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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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德臣：论近代中国的洋茶进口（三）

论近代中国的洋茶进口

(三)

三、洋茶进口的影响(上)

吴觉农、胡浩川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注意到洋茶进口的影响，并作了初步研究。他们说：“国人谈茶业的，无不注意于外销的逐年减少”，而对洋茶进口的影响视而不见，“我们看了外国茶叶大量的踊入，国人嗜好外国茶及咖啡、可可的心理的转变，这该抱怎样的态度?如果没有办法与这大量输入的外国茶在国内作竞争，又怎样能和外国茶在国外去竞争?国内连固有的国茶都在厌弃，又如何可以去提倡爱用国货?”这几个反问说明一个道理，即洋茶进口影响大。具体说来，主要有三大影响，即：挤压国内市场，削弱产业发展，影响国家安危。

1、挤压国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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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茶在中国市场的销售，是一个驱逐中国茶的过程。至民国时期，洋茶对国内茶叶市场的挤压已经产生相当明显的恶果。在中国最大的市场上海，“外国的百货店糖果店，不必说都有大小各种的印度锡兰及爪哇装罐或装锡包的红茶，就是国人所经营的大百货店乃极小的面包店，也都在替其贩卖，陈列装潢，都在国产的红茶之上”。

表面上看，进口茶主要外侨供消费，实际上中国“各界招待外宾之时，或自相饮宴时，亦饮舶来茶叶为荣;甚至于中国火车、饭店、茶馆中，中国茶叶各不易见”。国人几不知有中国茶叶之事。美国使馆人员安得利说：“华人不仅不求改良华茶，又好购用洋茶，即以1915年而论，洋茶之输入中国者，已值500万元以上，余尝旅行乘中国铁路，欲求华茶为饮，车僮答曰：‘车上所备者，仅有西伦(即锡兰，今斯里兰卡——引者)茶而已”。

1935年，美国经济考察团人员游历广州时建议，复兴中国茶业，“谓最好先使中国茶叶在中国畅销”。中国茶在国内都不能畅销，后果确实严重。“国民嗜好舶来饮料，致一般消费量减少。此层只须一看近年外茶、咖啡、可可等巨额之输入，便易明了。生产优良饮料的国家尚有如此巨额之输入，内销贸易自然大受影响”。

以东北市场为例，即可知洋茶进口挤压国内市场的严重后果。印度、锡兰、日本等洋茶已侵入东北市场。日本红茶“其香味及色泽不让中国，而略带涩味，且茶瓣一煮全开，此其不及中茶之处也”，因而销路不佳，“可望为参合茶”。印度、锡兰红茶“香味亦佳，惟泡后过于浓厚，稍滞涩味，故亦不适俄人嗜好”。哈尔滨及东清铁路沿线的茶叶市场状况实为东北茶叶市场之缩影。俄国在关东省同样占据优势地位。日俄战争后，日本继承了沙俄的侵略特权，大肆向关东州推销日茶。1905年日本派藁科喜作，1909年派海野孝三郎，1915年派静冈农业试验场技师来中国调查茶叶产制及销况情况。1917年又派清水俊二赴东北、张家口、天津等地调查，以便扩大红茶、砖茶销路。经过一番“努力”，日茶输入东北“关东州”及中国其他地区数量有所增长。

兹见下表(数量单位：千公斤，价值单位：千日元)。

从上表可知，日茶输入“关东州”数量有较大增长。可以推断，日本输送到中国其他地区的茶叶也以东北为多。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中国“主权丧失，华茶贸易，自不免要受好多阻碍”。日本国立茶业改良场报告赤裸裸地宣称：“‘满洲国’独立以来，日本茶新得着进展的机会，实在是茶业界一大福音……该‘国’从来无间断的饮用中国茶，立即用素无渊源的日本茶，驱逐中国茶，本是至难的事。但是精密考察该‘国’的饮茶习性，能够供给适合满蒙人嗜好的茶叶，决不是什么难事”。这一段文字充分暴露了日本的侵略野心，其“处心积虑，固已露于言表”，对“经营不遗余力”，以求“对此广大之销场，自以一手包办为快”。日本为达此目的，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和步骤。

一是“累遣专家实地调查，并从事各种宣传”，做好舆论准备。1932—1935年就多次派人来中国东北调查，1935年1年内就派池谷桂作和小泉武雄视察东北茶市。派清水俊二调查华北及蒙古茶叶市场情况，“并大事宣传台湾茶叶如何精美，价值之低廉”。

二是“雇用中国技师，制炼东北人所嗜之茶叶”，以逐渐改变消费者之消费习惯。如东北所销安徽产大方、毛峰，浙江龙井，深受消费者欢迎，为抢夺市场，“自东北失陷后，日商复以重金引诱徽州茶工，设厂仿制大方、香片等茶，以投东北同胞之所好”。日本又请福州熏花茶师和杭州龙井茶师赴日制造毛峰、大方，把产品发送大连，请大连、营口、哈尔滨茶商代表品评。又把茶运入台湾熏花再输东北。

三是“累向‘满国’提出免税要求”。而对华茶进入东北征收30%的入口税。为适应日本“对于台湾茶叶关税之减低”要求，伪满所定“茶叶税连同附加，共为五成五分，如台湾茶之加税标准，价格为五十八元，中国华南茶叶则为七十七元五角”。日本人“对此仅有十九元五角之差额，仍认为不满足，必须再增高华南茶叶之关税率，并必须再减低台湾茶叶关税率，始足以将华南茶叶绝迹东北市场”。对这些要求，伪满组织当然“予以许可云”。“日人为谋独占东北贸易，使伪组织坚设关税障壁”，结果是“惟日茶可受最惠待遇，利于倾销”。

四是大量输入台湾茶、日本茶。抗战爆发后又把从敌占区搜刮来的茶叶大量运销东北。“日商经营茶叶者，初以台湾茶叶五十万斤输至东北为样品，次年即运往一百六十万余斤”，1935年左右，东北茶叶市场“在日本把握之下，全为台湾茶叶所代替”。1937年抗战爆发后，江浙皖相继沦陷，三井洋行勾结汉奸，在产区大量掠夺茶叶，一部分供出口，“一部份运往东北，同时在苏州提倡制造花茶运往华北东北销售”。

五是健全营销组织。在大连设锦记洋行、大信洋行，设支店于长春、奉天、哈尔滨、抚顺、昭盛、锦州，营口设盛性洋行，设支店于洮南、安东。受其影响，安徽茶“东北销路顿告断绝”，中国茶输出大减。

兹见1934—1937年东北茶销总量及中国茶、日本茶、印度茶输入数量和比重表(单位：斤)。

陈椽《茶业通史》提供的材料说，1933年日茶销东北为127000磅，1934年升至284000磅。这比上表所示数量略少。而据国际茶叶协会的报告，1931—1939年日本茶叶输入“关东州”、东北地区的数量也比上表少许多。

兹见下表(单位：千磅)。

虽然这样，从1932年日茶输入关东州及东北752千磅增长到1937年1832千磅，增幅1倍多，也可概见日茶销东北发展速度之快。至于说统计数量偏少，可能是没有包括销东北的台湾茶在内所致。1938—1939年，日本茶叶输入中国数量为1420万磅，1939—1940年增至1700万磅，砖茶销量亦从160万磅增至220万磅。显然，日茶很大部分是销往东北的。

来源：茶道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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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德臣：论近代中国的洋茶进口（四）

论近代中国的洋茶进口

(四)

三、洋茶进口的影响(下)

2、削弱产业发展

洋茶进口历时虽长，但自19世纪80年代尤其是20世纪初才形成较大规模。此时，中国茶业内外交困，外销数量不断下降，内销市场也不畅达，茶叶经济严重衰落。兹见1886—1920年中国茶叶外销数量发展表(单位：担)。

上表可知，1920年的中国茶叶外销量只有鼎盛1886年的13.80%，减幅达86.20%。由此可见，洋茶进口与洋茶在国际市场与中国茶的竞争，造成了中国茶叶贸易非常不利的局面。出口数量大幅度下滑的结果，摧残了中国茶业的发展，加速了中国茶业的衰败。

3、危及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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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尤以西藏为重。由于地处高寒地区，又因饮食关系，西藏人民对饮茶尤其依赖，他们“嗜饮茶，以平日皆食牛肉，不饮则腹胀也”，四川，云南所产边茶大量运销西藏。历代统治阶段对茶叶销藏事务非常重视，实行茶叶专卖，以利丰裕国家财源，强化政治统驭，着力巩固边防。英国侵略者完全明白茶叶对巩固内地与西藏紧密联系的重要作用，为了达到侵略西藏之目的，它企图以印度茶叶倾销西藏，驱逐边茶。为此，英国侵略者进行了周密谋划和长期精心准备，于1904年武装侵入西藏，印度茶随即侵入西藏。1906年，印度茶未经允许，已悄悄偷销西藏了。“现在印茶力谋进藏。印度报纸载：三十二年(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引者)由噶大克运至西藏，值卢比三十二万，将来可望畅销”。清政府也采取了一定的应对措施，成立了边茶股份有限公司。虽然英国以印度茶驱逐边茶蓄谋已久，甚至“聘用我雅州制茶良工，仿制炉茶(打箭炉一带运销的茶——引者)，力图推广”，但西藏人民嗜好边茶，印度茶销售受阻。

英国人贝尔(Charles Bell)所著《西藏志》称：“中国茶叶之风行，已成事实，不仅在不丹，即全喜马拉亚，锡兰，尼泊尔，拉合尔及拉达克等地;凡有西藏人踪迹者，无不嗜好，即大吉岒之西藏居民，亦不愿饮大吉岒所产极有名之本地茶叶;偏喜历尽艰辛山路而运入之中国茶叶。中国茶较贵，人民又贫，但仍视为不可缺少”。但英国侵略者仍不死心，专门派出侵略分子入藏进行调查，仿造中国边茶，通过“大减其值，少于华茶三倍”之价大量进行倾销，又通过赠送茶叶、无息贷放、迟付货价等多种手段进行利诱，拚命扩展营业，加上印度茶运输便捷，成本较轻，在与边茶的竞争中逐渐占据上风，如此则“印茶渐销，内地茶渐减矣”。中国边茶市销“竟有江河日下之势”，本来年销千万斤的边茶，1918年降至800万斤，1933年为700万斤，1935年又减为510万斤，1938年再锐减至400万斤。英国在侵入西藏后，“遂不惜巨资，设法垄断西藏茶叶市场，卒使以茶易货之权，几已尽入印度茶商之手”。

英国以印度茶为后盾，在西藏大肆进行经济侵略。这一罪恶行径的得逞，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安全，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后果。这是洋茶进口危害国家安全的突出事例。

来源：茶道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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