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茶制茶饮茶的发源地

5月是乌龙茶的采制时节，也是福建安溪铁观音茶区茶农的劳动时节。2018年5月，当地却少了以往的热闹和轻松，多了一些紧张的气氛。笔者经过询问得知；地方政府正严厉打击压茶机、取缔压制茶。压茶机是一种集揉捻为体的茶叶成形机械，代替之前铁观音制作中半机械的包揉环节。压茶机制茶效率高、成本低，2010年进入市场后颇受茶农欢迎。但近年来，地方政府却认定压茶机制作的茶叶并非正宗的安溪铁观音，因此出台了相当严厉的整治措施，力图全面停用或销毁机器，没收所有压制茶。在严厉的政策下，许多茶农仍然偷偷使用压茶机制作压制茶。他们把尚未遭到毁坏的压茶机单独放置在一个房间里，锁着门以防政府官员的巡查。压茶机体积大，原来都放置在大厅，后来被禁得厉害，农民就把房间的墙拆了，把机器挪进去，再把墙砌起来，谁也想不到里面会有机器。此外，茶农会在村口放哨，一见有政府官员的车进来，就打电话报信，让农户把机器先停了，把压制茶藏起来。

地方政府认定压制茶并非正宗的铁观音，而作为生产方的茶农却仍偷偷生产压制茶。有关铁观音生产中压茶机去留的分歧，将我们引向了铁观音的“正宗性”（authenticity）问题，而正宗性之争又体现了地方政府产业治理与农民在地实践之间的张力。具体而言，地方政府如何界定铁观音的正宗性，又出于何等考虑坚决维护其正宗性？茶农为何违背政府以正宗性之名而出台的政策?他们各自的理据和逻辑是什么?上述问题是笔者探讨地方产业治理问题的经验起点。本文试图表明，地方政府和茶农关于铁观音之正宗性的冲突，并非基于对消费者口味偏好的认知差异，而是组织生产和销售之逻辑的不同。在地方政府的产业逻辑之外，还存在另一套农户基于自身实践发展出来的产销逻辑，后者不仅没有完全被前者取代，而且在应对市场波动方面显示出强劲的生命力。

二、文献评述：正宗性与地方产业治理

本文关注的虽是具体个案的问题，但却与更广阔的社会、经济现象息息相关，尤其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农业转型密不可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生产的转型着重表现为中央政策和地方政府均不断推进农业产业的现代化（严海蓉、陈义媛，2015）。随着大规模国家建设的开展，农业生产开始由原来的依靠乡村组织与小农对接，转变为以县为主进行产业规划和管理的模式（龚为纲、张谦，2016）。在这个过程中，受限于交易成本和体制框架内的政绩评估（程秋萍、熊万胜，2016；冯猛，2014），一方面，不同的治理主体（地方政府、农业部门、基层组织等）更加偏好规模化经营，越来越倾向于扶持龙头企业、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龚为纲、张谦，2016），并以这些新型经营主体“覆盖”小农户（严海蓉、陈义媛，2015）；另一方面，为了追求效用的最大化，地方政府积极发挥资源配置的职能，制定自上而下的工作流程引导农户的选择以打造地方典型产业，打造能够向上级发出良好政绩信号的“亮点工程”（叶敏，2016）。实际上，“规模化”和“典型化”是产业治理一体之两面，规模化发展通常也意味着单一典型产业的经营，反之亦然。

为了推动农业的规模化、典型化发展，地方政府常常采取建设区域品牌和申请农产品地理标志的方式（胡铭，2008；沈鹏熠，2011）。地理标志认证便是构建产品正宗性的过程。在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的过程中，原产地自然环境、制造技艺和生产组织方式都是正宗性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Barham，2003）。就茶叶而言，这意味着从品种、制作工艺、生产方式等方面定义某种茶叶品类的正宗性－而这一定义过程中蕴含着政府、在政府引导下的茶农、茶商与消费市场的深度互动。

在现代社会，随着市场的扩展，物品的生产地与消费地相互分离的情况广泛存在，远离物品生产实践的消费者关于产品正宗性的想象通常指涉“一个无可置疑的、关于起源的法则”（Hall，1990:226）。换言之，正宗性与原本的、原创的（originality）紧密相关，事物的正宗性有赖于其存在的单一性、独有性和不可替代性（Benjamin，1999）。就食物来说，正宗性意味着它属于一个特定的地方、采用了特定的工艺，二者都关联着一个独一无二的传统，因而物的价值就在于其与传统的联结（Pratt，2014）。这种非历史性的、本质化的正宗性想象，即认定存在唯一一种正确做法的“正宗”，虽然与真实的生产实践并不相符，但却常常与地方上某些行动者的利益不谋而合。例如，在法国葡萄酒的“风土”想象与建构中，勃艮第通过AOC（Appellationd＇OrigineControllee）认证和世界遗产地位的申请来为风土提供合法性，风土进而也成为本地精英保持其社会和经济地位的有力武器（Demossier，2011）。由于地方政府在我国产业发展中的角色尤为突出（周飞舟，2019），茶叶正宗性的建构更多的是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与市场的文化想象深度互动的结果。在不同案例中，这两个因素的重要性时有消长。例如，就云南普洱茶而言，主导其正宗性定义的主要是港台茶商和收藏家；云南地方政府则顺应市场形势，以出台普洱茶生产规范、定普洱茶地理标志等方式将其规范化（张静红，2016）。而在安溪铁观音的案例中，地方政府在铁观音正宗性的建构中扮演着主导性的角色。20世纪90年代以来，安溪县便通过在全国各大省市举办铁观音茶叶推介会和茶王赛，积极塑造市场对安溪茶叶的认知，提升安溪茶的文化形象和经济价值（TanandDing，2010）。也就是说，政府的规模化、典型化策略与消费市场的正宗性想象形成了自然的合谋关系，政府引导、利用并强化着消费市场的正宗性想象。

但是，市场的正宗性想象以及与之相结合的产业治理模式并不一定带来现代化与合理化，相反，二者均倾向于改造、限制乃至抹除生产者原有的生产和销售方式。在有关“物的正宗性”的研究中，学者们发现消费群体（通常是占据优势地位的群体，如西方白人、社会精英）对正宗性的界定常常意味着对生产者实践方式的剥夺式重塑。历史学家斯波纳（Spooner，1986）在考察土库曼地毯在西方市场的流通时指出，西方人对地毯正宗性的需求反映的是其对神秘东方的想象，而不考虑地毯生产的具体社会条件。西方人的需求改变了土库曼人的艺术表达，本地人反而通过西方人来了解地毯的符号意义，这种正宗性的颠倒映射的是东西方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无论是在食物的制作上（Abarca，2004；Pratt，2014），还是在诸如葡萄酒和茶叶的消费上（Trubek，2008；张静红，2016；Zhang，2010），不同消费人群对正宗性的重新演绎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甚至抹除原有生产者的实践方式。与此同时，政府规模化和典型化的产业治理也挤压了中小农户的生存空间。黄宗智等人（2014）指出，地方产业政策偏好于规模化的大型农场，但是“规模经济”并不符合农民的生产经验和劳动力安排。产业治理的结果是地方干部和种植大户获得了国家项目提供的奖补，加剧了种植大户和小农户的分化。此外，农业规模化经营的政策抬高了流转土地的地租，大大挤压了中坚农民的生存空间（谭林丽、孙新华，2014）。在制定政策时，地方政府设想龙头企业、合作社及专业大户可以带动中小农户生产，但是在市场竞争之下，龙头企业及合作社均难实现带动农户的承诺，即便是合作社也倾向于远离较为贫弱的农户（熊万胜、石梅静，2011）。在茶叶生产过程中，由于产品质量标准的确定更为精细和微妙，“企业＋农户”以及合作社的方式尤其面临生产经营的“组织困境”（付伟，2020）。

然而，本文想指出的是，面对政府产业政策和市场文化想象合力形成的正宗性要求，作为具体生产者的茶农并不是全然被动的。在安溪茶乡，地方政府是基于特定品种（铁观音）、特定工艺（球形乌龙茶工艺）和特定口味（传统观音韵）来定义正宗性的，这些被认为是铁观音乃至安溪茶“传统上”一直如此的特质，因而应当被传承和推广。但与政府正宗性的策略相对，茶农自有其因地、因时、因人制宜的“时变”的产销逻辑。政府的正宗性策略原本是因应市场需求提出的、与消费市场的想象合谋的产物，尽管一度相当成功，却不足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市场，而茶农的生产实践反而在新的市场环境下取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

三、研究背景与资料说明

本研究的调研在福建省安溪县茶叶产区展开，主要聚焦县域内的传统茶区。安溪地处福建省闽南地区的山地丘陵地带，素以茶叶生产闻名。在茶叶生产和销售的高峰时期，全县涉茶人口比重达80％，农民的收入中超过60％来自茶叶。全县24个乡镇中9个乡镇有较大规模的茶叶生产，分别为龙涓、祥华、感德、西坪、虎邱、大坪、芦田、蓝田、长坑。其中龙涓、祥华和感德被称为新兴茶区，其余则为传统茶区。新兴茶区是2000年前后才兴起的，产区普遍种植单一的铁观音品种。传统产区则有本乡镇具有代表性的原生品种，比如芦田的梅占、大坪的毛蟹、西坪的铁观音、虎邱的黄金桂等。由于传统茶区有更长的茶叶生产历史，更为完整地经历了安溪茶叶从20世纪90年代兴起到21世纪第个十年的高潮、再从高峰到2010年以来陷入低谷的市场变化。因此，本研究聚焦于传统茶区，以便梳理茶农与政府在不同市场条件下应对策略的差异，充分考察地方政府产业政策与农民在地实践之间的张力。

笔者最初关注到安溪茶叶的产销问题，源自当地自2016年以来的压茶机之争。铁观音制作工序繁琐，涉及采青、晒青、做青、杀青、揉捻、包揉、干燥、拣梗、筛分、拼配、焙火等流程（李宗垣、凌文斌，2006）。传统上，这些制作环节的机械化程度较低，但近一二十年来，安溪茶的制作越来越多地使用机器，压茶机是最新引入的一种。在制作上，压茶机效率高，并且可以让茶叶更为圆结翠绿，颇受茶农欢迎。但2016年秋茶季前后，县委、县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把压茶机作为着重整治的对象。

近年来，我县部分茶农急功近利，用压茶机代替包揉设备进行茶叶塑形，严重颠覆了安溪铁观音传统制作工艺，与工匠精神和消费者需求背道而驰，制成的茶叶一泡即散、品质极差，严重损害了我县茶叶品牌形象和声誉。全面取缔压茶机，坚决抵制“压制茶”，事关百万茶乡人的民生大计，事关安溪茶产业长远发展大局。

这里对“传统制作工艺”的界定来自国家标准《地理标志产品·安溪铁观音》（GB19598-2004）。在该标准中，安溪铁观音特指在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内（安溪县辖区范围）自然生态条件下，选用铁观音茶树品种进行扦插繁育、栽培和采摘，按照独特传统加工工艺制作而成，具有铁观音品质特征的乌龙。该标准虽然强调铁观音要用“传统加工工艺”进行制作，但对“传统加工工艺”却没有进一步说明。地方政府强调压茶机制茶背离传统工艺标准，导致安溪茶缺乏“韵味”，不能突出铁观音的品种特性。但不少茶农认为，只要懂得控制压力，压茶机做出来的茶叶反而更加翠绿，茶汤更加清澈，比传统包揉更能反映铁观音茶的鲜灵性。因此，茶农对于地方政府强调的“回归传统”并不买账。

茶（的制作）总是在变的，你看我爷爷和我爸他们做茶，我记得我小时候吧，家里摆个宽宽长长的大木板凳，用脚包揉茶叶的。到我可能上小学的时候，或者更大一些，才有我们后来的平板机和揉茶机。那现在包揉就是压茶机。你说传统传统，回到大木板凳算是传统？压茶机就是个做形的工具。（访谈资料180501LKS）

地方政府产业政策所诉诸的“传统”意义上的“正宗性”与茶农在为压茶机辩护时所说的“变”，指向了颇为不同的产销逻辑。压茶机之争不只是一个孤立的制茶技术问题，而是这两套产销逻辑之间一次较为激烈的冲突。通过更为深入的田野调查，笔者发现地方政府的政策与茶农在茶叶种植、制作和销售等各个环节都表现出极大的差异，下文将就这三个方面分别展开论述。

本文涉及的材料包括地方县志、地方政府产业政策文件和田野调查资料。其中，田野调查资料包括三个部分。首先，笔者于2018年春天进入安溪传统产茶区的一个村庄，进行为期一个茶季的参与观察，实地考察了茶叶生产的全过程。彼时，地方政府正严禁压茶机和压制茶，笔者得以观察茶农如何应对政府的严打措施。第二，2019年暑期，笔者再次回到该村，对一部分茶农和本地茶商进行实地访谈。第三，2019-2020学年寒假，笔者将访谈的范围扩大到安溪全部9个产茶乡镇，并着重面向传统茶区的茶农收集了相关资料。笔者共对27位茶农茶商进行了32次访谈，这些访谈资料及此前的实地参与观察共同组成了本文写作的基本材料。

四、制造“正宗性”：政策的逻辑及其限度

在茶叶统销统购时期，安溪乌龙茶是国家外销创汇的重要产品，外销比例占80％以上（安溪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4:246）。此时，国内的消费者对乌龙茶知之甚少，除了福建、广东地区外几乎不饮乌龙茶，而福建、广东一带的人们能喝到的也多是粗茶劣茶（TanandDing，2010）。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成为地方政府施政的主导目标之一，各地政府都在寻找提升地方经济的支柱产业。对安溪当地政府来说，茶叶便成为提振经济的主要抓手。1984年，国家放开茶叶的生产和流通之后，当地政府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培育国人对乌龙茶尤其是安溪乌龙茶的认知和品饮习惯，以此打开安溪茶的内销市场。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地方政府致力于把多样的、混乱的、分散的、低效的家户生产，改造成标准化、成规模、品牌化的茶产业。这一策略一度非常成功，造就了铁观音在21世纪初的辉煌。不过这一辉煌未能持续，2010年铁观音市场开始由盛转衰。在此，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面对低迷的市场，地方政府的应对方式是延续及强化先前的正宗性策略。地方政府将铁观音市场的低迷归因为茶农对传统铁观音制作工艺的背离，包括压茶机的广泛使用。为了重振铁观音市场，地方政府强调回归“传统”，极力取缔压制茶，重提铁观音制作工艺标准，并不断提升茶园的规模化水平。具体来讲，地方政府采取了包括推广核心品种、制定标准制作工艺、缩短茶叶产销链条、扶持地方合作社和种植大户等在内的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无一例外都指向了茶叶的正宗性问题。

01

单一化：推广铁观音核心品种

安溪茶树品种资源丰富，据不完全统计，县域内共有64个茶树品种，原生茶树品种亦超过30个（吴垠，2018:85）。1984年11月，全国茶树良种审定委员会对全国茶树良种进行评审，审定了30个国家级良种，其中安溪有6个品种上榜。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安溪各大产茶乡镇除了生产铁观音之外，亦生产本地的原生品种，比如虎邱的黄金桂、西坪的奇兰等。如此多样和分散的茶树品种，显然不利于地方品牌的创立和推广。因此，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地方政府便开始着力于铁观音基地的建设，推广单一核心品种。

茶（的制作）总是在变的，你看我爷爷和我爸他们做茶，我记得我小时候吧，家里摆个宽宽长长的大木板凳，用脚包揉茶叶的。到我可能上小学的时候，或者更大一些，才有我们后来的平板机和揉茶机。那现在包揉就是压茶机。你说传统传统，回到大木板凳算是传统？压茶机就是个做形的工具。（访谈资料180501LKS）

铁观音基地建设主要包括两个举措，一是新开的茶园全部种植铁观音，二是将茶园的其他茶树品种替换成铁观音。根据2015年版的《安溪县志》，铁观音基地建设政策一经推行，1996年8月就完成了该年度81.7％的种植和改植换种目标，其中改植换种的茶园面积占铁观音基地的12％。在传统茶区，除了新开辟的茶园绝大多数种植铁观音之外，政府也积极倡导茶农将其他品种替换成铁观音。

在这个过程中，铁观音被认定是安溪茶中最为正宗的一个品种。在茶叶专家看来，铁观音是个“认祖”的品种，出了安溪就做不出“观音韵”（访谈资料200304ZM）。其他品种如黄旦、梅占、佛手等虽然也是安溪原生种，但是这些品种在安之外仍然可以制作出具有品种特色的茶叶，甚至有些品种在其他产地比安溪本地表现更好。由此，铁观音相比于其他品种获得了更高的正宗性，在很大程度上，铁观音就等同于安溪茶。在铁观音脱颖而出后，其他安溪茶均为“色种”。由于地方政府对外大力宣传安溪铁观音，铁观音的市场知名度和价格不断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品种的茶叶收购价格与之相差三四十倍。2007年安溪茶厂的茶收购均价显示，特级的铁观音毛茶可卖150～600元／公斤，而特级色种茶只能卖13～15元／公斤。在铁观音市场的鼎盛时期，其他品种只作为三级或四级铁观音的拼配原料出售。

02

标准化：制定标准制作工艺

除了重新界定品种的正宗性、积极推广单一的核心品种之外，地方政府还积极推进茶叶制作和审评的标准化，将符合铁观音制作工艺标准的茶叶认定为正宗的安溪铁观音，把不符合制作工艺标准或采取其他工艺制作的茶叶排除在“正宗”的范畴之外。

20世纪80年代，安溪县农业标准委员会开始起草《乌龙茶标准综合体》，该标准的制定意味着在加工工艺上，安溪茶的制作标准是乌龙茶工艺，其他工艺如红茶工艺、绿茶工艺则不予考虑。1991年至1993年，《乌龙茶标准综合体》开始在全县示范点宣传和推广，2001年开始在全县生产、加工等各个环节贯彻实施。除了制定制作标准外，地方政府在2000年以后亦不断推进收购标准的制定，即规定茶叶的质量规格和等级设置，为茶叶收购和审评提供规范。2004年国家质量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委员会联合发布《原产地域产品·安溪铁观音》（GB19598-2004）。”在这份标准中，安溪乌龙茶工艺进一步被定为铁观音工艺，为球形与半球形的乌龙茶，与福建武夷岩茶和广东风凰单丛乌龙茶工艺区别开来。该标准不仅成为市场评判铁观音品质和等级的标准，也进一步规范了铁观音的生产和制作。在近几年地方政府“回归传统制作”、取缔压制茶的政策中，国家标准中规定的“传统加工工艺”成为政策制定的基点。在地方政府及茶叶专家看来，安溪铁观音作为独一无二的品种，其最适合的制作工艺就是铁观音工艺，标准的工艺可以更为精准和科学地展现安溪的风土地域特色和茶叶特性（访谈资料190626ZM）。换言之，只有采用了标准化的制作工艺，安溪茶的特性才能得到最好的发挥，才能获得更高的市场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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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化：变革产销模式

在推广核心品种及制定工艺标准的基础上，地方政府进一步推动安溪茶产业在横向上的规模化及纵向上销售链条的缩短，以实现茶叶的品牌化运营。

地方政府首先推行的是“公司＋基地＋农户”的生产模式。政府规定，茶企在安溪县域内建有茶叶基地200亩以上并且管控良好，才能申请安溪铁观音证明商标准用证书。拿到准用证书后，茶企生产的茶品才能得到原产地认证。该证书的有效期为两年，意味着茶企若想长期经营，需要长期与茶农合作，管控一定面积的茶园。在这种模式下，茶企直接向基地及相关农户提供生产资料、技术培训，生产符合标准的茶叶，再由公司统一经营出售。截至2017年，安溪有108家用标企业，管控茶园18万亩，政府计划在3年内实现管控基地面积及茶叶销售量占全县的60％以上（吴垠，2018:128）。同时，地方政府鼓励并引导茶企走集团化路线，从小规模的传统茶企走向联合兼并的大龙头企业。

“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只能覆盖一部分茶园，对于分散的个体茶园，政府的发展策略为成立茶叶专业合作社。合作社，顾名思义就是茶农联合生产和经营，在生产上实现茶园的统一管理、茶叶的标准化制作，在经营上则打造合作社品牌。合作社意味着将个体的小作坊生产打造成具规模的、有经济效益的产业。在茶叶合格审定中，“个体农户被排除在外，只有企业和合作社具有认证资质。理想的情况下，茶叶合作社相当于一个茶叶品牌，其面向的群体是终端消费者，目的是在标准化和统一管理的情况下最大程度地减少中间环节，提振铁观音市场。

变革生产模式、缩短产销链条可以更好地保证正宗铁观音的制作。因为只有在“公司＋基地＋农户”以及茶叶生产合作社的模式下，才能对茶园进行统一管理，实现茶叶的统一采摘和制作，最大程度地保证生产出标准化的产品。同时，公司和合作社的产品直接面向消费者，省去了小商小贩的中间流通环节，可以保证消费者所购买到的都是正宗的安溪铁观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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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产业政策的限度

地方政府的产业治理政策实质上是以“正宗性”为名，在种植、制作到销售的各个环节上规范和重塑铁观音的产销活动。首先，在核心品种的推广过程中，铁观音获得了高于其他品种的地位，作为一个“认祖”的品种，它几乎是安溪茶的代名词，其他品种所制作的乌龙茶只能作为三四级铁观音的拼配原料。其次，铁观音工艺标准的制定意味着只有标准化的工艺才能最大程度地体现安溪茶的地域和品种特性，采用其他工艺不仅使安溪茶丧失正宗性，甚至难以获得合法性（例如压制茶需要被没收和销毁）。最后，品种的单一化和工艺的标准化导向了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地方政府不断基于《地理标志产品·安溪铁观音》制定更多的标准认证（如IOS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绿色产品认证等），并规定具有认证资质的只能是企业与合作社，这大大挤压了个体茶户的生存空间。

但是，这一系列措施并没有完全达到其原定的目标。首先，就品种而言，虽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便开始了轰轰烈烈的茶园改植换种运动，许多低产量、低产值的茶园被改造，但其他品种的茶树并未被完全替换。即便是在色种价格与铁观音相差数十倍的情况下，不少茶农家里仍留有色种的茶田。其次，在推广标准化的制作技艺方面，技能大师的评定和茶王赛“都是地方政府的重要抓手。伴随着2016年以来的压茶机之争，地方政府再次通过技能评定和茶王赛引导茶农回归“传统”的铁观音制作（吴垠，2018:128）。技能考评除了考察参赛者对茶叶的审评能力之外，还需要考核参赛者的茶叶知识及对标准化制作技艺的理解，而后者涉及的科学话语实际上脱离了茶农的具体实践。同样，茶农也很少参加茶王赛，因为参赛茶需要有非常广泛的样品，只有中间商才能在众多茶叶中拼配出质量更高的茶。因此，这类比赛并没有真正达到激励和引导茶农对铁观音进行标准化制作的目的。与此同时，茶农并不认为存在唯一正确的制作工艺，他们总是根据生产条件的变化调整甚至改变自己的制作方式。最后，随着大量劳动力的外出，为了更加高效和全面地利用既有资源，地方政府目前以更为积极的姿态推进茶叶合作社的建立，并提供了大量的财政补贴和贷款。但是，面对铁观音市场相对低迷的现实，许多新建立的合作社仅靠贷款和财政补贴不足以维持稳定运作。合作社不仅无法消化掉所有社员生产的产品，更不能提供高于市场的收购价格（访谈资料200314ZYC）。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合作社名存实亡，即茶农只是在名义上加入合作社，但是生产销售都与合作社没有关联（访谈资料200307WLS）。

那么，在色种价格与铁观音相差十几倍甚至数百倍的情况下，茶农为何仍然坚持种植市场价值更低的色种茶？茶农如何看待制作工艺的“正宗性”？更为重要的是，在地方政府规划的产销路线并不能顺利实现茶叶的市场价值时，农户通过什么样的方式销售自己的产品？这种方式是否更能抵御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接下来，本文通过分析农户自身的生产逻辑来进一步检视地方政府无法完全实现产业治理目标的缘由。

五、“色种”及其他：茶农的“时变”逻辑

地方政府力求通过塑造“正宗性”来打造地方产业，最终实现单一化、标准化和规模化的现代茶产业。但是，在地方政府的产业逻辑之外，还存在着具体生产者的生产逻辑。在品种的选择上，传统茶区的茶农因地制宜地进行多元化的种植，而非改植换种成单一的铁观音树种。其次，茶农大多因时因地制宜进行制作，除了铁观音乌龙茶之外，他们也根据市场需求制作小品种的乌龙茶和其他不同的茶类。此外，茶农还利用本地关系，根据不同“口味”，因人制宜调整生产。在这些灵活操作的背后，是茶农对于何为好的安溪茶的独特理解。这种理解并不拘泥于一个标准化的、单一化的公式，而是契合于他们的生产现实与生产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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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选择：因地制宜

1984年茶叶市场开始自由经营时，分给个体茶户的茶田中色种占绝大多数，铁观音则很少。直到2000年前后，一些色种的价格与铁观音相差无几（访谈资料200313ZYP），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改植铁观音对茶农来说不见得是个经济的选择。

更为重要的是有关生产安排的因素。首先，色种茶的不同特性契合了茶农的农时生产安排。由于不同品种的茶叶成熟期不一样，比如黄金桂和毛蟹发芽比铁观音至少早半个月，茶农保有一定的色种茶园可以错峰采摘。此外，色种茶的制作工序比铁观音简单，茶农可以相对自由地调节摇青的遍数和炒青的时间点，制作出来的茶叶质量相差不大。而铁观音制作工序繁琐，制作失时或下手轻重不适宜，则可能变成缺陷茶。在制作效率上，一个家庭两个劳动力一天最多制作铁观音成茶几十斤，色种则可以制作成茶上百斤（访谈资料200303WZJ）。

另一个关键问题是“地土”。虽然地方政府极力推广铁观音这一核心品种，但最开始这一品种只在发源地西坪有大面积的种植。其他传统茶区则大量种植当地的原生品种，在这些色种的源地，铁观音市场并不发达。譬如作为本山发源地之一的湖岭，茶园种植本山的面积超过80％，形成了一个本山茶市场，生产铁观音则可能无人问津（访谈资料200301ZK）。这是因为相比于铁观音，这些地区的原生品种质量更高。虽然安溪县域内均适宜种植铁观音，但在茶农看来，县域内不同乡镇的地土差异很大，比如大坪的铁观音很少有做得好的，而本地的原生种毛蟹则质量很高（访谈资料200313ZXY）。倘若改植铁观音，在市场火热的时候，价格固然能随着市场水涨船高；但是在市场低迷时，这些地区完全没有优势。芦田三洋（梅占发源地）的一位茶农说：“我们这边种植铁观音，可能因为地土的原因，做起来的质量不行。我当年把年产三百斤梅占干茶的茶园都换成铁观音，现在都荒掉了。”（访谈资料200313YJL）也就是说，虽然地方政府在推广铁观音这一单一品种，但茶农根据自己的生产经验认为，在特定的乡镇，其他品种更为适宜，原生品种的正宗性远高于铁观音。色种的保留客观上也为茶叶制作的因时调整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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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工艺：因时制宜

作为受制于气候和土地的农产品，茶叶在制作上的特点被茶农归结为“看天做茶、看茶做茶”。所谓“看天做茶”指的是茶青质量受到不同季节（春茶、秋茶、暑茶）、不同天气情况（晴天、阴天、雨天，乃至南风天还是北风天）的影响，需要根据当时的茶青来决定各个制作环节的强度和力度；“看茶做茶”指的是即便是同一天的茶青，其采摘自不同时间段或不同地块（茶园是处于阴面还是阳面、土地是黑土还是黄壤等）也会大不相同。制茶的人需要时刻根据茶青来调整制作工艺。基于上述两个因素，同一批茶青经手于不同的制茶师傅其成茶品质也会有所不同。制茶工艺是一个涉及“天、地、人”的体系，因此，现在有很多茶农对政府推行的“回归传统铁观音”的发展方向不以为然。这并不是因为茶农固守现有的轻发酵铁观音工艺，而是他们根据生产经验发现茶树的品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茶叶变得很薄，没有办法承受原来的制作方式。

除了根据茶青状况调整制作手法，茶农也会根据劳动力情况和市场需求来调整制作工序。近十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以及铁观音市场的相对低迷，许多茶农尤其是新一代的年轻人都出门另谋生计。许多家庭将自己的茶园托付或者转让给亲戚邻里照管，这意味着茶农在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又增加了大量的茶田，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更多的茶叶生产制作成了一大问题，压茶机应运而生。”压茶机的高效率正好契合了缺乏劳动力的茶农的需求。再加上压制茶茶形匀整鲜绿，受到市场认可，更给了茶农根据机器安排生产制作的动力。除了使用机器外，茶农还根据不同市场的消费者偏好改变制作工艺：面向广东及其他南方市场，茶农制作浓香型铁观音，即将铁观音毛茶进一步焙火；面向北方市场，尤其是山东、北京一带，消费者有喝高香绿茶和香片的习惯，茶农适当延长铁观音的发酵时间，制成颜色更绿、香气更加高扬的消青茶和拖酸铁观音；面向本地市场及其他市场，则制作发酵时间短的正味铁观音。

除了根据市场需求不断调整生产之外，茶农也会根据色种的特性和市场的偏好制作其他茶类。这是因为许多色种茶相比于铁观音有更好的“适制性”8。这些品种在铁观音被市场追捧的时候，以铁观音工艺制成，作为铁观音的拼配原料被售出；在铁观音市场低迷、消费者开始寻找差异性的茶饮时，便以其独特的面貌呈现。比如武夷肉桂流行，茶农可以利用与武夷山品种类似的小叶肉桂制作闽南肉桂；闽北红茶颇受市场追捧，茶农可以利用适制性较广的梅占鲜叶制作梅占金骏眉、梅占小种红茶。在地方政府的标准中，用压茶机制作的铁观音不是正宗的安溪铁观音，用其他工艺制作的安溪茶更谈不上正宗。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并不承认安溪茶农制作的其他茶类。那么，茶农如何看待茶叶产地的正宗性？

如果我们把茶农用安溪的树种、利用其他工艺制成的茶称为“仿制茶”，茶农并不认为自己生产的茶叶有“不正宗”的问题。许多茶农和茶商认为，人一旦“某一种东西吃久了就觉得无聊，想找找其他口味”，而茶农本来就应该生产适销对路的茶品，“人的口味变化了，制作自然要随之而变”（访谈资料200314ZYC）。比如用梅占制作红茶质量比乌龙茶更好，因此适当制作红茶是合理的。此外，“仿制茶”的正宗性源于安溪茶农制茶技艺的高超。虽然茶农认为外地、外省的“仿制铁观音”搞坏了整个铁观音市场，但安溪的“仿制茶”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外地仿制铁观音的人在制作工艺上比安溪差很多，而“仿制”其他茶类的安溪人，工艺要好于其他茶区（访谈资料200303WZJ）。在乌龙茶制作比赛中，武夷茶区、广东茶区的技师都比不过安溪的技师（访谈资料200304ZM）。在茶农看来，即便是制作肉桂茶，安溪人也比武夷山更具“工夫”。这是因为闽北的茶直接在做青机上发酵好再去炒，而安溪肉桂茶的制作不似闽北那么粗放，会在做青上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访谈资料200313ZYC）。也就是说，茶农并不是根据标准化的制作工艺来认定茶叶的正宗性，而是强调根据茶叶的适制性和市场需求调整制作的能力。

03

茶叶销售：因人制宜

农户生产的产品能否顺利实现其商品价值是整个产销环节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对于传统农村的市场结构，施坚雅（1998）提出了具有等级体系的“基层市场一中间市场一中心市场”的市场交易模型，认为农产品通过地方集镇层层逐次向上流动到中心市场。不过，20世纪80年代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后，农产品的市场交易已突破了“施坚雅模型”，活跃的中间组织参与到农产品市场与全国性市场的交易中来，使得小农户也能对接大市场（艾云、周雪光，2013）。但是，小农户对接大市场需要克服农产品本身的一系列交易风险。茶叶作为农产品，不仅具有一般农产品交易时间短、价格不稳定、农户结构分散的特征，还面临着自身产品特性的限制。茶叶作为一种农产品的特殊之处在于，产品的质量没有统一、固定的标准，不仅每家每户的情况不一样，同一个茶农每天制作的茶叶也不一样，甚至同一天不同批次的茶叶质量都不尽相同，因此茶价也是因人、随时而异。但另一方面，面对市场终端的消费者时，茶商总是力图提供口味和价格都相对稳定的产品。从某种意义上讲，地方政府所规划的想产销路径，即“公司＋农户”与茶叶合作社的模式，一方面是为了服务规模化生产，另一方面在理论上也能够降低茶叶市场交易的风险。不过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在市场波动的情况下，这种规模化生产的模式反而可能带来产品滞销的风险。那么，“茶农一中间商－终端市场”这种较长链条的交易模式，何以能够比“统一生产、品牌直销”的方式更好地应对市场风险？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有必要拆解“茶农一中间商一终端市场”这一链条的三个部分。终端市场一般指的是直接接触消费者的个体茶叶店，也包括一些规模较大的企业和第二、三层级的中间商。”这些茶叶店遍布全国各个区域，面向全国各地不同的消费群体。一般而言，某一区域的消费者口味偏好相对一致，但不同区域则差别很大。以铁观音消费为例，东北、华北地区更加偏好消青铁观音，这种茶叶颜色绿、香气高，符合这个地区长期品饮绿茶的习惯；而广东和福建的消费者则青睐正味铁观音和浓香型铁观音。具体到个体茶店，每家根据消费者群体的不同又有诸多细微的差异。茶叶市场的顺利运转关键在于“口味”，只有“口味合宜”才能使茶叶适销对路。因此，作为茶叶提供方的中间商与茶农之间的互动机制就显得格外重要。

中间商一般指茶叶批发商，其中一些也面向个体消费者。中间商群体以安溪本地人居多（也有少部分其他茶区的商人），但他们的集散地不局限于本地，许多分散在各个省区的大批发市场。中间商通常在产茶季直接到村里收购茶叶。由于茶农生产的茶叶各不相同，中间商要对收购的茶叶进行一定程度的拼配，形成具有一定数量的不同等级和口味特点的茶叶。在“茶农一中间商一终端市场”的模式下，茶叶在中间商这个环节可以达至一定程度的标准化。更重要的是，由于中间商通常为本地人但生意又分散在县城或全国各地，他们一方面与整个茶区、农户有着密切的社会关联，另一方面又联结更广阔的市场，是联结茶农和大市场的关键节点。这些中间商长期深入地方社会或者本身就是村庄社区的成员，他们不仅熟知当地的社会关系、茶农的交易网络和交往方式，而且对县域内各个乡镇乃至各个村庄的茶叶生产特点了如指掌。中间商作为卖家时需要为终端茶叶店提供相对稳定的产品，因此，作为买家时他们大多会找固定的茶农去收购茶，以保证口味和价位的合宜。

像我们自己对茶叶的加工工序、品质、地理位置都非常了解，需要什么茶，我们就会去哪个区域拿，一个村的哪几个师傅会做，就跟他们常配合。（访谈资料200303WZJ）

那边（安溪某乡镇）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做茶，我就看几个会做的，适合我的胃口，适合我的客户，我基本上每次去都比较固定。质量比较稳定，价钱也比较合适。（访谈资料200311LQS）

茶商口中“会做的师傅”并不是指一个区域内做茶技术最好的茶农，而是指能够提供他们所需口味的茶农。同时，在定价上，茶农和茶商也有基本的默契和共识。在市场火热的时候，茶农会适当提高价格，但不会看谁出价高就全部卖给谁。“市场好的时候......茶农做茶都要很多人一起分......茶叶有一个基本价位，出入没多少，需要的客户就分掉，没有拍卖的，这样卖（拍卖）茶农也会没有客户。”（访谈资料200303WZJ）同样，在市场低迷的时候，茶商也不会过分压低茶价。如此，茶商和茶农在口感和价格方面都实现了目标。

最后，虽然茶农看起来仍然是独立自主的个体生产者，但是在“茶农一中间商一终端市场”这个体系下，他被卷入更大的市场中。他的生产深受外部市场供需和口味偏好的影响。由于中间商模式并不脱离农村社区原有的社会结构和关系网络，因此生产者能够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市场交易当中（艾云、周雪光，2013）。前面提到茶叶制作是“天、地、人”的体系，其中可以调节的就是由人操作的制作环节。因此，茶农保持口味的方式就是“照工夫来做”（访谈资料200310ZK）。而所谓的“照工夫”并不是“按照程序”，也不仅仅是不偷工减料这么简单，还在于茶农要掌握固定客户的口味，根据每天每批茶青的状况，尽量调整自己的制作，使茶叶成品符合客户的需求。在此模式下，茶农不仅能够根据市场的需求生产产品，而且由于茶农掌握着生产的核心技术和环节，他们也能够通过对技术的改进提升产品质量；改进产品的口味，通过中间商影响消费者的口味偏好。就铁观音来说，在安溪本地，虽然有些乡镇做更多的消青茶，有些乡镇做更多的正味茶，但具体到每个茶农，他们一般会生产多种茶叶口味。“茶商和茶农都是挂钩的，是很灵活的。茶农一般什么口味都会做。”（访谈资料200311LQS）“仿制茶”的制作也是如此，“红茶、大红袍都会做”（访谈资料200302LFS）。

农户、中间商和终端市场并非是独立的市场主体，三者之间存在着密切互动的关联机制（艾云，2016）。“茶农一中间商一终端市场”的市场链条能够激发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网络，使“口味”与“行情”顺着这个链条来回传导。茶农作为交易链条的下游，一般而言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虽然有学者认为农户在“中间商＋农户”的情境下面临更多的不稳定性，而“公司＋农户”“公司＋基地＋农户”和农业合作社的模式更能保障农民利益（武广汉，2012）。但就茶叶生产销售而言，以上诸多模式都无法为茶农带来长期、稳定的收购量，更无法提供高于中间商的市场价格。而在长期磨合的“茶农一中间商一终端市场”关系中，他们可以适时调整自己的生产、生产出适销对路的产品，实现更为长久且稳定的收益。地方政府设想的销售路线则难以达到这种灵活性，这也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在铁观音市场低迷即市场口味发生变化的时候，规模化和品牌化的运作模式难以取得成功。

六、结论与讨论

随着农业现代化转型的推进，地方政府倾向于打造产业典型，推动产业规模化发展。在安溪茶叶生产的案例中，地方政府用一种标准化的方式来塑造“正宗的铁观音”，并试图以之规范和约束茶农的生产、制作和销售，以达到产业现代化发展的目标。地方政府取缔压茶机，提倡回归传统，实际上是将传统的生产方式改造成更加单一化、标准化和规模化的生产方式。规模化生产和打造典型的产业发展策略适应了地方政府的治理需要，也能够在一定的时间内和市场境遇下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安溪当地政府的这一系列措施，曾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2000年，安溪全县茶园面积1.5万公顷，茶叶产量1.43万吨。到2007年，安溪全县茶园面积3.33万公顷，茶叶产量5万吨，分别比2000年增长了1.22倍和2.5倍。201984年茶叶市场刚刚开放流通的时候，安溪县还是全省最大的贫困县，2003年之后，随着整个茶产业的发展，安溪进入了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的行列。但品种单一化、技艺标准化、经营规模化也使得地方产业在面对巨大的市场波动时，丧失了灵活性与可持续性。

2012年后，安溪铁观音市场不复当年的景气，地方市场也陷入了低迷。那些使铁观音获得成功的做法，成为其应对市场变迁的绊脚石。首先，品种的单一化影响了生态的多样性，导致更多的病虫害，因而茶农也增加了对肥料和杀虫剂的使用。2012年，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公布了《2012年茶叶农药调查报告》，几大品牌的铁观音样本被检出多种超标农药残留。2014年，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检出包括铁观音在内的多种茶叶稀土超标。2由于消费者对茶叶的养生属性较为重视，这些调查和检测报告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并极大损害了铁观音在饮茶者中的声誉（访谈资料190630YJS、200302LFS）。如今，在很多消费者看来，铁观音就等于农残和伤胃（访谈资料190525LJC）。在铁观音的质量饱受诟病的同时，其他茶叶品类强势崛起。在茶农看来，人们饮茶与吃东西一样，“某一种东西吃久了就觉得无聊，想找找其他口味”（访谈资料200314ZYC）。而将安溪茶等同于（由特定品种、工艺和口味定义的）铁观音的正宗化策略恰恰拙于应对消费者口味的多变。工艺标准和原产地认证对产业发展具有指导意义，但同时意味着其他茶类（“色种”乌龙茶、红茶等）被剥夺了发展空间。在清香型铁观音广受诟病的时候，地方政府所能做的便是提倡更为“传统”的铁观音制作工艺。显然，这更多的是基于路径依赖、不得不延续正宗化策略的无奈之举，而非客观考量全新市场局势后的创造性举措。最后，地方政府将铁观音的衰败归因于农户生产过程中的急功近利，试图用现代化的组织方式（企业、合作社）来规范茶叶生产。但在铁观音市场低迷时，即使知名的茶叶品牌也极少回旋的余地，遑论为了获得政府补贴而建立的茶农合作社，其应对危机的效果显然不尽如人意。这是基于“正宗性”的僵化的产业政策在应对市场波动时的弊端。

相比于地方正宗性策略的僵化，茶农的产销则表现为因时、因地、因人而变的灵活性。已有学者指出，茶叶种植和采摘过程的技术细节以及根植于乡土社会特质的交往形态，决定了散户经营要优于“企业＋农户”及合作社等规模化的生产策略和组织形式（付伟，2020）。本文则进一步指出，茶叶的家户经营不仅有利于解决生产过程中的“组织困境”，其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时也表现出更强的适应性。首先，在品种的选择上，与地方政府遵循正宗化策略、极力推广单一核心品种不同，茶农根据自己的生产经验认定一些“色种”在特定产区的价值远高于铁观音，因而在很大程度上维持品种的多样化。铁观音市场的低迷致使大量的铁观音茶园开始抛荒，茶农的多样化种植反而在新的市场需求下获得成功。其次，在生产工艺和销售方式上，茶农灵活地运用不同工艺和手法完成生产，并基于“口味”与中间商建立起稳固且灵活的关系来实现茶叶的商品价值。地方政府的产业策略未能成功应对新的市场环境，而地社会长期形成的“茶农一中间商一终端消费者”的销售链条，配合以多样化品种和因时制宜的生产工艺，得以保证农民的产品适销对路，降低了茶叶滞销的风险。

王铭铭曾乐观地认为，安溪地方上回归“传统铁观音”的潮流，不仅是铁观音“传统的再创造”（霍布斯鲍姆、兰格，2004），而且可以守护铁观音带来的人与物、人与人、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恢复地方上多元的人文传统与自然景观（王铭铭，2016:6）。但从本文对两种生产实践的梳理来看，地方政府的回归“传统”，实际上是对传统生产方式的全新改造：当地政府迎合、引导和利用消费市场的正宗性想象，创造出一种单一化、标准化和规模化的“传统”。斯科特在《国家的视角》一书中敏锐地指出，在农业规划上，官僚关注的是更大的发展，而不是农民真实的、灵活的地方化实践（斯科特，2012:335）。因而，农民生产的实际逻辑与管理者的现代化农业逻辑－前者“对多变环境的富有创造性的、实践中的反应”与后者“改变环境使之尽可能适应集权和标准化的公式”（斯科特，2012:386）－-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张力。通常情况下，由于管理者们掌握着专家性和现代化的知识，因此总是试图禁止或者改造那些相对“落后”的实践活动，以更好地促进地方和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艾约博，2016；Stone，2007）。就此而言，安溪当地政府取缔压茶机、复兴传统铁观音的政策看似是一种反现代化的表现，但其所采用的逻辑仍具有现代化的内核，在这一逻辑看来，农民那些灵活、时变的生产方式被视为“落后的”和“目光短浅的”。

不过，政府自上而下定义出的齐一、本质性和非历史的“传统”与“正宗”并没有完全覆盖和抹除农民自发生长的、贯彻着“时变”逻辑的具体生产实践。如我们所见，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在于，消费市场一时的正宗性想象远非多样、多层次、多变的市场的实际。自上而下的政府产业政策和定今于“古”的市场正宗性想象的联姻虽然能在一定的市场情境下取得成功，但长久来看，农民自然生长的“时变”逻辑终究更能适应复杂多变、多层次的真实市场。不少研究者认为，在规模化和现代化治理的驱动下，农户的生产特性和发展潜能面临着被压制与被剥夺的风险（贺雪峰，2015；吴重庆、张慧鹏，2019）。但在安溪茶叶生产的案例中，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性。从最新的发展来看，当地政府对压茶机的禁令已不复一两年前的强硬，并且不再没收茶农所生产的机制茶。与此同时，茶农也在不断反思和改进自己的生产，地方上各种新兴的产实践层出不穷。茶农因时、因地、因人而变的策略，虽然并不自称传统，但其实是真正依循习俗和传统的生产实践。在这些实践中，或许就隐藏着地方产业重新崛起的动力。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是基于茶叶生产的研究；茶农灵活性的产销策略之所以能够抵御单一化和规模化的产业政策，并通过自己的方式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取得成功，或许与茶叶生产的特殊性有关。陈义媛（2013）和黄宗智等人（2014）对水稻生产的研究发现，虽然规模化并不符合稻农的生产现实且并不经济高效，但是这种不经济的行为却在地方政府、龙头企业和农业大户的三方合力下成功推广，损害了更广大生产者的利益。之所以产生这种差异，可能是因为茶农相比于稻农拥有更加专业的技能，或者茶叶有着更加多元化的市场需求。不过，具体的原因还有待更多的研究。此外，茶农和稻农面对产业现代化逻辑的不同遭际也提醒我们在研究产业治理时应该考虑到不同产业的特殊性。

文章来源：社会2020·5CJS第40卷，《正宗与时变：基于安溪铁观音的产业治理与生产实践研究》，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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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茶叶研究所所长王岳飞，信阳农林学院茶学院院长郭桂义，澳门茶艺专业人员协会会长陈佩兰，茶馆中国行秘书长蔡晓东，世界评茶师联合会广东分会会长蒋波，《茶源地理》主编吴垠等茶界专家、学者、前辈出席，与青年茶人深度交流，从青年茶人的视角出发，针对困扰茶行业从业者的一些问题提出实用的解决方案，探讨茶产业在乡村振兴过程中青年人才的发展机遇。

深圳茶促会会长杨文明在致辞中提到，在城市化和收入水平提高、年轻群体消费增长、消费方式多元化等综合因素的作用下，青年已然成为茶行业的新兴力量，他们在电商、新式茶饮、茶媒融合、业态创新等领域崭露头角，此外，乡村的产业振兴、文化振兴都需要有经验、有技术、有能力的人才去推动，新时代青年作为具有年龄、学历优势，有创新潜能的突出群体，必将是乡村振兴的建设者和主力军，必将用新思想、新技术掀起席卷乡村的“新浪潮”，希望更多的年轻人与世界茶人同奋进，用创意、创新的年轻化表达，让古老、传统的茶文化变得灵动而有个性，厚植家国情怀，以奋斗姿态激扬青春，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书写属于茶行业的“觉醒年代”。

本届论坛以“以一杯茶，振兴乡村”为主题，7位青年茶人从自身的经历出发，围绕“校企结合，茶叶破界”、“湾区青年，茶话生活”、“茶旅融合，振兴乡村”、“跨界联动，突出重围”四个主题，分享自己对茶、茶文化、茶产业的思考与感悟。

分享主题：茶叶质量安全——产业振兴的基石

分享嘉宾：吴承慈

福鼎茶产业绿色防控顾问

过去几十年，要控制茶叶的病虫害，农民的认知是去用一些农药、肥料控制，而吴承慈的工作是通过对茶园的深入观察，了解茶园有什么虫害、有什么病害，通过对病虫害的检测，在实践中逐步引导茶农放弃过去使用农药化肥的控制方式，转而使用绿色防控，同时确保茶农收入不会减少，而且，因为茶叶的品质更高了，收入反而有所增加。

当我们解决了地和人的问题，其实剩下的就是天气问题。比如，当我们预见明年会有极强的早春寒，产业又会受到冲击的时候，当我们读懂这些东西，去用知识参与这个产业的时候，提早布控，去用多种方法控制它，减少产业的损失，茶农就会更愿意相信你。

吴承慈认为人处于自然之中，总会有想回归自然的时刻，而茶可以在任何地方，给人疗愈，即便在你很焦躁的时候，茶依然能让你得到平静、安宁，茶是人寻找、回归自然的点，就像你在家里一定要种一盆绿植是一样的。

而像他一样的青年茶人，也希望通过他们的努力，让茶叶的种植回归自然、回归天然，回归土地，回归根部，希望所有茶产业的从业者能够回到源头，回到产业的根部，回到产业的根基，去用自然养护的方式，种出一杯干净的茶，让这杯茶能跟真正意义上的青山绿水相逢，在每一杯茶里，你喝到的都是健康和自然的气息。

分享主题：一杯茶香从网络到现实—如何振兴乡村？

分享嘉宾：徐曼如

广州叶掌门茶文化有限公司创始人

徐曼如出生在福建宁德的一个乡村，从祖辈就开始做茶叶生产、加工，作为家里第三代茶人，她认为我们处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时期，应该利用网络的力量，把茶更好的推广出去，借助互联网的力量振兴乡村。

从2013年开始，徐曼如就开始利用电商平台销售茶叶，近年随着小红书及各大短视频平台的兴起，她在这些新媒体平台积累了数十万精准粉丝。

如何通过线上跟线下的融合，助力乡村振兴？

徐曼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认为可以从茶旅结合、短视频与直播、优化人才结构方向这三点助力乡村振兴。

像茶界的达人通过“承包一亩茶园”等策划活动，号召茶友来到茶山，或者在茶区做游学的活动，让更多人走进茶区、了解茶区，促进茶区乡村人民的收入提升。短视频的内容，则可以把乡村生活作为切入点，持续生产优质的短视频内容；同时，通过邀请更多达人到原产地来做直播，以及其他创新方式的直播带货，提高茶区的农作物、手工艺制品的销量。

关于完善乡村的人才结构。徐曼如认为福鼎有一句话“可以家乡，何必远方”写的特别好，乡土情怀让更多的大学生回乡创业、就业，把他们先进的茶学理念，放到茶园管理、生产、加工里面去，在这个过程如果能打造一些榜样性的人物出来是很好的，比如说各个县市里面有现象级的网红，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是有可为的、可以持续发展的、人才是愿意留下来的。

分享主题：澳门在新时代下的文化传播力

分享嘉宾：余梓谦

澳门茶艺专业人员协会理事长

澳门文化传播大使代言人

很多人没有意识到，澳门虽然不产茶，但其实澳门跟茶的渊源是很深厚的，早在400多年前，葡萄牙人来到澳门时，最主要的贸易商品就是我们中国的茶叶。

在新时代，澳门是一个中西交融的多元文化荟聚的城市，一年有3000多万游客去澳门旅游，青年茶人们借助澳门这座国际化都市的优势，可以更好地将中国茶推广给世界不同地区的人。

余梓谦认为中国茶要打进国际的市场，首先要了解西方人对于口味的偏好是什么，为什么红茶到欧洲会加香精、加糖、加奶，其实和他们自己对于茶叶的需求、偏好以及文化有关。

现在消费者追求的是买卖要有终极的便利性，作为澳门茶艺专业人员协会，要提供最贴心、最便利的服务，让人们在最短的时间找到最合适他们的产品。

现在的消费者是很注重体验感跟参与感的，他们需要投入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做文化板块，如果没有参与到进去、没有体验进去，他们很难感受茶文化的内容。

协会通过做茶文化、茶教育、茶礼仪、茶培训、走进茶区等工作与活动，推动澳门成为一个茶文化交流的平台，让国际的友人也能够来到澳门去体验澳门的历史文化与中国的茶文化。

最后，余梓谦分享了他在七八年前学茶的时候，有个老师对他说的：“茶有四个含义，包括感恩、包容、传承、分享”，协会将不忘初心，把茶文化传承下来，把好茶分享出去，让茶文化包容更多的文化，更具国际化的视野，感恩茶农种茶、制茶人制茶的辛苦。

分享主题：品牌崛起！标准化品牌运营怎么玩？

分享嘉宾：林欣

广州市第十六届人大代表

广东省茶业商会秘书长

广州广福心道茶业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

最近十年，国家特别重视茶产业的发展，引用孟子说的“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其实茶产业现在处于一个特别好的时机，茶人们要乘势而上，现在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好时机，这个时候做好品牌、做好标准化非常关键。

标准化会让复杂的东西变得更简单，而让简单重复做的事情提质增效，能让我们品牌的语言传播更便捷，也会让我们构建的品牌具有更可持续发展等优势。

希望传统的茶产业，能够通过品牌和广告传播思维，跟更多的人进行交互。

分享主题：产品-企业-地域，如何三位一体——从雅茶集团说起

分享嘉宾：胡毅

四川雅茶集团深圳分公司总经理

雅安蒙顶山，世界茶文化的发源地、世界茶文化圣山，茶祖吴理真在公元前53年，在蒙顶山上种下七棵茶树，开创了人工种植茶叶的先河。

目前，雅安全市有100万亩的茶园，有65万的茶农，有766家的茶企，年产值综合产值是220亿元。

雅安不仅诞生了蒙顶甘露、蒙顶黄芽、蒙顶石花等经典的绿茶和黄茶的制作工艺，同时，雅安也是藏茶的鼻祖，时至今日，雅安一直向藏区供应藏茶，补充藏区人民所需的微量元素和维生素。

雅茶集团是去年新成立的一家公司，是在原雅安农业和水务投资集团整合了蒙顶产茶交所、蒙顶黄茶有限公司，还有其他的一些茶企，整合成一个新的茶企，它是市委市政府出资成立的一家国企。我们的口号就是做响雅茶品牌、振兴雅茶产业。

雅茶为什么说是三位一体？因为雅茶的产地是雅安，茶的企业品牌叫雅茶，他们的产品又叫雅茶，所以，当你在喝雅茶的时候，就是在喝雅安的茶，雅安的茶把蒙顶山和雨城，把它的3种茶都装在里面了，它实际上是地域品牌、产品品牌和企业品牌三位一体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在一杯雅茶里面雅者安、安者雅，能够过上典雅的生活。

分享主题：从茶的深加工谈产业振兴

分享嘉宾：夏琛

杭州英仕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浙江省茶叶产业协会副会长

夏琛首先和现场嘉宾、观众重新去界定了茶行业和茶产业的共性和区别，然后当我们把目光扩大到茶产业，其实茶产业并不是一个规模很小的产业。以蜜雪冰城这样的新式茶饮店为例，虽然它不是人们传统认为的茶行业，但它一家企业一年消耗8500多吨茶叶，产值100多亿，远超大多数传统茶企，它当然是茶产业的重要一员。

所以，他认为茶产业有许多企业，并不是一个小产业，我们首先要有产业自信，以后不要觉得茶产业很小，其实他很大，此外，茶的深加工是用茶叶去给其他的行业赋能，再通过其他行业的发展来反哺茶行业。

茶深加工的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它是一定能反哺到我们的茶产业的，从茶叶的采购也好，从品牌的影响力也好，都是可以反哺我们的。

社会经济价值方面：

第一个，助力乡村振兴。这个好理解，就是我们中国现在大量的茶叶卖不掉，尤其是贵州，大家知道这是一个现状，通过深加工可以把很多富余的产能消化掉。

第二个，培养年轻人的文化自信。深圳有一个品牌大家都知道叫TEASTONE，它也是我的合作伙伴，很多年轻人就是从TEASTONE开始不再喝咖啡，开始喝茶，所以说，用茶替代咖啡，创造一种新的消费模式，这也是茶叶深加工的一种优势。

第三个，优化产业结构。让更多人从一产里面变成二产，从农业变成工业，从标准品变成一个工业品。

最后就是三茶统筹跟茶深加工的关系，总结：

第一，茶科技是产品的核心。也就是说一款好产品，它一定是要有科技来背书的，我的产品好在哪，要拿数据说话，不要讲形而上的东西，所以说科技是产品的核心。做实验、发论文、做数据，这是给产品背书最好的办法。

第二，茶文化是品牌的灵魂。如果我们脱离文化去做产品，其实消费者都是不感兴趣的，尤其是茶产品，文化一定是灵魂，当我们去卖茶产品，脱离文化的时候，就更像是在卖药，而不是卖一个产品，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只讲功能，不讲文化，因此，美、文化都是要穿插于其中的。

第三，茶产业是事业的根基。我们做深加工的人永远都不能脱离茶产业，因为没有了茶，我们做的化妆品、食品，做的其他的生活用品就没有差异了，冰淇淋里没有茶，那它就是普通的冰淇淋，如果护肤品里面没有茶，它就是普通的护肤品，如果眼罩里面没有茶，就是普通的眼罩，这些产品都是因为有了茶，所以才变的不一样。因为有了茶，所以在自己的行业里面就充满了竞争力，这就是茶深加工给各个行业带来的最大的价值。

分享主题：物的精神

分享嘉宾：曾令波

慢物质主理人、国家艺术基金授课导师

曾令波和大家分享了他们最近几年的工作，包括以下几个板块：

关于民间手工艺的研究和创作，茶也被我们认为是属于民间手工艺的一部分。包括全中国很多茶山，包括一些大量的纺织、刺绣、竹编、木雕等等，他们都会去考察，从里面去寻找创作的动机。

他们的日常就是去研究这些技术，同时去探讨这些技术如何跟当下的科技，尤其是大湾区的生产工艺链去进行融合。

同时，他们自己还会有很多材料实验，包括茶、茶渣等等，都是他们开展的一些尝试，但是目前做的最多的是金属方面的材料实验。

总的来说，这几年曾令波个人的目标是把传统手工艺和当代设计以及生产制造进行融合。

从业20年，他发现有一个趋势越来越明显，在设计师的参与下，正在让我们的视觉表达从浅表的图案美学到更深刻的一些观念表达，我们如何通过设计的介入，让我们的产品能够呈现出更深刻的本质，不管是茶还是器物，还是茶深加工的相关产品。

他们找到了很多造物新的体验，更深刻地研究这个材料，找到它真正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如何跟我们的茶或者是跟我们的人发生关系？所以曾令波团队做了大量的材料试验，包括编织、折叠、容补等等，然后，去观看结晶，做成海报，去进行爆炸，他们做过的一些试验里还包括参与一些当代艺术，以及茶器这些器物制造工艺的研究。

圆桌论坛

圆桌论坛环节，浙江大学茶叶研究所所长王岳飞，信阳农林学院茶学院院长郭桂义，澳门茶艺专业人员协会会长陈佩兰，茶馆中国行秘书长蔡晓东，世界评茶师联合会广东分会会长蒋波与主持人、《茶源地理》主编吴垠，围绕质量安全、品类创新、品牌创新、文化创新、空间、教学与传播如何与时代结合等话题，探讨各自观点并与现场互动。

郭桂义：

郭院长表示，7位嘉宾分享了自己的一些经历和观点，讲了生产、文化、传播、品牌营销，也讲了跨界，整个内容还是非常全面的。

在听过嘉宾们的分享后，他觉得茶产业的发展，就是现代与传统要相结合。

第一，在产品形式上，要注重传统的，要保留。包括明年要进行的大赛，今天下午同时进行的中国绿茶发展大会，传统的东西我们可能还要保留。

那么新的产品，刚才夏琛博士讲的新的一些产品，包括沿用方式，包括一些新茶饮、奶茶，这个也可以促进我们消费，让更多的年轻人来接受茶叶。

如果为了做好产品，可能科技上也要注意。比如说在茶树品种上，我们有些地方可能传统的茶树品种就要充分利用。

第二，我们要选更多的新的茶树品种。包括我们最近10年或者20年推广比较好的，白化的品种，黄化的品种，最近还有紫化的品种。那么在这方面，还有一些咖啡碱比较低的这么一个品种。其实我们说饮茶的功能——兴奋提神，这是它最基本的功能，但是有一部分消费者有失眠，可能就需要低咖啡碱的茶叶，所以说在技术方面，有的是从工艺上来降低茶叶中的咖啡碱，现在我们可以考虑从品种上着手，有的品种咖啡碱含量就是比较低，在品种这块，传统与现代、老品种与新品种应该是并举的。这样我们也可以丰富产品的种类。

第三，机械和手工。机械化有利于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甚至保证质量，功率比较高了，一些参数设定好之后，它的工艺是可以把一些好的经验变成智能化的经验，也可以做出好的茶叶来。

但是对于传统的东西，我们还要传承和保护。去年11月29日，中国传统茶叶制作定义及相关系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我们很多茶的制作技艺，都是这种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这种技艺来说，我们一定要传承好、保护好，同时，我们生产的产品，能来满足一部分特定消费者的群体心理上的需要，我们的茶是纯手工的、传统的，是国家非遗技艺甚至世界非遗技艺制作出来的。

实际上我们讲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这种技艺也是文化，也要传承下去、弘扬下去，所以制作技艺方面，他认为传统和现代也是要相辅相成、辩证的。

刚才讲了应用方式，其实去年《梦华录》热，点茶也非常热，《梦华录》带动了点茶热，实际上在业界前几年点茶在逐渐普及，去年真的又火了一把。那么这种消费方式，甚至围炉煮茶，我觉得都是一种比较传统的方式。

这种修身养性，我们点茶，甚至欣赏在茶场上作画，也是一种艺术，进行修身养性。传统的要有，这是传统文化，可以提高生活品质。

那么适应年轻人的，刚才提到的饮茶方式，我觉得那种奶茶，调饮茶，我们也要做，让更多的年轻人接受。当然，实际上更多的年轻人有时候也接受这种传统文化，围炉煮茶也好，点茶也好，也是好多年轻人在做的。

在郭院长看来在饮茶的方式上，应该也是传统和现代相结合。

王岳飞：

王岳飞老师表示以前是在台上发言比较多，坐下面听的比较少，这次来收获很大，他认为这届深圳茶博会办得很好，吴垠同学策划的活动和主持也非常的棒。

他认为七位年轻人分享的非常好，第一个感觉就是后生可畏，让人感到茶有未来。

王岳飞老师对吴承慈讲的质量安全、讲病虫害、讲微生物、讲生态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认为年轻人能关注这个方向太难得了。王岳飞老师赞扬吴承慈讲的水平达到了浙大茶树栽培学教授的水平。

他能感受到曼如分享的经验，是在她创业过程中总结出的、可以落地的经验，王岳飞老师希望未来她也可以走进高校，给学生们讲讲经营管理、讲讲创业。

而梓谦为澳门茶文化做出了非常好的推广，王岳飞老师能看到梓谦其实也对整个中华茶文化是非常了解的，所以他希望子谦继续努力让所有澳门人都能把茶都喝起来。

王岳飞老师认为林欣讲的品牌崛起、曾令波对从设计角度的分享，都是茶产业需要的，胡毅雅茶也是体现了我们四川茶的自信，而夏琛的演讲角度也很好。

王岳飞老师听完7位青年茶人的分享，第一个想法就是，今天演讲的七位演讲嘉宾能走进浙江大学，包括信阳农林学院，作为校外指导老师，给大学生们上课。

第二，王岳飞老师认为今天这个活动也表现了我们中国茶的自信，青年茶人的分享体现出我们中国茶文化的自信。王岳飞老师介绍现在我们国家茶叶面积、产量、消费总量、出口金额世界第一了，18年前是印度第一，但是现在我们的种植面积是印度的5倍，我们的产量是印度的2倍，这个就表现了中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的自信。

夏琛讲的行业跟产业的数据，这个也是王岳飞老师最近几年引用比较多的，王岳飞老师说我们既是茶的大国，又是茶的强国，所以这个他觉得这是我们要非常自信的地方。

目前，茶叶行业可能是5000年来发展最好的时代，封建社会中国人均茶叶消费量大概就是50克左右，到了1996年半斤，今天3斤半，再过10年会超过5斤的，哪怕是传统茶。所以，他认为今天在座的，包括网上听的茶友，对中国茶叶一定要有信心、有自信，我们在5年到10年之内，整个中国茶行业也好，茶产业也好，我们的产值一定能超过酒，30年以后我们会超过烟。

王岳飞老师期待在青年茶人的努力下，到2030年左右，我国能有一半人每天喝一杯茶，到那个时候我们人均消费量将超过5斤，我们的产业将是几万亿。

王岳飞老师为了勉励所有人，主动提出愿意将自己出版的《中国茶文化与茶健康》送给有志于了解正确的茶文化、茶知识的观众。

陈佩兰：

陈佩兰女士说这是她第二次参加青年茶人TED。澳门是没有茶出产的地方，他们只有服务，在澳门来说，服务员、茶艺师都是必须要了解茶。

她提到：“虽然澳门是一个60万人口的地方，但其实茶的销售也不少的。中国有14亿人口，但是我们喝茶、消费茶，我们不是排第一，我们是出口的大国，土耳其地方比较小，但是土耳其人每天喝茶，他们排第一，所以，我们要思考，各行各业的年轻人必须要把茶的文化做好。每个人来到这里，我都希望可以代表你自己的城市，你自己从哪里出来，你的初心在哪里，把我们的文化可以带到全球。

澳门是一个中西文化交融的地方，有来自不同地方的游客。怎么把中国文化通过澳门或者大湾区，把中国的文化、茶文化带到世界各地，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地方。

中国的茶产业很大，在全球来说是出口大国。但是对于西方、欧洲，我们的茶叶到底能不能符合欧盟标准？我们要更加的努力，我希望文化带动产业的发展。”

蒋波：

蒋波先生分享了他听了青年茶人分享几个感受：

第一，他发现参与的这些嘉宾，要么是来自茶学专业，要么就是家族是做茶的，所以他们很快就融入到这个过程当中。而对于我们文化或者是对于茶产业来讲，除掉专业院校的加入，还需要有更多其他院校不属于专业人士的加入。就像王老师刚才说的浙江大学有茶学院，但是喝茶的青年很少，说明什么？在我们的高校，在茶文化的推广方面还需要有大量的工作。

蒋波先生在高校工作，他也有这样几个体会，作为茶的推广，当然第一个就是要以课程为基础，就是要开设相应的茶文化的课程或者茶艺的课程，把它作为一个普及，让更多的同学可以通过茶课堂来进入茶的这个领域，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要以社团为聚合。如果一个学校有了课堂，但是它不能满足同学们在课余之后的更多的学习和交流。所以，必须在课堂之外要建立相应的茶道社，让更多喜欢茶的同学可以在课余加入到里面，来聚合能量，要以社团来聚合力。

第三，还要通过活动或者比赛来赋动能。比如说像每一年的茶博会都有斗茶大赛，其实斗茶大赛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学校也可以有“以赛促学”的一种方式。除了参加比赛，还可以让同学们通过参与这种国际的赛事来了解整个行业的状态。同时，也让很多喜欢茶的同学通过这个窗口了解差距，了解未来的方向。在学校里面多组织相应的活动，通过活动，通过我们参加比赛来赋能。

接下来就是要通过合作促发展。这个合作包括以社团为主或者以学校为主，和我们的茶企建立相应的合作关系，比如说像他们学校跟华巨臣在前年签订了校企合作协议，同时，也和很多的一些制茶的非遗传承人建立了合作协议，让更多的学生可以接触到这些专业人士，可以有更多的以他们本身的专业来嵌入到茶领域这样一个机会。

最后，以就业为导向，其实在我们这么多年学校的茶文化的推广当中，有不少的同学正是因为进入的课堂、进入的茶道社、参加了比赛以后成为了茶产业的一份子。

除了刚才所说的我们专业院校，还有很多大量的高校，都应该通过这样的方式不断地去普及我们的茶文化，才能让新一代形成对茶文化的认知，才会有更多的青年人走到我们的茶博会，走进我们的茶领域，并认为是茶不可或缺的东西。

另外，在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不同专业的同学通过这样一些机会进入到茶领域之后，可以发挥他的专业特性，为这个产业做出相应的贡献。比如说像很多的抖音直播间，包括像硬件、软件的APP设计制作，其实很多同学他的专业特性是可以融入进来的，为这个产业服务的。

蒋波先生认为乡村振兴，除了产业要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还要包括生态和组织。这里面他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人才，刚才曼如特别强调了在人才方面，他特别感同身受，而且特别感受到作为高校，在整个茶文化人才培养也好，对整个业态粉丝的也好，都极其重要。

所以茶产业的东西需要政、校、行、企的四方联动，需要更多的青年人的参与，也需要领头的学校，比如像浙江大学，可以和其他的非茶领域的有更多的交流。

蔡晓东：

蔡晓东分享了他们刚刚结束的茶馆中国行的系列活动，在65天里走了62个城市，接近5万里，走访了数百家的茶馆还有茶空间，所以也借这样的机会，跟青年的茶人来分享一下。

他给大家分享3个小的故事，一个是借刚才王岳飞教授所提到的我们能够传递和分享，让身边的人喝茶，也就是他喝茶的起源。

蔡晓东先生是在中国农业大学读的企业管理专业，毕业后有4年的时间是在国企集团，有8年时间是在外企，一直可能是喝饮料和咖啡，还没有养成喝茶这样的习惯。但是在2011年他有一次出差去成都，成都的朋友他们谈事情不在办公室里，是约到了茶馆里。他记得那是2011年的7月份第一次走进了成都的茶馆，因为一帮朋友他们爱喝茶，他就觉得这个茶还不错。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已经12年的时间，各种可乐饮料、咖啡就几乎不再喝了，也是从那个时候培养了自己喝茶的习惯。

一位朋友能够在一个偶然的时间带动你去喝了这一杯中国茶，让你能够滋养自己，能够有一个幸福的美好生活和工作。

第二个故事是在2015年，他来深圳，遇到了一个青年的企业家，那位企业家分享了他的一个亲身经历，他说：“我的办公室以前有茶、有咖啡，但是别人来了之后我就问他，你要喝咖啡还是喝茶？绝大多数人，80%都选择了喝咖啡，因为在新加坡这个环境，很多人喜欢喝咖啡，但是不知道什么时间，有一个朋友给我送了一个茶桌，就摆到了办公室，再有人来的时候，我问客人你要喝茶还是喝咖啡，结果反过来了，80%的人选择了喝茶，从那次之后，我发现自己的工作事业项目越来越顺利，蔡总你觉得是什么原因？”

蔡晓东思考之后跟他分享：

第一，你摆上了这样的茶桌，我们的咖啡是一个人一杯，你喝你的，我喝我的，摆上了这一套工夫茶的茶具，是你要为大家来提供服务的，你把自己的心态放平，为你的客户，为你的朋友提供服务，你的服务能力提升了。

第二，大家都从外面进来很热，坐在你这里能够快速通过一杯茶跟你同频了，是不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大家更容易同频了去产生合作，所以你的服务力和领导力提升了。

第三，别人来到你这里，如果喝了一杯咖啡，可能短短的十几、二十分钟他就走了，但是只要他坐在茶桌上开始喝茶，可能至少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以上，你增加了你和他沟通的时间和机会。

所以至少这三点，让你的业务，让你的事业越来越好。蔡晓东分享这个小故事给大家，希望企业家、茶二代能够让更多的人喜欢上喝茶。

第三个故事是在2015年，商务部国资委和国家标准委共同颁发了中国星级茶馆的标准，目前8年的时间，在国内已经评了400多家我们中国的星级茶馆，蔡晓东先生也在2015年和2016年，陆陆续续协助茶馆行业举办了三届大会，也有幸请到我们的王岳飞教授参加我们的博鳌论坛，参加我们的大会。

在这中间他发现，其实一个茶空间对于人的影响非常大。人是环境的产物，比如自己在家里如果有一个茶盘、有个茶桌，可能会增加自己的喝茶时间，然后，让家里的爱人和孩子能够喝上一杯好的茶。

现在中国的茶空间和茶馆有接近百万家，他希望中国每一个青年人除了走进奶茶店，也能够积极走进茶馆去体验我们的茶文化，体验茶会，体验课程。蔡晓东相信在那里，人们会发现另外一个精彩的人生，和另外一些你想要交的或者意想不到的朋友。

有一句话说“你在茶馆里，茶馆就是你的世界，你走出了茶馆走向了世界，世界就是你的茶馆。”所以，他希望全国几百个城市的百万家茶馆，也欢迎青年茶人和爱茶人士，喝好这一杯中国茶，享受健康美好的生活！

论坛的最后，青年茶人TED论坛向整个茶行业发出了尊重茶行业知识产权的倡议，5位特邀嘉宾与7位演讲嘉宾率先在倡议书上签字，台下的观众也都积极响应，通过现场签名或者在线转发的方式向整个茶行业发出了倡议。

青年，是向上的力量；青年，是突破的勇敢；青年，是创新的可能；青年，是希望的种子。让我们凝聚茶界向上的原动力，凝聚无数野蛮生长的茶籽、茶芽、茶苗，凝聚所有爱茶且青春的心！

让我们致力于推动一杯健康的茶、一杯方便的茶、一杯消费者感到幸福和喜悦的茶，让我们共同见证和推动产业升级和发展，让我们以青春的名义，约青年的您，共创“中国茶，未来赢”！

论坛感言

郭院长：“以前参加很多学术论坛，一般都是邀请资历比较老的专家，企业负责人等去分享介绍，今天是邀请茶界、甚至非茶界的年轻人分享他们的经历、经验，这是很好的方式。”

王岳飞：“我感觉很震撼，我自己收获也很大，这次活动非常成功，为我们整个深圳茶博会增添了光彩，也让我们感受到未来年轻人是我们中国茶界的力量，我想为吴垠老师点个赞，也希望青年茶人TED的活动能持续办下去，未来我们浙江大学的师生也要对这个活动有更多的支持。”

吴承慈：“我感受到非常多青年人在这个行业、产业当中发挥自己的力量，去成就这个行业，去成就自己，并且将自己的所学，运用到产业的所需，去提升这个产业，为这个产业去发光发热，去贡献自己，我觉得这是这个产业能够不断的向上走，不断向更远的地方传播很重要的一点，这是我这一次最大的感受。除此之外，还获得很多老师们对我们青年人所做的事情的认可和肯定，这其实是让我们非常开心的。”

徐曼如：“这次论坛，首先让我们青年茶人有一个机会向大家展示我们青年常人的一些新观点，然后告诉大家我们在做的一些事情，也希望说自己分享的一些内容，能够抛砖引玉；

第二个的话，因为今天来的有很多是我们茶行业的前辈、茶行业的老师，他们也分享了非常多、非常好的观点，而我们未来可能在这些观点的指导下，可以影响到我们日常工作、生活；

另外的话，我们中间可能还会有一些联合、一些合作，我觉得这也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让我们之间的联动更加的紧密，就像今天王岳飞老师说的那句话，让我们每个人能够端起茶杯，我也觉得这是我们每一位青年茶人应该要做的事情。”

林欣：“我觉得今天很高兴、也很荣幸参加了这个活动，听了大家的这个分享

觉得特别受启发，例如，如何做好线上，包括做茶园的管理，以及一些深加工，都有了方方面面的了解。对我觉得自己今天分享也觉得挺开心的。”

胡毅：“我是第一次参加我们青年TED的论坛，听到其他6位分享嘉宾和老师发表自己的见解和看法，我觉得学了很多东西，从茶叶种植到品牌推广，再到设计，我收获了很多。”

作为青年茶人TED论坛的策划人和今天论坛的主持人，吴垠女士说：“其实，就像我们会邀请今天不同领域的分享嘉宾一样，茶行业的品牌问题、产品质量问题，创新问题等等，都是我们持续关注的内容。”

她介绍今年是茶道新生活、茶源地理成立10周年了。茶道新生活倡导“回归土地，看见茶”，10年来，吴垠带领团队深度走访12个茶区，行程超过6万公里，以茶为根，以文化为载体，发现并见证茶产区土地上的山、水、人、器、物，人文、历史和现状，出版《茶源地理》系列丛书12本，为60多万茶友呈现清晰、客观、立体的茶知识。

吴垠介绍，在走访茶产区的同时，茶源地理以“地域+品种+工艺+纯净度+美好度”的茶源地理星级评选体系，建立茶叶标准认证，推出涵盖六大茶类的「源茶样」作为口感和味觉的参考系，获得了众多追求品质生活、爱茶、对健康有要求的客户的喜爱和信赖，被业界誉为“茶界米其林”。

她表示：“我们希望见证和推动产业的发展和升级，但我们自己的力量是有限的，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共同来做。作为一个年轻人主导的创造平台，青年茶人TED希望能够给茶界年轻人提供展现创新的舞台，而也期望通过更多跨界嘉宾的分享开阔茶行业从业者的事业，从而推动整个茶行业的创新发展。”

至此，本次的青年茶人TED圆满落幕，如果作为青年茶人的你，有精彩故事，有精彩观点和分享，欢迎来和我们联系分享你的故事，我们期待你下一次的参与。此外，距离2023深圳春季茶博会结束还有1天，欢迎大家莅临展会现场，品好茶、赏雅器、觅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