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茶的故乡，不过在古代并不是每个地方都是如此，受到地域的影响西部地区是不产茶的，但是日后通过不同民族的交流和贸易的不断探索，最终通过条条古道来到了西部地区。从青海穿境而来的茶马古道，使得这里的饮茶之风千年不衰。成为特殊的青海文化。
俗话说：“西宁人是茶罐罐，门源人是油蛋蛋。”青海虽然不产茶叶，但人们对茶叶的钟爱，丝毫不比南方人差。有的地方对于茶叶的依赖，甚至茶乡人都要逊色三分，那种情深意浓的执著，令人吃惊。青海人的茶水缘，实际上是难以割舍的另类乡愁，承载了太多的民风民俗。
城里人注重茶质。讲究礼节的老西宁人，特别注重茶叶品质的地道。茯茶，也称砖茶、青茶、边销茶等，以湖南益阳产的茶叶发酵适宜，紧压瓷实，色正味香，视为正宗。它是一种适宜高寒地带热饮的紧压粗茶。民间把热饮的茯茶俗称熬茶。
茯茶原指旧时边销专卖茶的“附茶”，《碾伯所志·税赋》载：茶商贩运的茶不得私卖，要全部交给当地的茶马司，由茶马司出面换马，茶商只挣到脚钱，无大利可图。朝廷为鼓励茶商，遂给予优惠政策，“商民运茶，每茶千斤，准附茶一百四十斤”。茶商可将这些“附茶”自由出售赚钱，故“附茶”流通于当时的市井。
过去老西宁的北大街、东关、多巴、镇海堡、丹噶尔等地，曾是历史上有名的“茶马互市”之地。茶马互市是古代中原地区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商业贸易的主要形式，实际上是朝廷在西部游牧民族中尚不具备征税条件的地区实行的一种财政措施。以后，“附茶”在产地又讹称为茯茶，又将专卖茶的简称“专茶”，因其型而称为“砖茶”。继而又合称为一个名字，叫“茯砖”了(见《青海花儿词典》)。
此外，还注重茶具。茶盒，要严密扣紧，外观漂亮。茶碗、茶盘、茶壶，必须是细泥精致的，或碎花或纯白，添茶续水时，还要有小巧玲珑的茶漏子，这些要配套成龙，显得高雅华贵。再次，水要纯净。不少人家专门到郊外取纯净的泉水。城里人大多是品茶，讲究茶品，瓷器、用具，边把玩边品味，尽管是熬制的茯茶，但也悠闲地慢慢品味。
若是遇上喜事，往往会在茶碗里放上四枚泡开的红枣，再倒上热茶，双手敬给客人，谓之四红四喜“枣儿茶”。给儿女亲家、丈人、舅舅敬茶，茶碗里放上六枚红枣，谓之“六连大顺”或“六喜鸿运”。给老人敬茶，茶碗里必须放上八枚红枣，寓意“八福长寿”。
给客人续茶，讲究先端过对方的茶碗，再倒茶然后双手端给客人。平时，若是主人家正在喝罐罐茶，恰有客人来，往往会毫不吝啬地以尕砂罐的熬茶待客人，主人往往会双手接住客人的茶碗，口里劝道“这个碗沏上，这个碗沏上”，哪怕自己少喝也要替客人续茶。
罐罐茶，就是以大通桥儿沟自产的粗陶砂罐内加注清泉水熬制茯茶，它的里外都是密密麻麻不透风的小窝窝，里面先放上老茯茶，再佐以生姜、花椒、草果等“热物”，后撒入青盐，荆芥、薄荷，烧滚后文火慢熬，以量少味足色浓而著称。青海人给客人端茶的规矩是，倒上茶水的同时，必须端上馍馍，否则就会被人笑话：“端茶没馍馍，做人不牢靠”。
庄稼人难舍酽茶。勤劳的庄稼人天不亮就披着羊皮袄出门，或是赶着毛驴到大山送粪，或是扛着铁锨去盖野灰，劳作一天直到太阳一树高，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一路上想着的就是回家美美地嘘上几口酽茯茶，再躺在土炕上喘口气。他们一进家门，便闻到特有的清香味儿在农家院里四散飘扬。干咳几声，告诉家里人“我回家了”，紧接着不待张口就是要喝可口的酽茯茶。
女人们赶紧把早已准备好的茶罐罐和尕茶碗端过去，再把青稞面干粮端上。男人们会歪着嘴对着尕茶碗长吹一口气，吹去浮热，再美美地喝上几口，润润干涩的喉咙，惬意地闭着眼睛斜靠在土炕的被子上，回味着酽茯茶独有的香味。花儿里这样唱道：“茯茶嘛滚成个牛血了，我当成隔年的醋了;心里的亏枉哈不憋了，给我的连手们诉了。”
老人们钟情罐罐茶。过去，小媳妇们大清早首先要把滚烫的罐罐茶倒到尕茶碗里，双手端到老人们面前，再摆上青稞面馍馍，供老人们“吃涮口茶”。有条件的人家还要再调入犏牛奶子，炖开后就是汉家的奶茶了。
犏牛，是高原上牦牛和黄牛杂交后所生的第一代新牛种。犏乳牛产奶量高，奶水浓稠，蛋白质等营养丰富。奶茶，全凭尕砂罐的味道，使用久了，茶罐里就会长久地存在一种独特的奶香味，据说茶味早已熬进了罐体四壁上的孔里了。一时没有茶叶，就在老砂罐里炖上一壶开水解馋，也能过过茶瘾，那开水里竟也有一股奶香味哩。
穆斯林讲究“刮碗子”。生活在青藏高原的穆斯林同胞，十分讲究喝碗子茶。碗子是人们喝茶的茶具，民间俗称“三泡台”。即一只直径二寸左右的细瓷碗，上面是一个配套的瓷茶盖，碗下面是一只和碗同样尺寸的细泥小托盘。
这种三件套是细泥烧就的，要颜色纯正，质地细腻，鲜亮光滑，以景德镇的为上品。喝茶时，碗底要放上适量冰糖，再加上大红枣和葡萄干，适量的核桃仁、甜杏干或甜杏仁，玫瑰花或黄菊花以及本地产的枸杞子。待茶泡开时，清香四溢，甘甜可口，红黄绿白各色夹杂其间，讲究的就是一个色香味齐全。
据说，无论男女，刮碗子的人们，由于长期得以佐料滋补，面色红润，皮肤细腻，的确有不少阿娘是美女哩。在家里陪客人喝茶，还要摆上细白面精心制作的盘馓、金黄油亮的油香、近半尺厚虚若面包的锅盔、蜜馓、瓜子糖果等，别有一番风味。
刮碗子，首先讲究姿势，右手的大拇指、食指和中指按茶碗的外延端起茶碗，用无名指和小拇指把下面的小托盘托住，再从碗和盖的缝隙中徐徐吸饮茶水。也可用左手轻轻斜拿茶盖，顺着碗沿边刮边喝。其次注重品味，不能出大声猛喝，也不能两口喝干，只能轻轻吸，徐徐饮，慢慢品。否则，会被人小看，“活像是老牛吸食着哩。”
清真老茶园，则更讲究泡茶的佐料要正宗，冲茶的开水要滚烫，跑堂的伙计要花泛，他们来回脚步既轻又快，会边倒水边吆喝：“来了，牡丹花的开水来了!”我记得那时一只碗子两角五分，再要一角钱的一盘瓜子，可以在茶园里泡上一天。
老西宁城里也有较为高雅的茶园。请人喝茶，是曾经的时尚。20世纪50年代，老西宁城西关桥东西两侧，北门外的香水园，南门外、东门外的不少地方，都有规模不同的茶园。进入茶园喝茶，在当时是一种奢侈，因为普通人家一般不会跑到外面喝茶。钻茶园的，不是殷实人家的主儿，就是南来北往的生意人。
学者鲜仁杰着重介绍了穆斯林在女儿出嫁前父母亲的支茶习俗。他认为，穆斯林是一个崇尚卫生整洁，礼仪有加的民族，茶文化内涵也很深厚。
订婚后经过送问包(提亲)、送茶包，送彩礼后，男方就选择吉日良辰完婚(一般选择主麻日即星期五)，女方会在男方迎娶前一天即星期四，邀请女方的亲朋好友来家中喝茶，称为“添箱”，邀请女方众多亲戚添礼，添钱物之类贺喜。
届时，女方备香茗及丰盛佳肴款待客人。餐毕，众宾客陆续离去，留下女儿的舅舅、舅母，姨娘、姨夫，姑母、姑父，再备香茶菜品，气氛隆重，即将出嫁的姑娘坐在大炕的后墙角处，听取最后的家训。
这个程序就是突出饮茶为中心的支茶。父亲首先发言，对姑娘言道，我和你母亲十分看好亲事，祈盼姑娘嫁过去后和婆家人和睦相处，孝顺公婆。接着母亲和众亲相继告诫姑娘到婆家后好好做人，要得到婆家众亲戚交口称赞有好口碑。
同样的支茶仪式也在男方家几乎同时进行，只不过场面和人数没有女方家这般隆重。支茶活动，其实质就是以品茶为平台的一次集体家训，是对儿女成人后父母亲和众位至亲共同的一堂人生课，语重心长，意义深远。不少家训甚至成为儿女的人生座右铭。
土族庄重的喝清茶。土族是生活在高原农业区的少数民族同胞，他们的喝茶，也十分讲究。若是家里来了客人，他们认为“客到福到”，把客人尊为贵宾，热情款待，十分看重敬茶。认为客到不敬茶是对人的大不敬。
首先，茶叶要正宗的好茯砖，开水要洁净的山泉水，佐以青盐、花椒、姜皮，不少人家置有专门的红铜罗锅熬茶，茶水味道纯正，甘甜爽口。其次，敬茶之前，先端上富有土乡风味的面点锅盔馍，一层一层用清油涂以姜黄、红花、苦豆粉等，层层卷起团圆再烙熟，从横面切开，则花花绿绿，散发着面香味，煞是诱人。
茶要喝足，一碗接一碗，诚恳实在。稍后，又会敬客人品尝“背口袋”等风味面食。背口袋是一种在生面饼里卷入野菜萱麻作为内馅的面食，其状如乡下人背的口袋，然后放在铁锅里烙熟待客。当地人须提前将野菜萱麻敲打抖虚洗净并和上调味品，刚出锅时，一个个卷为圆口袋状的面卷儿热气腾腾，散发着香喷喷野味儿，用茶水就着吃，分外清香。
一些饲养着稀有的白牦牛的人家，还会烧滚浓浓的白牦牛奶茶以敬客人，则回味悠长，余香不绝。土乡人传承着爱茶和以客为尊的茶道，他们不仅贯穿在生活中，也浸透在文化里。
土乡“花儿”的“老爷山令”就有咏茶结尾的固定唱词：“尕罐罐儿，煤疙瘩儿，一卦拣着来呀，我的黄花姐儿呀，尕妹(阿哥)把你想着，尕妹(阿哥)把你想着——”说的是过去为了招待相思的恋人，在火盆上架起用小煤疙瘩笼起的火堆，旁边烤着炖了奶茶的尕砂罐，在苦苦等待恋人到来，发出了如泣如诉的渴求之声。这种文化特色和内涵，恐怕是别处所没有的。
蒙藏牧民的酥油茶。青藏高原是蒙藏牧民的天堂，宝蓝色的天空，白绸子般的云朵，数不清的牛羊在辽阔的大草原上撒欢，一派诗情画意。草原上也有特色浓郁的茶文化。牧民喜饮茶，须臾离不开奶茶。
花儿云：“清茶不喝了奶茶喝，渴死了凉水嫑喝。”无论是待客还是自己解渴，都离不开奶茶。藏民喜喝牦牛奶茶，而蒙民则多喝马奶茶，它们香气氤氲，各有千秋。
进入黑牛毛帐房或是白蒙古包的客人，皆被视为上宾，恭敬有加，热情款待。入帐后，先要给你端上一碗热腾腾的奶茶。此奶茶非彼奶茶，茶面上飘着一层薄薄的奶油，人们会轻轻嘘口气，将油花儿吹向一边，再喝口奶茶，顿觉神清气爽，周身暖和。有的人家，还会拿来黄澄澄的酥油，挑一块放入客人奶茶碗里，则满碗是奶白和着油黄，奶香夹着油香，喝一口，味道醇美，奇香满口，脾胃温暖，那种享受，就是天堂里才会有的。
当然，喝茶之后，就会端上手抓羊肉和青稞炒面(藏族叫糌粑)，真心诚意地款待客人。牧民十分注重茶碗，大多是细泥烧制的细瓷龙碗，金龙盘绕在茶碗的外面，云腾雾罩，金龙出没，气势磅礴，显得雍容华贵。
一般是先敬客人喝茶品味，待奶茶喝至半碗时，将酥油和白糖放进剩余的奶茶搅匀，再把炒面抓到奶茶里，用左手端碗，以右手的中指徐徐搅拌，拌匀后再用整个右手五指并拢顺时针沿着碗边旋拌，边拌边捏成棒状入口，绝无炒面散落碗外，拌技的纯熟、精湛，令人叫绝。
这种用奶茶、酥油、白糖搅拌的青稞炒面则香味满口，其型两头呈尖形，汉族叫“尜(ga)儿”，再用牦牛奶茶就着吃，余韵不绝，真有点舍不得下咽的感觉。用尕龙碗拌的炒面，其实是适可而止的，因为后面还有手抓羊肉哩。
羊肉之后，是高原牦牛奶做的酸奶。牦牛奶子制作的酸奶，几乎凝结成块，醇得像豆腐块一样可以用刀叉切开和酥油奶茶就着吃。这种茶文化，寄托着浓浓的人情味，极为适应青藏高原高寒的冷凉气候，营养丰富，口味纯真。牧业区的吃吃喝喝，纯粹天然，绝无污染，“人间难得几回闻”哪!
惜茶爱茶的民间习俗。过去人们受生活水平制约，长期以来养成了惜茶爱茶的优良习俗。20世纪50年代，两只藏羊才能换一块正宗茯砖茶。民间有着“宁舍千军万马，不舍涎水把把”之说，涎水把把，就是假设茶水有把儿，指喝剩下的残茶。先是把熬过的残茶叶，舍不得丢弃，晒干后收集在一起，用手推磨碾碎，再和新茯茶一起熬茶，自有一股别样的味道。
还有老人们喜欢饮茶后将剩余的茶叶放入口中咀嚼，好像在慢慢品味。尤其是奶茶里的残茶，更是舍不得丢弃。其实，这些习惯，恰恰是老百姓节俭自好品质的反映，是一种值得思索和回味的传承。
茶叶的多种替代品。过去，青海民间还有一些喝其他饮品以代茶叶的做法，它们也是构成高原茶文化的内容之一。
喝莨芭茶。笔者小时候见过，这是一种生长在阳面山坡的土崖下面的植物，叶片较小，其茎较长，匍匐在地面，好像开着碎小的白花。老人们在它刚刚开花时随手拔下，聚拢后晒干，当作茶叶一样在泉水中熬煮，淡淡的类似咖啡色，然后再加上花椒、生姜，最后放入新鲜的荆芥、薄荷，居然也有一股香味，据说也能解渴、提神。
喝麦茶。这是把小麦或青稞的颗粒放入铁锅用文火慢慢炒熟，待到颗粒炸开花后再略一炒作，挖出彻底晾干。再拿手推磨将炒熟开花略有焦意的颗粒碾碎即成，民间叫麦茶。它的熬法，也和熬茶相类似，区别是不要久熬，待到锅里飘出带焦性的麦香味即可放入青盐、荆芥、薄荷，略一滚沸，汤浓味香，即可舀到茶碗里开喝了。麦茶很浓香，一粒粒粮食的碎片咀嚼起来，确实很香。不过，对于节俭的农人来说，喝麦茶的机会不是很多。直到现在，麦茶仍然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奢侈品哩。
兄弟民族难舍的茶包儿情愫。青海人独特风俗中的“定亲”，在茶文化中多有反映。“花儿”：“日头儿上来者饭罢了，定亲的茶包儿送了;多人的伙儿里认下了，我俩的缘法儿重了。”因受地域、民族的影响，土著各民族的定亲，犹如五色光环，各呈异彩。
在河湟地区汉族中，未婚的阿哥借着传统的花儿会或重大活动，把“多人的伙儿里认下了”的尕妹穷追不舍，多方打听，然后由老人们正式聘请媒人“冰公大人”代表男方，带上男方的“茶包儿”和“讨婚酒”及男方家庭的重要人物到女方家“提亲”。
茶包儿，旧时为半包或四分之一包茯砖茶;讨婚酒，旧时为两个半斤装青稞烧酒。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后来演变为整包或二至四包茯砖茶，二斤或四斤瓶装优质白酒及给女方的新衣，都要用红丝线或红绸带捆扎，以示吉祥。
如求婚有望，则议选日子送“小酒”即彩礼，女方家长会当众开启讨婚酒，宾主共饮，否则，将茶包儿等原物退回男家。有的地方提亲，有送“头回茶包”和“二回茶包”之分，即在提亲之后，经女方允诺，再请媒人和男方头面人物给女方的伯父、舅舅、叔叔等各送茶包，亦称“挑果茶”，有的还在茶包内放上核桃桂圆等，以示喜庆。
一些地方，若是摆喜宴，须先上泡有红枣的“空茶”，即光是一碗热热的茶水，没有其他食物。也不再倒第二碗茶水。其后，用抹布重新抹净桌面，端上瓜子、干果等喜庆食品，给客人逐一倒茶，这是“头道茶”。之后，略作消停，收去干果，抹净桌面，复端上花卷、盘馓等，取新碗再倒上茶水，叫“二道茶”，主人热情掰开花卷和盘馓，敬客人吃喝。之后，才重新倒茶水，放大红筷子，按顺序摆上“八盘”或佳肴，预示喜宴正式开始。
平安、乐都、化隆地区，男方到女方家正式订婚时，除了茶包儿，还拿16个油包儿(内和青油的白面馒头)，衣物及成双成对的化妆品。送过了彩礼，双方可以称为“亲家”、“亲家母”。恋人们可由“地下”转为“地上”，满目流彩，春风得意。
若是小伙子瞅上了美丽多情的藏族姑娘，则要按藏族风俗也要带上茶包儿求婚。第一次到女家去，若是女方家长同意，则让小伙子吃煮熟的羊脖子，因其颈椎短小，筋骨坚韧，难以将肉吃净，寓意是考验小伙子的耐心和毅力，观察他吃肉的技巧，是否会过日子。如啃尽吃光，则过了考验关，否则，婚事未定，还有可能告吹。
好客幽默的藏族十分注重定亲。河湟地区土族、藏族，还将修建于四合院角房的羊圈打扫干净，内铺干草，四周用木板安置木桌，再将酽茶或奶茶酥油及丰盛的菜肴端上，也有藏式点心蕨麻油糕，藏式地莞儿包子，宾客坐卧皆宜，不受拘束，饮酒作乐。
土族的定亲叫“日吉勒”，男家须请两个媒人带上茶包儿、哈达、酒瓶、油包子等去女家求亲，如不同意，过几天后将所送礼物和新蒸的一盘油包子一并退回;如同意结亲，则将空酒瓶退回。定亲时，要由男女双方择吉日邀请媒人带礼酒，认定姻亲关系;返回时，由女家回赠两瓶定亲酒。事后，媒人说合家族内的老人喝定亲酒。定亲时，男方还要正式给女家拿茶包儿、针扎、毛巾、鞋袜、油包儿或花卷(16个)和用红布包裹的定亲酒。
世居青海的蒙古族提亲时，须由男方家长请媒人拿上茶包儿、哈达、“德吉”(酒和其他贵重礼物)到女家求亲。一旦答应，小伙子还要在媒人指点下再携茶包儿、奶酒、糖果、糕点，专程到女家向姑娘的父母敬献哈达，唱求婚歌，其歌词前半部分赞美女方父母，后半部分讴歌姑娘本人。歌罢，若求婚礼成，以马奶茶、鲜嫩手抓羊肉、奶皮、奶酪、糕点、糖果、烟酒等予以款待，正式订婚。
回族、撒拉族从提亲到定亲，也颇讲究。
一是请媒人，端上事先备好的两碟红枣和枣儿茶，告知做媒之事;
二是提话，媒人受托后到女家提亲，如允婚，则端上红枣和枣茶招待;
三是送茶包，男家向女家送茯砖茶和内盛冰糖、红枣、桂圆、果脯、葡萄干等物品的礼盒两个，均用红丝线捆扎，并对媒人以“双碗”(烩菜、米饭各一碗)招待后请其送达;
四是送催包，送茶包一周后，男方又请媒人向女家送冰糖两包，女家如允婚，又以“双碗”招待，并向男方回赠糖果包，俗称“倒果子茶”，男方即请亲友品尝，正式告知联姻;
五是认门，男女双方家长拿衣料或给女婿的鞋袜同媒人分别到双方家庭认亲;六是送聘礼,一般送衣料几件、茯茶两包、羊肉方一个、红枣一升和大米一升的茶盘米盘各一个、戒指、手镯、梳妆用品等;七是送鲜果，由男方给女家送鲜桃杏200个尝鲜，女方回赠鞋袜，斋月男方还要送“开斋礼”。
土族的迎亲，别具风趣。娶亲前一天，男方通过媒人向女家送茶包儿、“麻泽”即羊肉或猪肉若干斤，血肠、面肠各1段，均供女方家送亲禧客用。民和的土族，男方要请媒人用驴驮上茶包儿、羊腔子和48个大馒头送到女家。
女家阿姑们迎上去接受礼物，边唱边舞，退至门前，跑进家并关闭大门，唱起迎亲歌“唐德格玛”，等男方来者巧妙应答后才开门请进。等客人进门时，又从门顶泼水逗笑取乐。
至酒酣之时，娶亲人亦一同唱歌跳舞，直到鸡叫。待鸡叫二遍时，女方开始给新娘梳洗打扮，穿新婚服装。接着在堂屋柜上依次摆上经卷、柏香、佛灯、茯茶、牛奶、红筷子、羊毛、五谷等。待主持者将上列物品慢慢移动，娶亲人在堂屋门前唱歌跳舞，移动什么就唱什么一直唱到新娘上马。
青海蒙古族娶亲时，男方娶亲人拿着茶包儿等诸多礼品，牵着最好的骟马到女方家。受到热情款待后，由女方家的人观看新娘的外甥骑马跑圈，然后评论，感到满意后，由婚礼主持人“达玛勒”致赞马词，从马的身架、毛色、耳朵、四肢、眼睛、尾巴、脊背及马鞍，进行夸张比喻，极赞马的骏美、高大，马鞍的华丽。
然后由女方给马挂哈达，喂精料，此马作为翌日迎娶之马。迎亲日晨，新郎负弓带箭，与伴郎、媒人及亲友骑马赴女家。岳父要试探新郎的力气和灵气。待女方满意后，打开蒙古包门将新郎和娶亲人迎入。
新郎入包后先面北拜佛、拜火，再向岳父母敬献哈达、茶包儿等礼物和美酒，向亲友献鼻烟，请安。之后，女方设全羊席，双方祝酒。礼毕，双方男女以各种方式与新郎耍闹，将煮熟的羊脖子从中掰开，以检验其智力和体力，称“饮布浑察尔”。
青海人的茶包儿习俗，既是独特的茶文化，更是生动而纯朴的渐行渐远的民间习俗的生动画卷。
综观青海人难舍的茶水缘，其实是一种多元文化。它的表象特征和深厚内涵，都有别于其他地方的茶文化。
一是青海是多民族地区，茶水缘顽强地保留了兄弟民族各自的饮茶习俗，体现了各个民族自己的文化特色，内涵丰富，特色鲜明，辈辈传承。
二是不可否认的是，在表现民族特色的同时，还有一些共性的文化元素，反映在整个茶俗之中，兄弟民族之间，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互相交织互相融合的。
三是城乡茶俗，在共同的酽茯茶下面，各有其外在表现和不一样的文化内涵，更多地蕴含城里人和庄稼人各自的习俗。
四是青海地域辽阔，各个地区各有本地区的饮茶习俗，保留了一些只有自己才能体会出的细微元素，个中滋味只有自己明白。
五是喝茶必有面点，不少地方和一些场合还有“空茶”“头道茶”“二道茶”之分，“二道茶”之后，还上佳肴、美酒，崇尚大块肉大碗酒，豪爽大气，痛快酣畅。
六是无论婚丧嫁娶，都和茶水密不可分，简言之，几乎任何场合都与茶水相连。这些难舍的茶水缘，承载了我们难以割舍的另类乡愁。它们是中华民族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厚内涵更是不可割舍的乡愁的重要内容。
来源：茶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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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饮茶为中国先民的伟大发现，茶文化堪称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根据统计，目前全球饮茶国多达160多个，饮茶人口约30亿。饮茶能够从中国走向世界，与宗教之间的关系颇为密切，目前学界对佛教从中产生的影响多有论述，但对基督宗教与茶的世界传播之间的密切关系还缺乏深入关注，目前仅就其中的个案问题给以了分析，笔者不惴浅陋拟就此展开系统探讨，不当之处尚请方家指正。
传教士与饮茶资讯的西传
因为茶的使用历史极为悠久，其准确开端目前难以准确判定，长期以来，茶文化专家大致上认为茶的利用始于原始社会时期。唐代的陆羽在著名茶书《茶经》中即认为：“茶之为饮，发乎神农”，该说法被广为沿用，河姆渡文化田螺山遗址出土的茶树根亦提供了有力证据。自先民利用茶叶始，茶文化即逐渐萌芽并不断发展，而文化的重要特性之一即扩散与传播，茶文化亦是如此，它不断传入临近的周边国家与地区。
就地理位置而言，西方与中国的距离极为遥远，这不能不对茶文化的传播造成阻碍。因为资料的缺失，西方人究竟何时获得饮茶资讯并开始饮茶，目前难以判定，尽管《新约•启示录》第22章包含约翰描述神奇树叶的语句，“在城内的街道当中有一条流淌生命水的河，明亮如练，从神与羔羊的宝座淌出，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上面结十二样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个别论者颇有想象力地认为该“生命树的树叶”即茶叶，但孤证不立，而且该材料并未明确指出为茶叶。目前有准确材料能够证明的是，西方人获得饮茶信息大致为十六世纪中叶，著名的威尼斯作家腊玛西交游广阔，从来访的西亚商人那里最早得知饮茶资讯，但仅限于传闻并未亲见，西方人最早亲身见闻饮茶者可能为来到东方进行贸易的商人以及传教士，而传教士留下了较多的文字资料，可以清楚地予以证明。比如1556年，葡萄牙籍多明我会传教士伽兹博尔•达•克陆兹到达东方，进入中国一度在广州居住数月时间，最后于1560年返回。克陆兹的见闻被辑录成书，名为《中国志》，公开出版发行，影响甚大，还被欧洲其它国家翻译成多种语言。克陆兹在书中非常清晰地记述了中国人待客之道：
“如有宾客造访，体面人家习常做法为敬现一种称之为茶(cha)的热水，装在瓷质杯中，置于精致盘上(有多少人便有多少杯)，热水带有红色，药味很重，他们时常饮用，这是用略带苦涩味道的草制成的。主人常用来招待尊贵的宾客，不管是否熟识均是如此，他们也数次请我饮用。”
因为是亲身的见闻与体验，克陆兹的记述虽然文字颇为简略但内容却具体而丰富，清楚地指出了茶的颜色和味道、饮茶所用的茶具，明确说明了时人如何以茶待客，在此之前，这次有关饮茶的具体信息为西方所缺乏。此后，饮茶资讯借传教士这一渠道继续传入西欧：1565年，意大利籍传教士路易斯•艾美达在日本传教，他写信回国时提及，“日本人喜爱一种可口的‘药草’，他们称之为茶”，并且认为，“假使一个人习惯了的话，它是一种味道颇为可口的饮料”。在赴日传教之前，艾美达曾经是一名医师，他在日本传教适逢茶道最终形成的关键期，千利休正潜心钻研，社会茶风兴盛，相信艾美达耳濡目染，对当时日本茶文化有很多感受，只是没有更多材料保留下来。
继艾美达之后，西班牙另一位传教士胡安·门多萨再次介绍了饮茶。门多萨信仰虔诚，19岁即加入了奥古斯丁修会，他曾经接受了出使中国、进行传教的任务，但遗憾的是最终因为形势的变化而未能成行，他应教皇乔治十三之命，广泛搜集前人(很多为传教士)留下的访华报告、信札、著述等多种重要资料，最终编撰成为名著《中华大帝国史》，该著作于1585年正式印行。书中对饮茶给以记述：
“中国人盛情款待宾客，旋即摆上饮品(bever)、茶食、蜜饯、果品以及美酒，此外，还有一种在全国各地均被饮用，用草药制作而成的饮料，有益于身心健康，饮时须加热。”
《中华大帝国史》问世后引起巨大轰动，可谓洛阳纸贵，仅至十六世纪末的十多年间已经翻译为拉丁文、意大利文、英文、法文、德文、葡萄牙文以及荷兰文等文字，发行版次达到惊人的四十六版，客观说来，书中关于饮茶的介绍并不新鲜，材料主要源于克陆兹的著述，但该书的社会影响力为《中国志》所不及，对传播饮茶资讯亦有重要贡献。
根据现有记述，最早对茶进行详尽介绍的传教士为利玛窦。受耶稣会的差遣，意大利籍传教士利玛窦于1582年来到澳门，然后一步步深入中国内地，开始了漫长的在华传教历程，直至1610年病逝于北京。利玛窦精通汉语，熟稔中国文化，对茶文化的了解也远胜过其先驱：
“由灌木叶可以制成……叫做茶(Cia)的著名饮料。中国人饮茶为期不会太久，因为古籍中并无书写该著名饮料的古字，而其书写符号(指汉字)极为古老。的确如此，同样的植物抑或能在我们的土地上被发现。在中国，人们在春季到来时采集这种叶子，置于阴凉处阴干，继而用阴干的叶片调制饮料，可供用餐时饮用或者宾朋造访时待客。待客之时，只要宾主在谈话，主人会不断献茶。该著名饮料需小口品啜而非牛饮，需趁热喝掉，其味道难称可口，略呈苦涩，但即便时常饮用也被视为有助于健康。
这种叶片可分为不同等级，按其质量差异，可售价一个、两个甚至三个金锭一磅。在日本，最好的叶子一磅可售十个乃至十二个金锭。日本调制饮料的方法异于中国：日本人将干叶磨为粉末，取两三汤匙投于滚开的热水壶中，品饮冲出的饮料。中国人把干叶放于滚开的壶水中，待精华泡出后滤出叶片，只饮剩下的水。”
利玛窦在中国生活多年，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堪称全面而深刻，该段文字对明人饮茶的叙述颇为详尽，美中不足的是，利玛窦认为中国饮茶史不会太久，理由为中国古籍中没有“茶”字，这可能缘于不了解“茶”的有一历史演变过程，茶字则始于唐代。尽管如此，利玛窦仍远胜于其前辈，他不仅详述了明代的饮茶风俗，而且还比较了中日茶法的差异，对制茶与茶的商品价值给以了介绍。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利玛窦未曾抵达日本传教，他却比较中日茶法的差异，对日本的饮茶方式并不陌生，或许得益于其他耶稣会士的记述，多少说明此时有关日本的饮茶资讯已传入欧洲。1615年，利玛窦著述的拉丁文版本在奥格斯堡出版，后又相继出版了法文版三种，拉丁文版四种，西班牙文、德文和意大利文版各一种，英文摘译版一种，该著作的广为传播促进了西欧对茶文化的进一步了解。
利玛窦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之后，欧洲传教士来华人数逐渐增多，留下的著述中也对茶文化给以关注，曾德昭即是如此。1613年，葡萄牙籍传教士曾德昭辗转抵达南京，由此开始传教历程，尽管他中间曾返回欧洲，最终还是于1658年卒于广州。曾德昭撰有《大中国志》，其中对茶文化给以记述：
“主人给宾客安排的座位适合其身份地位，……(宾主)落座之后，即刻端来茶这种饮品，按先后次序逐个递送。在某些省份，频频上茶为表示敬意，但在杭州省则不同，如果上第三次茶，则为暗示客人须告辞了。”
曾德昭对中国茶俗的了解十分深入，不再像前人局限于饮茶方法、味道等内容，而是更进一步，掌握了饮茶的礼仪内涵，客人需按照社会规范入座，主人按先后次序敬茶，清代官场广为流行的习俗“端茶送客”，似乎在杭州已经初现端倪。曾德昭的《大中国志》出版于1638年，1642年西班牙文摘译版问世，1643年又有意大利文版出版，1645年后两种法文译本问世，1655年出现了英文本。可以想见，曾德昭的《大中国志》广为流传，其中对饮茶的记述有助于西方深入了解中国茶文化。
传教士与中西茶叶贸易
传教士不仅在饮茶资讯西传过程中担当了中介，使与东方距离遥远的西方了解乃至熟悉了这一中国饮品，而且还直接或间接参与到了中西茶贸易之中，为茶叶这一实物在欧洲的传播奠定了重要基础。
传教士之所以能够在中西茶贸易中担当重要角色，主要基于特殊的历史背景。新航路开辟之后，全世界的联系日益密切，东西方交通大开，传教士与欧洲各国的东印度公司乃至私商梯海而来，成为沟通中西的媒介，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传教士与商界密切联系：对传教士而言，传教需远赴重洋，不仅路途遥远而且花费不菲，需要借助商船提供方便才能成行;对各国的东印度公司以及私商而言，传教士拥有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对中国较为了解，有些甚至精通汉语，这对发展商业具有重要价值。在这一大背景下，传教士与商界自然而然建立起了联系，能够在茶叶贸易中发挥重要作用。
比如著名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他为英国伦敦会传教士，1807年来华时历经波折，先从伦敦出发横跨大洋到达美国纽约，在那里努力寻求帮助，得以乘坐美国同孚洋行的商船，最终“马礼逊乘坐‘三叉戟号’远航前往中国，于1807年9月抵达”。在中国拓展传教事业绝非易事，马礼逊虽竭尽全力但仍然难有进展，自1809年起，他因为经济拮据不堪而难以为继，不得不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任职：
“在马礼逊先生与玛丽小姐结婚的美好日子，东印度公司的大班在婚礼上宣布了任命书，马礼逊的年薪为500镑。这可视为较为充足的证据：马礼逊此时已经较好地掌握了中文。与此同时，由于他具备谨慎坚韧的良好品性，东印度公司才将其安排在这一独特而辛劳的职位之上。”
此后，作为英国伦敦会传教士的马礼逊不再专职传教，而是长期担任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中文翻译，其任职时间长达二十五年之久。由于十八世纪后期至十九世纪前期为茶贸易的迅猛增长期，对英国东印度公司而言堪称发展茶叶贸易的关键期，根据统计，正是1760至1833年间，茶叶这一原本并不重要的商品，逐渐在公司所购货物中占据绝对优势，甚至在1825至1833年间，茶叶贸易的价值占公司所有商品价值的比例高达94%。可以想象，马礼逊拥有的关于中国的丰富知识，其“熟练地掌握了中文”，对促进英国东印度公司茶叶贸易的迅速发展大有裨益。
再如著名的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卢公明，他是于1850年抵达福州，开始了在华传教的生涯，1864年曾返美修养，1866年即返回香港传教，1873年因健康原因不得不返回美国定居，最终病逝于1880年。作为传教士，卢公明的在华传教事业并不顺利，甚至可以说举步维艰，其本人的生活极为窘迫，经常处于身无分文的悲惨境地，“没有钱来帮助友人，无力做些善事，无法购置一些书籍、衣物及来自美国的食品，我不想再在这里生活。……(希望自己)不用总是因为工资微薄、支出窘迫而感到无奈”。更加不幸的是，卢公明与家人屡遭疾病打击，其两任妻子与年幼的女儿均不治而亡，他自己也饱受疾病折磨，喉咙疼痛得甚至一度失声，他的传教事业实在难以为继。经过反复考量，卢公明于1868年投身琼记洋行，参与到了当时迅猛发展的中西茶贸易。卢公明并没有记述自己如何投身茶叶贸易，但在其语言学书籍《英华萃林韵府》的附录中，他详细记述了茶行的工作，所列举的茶行中的分工多达数十种，显示出作者对茶叶贸易的熟稔，或许弃教从商并非出于本心，他对自己在商行的具体工作讳莫如深，但从其著作中可以看出，卢公明熟于茶叶贸易，堪称行家里手。卢公明在琼记洋行工作期间，这一时期该行茶贸易迅速发展，卢公明从中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传教士不仅直接投身茶叶贸易，而且其他工作有时亦与中西茶叶贸易有所关联。比如马礼逊，他除了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工作之外，也曾经担当其他任务，阿美士德使团1816年来华访问时，马礼逊作为翻译发挥了自己的作用，该使团访华的根本目的为扩大贸易，对茶叶贸易颇为看重，1816年1月17日，秘密商务委员会致函阿美士德勋爵时，明确提出以茶叶贸易为例说服乾隆皇帝：“现在，每年东印度公司前往广州的船只……在该地运走大约三千万磅重的茶叶。该贸易对中国人而言亦非常重要，……可以想见，能够很好地维持该贸易时，中国政府不会鲁莽丢弃。……他们能够想到，把我们所购茶叶的大部分由其它国家运走，以此削弱我们的地位，可以向他们说明，……英国消费茶叶超过了欧洲其它所有国家，美国的茶叶消费量更小，最终只能是中国受到损失。”
再如德国路德会牧师郭士立，他于1831年来到澳门，不仅曾经投身英国东印度公司，担任中文翻译，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茶叶贸易有所贡献，而且还多次潜入中国沿海，进行航道勘测等非法秘密活动。郭士立曾随同“阿美士德号”觊觎中国，还成功地抵达了茶贸易重地福州港，在1832年4月22日的日记中记述到：
“……我们昨日才触摸到陆地，今日已经抵达福州港，黑暗笼罩着大地，难以辨清福州港所处的地形，领港很出色，把我们安全地引导了进来。现在，我们即将到达为欧洲人提供茶叶的重要产地了。茶山四处蔓延开来，这里稻米产量不足，无法满足本地消费，但是其出口的木头、茶叶与竹子数量可观，足以抵消进口稻米与棉花所需，而且尚有盈余。……”
临近西方人梦寐以求的茶产区，郭士立急于进行详细刺探，但是当地官员对此已经有所戒备，他虽然已经极为接近武夷山区，但却无法潜入，后来被迫返航。郭士立对潜入茶产区念念不忘，伺机再次付诸行动，1834年11月，他又伙同英国鸦片贩子戈登伺机潜入武夷茶区，这次两人获得成功，经过考察，他们不仅基本掌握了有关茶树栽培、病虫灾害的知识，还了解了制茶方法、茶叶销售等内容，戈登还很有心机地采集了武夷山优质茶树标本，带走了一定数量的茶种。第二年，并不满足于已有成果的郭士立试图再次秘密潜入，进行进一步了解，但颇为警觉的清军进行了拦截，使其无功而返。郭士立在茶区的探险活动，使西方人初步熟悉了武夷山茶区以及茶学的基本知识，对后来福州成为重要的通商口岸具有重要影响，而福州后来辟为通商口岸很大程度上基于茶贸易，便利了中西茶贸易的进行。
之所以传教士能够在商行任职，主要缘于他们精通汉语、熟悉中国的风土人情，当时人才颇为稀缺，商行迫切需要这种极有价值的服务，对传教士而言，借助商行的职位可以满足生活所需，曲线实现传教目的，由于茶叶贸易为商业公司的主要业务，传教士所提供的服务对茶叶贸易的发展颇有助益，与此同时，传教士还刺探中国情报，搜集茶学知识，在中外交往中担任翻译，这均直接或间接促进了茶叶贸易的发展。
宗教领袖与饮茶在英国的传播
随着传教士不断将饮茶资讯传回西方，茶叶贸易的不断发展，饮茶在西欧逐渐流行，在英国尤其如此。新航路开辟后，葡萄牙人率先闯入东南亚，开展利润丰厚的香料贸易，“通过直接购买并运回大量的胡椒与丁香等香料，葡人变得如此富有，以致与远比其大和其人口多的王国相比，葡萄牙的财富亦毫不逊色”，由于葡萄牙人主要关注香料贸易，并未真正注意到茶的潜在价值。荷兰人随后来到东方进行商业探险，“荷兰人运来干鼠尾草，以之交换中国的茶叶，中国人用一磅或四磅茶叶换购一磅鼠尾草，他们将其称为‘奇妙的欧洲草’，……，由于欧洲人无法大量销售鼠尾草——就像他们购买茶叶那样，只能以每磅八便士或十便士的价格购茶”。荷兰不意间开启了中西茶贸易，促进了饮茶在欧洲的扩散，饮茶之风在英国影响甚大，后来形成富有特色的英国茶文化。
英国发生光荣革命之后，玛丽二世与威廉三世共同担任国王，玛丽二世作为詹姆斯二世的长女，她在1667年与荷兰的威廉成婚，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形势，两人共同继承了英国王位：玛丽二世既是英国国王又是荷兰王后，威廉三世既是英国国王又是荷兰执政。玛丽二世钟爱饮茶，她还极为风雅，经常在宫廷之中举办中国式茶会：举办活动之时，玛丽二世特意命令将宫殿布置为中国风格，布置上中国风情的屏风，使用中国进口的茶具甚至名贵的银器，还摆上颇为先进的移动式茶几，步入房间，众人沐浴在想象中的中国氛围之中，玛丽二世与一些贵族妇女共同享受饮茶的乐趣。
宫廷牧师J.O.奥文顿对茶也怀有极大兴趣，他还于1699年撰写了小册子《论茶性与茶品》，根据自己获得的资讯对茶给以全面介绍，全书共计五个部分：茶树生长区的土壤类型与气候概况;茶叶的不同种类;选择茶叶的基本原则;保存茶叶的基本方法;茶叶的重要特性。今天读来，可能觉得书中关于饮茶功用的叙述略带夸张，奥文顿认为饮茶几乎能治愈世界上所有的病症，包括尿砂和眩晕，并且能减肥消脂，消解导致胃部不适的酸水，可以帮助消化、预防痛风、增强食欲，可能更为重要的是饮茶还能提神益思。J.O.奥文顿尽其所能，较为全面地向英国人介绍了饮茶知识，大力鼓吹饮茶的多种益处，对推动饮茶风气在英国社会的传播颇有助益。
J.O.奥文顿对饮茶极尽赞美，但宗教界亦有人士对饮茶大加贬斥，典型代表即约翰·韦斯利。约翰·韦斯利为英国著名宗教家，他在十八世纪领导了宗教复兴运动，影响极为深远，对于饮茶，约翰·韦斯利颇为反感，认为饮茶危害甚大——不仅对个人身体有害，而且危害社会。韦斯利在1748年给友人的信件中详细叙述了自身遭遇：“我无法想象，究竟何种原因导致双手持续颤抖，直到意识到：病症总会在茶早餐后加剧，而停止饮茶大概两三天此现象会消失。调查显示：饮茶对于所知的其他一些人，也会产生同样的不良影响，由此可知，这是饮茶导致的结果之一。”约翰·韦斯利进一步论及，他经过仔细观察发现，伦敦有很多人士身上呈现出类似的病症，并且认定这也是饮茶造成恶果，对于某些人士而言，饮茶的确有一定的正面功效，但此类功效饮用英伦本土饮品同样可以获得，无需专门饮用来自中国的茶叶，所以韦斯利努力劝诫人们，呼吁众人停止饮茶。而且在讲述完上述病症后，约翰·韦斯利还更进一步，又详细论证了饮茶导致的负面的经济社会影响，认为饮茶不仅危害健康，而且花费不菲，堪称一种浪费，戒茶后可以省下财物，用于帮助穷人。
表面看来，韦斯利基于饮茶危害健康这一缘由而反对饮茶，而且从其个人行为来看，他自身曾经一度戒茶，不过他并未长期坚持，而是后来又恢复了饮茶习惯，尤其到了晚年的时候，可能因为年老体衰，在星期天早晨韦斯利时常与牧师们一同饮茶，然后主持宗教礼拜活动。由现有材料观之，韦斯利似乎并没有因为再次饮茶而发作手颤症，他曾经痛陈饮茶有害于健康的说法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
韦斯利之所以反对饮茶，或许他在后面所论述的社会经济因素似乎才是主因。英国十八世纪处于社会剧烈变动期，经济日益发展进步，工业革命快速启动，但与之相伴的是各种社会问题日益凸显，社会道德严重滑坡。在牛津大学读书时，约翰·韦斯利关心社会问题，痛心于国教日益腐败、道德衰落不振的社会现实，强烈的使命感唤起了其强烈的宗教热情，他和弟弟查理·韦斯利等青年才俊组成了“牛津圣社”，意欲拯救衰落不堪的英国社会，著名的韦斯利宗宗教复兴运动由此兴起。约翰·韦斯利为非常严肃的社会道德家，他提倡严格的清教道德，主张勤勉工作与节俭的生活，因为茶在该时期其进口量较为有限，所以价格较高，如果再配上成套的价格不菲的茶具，多少有些奢侈享受的嫌疑，所以在韦斯利这位严肃的宗教家看来，饮茶属于可耻可恶的奢侈浪费行为，饮茶有悖于严肃、有道德的基督徒生活方式，所以他才积极宣传自己的反茶主张。韦斯利后来之所以恢复饮茶，亦与茶叶价格有关，因为随着茶叶贸易的迅猛发展，茶叶价格在十八世纪不断下降，它逐渐由奢侈品日益转变为日用消费品，融入了英国的社会生活，韦斯利也就无须固执己见，可以心安理得地与众人一起饮茶了。韦斯利掀起的反茶运动成为一朵小波澜，并未真正影响到饮茶在英国的传播。
结语
新航路开辟开启了全球交流的新时代，传教士基于宗教热情而投入海外传教事业，成为推动世界文化交流的重要力量，他们在中国不仅传播了西方的福音与科学文化，同时将中国文化引入西方，茶文化经克陆兹、门多萨、利玛窦与曾德昭等人逐渐被呈现到欧洲人眼前，饮茶资讯在西方社会逐渐传播开来，为其成为中西贸易中的重要商品奠定了基础。马礼逊、卢公明与郭士立等，由于拥有语言优势与知识文化的积累，得以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茶叶贸易，侧身有利于扩大中西茶贸易的相关政治活动，为推动茶贸易发挥了独特作用。随着饮茶资讯的传播以及中西茶贸易的发展，饮茶在欧洲各国尤其是英国流行起来，宫廷牧师奥文顿积极宣传饮茶的益处，宗教领袖韦斯利则因视其为奢侈品而反对饮茶，这些宗教人士影响到了饮茶在西方的传播。
概而言之，基督宗教既担当了茶文化西传的中介，促进了中西茶贸易的发展，又对饮茶发表或者支持或者反对的意见，影响到了饮茶的传播与普及，可以说，基督宗教与茶文化在西方传播的密切关联，值得学界予以关注。
(本文撰写得到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年度项目《茶文化在英国的传播与本土化研究》(XTCX150617)资助，特此致谢!)
【作者简介】刘章才，历史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曾任韩国蔚山大学客座教授、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访问学者，目前主要从事茶文化世界传播史研究，主持有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英国茶文化研究：1650—1900》等科研项目多项，在《光明日报》(理论版)、Asian Study(韩国)等海内外期刊发表论文近三十篇。
来源：茶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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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年4月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女真族的后代爱新觉罗氏，建立了清王朝，取代了大明。就是这个铁蹄踏遍中原的王朝，也没有逃脱因茶而战、走向灭亡的命运。
就在清王朝建立200年后,19世纪30年代开始，茶叶引发了东西方文明间的对抗，进而一场残酷的战争将中国拖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命运。这就是因茶而引起的鸦片战争。
早在6世纪，茶叶随着商人的驼队，沿“丝绸之路”传入中亚，唐代散播到西亚，至今在哈萨克语、波斯语、阿拉伯语和俄语中，茶的发音仍是“chai”。
元代蒙古人在马背上建立了贯通欧亚的大帝国，茶文化也随之大规模地在阿拉伯半岛和印度传播。
到明清时期“丝绸之路”完全变成了“丝茶之路”。各国的商队翻越帕米尔高原，源源不断地将中国茶输往各国。
1452年，崛起的奥斯曼土耳其打败东罗马帝国之后，阻断亚欧贸易的大动脉，为恢复贸易欧洲人开始寻找通向东方的海上之路。在达伽马抵达印度之后，就为茶叶的传播开辟了一条“海上茶路”。
近代茶叶贸易的历史就是一部殖民主义的扩张史，在西印度争夺新大陆殖民地的同时，海上列强也在旧大陆开展了一次茶叶贸易战，这次的战争双方是荷兰和葡萄牙。
在16世纪初，葡萄牙的商船来到中国进行通商贸易，荷兰人紧跟其后，1602年荷兰人组建了东印度公司，1607年荷兰商船到澳门，首次运回中国茶叶。在茶叶的贸易战中，荷兰战胜了葡萄牙，开始在中国沿海地区建立殖民点，企图用武力侵犯澳门和澎湖，更一度占领台湾，但都被中国军队给击退。
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先后有葡萄牙、英国、荷兰、丹麦、法国在东半球的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地成立了东印度公司。
英国最后打败了荷兰、法国，取得了最后胜利，英国东印度公司存在时间最长、最有名，以至于人们提到东印度公司就误解为英国一家，其实并非如此。
当年东印度公司都是从本国政府那里获得贸易垄断权，而且拥有包括舰队在内的独立武装。在经营茶叶贸易之外，他们还在殖民地建立政府机构，对殖民地进行残酷的暴力统治。
海上茶叶的贸易始终伴随着经济掠夺、奴隶贩卖和毒品走私，在英法，曾因为茶叶而引起过小小的间谍战。
那是在1661年，英国皇室为国王查理二世和他的王妃葡萄牙公主凯瑟琳举办了一场传统的欧洲宫廷婚礼。在这场豪华的婚宴上，凯瑟琳公主婉拒了宾客们奉上的各种名酒，而是举起一杯红色的汁液向全场致意。
这个举动引起了法国皇后的好奇。就派出特工潜入英国皇宫，查明这种红色的汁液是来自中国的一种植物冲泡的，而这种植物被称为“cha”。不幸的是这名特工想盗取一杯红色的汁液时被英国皇家侍卫擒获并很快被处死，这成了英法当时的重要外交纠纷。
作为茶叶产地的中国，已在长期的边境“茶马互市”中得到好处，对海上的茶叶贸易也想主动出击。大清王朝于1683年解除了海运，中国帆船出海东南亚，从事茶叶与瓷器贸易。此时距离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已过去278年，长期的闭关锁国，中国人已失去了郑和宝船的建造能力。
虽然解除海禁，清廷担心船员远洋外海，勾结洋人，规定不能打造双桅大船。
康熙的开禁规定写道“如果打造双桅船五百石容积的违令船出海者，不论官兵民众，全部发配边疆充军。管辖该地域的文武官员及地方甲长，同谋打造者，判三年徒刑;明知打造，不来举报者，如果是官员革去职务，如果是普通兵民则杖刑一百棍。”
从1690年到1718年，平均每年有14艘中国帆船出海贸易，这些船通常都是简陋的平底单桅船，因为技术的限制，他们只能抵达南洋的达维亚，也就是今天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
而西欧的商船科技水平比中国平底单桅高得多，底舱采用夹板式结构，横木间隔，用铁板从两旁夹起来在风帆方面西方人也融合了传统的横帆与阿拉伯角帆的优点，造出了既有强大乘风驱动力，又能在各处风向下使用的“克拉维尔”帆。
多桅大型远洋商船，能往返欧亚，而中国商船却不能。闭关锁国影响技术的发展，限制了茶叶的远洋贸易，无法到达欧洲，手中的好茶只能卖给荷兰东印度公司，而荷兰人肆意压低价格。
1717年3月2日，荷兰人决定把松萝茶压低到每担40荷兰盾，一等武夷茶压到80荷兰盾。中国茶商结成同盟，据理抗争，以拒售茶叶相威胁，可是荷兰人占据优势，抬高贷栈堆放的租金、港口停泊租金、当地雇工薪金和交易金，最终高昂的费用成本使中国茶商难以承受，迫于无奈，只好接受荷兰人的条件。
这次中国茶商在与荷兰人的茶叶贸易战中损失惨重，中国茶商发誓不再同荷兰人做生意。
18世纪以后英国人来了，前门拒狼，后门进虎。英国人先后在海上与荷兰人争夺霸权，五年战争，荷兰人惨败，179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破产。
英国东印度公司控制了全球的茶叶贸易，茶叶贸易不但对英国东印度公司存亡生死攸关，而且对英国的财政也至关重要，打败荷兰20年后，公司每年在茶叶贸易中获利都在100万英镑以上，占商业总利润的90%以上，占英国国库总收入的10%。
中国号称白银帝国，然而，中国并非白银富产国，全球的白银是因为茶叶贸易而流入中国，18世纪中叶至末叶，英国和北美先后成为全球最大的茶叶买家。
1700年到鸦片战争前，这100多年间，从欧洲、美洲运往中国的白银达到惊人的1.7亿万两，仅英国商船就向大清国运送了5387万两白银。当时的白银都是产自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美洲的白银几乎全部运往欧洲，又由欧洲运到了东方，主要用于茶叶贸易。
研究世界白银流通史的学者查理斯威尔逊认为：“毫无疑问，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欧洲出口的白银至少与接受的白银一样多，也就是说全世界的财富在向中国汇集。”
自18世纪60年代以后,英国对华贸易迅速扩大,中国茶叶每年输出达1800万斤,1886年中国茶叶出口13.4万吨,达到历史顶峰。货物价值占出口总量的90%以上。而英国出口中国的商品仅有棉花、洋布、钟表等少量商品,价值不抵中国的十分之一。
英国人赫德在他写的《中国见闻录》中记述:“中国人有世界最好的粮食—大米;最好的饮料—茶;最好的衣物——棉、丝和皮毛,他们无需从别处购买一文钱的东西。”
巨额的贸易逆差,使欧洲的白银严重缺失,诱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其他欧洲国家逐渐退出了对华贸易,将地盘留给了英国人,因为英国人找到了取代白银对华贸易的支柱——鸦片。
英国人为了挽救所剩无几的白银储备,从美丽的罂粟花中提取鸦片。
东印度公司为了把鸦片打进中国,专门成立了鸦片事务局,垄断印度鸦片生产和出口。再买通中国商人装上平底大船走私上岸鸦片平均销价为每箱750银元,英国东印度公司将鸦片销售的收入支付进口茶叶的款项。
经过近50年的时间,每年销往中国的鸦片从200递增至40000,截至林则徐禁烟,鸦片换取中国白银2.4亿万两,将鸦片战争以前因茶叶流向中国的1.7亿万两白银全部拿回,中国还多出白银7000万两。
茶叶输岀,引进了鸦片,白银外流,铜钱贬值(一两银子合铜钱1600文)。清香的茶叶换来乌烟瘴气的鸦片。
19世纪初的30年间,吸鸦片的陋习迅速从沿海传到内地,从城市传到农村,从工农商兵到达官贵人,无处不在。“抽鸦片,抽破了家庭,抽亡了国家。”中国人成了“东亚病夫”。可见英国人售卖鸦片之恶毒用意。
中国人忍无可忍,1839年道光皇帝派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东禁烟,同年6月林则徐在虎门销毁收缴的2万多箱共237.6万斤的鸦片。
英国人好不容易战胜其他帝国,找到了用于茶叶贸易的鸦片,并每年为英国提供七分之一的财政收入。
英国总理大臣鲍美斯顿爵士对清政府的禁烟举措大为恼怒,决心诉诸武力,从而爆发1840年的鸦片战争。
由于清政府腐败,国力薄弱,大清战败,被迫签订《中英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给英国,并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不仅出口茶叶,连茶苗和种茶、制茶技术都流入海外。
1848年,英国植物学家罗伯特·福特被东印度公司派往中国去寻找最优良的茶树品种。福特带回2000中国最好的茶苗,并带走8个一流的制茶技师和大量的制茶机具,开始在印度(后又到锡兰)生产、加工茶叶,逐渐将中国茶挤出世界市场。
来源：茶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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