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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顾公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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煎茶道和点茶道之后,出现了新的泡茶道

中国泡茶道简史

 

丁以寿

  中国泡茶道蕴酿于宋元至明朝前期,形成明中期。兴盛于明朝后期,衰于清朝及民国,复兴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泡茶道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广泛,并远传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对朝鲜茶礼和日本煎茶道影响很大。

泡茶道的酝酿

  泡茶道是中华茶道的又一代表形式,自明朝中期形成以来流行至今。  

  泡茶有两个来源,一是源于唐代“痷茶”,二是源于宋代点茶。  

  唐代陆羽《茶经·六之饮》记:“贮于瓶缶之中,以汤沃焉,谓之痷茶。”纳茶于瓶或缶中,以沸水(汤)淹泡(沃),有如后来的泡茶。陆羽倡导煎茶,故对这种“痷茶”持反对态度。“痷茶”是指病态的、夹生的茶,具贬义。用瓶、缶泡茶时斟茶总是不便,于是改用有柄有流的壶来泡茶,斟茶也方便,从而形成壶泡法。中唐的“痷茶”实是壶泡法的萌芽。  

  在点茶法中,略去调膏、击拂,便形成了末茶的冲泡,进一步将末茶改为散叶茶,就形成了“撮泡”。从南宋画家刘松年《茗园赌市图》和《斗茶图》、元画家赵孟頫《斗茶图》来看,其中人物都是左手持盏,右手拿汤瓶,直接在盏中注汤泡茶。并且画中风炉上出现提梁、侧把、短流的煮水壶,此壶显然不是作为点茶用的汤瓶,因此推测撮泡约萌芽于南宋。

赵孟頫《斗茶图》  

  文征明(1470~1559),明代著名诗人、书画家,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四人合称“吴中四才子”,画史上又将他与沈周、唐寅、仇英合称“吴门四家”,擅长山水、人物、花鸟画。《惠山茶会图》描绘了正德十三年(1518年)清明时节,文征明同书画好友蔡羽、汤珍、王守、王宠、潘和甫及朱朗七人游览无锡惠山,在惠山山麓的“竹炉山房” 以茶会友、饮茶赋诗。此画记录了他们在山间聚会畅叙友情的情景。松树下茶桌上摆放多件茶具,桌边方形竹炉上置壶烹泉,一童子在取火。尤可注意的是,炉上水壶流短,不似汤瓶的长流,因而应非点茶,而是泡茶。  

  如果说《惠山茶会图》还不是很明确表现泡茶,那么《品茶图》则是确切地表现泡茶的。画中茅屋正室,内置矮桌,桌上只有一壶二杯,主客对坐,相谈甚欢。侧室有泥炉砂壶,童子专心候火煮水。画上自题七绝:“ 碧山深处绝尘埃,面面轩窗对水开。谷雨乍过茶事好,鼎汤初沸有朋来。”末识:“嘉靖辛卯,山中茶事方盛,陆子傅对访,遂汲泉煮而品之,真一段佳话也。”可知该画作于嘉靖辛卯(1531年),屋中品茶叙谈者当是文征明、陆子傅二人。此画表现的显然是在壶中泡茶,继而斟入盏中品饮。

文征明《品茶图》局部)  

  唐寅(1470~1523),字伯虎、子畏,号六如居士,明代著名书画家,为“吴门画派”代表人物之一。《事茗图》画面是青山环抱,林木苍翠,溪流潺潺,参天古树下,有茅屋数间。茅屋之中一人正聚精会神伏案读书,书案右侧摆着一壶一盏等茶具,墙边是满架诗书。边屋之中一童子正在煽风煮水。画卷上人物神态生动,环境优雅,表现出幽人雅士品茗雅集的清幽之境,是当时文人学士山居闲适生活的真实写照。此画内容表现的也是在壶中泡茶,继而斟入盏中品饮。

唐寅 《事茗图》(局部)

  从文征明、唐寅在正德、嘉靖年间所作茶画可以判断,到明朝中期,散叶茶的直接冲泡茶法渐渐取代了碾磨成粉末的点茶法。所以说,从南宋,历元,直至到明中叶,是泡茶道的酝酿时期。

二 泡茶道的形成

  (一)田艺蘅煮泉品水  

  田艺蘅,字子艺,自号隐翁。在田艺蘅之前,论水的书,有唐张又新的《煎茶水记》,宋叶清臣的《述煮茶泉品》等,但其实均是短文,不足以称书。《煮泉小品》撰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不仅述及源泉、石流、清寒、甘香、灵水、弄泉、江水、井水等,详论天下之水,还记录了当时茶叶生产和烹煎方法,是关于烹茶用水的一部经典之作。书中记:“有水有茶,不可无火。”“人但知汤候,而不知火候。”“汤嫩则味不出,过沸则水老而茶乏。惟有花而无衣,乃得点瀹之候耳。”“煮茶得宜,而饮非其人,犹汲乳泉灌嵩莸,罪莫大焉。饮之者一吸而尽,不暇辨味,俗莫甚焉。”皆是经验之谈。  

  明朝前期,延续宋元以来的点茶法,到了中后期,泡茶法兴起。“生晒茶瀹之瓯中,则枪旗舒畅,清翠鲜明,方为可爱。”(《煮泉小品·宜茶》)在茶瓯中冲泡芽茶,这是关于明朝撮泡法的最早文献记载,表明杯盏撮泡法在明朝嘉靖年间已经开始流行。  

  (二)张源《茶录》奠定泡茶道的基础  

  张源,字伯渊,号樵海山人,包山(即洞庭西山,在今江苏震泽县)人。所著《茶录》,有藏茶、火候、汤辨、泡法、投茶、饮茶、品泉、贮水、茶具、茶道等二十三则,每则都是张源自己的亲自体验和心得,发前人之未发。  

  从张源《茶录》的记载来看,泡茶道茶艺包括备器、选水、取火、候汤、习茶五大环节。  

  1.备器  

  泡茶道茶艺的主要器具有茶炉、汤壶(茶铫)、茶壶、茶盏(杯)等。  

  2.选水  

  关于品泉择水,张源有精辟之论:“茶者水之神,水者茶之体。非真水莫显其神,非精茶阖窥其体”(《茶录·品泉》)茶与水的关系的概括。且比较了山顶、山下、石中、砂中、土中泉水的特点,“山顶泉清而轻,山下泉清而重,石中泉清而甘,砂中泉清而冽,土中泉淡而白。”“流于黄石为佳,泻出青石无用。流动者愈于安静,负阴者胜于向阳”(《茶录·品泉》)。负阴的流泉胜于静止向阳的泉水。且泉水以无味、无香为真,“真源无味,真水无香”(《茶录·品泉》)。张源还认为“雪水虽清,性感重阴,寒人脾胃,不宜多积”(《茶录·井水不宜茶》)。“贮水瓮,须置阴庭中,覆以纱帛,使承星露之气,则英灵不散,神气常存。假令压以木石,封以纸箬,曝以日下,则外耗其神,内闭其气,水神敝矣。饮茶,惟贵茶鲜水灵,茶失其鲜,水失其灵,则与沟渠水何异?”(《茶录·贮水》)张源阐述贮水方法,尤其强调茶鲜水灵。

  3.取火  

  “烹茶要旨,火候为先。炉火通红,茶瓢始上。扇起要轻疾,待有声稍稍重疾,斯文武之候也。过于文则水性柔,柔则水为茶降;过于武则火性烈,烈则茶为水制。皆不足于中和,非茶家要旨也。”(《茶录·火候》)  

  4.候汤  

  “汤有三大辨十五小辨。”三大辨是:“一曰形辨,二曰声辨,三曰气辨。”每大辨认又各有五小辨。形辨则“如虾眼、蟹眼、鱼眼、连珠皆为萌汤,直至涌沸如腾波鼓浪、水气全消方是纯熟”。声辨“如初声、转声、振声、骤声皆为萌汤,直至无声方是纯熟。”气辨“如气浮一缕、二缕、三四缕,及缕乱不分、氤氲乱绕,皆为萌汤,直至气直冲贯,方为纯熟。”(《茶录·汤辨》)又称:“今时制茶,不假罗磨,全具元体,此汤须纯熟,元神始发。故曰汤须五沸,茶奏三奇。”(《茶录·汤用老嫩》)唐宋煎茶、点茶用的是末茶、粉茶,故汤用嫩不用老,明人用散叶茶在瓯壶瀹泡,故水用老不用嫩。  

  5.习茶  

  张源《茶录》的茶艺是壶泡法,壶泡法的主要程序有:浴壶、投茶、注汤、涤盏、酾茶、品茶。  

  “探汤纯熟,便取起。先注少许壶中,祛荡冷气,倾出,然后投茶。”泡茶之前先温壶。温壶之后投茶,投茶量视壶的容量大小斟酌而行,不可偏多或偏少而失中正。“茶多寡宜酌,不可过中失正。”投茶量大了则泡出的茶“味苦香沉”,投茶量小了则泡出来的茶“色清气寡。”茶壶连续泡过两次之后要用冷水荡涤,使其凉洁,然后继续泡茶,“不则减茶香矣。罐热则茶神不健,壶清则水性常灵。”分骊不宜早,早了茶的色、香、味还未蕴育好,饮用时不宜迟,迟则茶的香气挥发。“骊不宜早,饮不宜迟。早则茶神未发,迟则妙馥先消。”(《茶录·泡法》)  

  “投茶有序,毋失其宜。”投茶有上投、中投、下投三法。“先汤后茶,曰下投,汤半下茶,复以汤满,曰中投,先后汤后茶,曰上投。”(《茶录·投茶》)不同季节,采取不同的投法。春秋季中投,夏季上投,冬季下投。  

  “饮茶以客少为贵,客众则喧,喧则雅趣乏矣。独啜曰神,二客曰胜,三四曰趣,五六曰泛,七八曰施”(《茶录·饮茶》)  

  张源认为茶有真香、真色、真味,因此不能在水中加碱,茶中加料如香、花,盏中加果,“茶自有真香,有真色,有真味。一经点染,使失其真。如水中加碱,茶中着料,碗中着果,皆失真也。”(《茶录·点染失真》)  

  “造时精,藏时燥,泡时洁。精、燥、洁茶道尽矣。”(《茶录·茶道》)当然,张源的“茶道”是广义的“茶之道”,涵盖茶的采制、贮藏、泡饮之道。  

  张源《茶录》,第一次对壶泡茶艺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是泡茶道的经典之作,标志着泡茶道的正式形成。  

  万国鼎《茶书总目提要》考订张源《茶录》“成于万历中,大约在1595年前后”。顾大典《茶录》序说他:“每博览之暇,汲泉煮茗,以自愉快,无间寒暑,历三十年,疲精殚思,不究茶之指归不已。”上溯三十年,为1565年(嘉靖四十四年)。结合田艺蘅《煮泉小品》、陈师《茶考》,可以判断泡茶道的形成约在嘉靖至万历前期这一段时期内。对对泡茶道得形成有贡献的,还有吴宽、沈周、僧大机等人。

三 泡茶道的兴盛  

  (一)许次纾《茶疏》集泡茶道大成  

  许次纾(1549-1604),字然明,号南华,钱塘人,著《茶疏》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全书约四千七百字,有择水、贮水、舀水、煮水器、火候、烹点、汤候、瓯注、荡涤、饮啜、论客、茶所、洗茶、饮时、宜辍、不宜用、不宜近、良友、出游、权宜、宜节等三十六则。  

  《茶疏》的最大特色在于烹试、品饮的茶道方面。关于“择水”,“清茗蕴香,借水而发,无水不可与论茶也。”关于“煮水器”,“金乃水母,锡备柔刚,味不咸涩,作铫最良。”认为金属作煮水器较宜,尤其是锡。又说:“茶兹于水,水籍乎器,汤成于火,四者相须,缺一则废。”茶、水、器、火四者相辅相成,缺一则茶不成。  

  关于“火候”,“火必以坚木炭为上,然木性未尽,尚有余烟,烟气入汤,汤必无用。故先烧令红,去其烟焰,兼取性力猛炽,水乃易沸。既红之后,乃授水器,仍急扇之,愈速愈妙,毋令停手。停过之后,宁弃而再煮。”关于“汤候”,“水一入铫,便须急煮,候有松声,即去盖,以消息其老嫩。蟹眼之后,水有微涛,是为当时;大涛鼎沸,旋至无声,是为过时;过则汤老而香散,决不堪用。”认为泡茶以水有微涛为恰好,大涛鼎沸至无声为过时的老汤不堪用。  

  茶具必先清洁,“汤铫瓯注,最宜燥洁。每日晨兴,必以沸汤荡涤,……”茶壶宜小不宜大,“茶注宜小,不宜甚大。小则香气氤氲,大则易于散漫。大约半升,是为适可。独自斟酌,愈小愈佳。”茶瓯:“纯白为佳,兼贵为小。”定窑最贵,不易得矣。茶壶质地,“首银次锡,”“其次内外有油瓷壶亦可”。  

  关于“烹点”,“先握茶手中,侍汤既入壶,随手投茶汤,以盖复定。三呼吸时,次满倾盂内,重投壶内,用以动荡香韵,兼色不沉滞。更三呼吸倾,以定其浮薄。然后泻以供客。则乳嫩清滑,馥郁鼻端。病可令起,疲可令爽,吟坛发其逸思,谈席涤其玄衿。”关于“饮茶”,“一壶之茶,只斟再巡。初巡鲜美,再则甘醇,三巡意欲尽矣。”一壶茶只能斟两次。关于客人,“惟素心同调,彼此畅适,清言雄辩,脱略形骸,始可呼童篝火,酌水点汤。”  

  许次疏还写了“茶所”、“饮时”、“宜辍”、“不宜用”、“不宜近”、“出游”、“权宜”、“宜缀”、“良友”等品茶的环境、条件等多方面,集明代泡茶道之大成。  

  (二)罗廪水火相战听松涛  

  罗廪(1537-1620)字高君,浙江慈溪人,著《茶解》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首为总论,以下分原、品、艺、采、制、藏、烹、水、禁、器等。自谓:“茶通仙灵,久服能令升举。然蕴有妙理,非深知笃好不能得其当。……乃周游产茶之地,采其法制,参互考订,深有所会。遂于中隐山阳,栽植培灌,兹且十年。春夏之交,手为摘制。聊足供斋头烹啜,论其品格,当雁行虎丘。……余尝谓茶酒二事,至今日可称精妙,前无古人,此亦可与深知者道耳。”(《茶解·总论》)  

  关于品茶,“茶须色、香、味三美具备。色以白为上,青绿次之,黄为下;香如兰为上,如蚕豆花次之;味以甘为上,苦涩斯下矣。”“茶色贵白,白而味觉甘鲜,香气扑鼻,乃为精品。”“茶须徐啜,若一吸而尽,连进数杯,全不辩味,何异佣作。”茶要慢饮细品,其与屠隆所言“有其人而未识其趣,一吸而尽,不暇辨味,俗莫甚焉”同理。  

  关于烹茶汤候:“李南金谓当用背二涉三之际为合量,此真鉴赏家言。而罗大经惧汤过老,欲于松涛涧水后,移瓶去火,少待沸止而瀹之,不知汤既老矣,虽去火何救耶?此语亦未中窍。”言之有理。  

  又谓:“山堂夜坐,手烹香茗,至水火相战,俨听松涛,倾泻入瓯,云光缥缈,一段幽趣,故难与俗人言。”

  (三)徐勃无茶语言无味  

  徐勃(1570-1645),字惟起,,号兴公,闽县(今福建福州)人。喜藏书、刻书,以红雨楼为藏书室名,积书达五万三千卷。万历中与曹学佺主盟闽中词坛,被称“兴公诗派”。  

  徐勃曾协助福州知府喻政编《茶书》,又撰《蔡端明别记》、《茗谭》、《武夷茶考》,精于茶艺,为闽中茶人领袖。曾撰《武夷采茶词》六首和《闽道人寄武夷茶》、《试武夷茶》诗等,与谢肇制、周千秋等茶诗酬和(见《雨后集徐兴公汗竹斋烹武夷太姥支提鼓山清源诸茗》)。  

  “品茶最是清事,若无好香在炉,遂乏—段幽趣;焚香雅有逸韵,若无名茶浮碗,终少一番胜缘。是故茶、香两相为用,缺一不可。飨清福者,能有几人?  

  王佛大常言,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余谓—日不饮茶,不独形神不亲,且语言亦觉无味矣。  

  幽竹山窗,鸟啼花落,独坐展书。新茶初熟,鼻观生香,睡魔顿却,此乐正索解人不得也。  

  饮茶,须择清癯韵士为侣,始与茶理相契,若腯汉肥伧,满身垢气,大损香味,不可与作缘。  

  茶事极清,烹点必假姣童、季女之手,故自有致。若付虬髯苍头,景色便自作恶。纵有名产,顿减声价。”(《茗谭》)  

  (四)黄龙德茶饮四时  

  黄龙德,字骧溟,号大城山樵。著《茶说》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前。分产、造、色、香、味、汤、具、侣、饮、藏十章。黄龙德自述仿北宋黄儒《品茶要录》体例,但实际上乃是自创,内容切实,时有创见。  

  “茶灶疏烟,松涛盈耳,独烹独啜,故自有一种乐趣。又不若与高人论道,词客聊诗,黄冠谈玄,缁衣讲禅,知己论心,散人说鬼之为愈也。对此佳宾,躬为茗事,七碗下咽而两腋清风顿起矣。较之独啜,更觉神怡。”(《茶说·八之侣》)  

  “饮不以时为废兴,亦不以候为可否,无往而不得其应。若明窗净几,花喷柳舒,饮于春也。凉亭水阁,松风萝月,饮于夏也。金风玉露,蕉畔桐阴,饮于秋也。暖阁红垆,梅开雪积,饮于冬也。僧房道院,饮何清也,山林泉石,饮何幽也。焚香鼓琴,饮何雅也。试水斗茗,饮何雄也。梦回卷把,饮何美也。古鼎金瓯,饮之富贵者也。瓷瓶窑盏,饮之清高者也。较之呼卢浮白之饮,更胜一筹。即有瓮中百斛金陵春,当不易吾炉头七碗松萝茗。若夏兴冬废,醒弃醉索,此不知茗事者不可与言饮也。”(《茶说·九之饮》)  

  (五)陈继儒茶试小壶  

  陈继儒(1558-1639),字仲醇,号眉公、白石山樵等,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与同郡董其昌齐名。二十九焚弃儒生衣冠,退隐小昆山南。后筑室东佘山,杜门著书。工诗善文,兼长绘画。颇藏异书,喜钞校旧籍。著作丰富,有《陈眉公全集》、《白石樵真稿》、《晚香堂白石山房稿》等多种,并辑《宝颜堂秘笈》等。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泡茶道的风行,离不开紫砂壶的兴起,两者相互促进。早期紫砂壶,容量较大。陈继儒基于文人雅致的品茗趣味,倡导使用小壶泡茶,使之更具审美意韵。他与紫砂艺人多有交往,他的茶道理论对包括时大彬在内的一大批紫砂艺人的创作产生过影响。  

  时大彬最初仿供春,喜欢做大壶。后来与陈继儒交往并受其影响,根据文人的品味把砂壶缩小,使之更加符合品茗的趣味。“初自仿供春得手,喜作大壶,后游娄东,闻陈眉公与琅琊太原诸公品茶、试茶之论,乃作小壶。几案有一具,生人闲远之思,前后诸名家并不能及,遂于陶人标大雅之遗,擅空群之目矣。”(吴骞《阳羡名陶录》)时大彬为紫砂器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被誉为“千载良陶让一时”。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陈继儒造就了时大彬。  

  陈继儒的小壶茶观点也得到同时代茶人的赞同。周高起在《阳羡茗壶系》中说:“壶供真茶,正在新泉活火,旋瀹旋啜,以尽色香味之蕴。故壶宜小不宜大,宜浅不宜深,壶盖宜盎不宜砥,汤力茗香,俾得团结氤氲”。冯可宾的《岕茶笺》也说:“茶壶以小为贵,每一客,壶一把,任其自斟自饮,方为得趣。何也?壶小则香不涣散,味不耽搁。”紫砂小壶是品茗的最佳茶具。  

  “自古名山留以待羁人迁客,而茶以资高士,盖造物有深意。……(岕)既得圣人之清,又得圣人之时,第蒸、采、烹、洗,悉与古法不同。而喃喃者犹持陆鸿渐之《经》、蔡君谟之《录》而祖之,以为茶道在是,当不会令庆叔失笑。庆叔隐居长兴,所至载茶具,邀余于素鸥黄叶间,共相欣赏,……”(《白石樵真稿·书岕茶别论后》)陈继儒生活的晚明时期,泡茶道流行,不但煎茶道早已绝迹,点茶道也已衰亡。所以陈继儒批评了那些仍坚持认为茶道唯在陆羽《茶经》、蔡襄《茶录》的迂腐观念。他与茶友周庆叔每于素鸥黄叶间品茗论道,共相欣赏。  

  陈继儒喜对茶史也有研究,曾为夏树芳《茶董》作序,后又自著《茶董补》,是为补夏树芳《茶董》之不足,又别著《茶话》一书。  

  (六)张宗子茶癖水淫  

  张岱(1597~约1689),字宗子,一字石公,号陶庵,又号蝶庵,浙江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他出身官宦世家,却不曾作官,性好山水。他的生平可从其《自为墓志铭》中知其梗概:“……少为纨裤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师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断炊。……”张岱著述丰富,然流传至今的,唯有《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琅環文集》及《石匮书后集》几种。其中《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为张岱的代表作品,书中蕴含其对故国之思,文字清新率真、描绘生动,是明末小品文的佳作。  

  明代,品茶已成时尚,各地茶馆林立,成为文人雅士聚集的地方。张岱在《露兄》一文中写到,崇祯年间,绍兴城内有家茶店用水用茶特别讲究,“泉实玉带,茶实兰雪。汤以旋煮,无老汤,器以进涤,无秽器。其火候汤候,有天合之者。”张岱特别喜欢这家茶馆,于是就给它取了个“露兄”的店名,典出宋代米芾的“茶甘露有兄”。 

  张岱是鉴茶辨水的能手,《闵老子茶》记载他拜访老茶人闵汶水品茶鉴水的经过,过程十分有趣(略)。禊泉乃绍兴名泉之一,曾一度被掩没,后因张岱的发现才又重显威名,名噪一时。“甲寅夏,过斑竹庵,取水啜之,磷磷有圭角,异之,走看其色,如秋月霜空,噀天为白,又如轻岚出岫,缭松迷石,淡淡欲散,余仓卒见井口有字画,用帚刷之,禊泉字出,书法大似右军,益异之。试茶,茶香发,新汲少有石腥,宿三日,气方尽。辨禊泉者,无他法,取水入口,第挢舌舐腭,过颊即空,若无水可咽者,是为禊泉。”(《陶庵梦忆·禊泉》)张岱无意间发现禊泉,更以其专精的品水经验,指出辨识禊泉的诀窍。  

  张岱还请徽州歙人专事松萝茶的师傅来绍兴传授经验,改进家乡的“日铸茶”,名之为“兰雪茶”。“……募歙人入日铸。杓法、搯法、挪法、撒法、扇法、炒法、焙法、藏法,一如松萝。他泉瀹之,香气不出,煮禊泉,投以小罐,则香太浓郁,杂入茉莉,再三较量,用敞口瓷瓯淡放之,候其冷,以旋滚汤冲泻之,色如竹择方解,绿粉初匀,又如山窗初曙,透纸黎光,取清妃白,倾向素瓷,真如茎素兰同雪涛并泻也,雪芽得其色矣,未得其气,余戏呼之兰雪。……”(《陶庵梦忆·兰雪茶》)兰雪茶兰雪一经出现后,立即得到人们的好评,在社会上风行一时。  

  张岱不仅嗜茶,而且识茶,从制茶到品茶,无一不精。积多年的经验,张岱曾撰有《茶史》一书,手稿交于闵老子“细细论定”,并计划刊印。其目的是“使世知茶理之微如此,人毋得浪言茗战也。”但不久战祸四起,清兵入关后随即南下,张岱逃难避乱,在匆促中稿本散失,只存序文,后辑于《琅環文集》中,这是中国茶史上一大损失。  

  除前述诸入之外,对泡茶道的兴盛和发展有贡献的,还有陆树声、徐渭、屠隆、高濂、张谦德、熊明遇、夏树芳、周履靖、文震亨、李日华、周高起、屠本畯、闻龙、冯可宾、张大复、袁宏道、李渔等人。

四 泡茶道的衰退  

  清代,满族入主中原,与元蒙一样,对汉人始终存有戒备心里,大兴文字狱,士人为避祸,纷纷转向实证、考据,流行明代的陆王心学、性灵文学、茶道艺术由盛转衰。经过改朝换代的剧烈变动,茶道也渐呈衰势。当然,说泡茶道入清后开始衰退,但并非消亡,而且在局部地区还有所发展。作为中国茶道的代表工夫茶道就形成、兴盛于清代。  

  工夫茶主要流行于广东、福建和台湾地区,是用小壶冲泡青茶(乌龙茶),属泡茶道的一种,主要程序有治壶、投茶、出浴、淋壶、烫杯、酾茶、品茶等。  

  “余向不喜武夷茶,嫌其浓苦如饮药然。丙午秋,余游武夷,到曼亭峰、天游寺诸处,僧道争以茶献。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橼,每斟无一两。上口不忍谴咽,先嗅其香.再试其味,徐徐咀嚼而体贴之。果然清芬扑鼻,舌有余甘。一杯之后,再试一二杯,令人释躁平矜,怡情悦性。始觉龙井虽清.而味薄矣;阳羡虽佳,而韵逊矣。颇有玉与水晶,品格不同之故。故武夷享天下之盛名,真乃不忝。且可以瀹至三次,而其味犹未尽。”(袁枚《随园食单·茶酒单·武夷茶》)袁枚(1716-1797),诗人、诗论家,字子才,号简斋,生当康乾盛世,曾任溧水、江浦、江宁等县知县,因父丧辞官归里,在江宁城西小仓山筑随园,又号随园老人,著述颇丰。袁枚是杭州人,平时习惯饮江浙名茶阳羡、龙井,初时不习惯武夷岩茶。乾隆丙午(1786年),袁枚上武夷山,僧道献以武夷岩茶,小壶,小杯,嗅香、试味,徐徐咀嚼。始觉龙井虽清,不如岩茶醇厚;阳羡虽佳,不若岩茶韵致。这是最早的关于武夷岩茶的泡饮方法及品质特点,虽无工夫茶之名,却有工夫茶之实。

  “工夫茶,烹治之法,本诸陆羽《茶经》,而器具更为精致。炉形如截筒,高约一尺二三寸,以细白泥为之。壶出宜兴窑者最佳,圆体扁腹,努咀曲柄,大者可受半升许。杯盘则花瓷居多,内外写山水人物,极工致,类非近代物。然无款志,制自何年,不能考也。炉及壶、盘各一,惟杯之数,则视客之多寡。杯小而盘如满月。此外尚有瓦铛、棕垫、纸扇、竹夹,制皆朴雅。壶、盘与杯,旧而佳者,贵如拱璧,寻常舟中不易得也。先将泉水贮铛,用细炭煎至初沸,投闽茶于壶内冲之;盖定,复遍浇其上;然后斟而细呷之,气味芳烈,较嚼梅花更为清绝,非拇战轰饮者得领其风味。……”(俞蛟《梦厂杂著·潮嘉风月·工夫茶》)俞蛟,字清源,又字六爱,号梦厂居士,乾嘉时人。《梦厂杂著》于嘉庆六年(1801年)四月成书于广东齐昌官舍之凝香室,俞文所记器具有白泥炉、宜兴砂壶、瓷盘、瓷杯、瓦铛、棕垫、纸扇、竹夹等,其泡饮程序则为治器、候汤、纳茶、冲点、淋壶、斟茶、品茶等。工夫茶得名在清朝中叶的乾嘉年间。  

  “工夫茶,闽中最盛。茶产武彝诸山,采其茶,窨制如法。……壶皆宜兴砂质,龚春时大彬,不一式。每茶一壶,需炉铫三。候汤,初沸蟹眼,再沸鱼眼,至联珠沸则熟矣。水生汤嫩,过熟汤老,恰到好处颇不易,故谓天上一轮好月,人间中火候,一瓯好茶,亦关缘法,不可幸致也。第一铫水熟,注空壶中,荡之泼去;第二铫水已熟。预用器置茗叶,分两若干,立下壶中。注水,覆以盖,置壶铜盘内;第三铫水又熟,从壶顶灌之周四面;则茶香发矣。瓯如黄酒卮,客至每人一瓯,含其涓滴,咀嚼而玩味之。若一鼓而牛饮,即以为不知味,肃客出矣。”(寄泉《蝶阶外史·工夫茶》)茶用武夷茶,器有炉、铫、宜兴砂壶、铜盘、茶瓯等,其泡饮程序有治器、候汤、涤壶、纳茶、冲点、淋壶、斟茶、品茶等。《蝶阶外史》的作者寄泉,号外史,清代咸丰时人。  

  “潮郡尤嗜茶,其茶叶有大焙、小焙、小种、名种、奇种、乌龙诸名包,大抵色香味三者兼备。以鼎臣制宜兴壶,大若胡桃,满贮茶叶,用坚炭煎汤,乍沸泡如蟹眼时,瀹于壶内,乃取若琛所制茶杯,高寸余,约三四器匀斟之。每杯得茶少许,再瀹再斟数杯,茶满而香味出矣。其名曰工夫茶,甚有酷嗜破产者。”(张心泰《粤游小识》)潮州人酷嗜工夫茶,宜兴小砂壶,若琛小杯,候汤、纳茶、冲注、匀斟,茶的品类较多,已不限于武夷岩茶。张心泰,晚清时人。  

  连横在其《雅堂先生文集》“茗谈”中记:“台人品茶,与中土异,而与漳、泉、潮相同,盖台多三州人,故嗜好相似。”“茗必武夷,壶必孟臣,杯必若琛,三者为品茶之要,非此不足自豪,且不足待客。……”连横,宇雅堂,台湾人,生当清末民国时期,撰有《台湾通史》、《台湾语典》、《台湾考释》等书。台湾与漳州、泉州、潮州同尚工夫茶,茶必武夷,壶必孟臣,杯必若深,非此不能待客。

  进入民国,战乱频仍,茶道低迷。新中国成立后,受极左路线影响,包括茶道在内做的传统文化受到批判。中国茶道在二十世纪跌入低谷。

五 泡茶道的复兴  

  中国茶道的复兴却是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经过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复苏,进入新世纪的新发展阶段。

   (一)当代茶道理论研究和实践  

  台湾是现代中国茶道的最早复兴之地。吴振铎、林资尧、蔡荣章、林瑞萱、范增平、吴智和、张宏庸、周渝等是台湾较早致力茶道理论研究和实践的人。  

  林资尧(1941—2004),字易山,曾任台湾中华民国茶艺协会秘书长,后转任天仁茶艺文化基金会秘书长,长期致力于国际茶文化交流和茶道教学,尤爱茶礼,促进茶礼生活化、社会化。尊礼古圣先贤,曾有祭孔、祭神农、祭屈原、祭陆羽等茶礼;体现大自然的运作、时节的更替,创作四序茶会;后来又创五方佛献供茶礼、金色莲花茶礼、郊社茶礼,为中国茶礼的建设开拓有功。  

  蔡荣章自1980年以来长期致力于现代茶艺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其夫人林瑞萱主持坐忘谷茶道室,夫妇俩志趣相投。蔡荣章著有《现代茶艺》(台湾中视文化出版社1984)、《茶道教室》(台湾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茶道基础篇》(台湾武陵出版有限公司2003)、《说茶之陆羽茶道》(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茶道入门三篇》(中华书局2006)等,林瑞萱著有《心经讲义——茶道精神领域之探求》(台湾陆羽茶艺股份有限公司1989)等,夫妇合著有《现代茶思想集》(台湾中华国际无我茶会推广协会2000)等。蔡荣章、林瑞萱夫妇为中国当代茶道的理论和实践做出重要贡献。  

  范增平出版了《台湾茶文化论》(台北碧山岩出版社1992)、《茶艺学》(修订版,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2)、《台湾茶艺观》(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3)等,吴智和出版了《中国茶艺论丛》(台湾大立出版社1985)、《中国茶艺》(台湾正中书局1989)等。张宏庸出版了《茶艺》(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7)、《台湾传统茶艺文化》(台湾汉光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等。  

  澳门的罗庆江在《“中国茶道”浅谈》(《农业考古》2001,4)中对中国茶道概念的阐述以及对茶席设计都有一定的探索性。  

  大陆方面,在茶艺的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上有突出表现的则有吴觉农、庄晚芳、张天福、童启庆、陈文华、余悦、林治、丁文、袁勤迹等。

  庄晚芳在1990年2期《文化交流》杂志上发表的《茶文化浅议》一文中明确主张“发扬茶德,妥用茶艺,为茶人修养之道。”他提出中国的茶德应是“廉、美、和、敬”,并加以解释:廉俭有德,美真康乐,和诚处世,敬爱为人。  

  张天福深入研究中外茶道、茶礼,于1996年提出以“俭、清、和、静”为内涵的中国茶礼。他认为:茶尚俭、勤俭朴素;茶贵清,清正廉明;茶导和,和衷共济;茶致静,宁静致远。  

  童启庆出版了《习茶》(浙江摄影出版社1996)、《生活茶艺》(金盾出版社2000)、《影像中国茶道》(浙江摄影出版社2002),为现代茶艺、茶道提供了范式。  

  陈文华不仅在《长江流域茶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中国茶文化学》(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等著作中,对茶艺、茶道概念和特征、精神作了精要的阐释,而且还发表了《茶艺·茶道·茶文化》(《农业考古》1999,4)、《论中国茶道的形成历史及其主要特征与儒、释、道的关系》(《农业考古》2002,2)、《论中国茶艺及其在中国茶文化史上的地位》(《农业考古》2005,4)等论文,进一步对茶艺、茶道进行理论阐释。  

  余悦在《中国茶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中对茶艺、茶道概念、茶道与儒道释的关系等作了精要的阐释,他在《儒释道和中国茶道精神》《农业考古》2006,5)、《中国茶艺的美学品格》(《农业考古》2006,2)、《中国古代的品茗空间与当代复原》(《农业考古》2006,5)等论文中进一步阐释了茶艺美学、茶道精神。  

  林治的《中国茶艺》(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中国茶道》(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中华茶艺集锦》(中国人口出版社2004)、《茶道养生》(西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6)对各类茶的冲泡技艺、茶艺六要素美的赏析、茶艺美学基础、茶道精神、茶道养生等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丁文在《茶乘》(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9)中对茶道与儒释道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袁勤迹通过实践来诠释现代茶艺,她的《龙井问茶》、《九曲红梅》、《人淡如菊》等茶席设计及表演已成为经典。  

  (二)当代茶会的创立  

  1. 四序茶会  

  四序茶会是原天仁茶艺文化基金会秘书长林资尧所制定,透过茶会,表现一种大自然圆融的律动。说它是一种群体修行,也不为过。

  在会场内,悬挂“四季山水图”和“名壶名器名山在,佳茗佳人佳器生”的茶联,烘衬出茶会的主题。茶席的布置为正四方形,而茶桌和正中央的花香案则铺以青、赤、白、黑、黄等五色桌巾,象征着四序迁流,五行变易。在悠扬的古琴曲声中,司香和司茶引导来宾入席,大家在正四方形条席人坐。司香行香礼,以香礼敬天地及宾客,然后茶会开始。4位司茶则依秋、冬、春、夏的时序,手捧代表秋冬春夏四季的插花款款入场,先行花礼,之后入座。东面茶席是代表春季的青色,南面茶席是代表夏季的赤色桌,西面茶席是白色的秋季,北面茶席是黑色的冬季。24把座椅象征24个节气。在悠扬琴声中,司茶优雅地烫杯、取茶、冲水,然后均匀斟进小茶盅,分敬给客人。沏茶四巡,司茶按顺时针次序转动,象征四季更叠。司茶依序奉上第一道茶、第二道茶、第三道茶以及第四道茶。客人闻香后,品茗回味。宾客品味茶汤,也品味着大自然的芳香。时光在不知不觉中流转。当《梅花三弄》奏完之时,司茶起身,依序收回茶杯和茶托,并细致地清洗茶具。再度起身时,司茶行花礼。接着,与司香列队恭送宾客离席。人们在这样一个宁静、舒适的场所,通过茶艺、茶道、茶礼的熏陶,完全将自己融人大自然的韵律、秩序和生机之中,既品出了茶的真趣味,又彻底得到了放松。  

  2. 无我茶会  

  无我茶会是由台北陆羽茶艺中心总监蔡荣章所创立的一种茶会形式,人人自备茶具、茶叶围成一圈泡茶、奉茶、品茶。如果规定每人泡茶四杯,那就把三杯奉给左边三位茶侣,最后一杯留给自己。如此奉完规定的泡数,聆听一段音乐演奏后(也可省略),收拾茶具结束茶会。

蔡荣章先生  

  参加无我茶会,每人携带的茶具可根据茶类而定,尽量要小巧简便。基本要求是每人需带冲泡器具,四只杯子、奉茶盘、茶巾、手表或计时器、热水瓶、茶叶(以每冲泡四杯茶所需的量分成小包或直接放在冲泡器中)、坐垫等。  

  到了无我茶会会场后,首先是报到抽签,依号码找到位置。号码为顺序排列,座位形式多用封闭式,即首尾相连成规则或不规则的环形或方形、长方形等等。数十人乃至数百人的大茶会往往是在露天举行,均无桌椅。每人找到位置后,将自带坐垫前沿中心盖掉座位号码牌,在座垫前铺放一块泡茶巾(常用包壶巾代替),上置冲泡器,泡茶巾前方是奉茶盘,内置四只茶杯,热水瓶放在泡茶巾左侧,提袋放在坐垫左侧,脱下的鞋子放在坐垫左后方。当茶具等安放完毕,根据公告中的时间安排,茶会的第一阶段是茶具观摩与联谊,这时,可在会场内走动,亦可互相拍照留念。  

  到了约定时间,各人开始泡茶,泡好后分茶于四只杯中,将留给自己饮用的一杯放在自己泡茶巾上的最右边,然后端奉茶盘奉茶给左侧三位茶侣,奉茶人将茶放在左边第一位受茶人的最左边,左边第二位受茶人的左边第二位,左边第三位受茶人左边第三位。如果您要奉茶的人也去奉茶了,只要将茶放在他(她)座位的泡茶巾上就好。如您在座位上,有人来奉茶,应行礼接受。待四杯茶奉齐,就可以自行品饮。饮后即开始冲第二道,奉第二道茶时,用奉茶盘托冲泡器具或茶盅依次给左侧三位茶侣斟茶。饮后冲泡第三道,奉茶同第二道。进行完约定的冲泡次数后,如安排演讲或音乐欣赏等活动,就要安坐原位,专心聆听,结束后方可端奉茶盘去收回自己的杯子,将茶具收拾停当,清理好自己座位的场地(所有废物全由自己收拾干干净净并倒入果壳箱中),与大家道别散会,或继续其他活动。  

  无我茶会有七大精神。第一,无尊卑之分。茶会不设贵宾席,参加茶会者的座位由抽签决定,在中心地还在边缘地,在干燥平坦处还是潮湿低洼处,不能挑选。自己将奉茶给谁喝,自己可喝到谁奉的茶,事先并不知道。因此,不论职业职务、性别年龄、肤色国籍,人人平等;第二,无求报偿之心。参加茶会的每个人泡的茶都是奉给左边的茶侣,而自己所品之茶却来自右边茶侣,人人都为他人服务,而不求对方报偿;第三,无好恶之心。每人品尝四杯不同的茶,由于茶类和沏泡技艺的差别,品味是不一样的,但每位与会者都要以客观心情来欣赏每一杯茶,从中感受到别人的长处,不能只喝自己喜欢的茶,而厌恶别的茶;第四,无地域流派之分。不分彼此,天下一家,以茶修德,以茶会友,奉行一碗茶中的和平友好;第五,求精进之心。自己每泡一道茶,自己都品一杯,每杯泡得如何,与他人泡的相比有何差别,要时时检讨,使自己的茶艺日益精深;第六,遵守公告约定。茶会进行时并无司仪或指挥,大家都按事先公告进行,养成自觉遵守约定的美德;第七,培养集体的默契。茶会进行时,均不说话,大家用心于泡茶、奉茶、品茶,时时自觉调整,约束自己,配合他人,使整个茶会快慢节拍一致。并专心欣赏音乐或聆听演讲,即使千百人的茶会亦能保持会场宁静、安详的气氛。

  在“无我茶会”中,无尊卑之分,无地域流派之分,无报偿之心,无好恶之心,求精进之心,大家以公共约定的时间和秩序为准则,因而它的包容性强,修身养性效果佳。“无我”与“无己”“无私”“忘我”相似,是一种哲学境界。  

  综上所述,泡茶道蕴酿于元代至明代前期,正式形成宇明代中期,鼎盛于明代后期,衰于清、民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新走上复兴之路。

  本文原为丁以寿主编《中华茶道》第八章“茶道历史”之“第三节中国泡茶道简史”,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

本文经丁以寿授权发布。

 

作者介绍

  丁以寿,1963年1月生,安徽省无为县人。1986年7月毕业于安徽农业大学茶叶专业,留校工作至今。现为安徽农业大学茶与食品科技学院茶业系教授,茶文化方向硕士研究生导师,安徽农业大学中华茶文化研究所所长,安徽省茶业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安徽省徽茶文化研究会会长,吴觉农茶学思想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华茶人联谊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茶文化系列教材》、《中国名优茶系列丛书》、《图说中国茶文化》编委,《茶业通报》常务副主编。

清末民初时期的香港茶市 ———以《香港华字日报》刊文为例

摘要:《香港华字日报》是晚清民国时期该地区著名的商业报纸。本文通过对该报1898—1923年间刊载的有关茶业原始资料的爬梳和研究,希望能还原同期香港茶市情形之一部。

关键词:孙义顺;龙井茶;乌龙茶;普洱茶;《香港华字日报》

《香港华字日报》(The Hong Kong ChineseMail) 系 香 港 英 文 报 纸 《德 臣 报 》 (The ChinaMail)所办,创刊于1872年4月17日[1],是1842年 香港开埠后最早发行的三大华文日报之一,至1946年7月1日方因经费不足停止发行。该报主要 刊载官方活动、粤港地区及海外近闻,同时发布 港口船舶消息、货价行情、商家告白、招退股启事 等大量商业广告资讯;并以香港报纸的身份报道 了国内不同时期各类政治事件及抗日战争,从而 引起研究新闻传播、辛亥革命、翻译文学等不同 类型学者的关注。已出版的著作《中国报学史》 (1927年, 作者戈公振)、《中国新闻史》(1966年,曾虚白主编)、《中国近代报刊史》(1981年, 方汉 奇撰写)、 《中国 新闻业史———古代 至1949年 》 (1984年,梁家禄、钟紫、赵玉明和韩松合著)等均 对该报进行了介绍;发表的研究论文(中文)主要 有:《〈香港华字日报〉 中的孙中山佚文研究》(作 者莫世祥,载《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3期)、《〈华字日报〉 所见19、20世纪之交的香港华商》(作者陆晓敏,载《广东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香 港华字日报〉对研究辛亥革命的史料价值》(作者邱捷,载《广东史志》2002年第2期)、《辛亥回眸:历史的实录与解读———从〈香港华字日报〉谈起》 (作者黄大德,载《岭南文史》2011年第4期)、《试析民国〈香港华字日报〉关于广东社会报道资料 的史料价值》(作者邢照华, 载 《广州大典研究》 2018年第1期)等。

笔者利用数月业余时间,对该报1898—1923年间刊载的有关香港地区茶业贸易方面的史料 进行研读。今不揣简陋,特加缕析如下。

一、茶商组织和营业状况

香港地区自开埠以后, 得益于其自由港、转口港的地位以及原在广州从事贸易之中外各商 将营业机关移设该地区, 外来人口迅速增多,商业日益发达。茶叶方面,除对外贸易之地位愈显 重要,本地茶市也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香港之茶商组织,大抵有“商行”“商号”“茶号”“茶栈”“茶行”“茶庄”“茶叶店”等名目;又有 “茶楼”“茶室”等消费场所。

“商行”“商号”多在码头趸买水客由内地运 来的各省物产, 并非专营茶叶。据不完全统计, 1901—1923年间先后有 “信亨”“广全昌”“广南 隆”“长裕”“绍和”“永成”“裕和隆”“广顺泰”“永盛”“广顺”“广誉”“广生发”“公发源”“岐丰”“兆 丰”“广裕和”“华安”等17家。

“茶号”“茶栈”“茶行”“茶庄”“茶叶店”则多 在本港售卖茶叶,但亦有同时经营茶叶、杂货等 进出口贸易者。兹将各号经营情形略述如下。

开港第3年谢翰氏创设的 “达盛茶叶店”(嗣后在广东省城开设“盛记茶栈”,后改“达栈”),向 分大宅、二宅两股,1900年众兄弟公议将“达盛” 生意拈阄归一人承做, 为大宅第三子谢竹平执 得。据1904年报载,“达盛茶号”位于文咸东第5号 即水车馆对门,亲自选办两湖、福建武夷各种岩茶、义顺六安、云南普洱、古劳包种、藏旧清远各 款名茶及洋装贡品礼茶、藏旧茶砖发售。

“美珍恒记”茶叶生意,原日始创江门,后分枝鹤山沙冲、广东省城、香港、墨尔本、菲律宾5 处。1873年起造至1903年正月止, 共课本银2800两整,由梁玉堂、公源号、梁名廉、李馥云祖合股(其中公源号实占股份银1600两)。1903年2月20日,各股东在江门北极殿集议收盘,将全盘生意、 铺底、货物、账项、家私尽行退出,当众出投,由新 人梁福星堂出阄银49000两整投得,当年3月16日交易清楚。新成立的江门“美珍号”及墨尔本、香 港、广东省城、鹤山各埠枝栈,梁六合堂占有股本 银4500元。1908年11月初1日, 梁六合堂退股,顶 与梁福兆堂承受,股本溢利共计银10500元整,该 交易于当月初10日完成。嗣据1916年2月初5日香 港德辅道西48号“美珍茶林”新承股人大成堂梁 柏如等刊登《告白》曰:“香港、江门、省城、陈村、 鹤山城、肇庆城、新金山(即墨尔本)、尾利宾(即菲律宾)各埠‘美珍’及‘恒记’字号,做出口茶叶、 什货生意。原日周高撰、周福华堂、周福安堂、周引后、周毛、周高占祖、周达仪、周达恢、周观祐、 周高祥、周高畅、周诒祜、黄骏权祖、黄茂沛、吴能 炎、李星五等共16名占有股份,做至民国四年乙卯(1915)12月底止,自愿将名下股份退出,顶与 大成堂梁柏如等承受。所有‘美珍’开枝各埠生意、权利、招牌、唛头、铺底、家私、货物、银两、账项全盘顶出,每股本100元,收回本利270元,业经 立约,订丙辰年(1916)2月20日交易……”惟股东 周高畅认为其中数目轇轼轕轼甚多, 旋称其并未签 允,且决不公认。

1895年, 龙润本在香港大道西门牌第140号 创设“龙德记茶庄”,独立经营。1915年底,龙氏因 年届古稀,遂将全盘生意核算清楚,亲手将款项 分与各房子孙收讫。“龙德记茶庄”字号自1916年 起,遂由龙润本各房子孙与亲友另行组织,合股营业。

1900年,“春茂茶号” 在大道中374号内开张 营业;至1904年止,向由原占股份之高怡和堂高 慕唐司理,高氏同时受雇于“茗香茶居”。1905年 正月初1日,高慕唐先是辞去“茗香茶居”雇工;是月24日,复将所占“春茂茶号”股份全部退出,本利收回,顶与股内人承受,转由周达卿司理。

1903年初,郭继昌堂顶受香港古劳、省澳南 合茶庄生意,于中环街市侧门牌第11号开办“南 合南生茶庄”,同年4月初1日营业,专办各埠茶叶 生意;并特派专人往鹤山古劳、福州武夷出茶地 方督办、认真拣选各种上等名茶发售。

据1904年3月14日报载,开设茶叶生意之“定 泰兴茶叶店”,向在上环大马路门牌372号。

中环“裕章盛茶叶店”原系潘陈氏与其夫弟 潘泳等兄弟5人同做。1904年6月11日, 潘陈氏将 应占该店之股份让与潘泳承受。

1905年4月22日,均益堂、李雨秋、张炜棠、伍时发、李祝三、李晓楼、余和堂、李云煐、黄锦光、 黄鹤琴、 骏德堂等合股在香港大道西门牌352号 创设“联昌泰荣记茶庄”。同年10月初10日,该庄 全盘生意、招牌、铺底、家私、什物一概顶与股内人黄合成堂承受,改为“联昌泰盛记”。1909年起, 黄传遇与黄恭炽、黄业朝、汤月波等合股经营“联 昌泰盛记茶叶庄”兼金山庄生意,并由前者司理。1913年正月16日伊始,黄传遇称愿将名下及经手 所做之股份全部推回 “联昌泰盛记” 公家承受。1915年11月28日,“联昌泰盛记” 各股东黄恭炽、 汤月波等将已迁至香港文咸街门牌104号的 “联 昌泰盛记”并“友珍”、鹤山城“联昌盛”一切招牌、 商标、货物、家私以及当年赊出本港账项一应推股内人荣发堂承受;嗣后仍用“联昌泰”招牌,惟 将“盛记”改为“兴记”,照常贸易。1906年8月初8日,杭州“武林开泰号”在香港上环大马路水坑口第373号门牌开设分庄, 自运 金华火腿、龙井茶叶、武夷奇种、江南腐乳、镇江彩蛋、各色酱菜、罐头食物以及选办林大成灰蓝土布、上海时款男女学生靴鞋、京装辫线丝带等 货于门市发售。

至1907年止, 位于香港西营盘大马路142号 门牌2楼的“德记茶叶庄”,开张已十有余年,店东 龙桂廷。

据1909年2月24日报载,“金鸡和合”“香港芳 美” 两号在港做办外洋茶叶生意已有20余年,联 络地址在上环德辅道281号“新广合”。

香港德辅道西门牌129号 “金茂茶栈”,自1910年正月12日起, 各原股东将字号、 招牌、铺 底、家私、货物、账项及福建建宁府“金泰庄”之乌 龙、水仙、白茶庄底、家私、什物全盘生意顶归新东黄笛舫承受,仍用“金茂”招牌,加入“盛记”二字开张营业。

香港“裕生源号”谢连元、古聘臣兄弟、林在 田等将香港“裕茂茶庄”等生意、股份一切全盘清 点结算明白,于1911年7月28日做字卖与“裕生源 号”原占股份之“裕生春兴记”(位于庇能埠北索 直街门牌8号、10号) 谢连元承受;“裕生春兴记” 随之更名为“裕生春公司”。

因司理人身故,原设大道西349号门牌的“泉茂茶号”于1915年7月收盘。

据1915年11月初5日报载,香港紫薇街“永祥 安”开设茶叶生意,店东梁毓廷;又有梁奕佳、梁奕 俸手创之 “梁福记茶庄”, 地址位于紫薇街门牌4 号。

1916年7月23日,香港皇后大道中“陈春兰” 在《广告》中声称,该号“出口箱烟、岩茶,历久驰 名”。

尖沙咀广东道74号“茂兰号”茶烟杂货生意 1919年10月初3日全盘顶与陈永兴堂承受后,仍 用回“茂兰号”招牌,加多“兴记”二字。据1919年10月27日报载,香港永乐街“生茂 店”茶叶生意,由广东省城、澳门“生茂泰茶叶店” 支开;而以懋德堂名义始创之广州市“茂记”,原 占“生茂泰”股本银1500两整。

1921年3月初8日,杨文畴将其位于香港大道西169号2楼“菁记”所有存茶、账底及全盘生意以 价银6338元6毫1仙让与柯子靖承受, 后者遂将 “菁记”招牌取消,自行创设“坚记茶行”。

1922年2月, 永盛堂承受西营盘第一街86号 “同春茶栈”全盘货底、家私、什物、账项等,仍用 回“同春”字号,另加“茂记”二字,照常营业。

香港地区“茶楼”,主要有“云泉”“香港”“得 云居”“如心”“天然居”“岭南”及“三元”等7家;“茶室”则以“陆羽”创设较早。

以郭炜南名字注册的“云泉茶楼”,位于香港德辅道中门牌136号。1916年3月初5日,郭氏将该 茶楼名下股份顶与股友李德斋承受。

“香港茶楼”1914年由各股东在皇后大道中 街门牌145号合股创设。1916年9月14日, 吕亦佳名下所占该茶楼股东之一兆成堂股份顶与公盘承受。1918年底,股东合盛堂、同德堂、三益堂、太 原堂、兴义堂各将所占“香港茶楼”生意股份顶与 股友大成堂承受,准于1919年正月初10日交回股 份合约,收回股本溢利,并文乐轩、胡祝屏经手所 领茶楼营业牌照,书立退股字据。

“得云居茶楼”营业地址分设香港文咸东街 门牌第1号全间并通连3号3楼、大道中128号二三 楼及永胜街1号全间、2号三四楼和4号3楼。1919年正月24日,店东胡锵将所有招牌、铺底和全盘家私、什物顶与荣业堂承受。

“如心茶楼”位于大道西394号全间,初由陈 少波、 游植等人合股创立,1921年3月初8日顶与 大成堂承受。

“天然居茶楼”在九龙城中街门牌44号营业, 嗣因生意不前, 于1921年5月22日顶与合德堂承受。

“岭南茶楼”位于香港大道中门牌136号—140号。1921年11月底加入新股“同福堂福记”扩展经 营后,改招牌为“岭南福记”。

“三元茶楼”营业地址在香港上环大马路,创 设于1923年。

设在德辅道中门牌第30号的“陆羽茶室”,于1922年10月26日开市,该茶室在同日刊载的《新 张广告》中曰:“窃以伏生传经,藁饫不废;周官供馔,粉糍同罗。鸭腊羊羹,具存周礼;蒸凫炙鸹,备 见楚词。食品之讲求有自来炙。兹者,本主人精聘 名厨,广求食谱,茶面斋菜,炖品点心,请客广设, 多筵酒席,尤能包办。铺陈则雅洁无伦,招待则殷 勤备至。诸君公余之暇联袂登临,虽无三斗供李 白之豪吟,仍有三碗仿卢仝之韵事。及时行乐,乐也何如,雅人深许。”云云。

二、茶叶种类及“假茶”风波

(一)粤茶———主产广东鹤山、清远等地

1904年7月初6六日, 广东省城河南白鹤洲 “恒裕昌”、洲头嘴“远信诚”在《告白》中称:“小号自创之‘恒美’石地古劳、银针古劳,‘恒泰裕’‘美和生’银针古劳、乌龙、花香、包种茶,又‘长春’上上小种、‘长春’玫瑰小种、‘秋岩’玉兰、‘长福’小 种等茶及创办之‘远信正记’石地古劳、银针古劳、‘利泰’包种等茶,均皆精工监制,选办适宜。溯自咸丰初年始创,迄今数十年,叨蒙诸尊赏识, 幸得中外驰名。前以严防假冒,特禀请港宪恩准 ‘恒美’等茶准用‘时辰镖’嚜为记;又蒙恩准‘远信正记’等茶以‘YS’及‘HS’为记,别人不得冒效。乃奸商愍不畏法,每将‘恒美’等茶之‘时辰镖’嚜假冒,或将八卦样影射,唐文稍异而西文实同;又将‘远信正记’之‘YS’及‘HS’嚜冒效。并查 接办之家,每每专办伪货,私相授受欺骗,远涉贵 商,实属利己损人,行同娼盗。虽经迭次拿获,禀官严办在案。讵奸商贪图射利,不顾廉耻,殊堪痛 恨。兹特布告中外富商咸知,如蒙光顾,请祈细察 茶身叶色、气味馨香,与别不同,并细验‘时辰镖’ 嚜与‘YS’及‘HS’嚜内外唐、西文字,则优劣自 分,免再受所欺,小号实有厚幸然。再者,如四方 君子有能查悉假冒小号各嚜及内外唐、 西字嚜, 请通知香港文咸街‘广吉祥’内寓本号司理人便 妥,一俟禀官拿获,审讯确凿,定案后,即按件数多少,从重致谢,决不食言。”

香港摩罗上街1号“祥安茶店”(据1913年8月27日报载,店东为何让夔、何季海)1906年9月27日曾刊布 《假冒须知》:“本号亲到鹤山选办地道古劳、马耳、雨前、银针各种名茶发客,向用‘孔 雀’嚜为记,历有余年。蒙仕商光顾,驰名中外。近有无耻之徒,假冒本号‘孔雀’嚜招牌,以伪充真, 鱼目混珠,贪图射利,欺骗客商,有碍本号招牌货色。今特禀明督宪恩准将‘孔雀’嚜存案,别人不 得冒效。诚恐贾商不觉,被其混骗,是以特登报布告。如蒙诸君赐顾,请认茶色气味、‘孔雀’为记之 商标、摩罗上街‘祥安号’招牌字样并封口印,庶不致误。如有假冒本号招牌嚜头,一经查出,即禀 官究治。” 而在此1个月之前,“永祥安其珍茶店” 曾就误用“祥安茶店”“孔雀”嚜之商标装马耳茶 出售一事,登报致歉。

“江门信益何福记”1908年2月16日《告白》云:“本店向在粤东江门春砍街开张, 已历数十余年, 亲自登山采办上上嫩蕊名茶, 气味甘凉, 销售日 广,中外驰名。向用‘双凤朝阳’嚜为记。现据列位 贵商称说假冒本店字号太多,内外嚜相同,故特在香港政府禀请存案,准换商标‘双鹿’为记。嗣后如有再行假冒本店字号商标,一经查出,定必送官治 究。本店特设一栈在香港上环海旁街市左边干诺道门牌第一号寓二楼,贵客光顾,请认‘双鹿’为 记,庶不致误。”

(二)徽茶———六安茶、祁红等

1897年3月初7日,安徽新安茶号孙义顺刊布 广告《孙义顺六安茶发客》称:“本号向在六安办 采雨前上上细嫩真春茶,并加工拣选,不惜资本。向运佛山镇北胜街广丰行发售,历有一百五十余年,并无分起别行及外埠等处代售。近有无耻之徒,假冒本号招牌,或加新装,或加老号;更有不 法之徒,加‘正义顺’等字,贪图射利,以假混真, 而茶较我号气味大不相同。凡士商赐顾,请辨真 假。本号茶篓内有票四张,底票、腰票内加有人物,机器报单、面票上有‘龙图佳味’并‘秋叶图章’为记,方是真孙义顺六安茶,庶不致误。新安孙义顺谨致。”1903年6月28日, 该号又称:“本号向在安徽省采办雨前上上真春芽嫩六安茶叶,运来粤东交佛山镇北胜街广丰行发售, 历百余年, 并无分交别行代沽。近有无耻之徒,假冒射利,或 称‘新庄’,或加‘正’字,甚至有直冒孙义顺字号, 贪图射利,以伪乱真,其茶味较我号迥不相同。是 以本号特于上年(指1901年)在香港禀准港宪存 案,准用此嚜头作据,以别真伪;又在省佛禀奉各宪出示晓谕‘如有假冒孙义顺字号,许原商随时 查获送究’,各在案。惟本年(指1902年)尚有奸商 暗造伪茶,直冒孙义顺字号,运至省港掺销。因于八月间(指1902年8月)在港禀请官宪饬差在某行 内起出伪茶七十余件,拘获原人到案讯办,当官 将伪茶拆开,撤去茶箩内假冒牌名、嚜头纸,判明嗣后再有假冒,准本号随时查明禀究。因此列报, 俾众周知。凡士商赐顾,请认明本号茶箩内有‘双公仔’机器嚜头纸并《抄白告示》、腰票五张及‘秋叶图章’为据,庶免鱼目混珠。”

“新安祁南李润春笑记”在1905年10月初5日 发售六安茶的广告中称:“‘润春’ 字号向在安徽提选头春雨前嫩芽正地道六安茶,运至香港同福 泰行代售,佛山各行亦有分沽。素蒙贵地见赏,更加亲督制造,久已中外咸称。近有冒办劣茶者,贪图射利,以假乱真,哄骗主顾。诸君采办,请试我 茶味幽香,消瘴解渴,能爽精神。赐顾者须认明 ‘双狮’嚜,上有‘笑渔李记’图章方真,庶免鱼目 混珠焉。”

1918年7月27日,香港苏杭街东“昌荣”号新 到代售上等头春祁门红茶,售价为:五磅庄每箱 沽银五元,三磅庄每箱沽银三元。

中环市侧域多利街第一号B“上海华茶公司香港总发行处”1922年11月初1日广告曰:“冬至 送礼,正祁门、宁州贡茗:花篮牌红茶、孔雀牌红 茶、宝星牌红茶;省港各大公司、办馆均有出售。另有原箱散庄茶,批发极相宜。”

(三)浙江龙井茶等

“浙省汪瑞芬茶庄”自1919年6月初4日起连 续刊登《广告》:“本号在浙开设多年,专办龙井, 茶选上品,中外欢迎。近有奸徒,以次货冒充,利己损人,殊堪痛恨。自己未年(指1919年)起,每包 骑缝加盖‘用我原招包纸或翻刻本号招纸掉包次 货斩丁绝嗣男盗女娼’戳记,包内加‘龙井山品茶 图’商标,以杜假诈。”

1922年12月初4日,香港“金茂茶行”在刊布 的《翁隆盛正庄龙井茶广告(图)》中声称:“本号在浙杭开张,历百有余年,采选名峰雨前、龙井、 莲心各茶,色味兼优,久为顾客欢迎,远近驰名。 近闻有无耻之徒,伪印本号招牌,以劣质冒充,鱼 目混珠,欺人射利。贵客赐顾,欲得正庄龙井茶饮 者,或购办外埠,请至香港德辅道西广州西濠马 路(金茂茶行)采买,真是正货,其茶由本庄采办”云云。翌年正月15日,“浙杭翁隆盛”委托住港高 升街56号“东生隆”特刊《启事》予以澄清:“兹因去年冬月接粤友报告‘金茂号’刊登敝号广告一 节,阅之不胜诧异。内云敝号‘正牌龙井茶’归‘金茂’承办等语,如是似乎专卖性质,而敝号发销港粤之茶只有一种,并无正副之别。见报后当即咨 函质问该号,据该号复称系出误会,但敝号交易, 银货两交,不拘何号经办,均是顾客,诸希察核, 非冒牌也,用特登报声明,以释群疑。”

(四)闽茶———乌龙、岩茶等

1901年2月15日,寓港“珍圃乌龙庄”《告白》 曰:“本号一向选办贡品乌龙,货真价实,历蒙贵客光顾,惟近多假冒,鱼目混珠,故特禀准大宪, 将‘珍圃’字号注册存案,不许别人假冒。乃近访闻某号仍胆敢在本港冒装‘珍圃’乌龙,以伪货混充,屡有线人报知,云在某号做箱,已有确据,并 肯为引缉。但本号向存厚道,姑未深究。今特刊之 报章,自后如有再敢假冒‘珍圃’招牌者,本号已暗出花红,购线向水陆及托各火船收货人代为缉 拿,若经捕获,定必送官严究,决不轻饶。贵客光 顾(旋改为‘贵客欲买珍圃乌龙者’),请到本号面 议,务期货高价廉,幸毋买其伪货,至坏生意。”1905年6月初10日,福建建宁府“泉圃茶庄”在《告白》中称:“本号向在福建建宁府城内大甲 巷开设泉圃茶庄,专办乌龙水仙,格外认真剔选, 不惜工本,经蒙仕商赐顾驰名,历用‘芬圃’‘泉圃’‘荷圃’三号字眼,迄今二十余载。本年忽有某茶庄竟以劣货假冒本庄‘芬圃’字眼,迨经本庄查 询,据称系某客嘱其代装。本庄现与理论,惟深恐 此宗假货先有运来省港发售。如贵客买货,务祈认明茶式佳劣,以免被其欺骗,是所厚望。”

1909年5月26日, 香港永和街3号门牌 “合利号”刊布《茶枝发客》称:“小号常有上等乌龙茶枝 发客,味美价廉,光顾者请移玉到来面议。”同年8 月30日,香港上环文咸街东门牌113号“彭裕泰隆记”在《赏格高悬》中称:“本号各种岩茶,中外驰名,向用‘醒狮’嚜在港督注册存案,别人不得冒效;并蒙恩准饬差落船入铺沿途揭封查究,严拿究治。近闻无耻之徒,私在港澳密地,以伪货假冒本号招牌,欺骗诸君,殊堪痛恨。如有线人侦知报信, 拿获解案,审实究断,每綑(亦写作‘捆’)茶赏给花红银三大元;另将所执之茶俟官判后,除衙费尚有 盈余,以一半为重赏线人之资,决不食言。”

厦门打锡巷“可成茶庄”,自1921年2月21日 起刊登“武夷灵芝名色种,安溪一等铁观音。天下 驰名,须防假冒”广告至1923年底,成为发布时间 最长的茶类广告。

(五)云南普洱茶等

香港和兴西街14号“建昌号”在1916年正月 初9日《买普洱茶者注意》(次日起改为《建昌普洱茶广告》)广告中称:“本号于蒙自、云南府均设有 分号,专运‘宋聘’‘同庆’及正印‘乾利贞’‘宝和祥’等茶,大帮返港发行,而正印‘乾利贞’‘宝和祥’尤归本号所专售。倘欲买上等普洱茶者,尚祈惠顾焉。”次月25日,德辅道西179号之“同茂茶栈” 亦广告称“新到各唛大帮云南普洱茶,诸君光顾, 请移玉步”云云。

至于云南普洱茶运销粤港地区之路线,大抵 清末时期率经广西船运;滇越铁路通车后,逐渐转由越南。据民国初年史料载:“梧州、南宁等地, 有‘云茶行’。此乃经营云南茶叶之茶行,南宁尤为多见。不过有一应注意之处,此前大量云南茶叶经由广西省外运,如今已见减少,此乃其多取 道老开、经由安南出口之结果。而究其缘由,据往来南宁、梧州之间的小轮船电龙船长言之,南宁地方上,对云茶在进行抵制,皆因‘云茶行’与其他茶行相比,生意大、举止专横,遂招致反对抵 制。因此缘故,本船运送的云茶,十分已减七八, 甚为可惜可叹。”复据民国时期广西省政 府统计局统计,1926—1935年间,南宁“云茶行” 年贸易总额分别达10176515元 (国币, 下同)、 8613719元、10263443元、3734732元、1305776元、 6135190元、11200376元、13095857元、7419553元 和5021385元,年均计7696655元,稳居南宁各行贸易总额前四名。衰退之后的“云茶行”贸易额 尚且如此之多,则清末时期云南普洱茶经由南宁 与粤港地区间茶叶商贸之繁盛可想而知。

除此之外,“悦兴隆机器茶砖行”总理人刘悦 岩1902年4月初6日起《告白》称,该行设在福州泛船浦地方, 亲往高山名岩采办上等红茶片末,并 从外国购置机器,压造茶砖,工精料足,童叟无 欺,价目尤格外克己,香港地区客商可以去函购买;而在香港设有制造厂及总发行的“兴华制面有限公司”则于1922年2月17日以《声律启蒙》的 形式刊发广告称:“(中)对外。(国)对家。拒□对 (兴华)。题糕对(制面)。(有限)对无遮。(公)众 桥。私家车。(司)理对巡查。爽滑(通心粉)。清香 (寿眉茶)。芳烟有意迷杨柳,冷露无声湿(桂花)。击来暮鼓晨钟外溢利权须早挽; 制出 (银丝)玉 屑,完全国货实堪夸……”云云。可见红茶砖、寿眉茶在香港似亦有销场。

由水客运销到香港的茶叶尚有来自安南 (即 越南)者(见附表)。笔者从史料中觅得一份1908—1917年间越南茶叶出口统计表,10年间合计输出5760672基、价值总额10755516佛(卢比);其中法国输入数量为5337118基、价值9997806佛;其他 国家和地区共输入423554基、价值757710佛,而 后者应有相当一部分以香港地区为市场。

三、结语

19世纪中叶以后香港地区经济的渐趋发展,使当地的茶商受益匪浅;工作勤勉、经营有方者业务遂以日见扩增,并逐渐形成内地、粤港澳地 区及南洋一带甚至海外市场的营销网络。由于香港地区多为内地移民,五方杂处而尤以粤闽人士 居多,故饮用之茶,初时以邻近之粤省居多;嗣后 产地则遍布粤、闽、徽、浙、滇等国内产茶名区。从香港地区茶市供应的茶叶品类变化来看,则大抵有由细茶向粗茶、从“不发酵茶”到“发酵茶”过渡 之趋势;个中缘由,似不外乎受气候、饮食及茶饮逐渐得到普及等各方面影响罢。

来源:茶叶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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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顶山:茶圣陆羽与蒙顶山茶 下

       四、《茶经》没有提及蒙顶山的茶原因分析

  (一)陆羽考察线路分析

  天宝十三年(754年)起,陆羽离开竟陵,四处考察,沿途采茶品茶、访问笔录、钻研茶事,先后经过8个道、73个州,涉及今天的14个省156个县和地区,包括鄂西、川东、川南、豫南、鄂东、赣北、皖南、皖北、苏南等地。

  当时的行政区分为15个道(相当于今天的“省”,但比省大),即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东道、山南西道、陇右道、淮南道、江南东道、江南西道、黔中道、岭南道、剑南道、京畿道、都畿道。而陆羽列出的产茶区的道是:山南道、淮南道、江南道、黔中道、岭南道、剑南道。

  陆羽所在的家乡竟陵郡属山南东道管辖,他的茶事考察自然是由近及远,首先考察古老的山南道茶区和淮南道茶区。着名茶史专家朱自振先生认为:“在安史之乱以前,陆羽为撰写《茶经》和其他一些着作,就考察了剑南和山南的有关地方;安史之乱时,陆羽正好在金州(今陕西安康)或光州(今河南潢川)调查。”755年发生的“安史之乱”,使得老百姓流离失所,人口大量往四川、湖北等地迁移,陆羽也不例外,为了躲避祸乱,他顺着长江而下,一路上北折南转。

  “八之出”叙述茶区的顺序为:山南、淮南、浙西、剑南、浙东、黔中、江南、岭南,似乎有点乱,很有可能是陆羽按照自己访茶路线时间的先后来记录的。从中可以看出,陆羽在做名茶排位时,他是参照最熟悉的茶区,即自己故乡所在的湖北区域山南道为中心的这个半径。这与他755年(甚至更早)至760年之间的主要活动范围有关。

  由此看来,陆羽没有将蒙顶山茶写进《茶经》,并不是因为他的疏漏导致,而是由于当时“天宝战争”、“安史之乱”爆发的历史原因,使陆羽未能进入当时的雅州,从而没有品到蒙顶山茶,以致对雅州茶的评价很不客观。

  (二)蒙顶山茶自身原因分析

  土贡是中国古代经济制度中,一项历史悠久而又具有自然经济特色的制度,也称“民贡”。按照《尚书》的说法,土贡起自夏禹: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物土贡者,各因其土所生之物而贡之也”。为满足对物质的需求,特别是对于奇珍异物的需求,上层统治者要求各地土特产纳贡。而各地官员为了升迁进阶获得君主欢心,自然乐于上贡。税赋制度建立后,土贡制度并没有消失,而是一直保留下来。进入唐代,随着国力强盛,饮茶之风日渐普及,宫廷御内、皇族贵胄茶叶消费量日益增大,对茶叶的数量及品质要求也随之增加。唐代茶叶“民贡”始于武德二年(619年),即唐立国的第二年。欧阳修等所撰“二十四史”之一的《新唐书》是记载唐朝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书,有载:“析变州之姊归,巴东置。土贡:纻葛、茶、蜜、蜡”,可见归州巴东郡实开唐代“民贡”先河。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年),朝廷在湖州长兴顾渚山设立“贡茶院”,从产茶地直供茶叶。唐代贡茶院之所以设在湖州,与“茶圣”陆羽和当时(759年-761年)常州刺史李栖筠以及一大批文人的极力推崇密不可分。

  唐代有17个郡向朝廷贡茶40多种,蒙顶山茶独占鳌头,很了不起。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计有怀州、峡州、归州、夔州、金州、兴元府、寿州、庐州、薪州、申州、常州、湖州、睦州、福州、饶州、溪州、雅州等十七州贡茶,名目约四十余个,其地域相当于现在的苏、浙、院、湘、鄂、赣、闽、川、豫、陕等10个省。

  而雅安茶入贡,最早有记载是在唐天宝元年(742年):“雅州芦山郡……土贡麸金、茶、石菖蒲、落雁木”( 出自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当时蒙山属雅州芦山郡管辖,蒙山茶是以芦山郡的名义上贡的。这是蒙山茶最早入贡的具体时间,从此进入正史,绵延不断。

  历史上的行政区域,州县名称及隶属关系是随时代变化的。西魏废帝2年(553年)平蜀以后,始移民垦殖,始设蒙山郡(治所今雅安多营),领辖始阳(县治在今雨城区多营镇),蒙山(今名山蒙阳镇)2县。隋仁寿4年(604年)废郡置雅州,治所在严道(今雅安),炀帝大业3年(607年)废雅州置临邛郡,领有芦山、名山、始阳(州治)等县。唐武德元年(618年)推行州、县两级制,复雅州,领4县(芦山、名山、严道、百丈),之后略有增减,并有57个羁縻州;到唐天宝元年,雅州改称芦山郡。

  为什么历史悠久的蒙顶山茶入贡时间相对晚于当时其他茶区呢?如薪春郡(今湖北薪春县)、义阳郡(今河南信阳市)、都阳郡(今江西都阳县)及湖州吴兴郡(今浙江吴兴县)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进贡;长乐郡(今福建闽侯县)于武德六年(623年);新定郡(今浙江建德县)于武德七年(624年)进贡;灵溪郡(今湖南龙山县)于唐则天顺圣皇后天授二年(691年)向朝廷进贡茶……,都比蒙顶山茶早。

  这与雅安的地理位置有关。唐初,雅州为戍边之地,唐蕃屡征战于此,《资治通鉴 卷二百二十六》记载:“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年)冬十月丁酉,吐蕃与南诏合兵十万,三道入寇,一出茂州,一出扶文,一出黎雅。唐德宗十七年(796年),韦皋(四川节度使)遣兵十万,破吐蕃于雅州。又廿二年(801年)韦皋奏,大破吐蕃于雅州。”由于唐蕃战乱,作为前线的西蜀地区农业发展深受限制,蒙顶山茶发展自然深受影响。加之,9世纪以前的贡茶,按当时规定,不仅是自愿上贡珍奇名贵物产,还是一种定额实物税,纳贡以行政单位郡为单位,不记具体产地和茶名,初唐,蒙顶山茶入贡只附属雅州地名,并没有确指蒙顶山茶。

  因此,陆羽写《茶经》时,蒙顶山茶仅以“雅州芦山郡”之名上贡,尚未成名。蒙顶石花“号为第一”时,陆羽已经仙世。

  五、《茶经》之后盛赞蒙顶山茶的文集和诗句

  (一)代表性文集

  794年(唐贞元十年),袁滋出师南诏,途径雅安,写成的《云南记》首提蒙顶山茶:“名山县出茶,有山曰蒙山,联延数十里,在县西南,按拾道志、尚书所谓蔡蒙旅平者,蒙山也。凡蜀茶尽出此。”

  而出现蒙顶山茶入贡的明确史料大约在811年前后,晚唐宰相裴汶在其《茶述》中写到:“今宇内土贡实众,而顾渚(浙江长兴)、蕲阳(湖北蕲春)、蒙山为上”。

  813年(唐宪宗元和八年),李吉甫撰唐代地理志代表作《元和郡县志》曰:“蒙山,在县南十里。今每岁贡茶,为蜀之最。”

  825年(唐敬宗宝历元年)李肇撰《唐·国史补》记载:“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

  856年(唐宣宗大中十年),巢县县令杨晔所撰的《膳夫经手录》讲得更加明确:“蒙顶(自此以降,言少而精者)。始,蜀茶得名蒙顶也,元和以前,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顶。是以蒙顶前后之人,竟栽茶以窥厚利。不数十年间,遂斯安草市,岁出千万斤。虽非蒙顶,亦希颜之徒。今真蒙顶,有鹰嘴牙白芽,供堂亦未尝得。其上者,其难得也。如此又尝见书品,论展陆笔工,以为无等,可居第一。蒙顶之列茶间,展陆之论,又不足论也。”

  这段文字的大意是:蒙顶茶当时的产量减少,但做得精致。最初,蜀茶出名也是因为蒙顶茶。元和年(806年——820年)以前,一束锦帛﹙捆起来的五匹帛﹚还交换不到一斤早春蒙顶茶(价格很高)。所以蒙顶附近的人都争先恐后地种茶,来获取丰厚的利益。没有数十年的时间,使当地农村市场上,每年出现千万斤(形容数量多)的销售;还发生了虽然不是真正的蒙顶茶,却有人冒充蒙顶茶去销售的情况。真正的蒙顶茶有鹰嘴、芽白茶(不研膏茶、露芽饼茶),就是提供给当地官府,也不一定是最好的,其难得的情况就是这样。又经常见到书上评议、讨论陆羽的观点,认为不可比拟,没有可以与蒙顶茶同时并列第一的。蒙顶茶和其他茶排列起来比较,再看陆羽的观点,是不足以论的。

  可见,当时蒙顶山茶好、价高、量大,无人超越,说明当时蒙顶茶的知名度很高,已经誉满天下。

  蒙顶茶之外,杨晔的《膳夫经手录》还对湖州的顾渚茶也有好评:“湖(指太湖)南紫笋茶,自蒙顶之外,无出其右者”,从而形成了唐代的俗谚:“蒙顶第一,顾渚第二”。

  从此,蒙顶山茶因为“天下第一”,而声名远扬。五代称“尤佳”,宋代称“最佳”、“独珍”,明代称“最上”,清代称“最佳”“最好”“均佳”。这里的“第一”、“最”、“尤”都是至好的意思,都是“含金量”百分之百的“足赤”。

  (二)代表性诗词

  在唐代,官贡在地位上自然高于土贡,而蒙顶山贡茶虽作为土贡,品质却不逊于当时的顾渚官焙,加之蒙顶山茶无论质量及数量在蜀地乃至全国都是出类拔萃,因此唐宪宗元和年间蒙山茶正名入贡后,迅速受到皇室官员们的追捧,成了蜀茶的代表,顶着“天下第一”的头衔,荣耀无比,以致后来历代文人墨客写下许多咏赞蒙顶山茶的诗词歌赋,留下不少传世佳句、名言,尤以唐宋诗词最为脍炙人口。

  自号“别茶人”的白居易不由感慨:“琴里知闻惟渌水,茶中故旧是蒙山”“蜀茶寄到但惊新,渭水煎来始觉珍”;孟郊称道:“蒙茗玉花尽,蜀山饶芳从”;刘禹锡诗将蒙山茶与顾渚茶并提:“何况蒙山顾渚春,白泥赤印走风尘”;韦处厚感叹:“顾渚吴商绝,蒙山蜀信稀。千丛因此始,含露紫英肥”;郑谷描写到“蒙顶茶畦千点露,浣花笺纸一溪春”;文彦博指出“旧谱最称蒙顶味,露芽云腋胜醍醐”;文同评价“蜀土茶称圣,蒙山味独珍”;苏轼想到“想见青衣江畔路,白鱼紫笋不论钱”;明代黎阳王王越更直言不讳:“若教陆羽持公论,应是人间第一茶。”

  蒙顶山茶声名远播,尤其到了宋朝、明代,因其多用于茶马贸易,作为贡茶更是难得一见,文人墨客愈加神往。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二十五杂志二》中说:“古人论茶,唯言阳羡(江苏宜兴),顾渚(浙江长兴),天柱(安徽舒城),蒙顶之类”。范镇在《东斋记事》中云:“蜀之产茶凡八处:雅州之蒙顶,蜀州之味江,邛州之火井,嘉州之中峰,彭州之堋口,汉州之杨村,绵州之兽目,利州之罗村。然蒙顶为最佳也”。明代顾起元在《茶略》里写到:“蜀蒙山顶茶,多不能数斤,极重于唐,以为仙品”。明代的钱椿年、顾元庆在《茶谱》这样写到:“茶之产于天下多矣,若剑南有蒙顶石花,湖州有顾渚紫笋……品第之,则石花最上,紫笋次之,又次则碧涧明月之类是也。惜皆不可致耳。”晚明杭州最着名的茶人许次纾在《茶疏》中说:“古人论茶,必首蒙顶。蒙顶山,蜀雅州山也,往常产,今不复有,即有之,彼中夷人专之,不复出山。蜀中尚不得,何能至中原、江南也?”

  六、历代文人抒写陆羽与蒙顶山茶关系的诗作欣赏

  (一)陆羽旧茶经,一意重蒙顶

  此诗句出自北宋卓越的现实主义诗人梅尧臣《得雷太简自制蒙顶茶》。梅尧臣(1002年—1060年),字圣俞,宣州宣城(今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人,曾官至尚书都官员外郎。他是北宋诗文革新运用的主将之一,与欧阳修齐名,并称“梅欧”。曾参与编撰《新唐书》。诗现存2800多首,其中茶诗有55首。

  该诗全文为:“陆羽旧茶经,一意重蒙顶。比来唯建溪,团片敌汤饼。顾渚及阳羡,又复下越茗。近来江国人,鹰爪奈双井。凡今天下品,非此不览省。蜀荈久无味,声名谩驰骋。因雷与改造,带露摘牙颖。自煮至揉焙,入碾只俄顷。汤嫩乳花浮,香新舌甘永。初分翰林公,岂博士冷。醉来不知惜,悔许已向醒。重思朋友义,果决在勇猛。倏然乃于赠,蜡囊收细梗。吁嗟茗于鞭,二物诚不幸。我贪事事无,得以似赘瘿。”

  梅尧臣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茶文化开始兴起的时代。上层社会崇尚佳茗,与欧阳修同为诗友的梅尧臣,与欧阳修、苏东坡相比,则更垂青蒙顶茶。梅尧臣是一位地道的茶客,他咏茶喜用长诗,大多在二十韵以上,可见其对茶的感受是很深的,尤其是对蒙顶茶更加器重。这首诗叙述了唐宋期间天下名茶的变化,说的是唐代蒙顶茶天下第一,到了宋朝今日,就是建州茶的天下了,江南一带的顾渚、阳羡、浙江茗茶,都要甘拜下风。

  他这首诗与刘禹锡的《西山兰若试茶歌》有很多相似之处,特别是叙述“自煮至揉焙,入碾只俄顷。汤嫩乳花浮,香新舌甘永”的过程。不同的是,梅尧臣在夸赞雷简夫改造并亲自自制的蒙顶山茶后,反而觉得有点不配饮用这样的好茶,自己的身份有点对不住如此高贵的茶叶和隆厚的情义。

  (二)若教陆羽持公论,应是人间第一茶

  此诗句出自明代中期诗人、政治家黎阳王(王越)的《蒙山白云岩茶诗》。黎阳王是指王越(1426年-1499年),黎阳人,即大名府浚县(今天的河南省浚县,浚县古名黎阳),明代成化、弘治时期西北着名军事统帅,曾官至兵部尚书、巡按四川。谥号襄敏,追赠太傅。着有《黎阳王襄敏公文集》和《黎阳王太傅诗文集》。

  该诗全文为:“闻到蒙山风味佳,洞天深处饱烟霞。冰绡剪碎先春叶,石髓香粘绝品花。蟹眼不须煎活水,酪奴何敢问新芽。若教陆羽持公论,应是人间第一茶。”

  这首诗直抒胸臆,盛赞了蒙山白云岩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以及所产茶叶的品质,令人心生向往。首句高度赞扬蒙山茶品质优异,称赞其好喝,且生长深山;接着描绘其形状:“冰绡剪碎”、“石髓香粘”、“蟹眼”、“酪奴”。其中,蟹眼是煮茶沸腾前的水泡、水花,酪奴则是茶的别称。蒙顶山茶既少且贵,“束帛不易一斤蒙顶先春”,只有少数王公贵胄可以品尝到,作为平民的陆羽,也就只有听到而未品到了。总之,王越品尝蒙山茶后,对茶圣陆羽撰写《茶经》时未对蒙山茶作出客观评价,没有将其评为世上最好的茶而打抱不平,特以此诗为蒙顶山茶正名:“应是人间第一茶”。

  茶圣虽然没有到过雅安,但陆羽还是陆羽,《茶经》还是《茶经》,正如我们不能因为电脑时代的到来,而否定了毕升的活字印刷对中国文化所作的贡献一样。

  假如陆羽在世,能够一品天下第一的蒙顶山茶,不知,他又会有着怎样的惊喜呢?……

  作者简介

  陈开义,男,46岁,现任四川省雅安市茶办副主任、雅安市名山区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主任(先后担任过名山县文体局局长、名山区文联主席)。先后在《中华茶文化》、《茶博览》、《茶周刊》、《中国茶叶市场》、《中国茶业》、《走遍中国》、《星星诗刊》、《四川日报》、《四川农村日报》、《四川人大权力报》、《四川政协报》、《调查与决策》、《四川三农》、《农村建设》、《四川茶叶》、《四川省情》、《四川文学》、《四川旅游》、《四川文艺》、《县域经济》、《茶缘》、《四川水利报》、《深圳特区报》、《天天快报》和今日头条、北京茶叶网、亚太茶业网、凤凰网四川、中华名茶网、茗边、手机搜狐网、手机新浪网、新茶网、茶旅世界等50余家媒体发表各类文章400多篇(件)。参与主编名山抗震救灾专着《撼魂》,参与编辑《茶祖故里行》、《吴之英评传》、《丰碑》等着述,作品曾多次入选《蒙山雅韵》、《蒙山春来早》、《撼魂》、《茶祖故里行》、《品味》、《蒙顶山》、《二郎山》等专辑,着有个人文集《杯中岁月》。先后有10多篇作品在省市各级征文比赛中获奖,先后参与主编《蒙顶山茶文化读本》、《蒙顶山丛谭》》等茶文化书籍,主编名山区文艺刊物《蒙顶山》和《雅安日报。今日名山》蒙顶文苑文艺副刊和编辑《蒙顶山茶》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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