂他笔下的语法，也不过是把邓时海的臆想换了一种表达。运笔于书闺之内，大刀阔斧、阔论品鉴普洱茶，一二三十五六七......，令人佩服。
同时，先生们不约而同的搬出邓时海先生前后期红印园饼的分期，认为：
“红印普洱茶是1949年开始运销到香港。红印普洱茶可分为‘早期红印’茶饼和‘后期红印’茶饼，也就是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产品。”
对此，邓时海先生还提出，红印茶饼前后期包装印刷，及字体线条变化缘由等诸问题的分析，看似天衣无缝，其实，这些说法都是有待商榷的。
有确切史料记载，中茶商标注册于1951年。按照邓先生的分期，要说在1951年以前四十年代，就有“红印”中茶商标，如此不分轻重的言论，纯属无稽之谈。
“大红印”究竟已成历史，或是缥缈虚无的存在，我们无法确切，传说中的“大红印”有没有真实存在。因为拍卖会上以天价交易的红印，存在着诸多疑点。
仓储问题也是“红印”的一大疑问，邓时海先生在初版于2004年的《普洱茶》一书中提出，“红印”茶饼都是“干仓”贮藏，前期约为65年，后期约为55年，算而今天，“大红印”前后期茶饼已有70年和80年的历史。
70至80年的骨灰级藏品，与福元昌号1920年陈茶都有同样的问题。姑且不说这款“老茶”能不能饮用，有没有毒的问题。
从近日香港某拍卖会上出现的天价“干仓”红印来看，“干仓”所引出的疑问层出不穷。
素闻香港为“潮仓”地区，流于香港70至80年的“大红印”，何来“干仓”之说？拍卖会的“干仓”“红印”如何在香港存为干仓？或者保存者如何烘为“干仓”？干仓之谜是这场拍卖会的最大漏洞，谜底不攻自破。
余秋雨先生多次盛赞沈培平先生的管理学问及普洱茶学问，把沈先生、白水清先生归为不喝“下等茶”的大师，列为自己的同道中人。这些年，不知余先生是否还喜于在朋友跟前提起与沈培平先生的友谊，和茶会故事？
给你个1200年前的“火腿”你敢吃吗？
给你个1200年前的“火腿”你敢吃吗？我很难想象秋雨先生在《极端之美》中对那些古董茶啧啧称赞的感受了。这倒也是一种极端，挑战着我们的极端心理耐受能力！
沈培平先生对云南普洱茶产业的发展可能做过一些推动性的贡献，但很难说功过相抵。这就像：再有才华的诗人，倘若他杀人嗜血，再高的才情也改变不了他是杀人犯的命运。
从2004年到2013年，再到今天，普洱茶市场变态、恶性的市场竞争，又何尝不是沈培平先生一手主导埋下的祸根？而沈、余诸人的共同至交白水清，就是其中的每每坐收渔翁之利的，这恐怕是人尽皆知的。
我们知道，包装自己是某类“文化人”的特长，话茶时总要拉上金庸、白先勇等大先生，对普洱茶之学亦是如此。
余秋雨曾对普洱茶进行过一次所谓的大排序，提出要冒天下人之不敢为，对各类普洱茶名品排名排序，然后再向他口中的“大师”、“老朋友”白水清、沈培平、何作如、太俊林、张奇明、王家平们求证，寻找不谋而合的契机，真是良苦用心。
他的品鉴普洱茶，将“宋聘、福元昌、向质卿、双狮同庆、陈云号”五大“号级茶”排为前五名；将“大红印、甲乙级蓝印、红印铁、无纸红印、蓝印铁饼”五种“七子饼”分别列为前五名；将“八八青饼、七子黄印、七五七二、雪印青饼、八五八二”五类“印级茶”排在前五名。
讲的一套接一套，像是这些天价茶都在他们这一伙人的手中，时刻品类把玩似的。
尽管余先生最后总结说：“可见，在口味等级上，（我与）高手们分歧不多。这样，我也就放心了。”但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余先生之观点，更多的是与沈培平的分级观点相重合的。
据说“大红印”原料来自易武茶山
是不谋而合，还是座谈同谋？恐怕只有坐在一起喝“大红印”的人才心知肚明。
相对于现在诸多身体力行，亲力亲为，行走茶山的普洱茶学者喝普洱茶爱好者来说。余秋雨先生对谈茶、品茶有自己独特的见地。
他习惯以文笔、文采喝茶，天马行空的想象和造作，用妙语连珠，缔造一系列根本不存在的虚假体验，令观众神魂颠倒，追捧不止。信而饮之，坑坑洼洼。
余秋雨先生试图建立一种有等级的茶话世界，推崇以白水清、沈培平等“普洱茶大师”，并将与之对应的“宋聘”、“大红印”“八八青饼”等所谓的高档茶与普通茶划清界限，进而图谋建立一种“有等级”的喝茶制度和茶的日常生活。
在我看来，阐明“上等人喝高档茶”的道理，就是余秋雨先生的品鉴普洱茶的核心思想。
然而，白水清逐渐走上了“传销式”的普洱茶“大师”之路，他所谓自己手中价值连城、一泡难求的“大红印”、“八八青饼”究竟是真是假，我们无从知晓？
沈培平早已成为囚笼困兽，再多、再贵、再高档的“大红印”对他而言也不过是贪欲的睚眦，或者他也做过抱着“大红印”闪闪发光，成为“大师”和“教皇”的梦，但他们都走向或终将走向穷途末路。
直到今天，余秋雨先生不知是否还在枯坐闺中，冥思苦想哪一种普洱茶是一等品的问题呢？李白说：“大块假我以文章”。李白又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在我看来，香港近日刚刚落幕的某拍卖会，也是这伙人集中自编自导自演自炒起来的。
自编自导自演自炒的“高端茶”
我们今天所见的“大红印”，本质就是一种商业意义上的伪装，不过是后来才换上的做旧的假包装。而“大红印”的存在，亦只是白水清“普洱茶教父”与“营销家”的一种想象之物。
是时，民智已逐渐被文明所唤醒。时代越来越多的需要生活与品质，越来越多的需要回归日常，普洱茶的命运也摆脱不了这个趋势。
因此，在普洱茶是什么的问题上，我一直推崇古人“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观点，普洱茶存在的基本意义和终极目的，都是茶本身的饮品属性。陈年与否，古老与否，并不应该是衡量普洱茶优劣的主流标准。
茶是用来喝的，好喝才是硬道理。我们不能因为这株茶树古老、珍贵而昧着良心说好喝，也不能因为一株生态小树茶因为它小而无视它的饮用价值。
好茶在于生态、在于工艺、在于是否与生活对称，在于是否真心好喝、能喝，健康的、生态的、好喝的，就是好茶。
我相信，在未来，真正的普洱茶世界，只属于那些用心做茶，用心喝茶，平恒勤俭，上善若水的茶人。
（来源：石一龙）
“红印圆茶”“铁饼”是自“普洱茶热”兴起以来倍受关注的两款茶品。关于它的生产时间、生产厂家、包装、工艺等等，市场上有很多说法。据汤仁良、黄方文、冯炎培、杜启凤等老茶人回忆，“红印圆茶”的生产最初是在下关茶厂，时间是从1953年至1957年止，1973年恢复生产；20世纪50年代中叶，在下关茶厂的帮助下，勐海茶厂也开始生产。下关茶厂的“铁饼”在2000年前共生产过两批：70年代后期和90年代中期，共约15吨。
现将由云南省茶业协会承办、2004年11月24日～26日在昆明召开的“云南省首届普洱茶国际研讨会”与上述历史背景和生产情形相关的论文汇辑如下，供广大茶友参考。
图片南糯山茶厂一隅（郭红军2019年摄）
第一篇解放前后车（里）、佛（海）、南（峤）的点滴茶叶情况
作者：汤仁良（退休前为凤庆茶厂茶科所初制部带头人）
我于1950年5月，受思茅边防军副司令余为民命令，去西双版纳建设“小上海”。并由宁洱行政督察公署委以技师茶叶股长，到思普垦殖场着手武装接收中茶佛海茶厂、省财经委南糯山茶厂（场）、曼真茶厂。在当地政府的热情支持下，顺利完成接收任务。可惜国民党军队败走后，所有茶厂（场）可搬运的东西，荡然无存，一时无法重组生产。就责令各厂未走的外地员工1～2人保持现状（不久，中茶派唐庆阳同志接收了佛海茶厂）。我以南糯山茶厂为驻地着手恢复生产。当时，不但机器没有动力设备，200多人的垦殖人员中，只有我懂得点茶叶知识。我一面用脚踏鼓风机使一部斯里兰卡进口的烘干机可以工作，并拆掉减速装置，用人工推动两部60型揉捻机。在生产人员使用上，场领导极端重视，包括党委书记陶明、场主任秘书杨振家、唯一的高中毕业生赵晋南和一批游击队里担任过连排领导的同志汇集茶厂，于1951年，开始生产红茶，用了九牛二虎的力量，制成了2.5吨成品并统一样茶，送上海商检局审评。1952年初接该局报告单，评语出乎意料：“该样茶超过本年度（即1951年）英伦茶叶市场高档祁红”。我将报告亲送省农业厅厅长张天放，他看后非常高兴地说：“云南有这种宝贝。你将报告留下，我马上找省经委研究如何开发。”我在昆明等了十余天，省里拨款十万元，得到垦殖场领导同意并派行政股长孙子系协助，在昆明和去函上海购买必需仪器共十余驮回来，成立西双版纳茶叶试验场。是年8月，成立了省茶叶科学研究站。我于1952年3月调到凤庆农技站。
在西双版纳了解的一些茶叶情况：
1950年前后，在佛南的茶树均处于免耕状态，生长在香樟树和草丛中。南糯茶场到茶厂的路边竹丛里有一棵茶树要用梯子上去采摘茶叶，一次可采80市斤鲜叶。其中一棵胸径40Cm的茶树横断锯成4Cm砧状的标本（树龄竟达500年）分送全国有关茶叶的院校和研究所，从此开展了大叶种的原产地之争（过去都说印度的阿萨姆）。
当时只有国营、省营的几个茶厂生产红茶和少量绿茶，民间都生产晒青茶。藏销稳定时多数加工成心形紧压茶，否则多以散茶出售。一部分经越南河内转香港，销往南洋群岛；大部分到普洱集中，经景东运到下关加工成“关沱茶”，内销四川等地。
心形紧茶是藏销茶，供藏民制酥油茶。有时藏族茶商会长途跋涉到车佛南采购茶叶，只要他们一来，农民的茶叶（紧压散茶）一扫而光，坏茶、有夹杂物的茶都卖得出去，而且价钱也好。当时用的是国币，一个紧茶（约三市两）可卖一块钱。到西藏可卖四块钱。
茶农最困难是抗战时期，茶叶很难卖掉。据说，有一个茶商在战前买了许多沱茶运到河内，抗战爆发，运不出去，存放到抗战胜利时十余年，运到香港，消费者赞不绝口，变成的陈年普洱茶，声誉大振，发了财。
心形紧茶的做法，据介绍，先将晒青茶蒸透，用白布将蒸好的茶趋热绞成心形，去布保留裹绞时形成的尖口，然后排放在通风的竹楼上，让其自行风干。日子一长，内部就产生松花霉（民众对这种霉形象的说法。我们也没有鉴定过，但嗅着有冰片味）。
云南大叶种的后发酵，无论紧茶、关沱茶，通风是关键。我于1952年遇见祁增培同志，问起四川人最喜欢关沱茶的原因。他说：“下关风大，我们厂做成的沱茶，摆在篮子里是风吹干的。”
那时车佛南没有公路，只有山间铃响马帮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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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回忆到佛海茶厂经过
作者：黄方文（退休前任凤庆茶厂副厂长、凤庆县外贸局局长）
1952年3月，我们在西南茶叶公司的30余人由总公司派来的祁增培、谷应两位技师带队，由重庆出发，坐汽车到达昆明。到昆明后祁增培继续到凤庆。我们在省公司住了近一星期后，又有云南省商业贸易干部训练班学员20余人加入，一共60余人，由唐庆阳、谷应两人带队，由昆明乘火车到石屏。在石屏雇了马帮（70多匹骡马），驮运行李、药品以及恢复佛海茶厂所需的办公用品，由石屏赶到宝秀。在宝秀住了近5天，等待昆明军区派部队来护送过土匪区。在离宝秀约60华里的三台坡，部队以一个排的兵力护送。同行的还有普洱专署工作人员10多人，普洱医院医生、护士10多人。我们茶叶公司60多人及70多匹骡马安全到达墨江，又从墨江走路到普洱。在普洱休息一星期后继续往前走，经过思茅到景洪、勐海，一路全是住马店。人员分成小组，每个小组轮流做一天饭。因当时车里、佛海、南峤（景洪、勐海、勐遮）三县是紧急战备，因此，我们只许每人带一套换洗衣服被盖进去，其他衣物全部留在小勐养，由厂内派人保管。我们历经一个月时间到达佛海茶厂。当时厂内只有5人在看守厂房及设备。我们到厂后，领导组织我们学习民族政策。一周后，人员分为三部分：一部分做行政管理工作；一部分分赴车、佛、南三县重点茶区收购青毛茶；一部分会同茶科所抽调的人员组成红茶推广大队，到勐海重点产茶（保）（佛）建立红茶初制所。在6月下旬有少量红茶送交茶厂。我们去时厂内没有生产什么茶叶。1952年下半年，厂房开始修理，所收的青毛茶是调往普洱支公司再转调下关。当时昆明茶厂的军代表是王兴、杨秉奎。
图片勐海茶厂样茶展柜（郭红军2019年摄）
我们在1952年到勐海时，除机关干部及解放军外，老百姓当中基本没有汉族，全是少数民族。社会上就没有私商生产收贮茶叶卖，也从没见街上有什么紧茶、饼茶及其他花色的茶叶。街子天也只有少数民族卖点晒青茶。当地也没有地主，只有民族头人，农村寨子中的头人名称“保长”，要做什么事情，只要保长说一下，人人到齐。在1953年以后才实行和平土改。在我们离开佛海茶厂之前，厂内未生产什么紧茶、饼茶、烘青茶和其他花色的茶叶，当时只是收购少数的晒青毛茶及红毛茶。
到1953年3月，接省公司通知，肖凌声、沈可珍和我三人调顺宁茶厂工作。我们又由勐海走路到普洱，在普洱坐货车，途经景谷、景东到下关。当时这条公路正在修，车子一天也只能走40～50公里。到下关后，在下关茶厂的帮助下，我们三人由下关骑马，经巍山犀牛、鲁史、金马、新村、鸡街，于4月4日到达顺宁茶厂（凤庆茶厂）。
图片冯炎培先生与夫人（郭红军2018年摄）
第三篇下关茶厂生产七子饼茶的过程
作者：冯炎培（退休前任下关茶厂厂长）
1941年康藏茶厂成立后，生产的产品为“宝焰牌”紧茶、饼茶。1950年7月，中国茶业公司报请外贸部批准，新康藏茶厂改名为“中国茶叶公司下关茶厂”。1952年7月，省茶叶分公司通知统一使用“中茶牌”商标。同年，省公司通知下关生产侨销圆茶（产品出口到港澳地区及东南亚国家，故称侨销圆茶）。当时加工方法较为原始，采用布袋蒸揉，大理石墩压制成型。每块茶先用棉纸包装，包纸是自己印刷（木刻版），中茶商标图案全为红色，每圆茶压上中茶商标。1954年起，“中茶牌”统一商标中的“中”字是红色、“茶”字是绿色。七圆为一筒，用笋叶篾丝捆扎后再装入竹篮。包装纸样几经改动，分别为：印有“中国茶叶公司云南省分公司圆茶”“云南省茶叶公司圆茶”“云南省茶叶公司七子饼茶”“云南七子饼茶”的字样。从1953年开始生产至1957年，每年都生产七子饼茶产品调省公司。1957年后停止生产。1973年省公司通知恢复七子饼茶生产，产品仍调省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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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后期，茶厂选用饼茶成型的原理加工出七子饼茶的铝模甑（规格尺寸和七子饼大小一样），经过蒸压成型生产出的产品，茶片正面较为平滑紧结，背面平整还有蒸汽孔，没有布袋打结的凹孔，生产量近10吨左右。由于压制较紧，自然陈化慢，未受到市场消费者的青睐，我厂就没有再生产。90年代中期，应客户的要求，我厂又生产了一批铁饼（5吨）调省公司转口销售。这批储存近20年的茶，具有它特殊的品质，再面市自然受到消费者的青睐。这两批茶是用模具压制成型，较为紧结，我厂把它称为“铁饼”。70年代生产的七子饼茶，改石墩压制为机器压制，由于机器压制的重量大，用布袋揉制成型的茶片仍较为紧结，所以客户把我厂生产的七子饼茶称为“铁饼”。因加工工艺不同，我们生产的七子饼称为“泡饼”“铁饼”两种，这就是下关茶厂生产侨销圆茶到七子饼茶的过程。
第四篇下关茶厂生产七子饼茶的最初情况
（讲述人：杜启凤，1960—1984年先后担任下关茶厂副厂长、厂长等职；记录人：李其康；2004年10月26日）
我是1938年进康藏茶厂的，当时主要是生产心型紧茶。下关茶厂建厂吸收了包括我们原先在新康藏茶厂工作的，还有在永昌祥、宝元通、恒昌等茶厂工作过的工人进入下关茶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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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勐海茶厂样茶展柜（郭红军2019年摄）
1952年，厂里开始生产侨销圆茶，也就是后来我们叫的“七子饼”茶。由李廷良、李显廷他们为主来做。李显廷做茶的时间比较长，1930年左右他曾经到佛海做过茶。李显廷对茶叶的拼配比较熟。当时生产出来的七子饼茶主要调中茶公司云南省公司出口。那时压七子饼茶是这样的：用布袋揉过之后，被放到一个木枋上的圆模中，放上一块大理楚石在上面，人再站在上面压。50年代中期，下关茶厂抽调一部分工人去勐海茶厂帮助他们生产紧茶和七了饼茶。我记得第一批进去的有大井盘村的周崇邑，从邑村的有杨以义，太和村太三的王子刚。那时七子饼茶的包纸是用白棉纸包，印边是厂里自己印。张玉莲（女）就是专门印七子饼茶包纸的。
来源：云南省茶业协会，信息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普洱茶以其“越陈越香”的特征，独立于六大茶类之外，加上醇厚饱满的口感，以及的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深受茶友的青睐。但普洱茶发展的3个阶段及代表作品，你了解多少呢？
普洱茶
今天，国家高级评茶师、淘宝旗舰店“普洱藏家”掌柜、世界茶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鲁文锋老师，就和大家分享普洱茶的3大发展史。
鲁文锋老师自1998年步入普洱茶领域，师从“普洱教父”白水清，历年藏有百年宋聘号、1952年红印圆茶、70年代小黄印等珍品老茶，专注观察普洱茶市场20年，如今将多年研究普洱茶心得，整理发布在微信工众号：普洱藏家，与茶友分享。
“普洱藏家”掌柜鲁文锋老师
1936年以前，为私人制茶时期。
例如宋聘号、福元昌号、同庆号，同兴号等古董级普洱茶叶，最大特色乃此茶品之外，包装一律用竹笋的外壳用竹线将竹片切细泡水软化当线捆绑，一筒内装有七饼，每饼茶品放置一张茶庄的简易说明单据，简称为内飞。
一般每饼间没有外包纸，这就是与1936年之后的茶品最大不同之处，但整筒茶中一定放置一张茶庄的保证书，简称为大票，这就是1936年前私人制茶时期的特色依据。
同庆号内票
相信大家一定为了什么印、怎么看、怎么分普洱茶而大伤脑筋。
所谓的印级茶，就是以印为记的等级称谓，印级茶品之由来是中国茶业公司成立于1936年夏天，南京举办全国手工业展览会，上海商品检验局承办中国茶叶特展。
会场数据显示出，近百年以来世界产茶国家茶叶产量直线上升，与我国茶叶出口数量逐年下降形成了强烈对比，在痛感生产危机下，由范和钧先生带领下正式成立中茶公司及恩施茶厂。
范和钧先生
1937 年春天在庐山召开中国茶业公司筹备会，正式成立中国茶叶总公司，抗日战争亦于1937年七月爆发。
随之，东南各省茶叶产销相继停顿，中茶分公司迁往汉口，并在湖北筹办恩施实验茶厂。
在1937 年之前，制茶方式大都以手工操作方式，直到 1937年年底才大规模采用科学机械制茶，也因此提高茶叶的质量与产能。战争持续在打，茶并没有因此而停产。
机械制茶
1938 年中国茶业公司正式于昆明与云南省政府合资设立云南中茶公司，由范和钧担任厂长，艰难建厂、开展厂务、困难重重等问题产生，好不容易于佛海茶厂开始生产心脏型藏销紧茶。
但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日本魔爪侵略伸向南洋，佛海地区遭受日军军机轰炸，战争的残酷迫使建成的制茶厂房无法发挥实际的效用。
中国茶业公司遂下令全员撤离，顿时之间大家欲语无言、欲哭无泪。
佛海茶厂
值得欣慰的是， 1949年春解放之后，新中国成立佛海茶厂获得重生，中茶公司正式生产印级茶。
根据云南中茶 公司的记载，1941年~1949年佛海实验茶厂的茶品，大都销往印度、泰国、缅甸 等地，部分再转运到香港。
这时期的茶品也大都没有包纸，但每饼皆放置八字中茶内飞为记，这一批储存在香港各茶楼的普洱茶品，就是现在台湾地区炙手可热的无纸红印的典藏珍品。
无纸红印·鲁文锋珍藏
在此之后，正式将中茶牌圆茶饼以全红字体包装，即为红印，绿印又称为蓝印，即为黄印，每筒装七饼，每饼皆用纸包装，但是印级茶就没有大票了。
首先在此详加说明熟普洱茶的差异，这是最让消费者混淆不清之处，为追求市场占有率，熟普洱茶一出场即可冲泡，与生普洱茶强劲的生命力大不相同。
生茶（左）和熟茶（右）
所谓熟普洱茶，是以机械化方式大量生产，由采收到制作及蒸压成型，一律采机械方式进行。
其最大差异在于：萎凋时不是采用日晒法处理，而是以热风槽萎凋法，此时做好的仍为生普洱散茶品，必须使用科学与人为方法（渥堆工序）将生茶转变为熟茶，再以成型加工后，即为熟普洱茶。
熟茶茶汤
这也是大家在喝熟普洱茶时茶汤有一种特殊的味道百思不解：普洱茶真的这么好喝吗？因为新制好的熟普洱茶比较年轻冲泡饮用时有较新鲜的味道。
其茶汤比较淡薄，不如陈年生茶品那样香醇有生命力。
云南七子茶饼中英对照篇始于1967年～1977年文化大革命时期，因印级茶中茶牌圆茶正式换包装，也告别印级茶品的生产制作的生产包装，全面开始七子饼茶。
七子饼茶
云南七子饼一筒内装七片替代了中茶牌圆茶后，最具代表性的产品有红带七子饼和黄印七子饼，及黄印同期的雪印青饼及7376青饼，和如日中天的73青饼（俗称大口中小绿印）。
所谓73青饼就是云南茶叶公司将茶的品种编号， 73青饼即是7542茶种。
自1975年之后，至今仍在生产的的茶种也叫做7542。所以只要是此一编号的茶种，从此之后都叫做7542。
88青饼
就用7542第一批上市的茶品简要叙述，当文化大革命接近尾声也就是196 7～1977动荡十年的后半期，勐海茶厂开始专心生产。
当时生产的7542又细分为7542之205、 206 、 503、 504等，共有四批茶种，在包装上亦有四种，其中205 、 206、 503外包装皆为大口中印，唯有504外包装是小口中印。
第一批的外包纸也大不同，纸质有厚有薄，内飞也有厚薄之分及美术字或正楷字。
7542厚棉纸
光是包装就让消费者分辨不清，真理只有一个，是真相也是事实，运用前面我们讲过“六不政策”及“四大要诀”来辨认普洱茶的生熟好坏，会让辨别的过程简单许多。
就7542茶种而言，光是市面贩卖的就有近百种之多，真正70年代的青饼，不论是叶面或茶汤，皆是转红润且冲泡后的茶叶感觉富有弹性，绝对不能是苦涩难以下咽的茶品，但是30年前的茶品，至今陈化过程及储放环境是否通风干净，对茶质有重要影响。
88青饼茶汤
有关普洱茶的年代有可能为商人所虚报，也有可能是在潮湿的储放空间存放，所以茶的好坏与年代的久远，有时得先听业者说明对于茶叶的专业知识与了解程度，每次买茶时才会有知识经验的增加，如此才能体会茶的优越及好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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