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年鉴茶叶

上期刊物中，我们刊登了《抗战时期的徽州茶业经济概述（上）》，文章从抗战前夕的茶业概况和抗战时期的茶叶损失两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叙述，本期我们将对此篇文章继续连载。
三、抗战时期的茶叶发展
抗战爆发以后，随着大片国土的沦陷，我国茶业的贸易和有关政策也作了相应的调整，以积极地应对抗战带来的种种困难和危机。因此，尽管其时环境艰苦，我国在这个阶段的茶叶贸易、生产、科研、教育等，仍然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和提高。
如上海沦陷后，徽州茶叶出口市场转移香港。尽管运输成本有所增加，但是出口贸易依然是有序进行。1938年6月，财政部颁布了第一次战时产业统制的“管理全国茶叶贸易办法大纲”，由财政部贸易委员会主办茶叶的对外出口业务，在全国推行茶叶的统购和统销。这一改革结果，不但革除了过去茶叶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的诸多陋规，减少了中间剥削和洋行延期付款扣现等旧弊，使广大茶农和茶商得到很大好处，而且还极大地促进了徽州茶叶出口贸易。
到了1939至1940年期间，徽州茶商在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市场竞争中，能够看到自身在商品竞争中的差距，在失败中吸取教训。在生产方式、产品质量、商品品牌等方面吸纳和借鉴市场经济的成功经验，成功地将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因此，徽州茶叶生产与出口都处在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其主要原因是政府改变了茶叶出口的无序竞争状态，国家经营的茶叶出口主渠道占据了主导地位。同时，政府维持了出口茶叶价格的相对稳定，这样既有利于出口茶业生产的发展，也有力地推动了出口茶叶的生产。另外，政府支持金融资本贷款给茶叶生产企业，也有利于茶商将商业资本加快向产业资本转移，这无疑在客观上促进了茶叶生产企业的快速发展。
抗日战争爆发后，东南沿海相继沦陷，外销茶运输受阻，茶叶滞销，茶园纷纷荒芜。中央茶政当局委托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茶叶研究所拟定拟定《东南各省外销茶区茶困更新工作计划》，这个计划后经中国茶叶公司董监会议修正通过，筹拨专款，交由茶叶研究所负责规划办理。
1942年10月，茶叶研究所又设立祁门、屯溪两处茶树更新工作站，以实地推行茶树更新运动，由安徽省茶叶管理处主办。（注：安徽省茶叶管理处设在屯溪）茶树更新工作站的主要工作是策动茶农去除枯老茶树、留存幼小茶树、保育健壮茶树、移植或归并零星茶树。同时设立祁门区和屯溪区，前者包括祁门、至德、贵池等县，后者包括休宁、歙县、黟县等县。由于距离较远，茶树更新工作站的初期工作侧重于宣传调查，到1943年春才开始积极办理登记，设立示范区，核发补助费奖励金等。1944年祁门、屯溪两站改组合并为祁屯区茶树更新工作站，由皖南行署主办。直到1945年春，祁屯区茶树更新工作站的活动才宣告结束。
徽州所属各县的茶树更新运动共推行了三年，成效显著，但由于人力、物力的限制，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仅在产茶量最大的祁门、休宁、歙县推广，其他各县都没有涉及到。1939年，安徽省建设厅在屯溪设立安徽省茶叶管理处，负责管理和指导茶区茶叶产制、运销事宜。同年5月，茶叶管理处设茶叶合作指导团，指导茶农组织茶叶合作社，试图将茶农自产的毛茶联合加工精制，再联合运销出口，取消中间剥削。当年歙县组成87社，因进展速度过快，成分复杂，作用微弱。茶叶管理处又于1941年7月调整为15社，并分片组成大坑口、岔口、洲川3个合作联社。基层社专门从事茶叶栽培、采摘、初制，联社则设厂加工箱茶，每社各制箱茶1500箱[10]。安徽省茶叶管理处是全省的茶叶管理机关，规范了茶叶的产销事宜，尤其是茶叶合作社的成立极大地促进了茶叶生产规模的扩大。总之，在茶业管理机 构和一系列政策的推动下，抗战时期徽州的茶业加快了发展，茶叶的产量也是逐步增加，茶业经济在抗战初期达到鼎盛，之后才逐渐衰落。茶叶的出口还换取了外汇，这无疑是有力地支援了抗战。为了加强徽州出口茶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建立了屯溪茶业公会，从而使众多茶叶生产企业有了一个共同的服务平台，也将众多小型茶叶生产企业凝聚成一个产业规模巨大的产业集群。屯溪茶业公会还从众多会员生产企业中，按茶叶出口量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专门从事茶叶生产的研究开发，用以提升徽州茶叶产业集群的核心竞争力，不断改进出口茶叶的产品质量，确保了徽州出口茶叶产业的效益，促进了徽州茶叶产业集群的发展。
1939年9月11日，财政部贸易委员会皖赣办事处部分箱茶过秤单，从单据第262号至270号表明，9张过磅单统计有37000多斤出口茶叶是从深渡过磅装船交运的，这也说明了新安江船运是民国时期徽州“屯绿”茶叶出口的主渠道。这一时期，祁门红茶出口量也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1940年《安徽省茶叶管理处(民国)29年各县制茶者登记一览表》中，“祁红” 生产企业达350户，“祁红”出口茶叶生产能力达近85000箱，红茶生产企业自有流动资金达230多万元(洋)[10]；这一时期徽州茶商出口茶叶生产达到规模化是有其原因的。与此同时，为了适应国际贸易的需要，徽州茶商将生产茶叶的商号全部改为茶叶生产企业[11]。
抗战时期的屯溪是皖南第一大镇，属于休宁县管辖。屯溪因位于江、浙、沪沦陷区的后方，苏南、上海、南京等地的大批党、政、军、特机构相继迁入，京、沪、宁、杭、芜各地的商贾也纷纷前来经营，大量居民来此避难，一时人烟稠密，商业繁荣，成为皖南及浙西、赣北一带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抗战时期的屯溪，市场性质已从商品集散交换中心转变为消费型城镇，呈现畸形繁荣，被誉为“小上海”。随着众多机构、商贾、难民的迁入，屯溪的各种服务业大量增加。众多知识分子、文艺界人士的内迁，使得报纸、书刊的需求上升。
抗战时期是屯溪新闻出版业最繁荣的时期，但多数报刊的寿命不长。如安徽省茶叶管理处主办的《茶声》以及《安徽茶讯》刊物，分别于1940年、1941年在屯溪创刊。由于屯溪又是当时通往陪都重庆的主要中转站之一，官僚政客、豪绅富贾穿梭往来不断，酒楼、旅社应运而生。截止1943年，屯溪老街注册的商店有320家，登记的摊贩有126户，行商约有70户，涉及40多个行业[12]。茶市方面，抗战初期曾再度繁荣。自从1936年实行茶叶统制后，中央政府、安徽省政府和产茶重点县政府先后在屯溪设立10余处茶叶机构，以歙县、婺源、休宁三县为主的茶商纷纷来此开设茶号。1938年屯溪茶号有86家，遍及城区和黎阳、阳湖、柏树、长干磅、牌楼前和罗汉松等镇郊。这些茶号中制茶千箱以上的有23家，其中最大的两家是吴茂记和怡新祥，分别制茶2406箱和1990箱[13]。吴茂记开设在屯溪镇后街，经理是吴子安。恰新祥开设在观音山7号，经理为孙友樵。茶市的繁荣，推动了祁红、屯绿产量达到历史最高纪录，分别在1939年和1938年最多。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抗日战争的继续，茶叶出口口岸先后被日军占领，加上长江水道被阻断，外销几乎断绝，屯溪茶市遂逐渐冷落，茶号也纷纷倒闭。总之，抗战时期徽州商业尤其是屯溪商业的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畸形繁荣状况，是整个徽州经济发展中最具特色的部分。主要得益于抗战的特殊环境，如抗战爆发后，众多人口流入徽州，极大地推动了当地商业走向顶峰，从而使徽州商业呈现出异常繁荣的状况。徽州地区的最大商业重镇是屯溪，因此，屯溪的商业达到历史顶峰的状态，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徽州整个经济的发展进步，如屯溪在当时获得“小上海”之称，也确实是因为它的商业繁荣。此外，黟县渔亭镇、歙县临溪镇的商业也比较繁荣。
四、抗战以后的茶业兴衰
抗日战争以后，徽州茶业经济是处于衰落的境地，茶业复兴工作进步不大，实际成绩不多。尽管广大茶叶工作者在抗战期间对战后充满一种美好的憧憬，可惜事与愿违，抗战的烽火才息，内战的枪声又响，当局先是忙选址接收，接着考虑运兵打仗，不久搞搬迁逃亡，在短短的三、四年间，实在没有也无心考虑什么茶业复兴的计划。至于祁门茶叶改良场、屯溪试验茶场等，基本都是处于无领导状态，只有收缩，没有什么发展。至于徽州各地茶场、茶厂，至1948年下半年，到处都呈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动荡状态。
（一）茶叶种植由盛转衰
徽州的经济作物主要是茶叶，其产量在抗战初期仍然持续增长，1939年为35.08万担，达到民国时期的最高水平。1940年以后，国内外市场销路受阻，茶农弃茶种粮，茶园大片荒芜，茶叶生产日趋衰落，产量只占以前的十分之二、三[14]。徽州茶叶包括祁红和屯绿，其中祁红产于祁门县，在1938年出口66000箱，1939年，祁红出口91000余箱，1940年则因茶季遭到了日军骚扰，出口有所下降，但仍有83818箱。屯绿产于休宁、歙县、祁门等县，自1938年开始由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统制运销，当年运出屯绿14万余箱。1939年，红绿茶改由贸易委员会安徽办事处收购，同年安徽省又设茶叶管理处协助办理，共收购红绿茶176000余箱[15]。具体而言，徽州各县均以茶叶为大宗，虽然也都有各自的经济作物，但茶叶经济情况却是大致相同。歙县1939年茶园面积有46.9万亩，产量达117500担[16]。1941年产珠兰花约40万两，主要运销沪、杭等地。菊花为歙县传统名特优农产品，因清代曾作贡品，又称“徽州贡菊”。
1944年，歙县徽州贡菊产量为500担[17]。黟县在1938年时期，茶叶产量达28万公斤。后由于内销减少，国际市场绿茶需求降低，再加上捐税加重，茶叶生产急剧跌落，大片茶园荒芜[18]。祁门县以茶叶为大宗。茶园面积在1939年为8.4万亩，1945年降至3.4万亩。茶叶品种以红茶为主，1939年时产量有4.99万担，为民国时期的最高水平。后来产量波动较大，到1945年仅产红毛茶1756担[19]。
（二）徽州绿茶概况
据统计，抗日战争前，外销“屯绿”年产量30万箱，抗战以后沪杭沦陷，外销产量遂逐年下降。1939年11月，休宁县茶叶同业公会统计茶叶产量有12.21万余箱，至1941年只有3.77万箱。1938年茶号（收购毛茶，精制后外销，产销一体）达287家，1941年则只剩29家。抗日战争以后，徽州绿茶外销市场转移于香港，至皖茶输出概由温、甬两海口。虽然政府为提倡生产，推展外贸，籍资易货还债，充裕资源。主要措施是由贸易委员会统制运销，并于产茶各省设立茶管处，主持茶政，四年的时间以来，皆为就地收购茶叶，然后在厂商方面制造完成，即由收购机关评价收买，然后运港出售。至于运销方面,数年以来，交通梗阻，运输延滞，销售停滞，茶农茶商交困已达极端。当时徽州绿茶售价，主要是由收购机关规定标准价格，给予正当利润。农商两方固感稳定，但如本年所定毛茶中心价格仅86元，而实际上食粮一项，当采茶时价为120余元，通盘计算农人采茶100斤，必须30个工，每工工资伙食等项约须法币4元，即采茶百斤实需成本120元，试与中心价相较，茶农必致亏本数十元之巨。如绿茶收购之中心价现定185元，较上年虽已提高，然亦不能适合其他工料骤昂之指数。与此同时，市场物价日高，资本势须增加，虽蒙政府明令举办茶贷，但每箱贷款数额仍系依照几年前的贷款额度，而近年来物价之飞涨，何仅超越所增数字，加之办理收购给发茶价莫不延滞，更不能若战前之随运随售，故资金周转大感艰难。总之，茶农茶商都处于劣势且利益得不到保障。
(三)祁门红茶概况
当时的红茶生产与销售情况均不乐观，主要是生产成本过高，以祁门红茶销售利益分配为例，主要有收茶成本，茶叶精制费用，税厘费用，运输费用，茶栈洋行收费等等。首先是红茶生产成本较高，需要费用为10858银两，占总成本53.326％。其中：毛茶成本（包括评茶人、登帐、秤租、房租、搬运费等）为10228银两，占总成本50.147％；其中子庄开支0.63银两，占总成本3.089％。
其次是茶叶精制费用，据统计，茶叶精制需要费用为3.139银两，占总成本15.390％（其中茶业员工费用1.712银两，占总成本8.394％）。另外，户租、材料成本1.427银两，占总成本6.996％（包括房租、柴炭、修理器皿、纸张、铅罐、木箱等费用）。三是税厘费用0.928银两，占总成本4.550％（包括厘金、常关税、附加捐、关税耗银等费用）。四是茶叶转运费用，需要0.618银两，占总成本3.030％（包括祁门至饶州，饶州至九江，九江至汉口等段费用）。五是洋行费用，需要3.419银两，占总成本16.763％（包括打藤钉裱、扣用扣现、修箱、每字补茶、样茶、压磅、税亏等费用）。六是茶栈费用，需要1.434银两，占总成本7.031％（包括钉裱、栈用出店、贷款利息、售茶代表旅费伙食等费用）。支出费用总计需要20.396银两，占总成本100％。如祁门红茶每箱售价为22.5～40.5两，茶商售茶成本每箱20.396两，茶商仍然是有利可图[20]。
再次是红茶销售成本：茶叶销售成本主要分为六大类，利益要在茶农、茶业员工、茶行、政府、运输人员、茶商、洋行、茶栈八大类机构人员中分配。茶商购买茶农毛茶成本虽有10.228两，占总本的50.147％。但是，茶农的收益很差，甚至是没有得到实惠，如果除去各种成本后，许多茶农会“亏巨”。因为该年祁门茶产量低，茶商收茶标准高，含水量少。同时，一担毛茶首先要打七五折，还有样茶2斤。另外，普通22两秤折合18两秤，一斤又被侵占了4两；一担毛茶被侵占了22.2斤。再加上出秤时每担毛茶又要扣5斤。这样，一担毛茶就被茶商扣去了45斤左右，折合每箱是26斤，合银4.603两[20]。这还不包括暗扣，付现抹零，高利贷剥削等等。
后记：流逝了近一个世纪的岁月，早已拂去了战争的硝烟，但是，却无法平抑中国人民心中的巨大伤痕。因此，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能忘记中华民族这部饱含血泪的屈辱史。
【注释及参考文献】
[10]狄超白：《中国经济年鉴：农业》香港：太平洋经济研究社，1947年，第41页。
[11]胡武林：《歙县洋庄茶经营概述》，《安徽文史资料全书·黄山卷》，13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52页。
[12]周筱华，程秉国，《民国时期徽商与茶叶对外贸易》黄山学院学报:2009年，第11期第4页。
[13]汪瑞琦：《抗战时期的屯溪茶市》，《安徽文史资料全书·黄山卷》，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62页。
[14]袁益诚：《皖南茶树更新全貌》，《复兴日报》，1945年4月,第4期。
[15]《皖南战时经济报导》，《安徽政治》，1942年,第23期。
[16]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安徽省志·农业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年，第136页。
[17]歙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歙县志》，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271页。
[18]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黟县志》，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256页。
[19]祁门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祁门县志》，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77页。
[20]陶德臣：《近代中国茶农的经营状况(1840～1917)》《中国农史》2003年,第1期。
来源/《徽茶》2023年2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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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无视历史规律就必然遭到历史的惩罚。近代中国历史上，那长达十余年的抗日战争，无疑是一场生死存亡的圣战。在那个国格被践踏、领土被侵占、人民被杀戮，资源被掠劫的苦难岁月里，由数不尽的鲜血、泪水、悲伤以及激情和奋斗交织而成的画面，在经过半个多世纪后，正渐渐的淡出人们的生活。

但是，对于往昔国破家亡的苦痛，也许可以原谅但却是不能忘记。比起诸多刺痛或振奋人心的历史证据，那一片片青青的茶叶显然是毫不起眼，无关轻重。然不能忘记的是在抗战的艰苦岁月中，小小的茶叶也曾背负着时代的重大任务。即使是留存至今的那些茶叶文书、报刊资料以及商标器具等等，也都各自携带着那个特殊时期的印记，默默地向世人诉说属于那个年代的往事。

忆往昔，那些历经苦难沧桑的茶人远去了，但是，茶叶却依然有着温度，而被温暖的不只是人心，还有着人的更深层的记忆！

关于“抗日战争时期”的迄止时间，史学界有着基本统一的看法，普遍的观点认为，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是“抗战”的起点，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因此，抗日战争也被称为“八年抗战”。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部分史学界人士、特别是东北史学家认为，“抗战”还应包括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6年抗击日本侵略的过程，否则就违背了历史事实。因此，“抗日战争”的起点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

这两种观点都言之有理，但是，鉴于徽州经济（包括茶业经济）在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才开始加快了其发展的进程，因此，本文“抗日战争时期”采用1937年到1945年这一历史时期的说法。

本文概述及探析的区域是抗战时期的徽州茶区，然彼时已没有徽州这一建制。而由于受历史上建制的影响，徽州各县形成相似的地域文化在民间仍被人们习惯称为徽州地区。尤其是民国29年（1940年），这一区域又被调整为第七行政督察区，却是基本包括了原徽州各县。因此，徽州各县仍可以被看成是一个整体区域，以致本文依然沿用明清徽州府建制中徽州的称呼。

应该提及的是，自民国23年（1934年）始，至民国36年（1947年）止，原属徽州府的婺源县被划归江西省，以致在整个抗战时期，原徽州府只包括绩溪、歙县、休宁、黟县、祁门五县。所以，本文探析及概述的范围以及关于抗战时期徽州茶叶的损失统计等等，也仅仅限于这五县。以此表明本文所涉及“徽州”概念的范围已不同于明清时期的徽州府。另外，本文对抗战时期的徽州茶叶损失所进行的不完全的统计，主要是以期了解这一时期茶业经济发展的状况。同时也籍以丰富和充实徽州茶史及有助于黄山市近代茶业经济的研究。

一、抗战前夕的茶业概况

徽州地处安徽省最南端，位于安徽、浙江、江西三省的交界处。东北与宁国县、旌德县、太平县相接；西北连接石埭县、建德县，西南靠江西省浮梁县、婺源县；东南与浙江省开化县、淳安县、临安县接壤。

抗战前期的徽州包括绩溪县、歙县、休宁县、黟县、祁门县5个县，总面积为1.288万平方公里。徽州地跨北纬30度，而且大部分区域在北纬30度以南，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主要山脉有黄山、天目山、白际山、五龙山等。分布在境内的高山，64％平均海拔有1332米，其中黄山三大主峰莲花峰、天都峰、光明顶的平均海拔都在1800米以上[2]（P24-25）。

徽州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四季分明，热量丰富，雨水充沛，适合各类农作物生产，因此，徽州的经济作物以茶叶为主。抗战前的民国22年（1933年），安徽省立茶叶改良场对徽州的茶叶经济有过一次比较精确的调查统计，其关于徽州的茶园亩数、茶叶产量的数额等等，是已知比较可信的数据。根据调查统计表明：歙县有茶园35872亩，精茶生产额度18000担；休宁有茶园58559亩，精茶生产达到29300担；祁门有茶园40000亩，精茶生产22205担；黟县有茶园17094亩，精茶生产6800担；绩溪有茶园15174亩，精茶生产5500担。五个县合计有茶园166699亩，精茶生产81805担[3]。统计中的“精茶”是指经茶号加工的茶叶制成品，可以直接在市场发卖，包括出口的洋庄茶和运销国内的本庄茶。

根据以上统计可知，1933年，徽州各县的茶叶种植面积和产量以休宁最大，其次为祁门和歙县，黟县和绩溪的茶叶种植面积则是较少。到了抗战全面爆发之前的民国25年（1936年），徽州茶叶的种植面积扩大至约30万亩，其中歙县茶园有13.35万亩，休宁园有5.18万亩，祁门茶园有8.21万亩，黟县茶园有1.61万亩，屯溪茶园有0.04万亩，绩溪茶园有0.25万亩[4]。当时，茶叶生产数量自婺源划归赣省后，绿茶产区应以休宁出数最多，盖休属西、南、北三乡皆最盛产区，唯东乡产茶较少。歙县产量亦丰，但自前次欧战后有三分之一改制大方烘青等内销绿茶，产量因之减少，他如黟、祁、绩等县产绿茶为数已微，至统计数字，战前沪售年约30万箱左右。变化最大的是歙县，茶叶产量年年增加，多时达到47万余担，价值200余万元[5]。徽属各县所产茶叶都以屯溪为集中市场，收入最多时每年达千余万，少时也有五六百万。部分出口国外，销往欧美及苏联，也有部分销往平津地区[6]。

抗日战争前，屯溪的商店数量和行业种类已达到了相当的规模。由于屯溪为绿茶集中市场，各行业以茶业为大宗。具体分为茶行、茶号、茶栈、茶庄等名目。截止1934年，茶行有7家，为代理各方茶商售茶处所；茶号有49家，为加工制茶的重要机构；茶栈有6家，为接箱运销机构。同时还在上海设有联号。茶庄约有数十家，为屯溪当地门市店铺。如果按茶叶业务分类，茶行、茶栈、茶庄均为茶叶运销机构，而茶号为茶叶加工机构。当时，开设在屯溪的每一茶号，基本都雇佣男女工人，少则十数人；茶号规模较大者，雇佣工人多到近百余人；但茶号设备都比较简陋。茶号加工的茶叶，销往国外的以箱计，称为“箱茶”，每箱约30余斤。也有少数销往平津，以篓计，每篓约180余斤[6]。屯溪加工输出的茶叶以箱茶为主，分为珍眉、珠眉、针眉、蕊眉、贡熙等品种，每年出口达10万箱，价值1000万余元，大部分运销西欧大陆各国，以英、法、意销量最大[7]。据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上海商检局调查资料显示：“屯溪绿茶之号，

大者制茶八九千箱，小者亦有千箱上下。此等规模，已觉未具。祁红茶号然去屯溪犹复不及甚远，祁门一县去年有茶号182家，其中红茶号135家，安茶号47家，总额三万箱，平均每号165箱。但是，茶叶售价购价俱难稳定，盖受外商操纵农商皆无自主之权，根资料显示，最低购价约为二三十元，最高购价常有六七十元，至售价方面高者曾达200余元。

长期以来，中国的茶叶出口大都是茶叶从茶农手中卖到国外“须经过十几道转折”的过程，以致洋商及中介栈商等无不从中操纵渔利。因此，茶农获得的茶叶效益可谓是少得可怜。针对这一宿弊，徽州茶业在近代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重大举措是：积极在流通领域克服和消除封建陈规，成立诸如运销合作一类经营整理机制。1932年，吴觉农在兼任祁门茶场场长期间，开始试办茶叶运销合作社，并且取得了很大成功。当时的祁门茶商是十有九亏，而唯独该社“有15%的盈余”，因而在1933-1934年，祁门的茶业合作社进一步发展了起来。1936年，这种运销合作由茶户甚至扩展到了省际之间。是年4月，安徽和江西两省政府，不顾上海茶叶栈商的激烈反对，为减少和取消红茶运销的中间剥削，两省联合成立了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由省方直接贷款，直接运输及销售，从而打破了几百年来茶业中间栈商的垄断，并且建立了抗战前自运自销的基础[8]。

另外，在抗战爆发前，鉴于中国茶业面临的困境，无论是北京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和安徽省当局，都曾在安徽设立若干农事机构，主要职责是从事茶业改良，一些单位还在徽州设立了分支机构。1915年，北京政府农商部在祁门设立农商部安徽模范农场，进行茶叶研究和试验，虽然是经费不足，成绩微弱，直到1933年茶叶改良业务才相对稳定。但是，对于促进徽州的茶叶经济发展还是有着积极的意义和推动的作用。到了1934年9月，该机构又改组为祁门茶叶改良场，由全国经济委员会、实业部和安徽省政府合办。此后，祁门茶叶改良场扩充设备，添租茶园。当时，改良场占地有2304亩，其中茶园887亩。改良场还购置机器，对茶树育种、栽培和茶叶焙制等进行研究和试验，以期改进和提升。同时，还积极开展业务推广工作，如合作活动、经济制茶、技术培训等等。这些工作均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对茶叶改良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二、抗战时期的茶叶损失

抗日战争爆发后，东南沿海相继沦陷，外销茶运输受阻，致使茶叶滞销，徽州各地均受到了抗战的影响，虽然是间接的遭遇了损失，然茶叶的损失也是相当惨重。

由于战争爆发后的海运受到很大影响，徽州出口茶叶的货款不能及时回笼，直接影响了茶叶的生产和出口，也影响了茶业经济的发展。加之茶叶销路不畅，茶农弃茶种粮，茶园大片荒芜等原因，茶农茶商都困难重重。如1941年，徽州“屯绿”茶叶出口的货款没能及时支付给茶叶生产企业，因此“出口茶叶运销更感艰难。”1941年，出口茶叶的款项延迟至1942年4月支付，部分货款用于生产企业还贷，另外，还有部分款项以生产企业“储金券”的形式存于银行，由此可见徽州茶商出口茶叶生产的资金链歼始出现断裂。

不仅如此，由于日本侵略亚洲各国的战争加剧，海运受阻，经营出口茶叶的主渠道中茶总公司要求1942年外销茶生产企业转为生产内销茶，严重阻碍了徽州出口茶叶的生产发展。此外，当时的制茶厂为避免敌机轰炸，保持“屯绿”茶叶的出口，当时，安徽省茶叶管理处要求所有制茶厂将所生产的出口装箱的绿茶，向

农村疏散隐蔽，每箱茶叶支付贰角(洋)疏散费用的补偿。但由于战事，不少制茶厂无法得到这笔补偿费，给茶叶生产厂家带来了直接经济损失.严重阻碍了徽州“屯绿”茶叶的出口。总之，战争的影响以及种种不利的因素，徽州“屯绿”的出口在这一时期逐渐走向低谷。与此同时，战争也给徽州各县茶叶带来了巨大的损失。现举例如下：

屯溪茶叶损失：屯溪为皖南绿茶集散地，受抗战爆发的形势影响，更为空前热闹，以致有“小上海”的誉称。虽然战争带来了交通不便、银根紧缩，严重影响了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特别是对屯溪（今黄山市屯溪区）的茶叶影响亦是颇大。因为屯溪为皖南绿茶集散地，因此，生产加工及转运的绿茶均被称为“屯绿”茶。抗日战争爆发后，“屯绿”茶外销逐年下降，茶叶经济一蹶不振。

据休宁茶叶同业公会统计：1939年，“屯绿”茶产量有12.21万余箱。到了1941年，“屯绿”茶生产因为受到抗战的多方面影响，“屯绿”茶产量只有3.77万余箱。当年，政府监察院第一巡察团休宁县（屯溪时为休宁县首镇）茶业同业公会所作的“茶业艰困乞赐设法补救以利农商电”亦能说明问题。电文中认为“茶业为皖南大宗土产而外销绿茶尤居多数，近数年来因抗日战争外因国际风云遂令风雨飘摇几至危绝境地，影响后方民生极深……”电文还将抗战前后的茶业生产、加工以及销售情况进行了分析。总之，茶农茶商联系至深，当前情势农商交困已达极端。电文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茶叶生产和销售的困境以及战争给当地人民生活带来的痛苦。

祁门茶叶损失：祁门红茶主要靠外销，当时一般销往西欧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英国为集散地。抗战时期的1938年，祁门制红茶4.86万余箱（每箱55斤），到1942年制红茶3971箱；1943年制红茶8818箱；1944年制红茶940箱，减少4万多箱，给茶农收入造成很大损失。若按每年减少4万箱计算，每箱茶叶55斤，按1942年每担均价222元计算，计损失488.4万元；1943年茶叶每担均价为228元，计损失501.6万元；1944年茶叶均价每担为1111元，计损失3444.2万元；1945年茶叶均价每担为3889元，计损失8555.8万元；合计间接农民损失1.299亿元[9]。1942至1945这4年，祁门县茶叶减幅很大，其主要原因是：祁门红茶主要靠外销，当时一般销往西欧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英国为集散地。据《祁门文史》第五期记载：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特别是上海、武汉等口岸城市沦陷以后，造成港口交通受阻，导致祁红茶叶外销困难，许多茶商茶叶销不出去，造成茶厂纷纷停产。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茶叶外销困难，产量大幅缩减。至1940年，祁门全县有茶号369家，到了1941年，只有68家茶号，而在1942年至1945年时期，祁门全县仅有2家茶号。与此同时，祁门茶叶合作社也由1940年的71个，减少至1945年1个。另外，还出现了茶区的茶叶老在茶树上等着采摘的囧境，甚至是发生了制好的茶叶却是无人收购的恶劣情形。可以说，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使祁门茶叶间接地遭受了战争损害，而且是损失巨大。在这样恶劣的形势下，祁门红茶“茶园已大部荒芜，蔓草丛生，甚至有些地方茶树在长草遮掩下，已无法辨认，茶农生活大都困苦不堪，自无力加以整理，影响茶产甚巨[10]”。

歙县茶叶损失：抗战也造成歙县茶叶外销途径中断，从而导致歙县茶园大量荒芜，茶叶产量逐年下降。据新中国《歙县志》一书记载，1939至1940年，有中央贸易委员会货款并包

销茶叶，于是茶商茶庄纷起，歙县全县外销茶庄百余家。1939年，歙县毛茶产量117500市担，外销茶叶4.76万箱。1940年，歙县外销茶叶5万箱，主要销往苏联、德国、摩洛哥、美国、巴尔干、土耳其等国。由于受抗战影响，1941年，歙县全县茶庄仅有20至30家，外销不足2万担。到了1942年，歙县茶叶外销道路完全中断，已无人经销外销茶叶。据此，抗战期间，歙县仅茶叶外销方面造成外汇时价损失就达300余万元。由于茶农茶工和普通茶商受到严重的剥削和欺压，歙县茶叶生产日益衰落，销路阻滞，茶园荒芜。

据新版《歙县志》记载，1939至1940年有中央贸易委员会货款并包销茶叶，于是茶商纷起，全县外销茶庄百余家。1939年，全县外销4.76箱，1940年外销5万箱，主要销往苏联、德国、摩洛哥、美国、巴尔干、土耳其等国。由于受抗战影响，1941年本县茶庄仅有20至30家，外销不足2万担。1942年，歙县茶叶外销道路完全中断，已无人经销外销茶叶。据此，抗战期间，歙县单茶叶外销方面造成外汇时价损失就达300余万元。与此同时，抗战造成歙县茶叶外销途径中断，茶园大量荒芜，产量逐年下降，迨至解放前夕的1949年，全县累计荒芜茶园6.16万亩。以致当年仅产茶1200吨，茶农收入骤减，百姓生活水准跌入低谷[9]。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印度、锡兰和日本等国种茶业兴起，挤占了华茶的世界市场，加之当时的中国政府对茶农和茶商又课之重税，安徽的茶叶生产和销售逐渐开始衰退。由于省政府当局视茶叶为生财之源而倍加重视，在茶叶生产和运销方面采取了一些较为实际的措施：一是改进茶叶的栽培和培植技术，以扩大外销市场比较好的红茶生产；二是组织茶叶生产合作社，将分散在茶农手中的茶叶相对集中加工，以提高茶叶的质量；三是成立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以减少中间盘剥，增加茶农收益并促进茶叶生产。

事实上，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徽州乃至安徽茶业的发展。但是，就在徽州茶业寻找出路并努力奋进之际，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而经过这场空前的浩劫，徽州和安徽全省茶业一样，不仅是急剧紧缩，而且是一派萧条景象。（未完待续）

【注释及参考文献】

[1]高翔；历史的启迪和教训是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的重要论述[J].人民日报，2021年，第12-30页。

[2]姚邦藻主编；《徽州学概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4-25页。

[3]邹怡；《明清以来的徽州茶叶与地方社会》，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98页。

[4]安徽省徽州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徽州地区简志》，合肥：黄山书社，1989年，第88页。

[5]《安徽歙县之茶叶》，《工商半月刊》，1935年，第7卷第12期，第51页。

[6]《屯溪经济概况》，《交通通信》，1934年,第5卷第1号，第36页。

[7]《皖屯溪茶叶出口统计》，《经济旬刊》，1934年,第3卷第4期。

[8]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628页。

[9]胡北；《抗战时期安徽茶叶损失》《党史纵览》2015年,第04期。

[10]狄超白；《中国经济年鉴：农业》香港：太平洋经济研究社，1947年，第41页。

来源：《徽茶》2022年12月刊，信息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将一包粉末倒入一瓶矿泉水，再摇晃几秒，一瓶甘甜香醇的茶就泡好了……这不是在变戏法，而是运用生物技术提取、分离、纯化制成的速溶茶的冲泡场景。

“我们研制出了复合酶水解技术，让苦涩的茶汁变得甘甜。”12月中旬，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茶深加工与多元化利用团队首席科学家尹军峰研究员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现场演示了速溶茶泡制。记者发现，不同于速溶咖啡，速溶茶粉经冷水泡制后澄澈透明，口味与茶饮料无异，且没有颗粒感。

一叶飘香，滋养一方。“十三五”期间，我国茶叶种植面积和产量持续保持世界第一。茶产业在实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我国茶产业高质量发展背后，生物科技正成为重要支撑。

运用复合酶“添加剂”大幅提升夏秋茶附加值

地处大别山腹地的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有着“八山半水半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的地形地貌特征，产茶历史悠久，已建成10万亩绿色生态茶园。为优化茶产业结构、助力脱贫攻坚，2018年，金寨县转变思路，着力发展夏秋茶生产及深加工。

相较于春茶，夏秋茶滋味苦涩而香气差，因品质低、利用途径少，常遭受大量弃采。然而，我国茶园夏秋茶占茶叶产量的50%以上，一直存在结构性产大于销的问题，影响茶业增效及茶农增收。

“团队通过16年系统研究，创制了将夏秋茶苦涩味转化为回甘的新方法。通过引进我们的专利技术，位于金寨县的安徽省三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已建成年产200吨的高香冷溶原味速溶茶生产线。”尹军峰介绍道，经生物技术与食品高新技术的集成处理，原本苦涩的夏秋茶摇身一变，成为了高质、方便的茶叶新产品。

尹军峰解释说，经研究发现，绿茶中以苦涩味为主的酯型儿茶素与呈现回甘滋味特征的非酯型儿茶素之间，可通过生物酶解进行转化调控。团队利用复合酶水解，实现了茶汁滋味的定向精准调控，提升了夏秋茶口感。

通过构建夏秋茶高值化梯次利用技术体系，2018年至2020年，尹军峰团队主要技术产品让30万吨夏秋茶涨了身价，直接新增产值超40亿元，应用区茶农每亩增收1675元，实现间接效益205亿元。

“夏秋茶资源利用率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尹军峰说。业内专家建议，可通过生物技术挖掘茶叶新功能，如应用酶膜联用技术，尝试研发茶黄素、茶氨酸、茶多酚或儿茶素等含量高的风味特性良好的功能型茶饮料和茶食品，应用微生物定向发酵技术开发具有特殊功能的发酵型茶饮料和茶食品等。

用性诱剂诱杀害虫生物诱捕器实现环境零污染

在冬日暖阳的照射下，杭州西湖区龙坞镇的茶园仍显翠绿。置身于这万亩翠色中的船型诱捕器并不显眼，但每年3月至10月，它们对茶园虫害的防治作用却举足轻重。

“诱捕器的奥妙在所用的诱芯。”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病虫害防控团队首席科学家周利研究员介绍，通过分离鉴定引起害虫生理活性的物质，再进行人工合成模拟仿制出散发害虫气味的诱芯，可以实现对害虫的有效诱捕。在保障茶叶产量的同时，可有效减少茶园化学农药使用量，提升茶叶质量安全、减少茶园环境污染。

以茶尺蠖为例，其幼虫咬食叶片，能将茶树吃得光秃秃，导致茶树减产、长势衰弱。雌性成虫会释放一种叫性信息素的化合物引诱雄虫，从而完成交配。

“根据茶尺蠖这一生物特性，由陈宗懋院士领衔，团队2016年鉴定出了茶尺蠖和灰茶尺蠖的性信息素成分，由此研发出性诱剂。”周利介绍，每次只需往诱芯注入几毫克的性诱剂，就能诱杀害虫，显著减少其虫口基数，并且能连续使用超过3个月。

近年来，陈宗懋院士团队先后解析了茶尺蠖、灰茶尺蠖、茶毛虫、茶蚕、湘黄卷蛾等多种鳞翅目害虫的性信息素成分，并配套形成了性信息素诱杀技术。“十三五”期间，相关高效性诱剂推广应用43.7万套。

周利介绍，2020年，团队研发的相关高效性诱剂及黄红双色诱虫板、窄波LED杀虫灯等技术产品在全国推广面积超1.3万公顷，示范区化学农药平均减施达76%。

业界认为，在已有性诱剂、病毒等高效绿色防控技术的应用下，目前茶尺蠖、茶毛虫等鳞翅目害虫的防治压力不是很大。未来茶叶虫害防治压力主要来自茶小绿叶蝉、茶棍蓟马等小型害虫。

“团队目前正在研制防治茶小绿叶蝉、茶棍蓟马的植物源农药。”周利表示，未来还需要加强小型害虫的基础生物学研究，从而研发绿色防控技术，持续提升茶叶质量安全水平。

基因素材库扩容按功能选育茶品种成为可能

“出芽后叶片朝天、新芽整齐数量多，乍看就像一只佛手，‘中茶502’这一绿茶新品种，适合机械采收。经对比试验证明，其特殊形态使得机采后新梢芽叶完整率更高。”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茶树资源与改良研究中心郝心愿副研究员介绍说。

目前国内名优茶采摘仍旧依赖人工，采茶工费用占茶园生产管理费用的40%左右，且用工难、用工贵问题日益突出。国内外实践证明，推行鲜叶机械化采摘是降低茶产业过度依赖劳动力的有效技术手段，其中品种是实现机械化采摘的基础。

“‘中茶502’是我们采用系统选育法育出的，选育周期较长。接下来我们将从适宜机采品种选育指标和新梢发育特性上开展深入研究，逐步建立科学高效的品种选育技术体系。”郝心愿介绍，“十三五”期间，我国育成的茶树新品种数量快速增加，在茶树重要性状的调控机理解析及基因挖掘方面也取得了较大进展。

近年来，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安徽农业大学等多家单位完成了多个茶树品种（材料）染色体级别的参考基因组组装，为深入开展茶树遗传学、功能基因组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在助力快速培育产业需求的茶树新品种中，生物技术的作用逐渐显现。

茶叶中的咖啡碱具有提神作用，有人喝茶是为了提神醒脑，但也有部分群体担心饮茶后引发失眠而不敢喝茶，“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已经较清晰地阐明了低咖啡碱的分子机制并开发了一个可快速鉴定低咖啡碱茶树的功能标记。”郝心愿说，这一成果可助力低咖啡碱茶树新品种选育和低咖啡碱茶制品的研发，让担心失眠的人也能放心大胆地喝茶。

业内专家表示，伴随着生物组学、营养组学和高通量筛选等技术的发展与应用，茶叶功能成分鉴定、评价、利用的研究将继续成为未来茶学研究的热点和重点，在这些方面的突破必将催生形成茶叶功能利用新的增长点，为茶产业未来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洪恒飞记者江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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