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家普洱茶价格

民国时期，是茶庄大发展的时期。这种发展得益于茶叶产地的扩大，得益于茶叶新形制（沱茶、红绿茶等）的诞生。但是，整个民国到底有多少茶庄，由于时间久远，统计不完善，档案的缺失等很多原因，很难说得清。

当然，尽管有这么多困难，我们还是可以利用某一时期某地的茶庄数，大体掌握那一时期当地茶庄的情况。从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民国后期，昆明的茶庄大约维持在四十五家左右；思茅茶庄在民初为二十多家，民国十二年仅剩十二家；易武如果算上当年整个县境内的茶庄或小作坊，大约三四十家；下关在1945年前后为四十家左右；勐海（含当时佛海、南峤两县）和景洪（当时叫车里）最辉煌时约三十家。至于景谷、石屏、猪街、顺宁（凤庆）、鹤庆等地，虽然也有很多茶庄，但由于很多是分号，因此很难统计具体数字。

这里，我们所说的茶庄不是茶铺，茶铺只有固定门面，零售茶叶；不是茶馆，茶馆则主要销售茶水；茶庄应该是自己做茶、卖茶同时有自己商标的茶叶生产或销售企业。

茶庄可以说是民国的一道风景。从清末到公私合营，是云南茶庄（茶号）风起云涌的时代，众多的茶庄围绕着普洱茶，上演了一幕幕精彩的活报剧，一直影响到现在。下面，笔者按地区划分，在众多的茶庄中挑选出十个，做一个简略的介绍。

勐海

洪记茶庄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茶庄，它的总号是云南赫赫有名的大商号洪盛祥，老板是腾冲董家，主营业务是石璜和大烟。1923年，由于从勐海经过缅甸、印度进入西藏的新茶路的发现，腾冲董家决定到勐海（当时叫佛海）成立茶庄，他们聘请同乡叶安年为茶庄经理。

那时的勐海还是蛮荒一片，到处是原始森林，老虎、豹子横行，虽然茶叶产量很大，揉茶的茶庄只有两家，一个是张棠阶的恒春茶庄（1910年创建），另一个是李云生创建中的云生祥，两家的资金都不充裕。洪记茶庄挟着总号资金的优势，一建就是勐海最大的茶庄。他们两盘灶（后增加到六盘灶）同时蒸压茶叶，主要产品是藏销紧茶，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班禅紧茶，少量生产方茶。

同时，他们在缅甸景栋、仰光、印度加尔各答等地都设有分公司或办事处，因此他们可以用资金优势和渠道优势操纵印度、缅甸和勐海的市场，挤压勐海的中小茶庄，逼迫他们以低价将自己压制的茶叶卖给洪记。洪记的产量很快就达到每年四五千担。

洪记茶庄的示范效应带动了资本的进入，随后，鹤庆张家的思茅恒盛公、边地的各土司以及其他各种势力的资本也冲进勐海，到1937年，勐海茶庄达到二十多家，洪记的产量也达到每年七八千担。

抗战时期，日本占据缅甸，交通阻断，洪记在印度大吉岭建立茶厂，生产紧茶。新中国成立前夕，洪记迁入缅甸。

可以兴茶庄是玉溪人周文卿（名丕儒）创建的。1914年，思茅厘金局二等办事员周文卿押着一百担官盐，进入勐海，开始了接近四十年的普洱茶生涯。这一年，他在勐海收购散茶300担，运往思茅。

1925年，周文卿成立自己的茶庄可以兴茶庄，并于1927年开始设灶揉茶。当年揉制可以兴字号圆茶八十余担，全部卖给李云生；另外揉得紧茶二百八十余担，紧茶则卖给了洪记。

随后几年，可以兴继续发展茶叶生产，虽然他不是勐海最大的商号，但由于他为人仗义，热心公益，同时拿得起放得下，多次参与调解政府与广西籍叛军之间的矛盾，深得商界同行的认可，被委以佛海（即勐海）商会主席。

随后，他和李拂一联手发起成立“佛海茶业联合贸易公司”，将当地的中小茶庄联合起来，摆脱洪记和思茅恒盛公两大茶号的控制，自己将紧茶运到印度葛伦堡销售。此时，周文卿建临街铺面31间，捐赠房租兴办学校；同时，他拿出茶庄的利润和公司的提留，成立佛海“近代图书馆”“佛海医院”，并组建车佛南联合县银行以及电灯公司，提高边地的生活质量。

1942年，周文卿到澜沧、景谷躲避战火，此时，茶庄由他的几位如夫人负责维持。

抗战胜利后，周文卿回到佛海，继续经营可以兴茶庄。可以兴圆茶出口一直维持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

易武

乾利贞号茶庄是云南最著名茶庄，成立于19世纪60年代。早期，乾利贞号主要经营倚邦茶，民国时期，它和宋聘号合并，共同经营易武、猪街等地的普洱茶，是香港、新加坡等地普洱茶价格和质量的标杆，香港普洱茶的价格以乾利贞号、宋聘号为最高。

由于乾利贞号（含宋聘号）的经营者是大名鼎鼎的特科状元袁嘉谷家族，因此乾利贞号又是南最有文化的茶庄。清末，袁嘉谷的三哥袁嘉猷负责乾利贞的经营，同时，他还当选云南商务总会帮董，在商会有较大的发言权。

1913年，袁嘉谷的弟弟袁嘉璧接手乾利贞，同时，他还是茶帮的总管事和石屏商务分会的总理。当时，乾利贞把总号设在滇越铁路的枢纽蒙自，在昆明、石屏、思茅、易武、猪街等地设有分号，他们把经营重点放在普洱茶出口上面。

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仍能看到乾利贞号留下来的茶品和文字，题刻在石屏县文化广场主牌坊上的“云根文彩”几个字，原是袁嘉谷给茶帮昆明总部的题字；而宝瓶如意商标上写有“乾利贞宋聘号”的蓝标宋聘，在2011年更卖出了每筒三百多万的高价，并且还有继续上涨的趋势。可以说蓝标宋聘是我们穿越时空认识那个时代普洱茶的桥梁和瑰宝。

同庆号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易武成立最早的茶庄，1884年由石屏刘姓茶商创建。清末，刘家娶了易武土司的女儿，而易武土司没有男继承人，因此，刘家继承了土司的很多权利。商业成功后，他们在石屏的云泉路修了一座豪宅（新中国成立后曾作为石屏县医院多年），豪宅的背后是他的另一个亲家石屏杨家的大院，两家曾一度联手经营。

同庆号在石屏的总号曾用同庆号、福来祥（福来祥总号曾设蒙自）之名。1924年，福来祥经理刘嗣曾（字鹤年）担任了云南总商会帮董，代表茶帮参与商会事务，这对提高同庆号刘家的地位大有帮助。

出名的产品往往是仿冒的首选，民国初年，已有人仿制同庆圆茶在昆明出售。新中国成立前，同庆号是易武三家有能力使用自主品牌大量生产产品同时外包揉茶业务的茶号之一，它的出口圆茶在香港卖价仅次于乾利贞号和宋寅老号，是第二等茶的代表品牌。

昆明有同庆茶行，40年代颇为活跃。

思茅

雷永丰号是民国年间思茅最著名的茶庄，它的创办人是石屏人雷逢春。目前我们无法考证雷逢春发家的细节，只知道雷逢春的企业名称、牌印（相当于商标）很多，比如泰丰祥、雷永丰、雷朗号、新春老号、双印雷朗号、广发祥、春华祥等，1916年,雷永丰为防止假冒，在他的每一饼茶的内飞和大票上加印了“鹤王”商标。

1912年雷逢春当选思茅第一届商会会长。随后，他那个当过县令的长子雷恩溥（字沛周）担任了云南商务总会公断处长，后升为副会长。这一时期，雷家还在昆明经营川烟、烟土，生意非常兴旺。

雷家的经营靠口碑，靠货真价实，他们做的七子圆茶往往比别人家重，而价格并不比别人的高，因此，销路很好。民国初年，雷永丰是思茅的第一品牌。

江城

敬昌号的出现比较晚，它是河西（今通海）马家的大商号原信昌的墨江分号源馨茶厂的商标。源馨茶厂压制圆茶大约始于1941年，主要揉制江城、易武的茶叶。

在此之前，他们当作副业经营一些散茶。敬昌号圆茶主销香港、泰国，创建品牌时期，价格非常低，经过一段时间的市场检验，他们进入仅次于宋聘、同庆之后的第三梯队，在香港站住了脚跟。

敬昌号的黄金时代是1945-1946年，他们依仗总号丰厚的资金基础，在抗战时期低价大量收购各号加工好的圆茶，全部销往香港，获利丰厚。抗战后期，江城的茶叶或撂荒，或被砍伐，抗战胜利后所剩无几。

此时，敬昌号更多地采购易武茶压制圆茶。他们的收购活动持续到1950年代，那时，他们和乾利贞是少有的几家在收购茶叶的茶庄。随后，因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茶厂经理李文相被枪毙，结束经营。它的总号原信昌一直经营到公私合营时期。

下关

永昌祥是1903年大理喜洲白族商人严子珍等集资成立的商号，主要经营茶叶、生丝、布匹、山货、药材等。在茶叶方面，最初他们经营散茶，1916年，他们发明了每筒五圆，每个重9两的窝头形的沱茶，并生产沱茶十担，销往四川。随后，他们在重庆、自贡、汉口等地大力宣传，使沱茶完全取代了圆饼茶在内地的地位，成了云南内销名茶。

永昌祥的业务范围非常广，他们在香港、印度、缅甸、四川叙府（今宜宾）、康定等地设有分号。20世纪30年代，永昌祥曾尝试在缅甸、美国宣传沱茶，但缅甸市场不接受沱茶，美国则认为所需广告费用太高，不值得投资。

1923年，他们注册了松鹤商标。由于在原料阶段管控严格，多用勐库料，精选凤庆料，认真拼配，永昌祥生产的沱茶（商标为松鹤）、藏销紧茶（商标为狮牌）、散茶均是各销售地的价格翘楚，其他茶庄，只能在后面跟随。

永昌祥国内各号，在公私合营后全部并入进出口公司系列。

复春和是大理喜洲白族商人尹聘三1925年创建的公司，经营茶叶、烟土、进出口贸易、土产、药材等。1937年，他们得到同为喜洲四大家的董澄农的资助，业务急剧膨胀，也晋升为喜洲四大家之一。他们雇佣大量工人拣选茶叶，压制沱茶、紧茶等，它的沱茶商标为鹰球牌、金钱牌，紧茶为狮球牌，小饼茶为富贵根基图。

他们非常注重信誉，注重产品质量，如果茶叶在运输过程中受潮、霉坏，哪怕是买主没有发现，他们也要追回来，更换合格的产品。他们的茶叶在叙府和丽江销售价格仅次于永昌祥，是第二等级的带头人。

复春和还是喜洲电站、下关电站以及喜洲众多公益事业如医院、图书馆、中学等的参股者。

景谷

恒丰源茶庄是民国元年（1912年）由景谷纪家村人纪襄廷与本家纪人寿在小景谷街创办，民国八年（1919年）在昆明南正街设立分号，销售普洱茶。据纪人寿介绍，景谷过去不产茶，由于纪家于1880年提倡种茶，于塘房山播种数十万株，精心培植，数年后蔚然成林，可供采摘。民众群起仿照而大量种植，使景谷乡大量荒野变为茶园，昔日穷乡僻壤变为商贾云集之地。

沱茶发明后，景谷也参照下关的做法，生产沱茶，它的沱茶（亦名景沱），与下关沱茶（又叫关沱）工艺用料均有区别。关沱每筒五枚，景沱每筒四枚；同是上等茶，关沱比景沱用料高一个级别，汤色也不同。恒丰源经营的茶叶应该是散茶为主，景沱为辅。

从资料上看，恒丰源除经营茶叶外，也进行民间集资，颇有些地下银行的味道。

昆明

宝森号茶庄成立于1871年，是近代昆明成立最早的茶庄，老板李楷（字裕生，号子端），从九品衔。清末，它有半官营性质，当时的名称是滇省宝森号茶局，负责到茶山收购茶叶在昆明重新分拣、压制贡茶。清末民初，宝森号一直是省城茶叶界的领袖。1909年，他们还在北京成立了分号，叫庆森隆。1916年，宝森号创始人李楷因年老多病辞退总商会芦茶帮帮董的职务，所遗帮董一职由协茂号秦光玺充任。

宝森号还是民国初年的茶叶培训所，他有意无意地培育了很多茶叶经营人才。1918年，宝森号结束了北京分号，原派驻北京分号的李楷幼子李苏仲在昆明开设公益茶行，与宝森号分家。一些曾在宝森号服务过的伙计，后来都开设了自己的茶庄，比如骆受之开设义兴昌号，宋锡五开设复春茶庄，汪汝清、汪汝义兄弟曾任中茶技师，后开设自己的茶庄宝龙茶庄。

宝森号的产品主要有：大龙团、五子圆茶、七子圆茶、方茶、散茶等茶品，民国后期，它也加工沱茶。

公私合营时期，宝森号并入昆明百货公司，它的员工中，蔡玉德等人去了勐海，柴秀珍等女工则留在昆明茶厂。

注：内容来源普洱杂志，作者杨凯，信息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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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茶小果

当普通消费品脱离消费属性，与金融深度绑定，它离崩盘就不远了。

今年7月10日，广州芳村茶叶市场内，几个年轻人推推搡搡，在争夺两盒茶叶。

让几个人大打出手的，是云南大益茶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云南大益)的“仓颉号”普洱茶。

半个月前的6月23日，云南大益通过微信公众号“益友会”发布“2021仓颉号”的上市预告。尽管“仓颉号”售价和经销商渠道的配货数量还没有正式公布，一轮博弈已经在芳村炒茶客中间上演。

随着十天交货期最后一天的临近，在芳村最大的茶叶交易平台上，“仓颉号”的价格一路水涨船高，从7万、8万，最高时飙升到19万元/提(7饼/提)。

“期货交易”也进行得如火如荼。数据显示，从6月24日到7月10日，芳村茶叶市场一共开出20000提空单，即使按照7万元的价格，保守估计交易额也已高达14亿元。

但流入芳村市场的现货，仅200提。因现货与空单差额较大，炒家开始失信耍赖。

眼见着“仓颉号”价格逼近20万/提，按照原先约定的价格自己赚少了，部分拿到少量现货的炒家拒绝交货，这才引发了开头那一幕。

也有“做空”的炒家，按照交货日17万/提的价格，将面临数百万赔款，连夜关门跑路。没来得及跑的，被下家堵在门口。

一出出闹剧不断上演，让整个芳村茶叶市场鸡飞狗跳，一地鸡毛。

事实上，这样的事情，在大益茶身上，已经不止发生过一次。

2020年1月，云南大益的鼠年生肖饼“洞天福地”鼠饼上市前，期货交易也是热闹非凡，鼠饼的价格从4万元一路飙升到十几万元，导致以三四万卖期货的商家血本无归，还有人因此服毒自杀。

本来只是普通消费品的普洱茶，如何摇身一变成为“金融游戏”的道具?

2004年，海南人吴远之PK掉红塔集团，收购了当时经营不善的云南勐海茶厂，改名为云南大益茶业集团。

▲吴远之 来源：大益茶道院官网

吴远之搞金融出身，1997年从加拿大渥太华工商管理学院毕业后，在华尔街摸爬滚打了几年，资本玩得娴熟。他进入茶行业，据说是受他父亲的影响。

父亲吴坤雄爱喝普洱茶，尤其是勐海茶厂的大益牌普洱茶，吴远之就通过自己执掌的博闻集团，以一亿元的价格买下了勐海茶厂。

现在看来，吴远之当时捡了个大便宜。

云南虽是普洱茶主产区，但在2000年前后，当地知道普洱茶的人不多。一次，云南省青年联合会原常委胡明方到北京开会，一位与会领导听说他来自昆明，随口说了一句“你们那儿的普洱茶不错”，让湖南出生的胡明方感到一头雾水。

知道的人少，喝普洱的人就更少了，算上本身做普洱茶的茶贩子，整个云南省也不超过300人。

当地人眼中不值钱的玩意儿，港台地区炒茶客却抢得欢。早年在港台地区炒普洱茶的炒茶客，2000年前后组团到云南，以极低的价格从当地茶农手中收购老茶。几年下来，云南大部分有收藏价值的陈年老普洱，都进了炒茶团的仓库。

于是吴远之只花了一个亿，就盘下了勐海茶厂。不过当时勐海茶厂的日子并不好过，厂里经常发不出工资，一些工人为了泄愤，卸了厂房玻璃去卖钱，厂区荒草长得有一人多高，小孩子跑进去就看不见人影。

相比之下，同一时期改制完的下关沱茶厂、昌泰正如日中天，大益在它们面前就是一个小弟。

但属于吴远之和大益茶的机会很快就来了。

港台地区炒茶客囤积了大量普洱茶之后，就开始大肆炒作，以抬高普洱茶的身价。这跟当时云南农业普洱茶向文化普洱茶的策略同步，那几年里一起搞了不少出圈的事件营销。

其中最知名的，当属2005年的“马帮进京”。当年，一支上百人的马队，驮着几百公斤普洱茶，打着“茶马古道﹒瑞贡京城”的旗号，从云南大山里走出来，向4000多公里外的北京进发，由南向北完成了对全国人民的一次“普洱茶”普及。

▲“马帮进京”受到沿途各地的关注

来源：茶商学院

最后，演员张国立捐出一提七子饼普洱茶，在老舍茶馆拍出了160万元的高价，把这次普洱茶营销事件推向了顶点。“天价普洱”的概念也逐渐在大众认知中形成。

在这场普洱茶的“文化洗礼”中，人称“普洱茶第一人”的台湾人邓时海，为炒普洱茶奠定了理论基础。

邓时海最早在台湾地区炒普洱茶，台湾地区普洱茶崩盘后，他又随着港台炒茶团第一批深入云南收购老茶，准备在大陆大干一场。

他同时还为普洱茶的炒作提供理论基础——早在1990年代，他就在台湾地区提出普洱茶“越陈越香”的概念。2005年，邓时海又出了一本书，书名就叫《普洱茶》，倡导“喝熟茶、品老茶、藏新茶”，这成为普洱茶圈子的收藏教条。

造势成功后，普洱茶价格水涨船高。

2005年的芳村市场，一斤普洱茶的价格一个月能翻4番。炒普洱茶利润比炒比特币还高，吸引大量资金涌入普洱茶市场。

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2006年期间，大约有200亿元民间资本进入普洱茶市场。

进入2007年，这场炒作抵达顶点。这年4月，普洱茶价格大幅跳水，庄家高位套现，把存货高价卖给了中小玩家。庄家赚得盆满钵满，却留给中小玩家一个烂摊子。

在2007年这次普洱茶市场崩盘中，云南四大茶厂中的下关小沱、昌泰元气大伤、一蹶不振，中茶因为掺假自砸招牌，失去龙头地位。

行业的灾难，却是云南大益的“机遇”。

2007年普洱茶市场崩盘，许多茶商和收藏家用血本换来一个认知：原来普洱茶是可以用来投资的。但是当时港台炒家跑了，几家大茶厂又元气大伤，可投资的普洱茶不多。

吴远之趁着这个空档，带领云南大益，迅速占领了它们留下的市场空白。

他复制了港台炒茶团的套路，借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契机，砸5000万拿下央视黄金资源广告。随着“茶有益，茶有大益”这句广告语在央视反复播放，“大益”逐渐成为知名的普洱茶品牌。

吴远之采取的另一重要举措，是打造授权专营店体系。云南大益用了几年时间，在全国布局了超过3000家专营店，平均下来每个省100多家店。这些遍布全国各省市的专营店，对提高大益茶知名度和拓展市场功不可没。

这套组合拳，解决了当时普洱茶投资市场的两大问题：

一是炒什么。经历了普洱茶发展良莠不齐、造假之后，炒茶客找不到好的投资标的。一枝独秀的“大益”品牌就是品质的背书，吸引大量资金流向大益茶;

二是如何流通。随着经销商体系的重构，一个以经销商、专营店、二手中介、投资者和藏家构成的普洱茶一二级流通市场形成。

投资大益茶进而成为一个行业。到2013年，“期货茶”从某种程度上，就是指投资大益茶。

在大益茶投资圈，有查看大益茶走势的平台，在这些平台上，每一款大益茶就是一只股票，代表茶叶等级的“唛号”就是股票代码。通过“唛号”可查询与之对应的价格、专业版的K线图、涨跌幅和最新行情走势分析。

▲大益茶“孔雀系列”行情

来源：找找茶

炒茶客们自称“散户”，在一款大益茶上市之前，投资方按照预估价格来进行交易。看好这款茶走势的人“做多”，不看好的人“做空”，买卖双方以约定到货日期、价格、银行账户等聊天记录，作为交易凭据。

到2017年，玩金融茶越来越上道的吴远之，又提出一个大胆的观点：

一个国家好不好，要看它的奢侈品多不多。我们要把大益普洱茶打造成为中国的奢侈品。

从这时开始，云南大益开始走“限量配货+高调宣传”的路子，把大益茶彻底变成了一场“金融游戏”。

同一年，云南大益发布第一款号级茶“轩辕号”，所谓号级茶，也是大益茶最高顶级茶叶。从“轩辕号”起，云南大益每年发布号级茶，后来的千羽孔雀、沧海、鼠饼，再到这次爆雷的仓颉号，都遵循同样的套路：高调极致的上市宣发，限量配货，精美的包装和象征尊贵与稀缺的名字。

普洱中的奢侈品这个想法，是大益茶“期货市场”发展的一个转折点。

在这之前，大益茶期货交易仅限于茶行业相关人群。在此之后，投资者突破了以往的茶圈子，新进场的投资者急剧攀升。

现在，在大益茶交易平台“找找茶”、大益行情网上，每天的浏览人次超过百万。随着大量资金流入，一些大益明星茶被炒到天价。一款2003年上市时配货价不到3万/提的六星孔雀，现在已经飙升到6500万/提。

在这个市场，有人一夜赚一套房，也有人一夜之间倾家荡产，巨亏、巨赚成为常态。

“仓颉号”爆雷后，十几亿资金一夜之间蒸发。芳村茶叶市场内，商铺堵门、抢茶等肢体冲突事件已经发生多起。

而这次炒茶事件的始作俑者“大益仓颉号”，在交易平台上留下18.9万的记录后，彻底从平台消失。

▲“仓颉号”爆雷后，平台已停止交易。

这种乱像已经引起了茶商的担忧。

随着这两年大益茶行情看涨，一款大益茶的溢价从过去的3-4倍，变成现在的40-400倍。以2017年的“轩辕号”为例，其发售价3万元/件，价格最高时逼近200万/件，现在稳定在150万/件左右。

“炒茶的钱赚得太容易了。”芳村市场一位茶商感叹。

他靠着炒茶，在广州和佛山两地都买了房。但是价格涨得太快，市场一片浮躁，让他隐隐担心，市场会重演2007年和2014年的大崩盘，便悄悄清空了库存。

他的担忧不无道理。

普洱茶一旦脱离了消费品的属性，与金融深度绑定，就变成了一场以茶为媒介的赌博，大多数人都沦为输家。

广州茶叶协会的一位负责人说：仓颉号事件，其实就是一种赌博。这次“仓颉号”爆雷就是一个信号，它损害的不仅是下游消费者、茶商的利益，也是整个茶叶市场的毒瘤。

普洱茶不仅是一杯饮品，还关系着一方民生。近些年来，为了炒作普洱茶“越陈越香”的概念，茶商开始围绕着上游古茶树做文章，一些名寨的古树茶被炒出天价，被茶商高价承包。

这固然能提高茶农的收入，但在云南600万茶农中，拥有顶级古树茶的仅100多户，冰岛老寨仅52户。更多茶农手中的茶叶只能卖出几元/公斤的价格，有的茶农因“茶贱伤农”直接弃采。

更重要的是，当行业的资金都流向了金字塔顶端的古树茶、老班章，还有谁有资金和心思来推动茶产业的产业升级，提升普洱茶产业的造血能力?

没有实业的支撑，金融茶也只是泡沫堆出来的繁华。一旦泡沫破灭，茶业市场将陷入一片萧条，茶叶价格暴跌，压在仓库卖不出去，最受影响的，依然是茶农和中小茶商。

所幸的是，这种现象已经引起了各级部门的关注。

根据我国期货市场监控中心发布的中国农产品期货指数，截至今年7月，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可上市期货商品中，并没有茶叶。因此，存在期货属性的普洱茶交易，已涉嫌违规。此次“仓颉号”事件之后，广州市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和公安部门已经介入调查。

茶行业也纷纷与期货普洱茶划清界限。

4月16日，云南省防非法集资小组针对金融茶乱像，发布风险提示函。

今年6月初，国家农业农村部召开“天价茶”专题研讨座谈会。这次座谈会的会址，就选在大益茶集团的勐海茶厂，其中意味不言而喻。

7月8日，全国茶叶商协会、广州茶协会、东莞茶协会等联合发布天价茶抵制书，与大益茶划清界限。

7月17日，云南省茶叶流通协会发布倡议书，抵制天价茶。

茶叶流通可以创新方式，但绝对不能炒作。茶是用来喝的，给天价茶降温，才能让普洱茶回归消费。

来源： 华商韬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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