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28日，“首届蒙顶山国际禅茶大会寻根峰会”在雅安市名山区茶马古城举行。《吃茶去》杂志总编舒曼应邀作《“佛茶”与“禅茶”关系之刍议》学术报告。报告大致内容如下——
佛家对中国茶文化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佛教茶文化是中国茶文化最为珍贵、最为精彩、最为出色的篇章。佛教在西汉时期传入中国，“因缘具足”地与茶结缘成就出“佛茶文化”这一概念。再至中晚唐时期又得到中国佛教——禅宗的青睐和推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禅茶文化”(禅宗茶文化)这一概念，其要义不出禅门“吃茶去”，标志着佛教“禅宗茶道”的正式形成。
追朔佛教茶文化近二千年的辉煌历史，“佛茶文化”却在禅宗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发扬光大，并形成了自身的思想体系。所以说，禅茶文化是佛茶文化的标志，对于佛教界饮茶之风的鼎盛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由于禅宗茶文化影响所致，对于全国饮茶之风的鼎盛也起着直接的推动作用。
关于“佛茶”，亦即佛教茶之事，舒曼认为：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唐代房玄龄等人著《晋书·艺术列传》卷九十五中所写发生在晋代后赵都城邺城昭德寺，僧人单道开以茶禅修之先例。除了敦煌人单道开而外，陆羽《茶经》还补充了武康小山寺释法瑶和八公山沙门昙济。也就是说，晋代僧人单道开的“以茶禅定”，南朝宋代释法瑶的“饭所饮荼”和沙门昙济“设茶待客”，开启了中国佛茶史上崭新篇章。关于这三位佛教人物的茶之事，舒曼曾在《陆羽“茶经”中的三位佛教人物茶事考》一文中作了较为详细的剖析(见《陆羽“茶经”与湖州——纪念陆羽诞辰1280周年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第25-35页)。
佛教传入中国至隋唐时期，由于社会环境变化、南北学风的融合，佛教各种的宗派乃渐渐形成。据资料载中国佛教宗派有八宗、九宗、十宗、十一宗、十三宗、十五宗之说。后来佛教各宗转承之下变为十宗，再把列属小乘佛教去除，因而在中土佛教大乘宗派中，最为有影响的实属佛教八大宗派：唯识(法相)宗、律宗、天台宗、禅宗、三论宗、华严宗、净土宗、密宗。
佛教各宗派的建立，标志着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鼎盛阶段。佛教八大宗派虽然都是在中国形成的，但每一个宗派都有其完备的体系和经典理论架构，也就是各宗大义[见(吴信如.佛教各宗大义.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年8月]。
因为茶可以和任何事物结合，也可以和任何佛教宗派结合。正因如此，茶与儒家文化结合，可形成“儒茶一味”，茶与道家文化结合，可以形成“道茶一味”，茶与佛家结合，可以形成“佛茶一味”，以至于茶与琴道、花道、香道、棋道、曲道乃至书画、诗词等均可成为“一味”。而且，茶与佛教各宗结合均可以有各自的与茶相关的理论架构。
舒曼从三个方面例举佛教净土宗、密宗、天台宗与茶的渊源。
如，茶与佛教净土宗结合，可称“净茶一味”或“净茶文化”。净土宗推崇《阿弥陀经》中“微、妙、香、洁”四德，此乃西方极乐世界莲花的四大特色，以此作为净茶文化“四大精神”。“微”是入微心田;“妙”既妙不可言，是一种内心功德之显发;“香”是内在之香，也是心性的显发;“洁”是高洁，是一种超越。
净土宗讲自性、清静和光明。清静为无量寿，是谓“微妙”，自性和光明为无量光，是谓“香洁”，具有超越性。净宗茶文化是通过茶这一媒介，也就是借助于茶，使茶性变性出一种“缘”。如此，净宗茶文化是用净土八功德水：“澄净、清冷、甘美、安和、轻软、润泽、除饥渴、长养善根”，冲泡出“微、妙、香、洁”四大精神。通过这杯净宗茶，使无数众生走向性感的净化，走向阿弥陀佛的净土生活理念。[见(舒曼.“东林梵音起，匡庐禅茶香”一文.《河北茶文化》.2007年12月第6期)]
又如，茶与佛教密宗结合，可称“密茶一味”。密宗分为唐密、东密、台密或藏密。密教修法可说是供养法，而茶成为最佳供品之一，一开始就与密教修供又结下了不解之缘。大唐时期，但凡皇帝赏赐高僧基本上多用茶供。如传播密教的佛门人物金刚智的忌辰时，往往会举行千僧供的法会，唐玄宗就会赐茶以供斋用。把茶作为供品则是从唐代开始，而且就是唐密所创。供养分：外、内、密、密密四层。另外，《行历抄》是日本台密圆珍大师的游唐日记，其中亦记录他初到长安会见唐密祖师惠果和尚之法孙，与法全一起吃茶以及圆珍在青龙寺吃茶的情景。这也证实密宗高僧与茶的关系。
还有中国早期密法——药师法与茶的关系。药师法是以性空为性、以药物为体来认识人生而了生脱死的立地起修的大法，其本质就是修药师定。如法门寺地宫发现皇室茶具以及八重宝函中有药师曼荼罗，说明地宫也已用茶供养药师。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原所长吴立民说：“用药师法茶供、茶施、茶会，则是秘密禅茶供之善巧方便之运用。因为茶禅一味，禅密一体。茶作供品，作空性观，既易悟缘起性空之理，更显实相不空之法。密教用茶作供，可表如来口、如来味、如来意，这是修密供茶的茶道，也可说是修秘密禅的‘密禅’茶道”。
再如，茶与佛教天台宗结合，可称“台茶一味”。唐时，日本天台宗祖传教大师最澄从天台山带茶种回日本栽种;宋熙宁五年(1072年)，日僧成寻来到国清寺参拜天台宗祖庭，感恩国清寺法乳深恩。
日本成寻禅师在《参天台五台山记》中提到了佛门茶事。此后，日本友人专门在国清寺七佛塔旁种植“御奉茶纪念”茶园，以示纪念。而在国清寺文物室内仍保留有最澄入唐渡碟文书和最澄入唐图两幅珍贵文物。
如今天台山方广寺月真法师从天台宗法华教义出发，进一步阐释法与茶圆融不二的内在关系，把品茶与天台宗的“一念三千、三谛圆融”和“圆顿止观”论紧密相连。他在《供祖茶会法语》中写道：
“采灵芽于华顶峰头，汲净水于石梁瀑下，依马明龙树(马明：妙法莲华经马明菩萨品第三十;龙树：印度佛教人物，著有《中论》)制造之方，按慧思慧文(慧思、慧文为天台思想先驱人物)烹煎之旨;焙之以法华三昧火，碾之以实相解脱轮;煮之以大悲方便锅，盛之以般若清净碗。碧毫落处，空湛澈;茶云起时，国土飘香。凝神汤色，空观、色观、中道观，三观圆于一念;定心服味，业障、报障、烦恼障，诸障消于无形。法界即茶，茶即法界，一色一香无非中道。”[见(舒曼.茶风旧识国清寺.吃茶去.2012年第6期第26页)]
关于“禅茶”，亦即佛教禅宗茶之事，舒曼认为：在印度佛教发展的各个阶段里都存有禅的思想，禅甚至存在佛教以外的一些宗教中，各自对禅有着不同的理解。自从佛教的禅思想传入华夏后，起初并未形成一个独立的佛教宗派。但自禅宗形成后，中国的禅思想则主要表现在“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六祖坛经》)由于禅宗把禅思想与“心性”、“见性”、“佛性”等问题紧密相合，加之六祖慧能倡导自性本足，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观念，确立以无相为本，无性为体，无念为宗的中国禅宗思想
。而今我们所讲的“禅茶文化”、“禅茶一味”抑或所谓的“禅茶”，是专指或特指佛教禅宗与茶的关系，而非茶与其他佛教各宗的关系。也就是说，禅茶文化抑或禅茶，既非从唯识宗的玄奘法师、律宗的道宣律师、天台宗的慧文大师说起，也非从三论宗的鸠摩罗什尊者、华严宗的杜顺和尚说起，更非从净土宗的慧远法师、密宗的不空上师说起，而是从北魏禅宗菩提达摩祖师来中国传法说起。所以说，“‘禅’，指中国独创的禅宗。‘宗’指直契佛心，以与依靠佛陀经教入门传授的‘教’相区别”。(王雷泉：禅的智慧与人生境界)
禅茶之“禅”，对今天的人理解起来有些费解，因为“禅”很抽象，禅宗认为“禅”无处不在，行住坐卧皆可禅，但禅不可言传，只可意会，要靠自己来体悟或感悟来理解，如人喝茶，冷暖自知。
舒曼认为，佛教从印度传入，就与中国本土文化发生了撞击、冲突，随着各宗的创立，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转为相互渗透、融合。那么，如何能在佛教的教义、教规和礼仪中更好地渗透儒、道学说，这就成为佛教在中国发展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课题。于是，禅宗在这样一个课题中捷足先登，接受和融入了中国儒、道文化。唐代时开创了儒、释、道“三教并立”局面。“一个宗派流行时间的长短是与它们中国化的程度成正比的。”(季羡林语)禅宗的入佛门槛较低，只要在眼前改变一下对现实的看法。这是因为佛法本就在世间，从来也没有离开过我们。
要了解禅茶文化理念，需要先了解禅宗禅法的传承与发展，均从菩提达摩“二入四行”基本要点开始，到二祖慧可“断臂求法”而直显达摩正传的心法，及至三祖僧璨的《信心铭》、四祖道信的《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和五祖弘忍《修心要论》达至“守本真心”的“东山法门”，对后世禅宗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六祖慧能顺应时代潮流，大胆地对传统佛教的宗教仪式、佛性理论、修行方式等进行了一系列彻底的改革，其内容涉及提出“自心归依自性，是皈依真佛”(自性即佛)、开启顿悟法门、倡导立地成佛等等，从而使禅宗最终成为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绵延至今而不绝，以至于成为中国式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大杰作。
禅宗认为，所有的修行，都是从心而来。一个是神秀禅师的“时时勤拂拭”，种净心之因;一个是慧能禅师的“本来无一物”，得净心之果。慧能大师和神秀国师，开创了“南能北秀”的时代，形成禅宗南北二宗，而后，禅宗法不传衣，一花开出五叶——即“五家七宗”：湖南沩山的沩仰宗、河北正定的临济宗、江西洞山的曹洞宗、广东云门山的云门宗、江西抚州青莲山的法眼宗，后来河北的临济宗又分别在江西南昌和高安分出黄龙派和杨岐派，禅门枝叶茂盛，灯灯相传。这“五家七宗”，为中国禅宗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历史篇章。
舒曼认为，我们所说的禅茶文化或所谓“禅茶”，就是茶与“五家七宗”所发生和形成的因缘关系。所以，当我们追根禅茶文化精神之源，实则旨归在中国式佛教——禅宗思想。
在禅宗茶文化史上，舒曼列举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有四件大事件：
一是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篇”(《雅雨堂丛书》本1958年中华书局版)记录唐代“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降魔藏)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降魔藏禅师这样的决定，即反映了僧人饮茶的需求，也说明了坐禅和饮茶同属于僧人的禅修的内容。至此以后，僧人饮茶真正成了“和尚家事”。
二是中晚唐的高僧百丈怀海禅师制定《百丈清规》，将饮茶列入佛门清规。百丈怀海禅师实行僧人农禅制度，提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口号。《百丈清规》对于禅茶文化的贡献是将僧人植茶、制茶纳入农禅内容，将僧人饮茶纳入寺院茶礼，使僧人饮茶之礼成为了佛门常态化和制度化，较降魔藏大师又进了一步。正因怀海这一贡献，不仅明确肯定僧人茶事的制度化，还使茶事活动真正从制度上成为与禅宗教义相关的行为。
僧人饮茶成为制度并被纳入法律强制施行是在元代。元代皇帝命令和尚们重新编刊《百丈清规》，遍行天下丛林。明洪武十五年(1382)太祖皇帝“圣旨榜例”，“诸山僧人不入清规者，以法绳之”。《百丈清规》对于刚刚出现的佛门茶礼的发展和巩固起到决定性作用。
三是禅茶文化史上甚至是中国茶文化史上的一次大的飞跃发端于唐朝从谂禅师，人称他为“赵州古佛”。他常与四方来学者道以一声“吃茶去”，因而形成禅门“新到吃茶，曾到吃茶。若问吃茶，还去吃茶”一桩有趣公案，成为中国禅茶史上著名茶文化典故。
从谂禅师的“吃茶去!”被世人看成是“赵州禅关”，由于禅宗提倡“明心见性，直指人心”的顿悟观，讲究生活体验与参禅密不可分，所以“吃茶去”公案的诞生，震动了整个南北禅林，故对中国禅宗茶道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赵州禅茶’提升了佛教茶文化乃至中华茶文化的文化内涵，赵州禅茶的出现是‘禅茶一味’肇始的标志，是禅茶文化形成的标志，同时也标志着佛教‘禅宗茶道’的正式形成，也为中国茶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因而“吃茶去”作为禅的“悟道”方式，构成了“茶禅一味”的至高智慧境界。从而“‘吃茶去’凸显了禅的本质和核心，揭示了禅的修行特色和精神”。
四是中国禅茶文化“四大精神”和“四大功能”的诞生。中国禅茶文化作为一个特别话题在近十多年来被茶、佛界人士广泛谈论，也是被世人广泛炒作的话题。2005年10月，当代高僧净慧大德以儒释道三教核心思想提出了“正、清、和、雅”四大精神和“感恩、包容、分享、结缘”四大功能，创造出中国禅茶文化全新的理念和文化内涵，把禅茶文化推进为一个价值核心，一个新的教养水准，来规范我们周围的世界，通过这种文化现象改变自己，改变周围。其目的诚如净慧大德所言：“将信仰落实于生活;将修行落实于当下;将佛法融化于世间;将个人融化于大众。”
禅茶文化，从表面上看就是禅和茶共同点的结合，所以才有“茶味禅味，味味一味”之说，与“儒茶一味”、“道茶一味”、“书茶一味”抑或茶和别的事物结合没有什么区别，但深想一层，只有当茶和禅宗文化结合时才能有“儒家主正气，道家主清气，佛家主和气”三教合一的思想精华体现，再加上一个“茶家主雅气”才能真实地反映中华文化的核心思想，才能使茶泡出更赋哲理性的滋味来。
禅茶文化的精神——正清和雅;禅茶文化的功能——感恩、包容、分享、结缘。诚如净慧长老有言：“将正气溶入感恩中，将清气溶入包容中，将和气溶入分享中，将雅气溶入结缘中;在弘扬禅茶文化的精神和落实禅茶文化，发挥禅茶文化凝聚人心、化解矛盾、优化自身素质、和谐自他关系的潜移默化的作用，这是弘扬禅茶文化的根本社会价值所在。”
舒曼在阐述“佛茶”与“禅茶”之后总结道——
“佛茶文化”是指茶文化与佛教文化以及佛教各宗派文化缘合的产物，是僧人通过在植茶、采茶、制茶和饮茶实践体认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佛茶文化是指整个佛教(包括佛教“八宗”)与茶文化发展历程中有关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禅茶文化”是指茶文化与禅宗文化结合的产物，是专指禅宗“五家七宗”僧人通过植茶、采茶、制茶和饮茶的禅修实践中所感悟和创造的精神财富。“禅茶”可视作一种法门。
禅茶文化既有佛教文化的一面，也有超越佛教文化的的一面——禅茶文化是基于儒家的“中庸”思想，倚于佛家的“和合”情操，洋溢道家的“自然”理想。“道讲‘修真养性’，佛讲‘明心见性’，儒讲‘穷理尽性’，三家根本都是圣人之学，都是讲‘复性’”。(见《槐轩概述》﹒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5年2月第1版)实际上禅宗就是借品茶倡导“三教”之“复性”——清和净心，借茶参禅，借茶悟禅，以平心静气之态领略茶韵禅机的真谛，从而追求精神境界提纯与升华。
舒曼指出，研究禅茶文化，不是研究僧人植茶、制茶、采茶、饮茶等现象，也不是简单地把僧人采的茶、僧人制的茶、僧人饮的茶统统视作叫“佛茶”和“禅茶”。研究佛茶文化或者禅茶文化，是研究茶被佛门或宗门的僧人应用过程中所产生的形而上的文化现象，也就是僧人在禅修和礼佛活动中孕育出来的价值观念。
所谓“禅茶”，是茶又非茶。说它是茶，只是僧人生活的一部分，也可以视作是僧人修行的载体。说它不是茶，只是因为禅宗茶道早已超越了茶而成为“根植菩提种，叶抽智慧芽”的象征。
所谓禅茶，是“瓯注曹溪水，薪烧鹫岭桠”(六祖惠能在曹溪宝林寺演法而得名。曹溪被看做“禅宗祖庭”。曹溪水常用以喻指佛法。茶碗里面倾注的是曹溪的水)又有“虚空为玉盏，云水是生涯;着意尝来淡，随缘得处佳”的自在，而这杯禅茶的自在恰是体现“上供诸佛祖，平施百姓家”的平常和日用。
所谓“禅茶”，是佛的化身，禅的心语;是菩萨心肠，禅的境界;是性的开悟，禅的灵芽。
延伸阅读——
以“把茶问禅蒙顶山，修心悟道天地间”为主题的“首届蒙顶山禅茶大会寻根峰会”，于2017年3月28日上午在雅安市名山区茶马古城茶市大厅举行。来自海内外的禅茶文化专家学者、高僧大德汇聚一堂，共同探讨佛教禅茶文化的起源与历史、发展和未来。会议由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西南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孙前主持，省民宗委副主任杨伯明、市民宗局局长杨丕樵、名山区委副书记、区长余力等领导参加会议。
本次峰会学术论坛特邀四川省佛教协会副会长、成都大慈寺方丈大恩法师，四川省巴蜀文化学重点学科建设首席专家、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谭继和，北京大学教授、日本茶道研究学者滕军，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川藏文化研究专家任新建，《吃茶去》杂志总编、河北省茶文化学会常务副会长、禅茶文化研究学者舒曼，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研究员、茶树资源专家虞富莲等六位专家学者，分别就《蒙顶山禅茶文化与大慈禅茶》《禅茶一味与巴蜀文化》《茶修即禅修》《茶马古道研究》《“佛茶”与“禅茶”关系之刍议》《巴蜀古茶树资源的优势与价值》等内容先后进行了演讲。四川省佛教协会副秘书长、雅安市佛教协会会长、雅安云峰寺方丈智灯大和尚代表雅安市佛教协会致结束辞。
张大复（1554～1630），名彝宣，字元长，又字心其，号寒山子，又号病居士；明朝苏州昆山(今属江苏)兴贤里片玉坊人。张大复是明代著名戏曲作家、声律家；从小聪慧过人，诗文名重乡里并在34岁时考中秀才，然遗憾的是终与科举无缘。史载张大复“年十七，赴乡试，不售，至中年则弃之，以诸生设管授课，后多以病止。”他初患青光眼，却凭微弱的视力坚持写作、教书；然原本殷实的家底，只因请江湖游医、铁鞋道人医治眼疾，花费甚多；最后只得典卖祖传字画、良田，可眼疾却是越来越重，至40岁时竟然失明。在这期间，他一度还患有偏头痛、伤寒、肺炎等疾病；虽然是贫病相交加之身材矮小，所以他自称“病居士”。但是，他也并非是别人想象中的那么愁绪满腔，怨天尤人；他常常闲坐在家乡小西门的城墙上，或是摇头晃脑哼着昆曲；或是与各界朋友聊天长谈，他用耳朵去“观察”，用心去感知纷繁的大千世界……张大复除了短时间在朋友的衙署里担任幕僚外，主要是以口述的方式让人记下自己设馆、作幕、出游的见闻，包括著名人物言行、家乡风土人情以及昆曲的兴起与发展等；他之所以活得比常人还豁达、潇洒，是因为他的一生有茶水与昆曲的滋润……
“茶痴”著书
张大复博学多识，为人旷达，兴趣独特；他潜心古文，犹重东坡文章且获其风骨；他广交士林，与归有光，王世贞，陈继儒等当时名儒相与交接，结社论文；他还“广搜虞，昆山先贤事迹”编纂成书。生平著述有《张氏先世纪略》、《昆山人物传》、《昆山名宦传》、《嘘云轩文字》、《闻雁斋笔谈》以及《志遗》、《灵荟》等等；尤以《梅花草堂笔记》著称于世，亦以《梅花草堂笔谈》闻名于世。
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以随笔形式写日常见闻与生活琐事，文笔清雅简洁，灵动且有韵致；正如其友陈继儒在《梅花草堂笔谈》序中所说：“元长贫不能享客而好客，不能买书而好读书，老不能询世而好经世，盖古者狷狭之流，读其书可以知其人矣；”与张大复交往较多的汤显祖，在一封信札中也说：“读张元长先世事略，天下有真文章矣。”
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一书共八百五十三则，上自帝王卿相，下至士庶僧侣，树木花草，飞禽走兽，尘世梦境，春夏秋冬，皆在笔谈之内，从中可以领略到时代人物的风貌和社会习俗，清新人们的耳目，由于其间记有钱谷、屯田、漕河、海运的经世之事，故亦足备考史之资。尤其是书中的论茶、论水、论松萝情节，更是让人领略了一位明代“茶痴”的痴情，也让人领略了一位资深茶人于茶的专注与专业……
“茶痴”论茶
张大复的《梅花草堂笔谈》多言及明代茶事，而且文字很有特点，值得品读；只是由于未能够得到普及，故世人多有不知，茶人少有人知而已……张大复《笔谈》中的一些篇章，虽然记录的是日常生活，却是极富有生活情趣，如“料理息庵，方有头绪，便拥炉静坐其中，不觉午睡昏昏也。偶闻儿子声书，心乐之，而炉间翏翏如松风响，则茶且熟矣。三月不雨，井水若甘露，竟扃其门而以缸器相遗，何来惠泉?乃厌张生馋口，汛之家人辈云:旧藏得惠水二器，宝云泉一器，丞取二味，品之由令儿子快读李秃翁《焚书》，惟其极醒极健者，回忆壬寅五月中，著屐烧灯品泉于吴城王弘之第，自谓壬寅第一夜，今日岂能此耶!”
《品泉》则是在文字的开篇几句，就描绘出一副其乐融融的家庭生活画面：在沸茶的咕咕声中，父亲昏然欲睡，忽然听见儿子朗朗的读书声，不由“心乐之”；接下来作者却笔锋一转，回忆起和友人在吴城“烧灯品泉”的“壬寅第一夜”……想来，与古代高人雅士赏花饮酒、煮茗品泉，谈诗论画，是张大复和许多名士一样，不仅是有所向往，而且是有所倾心……张大复在《笔谈》中的《言志》篇中，则清楚地表达了这种愿望：“净煮雨水泼虎丘，庙后之佳者连缀数缸……坐重楼上望西山，爽气窗外，玉兰树初舒嫩绿，照月通明，时浮黄晕，烧笋午食，抛卷暂卧，便与王摩诘、苏子瞻对面纵谈，流莺破梦，野香乱飞，有无不定，杖策散步，清月印水，陇麦翻浪，手指如水，不妨敞裘着罗衫外，敬问天公肯与方便否。”这恐怕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人生画面的最高理想，但究竟能否真正实现?！又有几人能够实现呢?！那真是只能“敬问天公肯与方便否”了！张大复以为，饮茶如鉴赏金石彝鼎、欣赏书法名画一样，是一门独特的审美艺术，绝不能由他人代劳；只能是由自己亲自操作，自己用心去体验、品味其中的浓情妙趣；而这与苏轼的“从来佳茗似佳人”之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总之，古人在品茶之时，抚摸着或精美或朴素的茶具，凝视着澄碧青翠的茶汤，鼻嗅着如兰似梅的茶香，品味着茶汤甘芳鲜爽的滋味；这样，便可自然而然地进入一个高雅美妙的茶道艺术境界，让人在不知不觉之中使精神得到陶冶，思想得到升华。
张大复还在《梅花草堂笔谈?茶说》中，于茶的个性给予了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天下之性，未有淫于茶者也；虽然，未有贞于茶者也。水泉之味，华香之质，酒瓿、米椟、油盎、醯罍、酱罂之属，茶入辄肖其物。而滑贾奸之马腹，破其革而取之，行万余里，以售之山栖卉服之穷酋，而去其膻熏臊结、止膈烦心之宿疾，如振黄叶。盖天下之大淫而大贞出焉。世人品茶而不味其性，爱山水而不会其情，读书而不得其意，学佛而不破其宗，好色而不饮其韵。甚矣，夫世人之不善淫也！顾邃之怪茶味之不全，为作《茶说》，就月而书之。是夕船过鲁桥，月色水容，风情野态，茶烟树影，笛韵歌魂种种，逼人死矣。以贞与淫比喻茶性，初看似乎新奇怪诞，但阅后深思，又觉不无道理，不失为奇思妙想。淫者，乱也。茶性极易吸气，遇梅则香，逢鲍则腥。如封藏不严，百味皆杂，难守其本真之味。从这一角度来看，天下没有一物如此轻佻。贞者，正也。”
茶不仅解荤腥，能祛除烟酒之毒，更被誉为“百病之药”；明代李时珍等历代医家对茶都有较高的评价。尤其是茶于头昏脑涨，精疲神倦，百节不舒，饮之皆消；令人神清气爽，身心舒泰等等……。所以，“茶痴”张大复认为饮茶“去其膻熏臊结、止膈烦心之宿疾，如振黄叶”，效果犹如秋风扫落叶那样明显。由此可见，大淫只是茶的表面现象，大贞才是它的内在本质。茶既是如此大淫大贞之物，品茶行家就应该明其淫而就其贞，不仅能品味其色、香、味、形，更要看重它的非凡功效和神韵。这篇新奇优美的《茶说》，是张大复在一个美好迷人的月夜写就的；“是夕船过鲁桥，月色如水，风情野态，茶烟树影，笛韵歌魂种种，逼人死矣。”想来，张大复能在黑暗与贫病中，潇洒地活到77岁，其中的秘密是：茶水与昆曲不无大功矣！
“茶痴”论水
对于煎茶的用水，在古代则是被重视到无以复加的神圣程度，各界人物纷纷出来做茶事表演；以彰显煎茶用水的重要或意义。水为茶之母，中国茶人历来讲究泡茶用水。陆羽《茶经》、张又新《煎茶水记》、欧阳修《大明水记》、蔡襄《茶录》、宋徽宗《大观茶论》等，都对茶与水的关系作有精辟的论述。
明代人田艺衡的《煮泉小品》是一部茶之水的专著，它分为十个部分：从“源泉”、“异泉”一直说到“江水”、“井水”等，不少议论怪异到出人意表的程度。而“茶痴”张大复则是来得更猛，他甚至有点“喧宾夺主”地将水提高到胜于茶的地步。他在《梅花草堂笔谈》中说，“茶性必发于水，八分之茶，遇十分之水，茶亦十分矣；八分之水，试以十分之茶，茶只八分耳。贫人不易致茶，尤难得水。”这是“茶痴”张大复泡茶试水时的体会与感悟。他的意思是，泡茶的重要性在于水。茶发于水，水乃茶之母。所以，好茶还需好水沏……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试茶》文中关于水的经典论述是说得最透彻的；看来好作惊人之语的文人习气，用在茶事酒风上更容易得到人们的谅解和认可……因为水不仅承载了茶之色、香、味，而且实现茶的养分和药理功能，所谓“精茗蕴香，借水而发”就是这个道理。与他同时代的茶人许次纾，也曾在《茶疏》一文中写到：“精茗蕴香，借水而发，无水不可与论茶也。”然而，张大复的高论比许次纾等所有名人行家更加淋漓尽致；在张大复看来，品茶同时也是品水，好水不仅可以掩饰茶之不足，更可以使茶锦上添花；而水品不足，不仅是茶性难显，还会减低茶的品质……能透彻、经典地评说茶水关系的张大复，可谓是识得茶之真滋味。
“茶痴”论松萝
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记》的30多篇记述茶、水的文章，除了有《试茶》、《茶说》外，还有《天台云雾茶》、《天池茶》、《紫笋茶》等篇记；说各地特色茶的有《茶菊》、《乞梅茶帖》，不失为高士饮茶图的有《此坐》、《煎茶》，述说各地名茶和品饮心得有《饮松萝茶》等……然令人遗憾的是，张大复的《饮松萝茶》一文未见原著；只知道他在《闻雁斋笔谈》中说：“松萝茶有性而韵……初泼时，嗅之勃勃有香气耳……”张大复品饮并赞美松萝茶，是因为松萝茶的名气还是因为松萝茶的品质，抑或是与松萝茶的缘分，不得而知；然他对于松萝茶的那份倾心和热爱，却是跃然纸上；“饮松萝茶，松萝茶有性而韻，正不堪与天池作奴，况介山之良者哉。但初泼时，嗅之勃勃有香气耳。然茶之佳处，故不在香。故曰虎丘做豆气，天池作花气，介山似金石气，又似无气。”而在《梅花草堂笔谈》（卷十三?茶条）中，张大复更是情深意长的评论松萝茶；他说：“松萝之香馥馥，庙后之味闲闲，顾渚扑人，鼻孔齿颊都异，久而不忘。然其妙在造。”想来，张大复的“然其妙在造”几个字，却是一语道破了明代松萝茶的制作技艺……
中国的制茶技术，由唐宋时期占主导性的“蒸青”制茶法，至明代已为“炒青”制茶法取代，并逐渐成为占主导性的制茶技术且一直延续至今。这个创新的制茶技术，就是以松萝茶为代表的炒青技法，因为炒青技法的独特和领先……所以，松萝茶获得了“炒青始祖”之誉。作为明代茶苑的一枝奇葩，松萝茶的崛起和盛行，体现了制茶工艺的精湛与茗饮文化的内涵丰富。同时，伴随着松萝茶技法向湖南、福建、浙江、江西等茶区的传播,各大茶区实现了中国茶业史上由蒸青向炒青转变的技术革命；“松萝”之名亦传遍天下并成为清末以前徽州茶的通称。而在技术革新作为发轫契机的同时,引领消费时尚的文人雅士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想来，张大复不仅是一位雅士中，亦是一位喜茶爱茶并懂茶的资深茶人；称其“茶痴”亦是理所当然……晚明时期，色、香、味俱佳的松萝茶大行其道后，文士们对品饮之境又有了新的突破，尤其是讲究“至精至美”之境；在那些文人墨客看来，品饮松萝茶至精至美的极至最后之境，就是“道”，亦是松萝茶之“道”。
明人张源首先在自己的著作《茶录》一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茶道”之说：他说以松萝茶为代表的明代炒青制茶技术是“造时精，藏时燥，泡时洁。精、燥、洁茶道尽矣。”张源认为茶中有“内蕴之神”即“元神"，发抒于外者叫做“元体"，两者互依互存，互为表里，不可分割”。所以，张源的观点很明确：元神是茶的精气，元体是精粹外现的色、香、味。只要在事茶的过程中，做到淳朴自然，质朴求真，玄微适度，中正冲和，便能求得茶之真谛。因此，张源的茶道是追求茶汤之美、茶味之真，力求进入目视茶色、口尝茶味、鼻闻茶香、耳听茶涛、手摩茶器的完美之境。而有着“炒青始祖”之誉的松萝茶，因其茶的色、香、味及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则是真正体现了茶之“道”。然张大复则是在这样的认知基础上更进一层，他说：“世人品茶而不味其性，爱山水而不会其情，读书而不得其意，学佛而不破其宗。”张大复想告诉人们的是，品茶不必斤斤于其水其味之表象，而要求得其真谛，即通过饮茶达到一种精神上的愉快，达到一种清心悦神、超凡脱俗的心境；也以此达到超然物外、情致高洁的化境，更是达到一种天、地人心融通一体的境界。茶痴张大复对于饮茶之“道”的认识，可以说是明代时期的茶人对中国茶道精神的发展与超越。
张大复的一生，都在执著地追求一种富有生活情趣及理想的生活方式；这一点在他的小品文《泗上戏书》里，有着绝妙的描述：“一卷书，一尘尾，一壶茶，一盆果，一重裘，一单绮，一奚奴，一骏马，一溪云，一潭水，一庭花，一林雪，一曲房，一竹榻，一枕梦，一爱妾，一片石，一轮月，逍遥三十年，然后一芒鞋，一斗笠，一竹杖，一破衲，到处名山，随缘福地，也不枉了眼耳鼻舌身意随我一场也……”真的是不枉了“茶痴”的美称啊！
【摘自2018年第4期《吃茶去》杂志；作者：郑毅（安徽黄山），作者系茶文化学者、徽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茶是自然的、圣洁的;
茶是优雅的、纯粹的;
茶是温情的、清芬的。
文人之于茶，犹茶之于水。茶文化反映的诗一般的精神境界，常常通过诗词来表达。我国茶史上，向来有“茶兴于唐，盛于宋”之说。唐宋时期也正是中国文学史上“诗词”的黄金时代。茶与文人结下一种特殊的亲缘，饮茶、品茶、谈茶成为一种风雅之举，自然也蕴涵人生的旨趣。诗人们或借茶抒发胸臆，或以茶相互酬答，或独啜孤芳自赏，或茶禅洗涤尘心，总是在一片芳馨中孕育出无数佳作，成为茶文化中的奇葩。
唐代竟陵人陆羽，被世人称为“茶圣”，他撰写了我国第一部谈论茶的学术专著《茶经》。而他的诗写得极好!在他师父智积去世后，他写的一首怀念诗，透露出他的心志，也代表了一大部分茶友无欲无为的心情：不羡黄金罍，不羡白玉杯。不羡朝入省，不羡暮入台。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全诗没有出现一个茶字，却使人感到茶的高洁，茶的清雅，茶没一点富贵的气息，而从一丝丝的清香里，编织着陆羽澹泊的人生。陆羽的这种澹泊的生涯，给一些不屑在官场角逐，无意于市井竞争的士大夫们以极大兴趣，开辟了另一种生活天地。
把茶大量移入诗中，使茶酒在诗中并驾齐驱的是白居易。白居易嗜茶，《唐才子传》说他“茶铛酒杓不相离”，白居易喜欢边品茶边吟诗：“闲吟工部新来句，渴饮毗陵远到茶”。尤其茶助诗思、诗兴遄飞，令人击节赞叹。他的“或饮一瓯茶，或吟两句诗”的自适心境，同陆羽的澹泊都是异曲同工。茶就有自适的功能，往往成为闲时的“好友”。“起尝一碗茗，行读一行书”;“夜茶一两杓，秋吟三数声”;“或饮茶一盏，或吟诗一章”……白居易的心境亦平展夷畅，此时将天地之甘露入肠，清心涤性，臻至物我两忘之境。而白居易的《谢李六郎中寄暑茶》诗中，淋漓尽致地描绘了他收到新茶后，马上煎汤逄煮的“馋劲”活跃纸面，正是对赠茶者最好的感谢。“不寄他人先寄我，应缘我是别茶人”，既赞许李六郎中对自己饮茶的关怀，也表白自己却有鉴赏茶质优劣的本领。读来亲切，却又风趣。中国茶文化所显示的情谊交流，正是通过佳茗和知友作为佳话。
苏轼是一位嗜茶爱茶之人。他写茶，也有“从来佳茗似佳人”的诗句，以茶与美人相比。“人间谁敢更争研，半争红窗粉面”，人间似乎没有能比得上如此茶色茶花的，除非佳人那美丽嫩白的面貌。在中国茶史上，将茶与美人相比，似乎也是从苏轼开始的。由于长期的贬谪生活，使他足迹遍及各地，为他品尝各地的名茶提供了机会。其中：“白云峰下两旗新，腻绿长鲜谷雨春”是杭州所产的“白云茶”;“千金买断顾渚春，借民越人降日注”是湖州产的“顾渚紫笋茶”;“未办报群青玉案，建溪新饼截云腴”是“月兔茶”;“浮石已士霜后水，焦坑闲试雨前茶”是“焦坑茶”。而苏轼的《安国寺寻春》诗，“有病眼不羞云母乱，鬓丝强调茶烟中”。年老多病，烹茶自慰，茶烟袅袅，大不如“谈笑间，樯掳灰飞烟灭”，却是较为伤感。苏轼还写过《记梦回文二首》，属于茶诗中的回文诗。“酡颜玉碗捧纤纤，乱点余花唾碧衫。歌咽水云凝静院，梦惊松雪落空岩。空花落尽酒倾缸，日上山融雪涨江。红焙浅瓯新火活，龙团小碾斗晴窗。”诗人浪漫，梦中也在饮茶，既有小团茶，又有美女相伴唱，这样的意境，是诗也是歌，因而在梦里也激起了他的诗兴。千百年来，茶文化的诗词中，像苏轼这样的回文诗也仅此两首。
宋代诗人陆游一生写诗近万首，内容涉及茶的就有近二百首。并且他还谙熟茶的烹饮之道，他总是以自己动手烹茶为乐事，一再在诗中自述：“归来何事添幽致，小灶灯前自煮茶”，“山童亦睡熟，汲水自煎茗”，“名泉不负吾儿意，一掬丁坑手自煎”，“雪液清甘涨井泉，自携茶灶就烹前”。在《渔家傲.寄仲高》里，缕缕茶烟，还思念着亲人：东望山阴何处是，往来一万三千里。写得家书满纸，流清泪，书回已是明年事。寄语红桥桥下水，扁舟何日寻兄弟。行遍天涯真老矣，悉无寐，鬓丝几缕茶烟里。手足情深，远离家乡亲人，往往牵挂。陆游是最重情愫的，“行遍天涯真老矣”，他在外地，东望山阴，不觉感到年老矣。茶，在人们感伤的时候，不失为知己的伴侣。
“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曾以一幅墨竹图而家喻户晓，他是一个品茶好手，他善于把自己的诗情与茶意相融合。他说：“坐小阁山，烹龙凤茶，烧夹煎香，令友人吹笛，作《落梅花》一弄，真是人间仙境也。”他的一首“不风不雨正清和，翠竹亭亭好节柯。最爱晚凉佳客至，一壶新茗泡松萝”，得到了不知多少文人的共鸣。
颜真卿在《月夜啜茶联句》中有“素瓷传静夜，芳草满庭轩”诗句，描绘了月夜饮茶的幽雅环境。杜牧的《醉后题禅院》诗，有“今日鬓丝禅榻畔，茶烟轻飏落花风”，这缕缕轻烟，却引起诗人的纷纷思绪，牵挂种种。刘禹锡的“诗情茶助爽”，司空图的“茶爽添诗句”，薛能的“茶兴留诗客，瓜情想戌人”等等，都是诗人的亲自体验，是吟出的心得。
凉凉的春夜，我手捧一杯“青山绿水”，把中国茶史上的文人茶人默默地数着，读着他们的茶诗。“茶熟香温且自看”，茶的滋味，使整个书房溢满氤氲。喝了一口茶，脑海中竟在此刻空了起来，只有那句“待得声闻俱寂后，一瓯春雪胜醍醐。”隐约在何处低声吟唱。
【摘自2015年第4期《吃茶去》杂志;作者：谢涛(四川都江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