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个人1年和多少斤茶叶

在世界文明史、风俗史、社会史、心灵史和商业史上，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曾塑造和改变了一个古老国家的形象。特别是茶叶，那是天地造化的一种伟大植物，它所酝酿出来的特殊香气、香味和色泽，成了人类在视觉、嗅觉、味觉乃至触觉上与大自然建立起来的一种最亲密也是最神秘关系的直接载体。

其中，普洱茶是这种载体中的“王者”。几年前的美国《时代》周刊，曾出现一种让惊讶的新观点——正在热销世界的中国商品普洱茶，已成为当代象征中国的又一个重要文化符号，正如法国有香槟、墨西哥有特奎拉、意大利有帕尔马一样，中国也有普洱茶。

布朗山茶叶

这种茶因为出产于云南普洱，而被称作“普洱茶”。这种茶的外形，有的像砖，有的像饼，有的像沱，有的像球，色泽乌润或褐红，当地老百姓也称猪肝色。最神奇的是这种茶可以储存数十年数百甚至上千年，在时间中“熔炼”成文物一般的料食，而它的芳香也具有了“魔性”，人们在享受这种这种“魔性”饮品的同时，开始关注云南之南的那座古老的茶山——布朗山。

布朗山上住着布朗族，布朗族是一个喜爱种茶的民族。有一位神奇的老人，临终前嘱咐自己的儿孙们：我如果留下牛马给你们，怕牛马遭遇灾难而死亡；我如果留下金银财宝给你们，怕金银财宝不够你们享用；我只有留下茶树给你们，你们子子孙孙就可以用之不尽，取之不完。这位老人就是布朗族的始祖叭岩冷。他在布朗山里撒播茶种，茶种纷纷入土生根发芽，茂盛繁衍，直到今天仍然岁岁发芽，年年飘香。布朗山已成为一个远近闻名的“茶叶王国”。

由此可说，茶出云南不仅是顺理成章的事实，而且这种从温暖湿润环境中生长出来的亚热带山地常绿乔木，已成了布朗山的一个重要标志。这里的茶叶，经过特定的加工方法和长时间的自然发酵之后，饮用起来就能在茶叶的苦涩之中，回甘生津，生发出蜜香、兰香、枣香、荷香、梅子香等各种香气和香味。同时还可从视觉上，可感受到这种茶汤的美妙之处，桔黄晶莹，透亮迷人。

这种奇妙的茶，从清代雍正年间开始，正式入册上贡清廷御用，从此成为我国封建社会进贡时间最早、最长、数量最多的皇家“奢侈品”，也成为那个时代王公贵族争相追捧的“宠物”，甚至成为“国礼”。清乾隆五十七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出一个使团，前来北京祝贺乾隆皇帝80大寿。在使团返回时，乾隆皇帝回赠乔治三世的礼品中，就有普洱茶88团。

布朗山茶庄

普洱茶的香气和浪漫的色彩，也吸引了古今中外众多作家的关注，他们纷纷把这种来自云南边城的魔力之茶，写进了他们的文学名著。我们现在翻开曹雪芹的《红楼梦》，就可看到主人公贾宝玉与小姐们一同品尝“女儿茶”的故事。那种“女儿茶”其实正是云南向朝廷进贡的普洱茶。世界文豪托尔斯泰在他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中，也曾生动细致地描绘了19世纪俄罗斯的王公贵族们，如何使用中国精美的茶器饮用普洱茶的情景。

时至今日，普洱茶所具有的“甘”、“滑”、“醇”、“厚”、“顺”、“柔”、“甜”、“活”、“洁”、“亮”、“稠”等品质，似乎已是一个虚无高妙的艺术境界，不管是在我国各地，特别是香港、澳门和广州地区，还是在法国、英国、意大利、瑞典、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都有越拉越多的人因为领略了普洱茶的独特意境，而开始形成一定程度的“普洱茶崇拜”。这正是：

云锦南天开绿疆，年年桑衎好春光。

女儿茶入红楼梦，茶树仍居布朗乡。

乾坤浩渺，唯有地球能够滋生万物。大地苍茫，只有小小的三片热带雨林。也许苍天有偏爱，在其中的一片热带雨林里养育了布朗族，当然也给他们造成了千百年的封闭隔绝。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后，在土地所有制类型方面，这里的布朗族还不同程度地保留着家族公有制，甚至保留着村社公有制或私人占有制。如今，布朗山里七八十岁的老年人还记忆犹新地讲述着这段历史：过去村寨里还保留着由同一个祖先的若干后裔家庭组成的“戛滚”农村公社，每个家族又包括五六户甚至二三十户的小家庭。家族内的土地、森林、牧地均属于全体“戛滚”公社成员公有。他们的土地由家族长主持按户分配，而且是每年春耕前分配一次。田地里的收获，全部归各户所有。“戛滚”公社有明确规定：土地私人不能买卖，家庭或个人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布朗山建立了人民政权，实行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政策，开始有步骤地进行土地改革。1958年底，所有布朗族居住区通过民主改革，废除了封建领主、土司头人对土地、山林的所有权，取消了封建特权，免除了布朗族群众的劳役、贡赋、高利贷者的债利和租佃剥削。从此，布朗族人民当家做主人，开展互助合作，实现了生产关系的变革，一步跃入社会主义社会，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实现了社会形态的伟大跨越。

当时，有的社会学家曾经预言，社会形态可以跨越，但是商品经济阶段是不可能跨越的。也就是说，要从较低的生产力水平阶段实现与现代社会生产力水平同步是不可能的，要想摆脱贫穷落后，要想与现代社会同步富裕可能是天方夜谭。20世纪90年代初，我到布朗山寻找远古时代叭岩冷播下的茶树时，在世世代代依靠茶叶生存的村寨里，隐隐约约地发现，社会学家的预言里蕴藏着布朗族追求脱贫致富的曲折与艰辛，甚至是漫长的曲折与艰辛。

那时的布朗山，封闭在雾幔轻袅的森林里。方圆一千多平方公里的沃土上，山势虽然平缓，道路却坑洼不平。与缅甸接壤的70多公里国境线上，古树连绵起伏，界碑威武，固若金汤。村寨坐落在当阳而平缓的坡地上，几乎都是四面透风的干拦式茅草房，还有一些破旧的竹楼房。村民的生活虽然十分艰苦，但是已经能够吃饱肚子，偶尔喝几口小酒啦。全乡22384名布朗族人口，人均纯收入多年在393元与414元之间徘徊。按当时国家规定的贫困人口标准530元计算，仍然在贫困线以下徘徊。这种徘徊是一种新旧力量的较量，是一种新旧生产方式的转换，其实也是分娩前的阵痛。长期处于贫困的布朗族，“大包干”之前，人均两三亩田地，全部种粮食，广种薄收，人均产粮两三百公斤，人均收入一百多元，长期处于极度贫困之中。“大包干”之后，他们兴修水利，运用农业科技种田，粮食亩产增长到三四百公斤，比过去翻了一番；有了粮食又开始腾出土地来种植经济作物，将过去的轮歇地、二荒地、陡坡地退耕种茶。这种徘徊与过去比较，其实是前进中的徘徊，经济收入已经翻了二三倍。当时，我看到无数的村民正在开垦茶园，冒着烈日，汗流浃背地挥舞着锄头，将缓坡地挖成平整的台地。每层台地的宽度大约1米左右，长度却无法估量，坡地的弯曲度有多长曲线就有多长，山坡的腰围有多大长度就有多大。这种曲线犹如布朗族跨越商品经济阶段的徘徊曲线，如诗如画。

新开垦的台地茶，能够抑制水土流失，使山更青，水更秀。这与坡地茶相比，毕竟增添了几分诗意。远古时代的种茶技术，流传了千百年，每亩地只能采四五十斤茶叶。运用新科技种茶，三年亩产100斤，五年亩产200斤。省里来的干部将布朗山的陡坡地改造为台地，称之为“坡改梯”。小小的“坡改梯”像春雷一样，震醒了沉睡千古的布朗山，使他们第一次感悟到了新观念、新技术、以及新的生产方式的巨大威力。于是，他们走出与世隔绝的布朗山，发现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已经很少喝大路茶，先富裕来了一部分人已经开始玩功夫茶。在国内外的茶叶大市场中，他们明白了茶叶市场需求档次与利润的关系，用传统技术加工的大路茶，每斤销售价只有三五块钱，而用先进技术加工的高档茶，每斤的出产价就是150元，有的高达300多元。一斤茶叶100倍的价格差距，成了布朗山茶叶的巨大潜力，成了布朗族人民最大的经济增长点，也是脱贫致富最快的捷径。一场念好茶叶经的变革，在布朗山悄悄突起，他们在扬长避短中找差距，引进云南省农科院茶科所的茶叶栽培技术，借鉴大渡万亩茶园的规模经营方式，挖掘传统技术中的有用价值。

我印象最深的是那次关于云南茶的“神仙会”，十多位七八十岁的民间老茶工坐在一起，你一句他一语地回忆女儿茶的制作工序。会前，当地领导煞费苦心，从布朗山的各个村寨里遴选茶叶工艺传承人，嘱咐他们事先收集明清时代制作贡品女儿茶的工艺。三个月之后，集中起来凑情况。原来茶叶吸收外界气味的能力极强，贡品茶追求天然味道，不允许有丝毫轻尘异味。布朗山茶属于大叶种茶，叶大芽肥，柔软美观，更容易吸收外界的气味。为了保持贡品茶金童玉女般的贞洁，古代专门挑选十二三岁的童女训练采茶、制茶工艺。采茶之前，童女不能染指丝毫化妆品，而且先沐浴更衣。每年待到春茶一芽半开时，童女们开始采茶：如果茶芽不到半开，冲泡出来的茶汤香甜味不足；如果茶芽开过一半以上，茶汤味就会有少许苦涩。采茶的时机，决定着茶叶以后的一切命运。采摘每一个茶芽的把，也就是茶芽之下的茎，长度必须是一个米粒：如果茶芽把长于一个米粒，冲泡的茶叶汤色不透明，味道不醇香。第二道工序是烘烤，仍然严防外界气味沾染。先将栎炭火烧到无烟无焰时，架上红铜板慢慢烤热，把鲜茶芽放在铜板上搓揉成条，晾干之后即可包装。装茶的箩筐、筛子、簸箕都是专用的，不许装用其他物品。整个工序都是由童女完成，所以称之为女儿茶。

看上去只是两三道简单的工序，却有神奇的效果。就在当天的会上，一位老人带来了按上述工序加工的二两女儿茶，用瓦罐烧开山泉水，一个玻璃杯里放十多个茶芽，开水往杯子里冲泡二三分钟之后，茶芽旋即像变魔术一样，齐刷刷地往垂直起来，茶芽尖一致朝上挺立，茶芽把一致往下悬垂，犹如受过严格训练的仪仗队，没有一个茶芽站错队列。茶杯里清澈透明，只有鲜活的茶芽含珠吐翠，只有袭人的清香飘逸。大家尚未品尝就已经如痴如醉。我欣喜难抑，迅速记录下那个千载难逢的情景：

喜闻童女采茶工，一芽半开总相同。

慢火铜板烤翡翠，素手搓揉美芳容。

沸泉喷珠激情动，银毫垂直琉璃盅。

香茗虽载红楼梦，布朗山茶是祖宗。

这不仅是《红楼梦》里女儿茶的祖宗，而且是布朗山不成文的茶叶质量标准。真正最美好的东西，都是朴实无华的。真正最有价值的东西，都是劳苦大众创造的。从此，布朗山脱贫致富奔小康的主攻方向，从大路茶转向类似女儿茶一样的精品茶，从神秘而复杂的配方生产方式转向简单明了的质量提升方式。这种方式即便在最早的工业化国家也同样存在，数百年来瑞士表靠手工生产，而且一只名牌瑞士表需要加工若干年的时间，但是在竞争激烈的电子时代，瑞士表仍然靠手工质量经久不衰。布朗山茶同样如此，其奥秘就在于，一切商品的命运都取决于质量，而不在于那些花花哨哨的包装形式上。特别是一切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商品或产业的前景，都取决于农产品原料的质量。无论是地道药材，还是名牌食品都以原材料的质量为生命。除了原材料质量之外，无论在任何环节添加任何香料或添加剂来提高效益，都是不可取的，也是难以持续发展的。布朗山台地茶、野生茶、人工栽培古树茶的第一道质量关口，就是坚持一芽半开。他们始终牢牢地扭住茶叶质量这个牛鼻子，几十年来把精力花在基地建设上，把力量投入在茶叶自身的质量上。

布朗山茶坊之一

老班章村是布朗山的茶树王之乡，有4700多亩乔木古树茶，依靠茶叶质量率先在布朗山突破贫困线，117户农民人均纯收已经超万元。2020年采摘春茶时节，也正是茶叶价格空前跌落的时期，我在古茶树园看到，一斤鲜茶叶达到二三百元的成交价格，不过远道而来的茶商极为挑剔。茶农用梯子爬到一二十米高的古茶树上，一芽一芽地将春茶采摘下来，然后轻轻地放在干净的簸箕里。茶商睁大眼睛一芽一芽的检查验收，如果不是一芽半开的茶芽就分文不付！市场规律就是以质论价，不难理解。茶叶已经胜比黄金昂贵，商人岂能让步。此时此景，我欣慰的是一芽半开不仅在布朗山家喻户晓，而且已经成为外来茶商衡量茶叶质量的标准。更欣慰的是，我在勐海茶厂看到，游客们购买的自制大益牌纪念茶饼，也是一芽半开的茶芽。勐海茶厂创建于1940年，是中国最早的机械化茶厂，也是世界知名的茶厂，每年生产的1万多吨茶叶，也全部是一芽半开的茶芽。他们以一芽半开作为茶叶质量的基础，从而带动布朗山的千家万户走向富裕。

布朗山的老班章村于2008年与陈升茶叶有限公司联营，从鲜茶叶采摘到加工、销售一体化经营。农户上靠基地，基地上靠公司，公司联系着全国300多家销售企业，年收入2.8亿元。当地的少数民族朋友段金华告诉我：在布朗山里类似的企业还有雨林古茶坊，七彩云南等26家。全乡在工商局注册的茶叶初制所有257家。他们的经营模式为公司加基地加农户。我亲眼看见，布朗山的这些茶叶大公司管理着茶叶初制所，257个茶叶初制所又联系着全乡63个村民小组的182个茶叶合作社。这些茶叶合作社都是近十年内发展起来的，有种植茶叶的，有加工、销售的，还有综合经营的，而且都有法定代表人。这些法定代表人都是布朗山的精英，有党团员、退伍军人、大学毕业生、致富能手、科技人员。他们一个人带富一个村，一群人带富一个民族，带领大家在茶叶生产中提质升级，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打拼。他们在普及一芽半开的质量标准之后，又以班章、勐昂、曼诺、帕点、新竜、班等、曼木、吉良、阿棱等知名品牌为纽带，实行产业化分工协作的经营模式。我尽力将老班章经营模式的比较对象，推及到最先的进波音飞机公司，突然发现规模经营决不等同于大而全。一架波音飞机是由若干个世界各地的企业生产的不同配件组合的。每个细小配件都必须以质量为基础。他们在整个茶叶生产的产业链中既有自己的品牌，又甘当大营销公司的配角。不过老班章品牌链的初端产品质量的标准仍然是一芽半开。布朗山的茶叶产业即有波音飞机产业化分工协作模式，又有瑞士表的手工模式，还有一芽半开的传统模式，三者合一即是布朗山茶叶王国模式。新型的生产方式带来了新的活力，茶叶的质量与效益突飞猛进。全乡6万多亩苦茶，每公斤价格保持在200元左右；15万亩生态茶，平均每公斤价格450元左右；19529亩古树茶，年均价格保持在每公斤4000元左右。这是各种生产要素优化组合的模式，公司拥有管理、科研与市场营销等人才要素，基地拥有种植技术等要素，农民拥有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老班章茶叶品牌是纽带，纽带的一头连接着国内外大市场，一头连接着千家万户，中间集聚着多样性的精英，各种生产力要素一齐释放在一个茶叶品牌上，一齐释放在一个民族的发展上，就犹如江河归大海，不断地汇集着沿途的溪流，逐步形成波澜壮阔的激流，奔向苍茫的大海。

如果布朗山茶叶王国的模式能够推广的话，那么目前云南的610多万亩茶叶，会给山区农民带来多少财富，其效益一定是无法估量的。

布朗山如诗如画的茶园曲线，不是闭合的等高线，而是在不同的海拔上跨越的曲线。我走访结良村的布朗族岩章纳家时，他介绍说：全村58户人家267人，家家户户靠种植茶叶过日子。2019年全村人均纯收入8893元。比国家规定的贫困线3747元翻了一番多。

这里曾经是布朗山最贫困的村子，他家也是全村里有名的贫困户，如今小日子却过得红红火火，汽车、摩托车、电视机等应有俱全，甚至卫生间的布置也同城里人的一样，现代生活方式正悄悄地扎根于布朗山。

“茶叶王国”里的布朗族尝到了依靠茶叶脱贫致富的甜头，在国家推进扶贫攻坚战役中的主攻目标，仍然是发展茶叶，仍然是走茶叶脱贫的道路，全乡茶叶种植面积发展到了26万多亩，人均拥有茶园面积9亩半；茶叶总收入达20多亿元。他们靠落实党和国家政策，靠注入改革开放动力，靠引进科技第一生产力，靠茶叶质量突破了多年来在温饱线上的徘徊，2019年全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跃居9232元，比国家规定的贫困线3743元翻了一番多。他们从必然王国走进了自由王国，创造了人类跨越发展的新途径。

这一切不仅仅是几个经济指标，也不仅仅是一组向社会公布的统计数字，而是一个从原始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在跨越社会形态之后，又跨越了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的奇迹。

谁也无法想象，同样的山，同样的水，同样茶叶树，千百年来为何温饱难济？近几十年与千百年相比，毕竟是短暂的一瞬间。谁能想到，在这短暂的一瞬间里，布朗山的茶叶从三四元一公斤，增长到三四千元一公斤；布朗族农民每年人均纯收入从100多元，增加到近万元；与外界隔绝封闭的布朗山，实现了与现代社会同步。同步就是直过民族的伟大跨越！人类社会的这种跨越，诗情难尽，丹青妙笔也难书。可以说，布朗山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地名，更代表了一种文化符号，代表了一种回归心灵和大自然的飘香的生活方式。

作者简介：

孔祥庚，云南省建水县人，笔名云根，研究员。早年从军务农任教，曾任中共云南省委副秘书长、云南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共玉溪市委书记、玉溪军分区党委书记，云南省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共十七大、十八大代表。现任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出版《云根诗词》三卷以及人物传记《理想的父亲》《朱德与云南》，非虚构文学著作《彩云绮梦·云南26个民族的伟大跨越》《五个石头的故事》等。

茶叶，是灌县（1988年更名为都江堰市）历史悠久、久负盛名的主要特产之一。唐代时陆羽所著《茶经》和毛文锡所著《茶谱》就有称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茶叶从生产到收购，由私营为主改为以国营为主。

1950年，国家规定茶叶由公司销售，国家经销65%，私商经销35%。1953年后，私商经营逐年下降，到1956年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后，茶叶全由国家经营。

1958年，在灌县茶区流传着这么一首歌谣：

摇钱树，栽满山，遍地黄金堆如山，要叫荒山变丛林，要叫茶区人民幸福的歌儿永远唱不完。

至今，这首歌谣还能唤起我们同时代人的记忆。

1958年，灌县人民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茶叶生产战线上，同粮食、钢铁一样掀起了“大跃进”高潮。实现人民公社化，全县范围内的山地和沿山公社大搞高标准茶园；创办国营茶场和社队集体茶场，建立一批茶业生产基地；开办茶业技术学校（半工半读，学制2年），培养茶业技术人才。

1958年春，灌县县委提出茶叶增产3成5指标时，就有人感到没有把握，抱着和往年一样的无所谓态度，能干多少算多少。3月，根据全国茶叶会议和温江地委现场会议精神，把茶叶增产指标提到5成后，各种争论就开始了。有的说“茶叶采得凶，基肥施得少，5成全是空”。有的说：“茶树头吃土、尾吃露，它要长多少，谁也不知道”。因此，计划贯彻不下去。春茶结束后，灌县县委在中兴公社召开了茶叶生产会议，向全县山地区、丘陵区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茶叶翻一番，争取上北京”的新奋斗目标，并开展学福鼎、赶黄冈和舒城的竞赛运动，把茶叶生产推向新的高潮。当年，全县茶园虫害蔓延成灾，受害面积达6500多亩，占茶园面积60%以上。为防止虫害蔓延，每个农业社不仅组织除虫突击队，用农药扑灭虫害，或大摆“火鐤阵”，火葬茶毛虫，而且把采茶妇女组成了情报网，哪里发生虫害，妇女马上报告，突击队立即围剿，做到虫害发生在哪里，就把它消灭在哪里。

由于茶园一改过去粗放的做法，精工细作，茶园里没杂草，农家肥、化肥一起上，施肥量为历年最多。以前茶叶生产是头春旺，二春、三春赶不上。1958年这一年，茶林四处茂，变成了三春赶二春；往年采茶到“霜降”，这一年“小雪”还在采茶忙。

1958年9月到1961年7月，灌县先后遭遇三次自然灾害。一是1958年9月4日岷江发生大洪水（流量为3420立方米/秒），二是1960年8月13日的大暴雨，三是1961年夏季的持续洪水。此后，1964年岷江又发大洪水，最大洪峰流量6450立方米/秒。当年，灌县虽然先后遭受几次洪涝灾害，但茶叶生产依然获得了好收成。

向峨公社茶树漫山遍野，茶叶产量历来位居全县产茶区第三位。1949年全年产茶278.3担（每担100斤），其中细茶32.15担，产茶地分布在七间房（龙竹大队）、木皮房（石瓮大队）、茶园坪（棋盘大队）、易家沟（月耳大队）、大坪（花龙大队）、苏麻地（鹿池大队）等地，主产青毛茶。1956年，全乡收茶578.9担，创历史最高生产水平。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茶业归公社所有，实行集体交售、国家收购、给予奖励的政策。

《向峨乡志》记载，由于“大跃进”和极“左”错误逐渐严重，“五风”泛滥，强调大兵团作战，挫伤了茶农的生产积极性，茶叶生产遭到一定的损失。1959年，向峨公社茶叶产量比历史最高生产水平的1956年下降30%。1961年体制下放，由于纠正了“五风”，向峨公社茶叶生产由生产队经营管理，但茶叶产量始终徘徊在300—400担之间。

向峨公社茶叶产量下降，也许只是一个个案。翻开灌县、彭县（1993年撤销，设立县级彭州市）、崇庆（1994年撤销，设立县级崇州市）、大邑、北川（2003撤销北川县，设立北川羌族自治县）等县的县志、乡镇志，不难看出“大跃进”期间，茶叶生产普遍不同程度地都相继出现了增产增收的大好局面。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与向峨一山之隔的虹口，茶叶生产却是另外一番“高产”景象。1962年元旦刚过，虹口公社党委宣布4大队（高原大队）依靠种茶收入，实现了由穷队到富队的转变。

虹口是灌县细茶和边茶的主产区，民国时期年产细茶400担，粗茶2000担以上。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虹口有老式茶园800余亩，新式茶园1400余亩。虹口公社4大队，位于灌县西北部海拔800多公尺的高山地带。这里土质瘦薄，气候寒冷，曾是一个有名的穷队。1961年，在各级党委领导下，在“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虹口4大队认真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兼顾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充分发挥了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依靠群众，艰苦奋斗，排除万难，战胜了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在保证粮食生产的前提下，夺得茶叶连续三年大丰收，由穷队一跃成为富队。

当年，虹口4大队共有4个生产队，132户535人，评级劳力293个。全大队土地有熟地面积824亩，火地面积396亩，土地内有茶的面积占620亩，共有茶园200亩左右，细茶产量1958年48担，1959年43担，1960年100担，1961年108担。1961年的产量占1958年的224.6%，占1959年的174.6%，占1960年的108.5%，亩产由1958年平均单产80斤，1961年平均单产61.5斤，提高71.6%，产值1961年达10393元，占1958年产值3085元的337%。质量方面，1958年没有一级茶，二级茶叶仅有100斤左右，平均单价49元。1960年卖给国家一级花茶500多斤，三级以上茶叶占56%，平均单价75元。1961年仅售给国家一级花茶达1978斤，占全年收购类的19.1%，平均单价也达到78元，社员收入也由1959年每户平均38.20元，上升到78.74元。

虹口4大队茶叶收入占全大队农村副业收入的比重很大，全年茶叶收入占90%以上，维护了大队的基本所有制。到1961年底，这个大队在银行的存款达1万多元，个别农户存款达1千元以上。为此，社员群众歌颂道：

“迈大步，登天堂，高原穷队变富队，男女老少喜洋洋。仓中粮食满，四季茶叶香，吃不完来用不尽，党的恩情似海深。”

1962年1月16日，虹口公社党委以《茶叶生产的红旗》为题，向全县介绍了4大队茶叶获得连续三年大丰收，实现由穷队变富队的基本经验。一是在党的领导下，认真坚持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二是妥善处理了小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充分调动了社员的积极性；三是组织领导方面，在灌县县委和虹口公社党委正确领导下，大队党支部自始至终都抓紧了思想教育工作，并加强了对茶叶工作的领导。

1959年至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虹口公社4大队十分注重茶叶生产管理，大队与生产队之间都建立了责任制度——

在茶园管理上，大队将茶树随着土地划归生产队经营，努力固定到队使用，规定了粮茶工分一起计算的办法，以适应粮茶间作的特点。这样，既管粮又管茶，又省工省事。对成片集中的高产茶园，大队实行专门派工管理、单独计工的办法，并间作粮食、豆类、薯类作物，增加粮食产量，做到粮茶相互促进，达到高产丰收。

在采茶劳力安排上，除抽出技术熟练的采茶能手大量培训采茶人员外，还组织十姊妹等季节性采茶能手专业队（她们采茶的日工效平均在40斤以上，最高者采摘鲜叶90余斤），由大队统一领导和生产队集体负责相结合，进行季节性的经常采茶，做到先发先采，保证茶叶及时下树。在茶叶大批下树专业队不能负担时，就采取群众突击和校外劳力，与社员、学生利用工余、课余采茶，在农忙时期专业队又实行突击农业生产（互相换工支援，时间半天或1—3天不等）。同时，在农活上采取提早挖冬地，多种早玉米错开农时，减少逗工压力。由于合理安排劳力，不仅解决了从来认为不能解决粮茶逗工的矛盾，而且实现了自力更生，不靠外援。

在生产投资上，茶叶用肥分别性质，实施不同的办法。商品肥由大队统一购买交给生产队使用，农家肥由大队在布置积肥造肥时，一并布置茶肥任务，由生产队自己积自己用，大队根据施肥数量和质量好坏，折价付款。

在收益分配上，粗细茶采取两种办法。细茶收入如实上缴大队，粗茶收入采取提成办法，60%上缴大队，40%给生产队。

在积极性调动上，生产队对社员群众，坚持政治挂帅与物质奖励相结合的办法，对评级劳力实行“定额管理，评工记分，超额奖励”的生产责任制。采茶定额根据不同季节和茶类分别制定：定额内评工记分，超额部分给予现金奖励，细茶每斤奖励4分，粗茶每斤奖励1分，等外级人员和社员、学生工余课余采茶，一律当天现金付酬，不计定额，细茶每斤付现金3到5分，粗茶每斤付现金1分。

在茶叶初制加工上，不仅采用了水力采机制茶，大大节约了劳动力，还实行“定额管理，超额给奖”与“不做隔夜茶”的生产责任制度。制茶人员每制一担干茶定为5个劳动日，所制干茶达到质量者给予奖励。不符合质量要求时，区分情况给予教育或赔偿。由于贯彻了“按劳付酬，多劳多得”的原则，充分调动了广大社员群众的积极性，促进了高原茶叶生产。

“大跃进”期间，虹口公社4大队（高原大队）茶叶的高产丰收，在当年不算离谱，应该说比较靠谱，或者说没有过分浮夸虚报产量、收入。当然，笔者这样说，并非想肯定“大跃进”的“浮夸风”，虹口4大队依靠种植茶叶由穷变富，不能不说是“大跃进”时期少有的靠谱的茶叶生产实践与茶农增产增收案例。

灌县茶叶联营公司的成立

灌县的茶叶，主要包括边茶、细茶，历来都主要依靠私商经营。清朝咸丰同治年间，“四大茶号”几乎垄断了灌县的边茶销售。《灌县志》记载，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后，川帮兴起，走松潘大路（灌松古道）的有裕国祥、利民、祥福、康民、庆福等茶号；也有走理番小路（汶马古道）的恶友恒丰久、德厚长、昌隆永、辰丰云等茶号；走青城后山牛头山小西路（灌县泰安三江水磨耿达一线）前往懋功（现小金县）、丹巴、扶边（现小金县扶边乡）、崇化（现金川县安宁乡，最早的名字叫葛尔拉依，清朝乾隆年间乾隆皇帝两征金川，取胜后改名为崇化县，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名叫安宁）、绥靖（今金川县）等地的茶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灌县边茶总销量大致在5000担左右，销量最高的年份大约一万担。1956年后，茶叶销售通规国营，常年销量在4000担左右；1955年为最高，达到8800担；1964年最低，只有1400担。

民国时期，灌县经营细茶的主要有大同春、大同庆、复兴、清和、雷远记等茶号，年总销量1400担左右。1950年开始，私人经营日渐减少。1956年，统归国营经营。经营单位先后有灌县茶厂、灌县土产公司、灌县农产品采购局、灌县联社、灌县供销社、灌县外贸站（公司）、灌县茶叶联营公司等。常年销售细茶1000多担，1956年最高，为2350担。

1980年8月27日，灌县对外贸易站、灌县茶厂联合向当时的灌县革命委员会呈送了《关于成立“灌县茶叶联营公司”的报告》及《灌县茶叶联营公司实施章程》。

改革开放初期，灌县茶叶生产和管理的大致情况是：当时全县拥有茶园面积1.1万亩，其中1974年以来新开辟的茶园0.8万亩。1979年全县能生产粗细茶5100担，其中，细茶1500担左右，全年茶叶总收入大约20万元。

由于茶园管理水平较低，又没有常年性的专业组织，高杆作物也进入茶梯，因而茶园单产低。茶园肥培管理跟不说，投产迟缓。细茶平均亩产不到40斤，与全国平均亩产86斤相比差一倍多。那时，茶叶经营环节也多，费用开支大，种茶社队收入少，不利于调动广大茶农的生产积极性。茶场也严重短缺资金，没有一个新茶园能够在经济上自给。茶场劳动力组合较差，鲜茶采摘不及时、不标准，制成的毛茶质量低。

为搞活农村经济，加快发展茶叶生产，增加出口货源和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灌县对外贸易站、灌县茶厂联合建议成立“灌县茶叶联营公司”。按照《灌县茶叶联营公司实施章程》，从茶叶生产、收购、加工销售，都由公司经营，形成农工商一条龙，缩减经营环节。把工商环节的利润返还部分给参加联营的种茶单位，进一步调动种茶社队的积极性。认真加强茶园的肥培管理，有计划地扶持茶叶生产，力争在1985年总产粗细茶10000担，为1979年的2倍左右，其中细茶6000担，为1979年的4倍左右，茶叶总收入100万元，为1979年的5倍左右。

《灌县茶叶联营公司实施章程》还规定，参加联营公社的种茶单位，有享受公社提供的无息贷款，扶持茶叶生产的权利。扶持费每项在2000元一下由公司掌握开支，2000元以上报上级审批。查阅联营公司年终所得联营的利润，只留30%作为扶持生产、扩大发展生产开支，利润的70%，按照交茶金额，返还给参加联营的交茶单位。茶叶联营发生的亏损由国营单位负责。该章程还对细茶内部结算价、粗茶内部结算价、茶叶鲜叶收购价和运杂费的计算等，作了详细列表说明。

1980年8月30日，灌县革命委员会以灌革发（80）126号文件，下发了《关于同意灌县对外贸易站、灌县茶厂成立“灌县茶叶联营公司”报告的通知》。9月，灌县茶叶联营公司正式宣告成立，公司设在灌县解放桥外，安装了3部手摇电话（127、552、441）方便开展收购和贸易工作。

1980年9月到1982年12月，灌县茶叶联营公司在县委、县人民政府领导下，在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具体指导下，首先抓了40个重点茶园，面积约3700亩，茶叶产量以30—50%的幅度上升，个别茶园甚至成倍增长。这个时期，不仅集体茶园有所发展，社员私人种植的小茶园也开始兴起。

茶叶联营公司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桥梁。在工作实践中，该公司首先从生产出发，帮助茶农种好茶、管好茶，提高产量，增加收益；又为消费者着想，满足消费者需求，让消费者满意。公司既以销定产，又以产扩大销路，不搞闭关自守，取得了普洱茶出口闯新路、青城雪芽品质名列全省第二名的好成绩。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李崎，男，57岁，四川省都江堰人，大学文化，中共党员。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理事，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研究会理事，中国红色旅游网专栏作家。四川省爱国工程联合会副主席，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李冰研究会会员，四川省关工委爱国主义教育宣讲团宣讲员，都江堰市长征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都江堰市长征书院院长，都江堰市党史研究室特约撰稿人，都江堰市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顾问，都江堰市融媒体中心资深记者。主要研究方向为红军长征历史、地下党历史、灌区水利历史、剿匪平叛历史、“大跃进”历史、防灾减灾历史等。著有《一个人的长征》《寻找中国红》《追梦》《寻梦红飘带》《震撼—感动—奋起》，参与编撰《中国共产党都江堰市历史》（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个人撰写的有关红军长征、红色教育、红色旅游、地方党史论文或研讨文章，多次在全国性、全省性学术研讨会上交流并获奖。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李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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