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茶馆对茶文化的发展有何作用

　　如今的社会，学生学习紧张，上班族工作压力巨大，节奏快得让人有些喘不过气来。若像古代隐士一样归隐山林，躲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居住一段时日，对于多数人都是无法实现的。

　　那么，在如此紧张忙碌的生活中，让我们心灵澄净清澈成本最低的方法，也许就是喝茶。

　　朱元璋的第十七子朱权在《茶谱》里说：“茶之为物，可以助诗兴而云山顿色，可以伏睡魔而天地忘形，可以倍清谈而万象惊寒，茶之功大矣！”

　　世界上最早的茶树起源于中国，饮茶的历史也是源于中国。最早的说法是：“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得荼以解之。“这种说法当然可以归于半神半人的故事集里，但是，茶叶的发现，大概也是这么个意思。茶不同于酒，不是因机缘巧合被发明出来的食物，是大自然本就存在的植物，在公元前2700多年的人文初始时期，神农氏或某位踏遍青山的有心人，在冒险尝试植物各种功效的过程中，发现了茶的功用。

　　茶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涉及科技教育、文化艺术、医学保健、历史考古、经济贸易、餐饮旅游和新闻出版等学科与行业。其形成与发展经历了汉魏六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当代5个时期。

　　汉魏六朝——中华茶文化的酝酿

　　茶以饮用传扬，茶文化围绕饮茶活动所形成的文化现象，两晋南北朝是中华茶文化的酝酿时期。

　　两晋南北朝，茶以其清淡、虚静的本性和疗病的功能广受宗教徒的青睐，佛教、道教徒与茶结缘，以茶养生，以茶助修行。

　　同一时期，饮茶之风在文人中盛行，茶文学初步兴起，产生了《荈赋》等名篇。孙楚的《出歌》、左思的《娇女诗》、王微的《杂诗》是早期的涉茶诗。晋宋时期的《搜神记》、《异苑》等志怪小说集中，有关于茶的故事。西晋杜育的《荈赋》是文学史上第一篇以茶为题材的散文，才辞丰美，对后世的茶文学创作颇有影响。

　　因此汉魏六朝是茶文化的酝酿时期。

　　唐代——中华茶文化的第一个高峰

　　唐代以前，茶主要是以药用为主。茶内含有咖啡碱，可以振奋精神、抗拒疲劳、提神醒脑的作用。神医华佗的《食论》就说：“苦荼久食，益意思。“

　　成书于三国时期的《广雅》里说：“湖北、四川一带，把茶树的鲜叶采下来制成茶饼，叶子老的，要加用米糊才能做成饼。调煮饮用的时候，先把饼茶烘烤呈红色，然后捣成细末放在瓷器里，浇上沸水，盖好，并用葱、姜、橘子等掺和调味一起吃下去。“

　　可见，在古代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茶的使用，主要是吃茶，而不是饮用茶汤，茶叶大多被磨碎后烹煮后食用。

　　据《晋中兴书》记载，时任吴兴太守陆纳是一个节俭之人，从不花费心思准备宴席招待宾客，哪怕是谢安来访，所设也仅是茶果而已。在陆纳看来，以茶果自奉和待客是高洁朴素、不迎合骄奢习气的生活方式，是他的品质所在。

　　茶圣陆羽在《茶经》说，茶之为饮，宜精行俭德之人。

　　隋唐开始，随着茶叶栽种技术和制茶工艺的发展，茶叶的品饮渐渐成为一种风尚。这其中，不得不说，就是刚刚提到的“茶圣“陆羽。

　　陆羽本是孤儿，三岁被遗弃，后被被竟陵龙盖寺的住持智积禅师发现抱回寺里抚养。

　　智积禅师对茶情有独钟，喜欢喝茶。陆羽的幼年就是在充满茶香的环境中熏陶过来的。

　　陆羽是智积禅师抚养长大的，自然跟着爱好喝茶的他学习煮茶。智积把自己对茶的品鉴知识都传给了陆羽，也在陆羽的心中留下了茶的种子。

　　陆羽在安史之乱后从江北的故乡竟陵来到江南，奔波于各个产茶区，比如像浙江、福建、江西、安徽这些地方，亲自试茶、品鉴泉水，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完成了《茶经》这部茶学经典。

　　陆羽以《茶经》一书，将饮茶这件形而下的生活日常上升到极致讲究、极其雅致、极度专业的程度，连茶具都要二十四种器具构成一套的。

　　自此以后，饮茶开始逐步脱离了单纯解渴的状态，渐而成为上流社会的风雅之物。

　　“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想学事春茶。”由于茶事的兴盛，不仅文人雅士热衷此道，唐代的许多帝王都嗜好茶事。唐玄宗以多才多艺著称，不但喜欢饮茶，还喜欢与妃子斗茶。

　　而唐代宗朝始创贡茶院，且由时任湖州刺史颜真卿就是首任监制贡茶者。

　　唐朝大书法家在湖州刺史的时间虽仅有三年，但在陆羽的影响之下，也成为茶文化的爱好者，对文人雅士的风雅事业十分感兴趣，不仅助陆羽建造了三癸亭，还与诸位爱茶文士组织茶宴，对赋茶诗，其中最有名的一首就是颜真卿与同僚、诗僧皎然的联唱：

　　五言月夜啜茶联句

　　泛花邀坐客，代饮引情言。——陆士修

　　醒酒宜华席，留僧想独园。——张荐

　　不须攀月桂，何假树庭萱。——李崿

　　御史秋风劲，尚书北斗尊。——崔万

　　流华净肌骨，疏瀹涤心原。——颜真卿

　　不似春醪醉，何辞绿菽繁。——皎然

　　素瓷传静夜，芳气清闲轩。——陆士修

　　唐代是中国茶文化确立的时代，饮茶的大普及，茶文学的大繁荣，茶学专著的问世，且不同喜爱饮茶的文士形成了不同的茶文化圈，唐代的茶道已渐而形成，有了许多约定俗成：

　　萌生精品意识：由于茶事发达，唐朝人逐渐萌生了名茶意识，阳羡茶、蒙顶茶就是当时名品，有“蒙顶山上茶，扬子江中水”的说法。而且陆羽在《茶经》中亦有“野者上，园者次，阳崖阴林。紫者上，绿者次；笋者上，牙者次；叶卷上，叶舒次。”的说法。

　　革新用茶工具：《茶经》将制茶工具系列化，如蒸青饼茶的七道工序“采、蒸、捣、拍、焙、穿、封”均有配套工具；二来结束了茶具与食具混用的时代，《茶经》载茶具29种，并使得煮茶、饮茶器具专门化。

　　精选饮用茶叶：唐代以前人们饮用茶叶，大都是迟摘的大叶，未经加工而直接投放于釜中煮汁而饮。唐、宋根据前人经验，称“早采者为茶，晚采者为茗”，就是用较为粗老的晚摘的茶叶煮汁而饮，仅仅是解渴式的粗饮。而到了唐代，已有了较为成熟的制作方法，将茶叶蒸捣加工成饼状。

　　讲究饮茶方法：唐人烹茶流行于陆羽《茶经》记述的“煎茶法”，是投茶于釜，煮而饮之。程序是炙茶、碾茶、筛茶、煮水、投茶、分茶、饮茶。

　　注重品茗环境：唐人追求的是清幽高雅的品茗环境，而且不仅限于自然环境，还包括饮茶的人和所做的事。诗僧皎然更以为品茶伴以花香琴韵才是幽静，若再有几位高人逸士以茶相会，赏醉人之花、赋儒雅之诗、听高山流水、品高洁之茶，才是茶道之和谐整体。

　　强调饮茶之美：唐代的制茶、煮茶、饮茶并非一般技术，富含艺术性、文化性，所以只有综合水平的提高才能得到真味真趣真美。饮茶追求茶叶的色、香、味、形的美，追求水的清、轻、甘、冽、活，追求器具之美，须用活火煎水，注重饮茶环境和品饮方式。唐代饮茶显然已经上升至生活美学的层面了。

　　饮茶有所仪轨：陆羽《茶经》对饮茶程序作了总结，一则茶末，只煮三碗才能使茶汤鲜爽浓强，较次的是煮五碗。如坐客为五人，就煮三碗分饮；坐客有七人时，则以五碗匀分。行茶是传碗递盏，分而饮之，以茶会友，创造一个和谐、宁静的气氛。后来，也为日本茶道所借鉴。

　　茶人道德标准：《茶经》说茶最宜“精行俭德”之人，唐朝末年刘贞亮更进一步提出茶有“十德”。这些坚持道德的饮茶原则，令饮茶这样的日常俗事上升到精神领域。当中国茶传入日本后，日本茶道集大成者千利休提出其“和、敬、清、寂”的茶道思想。

　　生活之美就是如此，就是把自然朴素的生活艺术化、人情化、理想化。美不完全在于外物固有，也不完全在于人心想象，而是人心将真诚和情感寄托于物上，拥有超越功利的兴致和情趣。

　　宋代——中华茶文化的第二个高峰

　　到了宋代，饮茶风气更盛，已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之物。时任宰相王安石的《议茶法》说：“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

　　炽盛的宋代茶风，促进了茶馆的兴起，两宋京都以至于外郡、市、镇都茶楼林立，当时称为茶坊、茶肆、茶房、茶屋等等。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就展现了东京开封城茶坊酒肆林立的景象。

　　孟元的《东京梦华录》，更是记载开封茶坊炽盛的情形。如开封朱雀门外以南东西两教坊，余皆居民或茶坊；北山子茶坊内有仙洞、仙桥，仕女往往吃茶于彼，而且，茶坊内，随季节变化，摆设时令鲜花，悬挂名人图画，布置的精致雅洁，创造和谐雅静的环境；茶坊之外，还有提壶叫卖的人。

　　宋代茶文化走向两极，一是民间的普及化、简易化，一是宫廷的奢侈化、精致化。而夹在民间与宫廷中间的文人，则是崇尚风雅和自然。唐代时文人、隐士、僧人领导茶文化的时代，到了宋代，则是各领风骚，文人保持着独有的率真且与自然相为契合。因而，有宋一代，虽以龙凤团饼的贡茶闻名于世，但引领茶文化精神潮流的，却是文化人。

　　宋代才女李清照与丈夫赵明诚每次吃完饭后，就回书房坐下，泡上茶，比谁的记忆力好。一人随便拿出一本史书，说出一件史事，另一人说出再某书某卷某页某行，然后打开书验证，说对了的人便先喝茶，有时候一旦说对了，两人会乐得哈哈大笑，以至于把手中的茶杯都打翻了，也就是纳兰性德《浣溪沙》中说的“赌书消得泼茶香”的故事。

　　如果唐朝的茶文化是以精致为特色，宋代茶文化则以雅致为特点。而宋代的饮茶法与唐代也大有不同，当时流行于社会的饮茶法是点茶法，现在日本的末茶道便是脱胎于此。

　　宋代皇帝宋徽宗便精通斗茶，宋徽宗赵佶做皇帝昏庸无道，但却是一流的艺术家，工书画，通百艺，在书法、绘画、音乐、诗词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亦颇为精通茶艺，而且研究茶学，写了《大观茶论》一书。御笔写茶书，古今仅此一例。

　　宋代文人的饮茶趣味已不满足于独乐乐，更是风靡了“斗茶”的文人雅事。

　　斗茶，始于福建建安一带，到了宋朝，建安北苑是当时最负盛名的茶区。斗茶是重在观赏的综合性技艺，包括鉴茶辨质、细碾精罗、候汤备盏、调和茶膏、点茶击拂等环节，每个步骤都须精究熟谙，最关键的步骤在于点茶和击拂，最精彩的部分则是汤花的显现。

　　衡量斗茶胜负的标准，一是看茶面汤花的色泽与均匀程度，汤花色泽鲜白、茶面细碎均匀为佳；二是看茶盏的内沿与汤花相接处有无水的痕迹，以汤茶保持时间较长、紧贴盏沿不退散为佳，而汤花退散较快、先出现水痕的为负。

　　斗茶时，操作者要眼到、手到、心到，需要小心谨慎、一丝不苟，又要运作自如，风致潇洒。观赏者屏气凝神，视点茶者起落倾旋，观赏茶汤变幻，既然兴致热烈，扣人心弦，一时间妙趣横生，雅韵悠远。斗茶时，白色的汤花与黑色的建盏交相辉映，芬芳茶香与优雅茶艺不仅给人以物质上的享受，更能给人带来精神上的愉悦。

　　明代——中华茶文化的第三个高峰

　　到了明代，太祖朱元璋废团改散，团饼的煎煮之法改为散茶冲泡之法，更崇尚的是自然之美，以天然者自胜，将茶与自身与大自然相互融合，体现中国“天人合一”的传统思想。

　　元末明初画家赵原有《陆羽烹茶荼》，就体现了文人自然的趣味，画中陆羽与远山近水、古树茅屋汇成一幅完整和谐的整体。以天地为茶室，天高地阔，天清地远，青山朦胧，古木挺拔，近山巍峨，山水清幽，重山复水。近处广水，有茅草屋临水而筑，四面草木繁盛，曲径通幽处一条小道延伸出画面，仿佛此处隐秘于山林间。阁内一人，扶膝踞坐于榻上，是为陆羽，一童子拥炉烹茶跽于一侧，给人以宇宙无限之感，又给人带来无限的野趣。

　　茶与人、与地、与水、与山、与天和谐融为一体。

　　而真开千古茗饮之风的正是朱权，他大胆改革传统的品饮方法和茶具，形成了一套简单新颖的烹饮法。

　　《茶谱》中，与朱权一道品茗的，皆是“鸾俦鹤侣，骚人墨客”的高雅人士，“或会与泉石之间，或处于松竹之下，或对皓月清风，或坐明窗净牖”，与诸位“探虚玄而参造化，清心神而出尘表”。就在这样超凡脱俗的氛围中，与诸位同道中人开始愉悦、闲适、舒适、清静地品饮。

　　当代——中华茶文化第四个高峰的开始

　　进入现代，传统的茶诗、茶词的创作仍在继续，郭沫若、赵朴初、聂绀弩、启功等均有佳作传世。茶事散文极其繁荣，20世纪的文学家大都撰有茶文，其数量是以往历代总和的数倍乃至数十倍。鲁迅、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苏雪林、秦牧、邵燕祥、汪曾祺、邓友梅、李国文、贾平凹均有优秀茶文，个人出版茶事散文专集的，有林清玄《莲花香片》、王旭烽《瑞草之国》、王琼《白云流霞》等。茶事小说更是异军突起，王旭烽的茶人三部曲——《南方有嘉木》、《不夜之侯》、《筑草为城》，荣获中国小说最高奖——茅盾文学奖。

　　艺术方面，有吴昌硕、齐白石、丰子恺、刘旦宅、范曾、林晓丹、李茂荣的茶事绘画，赵朴初、启功的茶事书法。老舍的《茶馆》常演不衰，茶歌、茶舞、茶乐是许多文艺晚会的保留节目。《请茶歌》、《采茶舞曲》、《挑担茶叶上北京》、《请喝一杯酥油茶》广为流传，家喻户晓。

　　自20世纪80年代起，沉寂了两百多年的中华茶道开始复兴。首先从台湾，继之是大陆和港澳。茶艺、茶道、茶文化团体和组织纷纷成立，有台湾中华茶艺联合促进会、台湾中华国际无我茶会推广协会、台湾中华茶文化学会、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中华茶人联谊会、澳门中华茶道会、香港茶艺中心等，他们为普及中华茶艺，弘扬中华茶道，作出了积极贡献。近年来两岸四地的茶道交流活动频繁，全国和地方性的茶艺赛、茶席设计赛也经常举办。理论研究异常活跃，近20年出版的有关茶艺、茶道、茶文化著作的数量，超过中国历史上茶书数量的总和。并且，现代中华茶艺已走出国门，不仅传播到东亚、东南亚，还远传欧美。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华茶文化全面复兴，茶馆业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现代茶艺馆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遍布都市城镇的大街小巷。目前中国每一座大中城市都有茶馆（茶楼、茶坊、茶社、茶苑等）数十到数百家，此外，许多宾馆、饭店、酒楼也附设茶室。中国目前有大大小小的各种茶馆、茶楼、茶坊、茶社、茶苑5万多家，北京、上海各有茶馆（茶楼、茶坊、茶社、茶苑等）一千多家。在许多大中城市，茶馆的数量正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正是鉴于现代茶馆业的迅猛发展，中国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于1998年将茶艺师列入国家职业大典，茶艺师这一新兴职业走上中国社会舞台。2001年，又颁布了《茶艺师国家职业标准》，规范了茶馆服务行业。茶艺馆成为当代茶产业发展中亮丽的风景。

　　茶具——承载茶文化的器皿

　　唐宋流行煎茶、点茶，茶具亦是十分繁复，明清的茶具一改唐宋的崇金贵银，转为崇尚陶瓷，颇有返璞归真的气象，其中，又以景瓷、宜陶最为流行。

　　“景瓷”即是江西景德镇瓷，有明一代，至精至美之瓷，莫不出于景德镇”，被誉为“天下瓷都”，工艺考究、制作精巧，其瓷器以“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独特风格蜚声海内外，景瓷光泽柔和，温润如玉，如若不信，可以拿一只骨瓷杯或碗，放在灯光下，瓷的细腻与通透定会让你赞叹不已；釉面光滑，晶莹剔透，普通的瓷器根本不可与之相媲美；若将一只景瓷杯平放在手上，用拇指和中指轻轻一弹，就会听到“咚”的一声脆响，有如乐器奏出的优美罄声，扣人心弦；景德镇瓷因其质薄而变得轻巧与尊贵，小巧玲珑，胎质细腻，清新典雅，画意生动。

　　“宜陶”即是江苏宜兴所产紫砂陶壶，明清开始，世间茶具称为首。《阳羡名壶录》里说，名手作壶，一壶重不数两，价重每一、二十金，能使土与黄金争价。通常的说法，紫砂壶的创始人是明代正德、嘉靖时的供春。供春壶，当时人称赞“栗色暗暗，如古今铁，敦庞周正。”短短12个字，令人如见其壶，可惜供春壶已不得见。当代宜兴紫砂大师顾景舟先生的一件仿品，价格也在60万港币左右，足见供春壶的艺术价值多么珍贵。

　　紫砂壶之所以受到茶人喜爱，一方面是造型美观，另一方面泡茶时有许多优点。紫砂壶气孔微细，密度高。用紫砂壶沏茶，不失原味；紫砂壶能吸收茶汁，壶内壁不刷，沏茶而绝无异味。紫砂壶经久使用，壶壁积聚“茶锈”，以致空壶注入沸水，也会茶香氤氲；紫砂使用越久，壶身色泽越发光亮照人，气韵温雅。紫砂壶长久使用，器身会因抚摸擦拭，变得越发光润可爱。《阳羡茗壶系》说：“壶经久用，涤拭口加，自发黯然之光，入可见鉴。”

　　明代文人所推崇的是天、地、人融为一体，清幽淡雅，超越尘世的理想境界，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讲：“人要有出世的精神才可以做入世的事业。无论是讲学问或是有事业的人都要抱有一副‘无所为而为’的精神，把自己所做的学问事业当作一件艺术品看待，只求满足理想和情趣，不斤斤计较于利害得失，才可以有一番真正的成就。”我想日本茶道所崇尚的，也正是这样的精神吧。

　　时至明朝中后期，茶文化不仅为文人所持，更是深入到大众之中，深入到千家万户之中，与千万百姓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这种深入，具体表现在茶馆的兴盛、工夫茶的兴起以及茶俗的广泛运用。

　　清代茶文化虽以深入民间为特色的，但并非不讲茶艺、不讲品味、不讲技巧，盛于福建汀州、漳州、泉州及广东潮汕地区的工夫茶，均于这一时期发展而来的。相传自元朝起潮州人就有喝工夫茶的习俗，自清代以来，盛行至今，工夫茶可谓是唐宋品茗的流风余韵。

　　工夫茶茶具中最典型的“四件宝”：孟臣罐（小紫砂陶壶）、若深瓯（小薄瓷杯）、玉书碨（烧水陶壶）、潮汕烘炉（茶炉）。燃料用炭，也用的甘蔗渣或橄榄核。品饮工夫茶特别讲究技巧，工夫茶有所谓“十法”：即候火、虾须水（刚开未开的水）、烫杯、热壶、拣茶、装茶、高冲、低斟、盖沫（用壶盖把浮沫杂质抹去）、淋顶。

　　工夫茶分福建、潮汕、台湾三个派系，福建喝铁观音比较多，潮汕喝大红袍、单枞茶比较多，台湾则喝冻顶乌龙比较多。但是从冲泡方法上来说，三者是共通共融的。

　　中国人饮茶，实际上有三个层次：一是生理需要的“牛饮”，二是科学合理的“饮茶”，三是讲究艺术的“品茗”。艺术品茗讲究好茶、真水、活火、妙器、闲情，虽说要“有钱”、“有闲”才可，有钱才能购置必要的茶叶和茶具，有闲才能细啜慢饮进而追求心灵的真诚。

　　然而，多少钱算是有钱，生活如何才算是有闲，就全凭自己裁定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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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埏(1914—2008)，字子沂，号幼舟，彝族，云南石林县人。著名历史学家和教育家、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学科创建者。早年受业于张荫麟、吴晗、钱穆等人。毕生研究中国古代史，对中国土地制度史和中国商品经济史的研究尤为深入。代表作有《中国封建经济史论集》。

第一部分：不自小斋之光

在许多人的回忆里，李埏家那个不自小斋书房是美好的。

不足十平方米的客厅里，有一个茶几，一组陈旧的沙发与几把椅子。家里除了书，没有什么装饰品。学生来了师母会端上一杯茶，然后白发先生便开始上课。这是一种久违了的古典授课方式，有幸聆听李埏授课的人并不多，龙登高在《师徒》里回忆说，“先生对我的正式课堂讲授很少，几乎都是在其古香古色的不自小斋书房或简陋的小客厅一对一地谈话或聊天。这对教师资源的利用来说，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浪费，对徒弟来说，则是极大的垄断性消费，现在回想起来，简直就是奢侈性享受了。”

登堂入室的吴晓亮仔细观察过李埏，体型中等，面庞清瘦，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气质。眼神睿智而犀利，却不时透露出一丝温和与慈祥。

那时节，屋外缅桂冒尖，屋内茶香四溢，那个温和的声音从沙发一角响起，顺着李埏的指引，一群人来到了另一个满是茶香的李唐江山，芽尖上露水还没有挥发，采茶姑娘已经整装待发，新的采摘标准刚刚抵达，长安不少人在等待新茶。

战国秦汉时的盐铁，唐宋时期的茶叶，明清时期的棉布，就是对各自时代商品经济的特征乃至经济发展进程打下自己烙印的重要商品。李埏对学生讲，茶叶经济，于国于民，非常重要。茶叶从生产运销、市场等各方面来看，都具有与其他商品不同的独特性与新异性，对商品经济的影响更广、更深。它的突出特点是适应面广，极适应小农的个体生产，是一种天然的小商品生产，与小农经济的细碎性、分散性紧相一致，小至一株两株，只要一寸土地就可以种植，当然也可以是茶园大规模种植。它在南方比其他任何经济作物都普遍，可以广泛存在于穷乡僻壤，不像甘蔗、漆等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

李埏 著 《中国封建经济史论集》

战国秦汉时的盐铁，不是小农家庭所能普遍生产的，因而不能带动农民广泛卷入商品经济之中，茶叶却将农民广泛卷入商品生产之中，其意义不可同日而语。茶叶市场，不仅存在于生产地南方，而且北方尤其是塞外游牧民族更需要它以消化脂肪，稳定广大的市场促进了远距离贸易。

中国境内农业民族与周边的游牧民族之间的交易，唐以前是绢马贸易，唐后期则一变而为茶马贸易。绢因受革质品的替代而市场有限，茶则没有替代品，并且只有南方才有生产，拥有这样广阔的市场，茶在南方的生产便持续而稳定地扩大。而通过茶这种特殊商品，中原王朝可以对周边民族实行羁糜政策。

茶叶广泛流通，又带动了其他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如受饮茶之风的带动，作为饮具的瓷器，在唐宋时代更为推广，也更为考究。

多年后，龙登高回忆起李埏讲茶叶经济的内容，由衷感慨道，“真是一种享受，赛过极品铁观音。”这些话不只是龙登高听进去，李埏的学生林文勋、孙洪升与黄纯艳也都听进去了。林文勋写了《唐宋茶业生产发展原因补论》论文、孙洪升写了《唐宋茶业经济》的专著，黄纯艳也写了《宋代茶法研究》专著，都引用过李埏这段论茶妙论。可是说，这种分散的模式，从唐代到现在都没有改变，这也是茶行业没有出现特别大企业的主要的原因。但是发散的茶叶经济有益于边远山区的茶农致富，一旦交通改善，茶叶很快又能融入商品市场，这就是当下普洱茶茶山的崛起之谜。

孙洪升 著 《唐宋茶业经济》

孙洪升写道：“每次上课，我们研究生都在客厅落座，师母给每位学生泡一杯茶，先生亦泡一大杯。先生在授课中或因口干，或因咳嗽，需要停顿下来喝茶润嗓。”

黎孝谦在《李埏传》里说，品茗是李埏一生的挚爱。李埏好抽烟，后来戒了。好喝酒，年轻时候多豪饮，晚年因为身体原因，也戒了。只有茶始终伴随李埏一生，尤其是中年以后，无日不饮。李埏到过中国大部分产好茶的地方，但最好的还是家乡的普洱茶，非勐海、凤庆一带的大叶茶不饮。

李埏讲课，黄纯艳回忆，没有纸，不用笔，也没有讲稿，内容都在他脑子里。上究三代，下论唐宋，逻辑严密，语言简练，没有一句多余的话，所引史料，随口而出，如探囊取物，听的人真是如坐春风，两个小时不知不觉就过去了。

在那个不大的庭院里，花竹茂盛，阳光明媚，白发先生与年轻学子，杯盏交替。在为《唐宋茶业经济》一书所写的序言里，李埏说，“探讨的一个有效方法,就是对商品的个案研究。 这种研究已经有许多成果了 , 但对茶业则尚待深入。洪升君发宏愿，竭数年之力，焚膏继暑，废寝忘餐，成此一书初稿。在此数年中,我和他朝夕共学，时相讨论，甚为欢快。分袂以后 , 他仍锲而不舍 , 继续增益修润，今终底于成 , 即将付梓，问序于我。喜青胜于蓝，爱书所感以归之，是为序 。”落款时间是1999年，澳门回归后三日。

陆羽写就《茶经》那一年，他落款时间是“盛唐灭胡明年”，茶里无小事。李埏说，“学知识不只是在课堂上，更是在烟、酒、茶之间。”

在《从钱帛兼行到钱槠并用》里，李埏说，茶叶的兴起和二作制的普及，在我国农业史上，是划时代的标志。

(宋)刘松年《撵茶图》

茶，作为一种优良饮料，在唐以前很久，人们就已经知道而且应用了。可是茶业的兴盛却是唐代的事情。前人以为，唐代饮茶之风始盛，所以引起茶的广泛种植。这种说法是倒果为因的。诚然，消费可以刺激生产，但生产毕竟是消费的前提。饮茶之风在六朝时确已出现，可是茶的种植不广，原因是当时的农业生产力还不足以大量生产这种经济作物。我们在当今的产茶区还可以看到，茶的生产和粮食作物的生产有矛盾。它向粮食作物争土地、争肥料、争节令、争人手。只有当粮食作物的产量有所提高，从粮食作物的生产中能匀出相当的人手和土地时，茶才能相应地获得发展。

据陆羽《茶经》，唐朝肃、代之际，产茶地区已扩及十道中的八道，多至四十余州。又据《旧唐书·食货志》 ，到德宗之世，茶税已成为国家财政的一项重要收入。这些情况清楚地表明，唐朝前期的农业生产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除茶之外，其他经济作物如蚕桑生产的大量增加，也同样反映了这种状况，不过不若异军特起的茶叶那样令人注目。可以说，茶叶的兴起和二作制的普及，在我国农业史上，是划时代的标志。

茶水滋养人，更滋养一方天地，许多年后，敞亮的人才发现，因为李埏的慧眼，开启了云南大学与茶学研究的绵延传统。在高校里，一个选题往往会觉得一个学生一生的研究方向，李埏在这方面可谓慎之又慎。他的弟子刑铁说，“李先生特别重视研究生论文题目的选择”。李埏讲，培养研究生的关键是要让研究生学会选题目，选准选妥题目。刑铁1982年9月入学的，直到1983年11月才最终把论文题目定了下来。林文勋、刑铁等人，也多次谈到李埏与众不同的教学方法与眼光。

云南大学

李埏的眼光自然不只是对自己带的硕士、博士有效，他指导过很多年轻人走上了茶学的研究。云南大学历史系毕业的林超民，当时并不是李埏所带学生。1970年，林超民大学毕业后，阴差阳错地进了勐海茶厂当工人，李埏觉得这是好事，建议林超民好好研究茶文化。林超民后成为普洱茶文化的开荒者，他的《普洱茶史话》《普洱茶与少数民族》《普洱茶散论》已是研究普洱茶的必读篇章。

木霁弘讲过了一个故事，他刚开始做茶马古道研究那会，支持他研究的人并不多，反而是云大二位白发“老倌”很是赞同，一位是张文勋先生，一位是李埏先生。张先生给了木霁弘一笔茶马古道考察经费，说在他老家大理，现在还保持着喝烤土罐茶的古老传统，茶马古道贯穿古今，张文勋自己也是茶爱好者。李先生告诉木霁弘，唐代就有著名的茶道，以江西浮梁为中心，那些山上一箩一筐的茶叶从各种草市、墟市汇集而来，所以数量很吓人：“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万余贯”。他希望木霁弘带来的茶马古道研究耳目一新，李埏自己爱喝大叶茶，也关注云南茶叶经济的研究。

李埏长期都关心地方史，林文勋点出主因，李埏的中学老师夏光南以云南史地见长，李埏研究生指导老师向达也希望李埏在云南史有所作为，他在云南大学任教时候，李埏受方国瑜所托，摘录了不少宋史与云南相关的资料。他希望自己的学生中，有人能够把前辈的期望与自己心愿达成，大力研究云南地方经济。他告诉林文勋，研究云南要有全局观与眼光，不能就云南而研究云南，他要林文勋集合四川一道研究。后来，林文勋的博士论文是《北宋四川输入贸易研究》，书里有章节讨论了茶业对四川经济的深远影响。在宋代，其他地区的茶都是专卖，只有四川茶可以民间通商，盘活经济。他在《唐宋茶业生产发展原因补论》里，沿着商品经济的思路，讨论因为南方人口的向山区流动，带来了梯田的发展，而茶树在山区的试种带来了经济的活力。茶树是山区的代表作物，适合分散劳动力，小门小户，是小农经济的代表。最重要的还是，市场的兴趣，资本力量介入再次盘活了茶业经济。

1979年5月4日，在全省经济科学规划会议上，李埏做了《重视云南经济史的研究》发言，他说云南省幅员如此辽阔，民族如此众多，经济状况如此复杂多样，且不说那遥远的古代，即近百年的近代，亟待研究的课题也不胜枚举。他具体列举了滇越铁路、“同庆丰”商号、马铃薯和玉米的传入、烤烟、茶叶的栽种等诸多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马铃薯在云南多地种植，克服了高寒地区不能种水稻的特点，作用之大难以估量，但云南缺乏对马铃薯的研究。烟叶1930年代才引入到云南，不久就是出口大宗，也要对其做历史考察。茶叶更是重要的传统商品，多少年在藏区销量很大，是傣族兄弟的巨大贡献，是西南边疆经济的重要纽带。但茶叶的历史，我们并不清楚，需要好好研究。

木霁弘讲，李埏的“埏”通俗一点玩泥巴的意思，雅一点是陶器的意思，这倒是很符合他的喝茶雅好。木霁弘小名是镜湖，后来改成木继红，他走上茶的研究后，笔名是“霁弘”，带水好泡茶。木霁弘多年的研究发现，与茶关联深者，其名都与风水、草木、火土有关，这倒是很符合陆羽当年定的风格，坎卦巽卦离卦缺一不可。

云南大学有两栋教学楼书法出自李埏之手，一曰：文渊，一曰文津，都是带水的，渊水可以泡好茶，好茶生津有味，真好。

李埏与夫人赵毓兰都喜草木，亲花草，饭前屋后，遍植花卉佳木，终年花香不断。

其“不自小斋”源于《日知录》里的一句话：“人之为学不可自小又不可自大，自小小也，自大亦小也”。

日月之辉，米粒之光，小小一室，茶香书香。

第二部分 翠湖边的饮茶人

刑铁形容一个人才华的时候用了一个很妙的比喻：同样收获了两袋高粱，力气型的人把这两袋高粱弄得很干净扛回来;才华型的则把这两袋高粱酿成几杯口感很好，度数合适的酒。刑铁认为自己的老师李埏属于后者，他有此般才华又得益于两点：一是家学渊源，一是师承高贵。

李埏出生在云南有名的官宦与学问之家，李埏三子一女也都是知名教授。李埏师承吴晗、张荫麟、钱穆等人。朋友圈更是名师云集，1942年李埏结婚时，到场嘉宾有唐兰、汤用彤、闻一多、吴晗、郑天挺、罗庸、姜亮夫、雷海宗、姚从吾、任继愈、楚图南、徐嘉瑞、江应樑、缪鸾和、尚钺等人。

那个时候的翠湖周边，多处都有李埏与师友访胜饮茶记录。

李埏的老师辈中，张荫麟、钱穆、郑天挺、闻一多都是极为嗜茶之人。闻一多从长沙南迁昆明路上，都在诉苦说只有白开水没有茶的日子不叫日子，到了昆明闻一多要用微薄的工资照顾一大家子，只能抽劣质烟喝劣质茶，他抱怨说，“快一个月了，没有吃茶，只吃白开水，今天到梦家那里去，承他把吃得不要的茶叶送给我，回来在饭后泡了一碗，总算开了荤。”

如今的翠湖

好在闻一多有门手艺，刻印章卖补贴家用。李埏见闻先生生活困窘，便邀请闻一多到自己好友当校长的学校去兼职，帮闻一多解决了一大家子住宿以及吃饭问题，郑天挺在日记里也多次提到李埏，1940年8月16日，李埏正式成为历史系四个研究生之一。郑天挺先生茶瘾极大，几乎每天都在喝茶，日记里多有买茶记录。在联大时期，教授往往不在教室，而是在茶馆，在田间地头，在自己暂短的栖息场所。我们所怀念的那种民国课堂氛围，大部分也与这种“私授”有关，也是傅斯年所谓大学，并非有大楼，而是有大师。

李埏的授业师张荫麟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大哥哥”，在学生面前没有什么架子，经常招待学生到茶馆喝茶或去点心铺喝豆浆，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之中，深受他人格与学问的熏陶。李埏回忆说，张荫麟很重视选题和选材，“常警告我们，不善于选题的人就只能跟在别人后面转;不善于选材的人就不能写出简练的文章。由于他诲人不倦，我感到课外从他得到的教益比在课堂上还多。因为在课堂上他是讲授专题，系统性逻辑性强，不可能旁及专题以外的学问;在课外，则古今中外无所不谈。从那些谈话中，使我们不惟学到治学之方，而且学到做人的道理。回想起来，那情景真是谊兼师友，如坐春风，令人终生难忘。到遵义后，因为那是一个小小的山城，师生聚居在一起，学生得到他的陶冶更多。现今在宋史的研究和教学上很有贡献的徐规教授就是那时在他的作育下而踏上毕生研究宋史的道路的。”

翠湖边的先生坡

李埏成为宋史研究的专家，自然也与张荫麟的熏陶不无关系，张荫麟晚年因为家庭变故，受聘搬迁到遵义的浙江大学，他病重后，召李埏前去相助教学，当时李埏研究生尚有一年才毕业，但为了自家先生，毅然放弃学业赶往遵义。张荫麟终究还是英年早逝，这位深受梁启超、陈寅恪等人器重的天才，37岁便离开人世，李埏是最后送他的少数几位学生。

李埏茶友里，频繁举杯者莫过于钱穆。钱李二人游山玩水，品茗论道，足迹不仅仅在翠湖周边，还在石林、宜良、遵义以及北京多地。钱穆初来乍到云南，起初寄宿宜良岩泉寺，泡温泉，喝俨茶，李埏便常伴身侧。听钱穆点评滇中风物与美食，读新鲜出炉的《国史大纲》。

钱穆

李埏与钱穆相识于北京，当时李埏在北京师范大学上学，初听钱穆讲座便沉迷其中，课后又认真请教，钱穆觉得是个机缘，便邀约李埏到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茶馆一边喝茶一边谈治学经验。

钱穆对李埏说，“你过去念过的书，也不能说是白念。以后再念，也不是一遍便足。有些书，像《史汉通鉴》，要反复读，读熟，一两遍是不行的。你现在觉得过去读书是白读，这是一大进境。可是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古人说，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学无止境呀!现在你应该着力的，一是立志，二是用功，何患乎无师。我就没有什么师承啊。”

多年后，李埏在自己客厅为学生授课时，也会常常想起年轻时候的际遇。但对钱穆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那么多来听课的人，只有李埏一人虚心求教。坐下有数百人又如何，只要我能影响一人，这场讲座便也值得了。钱穆也爱讲张载拜访范仲淹的例子，张载年轻的时候想沙场建功立业，范仲淹说建功立业又何须从军，写好文章不也可以嘛!于是张载便发奋攻读，终成一代大儒，“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现在也是无数读书人的座右铭。

钱穆好山水，尤爱流水，因为流水活泼，水声悦耳，可以清思虑，除烦恼，怡情养性。李埏因为张荫麟到了遵义，而后钱穆也来这里任教，师生他乡重逢。钱穆在《师友杂忆》写的这段经历，读来满齿含香：“余尤爱遵义之山水。李埏适自昆明转来浙大任教，每日必来余室，陪余出游。每出必半日，亦有尽日始返者。时方春季，遍山皆花，花已落地成茵，而树上群花仍蔽天日。余与李埏卧山中草地花茵之上，仰望仍在群花之下。如是每移时。余尤爱燕子，幼时读《论语》朱注学而时习之，习，鸟数飞也。每观雏燕飞庭中，以为雏燕之数飞，即可为吾师。自去北平，燕子少见。遵义近郊有一山，一溪绕其下，一桥临其上。环溪多树，群燕飞翔天空可百数。盘旋不去。余尤流连不忍去。”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学问从生活里来，到生活里去。

20世纪20年代的昆明

后来，李埏在昆明站稳脚跟，邀请钱穆到五华书院任教，他们在翠湖边同吃同住，朝夕相处，一是钱穆有胃病，需要照顾，受张荫麟早逝的影响，李埏很是关心。二是这么难得的耳提面命机会，错失可惜。当时精于中国通史的，就张荫麟与钱穆，这二位老师共同的弟子，只有李埏。

钱穆对李埏说：“治史须识大体、观大局、明大义，可以着重某一断代或某一专史，但不应密闭自封其中，不问其他。要通与专并重，以专求通，那才有大成就。晚近世尚专，轻视通史之学，对青年甚有害。滇中史学同人已不少，但愿为青年撰写中国通史读本者，唯张荫麟先生与我，所以我们时相过从，话很投机。你有志治宋史，但通史也决不可忽。若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那就不好，勉之勉之!”

西南联大文学院起初在云南蒙自，钱穆说：“学校附近有一湖，四周有行人道，又有一茶亭，升出湖中，师生皆环湖闲游。”“及雨季过，湖水皆盈，乃成一极佳散步胜地。……余每日必至湖上，常坐茶亭中，移晷不厌。”

第三部分 银杏道上的追忆

我是1998年进入云南大学的，正赶上学校改革，第一次按照学院而不是专业招生，我进的是人文学院，有中文系、历史学、新闻系、人类学系、档案系，是文科类的大学院，1999年自愿选择系的时候，我选了中文系，原因很简单，因为爱写作啊。那个时候有一种写大学的风气，一进云南大学就着实被银杏道景观迷住了，于是我就写了篇《银杏道上的遐思》投给《银杏》文学社，一位96级的主编刊登了这篇文章，他又复印了另一篇文章给我，篇目叫《我爱公孙树》，作者是李埏，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有一个叫“李埏”的人。

云南大学银杏道

1999年底有种世纪末的烦躁感，我写了《两个云南大学》，投稿给《云南大学报》，带有批评性质不指望会发，没有想到却发出来，还在网络上获得很多好评，电台选读，论坛热议。“白发先生少了，漂亮女生多了”，要穿越去民国，那个时候的联大与云大令人神往，后来牛军老师就说，云大好几个民国老人，你快去蹭课听听。他说的几个老师中就有赵仲牧先生，张文勋先生，李埏先生，张文勋先生我一入学就听他在庆来堂训话，赵仲牧先生听过讲座，只有李埏先生在历史系，好像已经不给学生上课，也没有他开讲座的消息，于是先找了他的文章看。结果找了几篇都是枯燥乏味的论文，顿时没了兴趣，我喜欢的是张文勋写的刘文典那种名士风流，赵仲牧写青云街那种青石板路上的惆怅，还有石鹏飞编的《东陆春秋》都是有趣好玩的故事……直到2001年，我在圆西路尽头，云大东一院门口的“清园书店”翻到了一本超级厚的书，名叫《不自小斋文存》，那些我热爱的故事散落在章节里，需要用手的温度一一打开。我有一种久违了的阅读快感，原来有些人的运气就是好到这么不讲道理啊，一生遇名师无数，培养弟子无数，久违了李埏先生。书店老板也是读书人，他说李埏家就在东一院，说不定有机会遇到。

《不自小斋文存》等藏书

2001年，我又写了一篇批评云南大学的文章：《云南大学：被遗忘与被损害的》，没有想到，一时间获得几位老师的认可，赵仲牧先生激动地约我吃猪脚，对周边说，云南大学还是有人啊。当时的校长，甚至还约我吃饭，我说起对另一个时空大学的向往，校长淡然道，李埏是我老师!

于是我终于有机会与李埏先生坐在银杏道，说说读书心得。

那个时候，西南联大还不为人知，谢泳有本讲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书《逝去的年代》在学生中流传，里面许多人，便是李埏朝夕相处的师友，同学。许多故事，我又在何兆武的《上学记》里读到一些。只是那些年，我对历史的兴趣远不及文学，白白错过了这份机缘。再后来，我便是在木霁弘老师那里，听了李埏先生许多掌故，木老师说他会做一本李埏口述史，现在终究成了遗憾。

我走上茶文化研究后，先是读了林文勋、孙洪升、黄纯艳等人的唐宋明茶业经济研究，就像看电视剧一样，一直等着有人写清代，后来终究还是没有等到。2012年，我写《茶叶战争：茶叶与天朝的兴衰》，继而写《民国茶范：与大师喝茶的日子》，到现在筹备写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与昆明乃至云南的研究茶与饮茶传统，算了有许些因缘。

许多人对我这样不出生在核心茶区，却立志研究茶的行为很好奇，这一切自然是与云南大学有关。

本章节主要参考书：

黎孝谦，《李埏传》，学苑出版社，2018

武建国，林文勋，吴晓亮主编《永久的思念：李埏教授逝世周年纪念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

李埏，《中国封建经济史论集》，云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

李埏，《不自小斋文存》，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李埏，《李埏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18

林文勋，《宋代四川商品经济史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

作者：周重林，云茶代言人，著有「茶叶战争」「民国茶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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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十四日，永川区何埂镇石笋山景区，采茶姑娘是游客拍照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