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国以来，以雅安为中心的四川藏茶文化非常浓郁，藏茶茶商文化是其重要的组成。其文化主要反映在茶商种类、经营方式、组织方式、演变过程及特征等方面。天全茶厂及茶商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关键词:四川;藏茶;茶商
传统社会中，以雅安为中心的四川藏茶业是西藏社会生活的重要生命线之一。四川藏茶的经营为各种各样的茶商为主。本文以雅安茶商为中心，简要分析四川藏茶茶商的生存发展、种类及经营等方面的概况。
一、四川藏茶茶商概况
与宋朝时期，藏茶茶商交易形式多变，从自由贸易到官营再到“官督商营”，茶商生存空间转化很快，受限较多。元明时期，从事藏茶贸易的商人逐渐按地域形成了固有的商帮。如元代川陕合省，大批陕商进入雅安的藏茶行业，逐步形成“陕西邦”。明代中期，碉门城厢与始阳两地相继成立陕西会馆。总体而言，明清之后，在雅安开展藏茶贸易的商人来源已经十分广范，如在清政府设边引招商开展藏茶贸易后，天全县有茶商60余家，除本籍人外，也有雅安、邛崃、大邑、成都、重庆、陕西客商。但随着茶引派发的增加，出现了“茶不敷引”现象。康熙三十一年(1629)额引7000张，康熙四十年(1701)上谕引销11595张，雍正七年(1729)额引增至22111张，雍正八年(1730)达31120张。乾隆二十年(1758)，增“土引”14536年加上“承办”、派办、墨办、增办等各色照票及“挂截”邛崃、名山等地21434张，总合47000张。这一现象伴随着清政府边区用茶减少(兵事结束)，造成藏茶销售日衰，茶农、茶商损失严重。嘉庆二十五年(1820)州牧同煦以“售岸销滞，商力困乏，均由票引过多之故”，奏请核减茶引。天全的茶引年额定在2．2万张左右。光绪七年(1881)，四川总督丁宝祯奏改茶章，实行定岸招商，按引征税，取消各县就地征税办法。天全定为五属(雅安、荥经、名山、邛崃、天全)茶岸之一，岁定引额，茶商自领，不给摊派。商户营销自主、灵活、积极，促进了茶业复兴。光绪九年(1893)，英、印茶叶开始涌入西藏，南路边茶受到严重打击，销票锐减，天全部分茶商被迫停业，茶叶积压。《西康综览》对此有较为详细记载:“在康营茶业者，分雅安、荥经、天全、名山、邛崃五帮，此五属茶商系私人经营，票引领自四川，并无联合组织;以荥、雅、名、邛所产为大路茶，天全为小路茶。前清各帮商人曾组织边茶公司，于宣统二年成立，将所有散号一律停业，改良制法，革除积弊，一时勃兴，局面焕然。并拟举办商业学校及康藏商团等事。唯以经理未善，操之过急，复以小资本之散号素不满于该公司之组织;民国初建，国内骚然，遂行瓦解，各自经营，间有掺以赝品，茶质杂矣。继而茶商互相夺利，购茶商人乘机挟制，小本者则滥行趺价，大茶号则赊帐交易，复因印茶输入，大受影响。将来之危机如茶园荒芜，印茶侵略，假茶充斥等，皆为目前应行设法衬救者也。”
民国初期，军阀割据，对藏用兵，茶叶生产受损，边茶销售急剧减少。军阀沿用“茶引”旧制，强迫茶商包销，无论销售与否，照例收缴课税。特别是防区期间，实行“从价课征”，“先课后票”等办法，税率增至40%，附加繁多。在雅安的碉门，一些茶区出现毁茶作薪现象。茶商也不堪苛税重负，或欠税逃亡，或停业、倒闭。尤其是民国二十二年(1933)四川“二刘”之战，刘文辉败退西康，为济军费困难，大肆进行搜刮，茶商被搜刮尤甚，天全茶商倒闭10余家，边茶产量大幅度下降。据史料载:经康定行销藏区边茶，由民国七年(1918)的400万公斤，降到民国二十七年(1938)的20万公斤。民国二十八年(1939)西康建省，为抵制“中茶公司”在康建立分支机构，争夺茶利，成立“康藏茶叶股份有限公司”，对茶商实行兼并，强制茶商集股。《西康综览》记载:“二十八年省府成立，对于雅茶之改进，不遗余力，曾与中国茶叶公司及财政部贸易委员会，暨茶商茶农等组织雅属茶叶改良委员会，计划雅属各县茶叶产销之一切改良事项，所有经费及事业资金，由各方面共同筹措之。建设应为增加茶量起见，已睩创设雅属茶叶改良场;又为改良出品，则创设制茶厂，并指导茶商组设边茶运销公司，改良其包装，检验其品质，评定其等级，集中运销至边地及国外，推广其销路，以期恢复昔日西藏之市场。”天全茶商高泰昌、高国昌、黄复员等入股2万余元(以康定存茶、法币折价计股)，公司下设茶叶制造厂10个，第九、第十厂设天全。规定茶农卖茶必须卖给公司，不许出境。收购茶叶时压级、压价、扣秤，逼得茶农铲茶种粮。同时，又以高价向藏民出售成品茶，使藏民不堪其苦，转而求购印茶。由于公司大权掌握在官股和大资本家手中，入股的中、小茶商处于无权地位，无心经营。加之公司内部纠纷频发，致产销一年不如一年，在一些有影响的私股茶商带动下，退股现象严重。民国三十三年，陕西茶帮的“义兴”、“聚诚”、“天兴”首先带头从“康藏茶叶股份有限公司”退股，四川茶帮的“孚和”、“永义”随后退股，退股之风迅速漫延，而新开办的茶号达50余家。民国三十四年(1945)前后，官僚资本相继投入边茶行业，如西康公司、利康公司、兆裕茶号和二十四军一三七师合作社等。由于官僚资本的冲击，旧有茶商处于劣势，仅能凭借长期的信誉，在明争暗斗中求得生存。到民国三十七年(1948)，天全茶商仅存23家，年经营茶叶7千担左右。
西康建省后，当地主要茶商有四大类。陕西商人是当地组织性最强的一类茶商，“豆腐老陕狗走尽天下有”这一在当时川、康地区流行的俗谣表现了陕西商人经商的韧性。“今日西康汉商陕人多于川人数倍，资本之雄厚，规模之阔大，态度之佳良，目光之锐敏;在康地商人中，皆为首屈。谓现在西康商业在陕人手中，殆无不可。
此因由于陕人善于远道经商，历史上亦有关系。”川商多学陕商逐步发展而来，一般规模较小。喇嘛商也是西康省当时重要的茶商力量。“西康各大寺院皆自经营商业，资本由各喇嘛凑集，公推经理一人，称为充本，负责经营，普无薪水。每二年结帐一次，换推一人，但不得连任。赚钱若干，全数缴纳管家大喇嘛，作为经祀神祀年禳动之费。大寺每有商业数家，由副反应中喇嘛自行团结筹资经营，资本以秤计，每秤五十两，有至二十三午秤者。”这与其它寺院商经营模式相似。这些喇嘛商以经营茶叶主为，而茶叶的主销地是西藏或者其它藏区，由于他们特殊的身份，经营过程通常较为顺利，且欠债者多会按时偿付。《西康综览》的记载也证实了这一情况的存在:“所经商业以茶为主要，大都自炉城运茶至藏，又运货回康，为绢绸、布……又兼营借贷生息，利息概为每月五分以上。如有欠帐不还者，喇嘛寺于跳神时咀咒之。番人畏咒，无敢欠者。”最后一类是土司商，这些大商家一般不亲自参与经营，而是依照严格的方式雇人经营。“西康各土司大都经营商业，资本派于民间，委头人之能经营商业者经营之，称为涅巴，亦二年一换，不给薪水。赚钱缴归土司，作经修造祈祷等用。蚀本则由涅巴赔偿，亦赚财之一道也。”正是这种严格的管理与代偿方式，保证了土司商人高额利润的获取。这些商人无论是否有组织性，均以私人经营为主。
二、雅安茶商种类
私营茶商。《荥经县志》载，在雅安荥经县，南路边茶原无专门的茶商经营。在清朝，荥经县被立为南岸后，才开始有专门的茶商报引立案设号，产销一体。当时开业的私营茶号有姜记华兴、裕兴，王记大顺、洪顺、长盛元、亿盛、朝兴、长升，刘德安，蒋吉泰，徐福元等(长盛元、亿盛、朝兴、刘德安于民国时歇业)继后有姜永寿之公兴，姜德之之又兴，姜伯衡之全安隆，姜廷珍之全安同，兰翘云之荣泰店，徐建章之宝兴，朱晓楼之裕康，陈伯昌之成康，朱开华之泰康，程秉恒之恒盛，田芳兆之兆裕等等。以华兴、大顺、荣泰三大茶号规模最大。至1950年，全县私营茶厂尚有9家。次年，鸿兴(姜尚文)、荥兴(兰光廷公私合营，定名中兴茶厂，泰康、尉兴生、宝兴联营成立协康茶厂。
民国时期，除了外来茶叶竞争外，国内藏茶茶税日益走高。1935年康定茶商在《为茶业凋敝，恳请减轻税率、免除苛捐以苏边商痛苦》中有:“就金玉茶买本言，每包约值大洋一元，纳税三角有奇，税率达百分之三十以上，加入脚费计之，税率已达百分之十几。按之常关值百
抽二小数(点)五之税率，已超过十余倍。”同年7月，茶商们给驻康定军长李韫珩上书，陈述康藏茶叶市场的严峻形式以及商茶经营的困境。民国二十七年(1938)，康定锅庄已经只剩13家维持经营。
锅庄是康定独有的茶叶经营馆驿。《西康综览》载:“锅庄为康定所独有，为他县所无。在未入康及不明康定情形者，或以为制造出售铜锅铁锅者。二十六年入康调查各情，遄返内地整理报告，友人乍见即作如是感想。究其得名之始，或因康人应烹煮食物，恒以长柱形石头三块埋于土中，或栽三根成三角形置锅其上，遂以名之也。锅庄萌于何时，殊难确考。然以安家锅庄之家谱，考查五百年前即已创业。江家锅庄则成立于明洪武年间。余如包家锅庄、扬家锅庄亦皆成立于明代。”锅庄之名的由来虽只有这种推测，但与商业经营的联系却不容抹杀。在元、明时期，西藏商人常以各地土产，如羊毛、皮革、麝香、虫草、鹿茸、贝母、赤金物品到康定开展贸易，易回粗茶、布疋等物。当时的康定是一个荒凉的山村，前来贸易的大量商贾无处可住，只能在住宿之地搭架帐蓬，竖立锅。如此为时既久，“建筑房屋，或为远商来康招待之所，或为明正土司分封大小头人觐见时来康止宿之处，名曰‘督吉’。”据《西康综览》记载，最早的锅庄有四家，即瓦斯碉包家锅庄、铁门坎汪家锅庄、大园罗家锅庄及石门坎木家锅庄。他们原属明正土司，各自分担差务。后因关外各大小土司朝贡差务日繁，原有锅庄不敷应用，由四家而增为十二家，各直属三家，代分差务。锅庄的运营自清朝后一直保持了专门的模式:“清代已增为四十八家，而锅庄性质亦已变为旅馆。国外商人至康，无铺店，货物即堆存锅庄之内。锅庄主人代为介绍顾主，抽取佣金百分之四，来客购买货物亦取百分之四以作佣金，其佣金皆曰‘退头’。”实质发展成为进行商业中介业务的有着固定场所的馆驿。
1950年康定税务局统计，康定锅庄有25家，分布在北门、南门、子耳坡、白土坎、瓦斯堡、参政路等处。
商会、官商或官商合资。西康建省之前，商会组织在四川地区较为混乱。“昔时组织漫无规律，自民国十七年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商法条例，以上海线、汉口、康定三处定为总商会，他处名为商会，以便稽查国内外商业进出情形。西康商会建立后，对组织茶叶的生产经营起到了较大作用。“西康商会地位实与他处不同，但现时康定商会仍名曰‘康定县商会’。自建省告成从事商业之整理虽有指导组织各同业公会之拟议，而于商会指导，亦未可忽也。”
民国22－25年(1933－1936)，陈兴元、胥梓良先后到荥经县分别兴办四丰合、世昌隆茶号。民国28年(1939年)成立康藏茶业公司，荥经设制造厂，公兴、荣泰、荣兴三茶号入股加入，除荥兴中途退出独办外，直到1951年。以上均为官商合资企业。民国32年(1943)至解放前，曾锦光兴办中茶公司藏销茶叶精制厂，属官僚兴办企业。国营茶企业。1951年1月1日，国营荥经茶厂建立，并于当年投产。随着边茶业务不断发展，逐步改建、新建厂房，仓库和生产设施，被列为全国南路边茶定点生产厂。
三、天全茶厂与茶商分析
在1950年前后，四川的藏茶茶商与企业经过了较为复杂的变化。从天全县的天全茶厂演变过程可发现这一过程的诸多特征。
《天全县志》载，天全县1950年2月恢复边茶生产，同时在私人茶叶生产经营者中募集资金入股，合资经营茶叶。私营联合茶厂于1950年4月成立，厂长高鉴清，副厂长高梦鹤，会计刘登桂，事务王鸿昌，业务高铁如、李宝卿。股东有:高鉴清、高怀洁、高怀武、王鸿昌、李家骧、刘登桂、李宝卿、李家聪、高铁如、高仲威、张斗阳、高梦鹤等，雇员高光楷。同时，朱国锦在厂任军事代表，贸易
公司经理柳永安负责业务联系。经营模式为:加工订货，产品包销，利润归厂，由政府提供贷款。
联合茶厂的成立对边茶生产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1951年6月，在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私营联合茶厂转为公私合营天全中联茶厂，厂长高梦鹤，业务员骆明伦，李家荣。增设了茶叶收购站和流动收购组，以国家计划指导藏茶生产。
1952年6月26日，天全县委、县人民政府根据上级指示，将公私合营天全中联茶厂改建为国营西康省茶业公司天全茶厂，由省公司直接组织领导藏茶生产。同时，在城关、始阳、滥池(今新沟)、大鱼溪、小鱼溪设茶叶收购站等流动收购组，并委托芦山县供销合作社代办茶叶收购，任命霍常俊为厂长，骆明伦为副厂长，会计组长卢家珍，业务组长刘世清，李家荣任工会主席。
西康、四川两省合并后，天全茶厂隶属四川省茶业公司雅安支公司领导。1956年10月并入雅安专区农产品采购局。1957年4月，归属雅安地区供销合作办事处管辖。1958年5月，归雅安茶厂领导，实行厂站合一，隶属雅安专区商业局。1962年7月，划归四川省对外贸易局雅安专区办事处管理。1978年3月，外贸办事处改制为政企合一，天全茶厂为其下属企业。1980年10月，地区外贸局同茶叶支公司合并为雅安对外经济贸易公司，隶属该厂，真至1985年。
天全茶厂为商业部定点边茶专业加工厂，生产“民族团结牌”金尖边茶，担负四川南边茶16%左右的生产任务。全厂职工由建厂初期30余人，增加到1985年133人，厂房占地19907平方米，建筑面积13752平方米，其中生产用地面积9352平方米，固定资产总值113．2元，年加工量达4万担，总产值为326．6万元。
从天全县藏茶茶商可发现当时四川藏茶茶商的一些特征。数据来源于《天全县志》，时间为民国三十七年(1949)。具体信息与数据见表1。通过统计描述及相关分析，可形成以下推论。
推论1:在23家藏茶商号中，有21家以两个字为字号，只有“茶泰久”与“复元祯”为三字商号名。可见当时藏茶茶商偏爱两个字的商号名称。
推论2:商号名称中，叫“庆发”的商号6家，叫“明顺”、“泰茂”、“德泰”的商号各2家，可见虽在同一个小县城，当时茶商并不忌讳重名，而更注重商号的内在意义的传达。
推论3:23家商号中，只有两家拥有自己的商标，而且为存在年限均为200年的老商号。可见，当时天全藏茶茶商商标意识淡薄。
推论4:存在年限140年(含)以上的商号占73．9%，按一代茶商经营50年计算，23家商号中，存在年限高于50年(含)有21家，占91．3%，即有91．3%的天全藏茶商号至少已经经营到了第二代。经营时间最久的是高筱甫的明顺商号，已经存在280年，即已经有代人在天全经营茶叶生意。
推论5:通过相关分析发现，商号的经营年限与产茶量、产值没有显著相关关系;当年产茶量与当年产值分量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1，表明二者间为线性关系，产量决定产值；
产值完成由产量决定。可见当时天全藏茶销路较好，处于卖方市场状态，表明了藏族百姓对藏茶需求量之大。
四、结语
以雅安为中心的四川藏茶业有着悠久的文化底蕴，并通过广大藏茶茶商的经营贸易不断传承下来。藏茶茶商是西藏传统茶文化，或者更广泛而言是包括西藏在内的广大藏区茶消费的最重要保障者，也是藏族茶文化的有力推广者。他们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自身独有的文化。通过民国以来四川传统藏茶茶商的分析可以发现，社会的不安定及贫穷落后状态并未使他们放弃对藏茶的生产经营。也正是通过他们的这种不离不弃的生产与向西藏和其它藏区输入茶叶，多民族之间的经济往来与文化交流一直没有间断，并不断得到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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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人：
邓中文，1935年6月生，籍贯重庆永川，原雅安地区外贸局党组书记、局长。
从部队到外贸局
我老家在重庆永川，1951年参军入伍，从战士到团级干部，在部队工作了26年。
1976年转业到地方，我被分配到国营雅安茶厂，后来又到雅安地区(今雅安市，下同)外贸局工作，先后担任国营雅安茶厂党委书记、雅安地区外贸局局长。那时候雅安地区的外贸产品很少，茶叶是其中的一项，分边销茶、内销茶，我就是从那时候才真正开始接触茶的。
当时雅安地区外贸局有3家直属企业：国营雅安茶厂、国营荥经茶厂和国营天全茶厂。
国营雅安茶厂在城区西门的文定街，是传统边茶厂，产品主要供应西藏。计划经济时期，国营雅安茶厂主要生产两个产品——康砖茶、金尖茶。康砖主要供应西藏，金尖主要供应甘孜藏族自治州。当时产品都要按照计划生产、调拨。企业只管生产、加工，然后按计划调拨出去。
1981年，我被雅安地委(今雅安市委，下同)任命为雅安地区外贸局局长兼党组书记。
计划经济时期，四川省的茶叶管理和其他省份不一样，很特殊，全省有关茶叶的生产、计划、补助等都是由四川省外贸茶叶公司负责，雅安地区还把农业局的茶叶生产管理科全部调给外贸局，由此茶叶生产、收购、加工、销售一条龙，都归外贸系统管。当时的销售主要有几个渠道：一个是边销，边销就销往西藏等地;另一个是内销，计划经济时代内销都是需要按照计划调拨销售的，工厂没有销售权;还有一个是外销，就是出口，每年省上要下指标，需要生产、调拨什么品种、多少数量的茶叶来出口，各个地区各个茶厂按计划执行就行了。
20世纪70年代，茶叶是雅安地区多种经营中最大的一项产品，当时雅安茶叶种植面积不大，大概有6万亩。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接手外贸局的时候，集中成片的茶叶种植面积还不到这个数，其他的是零星分布，连玉米地里也有茶树，雅安人称“满天星”。每年割一次，卖给国营雅安茶厂等边茶厂，生产边茶。
雅安地区外贸局直接管理的三个茶厂中，最大的是国营雅安茶厂，年销售量也是最大的，大概有700万斤，3个厂加起来大概1500万斤，国营天全茶厂主要生产金尖，国营荥经茶厂全部生产康砖，国营雅安茶厂两个品种都生产。
我到雅安地区外贸局工作的时候，地委书记找我谈话，说你要把茶叶生产搞好。那时候不强调流通，他们最关心的是生产。当时雅安地区大概140万人，茶叶分布在北部6个县，南部两个县不多，汉源基本上没有，石棉有一点，主要就是在雅安、名山、芦山、荥经、天全这几个县，宝兴的中坝有一点，但是不多，中坝有一个后山茶园。
改良茶园 发展细茶
当时雅安茶叶品种比较单一，主要是边销茶。改革开放初期，雅安地委已经开始要发展内销，光做边茶不行，效益不好，我们确定要做内销茶、做细茶，现在叫名优绿茶。细茶的突破口在名山，名山细茶多，雅安县(今雨城区)基本上是边销茶(俗称粗茶)，每一年都要收购几百万斤。名山茶厂就开始做细茶，名山茶厂是后来成立的地方国营茶厂，我们外贸局派工作队到名山去指导加工、指导生产。名山的双河、红星我们都派人去。最早去的是双河天车坡，那里的茶树是最标准的造型。那时候大多茶叶是高秆品种，观赏性、蓬势不如现在的好看。
茶园里的茶都是“满天星”分布，不好采，怎么搞细茶?我们外贸局有个茶叶公司，我去的时候就有了，但是他们以前是做边茶的，做边茶对茶园的要求低。
做细茶首先要改良品种，我们组织人到福建去调茶种，去了福鼎。所以以前种的福鼎茶都是播的茶籽，每年冬天去调。
种子调回来，春季以前发给农民，就指导他们开始种茶。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只调福鼎大白，它的植株较高，但芽头不是很好。
后来，外贸局继续在这个方面做实验，找了样品来推广，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比原来改进了一步，但我们觉得还是不行，福鼎大白还是蓬势太高，采摘不方便，而且产出太慢，种子下去，四五年才能成型，这期间没有收入。
我们通过四川农业大学(以下简称川农大)的教授，运用他们的技术优势，建立良种茶园，养穗条扦插，每年秋天扦插，当年扦插下去第二年就可以移栽，一般就有一芽两叶，管理得好的有四五叶，于是建了很多良种茶园。名山的联江、中峰都有。良种茶园两到三年就可以采芽，但产量不高，还有一个养蓬的过程。发展到现在就是百亩良种茶园，我们在牛碾坪做了推广。除了川农大的这些专家教授，雅安也有自己的茶叶高级农艺师，例如名山的李廷松，他搞育种特别厉害，然后就是杨天炯、李国林。
改良品种之后，第二步是提倡科学种茶、栽茶、养蓬、修剪。茶树品种往矮秆方向发展，不要高蓬势的。双河的茶蓬势很好，但是太高，一般人够不着，而且很费功夫，每年一次轻修剪，剪下来的一部分可以做粗茶，增加收入。三年一次重修剪，高秆都剪下来，压低树身，就是增加更多的芽头，慢慢地蓬势就上来了。每年外贸局提倡发展一些新的茶园，都要走这个方向，不走播种路线，发展到现在，茶的蓬势基本上都不是太高。
计划经济时期，外贸局对雅安茶叶生产是作了贡献的，出茶、出钱、还出人，当时的制茶机器，烘干机等机器的制造材料，例如钢铁，都是外贸局调来的，芦山有个茶叶生产机器加工厂，名山也有，外贸局也帮助他们发展。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兼任了雅安地区茶叶学会的理事长，行政职务和学术团体职务兼于一身。
发展新产品 创制峨眉毛峰
发展良种茶园的目的是提高效率，雅安地委最关心的是农民增收，所以我们就研究创新，发展新的茶叶加工品种。为了发展内销茶，我们在凤鸣乡(今雨城区草坝镇)桂花村附近，研发了一款毛峰茶，当时取的名字叫凤鸣毛峰，后来改成了峨眉毛峰。主要原因是考虑那时候雅安不出名，没有峨眉山的名气大，改为峨眉毛峰以后销售确实不错，一年生产7至8吨，外贸局完成了任务，国家也增加了收入。
峨眉毛峰1982年、1983年就安排出口外销了，最多的一年出口了5吨。当时，省外贸公司也觉得这个毛峰茶好，特意送去参加1985年9月在葡萄牙里斯本举办的第二十四届世界优质食品评选会，峨眉毛峰受到高度评价并荣获金质奖。
回来跟雅安地委汇报，地委认为既然峨眉毛峰这么好，就扩大生产，安排大家都生产。我说一敞开生产，若不能按照统一技术标准操作，茶叶品质就不能得到保证，出口就会受到影响。地委最后同意只由外贸局管理的茶叶公司生产，主要用于出口。现在的毛峰茶成了大众茶，不是当年的高端茶了，因为它已经不是我们当时的技术标准。当时峨眉毛峰的技术标准是供销合作总社来负责验收的，他们都觉得很好。我们没有把这个牌子维护好，非常可惜。但是不管怎样，细茶增多了，比重增大了，农民收入增多了，我认为就足够了。
当年我主张创品牌，觉得雅安做茶遍地开花，到处都在做，但是好多都没有牌子，都借毛峰这个牌子，我主张企业联合起来创品牌。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边销茶还是国家16个计划管制产品之一，它的价格一方面受国家调控，另一方面原料又是放开的，所以存在一些实际问题。为了反映边茶的实际情况，我好几次上北京，向国家管理茶叶的两个部门：商业部和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反映情况。当时供销社只管调拨，商业部管国内流通，价格也要通过商业部或者供销合作总社来协调。1988年我带领三个厂长到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和商业部去解决价格调整问题，但当时没有得到答复，我们只好回来，直到第二年才办下来，边销茶销售价大约提高了30%。
进入市场经济时期，国有企业改制基本完成的时候，我已经退休了。我退休的时候61岁，地委交给我一个任务，退休可以，但是茶叶上的事情还是继续干，所以我担任雅安市茶叶学会理事长一直干到2002年，才把这副重担交给茶叶公司总经理刘伯龄。2005年，我把相关情况写成了一本书，但没有正式出版。
我退休的时候，雅安内销茶产值差不多占到茶叶总产值的50%。我刚到雅安地区外贸局的时候，边销茶比重占总产值的90%，内销茶只有10%。边销茶对于国家、对于民族团结很重要，但是对于雅安的老百姓来说，雅安地方经济也需要发展，所以我们才要大力发展细茶。雅安的发展起步晚，但雅安这些年的发展很快。
来源：雅安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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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藏区民间就有收藏藏茶的风俗。藏茶曾一度成为青藏高原藏族同胞的硬通货币，即便到了今天，收藏藏茶仍然是财富的象征。去藏族同胞家中做客，如果你发现家中囤茶越多，说明他家的财富越多。因为藏茶是紧压黑茶，随着年代的久远，越陈的茶在适宜的空气和湿度中继续发酵。陈化过程使茶味茶色更醇和，色泽乌亮深褐，香气宜人，茶的品质进一步提高，这就更加强了她的收藏价值。2005年春节期间，中央二套的《鉴宝》节目中，有一位收藏者展示了其收藏的50kg“1952年的方包茶”（藏茶的一种大包装规格），鉴定专家评定其价值达人民币48万元，这已经很客观地告知了人们收藏藏茶的意义所在。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收藏茶首要的要素是讲究血统，六大谱系茶品中，一定要搞清楚代表该茶类的标本血统，在收藏时，血统越纯正，价值越高，像藏茶一定是具有百年老字号的雅安茶厂，该厂也是藏茶产业的国标制定厂家，近年代，广东、福建、浙江从西藏高原收到了很多老藏茶，刚下高原的茶因干燥原因通常不好喝，但在沿海存放2年左右吸水反复酵化，活性增加，茶也变得好喝多了。
藏茶价值的评估，首先要看藏茶血统，首推雅安茶厂。雅安茶厂历史460多年，是大品牌康砖、金尖智慧产权拥有厂家；历代历朝贵族茶供应商（官茶），现今国家紧压茶标准国标制定商；政府计划采购部委的定点龙头企业；计划经济年代边销茶，国家定点排序第一号（目前雅安茶厂编码仍是01号字头，荥经茶厂编码是02号字头）、康砖中国驰名商标，金尖和雅细著名商标；06年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单位，2010年千年藏茶，上海世博会金奖得主……
雅安茶厂主干下又以官道茶马古道为源点。雅安区域（涵盖原西康省范围），以邛崃山系蒙顶山高山小叶种所出品的南路边茶为主要支干，其中以当年（1993年以前）雅安茶厂为血统主体，加上荥经茶厂、天全茶厂生产的康砖和金尖作为雅安区域茶为代表；边销茶康砖、金尖的10kg条包收藏为标准剂型、延伸支干比较有收藏价值的还有四川大足的康砖和贵州橦梓的金龙牌康砖，再往下分支目前意义不是很大。
以川茯砖3kg、2.5kg为标准剂型的安多马茶，年代久远后仍然进入了收藏家的视野，四川茯砖历史悠久，1958年毛泽东在成都会议时对茶的经济发展有过重点指示和调整，之后茯砖的经济战略向湖南省转移。四川茯砖在短短20年中走向衰落，由此，现存的年份川茯砖就显得弥足珍贵。
现在藏家手中以旋口、灌县的民族团结牌“火车头”、“手拉手”为珍贵，其次排列的出品厂有北川茶厂、松藩茶厂和平武茶厂，这些已消亡的茶厂是当年川茯砖的主力军。
值得一提的是，文革结束前重庆茶厂出品的沱茶也是黑茶珍品。
评估的标准主要由四川省藏茶收藏家协会和中国黑茶评介中心作权威评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