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水丹山，孕育奇茗。
传承，是一种继往开来的坚守，也一种历久弥新的延续。
他们，是一群有手艺、有思想、有梦想的青年。
或生于制茶世家，或因爱茶半路出家。尽管出身不同，却殊途同归：传承古老技艺，追求精益求精。
也许，他们很平凡，却拒绝平庸，更拒绝“躺平”。在传承与创新的道路上，不停奔跑，不断超越。
他们，是岩茶新势力，也是奔涌的“后浪”。
人物名片：陈孝凯，1988年生。武夷山百年制茶世家陈氏家族第六代传人，天茶苑品牌创始人。陈孝凯生而为茶，也为茶而生，一心只为做好茶。
代 表 作：一九八八
“不论做茶，还是做品牌，慢慢来，会比较快。”
——陈孝凯
生而为茶天注定
陈孝凯的家族，略懂岩茶的人多少有些耳闻。从武夷山岩茶祖师级人物陈书省算起，到陈孝凯这辈已是第六代。爷爷陈谨德，父亲陈墩茂，都是天心村远近闻名的“陈师傅”。
腼腆，内敛，是对孝凯的第一印象。地地道道的武夷山人，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让人耳目一新。原来，大学播音主持专业毕业的孝凯，曾是正儿八经的主持人。2012年，“是时候了”，孝凯顺理成章接过了家族的接力棒，延续着这小小香叶里蕴含的期盼与希望。
天心村的“85后”制茶人陈孝凯与父亲陈墩茂在茶园里看茶树长势
自小在茶村里摸爬滚打的孝凯，天生自带“茶感”。14岁的时候，村里举办斗茶赛，孝凯也跑去凑热闹。在喝“百家茶”的时候，品到了“家”的味道。留意周围人的评价，似乎不错。他悄悄记下茶样编号，回家告诉父母——“咱家的茶要得奖了!”母亲只当他胡言乱语。可谁知，这泡茶真的获得了金奖。
敏锐的茶感，源自血脉的遗传。正如天赋岩骨，孝凯注定生而为茶。世世代代的传承，也给了他最正统的手艺，和最深厚的底气。
陈家位于牛栏坑的山场
“学茶永无止境”
茶的来之不易，孝凯自小就非常清楚。记忆里除了氤氲不散的茶香，还有父亲专注劳作的身影。“专注”，是他从父亲身上学到的第一课。
刚开始学制茶的时候，父亲言语不多，而是让孝凯多看多琢磨。孝凯一步不离，自认“悟性不高，笨鸟只能先飞。”做茶的时节，夜以继日熬夜看茶，尽管眼皮不停打架，他还是时刻提醒自己集中精神。
“一看就会，一学就废。眼睛会了，手还不会。”这是孝凯初学制茶时的真实写照。对于他来说，最难的环节就是做青，由于茶叶发酵过程中变数太多，很难达到“恰到好处，不偏不倚”的效果。孝凯因此没少懊恼。父亲鼓励他“不要瞻前顾后，尽管放手去试。”胆大心细，是他学到第二课。
要说陈家制茶，有何过人之处，答曰，“慢”尔。例如，通常做青过程中须多次摇青，通宵达旦，与茶共舞，尽管费时费力，但他们始终相信：慢工出细活，为的是走水才更均匀，茶香更纯正。
从毛茶到成茶，需经历4道火、120多个日日夜夜的文火慢炖。正所谓，慢工出细活。这个“慢”字，则影响了孝凯一生。
渐渐地，孝凯逐渐掌握了陈家的制茶“秘籍”，成为了新一代“陈师傅”。不过，他依旧说自己还未完全掌握制茶的学问。“气候和加工，都存在变数，哪怕对茶叶的特性了如指掌，也不能百分百达到完美的状态。”活到老，学到老。孝凯的习茶之路，永无止境。
“给自己一个交代”
在孝凯眼里，什么样的茶是好茶?
“茶因人而“味”。笼统而简单说，就是好香气，好水感，好韵味。”话毕，他取来一泡“一九八八”邀我们品鉴。“这是学制茶六年后，我给自己的一个交代。”这泡茶，就像是他事茶六年时的一份“成绩单”。
不难猜出，孝凯诞生于1988年。“一九八八”便是他为纪念自己的“而立之年”而独立创作的作品。三十而立，血气方刚，想必只有肉桂，能体现一鸣惊人的冲击力。
条索油亮匀整的条索，透出淡淡火香。沸水冲入，浓郁的花果香迎面而来，还有一丝张扬的辛锐之气。啜之，茶汤饱满而有力道，冲击着味蕾。含几秒，再咂咂嘴，满口生香。甘甜随着舌底向两颊蔓延，这是欣欣向荣的气息。香高力足，有骨有韵，是技艺的成熟，也是人生的成熟。
拿起桌上的包装盒，看到一方暗纹勾勒的禅意枯山水。内有四个小盒子，上面写着“不困”、“不惑”、“不惊”、“不扰”。这大约就是孝凯的生活姿态。人到三十，不困于形，不惑于心，不惊不扰，方能从容。
“我有自己的节奏”
因为茶，孝凯朋友遍天下。大四的时候，他就在福州被称作“文艺大道”的白马路上租了一间小屋做茶室。这是他用来放松喝茶的自留地，也是给师长同学歇脚聚会的“会客厅”。渐渐地，这方小天地装不下约茶的朋友了。
后来，孝凯租了一栋位于福建省电影机械厂的老厂房，改造为loft，经营起了家里的“天茶苑”品牌。如今，天茶苑茶空间由孝凯和夫人一同打理，还要两只爱犬相伴。
去年12月，在槟城阅书报社(孙中山纪念馆)开幕的“2018听香朵拉南洋风水墨画跨年展”上，朵拉携手陈孝凯林青夫妇俩推出“笔墨书香•朵拉大红袍”
这对志趣相投的文艺青年，身边不乏涉足艺术圈的朋友、老师。天茶苑的茶空间也常常举办画展、艺术展、品茶会等，成为了这座城市里颇有名气的艺文空间。今年，孝凯又组下了隔壁的一栋楼，计划做一个复合式茶空间，为跨界的沙龙、分享会等提供更大更完善的平台。
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所有人都在急速向前赶，唯独孝凯说要慢慢来。关于做品牌，关于生活，他有自己的节奏。修茶十年，开起二十多家门店，还有的人从茶客喝成了合作伙伴。
摊子大了，可孝凯的初心没变——用一辈子，专注一件事。他说：“走得慢不是坏事，时不时回头看看，一步一个脚印，心里会感觉更踏实。”
或许，慢慢来，才比较快。这世间真正的“快”，是那些遵从内心的缓慢行路者。他们不迎合世俗节奏，懂得何时落脚，何时奔跑。却因此而清醒，脚步从容坚定，走一步是一步。这大概才是“快”的真正涵义。
来源：茶道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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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的要义在于浅析陆羽的水质资源优化思想和唐代茶文化勃兴的内在联系，从水文化视角揭示茶与水、茶文化与水文化二者的主次、重叠、交叉关系，认为水文化实乃茶文化之源头活水，“茶水民族”早已成为一个永久性的中华民族指代符号。论述了陆羽的水学思想、茶学思想与大禹治水精神及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管子的水思想、孔孟儒家的水思想和老庄道家的水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他对水质资源分布及其优劣与否和纯净及污染情况极为重视，首创鉴水分类和优劣标准，深化与提高了唐人对水质资源优化的认知度，强化了唐人自觉保护名泉和水质的意识。此外，中茶文化对外传播，其中也包含着中国古代的水思想和水意识、水科学。
关键词：茶文化;水文化;陆羽水思想;水质资源优化;鉴水分类和标准;文化传播
本文的要义是浅析陆羽的水质资源优化思想和唐代茶文化勃兴的内在联系。唐宋以后，阐述水与茶或水文化与茶文化之关系可抵要端者，当以自诩“余斋居无事，颇有鸿渐之癖”的浙江钱塘著名茶人、明代茶文化家许次纾所论最为至要，他在《茶疏·择水》中明确提出：“精茗蕴香，借水而发，无水不可与论茶也。”许氏又言：“余尝言有名山则有佳茶，兹又言有名山必有佳泉。……吾两浙、两都、齐鲁、楚粤、豫章、滇、黔，皆尝稍涉其山川，味其水泉，发源长远，而潭此澄澈者，水必甘美。” 许氏“无水不可与论茶”之论，发人所未言，或可从不同视角有助于我们揭示茶与水、茶文化与水文化二者的主次、重叠、交叉关系。实质上，茶产于山水之间，山水之自然地质属性决定茶之品位与品性，而水文化实乃茶文化之源头活水。
在以往的中华茶文化研究中，鲜有透过水文化史视角，将水文化作为茶文化之源的系统论述。我们都知道，水、阳光和空气——自然资源三大元素构成地球上所有动植物生命赖以生存繁衍的根本所在。水作为一种自然元素，不仅是人之生命永恒依托的物质资源，更是人达至超然于物外的精神资源。人类文化学者认为，水文化是人类文明初始的母体文化，人类文明发展史也可以说就是一部水文化发展史。人类文明生产史和生活史最早开发、利用的自然资源是水，人类古代文明的起源也大都发源于江河湖海水流域一带。例如，世界文明史上所言的五大古文明，古埃及文明发源于今北非的尼罗河流域，古巴比伦文明发源于今西亚的两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古印度文明发源于今南亚的印度河流域，古希腊文明发源于今欧洲的爱琴海诸岛，中华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
中国是茶文明和茶文化的发源地。唐人陆羽《茶经》记叙中国西南部的原生茶树为乔木，直径可达“一尺两尺乃至数十尺”，而其中“巴山陕川有两人合抱者”。这是世界茶文明史上有关野生茶树最早的明文记载。中国西南部地域广阔，地貌复杂多样，水资源极其丰富，雨水充沛，也是史书记载的中国先民种茶、饮茶与艺茶的起始地，以及中国茶业、茶经济最早的起始地。东晋常璩撰《华阳国志》卷一《巴志》云：“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桑、蚕、麻、纻、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皆纳贡之。”这说明，此地此时所产之茶已纳贡王室。
茶文明从西南部的山水之间走出来，汇入中华文明长河，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七件事，千百年来茶水待客、邀友品茗、无茶不席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民风民俗和礼仪礼俗，茶水文化涵养了中华民族的心性、精神与性格，“茶水民族”早已成为一个永久性的中华民族指代符号，并从另一个侧面验证了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重要学术研究结论。以往我们谈茶文化，谈水文化，谈中华民族发展史，谈中华文明发展史，往往都是各自作为一个单独命题来论述的，很少讲“茶水文化”、“茶水民族”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符号。而这关系到我们怎样重写中华茶文明史，怎样更好地把中华茶文明写入中华文明史。
这是诱发笔者思考和重点考察“陆羽的水质资源优化思想和唐代茶文化”这一命题的起因之一。
起因之二，陆羽《茶经·五之煮》云：“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其山水，拣乳泉石地慢流者上，其瀑涌湍漱勿食之，久食令人有颈疾。又多别流于山谷者，澄浸不泄，自火天至霜郊以前，或潜龙畜毒于其间，饮者可决之以流其恶，使新泉涓涓然酌之。其江水，取去人远者。井取汲多者。”他认为，凡用山水，最好选取乳泉或石池漫流之水，至于湍急的山水最好勿饮，如长喝此水，几可使人患颈疾(先秦时，即已知不同的地理环境和土地、水质等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不同的影响。《左传·成公六年》：“土薄水浅，其恶易觏……于是乎有沉溺重膇之疾。”);而由几处溪流汇合后积蓄于山谷之水，虽看上去澄清，但因水不流动，从暑热之日到霜降前，“或潜龙畜毒于其间”，即水质可能已被污染，故用此水，必须要先挖开缺口，流放掉那些沉积多日的污水，引来上游下泄的新鲜泉水，然后才可取之饮用。凡用江河之水，须到距离有人居住的远处去取水。凡用井水，则要从人们日常汲水的井中去打水。与陆羽生活于同时代的唐诗人刘长卿在《送崔处士先适越》诗中有言：“小江潮易满，万井水相通。”这很能说明此一时代唐人对水的有关认识已很深刻。
从中我们也可以窥知，陆羽对唐代的水质资源分布及其优劣与否和纯净及污染情况可谓极为重视，知晓水品之优劣与水资源环境、人体健康的关系密不可分，并形成了其关于水质评价的认定标准，其中包含了唐人对水质资源优劣与否及环境变化与保护的初步科学认识，以及引导人们开始重视对水资源、水品质的科学认识和环保理性意识。当代中国著名茶文化专家丁文在《唐人品水重山泉》一文中曾指出，品水标准系自“陆羽首创”，其“鉴水总分三类：山水、江水、井水”，其“鉴水优劣的标准有二：一是流动，‘流水不腐’;二是无污染”。
以今天的现代水质科学技术知识来分析山泉水矿物质成分和测定天然饮用水技术标准，十分容易。但在唐代陆羽所提出的鉴水品水标准，却是首创性的，它开创和确立了中国古代饮用水之标准。更为重要的是，“陆羽的品水标准为后世人所认同”，“自宋元以后直到近代，出现了以卖水为业者，所卖之水皆为山泉水”(丁文：《唐人品水重山泉》)。这是我们认识陆羽水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相比而言，在数百年后的明代，许次纾《茶疏·择水》云：“江河溪涧之水，遇澄潭大泽，味咸甘洌。唯波涛湍急，瀑布飞泉，或舟楫多处，则苦浊不堪。盖云伤劳，岂其恒性。凡春夏水长则减，秋冬水落则美。” 陆树声《煎茶七类》云：“井取多汲者，汲多则水活。”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直言：“茶性必发于水。八分之水遇十分之茶，茶亦十分。八分之水，试茶十分，茶只得八分。”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五《水部》云“水为万化之源”，“井泉地脉也，人之经血象之，须取其土浓水深，源远而质洁者，食用可也”;“贪淫有泉，仙寿有井，载在往牒，必不我欺”;“城市近沟渠污水杂入者……气味俱恶，不堪入药、食、茶、酒也”。显然，明人对唐人陆羽关于水质的优劣和纯净与污染评定标准以及唐人对水质资源优劣与否及环境变化与保护的认识基础之上，有了一定继承和发展。以此略考明代的饮用水认知与评定标准和方法，无疑带有新的生产、生活实践和科学认识特点。此与明代城乡建设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历史条件相对等，也说明相比唐代而言，明代的茶产业和茶饮对水质、水资源、水环境影响的要求要严格得多，因为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都发生很大变化的情况下，其诱导因素或许更为复杂和多样。这是茶文化研究的另一个课题，此不赘。
起因之三，《唐全文·陆文学自传》记载：“上元初，结庐于苕溪之滨，闭关对书，不杂非类，名僧高士，谈宴永日。常扁舟往来山寺，随身惟纱巾藤鞋、短褐犊鼻，往往独行野中。诵佛经，吟古诗，杖击林木，手弄流水，夷犹徘徊，自曙达暮，至日黑兴尽，号泣而归。故楚人相谓，陆子盖今之接舆也。”陆羽的一生与山水相伴，其知水、识水、亲水、爱水颇深。他遍游天下名山大川，品鉴天下名泉佳水，对水质之优劣对茶味的影响颇有心得体会，故其煮茶时极重所选之水，曾依次将天下名泉划分为二十等级。
据唐人张又新《煎茶水记》载：
卷末又一题云《煮茶记》，云代宗朝李季卿刺湖州，至维扬，逢陆处士鸿渐。李素熟陆名，有倾盖之欢，因之赴郡。 至扬子驿，将食，李曰：“陆君善于茶，盖天下闻名矣。况扬子南零水又殊绝。今日二妙千载一遇，何旷之乎!”命军士谨信者，挈瓶操舟，深诣南零，陆利器以俟之。俄水至，陆以勺扬其水曰：“江则江矣。 非南零者，似临岸之水。”使曰：“某棹舟深入，见者累百，敢虚绐乎?”陆不言，既而倾诸盆，至半，陆遽止之，又以勺扬之曰：“自此南零者矣。”使蹶然大骇，驰下曰：“某自南零赍至岸， 舟荡覆半，惧其鲜，挹岸水增之。处士之鉴，神鉴也，其敢隐焉!” 李与宾从数十人皆大骇愕，李因问陆：“既如是，所经历处之水，优劣精可判矣。”陆曰：“楚水第一，晋水最下。”李因命笔，口授而次第之： 庐山康王谷水帘水第一; 无锡县惠山寺石泉水第二; 蕲州兰溪石下水第三; 峡州扇子山下有石突然，泄水独清冷，状如龟形，俗云虾蟆口水，第四; 苏州虎丘寺石泉水第五; 庐山招贤寺下方桥潭水第六; 扬子江南零水第七; 洪州西山西东瀑布水第八; 唐州柏岩县淮水源第九，淮水亦佳; 庐州龙池山岭水第十; 丹阳县观音寺水第十一; 州大明寺水第十二; 汉江金州上游中零水第十三，水苦; 归州玉虚洞下香溪水第十四; 商武关西洛水第十五，未尝泥; 吴松江水第十六; 天台山西南峰千丈瀑布水第十七; 郴州圆泉水第十八; 桐庐严陵滩水第十九; 雪水第二十，用雪不可太冷。 此二十水，余尝试之，非系茶之精粗，过此不之知也。
此乃唐大历元年(766年)陆羽游扬州大明寺时所发生之事，因陆羽品水时识破军士取水不实，而引出李季卿命人把陆羽口授的茶水品第依次记下之事。此即后世所传的陆羽所排定二十等次的宜茶之水。不过， 一生嗜茶的唐代才子张又新《煎茶水记》言：“此二十水，余尝试之，非系茶之精粗，过此不之知也。”由此恰可证明，陆羽排定的二十等次宜茶之水曾经后人一一品鉴，或勘定无误。唐人对与茶学、茶艺、茶饮有关的问题，从不轻信所谓权威定论，而是要事必躬亲，去实践，去亲历。这是唐代茶文化极为可贵的品质。也正因此，《煎茶水记》又称《水经》，文虽不足千字，但对陆羽《茶经·五之煮》内容却是有所突破的，张氏更重水品，其文对水品的记载也更详、更清晰。这似可表明，唐人对水质资源优化的认知度在陆羽的引导下开始走向自觉。
关于被陆羽列为“天下第二泉”的无锡惠山寺石泉水，陆羽游无锡惠山时曾作《游慧山寺记》(《全唐文》卷四百三十三)：
慧山，古华山也。……梁大同中，有青莲花育于此山，因以古华山精舍为慧山寺。
寺在无锡县西七里……寺前有曲水亭，一名憩亭，一名歇马亭，以备士庶投息之所。其水九曲，甃以文石罛甓，渊沦潺湲，濯漱移日。……从大同殿直上，至望湖阁，东北九里有上湖，一名射贵湖，一名芙蓉湖。其湖，南控长洲，东泊江阴，北淹晋陵，周围一万五千三百顷，苍苍渺渺，迫于轩户。……
夫江南山浅土薄，不自流水，而此山泉源，滂注崖谷，下溉田十余顷。此山又当太湖之西北隅，萦耸四十余里，唯中峰有丛篁灌木，余尽古石嵌崒而已。……叵以鹤林望江，天竺观海，虎丘平眺郡国以为雄，则曷若兹山绝顶，下瞰五湖，彼大雷、小雷、洞庭诸山以掌睨可矣。向若引修廊，开邃宇，飞檐眺槛，凌烟架日，则江淮之地，著名之寺，斯为最也。……苟无其源，流将安发?予敦其源，亦伺其流，希他日之营立，为后之洪注云。
“天下第二泉”无锡惠山寺石泉水，因了陆羽《游慧山寺记》洋洋洒洒和绘声绘色的激扬文字而名扬天下，天下嗜茶品泉者接踵而至，历代不衰。一方面，中国是世界上泉水最多的国度之一，与人文和旅游记忆有关的名泉大大小小以千数计，遍布全国各地的泉水之甘美、之纯洁，名闻遐迩;另一方面，在唐代茶饮和茶文化大行其道的时代背景下，自陆羽评定名泉之后，人们对天下名泉的认知度和喜爱度超越前代，以名泉水沏佳茗，无形中深化与提高了唐人对水质资源优化的认知度，逐渐强化了唐人自觉保护名泉和水质的意识。然仍不免有好事者，他们对名泉的喜好达到超出人之正常理性约束的癫痴程度。例如，据唐代无名氏《玉泉子》记载，唐宰相李德裕因最爱饮惠山泉水，竟命人千里“铺递”至京师，供其品饮。此事虽然荒唐奢侈，却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名泉意识以及名泉文化已在唐代社会各个阶层普及开来，并带动唐代饮茶须以佳水配之的风尚。
在此，颇值一提的是，在陆羽《茶经》问世之前，年长陆羽五十岁的唐代著名中医药学家、浙江宁波人陈藏器通过刻苦研习各类本草医书和中医药理论及诊治方法，撰著《本草拾遗》十卷，其中他从“本草茶疗”之概念出发，提出“诸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的著名论断，并动手调配大量行之有效的茶疗秘方为人治病。据《三秦志》所言，当时“病家云集，门庭若市”。而且，陈藏器曾以药茶为唐玄宗十八子李瑁治好了旁者无法治愈的怪病。为此，唐玄宗昭告天下，赐陈藏器为“茶疗鼻祖”。更为重要的是，陈藏器在《本草拾遗》特别指出，从山地溢出的矿泉水为“玉井水”，此水“味甘平，无毒”，而且久服可“令人体润，毛发不白”。所谓“玉井水”，陈藏器《本草拾遗》言：“诸有玉处山谷水泉皆是也。”东晋王嘉《拾遗记》卷十《昆仑山》载:“昆仑山有柰，冬生子碧色，以玉井水洗食之，骨轻柔能腾虚也。”可见古人对玉井水的水质有清醒认识，对其保健功效颇为推崇。
陆羽一生博学多能，除茶学之外，于诗文、音韵、小学、书法、戏曲、史志、旅游、地理、考古、水学、农学、工学、医药、饮食等方面多有涉猎，成就不俗，在唐代文坛活跃一时，而且曾流寓浙江，他撰写《茶经》时，对浙江宁波人士、著名中医药学家陈藏器的学问与卓识，不可能未有所闻，亦不可能未有所习所得。例如，《茶经·七之事》引用与茶食、茶疗和茶药有关的古籍药典计有《神农食经》、《晋书》、《搜神记》(干宝)、《食檄》(弘君举)、《食论》(华佗)、《食忌》(壶居士)、《尔雅注》(郭璞)、《杂录》(陶弘景)、《后魏录》、《本草》、《枕中方》、《孺子方》等等。
在陆羽《茶经》问世后，唐人竞相传抄，推动唐朝饮茶之风遍及各地。《新唐书·隐逸·陆羽传》载：“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源、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时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炀突间，祀为茶神。有常伯熊者，因羽论复广著茶之功。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次临淮，知伯熊善煮茶，召之，伯熊执器前，季卿为再举杯。至江南，又有荐羽者，召之，羽衣野服，挈具而入，季卿不为礼，羽愧之，更著《毁茶论》。其后尚茶成风，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在如此“尚茶成风”的影响下，文人墨客鉴于陆羽对山泉水的品鉴和推崇，特别是他对水质资源优化标准的界定以及水质特性的高度概括，让唐代士子和茶人从中感受到与此前不同的更值得称道的茶饮审美享受。这期间，更有推波助澜者，如唐常州刺史独孤及撰《慧山寺新泉记》：
此寺居吴西神山之足。山多小泉，其高可凭而上。山下灵池异花，载在方志。山上有真增隐客遗事故迹，而披胜录异者，贱近不书。无锡令敬澄字深源，以割鸡之余，考古案图，葺而筑之，乃饰乃圬。有客意陵陆羽，多识名山大川之名，与此峰白云相与为宾主。乃稽厥创始之所以而志之，谈者然后知此山之方广，胜掩他境。
其泉伏涌潜泄，潗漝舍下，无沚无窦，蓄而不注。深源困地势以顺水性，始双垦袤丈之沼，疏为悬流，使瀑布下钟。甘溜湍激，若酾醴乳。喷发于禅床，周流于僧房，灌注于德地，经营于法堂。瀑潺有声，聆之耳清。濯其源，饮其泉，能使贪者让，躁者静，静者勤道，道者坚固，境净故也。夫物不自美，因人美之，泉出于山，发于自然，非夫人疏之凿之之功，则水之时用不广。亦犹无锡之政烦民贫，深源导之，则千室褥裤。仁智之所及，功用之所格，功若响答，其揆一也。予饮其泉而悦之，乃志美于石。
因了唐代文人墨客的交口相赞，名泉以诗文褒扬而驰名天下，所以，唐代咏茶与山泉佳水的名诗名文不绝于口，在唐山水田园诗之外，别具一格。例如，储光羲《咏山泉》：“山中有流水，借问不知名。映地为天色，飞空作雨声。转来深涧满，分出小池平。恬澹无人见，年年长自清。” 陆龟蒙《谢山泉》：“决决春泉出洞霞，石坛封寄野人家。草堂尽日留僧坐，自向前溪摘茗芽。”皇甫冉《无锡惠山寺流泉歌》：“寺有泉兮泉在山，锵金鸣玉兮长潺潺。作潭镜兮澄寺内，泛岩花兮到人间。土膏脉动知春早，隈隩阴深长苔草。处处萦回石磴喧，朝朝盥漱山僧老。僧自老，松自新。流活活，无冬春。任疏凿兮与汲引，若有意兮山中人。偏依佛界通仙境，明灭玲珑媚林岭。宛如太室临九潭，讵减天台望三井。我来结绶未经秋，已厌微官忆旧游。且复迟回犹未去，此心只为灵泉留。”
唐人尚山尚水、尚茶尚艺，所作咏山泉诗文虽不免仍有仿效陶渊明“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归去来兮辞》)的影子，但此时的唐人笔墨之下更多地是凸显隋唐大一统文明时代新气象，他们尽情讴歌的山泉直抵唐山水文化和唐茶文化精神之魂魄——有泉水流动不止“年年长自清”的生命回响，有流泉潺潺“此心只为灵泉留”的生命观照，唐人的水文化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都有了质的飞跃与升华。这正是唐代茶文化横空出世的根基所在。
起因之四，陆羽在《茶经·八之出》中将所考的唐代茶区总括为山南、浙南、浙西、剑南、浙东、黔中、江西、岭南等八大主产区，并一一辨析各地所产茶叶之优劣等级。
那么，从陆羽水学思想形成基点出发，我们如何对唐代茶区的形成以及唐茶文化的奠基作出合乎历史发展逻辑的合理、科学地解读?
首先，水文明是华夏民族建立夏国家文明体的母体记忆，《史记·夏本纪》记载，大禹治理天下水患，三过家门而不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修建排灌水利工程，以利民垦田种植。此为古史传说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大规模水利治理工程，中国古代水思想和水资源的治理、开发及利用起步于此。大禹是中华民族水治理和水思想的先行者，其无私奉献精神和因势利导的科学精神，代代相传，这无疑是陆羽水学思想形成的基点之一。
其次，在春秋战国思想家中，《管子·水地》提出，地者和水者都是万物之重要思想，强调：“人，水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形。……是故具者何也?水是也。万物莫不以生，唯知其托者能为之正。” 孔子从社会历史和伦理教化出发，将水之形态和性能与人之精神和道德相联系，开创儒家水思想体系。他的“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和“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等发人深省的睿智思想，成为千百年来中国人世代传承的宝贵思想资源。老子和庄子建构了道家水思想体系。老子《道德经》有言：“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老子对水之种种境界的无限延伸和提升，包含着无比深刻的思想，也奠基了中国水文化得以破除水功利唯一性的超然品质。《庄子·天地》篇提出，“夫道，渊乎其居也，漻乎其清也”，“夫道，覆载万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内化了中国人从水思想中自觉升华人生境界的通路。另一方面，春秋战国时期，对水利的利用和开发从防洪排涝转向农田灌溉——修建大型农田水利灌溉工程，特别是都江堰水利工程兼有防洪和航运的双重功效，带动农业生产力和社会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这理当是构成陆羽水思想形成的另一个基点。
再者，魏晋南北朝以来，农田水利的重点开发和利用向江淮流域转移。在南朝，太湖流域已是天下闻名的富饶地区，“亩值一金”。至唐代农田水利建设又达至一个兴盛阶段，据《新唐书·地理志》等记载，唐代修建的水利工程达1130多项，“安史之乱”后在江淮流域的水利建设更是取得了新的大发展，长江流域一跃取代黄河中下游而成为全国农业经济优势区位地带，先进的水利开发和利用造就出江南鱼米之乡。这是构成陆羽水思想的又一基点。
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情况下，历经历朝历代的水利与水资源有效开发、利用和治理，至唐代，在世界上领先的中国先进水生产力终于花开花落，形成了《茶经》上所说的八大茶产区(涵盖今川、鄂、湘、赣、皖、苏、浙、闽、桂、粤、黔、豫、陕等省域)。由此，大唐茶叶种植业获得迅速发展，手工制茶作坊日渐发达，推动茶叶流通商品化和茶饮普及化程度日益加深，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形成了唐代茶产业区域化和茶加工制作与保存专业化，茶业成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经济门类，唐中期之后随着茶叶生产及流通的规模化，征收茶业赋税渐成定制。茶在唐代很快发展成为全国性的饮料，上至皇宫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品茶饮茶渐成风俗，茶事日盛。据唐人李肇《国史补》记载，列入唐代贡茶的计有十四品目名茶。其中，产于吴越之地的“顾渚紫笋”和西蜀之地的“蒙山紫笋”甚为唐皇室所喜爱，命在顾渚山和蒙山监制督造贡茶。顾渚山和蒙山均有泉水，可谓顾渚贡茶和蒙山贡茶成为唐代贡茶佼佼者的立身之本——好山好水产好茶。
同时，陆羽在《茶经·一之源》提出饮茶者应作“精行俭德之人”，他将自己的水学思想与茶学思想与管子思想、孔孟儒家思想和老庄道家思想相融合，开启唐茶文化精神内核，一方面预示唐茶文化正式奠基，另一方面自《茶经》问世亦标志茶学由此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此后，唐人抄茶书、著茶书、读茶书、谈茶书，蔚成风气。
中茶文化相继传到海外，这其中也包含着对外传播中国古代的水思想和水意识、水科学。例如，中国茶传至朝鲜半岛，韩国茶道对水质、水量、水温和泡茶时间也有相当的讲究与要求。高丽王朝时的文学家、哲学家、茶人李奎报(1169—1241)所作茶诗云：“活水香茶真味道，白云明月是家风。”“评茶品水是家风，不要养生于世荣。”可见唐人的评茶品水之风亦传入朝鲜半岛，以“活水香茶”为品鉴标准。唐茶传至日本后，日本饮茶效仿唐朝饼茶煎饮法，讲究取水要汲取清流。日本茶道尤为重视煮水器茶釜，并视其为可登大雅之堂的茶仪礼具，日本人认为用茶釜所煮之水，其水质明显要优于一般壶所煮之水。
古来谦谦君子均以水德自居，水生万物，德行天下。故郦道元《水经注》云：“水德含和，变通在我。”东坡君子尝言：“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对茶者而言，则不可饮无茶。竹，无水不生;茶，无水不生。故君子之道，无水，不可与言竹;茶人之道，无水，不可与论茶!斯言诚哉!
【摘自2018年第2期《吃茶去》杂志;作者：胡克夫(石家庄)，系河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兼秘书长、河北省茶文化学会副会长】
春风一夜长灵芽。又是一年的春暖茶萌!
繁忙的茶季，早已在江南地区缓缓铺开，而武夷山却还在绵绵的春雨里沉睡，等待着谷雨后的厚积薄发。
这个以出产武夷岩茶和正山小种而闻名海内外的古老茶区，历代有无数文人墨客为之搜尽诗肠。而在77年前，因为一个人的到来，变得更加与众不同。
他，就是著名农学家、农业经济学家，现代茶叶事业复兴和发展的奠基人、被誉为“当代茶圣”的吴觉农。
虽然只有短短3年多的时间，但在近代中国茶业史上却深具里程碑意义。
在这里，他创立了中国首个“国家级”茶叶研究所，开启了“实业救国，科技兴茶”之路。他始终倡导“爱国、奉献、团结、创新”的茶人精神，带领科研人员对武夷茶的栽培、采摘、制作、化验等领域开展了系统全面的研究，并编撰了《武夷茶讯》《茶叶研究》《整理武夷茶区计划书》《战后茶业建设计划草案》等学术专著，为武夷山乃至中国茶业的发展与振兴指明了方向。直到21世纪的今天，依然闪烁着思想与智慧的光芒。
时光蹁跹，茶香依旧。就在他离开我们的第30个年头，在他曾生活工作过的碧水丹山间，建起了一座纪念馆。除了延续茶缘，寄托思念，还承载了一段值得铭记的峥嵘岁月。当我们回望、走近这段岁月时，能真切感觉到他的身影及思想与精神，从未走远，且历久弥新。
从万川说起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让“二战”的硝烟弥漫到大半个亚洲及南太平洋地区。随着香港的沦陷，抗战大后方的出海口也被封锁。此时，由吴觉农、孙寒冰等人创办的复旦大学茶叶系(科)才刚刚迎来一周岁的“生日”。
然而，愈发艰难的时势，加之日益险恶的政治处境①，重庆恐怕不宜久留。
海上通道的堵塞，茶不再是“那些无止境地贪婪地发国难财的官商们的争夺对象了”。销路阻滞，茶园荒芜，茶业凋敝，不论目睹，还是耳闻，对于视茶业为自己“第二生命”的吴觉农来说，心情是无法平静的。时任民国政府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邹秉文正拟筹设外销物资增产委员会和茶叶、桐油、蚕丝三个研究所，为战后扩大外销奠定基础。邹氏曾为上海商品检验局局长，与吴觉农亦师亦友。吴觉农在商检局工作期间，就深得邹的赏识。无疑，筹建茶叶研究所的任务就落在了他的肩上。
在邹氏的鼓励下，吴觉农将复旦大学茶叶系(科)托付给胡浩川②后，就动身离开重庆，到更广阔的天地里去施展他“振兴华茶，造福农民”的抱负。
其实，早在1941年春天，吴觉农就曾带领他的技术团队，一路跋涉到浙江衢州，在一个叫万川(今属柯城区航埠镇)的山村里设立了“东南茶叶改良总场”。他们的到来，给这个美丽宁静的浙西小村庄带来了勃勃生机。技术人员一边开展茶树更新运动，一边联合“中茶公司”③、“国家银行”茶贷部门开展制茶合作运动，让茶农们实实在在地受益。
也是在这一年的秋天，吴觉农兴奋地向大家宣布：东南茶叶改良总场已获准改组为财政部贸易委员茶叶研究所，由他担任所长，所址就设在福建崇安县(今武夷山市)武夷山麓的企山。
青年时代的吴觉农
天赐“良缘”结武夷
偌大的中国茶区，为何独钟武夷?
殊不知，为了找到一个合适的所址，吴觉农也是煞费苦心。当时，作为抗战后方的云、贵、川西南三省都有生产少量茶叶，云南的佛海(今勐海县)、顺宁(今凤庆县)及四川灌县已设有茶厂，贵州湄潭县还设有茶业改良场，而且以大叶种制作优质红茶的技术也颇为成熟，因而后方是较为理想的选择。然而，当时出口茶几乎来自东南各省，而佛海、顺宁又地处边境，交通很不便利。更关键的是，盘踞一方的地方军人势力也不允许设置中央性质的机构。几经比较权衡，吴觉农还是把目光转向了东南茶区。
都说一泡好茶的诞生，需要天时地利与人和，茶叶研究所也不例外。1941年，当他再到东南接洽推行茶树更新计划并联系勘定所址时，一个机遇的出现，让困扰已久的所址问题得以迎刃而解。其时，正值崇安“福建示范茶厂”改组。该茶厂成立于1939年9月，由福建省政府与中茶公司联合创办，张天福任厂长，庄晚芳任副厂长、吴振铎等任茶师，林馥泉王学文和陈椽分别任武夷所、星村所和政和所主任。下设岩茶制所2个、内山岩厂12个，并建有机械初、精制茶叶加工厂。
这，无异于天赐良机。
武夷山产茶历史悠久，自唐代起，就产有腊面茶，宋时成为北苑贡茶的主产区之一，元代朝廷曾在此处设“御茶园”。明清时代，以武夷岩茶为代表的乌龙茶、以正山小种为代表的红茶也是在这里滥觞。而且，这一带茶场众多，奇种、名丛品种资源也非常丰富。
望着巍峨的厂房、散落于山的岩厂和企山广阔的茶场，吴觉农的心中早已有了明确的答案。经省府同意，茶厂厂址及所属茶场、设备均由茶叶研究所接管。“在烽火遍地的当时，确实是一个十分理想和非常适宜的所址。”回想起当年的情形，他在字里行间仍掩饰不住欣喜之情。
接下来的事件，就更充分地证明了吴觉农的慧眼独具。1942年春，日军发动浙赣战役，铁蹄踏遍了浙西，金华、衢州等地相继沦陷。万分危急之中，研究所的人员、资料与设备都已安全地转移到了武夷山而免于战火。
6月，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级”茶叶研究所，终于在武夷山落地。
王泽农
困难重重
场地有了着落，人才引进与设备购置这两个问题又摆在了吴觉农的面前。
1941年，张天福与崇安福建示范茶厂部分职工登上大王峰(右二为林馥泉，曾任示范茶厂武夷山制茶所主任)
设备尚可因陋就简，而人却是万万不可缺。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交通险阻的情况，从各方邀请各学科的专家来建设研究所根本不可能。
就当吴觉农为此一筹莫展时，许多师友、学生纷纷向他伸出了援手。譬如，浙大老教授蒋芸生，在吴觉农的敦请下，毅然辞去福建永安园艺改良场的职务，来崇安任副所长。曾留美的农学界老前辈，也欣然前来加盟，担任研究员。还有叶作舟、汤成、王泽农、朱刚夫、陈为桢、向耿酉、钱梁、刘和洲、庄任、许裕圻、陈舜年、俞庸器、尹在继等一大批有志于复兴中国茶业的专家、教授，在战事日渐扩大、局势日趋紧张的情况下，奋不顾身地来加入研究所的科研团队，令吴觉农甚为感动。曾是科研骨干之一的钱梁在追忆这段经历时，将吴觉农比作“三顾茅庐”的刘备，其求贤若渴之心，可见一斑。
茶树是任何一种茶的最初形态，也是最令吴觉农魂牵梦萦的嘉木
研究所创立后的第一个工作，就是推行茶树更新运动。茶树是任何一种茶的最初形态，也是最令吴觉农魂牵梦萦的嘉木。早在1922年，他就对国外学者信口否认“中国是茶的原产地”的谬说表示愤慨：“在学术上最黑暗、最痛苦的事情，实在无过于此了!”他还深情地说道：“茶和中国是形异而义同的，中国当然是一个无可辩驳的茶的国了。”(《茶树原产地考》)
武夷山“中央茶叶研究所”纪念亭
这是一个宏大的计划，其目的有二：建设现代化茶园和救济茶农。尽管在实施过程中遭遇战事吃紧和经费缩水两重困难，但茶树更新还是在浙、闽、皖、赣4省的11个茶区，20多个县的147个乡镇得到了推广。3年时间里，共更新茶树1000多万丛，培育茶苗200万株，并完成4省外销茶区的土壤调查。然而，这项计划终因负责经费的中茶公司当局的贪腐与漠视而不幸夭折。
点燃科技的星火
《茶叶研究》
从研究所创立的第一天起，吴觉农对它就充满了信心：“讲到本所所负的使命，比较别的更有前途。因为别的研究机构和业务机构都没有配合，工作都是单独进行，我们的事业则在中央实施茶业编制以来，已形成了直的一个体系……现在则是集体研究，一有结果，便可交各省的研究及业务机构推行，所以这是最进步的，最合乎联系性的。”(《茶叶研究所的工作方针》，1942年9月28日)
吴觉农的自信来自他背后那批总是默默支持他的老战友们。在吴觉农主持下，科研骨干们卯足了劲，拧成了一股绳，在战火纷飞的危境中点燃了中国茶业科技的星火。1942～1944年，研究所从栽培、制造、化验和推广四个方面展开，在武夷茶区名丛培育、新品种推广、茶园建设、土壤化验、生产制作等方面成果颇丰，为武夷山乃至中国近代茶业科研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1943年，吴觉农在走遍武夷山山水水后，撰写了《整理武夷茶区计划书》 (1)
1943年，吴觉农在走遍武夷山山水水后，撰写了《整理武夷茶区计划书》 (2)
1943年，吴觉农在走遍武夷山山水水后，撰写了《整理武夷茶区计划书》。书中，他对武夷茶区的环境、武夷茶业兴衰进行系统的概括和详致的阐述, 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武夷茶区整理的目标与实施办法。对于武夷山茶业的未来发展方向，他还高瞻远瞩地提出“光大武夷”的构想。这些思想，在今天看来可谓相当超前，且鲜活依旧，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如倡导茶与旅游相结合(“修建胜迹”、“招揽游客”)、保护茶园生态(“培养林木”)等等。
副所长蒋芸生带领研究人员，通过品种观察、单株选育的方法确定了不少茶树品种和名丛，以杂交、压条、扦插等方法繁育了多个茶树良种，并针对茶树遗传因子及茶花杂交方法等做了大量工作。
茶叶研究所出版发行的学术刊物及专著
武夷所主任林馥泉经长年调查、走访、收集资料，编写了《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1943年)一书，成为研究武夷岩茶的经典力作。
茶叶研究所的学术成果，《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武夷茶岩土壤》、《武夷山的茶与风景》
吴觉农还组织土壤专家王泽农深入武夷岩茶产区对土壤进行了调研。王氏的研究成果《武夷茶岩土壤》，至今对武夷茶岩土壤、茶树生长、岩茶品质差异等方面的研究仍有重大的学术价值。陈舜年、徐锡堕、俞庸器、向馨合著《武夷山的茶与风景》(1943年)，则以优美的语言向读者们展现了武夷山水茶交相辉映的风采。
研究所创立后的第一个工作，就是推行茶树更新运动
在武夷山工作期间，吴觉农还请钱梁、陈舜良筹备世界茶叶巨著——《茶叶全书》(《All About Tea》，美国威廉•乌克思著)的翻译工作
除开展试验研究外，吴觉农亦是笔耕不辍。由他衢州创办的《万川通讯》，迁往崇安后更名《武夷通讯》半月刊，成为向全国介绍茶界新动态的信息窗口。研究所还编辑出版了《茶叶研究》《茶叶研究丛书》《科研报告》等学术刊物刊登最新科研成果，并有不定期刊物6种、研究报告7种、调查报告12种，宣传小册子6种。应特别指出的是，1944年秋，他邀集了全所研究人员对战后茶业建设进行了深入研讨，在建设方针、生产、制造、贸易、茶业经济和茶业金融、茶业行政、茶叶研究与推广七个方面做出了全面细致的规划，写成5.4万字的《战后茶业建设计划草案》，刊发在《茶叶研究》第3卷上。这为后来新中国茶业的恢复与发展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让武夷山及武夷茶在中国茶业复兴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这也再一次突显了他思想、行动之超前，令人钦佩。此间，吴觉农还请钱梁、陈舜良筹备世界茶叶巨著——《茶叶全书》(《All About Tea》，美国威廉·乌克思著)的翻译工作。
武夷一家人
虽然日寇肆虐，但崇安还是颇为安宁的。除本所职工和少数家属外，日常生活几乎被科研所占据，可在茶研所这个大家庭中一起生活工作，大家并没有什么落寞之感，更何况搞科研本身就要坐得住“冷板凳”，耐得住寂寞。
身为茶研所一把手的吴觉农是个很有人情味的人，非常关心职工的业余生活。据吴觉农次子吴甲选回忆，因为生活单调，吴觉农规定，全体职工每两三周就组织一次晚会活动，并邀家属参加，“清唱京剧、越剧、说笑话讲故事及其他的即兴表演，欢歌笑语各显其能。在这战火纷飞，颠沛流离的年代，有这样一处祥和安定的‘世外桃源’，大家‘相濡以沫，相煦以湿’，形成了一个友爱的大家庭。”
吴甲选在参观纪念馆时，在一张老照片前凝视了许久，照片勾起了他当年在武夷山生活的美好回忆
在照顾“大家”的同时，他也不忘“小家”。自抗战开始，夫人陈宣昭和吴家四兄妹④就跟着吴觉农四处奔走，居无定所。吴觉农在崇安建所安定下来后，家小也从上海出发，通过无锡、溧阳一带日军哨兵林立的封锁线，经安徽屯溪等地抵达，团圆。
这个坐落在碧水丹山间的新家，给吴甲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母亲带我们到达崇安后，我们同叶作舟伯伯同住一座房，房屋前有一条小溪，后面竹篱笆外是通往赤石镇的小路，房屋旁的山岗上有一棵百年的大松树，山风吹来，松针哗哗的响声，发出像潮水一般的松涛。我们很爱这个重新团聚的家。”
吴甲选张素娟夫妇在吴觉农纪念馆武夷山馆
然而，现实生活并不像风景那样田园牧歌，尤其是在战时，条件还是颇为清苦的。且不说伙食简单，还缺医少药，一般的头疼脑热都要到赤石“供销总社东南分处”去看。如果遇到大问题，就要跨省去医治了。1943年，在邵武中学读书的吴甲选放寒假回家，不小心被狂犬咬了。吴觉农深知，这片刻都不能耽搁，立即动身带儿子搭车去桂林治病。返闽时，吴觉农把两个儿子托付给了学生陈君鹏。临别前夜，他对儿子们说：“抗战就快胜利了，但日寇必然要做最后的挣扎，不排除他们会大举进攻广西，你们要有心理准备。”后来，果不其然，日寇一路向西逼近，兄弟俩随着陈君鹏沿漓江下游逃避，直到抗战胜利，才回到上海。
1945年，抗战胜利的消息，响彻了全国，而茶研所及如火如荼进行的科研却在喧腾的凯旋歌声中戛然而止，曾二度更名的《茶叶研究》(前身为《武夷通讯》，再前为《万川通讯》)也宣告停刊。短暂的武夷岁月，令“大家”和“小家”的所有家庭成员都难以忘怀。在《茶叶研究》的暂别词中，吴觉农依然热情饱满地说：“本所结束了，但不是死亡，而是更新。我们的研究工作是不会停顿的，我们这个刊物也不会终止的……这不是永别，我们还会相见的，我们一定会重见的。”
后记：不止于怀念
位于星村镇的吴觉农纪念馆
吴觉农纪念馆武夷山馆开馆仪式
中日韩茶道联合会咨问为吴觉农纪念馆武夷山馆开馆题词
2019年3月18日，历时三年的筹备，当代茶圣吴觉农纪念馆武夷山馆在星村镇福莲生态茶庄园正式开馆。吴甲选张素娟夫妇同沪闽两地的茶人，出席了开馆典礼。这是位于上海的吴觉农纪念馆在全国开设的第一家分馆。
晚年的吴觉农
上海吴觉农纪念馆馆长许四海说，“在中国，至少有三位与茶有关的人物被当之无愧地誉以为圣者一一神农、陆羽和吴觉农。他们分别引领着源远流长的中国茶叶文明之历史进程的三个阶段——茶的发现、茶的兴盛和茶的现代化。”
纪念馆里的吴觉农塑像
纪念馆内景
展览馆设了武夷山专区，来呈现吴觉农及科研人员在武夷山的峥嵘岁月
诚然，以吴觉农为代表的现代茶人展示了与以往传统茶人不一样的文化面貌，是他们开启了中国茶业的现代化进程，而“科技兴茶”正是茶业现代化的标志与核心所在。
92载的馨香人生就像一本厚重的书，一页页被缓缓打开，供我们细细品读
反映吴觉农事茶人生的重要节点时间轴
循着吴觉农一生的时间轴，漫步纪念馆。92载的馨香人生就像一本厚重的书，一页页被缓缓打开，供我们细细品读。当读到武夷山这一“章”时，仿佛时空发生了错落交织：我脚下的这片土地，吴觉农和他的战友们也一定走过!
上海吴觉农纪念馆馆长许四海向武夷山馆馆长魏莉宁赠送珍贵的《茶叶研究》
吴觉农当年用过的随身钢笔
吴觉农的茶学思想与茶人精神，具有跨时代甚至跨国界的影响力。武夷山馆馆长、“80后”茶人魏莉宁在接过吴甲选馈赠的吴觉农随身钢笔时说：“吴觉农在武夷山生活工作过四年，这段历史恐怕鲜为人知。我们创设纪念馆的初衷不只是为了呈现这段历史，让人们去了解去铭记。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要让他的茶学思想和茶人品格，在这里得到传承，并且发扬光大。”而远在法兰克福的“茶道——中国茶与艺术中心”创始人、德国中国茶文化国际交流会会长盖哈德·塔姆也在第一时间发来的贺电中满怀崇敬地说：“在推广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我深深地被吴觉农先生的思想所吸引，被吴觉农先生的精神所鼓舞。”
茶人精神，代代相传。
吴甲选夫妇同武夷山茶人在纪念馆前合影留念
链接1：吴觉农隽语
中国茶业如睡狮一般，一朝醒来，决不会长落人后，愿大家努力罢!——《中国茶业改革方准》(1921年)
茶叶在中国，是具有最大前途的，不要说世界的茶叶，我们是唯一的母国，而我们生产地域之阔、茶叶种类之多、行销各国之广，以及特殊的品质之佳，是各产茶国家所望尘莫及的。——《复旦茶人的使命》(1941年)
要养成科学家的头脑，要有宗教家的博爱，要有哲学家的修养，要有艺术家的手法，要有革命家的勇敢，要有对自然科学、文艺和社会科学的综合能力。——1942年11月30日在茶研所的演讲
链接2：“当代茶圣”吴觉农人生的九个“第一”
1921年，撰写《茶树原产地考》，首次权威论述了中国是世界茶树的原产地1921年，撰写《中国茶业改革方准》，首次提出振兴华茶的改革方准1931年，编制了中国第一部出口茶检验标准《出口茶叶检验标准》1940年，在复旦大学设立了中国第一个高等院校的茶叶专业系科1942年，在武夷山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茶叶研究所1949年，自费出版了世界茶叶巨著《茶叶全书》的中文版1949年，出任新中国第一家国营专业公司——中国茶叶公司总经理1979年，编著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研究《茶经》的权威著作——《茶经述评》1987年，首倡创建了中国第一家茶叶博物馆——中国茶叶博物馆
注：①吴觉农对共产党一直很拥护，这种“左派”作风为国民党所不容，孔祥熙曾怀疑他是共产党。②胡浩川(1896-1972)茶学家、制茶专家，中国现代茶业奠基人之一。曾参与筹建祁门茶叶改良场并任场长，助推祁红国际市场，并与吴觉农合著有《中国茶业复兴计划》。他也曾任复旦大学(重庆)茶叶系教授和系主任，培养了首批茶学高级技术人才。③即中国茶叶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1937年5月，是我国最早的官商合办公司。吴觉农曾先后任该公司协理、总技师及技术处处长。④吴觉农陈宣昭夫妇育有二子二女，长子吴重远，次子吴甲选，长女吴谷茗，次女吴肖茗。两个女儿皆以“茗”取名，可见吴觉农对茶的深爱。
(注：本文为“只此青绿 觉农·翠茗，一杯新茶敬茶圣”主题征文活动三等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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