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茶千年更迭，正值复兴。为了记录当代茶人的深耕细节、茶事审美的革新，美食作家王恺历经十余年，寻访各大茶产地、茶人、茶空间，拿到一手珍贵资料，写就《茶有真香》。那么，中国茶的历史应该从何谈起？在千年的时间里，茶又经历了哪些发展呢？
《茶有真香：懂茶的开始》，王恺著，中信出版社2023年1月版。
说到茶之典籍，大众经常提起的，就是唐宋茶书的几本名著，陆羽所著的《茶经》、宋徽宗的《大观茶论》，外加明代初年朱元璋之子朱权所编撰的《茶谱》，事实上，中国古代典籍中与茶有关的书籍并不算少，这几本只是名重一时。唐之前，关于茶之专著并不多，唐代陆羽的《茶经》一出，是茶叶相关著述中的大事，它肯定了茶饮生活的知识性地位，不仅包括了大量的茶事经验，还奠定了茶道规矩。之后，无论宋、明，还是清，与茶相关的著作虽不至于浩如烟海，但还是车载斗量。
这些典籍本来散布于四处，但后来被有心人集中编选出来。几年前，我在南京见到当时已经八十多岁的朱自振老先生，才知道20世纪30年代，金陵大学的万国鼎先生开始搜集中国农业史材料，其中包含大量的茶学典籍;20世纪50年代，金陵大学农学院并入南京农学院，成立了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万国鼎先生为主任，朱自振毕业被分配到此地，他在万先生指导下，开始对中国各地的茶叶史材料感兴趣。当时分配工作，万先生派遣他和他的同事们去全国各地，搜集上千种古书及方志中的农业资料，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了“文革”。现在南京农大的图书馆资料库里还有他们当时认真抄来的各地资料，以至于“文革”后很多地方方志已毁，寻找资料还需重回此地。
21世纪初，这些资料由朱自振先生和郑培凯主编为《中国历代茶书汇编(校注本)》，此书是现存茶书总汇中收录最丰富的，各个茶书的版本都经过了校勘，各大图书馆所收集的善本都予以了寻访，是目前关于中国历史上茶叶种植、采造、储存和饮用等茶事最详尽、最权威的汇编本。正是在这些方志和搜集回来的各图书馆所存的茶书的基础上，这本茶书汇编出版了。相比起以往的汇编，这次的编撰一是搜集更加广博，二是利用了大量现代学术观点。
后来和朱先生一起汇校此书的香港城市大学郑培凯教授总结过，以往中国古代士大夫对茶书的态度很轻视，比如《四库全书总目》中，子部的谱录中的另册才搜集茶书，而且很多书只存目不收录，还是因为古人认为茶是小道。但是他们觉得，在物质文明发展史上，陆羽的《茶经》也是一件大事。
之后的饮茶脉络，基本上没有脱离陆羽的法门，走向了精致品茗的道路，从茶书的整理中特别能看出这点。与两位研究者闲聊，我们要讨论的是唐为何成为分水岭，唐以前的茶世界以及唐以后的饮茶风尚的变化，到了元明清大量资料出现，可以由此细观中国人的饮茶习俗。
唐是中国茶世界的分水岭
上古时代，茶在中国的植物图谱中已出现，但是最早茶属于药品，或者属于菜蔬，一直到唐代，随着茶叶的广泛种植和行销到游牧民族地区，茶才正式成为中国人的日常饮用之物。这时候，陆羽创立了完整的茶叶科学体系，规范了饮用方法，提出了“茶性俭”的核心观念，后这一观念直陈为“茶有真香”。
饮茶在中国起源甚早，但究竟有没有准确的记载？以及非常明晰的诞生时间和地点？很遗憾，这个信息迄今还没被准确地挖掘，因此也没有详细的论断。
文嘉，惠山图卷（《茶有真香：懂茶的开始》内页插图）
郑培凯先生说，根据今天的研究，我们没有办法确定饮茶起源于何时何地，陆羽说起源于神农，其实这不能确定历史时期;前段时期有河姆渡文化考古说发现了茶树的图画，也非常不准确;还有人说云南的古猿有原始茶饮，更是不负责任。在开始茶饮之前，有可能出现过将茶做药或者把茶叶入汤羹的做法，但是和真正的饮茶都相去甚远。
根据一些古籍记载，战国时候四川一带已经有饮用茶的习惯，秦灭蜀后将之带出来，这里也是古茶树的发源地之一，符合“南方有嘉木”的说法。西汉马王堆的挖掘中，发现的竹木简中都有茶的别名出现，《汉书·地理志》中记载的“荼陵”，现在叫茶陵，也表明了茶树在汉代的时候已经在长江中下游地带种植了。不过汉代时四川还是茶的主产区，当时的饮用方式还不够清晰，应该是原始的煮汤饮用，也有加盐和姜同煮的，基本上还属于药用，茶在漫长岁月里，一直属于药食同源的产物。
到了三国魏晋时代，浙江和江南普遍种茶，饮茶人群也扩大了，茶不再属于贵族专利，扩展到士大夫阶层用以待客。当时也做成茶饼，粗枝大叶不能黏合的就用米汤去黏合，喝的时候先研磨，然后用沸水冲泡，还没有形成唐时那种复杂精美的饮用法。现在的古装影视剧里，尤其是以“三国”时代为背景的，特别喜欢加上饮茶的场面，当时是不是已经形成了标准？之后的魏晋喝茶方式是什么样子呢？
按照茶书的记载，研究者们分析，很多人提及魏晋饮茶，是因为文人的诗赋中经常提到茶，但是当时饮茶的资料其实很少，我们只是知道，当时的茶不仅用来待客，还用来祭祀。北方游牧民族不喝茶，他们会觉得茶是南方人的饮料，《茶经》里面就记载了“茗为酪奴”的故事，北人对南人的饮用茶多加讽刺。他们占领了大部分地区后，南北交融，饮用习惯才慢慢传开。不过当时长江流域尤其是中下游，饮用茶已经很普及了，对器物和水都有讲究。但是饮用方式还比较古朴，茶处理如同蔬菜，放在水里煮了喝，加各种香料与佐料，基本上就像蔬菜汤，属于实用阶段。唐之后，茶饮普遍化不说，还成为精致的饮品，不再是实用主义，而是上升到了精神领域，这就成就了“饮茶之道”。
确实很多人说唐是中国饮茶的分水岭，之前是草味羹饮时期，之后是精致时期，这个和唐是统一性国家有关系吗？还是令人好奇。
郑培凯的观点是，其实这个和历史积累有关系，也和当时的交通发展有关系。按照严耕望的研究，当时内陆交通已经可以把茶运输到塞外、到吐蕃，这些区域都养成了饮用茶的习惯。唐代政府开始建立茶政，也开始征收茶税，茶贸易成为唐时经济贸易的重要环节。
茶之流行，肯定不是单一原因，除了交通和社会原因，也包括禅教大兴。在参禅过程中，为了提神不寐，也为了打坐，很多寺庙推广喝茶。当时禅宗影响很大，又影响到了民间，渗透特别广泛。资料里面有反映，北方泰山寺庙里的僧侣参禅“务于不寐”，可以喝茶。与此同时，陆羽提倡的茶道方式和创新的饮用规矩一时风行，他后来也成为茶神，人们买来巩县窑的小瓷像，往上面浇茶水，有点浴佛的意思。
也有学者据此说，中国人对陆羽丝毫不尊敬，举例也是将茶水往瓷像上浇灌，说等于惩罚，这种说法和“浴佛”说法一样，都缺乏详细的解释系统，因为需要更多的民间仪轨之类的资料来作为佐证。但毫无疑问，陆羽是茶领域的权威，当茶仪式化、尊贵化，他的地位也随之提升，当困难时代，大家讲究不了茶的复杂度，陆羽也随之消隐。
唐时的名茶有巴蜀的“蒙顶茶”，还有江南的“顾渚紫笋”，名称不少，但是很少有流传至今的，是不是工艺失传的缘故？现在这些地区还在产茶，但这些茶和唐代的茶应该关系不大。
研究者说，唐时的茶叶生产已经精益求精，有的地区强调精致，有的地区强调产量。比如我们知道的浮梁的茶叶，就是大宗贸易，主要靠产量取胜，每年茶税惊人;蒙顶、顾渚都是精品产区，蒙顶茶分若干种，石花、小方、散芽，是天下第一等，但是蜀道难，上贡不方便，所以江南的产区就也成为贡茶区域。除了蒙顶，湖州的顾渚紫笋、寿州的霍山黄芽、蕲州的团黄，都是名茶;《唐国史补》中还提到，当时的吐蕃也受中土影响，唐使节去了那里，赞普会拿各种名茶展示。这也可以为“茶道大行”的说法做一补充。
陆羽其人及其影响
陆羽生逢其时，冠在他名下的著作有几本，有的显然不真实，比如关于陆羽评水的著作，就应该是后人伪托。但是他的自述，关于他的弃婴的身世以及后来被庙里的僧侣收养的经历，包括他对易经、佛典和儒家典籍的熟悉，都应该是真实的。而且他和当时的名流如颜真卿、皎然等人互相唱和的诗歌也都有记录。
食养（《茶有真香：懂茶的开始》内页插图）
当时科举制度初兴，一些身份低微的人有了晋升之道，士人的地位有所上升，陆羽结交的很多人属于这一系统，他自己也属于把民间文化融入上流社会的人物。陆羽的《茶经》并不仅是总结当时的喝茶方式，而是制定了一些新的他觉得重要的准则，提出了自己清晰的品饮之道，包括整个学科的科学体系也初步建立了。这个准则，事实上一直影响到后世，别看唐茶的喝法与现在差别很大，但国人饮茶的内在精神路径完全是他那时候就定下的。比如《茶经》里有茶器一卷，表面是列举烹茶器物，实际上是根据他自己的原则确立饮茶的规矩。他的茶道仪式在当时的上层社会也非常流行，通过这种规矩的确立他构建了饮茶的氛围，提供了心灵超升的领域。可以说，后世所有的茶的规矩，无论是中国、日本还是韩国，都从他这里面来，他是这个学科的开创者。
所以，这个世纪回看《茶经》，会觉得特别有意思。他的规范很全面，其中个体的审美起了很大作用。比如说到碗，他喜欢越州青瓷，然后是鼎州、婺州、岳州等;他不赞成邢州和越州并列第一的观点，觉得越州瓷像玉、像冰，尤其是青瓷适合与茶合配，可以衬托茶的颜色。邢州白瓷将茶衬托得过于红，寿州黄瓷把茶衬托得过于紫，都不太适合茶。他是以自己对瓷色的观察和瓷碗质地的研究来决定的，让饮茶者体会到美感。这里面就开始建立了整体的心灵感受，有了茶道整体的艺术感标准。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那套茶具，说明了陆羽的规范影响深远，不仅于民间，宫室也遵守他定的规则，器具完备讲究，进而奢侈，也说明当时饮茶的礼仪极其重要，甚至有繁文缛节的倾向。
茶经里面还提到了择水的重要性、火候的重要性，包括俭素之美，尤其重要是表达出了“茶有真香”的观念，不赞成以往流行过的添加各种姜、盐、枣、橘皮、薄荷等物质，觉得那等于“沟渠弃水”。
郑培凯在编选历代茶书的过程中，发现“茶有真香”的准则制定基本也是从陆羽开始的，他喜欢“茶性俭”，这个影响特别大，之后历代茶事都奉行了这一原则，尤其是中国，如果是混合香料做成的茶，大家就会觉得劣质。陆羽的观念影响到了后世，包括蔡襄、宋徽宗等饮茶大家都提出茶有真香，不应该添加龙脑香等物。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民间还是有添加各种果实花朵的习惯，造成了加香系统的绵延不绝，北方的花茶事实上也算得上源远流长了。添加有添加的道理:北方的水土问题造成了北方普遍水质硬，掩盖茶的真香。外加古时候交通不便利，新鲜的茶运到北方可能已经没有了香味，所以靠别的香味提神。包括自唐以来，北方受游牧民族影响深，一直有往茶里加奶的习惯，这些都是影响深远的理由，也造成北地现在的民间百姓喜饮花茶的习惯。但是士大夫阶层还是奉行茶有真香的道理，基本不添加任何物质。
陆羽对水的品鉴相对简单，但也是开创性的，提出了相应的标准:就是“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还对山水做了分析，要捡取“乳泉，石池漫流者上”，不要涌流的瀑布的水，也不要山谷里浸满不泻的水，江水则取离人远者，井水则是选择人们汲取多的，其实都强调的是“活水”概念。
传说陆羽撰有《水品》一书，但是我们翻检阅读发现已经散失了，现在翻刻的很多是张又新的《煎茶水记》中记载陆羽的品题，不足为依据。关于他品尝水传说的神乎其技，比如一桶水能分别出来哪个是江中间打的，哪个是岸边打来的，这是违反物理常识的。后来这故事又附会到了苏东坡身上，其实这都是人们在想象空间里的创造，也说明国人在追求品茶艺术方面的追求。
宋人的茶世界
宋代茶书和茶人的世界，首先在宫廷，从蔡襄到宋徽宗，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细腻讲究也无可比拟。也许就因为此，走向了盛极而衰的道路，但是从这些茶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宋人创造了一个复杂瑰丽的茶世界。
宋代最著名的茶书，我们普遍知道的有宋徽宗的《大观茶论》、蔡襄的《茶录》，整个宫廷品茗已经成为风尚，这两本书记载非常清晰。当时宫廷的饮茶习惯非常普遍，制作茶的技术比之唐代还要复杂。先是龙凤团，后来发展到石乳、白乳，再后来又有小龙团，以及各种密云龙、瑞云祥龙，越来越精细，层出不穷。当时的点茶手法在蔡襄的书籍里记载得很清楚，是水和茶要用得恰当，比例均匀，否则表面的沫饽就不匀。还有斗茶法，没有水痕的最佳，可以清楚地比较好坏。点茶法已经与唐大不相同，延续的是使用末茶，要使末茶产生大量的泡沫。这可能和道教的思想有关，认为这些沫是精华，也和唐代胡人喜欢喝奶的习惯有关。
茶味（《茶有真香：懂茶的开始》内页插图）
因为有了新的名茶标准，为了达到茶汤的最佳表现效果，建立了一套新的系统，包括茶叶制作、茶叶击拂、茶叶品饮、器物优劣，都形成了仪式和系统。有仪式才有审美，所以现在有人说日本茶道重仪式，中国不看重，并非如此简单。
瓷器发展也被茶所影响，早期使用的瓷器和宋末年推崇的瓷器完全不同，唐朝的秘色瓷，其实也是和茶色配合的，茶色丹，用秘色的碧来衬托。北宋时候，使用了大量的青白瓷，那时候还不像后来那么推崇建盏。
当时的击拂动作书籍中也有很多记载，那些动作以及使用的器物，现在的日本抹茶道中保留了部分，但是又不太一样。宋人早期的宫廷中使用的是黄金和白银制作的击拂工具，蔡襄称之为“茶匙”，他觉得金和银的最好，竹子的太轻，所以不好，因为需要有力量地击拂才能形成表面的沫饽，像乳花一样。比蔡襄早半个世纪的宋初的《荈茗录》里面写道，有的人运用茶盏能够做出各种图画，也包括“茶百戏”，可见这个茶匙运用的复杂程度。
茶筅是后来发明的，也就和现在日本存留的很像了，有点类似西洋打蛋器，但是细密，和现在日本的轻巧器物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当时是用竹根制作，器物重，器端有力，整体粗壮，因为这样才好掌握，操作起来也便利，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样才能出一碗美好的茶汤。宋徽宗写了很多不正确的击拂方法，然后写了详细的击拂法，如何才能击拂出“乳雾汹涌”的好茶，因为茶色贵白，建安的黑盏也就开始变得贵重起来，又厚又保温，保温是因为击拂时间需要很长。过去被视为上品的青白瓷在徽宗那里就没有那么重要了，所以茶的饮用方式还改变了瓷器的系统标准。比如宋流行的天目碗，到了明代就基本不见了，全部都出口日本了，因为我们的饮用规则改变了。
宋徽宗在茶学上有很多专业性的追求和结论，不过他这种走极端的品饮方式在当时并不普遍。当时他已经有点走火入魔了，为了生产出最好的团茶，有几万人上山采茶，穷奢极欲。但是了解这样的生活方式，重审当年中国人的审美需求，也是件美好的事情，可以看出中国人对茶曾经痴迷到何种程度。
宋人写福建一带贡茶的书籍特别多，是因为上行下效。贡茶地点由江浙搬到了福建，这里成为新的最好的茶叶基地。因为天气变化，北宋期间的天气开始变寒冷，本来放在太湖地区的贡茶园不能在清明前广泛发芽，没有那么多贡品了，于是搬家到了福建建安，保证清明前有大量的贡茶，欧阳修等人都描绘过，当时有20多本书详细描绘福建贡茶园的情况，非常详尽。
上层社会的饮茶方式如此繁杂，但是很难影响到民间。宋徽宗的讲究基本已经无可比拟了，当时他的茶叶极品也不可能那么普及，包括他那套复杂的饮用体系也难以推广，所以民间很难达到宫廷的饮用方式，而是沿着自己的下里巴人的道路发展:一是在茶中加各种料，二是宋时候，散茶实际上已经开始饮用。虽然记录不多，但是各地草茶，就是散茶存在的证明。
加各种料的饮茶行为自古是习俗，陆羽很不喜欢，他觉得这就像是沟渠间的废水一样，蔡襄文章也提出，有人喜欢在团饼中添加龙脑香，夹杂珍果香草，都不对，但是当时民间还是添加着喝。梅尧臣批评北方人喝茶“只解白土和芝麻”，说明当时北方用白色土碗往里面添加芝麻;当时北方还有添加姜、盐、牛奶的，还是受到游牧民族的习惯影响。不过，这种习惯不局限于北方，南方也有很多加料茶。南宋临安的茶馆有多种花果茶，还有“七宝擂茶”，就是各种盐、花椒、酥油饼混合的茶汤，其实里面的茶只是有一点茶意而已，现在湖南等地区的擂茶习惯还顽固存留着，其实也是古风。北方喝茉莉花茶的风尚，其实也是渊源有自。其中比较脱俗的是莲花茶，就是在夜晚半绽放的莲花的花心放茶，然后扎紧花瓣，次晨取出茶叶，之后焙干使用，染上了花香也很清美。
宋到元的阶段，散茶的饮用渐渐推广，当时王祯的《农书》就说，南方已经普遍饮用散装芽茶，不一定碾成末再饮用。也是因为团茶的制作过于烦琐，南宋后的散茶就大规模出现了，晒青、炒青都有出现。所以，并不是像传统说法，到了明太祖时候突然废团改散，以江南为代表的民间早就饮用散茶了，并非突然性的改革。
明朝的茶道复兴
明代算是中国茶道复兴的时期。从茶书上看，整个明清茶书有上百种，占到茶书总量的72%，但是很多抄自唐宋，有些疏忽错漏，以往学者并不重视。但是，明清茶书有以往唐宋不具备的地方，关于茶树种植管理、茶叶制作技术、饮茶的文人趣味，有颇多新见。晚清茶书更是开近代科学茶学科的先河。
唐宋的繁杂到明清的简单，是一个越来越简单化、日常化的过程，复兴体现的方面也更不一样了。宋到元之后，蒸青炒青所制作的散茶已经逐步在民间流行，到了明初，明太祖废饼茶改散茶，一是觉得团饼奢侈浪费，二是因势利导。这时候，不仅是饮茶方式变革了，关键是茶叶的制作技术也变化了，这对于中国茶的发展至关重要。尤其是在炒青的制作和烘焙方面，制茶者开始依照茶叶的特征掌握炒青的火候，研制出了各种有特色的名茶。我们现在所喝的不少名茶都是明代出现的，比如龙井。
万历年间有罗廪所著的《茶解》，里面提到唐宋贡茶的制作方式奢侈，已经丧失了茶的本真，不如明代炒青制茶，可以保证茶叶的本来香味，书里还记载了详尽的采茶制茶法，现代通用的观念当时都已经出现了，比如不采雨胚，那样的茶不香;晴天的茶胚，必须当时采当时炒制，这样才可以保证色、香、味的系统平衡。茶叶制作环节的炒青工艺在书籍中描述得相当精准，还解释了茶炒熟后必须揉捻的原因，因为要让茶中的脂膏方便溶解，冲泡时就可以散发出来香气和内含物质。书里甚至对各种炒制工具都有规定，比如炒茶用的铁镗要用熟铁，不要用生铁。
岩茶闽,南平-武夷山-九龙窠的山场,岩茶生长在武夷山丹霞地貌的岩缝中,以岩骨花香的岩韵而著称（《茶有真香：懂茶的开始》内页插图）
因为不同经济业态发展的缘故，新的名茶体系在经济发达的地区首先诞生了。唐宋时代奉行的是设监制作的贡茶体系，最优质的茶根本不会流入民间。但是明代中叶后，江南经济快速发展，使得整个长江中下游区域以及沿大运河一带都发展起来了，普通人的生活也讲究精致和享受，尤其是士大夫阶层，他们追求的生活方式在当时有很大影响，品茗就是其中一项。在他们推动下，新的名茶体系诞生了。当时的士大夫阶层讲究品茶，与品茗环境和制茶都有很大联系，构成了一种发达的品茗体系，所以明朝成为中国茶的复兴时代。
先说品茶的情趣方面，一是恢复了唐宋赏茗器的乐趣，对茶饮的程序和器物的雅洁再三致意，不因为明代有使用紫砂壶为主的相对简单的品茗体系，就不欣赏器物、不对茶器物有所追求。另一方面，着重性灵世界，追求品茶所带来的心灵修养的提升，期待有和谐之境界。当时有本相当重要的茶书——许次纾所著的《茶疏》，说到了茶具的陈设摆放以及品茗过程，考虑的不仅是仪式，而是味觉和嗅觉的综合享受，以及五官的舒适，对人格清高有所培养和提升，着眼于人间修养。他还罗列了许多适合喝茶的时间、场合、器物，充满了明代的文人意趣，比如夜深共语、鼓琴看书之时，茂林修竹、名泉怪石之地等等，还写了他认为不宜喝茶的场合:大雨雪、长宴大席、人事忙迫、观剧等等，包括不宜用的恶器、敝器、铜匙、铜铫、各种果实香药等。
当时有很多文人会详尽描写喝茶场合和禁忌，比如冯可宾的《岕茶笺》里也提到了宜茶场合，另外一些比较著名的文人书籍，如《遵生八笺》《陶庵梦忆》《长物志》中都有类似的描绘。明人追求茶饮的器物和环境，主要是要求有明朗的感觉，周围的环境以清静澄澈为主，但不是日本式的追求宗教的清寂。
为什么追求这种品饮情趣？是因为当时文人的口味也变化了，强调茶叶的真香，都是以轻扬芬芳空灵为主，不再像以往宋代福建的贡茶那样浓郁厚重。所以新的名茶体系也诞生了。比如《遵生八笺》里提到，苏州的虎丘茶和天池茶，都是不可多得的妙品，杭州的龙井超越了天池，因为炒法更精妙。从南京礼部尚书位置上退下来的冯梦祯对当时著名的天池、虎丘、龙井、罗岕茶也多有品评，结论是虎丘最好。不过有意思的是，因为贡茶体系已经与宋不一样了，茶叶精品并不一定送入皇宫，而是待价而沽，所以出现了真假难辨的情形，当时的龙井茶已经有大量假茶，就是茶叶名家也不一定能轻易区分。
袁宏道的评价和冯梦祯相似，他也觉得这几种茶很好，不过他觉得现在已经不在的罗岕茶为天下第一，有金石气，非龙井的草气、天池的豆气和虎丘的花香气可比。各种名茶的提出有个人口味的主观成分，不过文人欣赏趣味基本还是一致的。他们追求茶的芳香，但是也要求不能光有芳香，还需要深味，而且芳香也是清雅型，以兰花香为主。
崇尚清香的同时，混合茶不再那么流行，只是大众选择未必和文人们相同。明代的文人普遍反对在茶里添加果实花朵或者香草，追求茶的清饮，这也是陆羽追求的茶道“茶有真香”的体现。但是大众选择未必与名士相同。高阳描绘清代生活的小说里，名妓也拿各种花熏过的茶待客。尤其是江南以外的地区，承载了过去加料加果实的习惯，还有添加各种佐料的，所以各地都留存有加料茶的记载。包括很多强调茶有真香的茶书有时也妥协，比如明初朱权的《茶谱》，反对茶夹杂诸香，但与此同时也写了茶叶的熏香法，甚至可以用各种花香渗透其中，所谓“百花熏香”，也不反对加龙脑香。可能是朱权那时候饼茶的风气还在，对添加香料的习惯还比较接受。
不过，后期的部分文人也没有完全放弃这一习惯。就拿倪云林来说，他发明了“清泉白石茶”，往茶叶里面添加核桃松子肉，还为有高士不解他的茶而大发雷霆。民间的各种果子茶则更多，往里面添加各种吃食，这些行为都被罗廪《茶解》视为“茶厄”，也说明民间与雅士提倡的风尚还是有距离的。这时候，福建的贡茶开始走向另外一套完全不同的体系。因为宋元的贡茶体系废除，福建的一些茶开始转型，本来是皇家包办，现在要考虑商品市场的销售，而且传统的福建茶偏浓厚、偏甘醇、偏浓郁，必须要发展出一条不同于江南轻灵的新道路，这也是后来发展出乌龙茶和红茶的历史背景。包括轻灵的白茶，都和江南的绿茶不尽相同。其实绿茶体系也是缤纷多彩的，如果任其发展，也会多样化。明末的士大夫普遍提到了罗岕茶为茶中精品，这也算是当时的流行口味，晚明的茶书中，关于此茶的论著就有好几本。比如熊名遇的《罗岕茶记》、周高起的《洞山岕茶系》、冒襄的《岕茶汇抄》。根据这些书籍，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茶属于蒸青，而明朝大量的茶都已经属于炒青了。这种茶叶大梗多，外形不好看，也有很多不熟悉它的人闹笑话，把别人送的精致的大叶茶当次品赏给下人喝了，因为当时芽茶的风尚已经很流行了，所以人们会觉得大叶茶粗。
人与茶（《茶有真香：懂茶的开始》内页插图）
许次纾所著的《茶疏》写道，岕茶不能早采，基本要立夏后再采，否则会伤害到树本，韵味清远，滋味甘香，是仙品。根据这些描绘，我觉得岕茶可能和今天的太平猴魁有点相似，叶大，味道醇清俱备。但是明末的风尚并未流传到清，因为战乱，江南士大夫阶层的品鉴系统标准整体崩溃，所以这种茶没有流传下来，否则，说不定明朝的茶风还会变化，不再奉行单一推崇芽茶的系统也有可能。
清代基本上延续了明朝的饮茶方式，有两件事情值得一提。一是茶碗越来越少，到了最后就基本使用青花杯或者白瓷杯，紫砂壶成了最主要的泡茶工具;二是福建工夫茶的出现导致了小紫砂壶的流行，这都是明清的茶事重点。但是随着清中期后民生的凋敝，整个的品茗雅趣开始走向没落。尤其是1890年之后，基本上没有人有心思提及品茗雅事了。再之后，战乱频繁，革命事起，品茗之趣长期无人提及，结果现在很多中国人觉得茶道是日本的国粹，与中国文化无关，这也是历史失落太久的缘故。大多数中国百姓用大杯冲泡茶，倒是也符合质朴之道。
清代所出现的新茶书，基本是关于茶树种植和茶叶制作的，还有大量关于茶叶销售的地方志记载，不过朱、郑两位觉得那是茶叶经济史或者说农业史的范畴，所以在历代茶书汇编里没有多提及。清代最有价值的茶书肯定是关于科技的，比如《红茶制法说略》《印锡种茶制茶考察报告》《种茶良法》等，也有很多是关于紫砂的书籍问世了，比如《阳羡名陶录》《阳羡名陶录摘抄》《阳羡名陶续录》等。还有《龙井访茶记》，与今天的茶叶产地的情况对照观看，可以得到许多有趣新鲜的结论。
本文节选自《茶有真香：懂茶的开始》，文中所用插图均来自该书。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作者/王恺
摘编/何也
来源：新京报，信息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摘 要] 梳理了茶文化在茶马古道上的传播，尤其是生长于云南银生诸山的普洱茶，因其独特的地域性使得茶马古道必须翻山越岭长途远征以获取它。同时，西域回鹘民族的“恃茶”习惯使得丝绸之路逐渐向茶马古道转型，伴随着更多民族全民饮茶习惯的扩散，茶马古道也在不断扩展，向西亚、南亚、东南亚等地延伸，最终成为一条横跨世界屋脊、连接东西方不同大陆不同民族的文化传播纽带。进一步深入研究茶马古道，将拓宽山地研究与“一带一路”战略关系的视野，激活历史的血脉，促进与西亚、南亚、东南亚及世界的协调创新和开放共享。认为山地文明的交流传播与道路的开通关系甚大。藏民“恃茶”的习惯催生了茶马古道的兴起，古道网络的形成和繁荣又促进了茶文化的发展与传播。
[关键词] 山地；茶马古道；茶文化传播
一、前言
自古以来，存在着一个不争的事实：文明的交流传播总是与道路的开辟延伸紧密相连。山地文明更是如此，因为山地道路的开辟极其艰难，“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若无道路在山地间的连接，那真是“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
在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巍峨雄奇、蜿蜒起伏的群山之间，在横断山脉层峦叠嶂的高山峡谷及滇、藏、川“大三角”地带的山地之中，盘旋绵延着一条神秘的古道。古道的石板上至今仍嵌着二寸许深的马蹄印，欲说风尘；道旁的石壁上刻着许多佛教箴言和崖画，几经沧桑。据说，有些连接古道的铁索桥，便是由马帮们的买路钱架成的。深山的洞穴中、陡崖下，时时可见森森的白骨。——这，就是世界上地势最高、行程最险峻的文明传播古道：茶马古道(木霁弘，陈保亚，李旭，等，1992)。茶，这一生长于山地的树叶，作为中国文化独特的承载者，在这条古道上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陆羽)，生长于中国南部许多山地：云南、四川、贵州、湖南、湖北、浙江、江苏、福建……“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宋徽宗赵佶)，更因“茶性俭，忌膻鼎腥瓯、膏薪庖炭”(陆羽)，被赋予“中澹间洁，韵高致静”(赵佶)的品格，备受中国文人学士的雅爱。据陆羽《茶经》记载：“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
茶的功用是茶叶成为生活必需品的基础，这种功用源于人的需要。而茶叶一旦成为必需品，那茶就会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渐而渗透熏染，成为文化中的一部分。在中国文献古籍中常有关于茶之功用的记载，《神农食经》：“荼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广雅》：“其饮醒酒，令人不眠。”华佗《食论》：“苦荼久食益意思。”《枕中方》：“疗积年瘘，苦荼、蜈蚣并炙，令香熟，等分，捣筛，煮干草汤洗，以敷之〔唐陆羽，2011〕。”
有如此奇妙之功用，难怪“茶”一旦传入藏蒙高原，立即融进其血脉，成为每日不可或缺之饮。
二、茶叶入藏与茶马古道的兴起
茶叶何时流传入藏，其端始早已堙没在历史的烟尘中。文献有所记载之时，饮茶之习在藏区已悄然成风。“起码在松赞干布执政时期，也就是公元7世纪上半叶，吐蕃人已经像离不开盐、帛、刀、玉一样离不开茶叶”，以致“汉地茶商”在吐蕃已形成阶层。根据藏族著名文献《弟吴脚法源流》和《贤者喜宴》的记载，“汉地茶商”的政治身份是主奴，地位等同于“小王”，可以享受奴隶、再奴、贱奴当差的待遇 (王明达，2012：33～34)。
《西藏政教史鉴》载：“茶叶亦自文成公主输入藏土”，而文成公主入藏是公元641年。可见，有史料记录的吐蕃饮茶习俗是从唐代开始的。茶大规模进藏也大约在唐代，藏语中“茶”这个词的读音形式和汉语唐代语音一致，是一个重要的旁证。不过，茶从民间进入藏区应该有悠久的历史，那些年代久远的马帮古道应该很早就伴随着茶的运输(陈保亚，2005，2010)。
1.恃茶与取茶
“茶”一旦传入藏区，立即融进其生活与文化，日久积习，不可或缺。“最为使人感到茶之力量的是这样一句藏族古谚语：‘加察热！加霞热！加梭热！’用汉语来说就是：茶是血！茶是肉！茶是生命(木霁弘，2003)！”
大约始自于晚唐，茶逐渐成为每个藏族人每天饮食结构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根据史料记载，唐开元十九年(731)，在河西及青海日月山一带已经开始出现茶马互市，茶叶大量运往藏区，藏民全民饮茶，现代藏族人几乎都饮酥油茶。究其原因，主要源于藏人游牧，多食牛羊腥膻，“乳酪滞膈，而茶性通利，能荡涤之”(王圻《续文献通考》)，“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张廷玉《明史·食货志》卷八0)，“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之，以其腥内之物，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王廷相《严茶议》)。因此，藏族有这样的谚语：“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痛”，“饭可一天不吃，茶却不能一顿不喝”。
如上所述，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藏民族如此恃茶，他们需要茶就像需要水、空气、盐、粮食一样，藏区却不出产茶叶。这就引发了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到产茶的地方取茶！
产茶的地方分布在中国的南方诸多省份,然“可以认定云南和四川南部都是茶的原生地和原产地[唐·陆羽,2011]”。《茶经·茶事》中涉及茶的源头或茶的盛产地时,大都是在横断山东麓一带。陆羽还引孙楚《歌》曰:“姜桂茶荈出巴蜀。”顾炎武《日知录》也说:“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可见,先秦时巴蜀之地的饮茶风俗传至中原,历经汉魏六朝,种茶饮茶盛行于东南各地,到唐宋代蔚然成风,并一直延续至今。
或许是因为云南地处偏远，其时与内地的交流通道又大多要经过四川，早期文献记载中鲜有提及云南是茶的原生地。但是，“行走在茶马古道上的马帮并不需要去争夺人类茶树发源地初始权和最早栽培茶树的初始权，他们知道茶马古道伸向的主要茶山一定是最古老的茶山，一定有茶源。在两条最为古老的原生茶马古道中，滇藏茶马古道伸向云南普洱一带，川藏茶马古道伸向四川雅安一带，都没有伸向印度或世界其他地方的茶山(陈保亚、彭玉娟，2012)。”
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道路，是道路，把“恃茶”与“取茶”之间相隔着的万水千山连接起来了；同时，也把两个内聚力最强的文化集团——藏文化集团与汉文化集团——连接起来了。茶在古道上的传播，这一独特的文化事件，竟然催生了一个人类行走文化的奇迹，形成了一条横跨世界屋脊、连接东西方不同大陆不同民族的文化传播纽带——茶马古道。
2.茶马古道的兴起及繁荣
“茶马古道”是以人赶马驮(少数为牛、骡)运茶为主要特征，并伴随马、骡、皮毛、药材、盐、酒等商品交换的文化传播纽带。其分布最初是以滇川藏三角地带为中心，外围可延伸到广西、贵州、湖南等省。而国外则直接到达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和东南亚的缅甸、越南、老挝及泰国等(木霁弘，2003；陈保亚，2010)。通过马帮贩运茶叶维持古道的生命与繁荣，是茶马古道独立于世界上其他古道的特征。
当然，有茶马古道之前，古道早已存在。可以说，古道的起源就是人类的起源，因为说到古道就要说到走古道的人，古道的形成一直伴随着人类的起源和迁徙。据学者研究，茶马古道的原始形态是直立人古道、早期智人古道、晚期智人古道、民族古道、盐运古道和马帮古道。其间，盐运古道和马帮古道的出现为茶马古道的兴起预备好了一般的必要条件。
在茶马古道兴起以前，以滇藏川横断山为中心的马帮古道已经非常著名，历史记载的代表性马帮古道有从大理到成都的五尺道和灵关道，从大理到印度的博南道。
五尺道从成都顺岷江南下，再沿着金沙江经过宜宾、昭通、昆明到大理。灵关道从成都经雅安、汉源过大渡河到西昌，再顺安宁、雅砻江到攀枝花，顺金沙江进入云南楚雄，最后从大姚到大理。博南道从大理出发跨越澜沧江、怒江，取道保山、腾冲等地，分几条支线进入缅甸印度。
另一方面，茶马古道以前还有些马帮古道尽管历史记录很少，但也已经相当发达。代表性的有怒江马帮古道、澜沧江马帮古道、金沙江马帮古道、元江红河马帮古道、雅砻江马帮古道、南盘江马帮古道。马帮古道迅速缩短了物质和文化因子的传递时间，缩短了村落的空间距离，扩展了文明传播的容量，带来了村落的繁荣。由于马帮的远征能力，可以说马帮的兴起使古道真正进入了纽带时期。
使得横断山深处的马帮古道如此发达的一个根本原因是：盐。对大多数村落来说，和水、食物不同，盐必须要到很远的地方去获取，于是从盐井到各个村落的古道网络开始出现，盐运古道是获取食盐的必要条件。由于盐是来自于他乡的常年生活必用品，有人栖居的村落必须要有盐，也必须要有盐运古道连接，这就是依赖性。粮食可以自己采集、生产，牲畜可以自己养，衣服可以自己做，水可以自己找打井取，盐却不是每个村寨都有能力自己采的。
当马帮和盐两个因素汇集在一起时，形成了盐运马帮古道，这是一种生命力非常强的古道，马帮古道和盐运古道的性质同时体现在盐运马帮古道上：一方面是崇山峻岭中需要古道网络来运输盐，另一方面是马帮克服艰难险阻的能力使盐运古道网络得以运行。
然而，藏族对茶的全民依赖这一特殊的必要条件彻底改变了这些古道的性质，使得一般的盐运马帮古道发展成茶马古道。因为藏族地区一般不产茶，耗茶区要穿越横断山向产茶区进行远征，这就使得“局域网”似的盐运古道转型成了“互联网”似的茶马古道。同时，茶比盐更难保存，远征还需要常年进行。马帮的生活开始职业化，形成了马帮的商业规则和专用术语，马帮古道开始固定化、季节化，远征的马帮队伍就成了生活的一种形式。
说到底，茶马古道源于藏族对茶的依赖，藏族出没的地方就是茶马古道延伸的地方。随着藏族恃茶行为向横断山腹地的扩展，绕过横断山腹地的任何古道都不能满足横断山腹地恃茶民族的需求，茶马古道必须深入横断山腹地的崇山峻岭。
横断山脉是世界屋脊上最险峻的极地，位于青藏高原东南部，是云南、四川两省西部和西藏东部南北走向山脉的总称。与这片土地上许多东西走向的山脉不同，横断山脉是南北走向，其高山峡谷、激流险滩隔断了东西交通，山势回转，江河扭曲，其险峻艰难可想而知。然而，正是对茶的深深依赖，促使着人类最伟大的一个行为：翻越横断山腹地，对世界屋脊进行终极的征服。
自东而西翻越这些纵贯南北的著名山川，要依次征服岷山、岷江、邛崃山、大渡河、大雪山、雅砻江、沙鲁里山、金沙江、芒康山(指北段，也称宁静山，南段为云岭)、澜沧江、他年他翁山(南段为怒山)，怒江和伯舒拉岭(南段为高黎贡山)。至少在明代，茶马古道已经翻越了横断山腹地。《明史·食货志》有载：“(洪武四年)设茶马司于秦、洮、河、雅诸州，自碉门(天权)、黎(汉源)、雅(雅安)、抵朵甘(康藏和安多藏)、乌思藏(卫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山后归德(贵德)诸州，西方诸部落，无不以马售者。”
茶马古道还连接着生活在喜马拉雅山和横断山深处及周边国家的各个民族，这些民族也在茶马古道上进行各种物质和文化的交换。饮茶习俗也随着道路的延伸和传播，流传到了南亚、东南亚等地区，大西南的茶叶源源不断地在深山峡谷，雪域高原中艰难跋涉，走进这些不同民族的生活，融入风姿各异的文明。
茶马古道覆盖了早期的各种局域马帮古道，使一些曾经中断的著名古道得以复兴，如连接滇蜀到印度的“蜀身毒道”、经滇南红河至越南交趾的“滇越麋泠道”等，并迅速激活周边的大量局域古道，转型成为远征的茶马古道，交织成跨越世界屋脊的文化传播纽带(陈保亚，2005，2010)。
茶马古道是世界高地上的庞大网络，主干道有滇藏线、川藏线和川青藏线。滇藏线以云南西双版纳、思茅(今普洱)、临沧的勐腊、勐海、澜沧(亦即澜沧江流域)等为中心来扩张，线路向西北行走，经过景谷、镇沅、景东、南涧、巍山、大理、洱源、剑川、鹤庆、丽江、香格里拉、德钦、左贡、邦达、察隅或昌都、洛隆宗、工布江达、拉萨，可从江孜、亚东分别到缅甸、尼泊尔、印度。川藏线从现今的四川雅安出发，经泸定、康定、理塘、巴塘、昌都、拉萨等地，抵达尼泊尔、印度。川青藏线从横断山东麓产茶地往北出发，一条取道现今的罗江白马关，顺嘉陵江北行，翻越大巴山、秦岭，进入陕西，再西去甘肃、青海入藏，进入印度、尼泊尔等地。另一条从绵竹翻越岷山南部的九顶山南部进入茂县，或者从灌县或北川绕过九顶山进入茂县，然后顺岷山西侧的岷江北行，经过松潘、若尔盖，翻越西倾山进入茶马互市要冲临夏(古河州)，再西去青海、西藏。
在这些主干道之间和周围，各种支线盘根错节，伸向高山峡谷的村落和牧场，使得恃茶行为得以维系；同时，恃茶行为又使得茶马古道得以繁荣昌盛。可以说，茶与古道相依相存，又相得益彰。
三、丝绸之路与茶马古道的延伸
1.丝绸之路向茶马古道的转型
除了藏族全民恃茶，另一个重要的恃茶民族是回鹘。《新唐书·陆羽传》记载：“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唐代封演所著《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亦载：“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恃茶而归，亦足怪焉。”这说明回鹘在西迁以前就已经有了饮茶习俗。
在丝绸之路的发展史上，由于伊斯兰教的兴起及其和佛教的冲突，连接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曾经一度处于萧条状态，很多商品开始走海路。唐武宗元年(840)，发生了一个历史事件：回纥西迁(《旧唐书·回纥传》)。贞观二十一年(647)，回鹘酋长吐迷度在独逻河(今蒙古国土拉河)自称可汗，正式建立回鹘汗国。因其与唐朝一起消灭薛延陀汗国有功，吐迷度被唐朝封为怀化大将军兼瀚海都督。回鹘与唐朝一直友善，曾经三次向唐朝和亲。彼时唐朝饮茶之风盛行，受其影响，故每“回鹘入朝，大驱名马，恃茶而归”。后因长期与吐蕃战争，加之统治无道，内讧不断，840年回鹘分三路西迁：一迁吐鲁番盆地；一迁帕米尔高原西部至楚河一带；一迁河西走廊。
伴着回鹘的西迁及其向丝绸之路的移动，丝绸之路开始复兴；同时，回鹘也把饮茶的习俗带到了丝路上。由于回鹘恃茶行为的形成，茶的需求剧增。这在宋明以来记录西部的文献中均能找到茶马互市的佐证。其时，丝绸之路上以茶为主的运输活动非常繁忙，必要的运输品已悄然转变为“茶”，而不再是丝绸了；茶成了丝绸之路赖以延续的更主要的因素。从古道支撑商品的角度看，从唐宋开始，丝绸之路已经转型为茶马古道了。因为通过人赶马驮长途运茶，这是茶马古道的重要特征，不过，有些沙漠地区不是用马而是用骆驼。和丝绸不同，茶不仅是从起点到终点的商品，而且是沿途回鹘等民族必需的商品，这使转型后的丝绸之路不允许再中断。随着道路网路的连接与延伸，全民喝茶的习俗也在蒙古族及其他民族中形成。同时，由于全民饮茶习惯的扩散，茶马古道也在不断扩展(陈保亚，2005，2010)。
2.茶马古道完整形态的最终形成
随着现代交通的扩展，世界上很多古道都被公路或铁路取代了。昔日的马道要么被公路铁路叠置，要么在漫长的日晒雨淋下消失在草莽中。丝绸之路由于分布在比较平缓的地带，容易被公路铁路覆盖。公路的兴起就是这些古道生命的结束。我们现在走在丝绸之路上并不等于走在原来的古道上，原始的运载工具和方式已经难以再现。古道的消失不仅只是古道本身的消失，伴随着的是古道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和语言文化的消失。这对人类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尽管茶马古道的主干也正不断被公路替代，然由于茶马古道以运茶为主，而喜马拉雅山和横断山深处的村民们总是愿意把家园建在高山云雾或峡谷深处，他们的生活离不开茶叶，需要茶马古道来连接那里的村落，满足村民对茶的依赖。那些村落是公路不易完全覆盖的地方，特别是滇川藏三省边缘地带。因为横断山一带地形复杂，这里的地势结构多为堆积层，地质变化复杂，常有大的泥石流、大滑坡发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大渡河把海拔几千米的高原切割成许多山峰峡谷，使得江河纵横，浪涛汹涌，人们主要靠皮筏或溜索横渡。
可以说，没有哪一条古道像茶马古道那样险要。同时，茶马古道很窄，一般只有两尺见宽或更窄。其上乱石叠嶂，路和雪水溪水常常不分，行动起来极其艰难。短期内这些地方筑起现代化的公路、铁路网络还不大可能。因此，茶马古道是大陆上至今仍在活着的一条古道。
茶马古道的可延续性是不同于其他文明古道的又一个区别性特征。可以说，全民饮茶和高山峡谷是茶马古道得以延续至今并将继续延续的两个重要条件。如果没有全民喝茶的习惯，便不需要马帮去远征运茶，如果只有全民喝茶但没有喜马拉雅山和横断山深处复杂的地理环境，茶就可以通过公路来运输，而不必马帮来远征(木霁弘，2001；陈保亚，2005)。然而，令人痛心和担忧的是，随着科技的发展与商业旅游的开发，现代公路开山劈石，架桥穿洞，不断地在侵蚀和吞没着现存的茶马古道，这条绝无仅有的古代文明传播古道正在濒临灭绝的危险。
综上所述，茶马古道的完整形态应包括：古道远征线路的形成；古道在空间上的周遍性；古道在时间上的延续性；古道和马帮的专门化。远征线路的形成表现为茶马古道往往要跨越很长的距离，才能把耗茶区(比如藏区)和产茶区连接起来。周遍性是指只要有恃茶民族的村落和牧区，茶马古道就必须伸向那里。所以茶马古道本质上是以远征线路为主干并向各个耗茶村落和牧区延伸的古道网络。延续性是指高山峡谷中的民族依赖茶叶，每个村寨的茶不能中断，因此古道也不能在新的运输方式出现以前被中断。现代化交通手段至今不能完全替代茶马古道穿越横断山深处的高山峡谷，体现了茶马古道在时间上的延续性。专门化是指茶马古道线路、行走时间、行走方式、停留点的定型。以上这四个方面，如果和丝绸之路相比，只有远征性这一点颇为相似，其他都不同或有较大区别。由是观之，茶马古道的完整形态应为：茶马古道是指以马驮(包括牛、骡、驴、骆驼等托运)、人背为主要运输方式，以运茶为主要目的，并伴随酒、盐、马、骡、皮毛、药材等物质商品交换及佛教、基督教等精神交流的文化传播纽带。它以滇川藏为核心，向北可深入新疆、青海、甘肃和北方丝绸之路相汇合，向东可延伸到广西、贵州、湖北、湖南等产茶区，向西可抵达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锡金、不丹，向南和东南可延伸到东南亚的缅甸、越南、老挝、泰国等国家，并波及南亚、西亚、东南亚的另外一些国家和地区，继续向西则和欧洲、非洲古文明通道连接(陈保亚，2005)。
四、茶马古道文化线路
在茶马古道上，马帮不断地游动，茶叶从一个商人手中转到另一个人手中，中国人、印度人、波斯人等等将这些茶叶一站转一站，送到世界的另一边。茶叶成了连接不同民族的纽带，并形成了一条条无穷无尽的文化传播道路。
同时，随着茶叶的传播，恃茶民族逐渐增多，以致小小的几片茶叶，却在宋明两朝政治经济外交史上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以茶驭番(邓前程，2005)。
自唐代茶叶传入吐蕃以后，至宋已然“夷人不可一日无茶以生”；而宋代立国中原，缺马问题严重，于是，茶马互市便是两全其美之策。同时，产马之地的契丹、西夏政权为了自身利益，绝不轻易将马输入宋朝。因此，北宋政府专设茶马司，加强对茶马互市的控制，以便一方面从茶叶等生活必需品的输出上制约对方；另一方面，借以取得足够数量的马匹加强抗击对方军事实力。(明)谢肇淛《五杂俎》评价茶马互市“以草木之叶，易边场之用，利之最大者也”。当然，宋王朝的关注点并不仅在于“利”，更多在于“羁縻远人”。“祖宗设互市之法，本以羁縻远人，初不借马之为用”(《宋会要·职官》卷四三)。
明朝以降，朝廷强力控制茶马互市，显然也绝不是为利，甚至缺马问题还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正如明太祖所言：“夫物有至薄而用之则重者，茶是也。始于唐而盛于宋，至宋而利博矣。前代非以此专利，盖制戎狄之道，当贱其所有而贵其所无耳。”强调“……巡禁私茶之出境者，朕岂为利哉，制驭夷狄，不得不然也。”明世宗亦言：“国家令番夷纳马，酬之以茶……非中国(即内地)果无良马，而欲市之番夷也。亦以番夷中国藩篱，故以是羁縻之耳。”(《明实录》太祖卷、世宗卷)历朝大臣也力挺“以茶驭番”之策，正德年间都御使杨一清言：“且金城以西，绵延数千里，以马为科差，以茶为酬价，使远夷(为)臣民，不敢背叛。如不得茶则病且死，以是羁縻之，实贤于数万甲兵，此制西番以控北夷之上策也。”嘉靖十五年(1536年)，巡茶御史刘良卿也说：“盖西边之藩篱，莫切于诸番；诸番之饮食，莫切于吾茶。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故严法禁之，易马以酬之。禁之而使彼有所畏，酬之而使彼有所幕。所以制番人之死命，壮中国之藩篱，断匈奴之右臂者也。其所系诚重且大，而非可以寻常之处也。”(陈子龙《明经世文编》)所以有明一朝，皆认为“茶马，国之要政”，“摘山之利而易充厩之良，戎人得茶不为我之害，中国得茶实为我利之大，非马政军需之资，而驾驭西番，不敢扰我边境矣”(《七修类稿·国事类·西番易马考》)。
“茶”，这生长在中国南方平凡普通的草木之叶，竟然在历史上担负着如此重大的责任，成为固国守边的和平之子，堪比万马千军。可谓天佑中华！
此外，茶马古道还兴起了无数的城镇，城镇成为独具特点的贸易文化中心。政治的使臣、做买卖的商人、和尚及民族部落……他们在这条古道上流动着，印度文明、西域文明、西亚文明、东非文明、西藏文明、滇蜀文明、中原文明等等诸多文明，通过茶马古道的连接，在各个领域内引发了大规模的互相交流。因此，茶马古道既是商品贸易大道，又是中外交流通道；既是民族迁徙走廊，又是佛教东渐之路；是世界上地势最高、形态最为复杂的文明文化传播古道(木霁弘，2001)。
近年来，世界遗产保护领域出现一种新的类型——文化线路。根据马德里会议(1994年)判别文化线路的标准——强调文化线路使用所带来的文化上的反响和在文明传播上的贡献。据此看来，茶马古道堪称文化线路的典范。
文化线路“是一种陆地道路、水道或者混合类型的通道，其形态特征的定型和形成基于它自身具体的和历史的动态发展和功能演变；它代表了人们的迁徙和流动，代表了一定时间内国家和地区内部或国家和地区之间人们的交往，代表了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互惠和持续不断的交流；并代表了因此产生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流与相互滋养，这些滋养长期以来通过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不断地得到体现”。作为一动态的强调文化的整体意义的理念，它更重视线路带来的各文化社区间的交流和相互影响。由是观之，茶马古道因其“绵延几千年的时间跨度”“长度和空间上的多样性”“多功能的角色和目的”及“产生了巨大的跨文化影响”，成为文化线路遗产的一个典型案例。2009年8月，中国茶马古道研究中心宣布将申报世界文化线路遗产。
与其他遗产类别不同，文化线路更为强调线路带来的各文化社区间的交流和相互影响，这种影响通常是非直接的，不仅有物质的方面，更有非物质的方面，其中最常见的例子就是随着一些线路所发生的宗教、思想文化观念的传播，这些传播参与了对各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塑造，因而意义往往十分重大。总之，文化线路强调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对话和交流，是多维度的、有着除其主要方面之外多种发展与附加的功能和价值，如宗教的、商业的、管理的等等。因此，文化线路不仅只是一个申报和保护遗产的类型，更是一动态的强调文化整体意义的理念，要求人类从一个新的视角重新认识和看待自身历史文化的发展与传播，重新看待文化的多样性。希望这一植根于人类古老的智慧及西方后现代近年来对工具理性的批判的新理念，能对山地研究及茶马古道的保护和利用产生积极的影响。
五、茶马古道之精魂——得天独厚的银生诸山普洱茶
1.普洱茶——上苍的馈赠
《史记·西南夷传》太史公曰：“秦灭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汉诛西南夷，国多灭矣，唯滇复为宠王。”行笔至此，司马迁不由得感叹：“楚之先岂有天禄哉？”
说到普洱茶，也令人有同样的慨叹：“滇之茶岂有天禄哉？”大凡茶叶皆有一难：不易保存，逾年则败。别的茶种皆贵在新，唯独普洱茶越陈越香，被誉为“可入口的古董”。
普洱茶是茶马古道的精魂，似乎天生为茶马古道而造就。它的制作原料为云南大叶种茶树鲜叶，其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独特的大叶种茶树，形成了茶多酚含量丰富、鞣酸含量高、利于化食，且茶味浓郁甘醇、耐煮耐泡的特点。是制作藏族酥油茶和蒙古族、维吾尔族奶茶的上好茶品，最能满足藏、蒙、维等民族的需要。普洱茶的制作工序颇为特殊，鲜叶经过杀青、揉捻、干燥成为生散茶后，还要进一步蒸压成普洱沱茶、普洱砖茶、七子饼茶、小饼茶等紧压茶，大小重量有一定规范，便于马帮装卸和长途跋涉。
因为茶马古道颠沛迢遥，极尽艰辛，马帮有时一年只能走一趟，茶叶的保存就显得至关重要。紧压茶密度大，防潮防晒性能好，便于运输和储藏，是远征的茶马古道对茶叶的基本要求。由于普洱茶在马背上长时间颠簸，沿途时而低谷盆地，时而高原雪峰，海拔由河谷地带的50米到高山险峰的5000多米变化不等，气候更是波诡云谲，一会儿风吹日晒，一会儿雨淋雪飘。在堆存放和运输过程中，普洱生茶在空气中水分及温度的作用下开始缓慢发酵，经过一定时间自然发酵后的普洱生茶转变成为普洱熟茶。这种自然发酵被称为“自然后发酵”。经过后发酵的茶，汤色红浓明亮，香气独特陈香，滋味醇厚回甘，且时间越长，质量越好，这和非后发酵的茶叶形成根本区别，也成为普洱茶独特的工艺标志。从此，远征马帮不再担心崇山峻岭中茶叶变质的问题。紧压与后发酵，这是普洱茶在茶马古道上翻山越岭的奥秘。
普洱茶特殊的制作原料——云南大叶种茶树，生长在现今云南普洱、临沧和西双版纳一带。唐朝咸通四年(863)，樊绰《云南志》(卷七)载：“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
蒙舍蛮在巍山。银生城即今普洱景东，为南诏七节度之一银生节度治所。银生节度管辖南诏南部地区，包括今普洱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缅甸景栋、老挝北部、越南莱州等地，银生诸山即在这一片地区。这里独特的海拔、纬度和气候构成了一种独特的茶叶生长环境，分布着中国最古老的茶树。
南宋李石《续博物志》(卷七)亦载：“茶出银生诸山。采无时，杂椒姜烹而饮之。”可见，银生诸山所产茶即银生茶。
到了明朝，开始出现“普茶”一词。谢肇淛(1567～1624)《滇畧》卷三载：“滇苦无茗，非其地不产也，土人不得采取制造之方，即成而不知烹瀹之节，犹无茗也。昆明之泰华，其雷声初动者，色香不下松萝，但揉不匀细耳?苍感通寺之产过之值亦不廉，士庶所用皆普茶也。”
(明)李元阳(1497～1580)《万历云南通志》(卷一六“羁縻”之“贡象道路”)出现“普耳”一词，特别提到普耳产茶：“下路由景东历赭乐甸行一日至镇沅府，又行二日始达车里宣慰使司之界，行二日至车里之普耳。此处产茶，一山耸秀，名光山，有车里一头目居之。”
(明)方以智(1611～1671)《物理小识》崇祯癸未年(1643)首次提到普洱茶：“普洱茶蒸之成团，西番市之，最能化食。”
“普洱茶”最早指普洱县(今宁洱)一带的茶。由于银生诸山气候、海拔、土壤特殊条件，各茶山的普洱茶均为藏人所好，后来银生诸山的茶也汇集到普洱县制作。再其后，银生诸茶山也开始制作普洱茶。清雍正七年(1729)，置普洱府，乾隆三十五年(1770)，普洱府辖普洱县、思茅厅、他郎厅、威远厅及车里宣慰司，辖境约今云南省普洱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及老挝部分地区。一时茶业四起，一派繁荣。其时，檀萃《滇海虞衡志》载：“普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所以为产而资利赖者也。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每盈路，可谓大钱量矣。”
(清)阮福《普洱茶记》：“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至此，普洱茶已名遍天下，享有贡茶之誉。
据易武“车顺号”茶庄记载，清道光年间，车顺来精选春茶入贡，得道光帝赐“瑞贡天朝”匾，封其为“例贡进士”，并赞其贡茶曰：“汤清纯，味厚酽，回甘久，沁心脾，真乃茗中瑞品也(余少剑，2012：143)。”
后来，普洱茶的命运与国运的兴衰一起同沉共浮。鸦片战争之后，国势衰微，印锡茶叶兴起，占领国际市场，普洱茶一度萧条。日本侵华，战火蔓延至滇缅一带，云南茶叶市场全面萎缩，普洱茶自亦未能幸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普洱茶渐渐得以复兴。1951年，建立了云南省茶叶科研机构。1973年以后，普洱茶人工后发酵的工艺已经相当成熟，生产地开始扩展到四川、广东、湖南等地。2003年3月，云南省标准计量局公布了普洱茶的定义：“普洱茶是以云南省一定区域内的云南大叶种晒青毛茶为原料，经过后发酵加工而成的散茶和紧压茶。”2008年5月13日，普洱茶已被国家质检总局批准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予以保护。
2.银生诸茶山——滇藏茶马古道延伸的奥秘
普洱茶，这枝绽放在茶马古道上的奇葩，因其“为藏所好”，令“藏族古宗商人，跋涉河山，露宿旷野，为滇茶不远万里而来”。那么，吐蕃于何时开始饮用普洱茶？
(南宋)李石续《博物志》认为“茶出银生诸山，西番之用普茶，已自唐时”。当代学者根据松赞干布于唐太宗贞观十二年(638)吞并过南诏，另一吐蕃王都松芒布杰亦于周武后长安三年(703)亲征南诏，并于次年(704)冬在洱海地区被杀等史料，认为“吐蕃人喝滇茶及滇茶文化在吐蕃的传播，不晚于7世纪” (王明达，2012)。
(清)谭方之《滇茶藏销》：“滇茶为藏所好，以积成习……是以紧茶一物，不仅为一种商品，可称为滇藏间经济上之重要联系，抑且有政治联系意义。概藏人之于茶也，非如内地之为一种嗜品或逸兴物，而为日常生活上所必需，大有‘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之概。自拉萨而阿墩子，以致滇西北丽江转思茅，越重山，过万水，历数月络绎不断于途中者，即此故也。”
思茅即今普洱市府所在，所以滇茶主要指普洱一带的茶，源自银生府所管辖的主要茶山。银生诸山分布着世界上规模最大、年代最久远的古茶树林。
《滇海虞衡志》载：“普茶名重于天下，出普洱所属六茶山，一曰攸乐、二曰革登、三曰倚邦、四曰莽枝、五曰蛮砖、六曰慢撒。”
(清雍正)鄂尔泰等《云南通志》卷三：“六茶山：曰攸乐，即今同知治所，其东北二百二十里。曰莽芝，二百六十里，曰革登，三百四十里，曰蛮砖，三百六十五里。曰倚邦，五百二十里。曰漫撒，山势连属，复岭层峦皆多茶树。”
不言而喻，滇藏茶马古道翻山越岭伸向了古人称之为银生茶山的地带，是因为上苍把独特的云南大叶茶种赐给了“银生城界诸山”，由此形成了始于银生诸山，北上普洱、景东、巍山、洱海再入吐蕃的滇藏茶马古道。
根据樊绰《蛮书》的记录和我们实地考察的结果，可概括出三条重要的古道过银生诸山后入东南亚。从洱海下关南下，银生城(今景东)成为三条古道的岔路口。
第一条线路可称为银生东路，过墨江、江城，主干沿着哀牢山西侧往南行走。唐代《蛮书》卷六《云南城镇》：“银生城(今景东)在扑赕之南，去龙尾城(今下关)十日程，东南有通镫川(今墨江)，又直南通河普川(今江城)，又正南通羌浪川(今越南莱州)，却是边海无人之境也。”
墨江，唐代归南诏国银生府，位于北回归线上。墨江碧溪古镇青石板路至今犹存。古镇是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驿站和枢纽，普洱茶叶、磨黑盐巴为古镇大宗商品。碧溪古镇往西北可去茶马古道滇藏线银生道主路，经镇沅、景东到大理洱海，再往西北入吐蕃地区。碧溪古镇往东北经过元江、新平、峨山到昆明滇池。碧溪古镇往东可去石屏进入茶马古道重要支线步头道，再去越南，也可经石屏继续往东连接滇桂古道。碧溪古镇往南可直接进入普洱和西双版纳诸茶山取茶。
从墨江往南，渡泗南江后入江城。江城是连接滇老古道和滇越古道的重镇，有“一县连三国”之称。城里多有越南人、老挝人来做茶、盐等生意，大多会汉语云南方言。江城往老挝的勐康口岸所在通道曾经是连接中老边境的茶马古道支线，现已经升级为国家一级口岸，列为普洱市对外开放的重要“桥头堡”。由于普洱茶运输的需要，近代开辟了一条从思茅往东南取道倚象镇到江城的路。一路有不少茶马古道遗迹。
第二条线路可称为银生西路，过临沧、澜沧再往东南亚。 唐代《蛮书》卷六《云南城镇》还提到：(银生城)东至送江川(今临沧)，南至邛鹅川(今澜沧)，又南至林记川，又东南至大银孔(今清迈)，又南有婆罗门、波斯、阇婆(爪哇)、勃泥(加里曼丹)、昆仑(骠国南)数种外道交易之处，多诸珍宝，以黄金麝香为贵货。扑子、长鬃等数十种蛮。
著名的澜沧景迈山古茶园就在这条线上，景迈，傣语即新城。“景”指城，“迈”指新，定语在中心语后。从景迈山再往西有古道可去缅甸，景迈山大叶茶主要沿着几个方向传播：一条走银生古道进入普洱府，作为普洱茶的原料之一；一条顺南览河西侧过洛勐进入缅甸；一条经勐海、打洛进入缅甸。进入缅甸的茶都是绿茶形式，先到缅甸景栋集散地，再销往东南亚各国。
第三条线路可称为银生中路。这条道路经过普洱(今宁洱)、易武，为茶马古道银生道中最为繁荣的线路，是滇藏茶马古道银生道的主干道。唐代《蛮书》卷六《云南城镇》：“又开南城(今镇沅)在龙尾城南十一日程，管柳追和都督城，又威远城、奉逸城(今宁洱)、利润城(今易武)，内有盐井一百来所。茫乃道(西双版纳)并黑齿(傣族)等类十部落皆属焉。陆路去永昌十日程，水路下弥臣国三十日程。南至南海，去昆仑三日程。中间又管模迦罗、干泥、礼强子等族类五部落。”
这条线路分布在银生诸山上的中部。据方国瑜考证，唐代南诏国的银生城在景东，奉逸城即元代的步日部，明代的普洱城，今为宁洱。《普洱音义考》从语音演变的角度作了补证。
磨黑古镇为银生中路重镇。古镇位于宁洱县东北，以把边江与墨江为邻，有“滇南盐都”之称，是滇南茶盐贸易的中心，至今保留着古老的盐井。马帮从磨黑往西南行一日到普洱古城(今宁洱)。普洱古城为整个银生茶马古道第一重镇。普洱有好茶山，更因为汇集银生诸山各路普洱茶而驰名中外。普洱古城有数段古茶马古道遗址保留至今。宁洱镇民主村茶庵圹“茶马古道遗址”保存最好，为山石古道，长约两公里。2007年成立普洱市级市，治所在思茅。
从普洱古城(宁洱)再往南即到思茅区(今普洱市治所)。思茅宋代称“思摩”，处在银生茶马古道的枢纽位置，是茶的聚集地，来自江城、西双版纳、澜沧的几路茶叶多汇集在思茅，然后北上进入普洱(宁洱)。思茅周围保留了较多的茶马古道遗迹。
从普洱古镇再在往南即到易武，曾经是茶马古道上的重镇。易武在唐代为南诏银生节度管辖下的利润城。易武茶山盛产大叶茶，近代因制作“七子饼茶”而驰名中外。清初，石屏人在易武扩展茶园，兴建茶庄茶号，茶叶贸易异常繁华。乾隆初年，易武石屏人又开始生产七子饼茶。七子饼茶是一种紧压圆茶，即将晒青毛茶经蒸压定型做成规格一致的饼状，七饼一筒，取多子多福之意，故名。易武石屏会馆关帝庙附近有立于清道光十八年(1838)的“茶案碑”，又称“断案碑”。记述了茶税争端的案子。石碑是易武茶业兴隆的重要见证。
易武有多条茶马古道去思茅、普洱(宁洱)，其中两条最为著名。较古老的一条先西行，经基诺山，然后北上勐养、普文去思茅、普洱。清道光年间茶商又出资修建了直接北上的茶马古道，经倚邦(今属象明乡)去思茅、普洱。从易武往南经勐腊磨憨镇，有茶马古道去老挝、越南。1992年，磨憨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一类口岸。易武周边至今保留了多处青石板茶马古道遗迹。
易武往西即到西双版纳，为黑齿(傣族)聚集中心。在唐代为南诏国茫乃道，有水路通南海。贺开古茶山是西双版纳面积最大的古老茶山之一，茶山位于勐海县东南部勐混乡，怒江山脉南延余脉部，北连著名的南糯山茶区。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银生诸茶山是滇藏茶马古道的魂与源。滇藏茶马古道因为伸向银生诸茶山而有了巨大的生命力，银生诸茶山的马帮也从此络绎不绝，一派繁荣。银生诸山由此形成了三条银生古道，使滇藏茶马古道得以继续往东南亚延伸。银生茶也因为滇藏茶马古道的繁荣而发展成驰名中外的普洱茶。滇藏茶马古道的繁荣也激活了云南周边的古道，特别重要的有云南去广西的滇桂古道、云南去老挝的滇老古道、云南去越南的步头道、云南去四川的五尺道、云南去贵州的滇黔道和云南去缅甸印度的博南道。这些被激活的古道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西南和东南亚的联系，对西南和东南亚交通的开发起了重要作用。
茶马古道滇藏道的繁荣推动了普洱茶的发展，普洱茶工艺日益成熟。普洱茶越陈越香，名声不胫而走，清代更是远销海内外，被朝廷列为贡茶，普洱茶往朝廷的茶马古道贡茶之路开始形成。贡茶之路从普洱往东北走，过墨江、元江、玉溪到滇池，从昆明分两路，一路继续北上过昭通盐津五尺道去京城，一路往东过曲靖、经贵州去京城。朝廷对贡茶之路的专门管理经营又推动了滇藏茶马古道的繁荣。
六、结语
茶与古道相互依存，相得益彰。茶马古道因茶而得以兴起和延续，茶又因古道而得以发展和传播，这不能不说是茶文化传播历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
茶马古道是一种古老而又具有延续性的文化传播方式，这一传播方式复杂而又立体：浅表的层次是商品贸易活动；较深的层次是建筑及生活习惯的互渗；更为深隐的层次是语言和宗教信仰的相互影响。茶马古道这一植根于人性深处的古老传播方式，曾给它所经过的村落和城市带来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交融与互渗。
此外，茶文化的传播还有向日本的东渐和向欧洲的西行。无一例外的是，茶在其所到之处都扮演了重要的文化角色。茶，这位中国文化特殊的承载者与传播者，就这样穿越了几千年的时间长河，翻越了最高的世界屋脊，漂洋过海，历尽艰辛，把茶文化播撒到世界的每一个地方，成为世界第一饮料。正如《茶史正源》(Victor H.Mair,Erling Hoh，2009)一书所言：“历千百年来，茶叶——或激发艺术的灵感，或增进禅佛的体悟，或扮演催生世界贸易的有功之臣，或触发改变人类进程的伟大事件。……自古以来，没有任何饮料像茶一样，如此深入地融进人们的日常生活，悄然改变着各方的习俗；其关涉的人员之广，影响的方式之多，前所未及。”
茶，这位沟通和连接人类心灵的和平使者，颠覆了那个古老而陈腐的格言：“东方是东方，西方还是西方；二者彼此隔绝，永不谋面(余少剑，2012)。”
生长于山地的几片茶叶，在连接着山地的古道上流动传播，千百年以降，竟然成为打通民族隔膜，连接东西方不同国家和地域的重要文化传播纽带，这不能不说是文化传播史上的一个奇迹。因此，在今天一带一路新的战略背景下，进一步深入研究茶马古道，挖掘其深蕴的文化意义，激活历史的血脉，促进与西亚、南亚、东南亚，甚至与世界的协调创新和开放共享，有着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木霁弘，陈保亚，李旭,等.1992.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M].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2] (唐)陆羽.2011.茶经[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3] 木霁弘.2001.茶马古道考察纪实[M].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
[4] 木霁弘.2003.《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再版后记[M].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5] 王明达.2012.藏人喝滇茶溯源[A].王明达. 茶马古道论文选[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6] 陈保亚.2004.论茶马古道的起源[J]. 思想战线.(4).
[7] 陈保亚.2005.茶马古道：横跨世界屋脊的文化传播纽带[J].科学中国人. (12).
[8] 陈保亚.2010.茶马古道：世界屋脊的终极追求[J]. 科学中国人. (6).
[9] 陈保亚，彭玉娟, 等.2012.走进银生诸茶山：探索滇藏茶马古道延伸的奥秘[J].科学中国人.(12).
[10] 邓前程.2005.从自由互市到政府控驭：唐、宋、明时期汉藏茶马贸易的功能变异[J].思想战线.(3).
[11] 彭玉娟，尹雯.2012.茶马古道：文化线路的经典案例[J].云南社会科学.(2).
[12] 余少剑.2012.茶马古道的现状调查与分析——以西双版纳为例[A].王明达.茶马古道论文选[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
彭玉娟(1965～)，女，云南威信人，云南财经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邱健(1986～)，男，云南昆明人，云南大学人文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昌邦(1986～)，男，云南昆明人，云南勐海润昌茶厂。
原载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注：信息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茶以悦己，茶以贵人。
摘要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潮州工夫茶从中国众多的地方性饮茶实践中脱颖而出，逐渐由东南沿海向内地传播，并在此过程中与台湾、福建的饮茶习俗结合而形成了当代工夫茶艺。在21世纪席卷全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浪潮下，无论是潮州地方政府的宣传推广活动，还是各大城市的专业茶艺师培训课程，乃至在国家级的纪录片叙事中，潮州工夫茶都经常被表述为中国“传统”茶文化的代表。然而，本文通过追溯凤凰单丛的起源与畬族始祖传说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当地茶行业菁英、茶叶师，以及一般民众的田野访谈材料进行分析，揭示了潮州工夫茶艺从一种地方性实践一跃而成为全国性的“传统”乃是经历了一系列“调适”与“改造”的“社会过程”。
首先，在潮州地区，经过地方菁英的“写文化”推动，工夫茶在历史上与畬族的密切联系逐渐被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将其与儒家精神结合，从而建立其作为中华茶艺正统的正当性。其次，新兴的中产阶级对精致化生活的追求，促使工夫茶从强调泡出好滋味的实用性技巧向更强调视觉美感的观赏性“茶艺”转变。再次，潮州工夫茶从“技”到“艺”的转变也逐渐导致从业者的分层和性别分工：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为代表的男性“大师”们，活跃于政府主办的仪式活动，负责制定“传统”标准;而在商业性经营场所，更多的是年轻的女性茶艺师机械化地执行大师们规范的“程序”，向外来者展演所谓的“传统”。从“潮州工夫茶”到"潮州工夫茶艺"，表面上的一字之差实则生动地展现了这一源自东南一隅的地方性饮茶实践在新的社会环境中要获得生命力而不得不经历的一系列现代化历程。
关键词
工夫茶、潮州工夫茶、发明的传统、技术与技巧、性别分工
一、引言
潮州工夫茶的雏形可以上溯至唐宋，明清之后这种饮茶方式在中国福建及潮汕地区最为盛行。工夫茶并非一种茶的名字，而是指一种泡茶的技艺。之所以取名“工夫茶”，一方面是因为喝工夫茶比较费时间(花工夫)，但更重要的是这种泡茶的方式十分讲究，需要泡茶者及品饮者具有相当的技巧(工夫)。无论是茶具的选择，还是对于泡茶所用的水的要求，亦或是冲泡时程序的讲究，都需要一定的知识。最近二三十年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地方传统”保护的肯定，以及中国城市中新兴的“中产阶级”对精致生活的追求，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当代的“茶文化复兴”。在这样的背景下，潮州工夫茶独特的泡茶方式使其从全国各地众多的饮茶风俗中脱颖而出，突破潮汕地区有限的地理空间，迅速向全国各地传播。在国内外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推广活动中，时常可以看到以“工夫茶”命名的茶艺表演。在程序标准化的茶艺表演过程中，或是在当地导游的口头介绍中，潮州工夫茶被表述为从出现之初就从未变过，堪称“中国茶文化的活化石”。
然而笔者透过潮州地区的实地田野，观察到当地人的工夫茶实践与媒体所宣传的“传统”并非完全一致。工夫茶的呈现方式在不同的时期，与具体场景、参与者的角色和参照对比的对象等，都有诸多微妙的联系。本文的分析与思考主要围绕几个问题而展开：其一，潮州工夫茶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茶文化，其诞生地的地理位置却处于“华夏边缘”的东南沿海一隅，那么这种饮茶习俗是否从一开始就具有在地理和族群上的中心地位?其二，潮州工夫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保留了“何时的”传统?目前在潮州地区，当地人践行的工夫茶是否与几十年前一样?其三，在女性占据茶艺师主流的茶艺圈，这股偏好年轻女性的行业潜规则是否影响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潮州工夫茶的传承?
二、理论视角与“潮州工夫茶”的研究回顾
Edward Shils在其经典著作Tradition中花了大量篇幅去解释何为“传统”，他认为“传统意味着许多事情。在最基本的意义上，它意味着简单的传承(traditum)，它是从过去传递到现在的任何东西。它没有说明传播的内容或特定的组合，或者它是物理对象还是文化建构;它没有说明它已经流传多久或以何种方式，是口头还是书面形式。” 可见，Shils对传统的定义是非常开放的，它可以是任何从过去到现在的沉淀物(precipitate)甚或枝微末节(filament)。后来的研究者Eric Hobsbawm更激进的提出“传统的发明”这一概念，他指出那些所谓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实际上都是当代人为响应社会变革，增强国家和民众的凝聚力而进行的“创新”和“发明”。要理解何为传统，有必要对与之对应的另一概念“现代性”进行梳理。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将“现代性”笼统表述为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的一种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并且极富洞见性地指出，“反思性”乃是最显著的“现代性的后果”之一。可见，“传统”与“现代性”并非截然对立，在某种程度上“传统”是迈向现代的一种手段和普遍社会进程(common social process)。原因有二：现代社会由于急剧变革，可能在民众中引发普遍的不安全感或不确定性，此时宣称一种惯例是传统的，即认为该惯例在时间上是连续的，且由于其道德或美学价值而具有一种天然的合法性，有利于维持现代社会的稳定。其次，在当代的消费社会，制定或展示传统还会带来可观的商业收益。
潮州工夫茶艺在今日已被公认为传统中国茶艺的代表，且标志性事件是在2008年“潮州工夫茶艺”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从“潮州工夫茶”到“潮州工夫茶艺”的一字之差显然并非地方政府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时的一时文字游戏，而是暗含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这一地方饮茶实践从“技”到“艺”的逐步转变过程。潮州工夫茶，以其独特的冲泡技巧为特色，因而有必要对其涉及的“技术”及其相关概念的发展进行简单梳理。在西方世界，“技术”(technology)并非一个静止的概念，而是随着人类社会的演化而不断发展的。“技术”源自于希腊语"tekhnologia"，它的词根为"tekhne"，最初意指“艺术或手艺”。但到了18世纪，“技术”转向藉助于手动装置(manual devices)的，机械的(mechanical)、无意识的、呆板的手工，这比较接近“技术”一词在现代的概念。可见，技术与手工技巧(technique)的分离其实是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而逐渐产生的。本文讨论关于冲泡潮州工夫茶的“技”更接近“技巧”(skill)这一概念，强调操作者的主体能动性和对身体的操控。Tim Ingold认为，技巧不是指“身体技术”，而是指在一个结构丰富的环境中行动和感知整个有机物(不可分割的身与心)的能力。同时，“技”也不是代代相传的，而是在实践操作中，透过培训和经验发展人类有机体的做法(modus operandi)中而获得重生的。在本文的案例中，也将讨论“工夫茶艺”是如何在老一辈与年轻一辈的“传”与“授”之间，以及年轻学员的日常实践中获得新生的。传统的潮州工夫茶更多的强调冲泡技巧，而当代茶艺则更多地追求工夫茶的艺术化或可视化的呈现，因此，在官方场合都是称之为“茶艺”(tea art)。在西方社会，人们倾向于将艺术(art)与技术视为建立在不同基础之上的独立领域。但在东方社会，“技”与“艺”之间的区分更为模糊。本文所讨论的工夫茶中所呈现“技”与“艺”就很难有明确区分，很难说工夫茶的某个方面就只体现了“技”而与“艺”完全无关。例如日常生活中的工夫茶，尽管喝茶的场所十分随意，但是其同样会讲究茶具的精美;而茶艺表演中的工夫茶，尽管其十分讲究茶席的设计、品茶的环境，但是茶艺师的技术对茶味的呈现也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饮茶是一项涉及到运用视觉、嗅觉、味觉、触觉等多重感官的活动，其中最重要的是嗅觉与味觉。从古希腊时代就开始逐渐形成的“感官等级制”是本文考察潮州工夫茶向当代“茶艺”转变的一个重要研究途径。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家们认为，视觉和听觉代表着有距离的理性判断，因而是高级的感官;而味觉和嗅觉则与食物直接发生接触，服务于肉体的放纵和愉悦，因而是低级的感官，并由此建立了以视觉为中心的“感官等级制”(the hierarchy of the senses)。Immanuel Kant重申了以视觉和听觉较为基础的趣味判断与身体感官的分立，并认为“趣味”是可以脱离个体主观感受，而具有美学上的普适性。Immanuel Kant认为审美/品味是纯粹的，与生俱来，具有普世标准的;而Pierre Bourdieu则认为品味是后天培养的，具有强烈的阶级区分暗示。品味反映和复制出社会等级，成为社会等级的具体化表述(embodied expression)。“感官人类学”是近年来人类学家研究茶艺的一个重要研究取径。余舜德较早地将感官人类学的研究路径引入对茶叶价值生成的研究，Jinghong Zhang也在其民族志作品中刻画了当代消费者对普洱茶的感官品鉴，David Parkin与Kunbing Xiao特别指出茶艺涉及的多重感官中容易被人忽视的“有声”和“无声”的听觉问题。潮州工夫茶从“技”到“艺”的变革是本文关注的重点，这一技巧上的转变带来的一个无法避免的影响就是当代工夫茶艺在“香”(嗅觉)和“味”(味觉)呈现上的弱化以及对视觉效果的强化，因此本文在讨论技术变革时也会运用感官人类学分析茶客饮茶的身体感变化。
具体到对潮州工夫茶的研究，大部分论文发表仍停留在对工夫茶的历史、传统技艺的阐释，以及近年来呈现对工夫茶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大量关注。然而，在国际学术界中，尤其是港台一些人类学者对工夫茶的原真性(authenticity)进行了批判性思考。例如，Lawrence Zhang与Jinghong Zhang从国族之间跨文化交流的角度对中国大陆以及台湾当代茶道(茶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反思。前者指出目前大陆流行的茶道实际上是在潮汕工夫茶的基础上，又经过了台湾茶艺的包装再传回大陆，并在此过程中受到了日本煎茶道(senchadō)的影响。但在当代国家对文化遗产大力倡导的背景下，这种来自异域的“遗产”在对中华传统的强调下被有意地遗忘了。后者认为被大陆茶人视为“中华正统”的台湾茶艺本质上反应了当代台湾在中日两种文化张力的双重影响下对“传统”的矛盾抉择及对原真性的本土化适应。此外，张静红和Peter d’Abbs都基于在潮汕地区的田野调查，运用民族志深描的方式，对日常生活中的工夫茶与展演性的“茶艺”进行了对比分析。不同的是，张静红从主体性角度出发，运用“身体感”和“仪式感”来解释这种差异性。而Peter d’Abbs将强调商业资本介入地方所造成的“潮州工夫茶”的多样性存在状态，即日常实践(everyday practice)、精致化的实践(refined practice)以及商业化的休闲(commercialized leisure)。
此外，张静红、Bethan Thomas和Jie Li通过对潮州、成都、西安等地的多家茶艺馆的田野调查，指出当代茶艺馆中的“茶艺”实际上是在中国社会近一二十年经济高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和需求提高的背景下，对传统茶文化的采借、拼凑和创新的一套“传统的发明”。Bethan Thomas敏锐地注意到了茶艺馆内的性别失衡现象：女性被排除在管理阶层之外，从而成为在前专事“展演”的“茶艺师”，“性别”与“表演”在一些茶艺馆中微妙地结合在一起，呈现出中国茶文化中“物化的女性”与性别化消费倾向。与大部分研究强调国家、政府或经济因素等外部力量对茶艺的影响不同，余舜德从更微观的“认知”和“感官”视角出发，探讨了个人“品茶的深入”与茶艺总体的“事茶的优雅”是如何通过身体感官统一的。他认为茶艺之“雅”与个人在习茶过程中所获得的身体本身的“能力”和“敏锐度”有密切关系。
无可否认，上述研究对中国当代茶文化的反思，尤其是对“传统的发明”和性别角色的关注与本文存在着一定重合之处，但笔者认为对“潮州工夫茶”的探讨尚有进一步深入的空间。譬如，张静红《用身体感来主要分析工夫茶、用仪式感主要分析现代茶艺》的分析途径有将“整体性”(holistic)的工夫茶割裂之嫌;与本文类似的讨论，还包括余舜德对台湾茶产在现代科技的全面影响下，对工艺(craftsmanship)与工匠的技术之间的关系的思考。但其从感官人类学出发的理论取向与本文关注的“技艺传承”与“性别分工”之间的问题有明显区别。再次，大部分研究对具有“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头衔的茶界“大师”在推动当地茶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引领作用关注度不够，缺乏民族志深描。此外，潮州工夫茶与畬族族源的紧密关系在学术界鲜有文章涉及。基于以上研究的贡献与不足，本文将从追溯潮州畬族族源与工夫茶的渊源入手，以潮州工夫茶最近二三十年经历的从“技”到“艺”的风格演变为线索，分析形成此变化背后的复杂动因。在研究途径上，本文通过田野调查和访谈，对潮州的男性行业菁英与年轻女性从业者在工夫茶的“传”与“承”之间扮演的不同角色进行了民族志深描，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反思了何为“传统”，及其与“现代性”之间的“悖论”与“统一”。文中的一手资料均来自于笔者2018年7月和2019年5月在潮州的两次田野调查。
三、从“畬家”到“儒家”：跳出
“华夏边缘”的工夫茶
在提到工夫茶时，学者们不得不面对另一个与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且常常含混使用的术语“工夫茶艺”。据2013年出版的《中国茶叶词典》的解释，“工夫茶艺是在潮州工夫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潮州工夫茶是‘散茶’品饮法，属散条形茶瀹泡法的范畴。过去工夫茶盛行于闽粤港台地区，现在其影响已遍及海内外。”在短短两三句语焉不详的词条解释中，同时出现了“工夫茶艺”、“潮州工夫茶”与“工夫茶”，可见三者之间具有密切联系，要将其进行明确区分绝非易事。最早从用具、冲泡方法论及工夫茶的应是袁枚在《随园食单》中对武夷茶的记载。该文虽然并没有明确出现“工夫茶”三字，但其描述的小壶小杯的冲泡方式以及嗅香、试味的过程与后来出现的“工夫茶”大致相当。大部分学者均认可，工夫茶最早起源于中国东南沿海的福建和广东两省，而在两省之交的潮州地区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与认同。潮汕工夫茶的代表性人物陈香白认为，中国茶道、中国工夫茶和潮州工夫茶实质上是三位一体的。也就是说，潮州工夫茶代表了中国茶道“正统性”(orthodoxy)。然而，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潮州地区都属于华夏边陲。作为工夫茶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凤凰单丛”的主要产区凤凰镇，在古代更是少数民族畬族的聚居地。
畬族作为中国的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福建、浙江、广东、江西、安徽一带，其地域分布也与工夫茶的发源地福建和广东高度契合。唐代时期，畬族被称为“蛮”或“蛮獠”。南宋末年，史书上开始出现“畬民”或“拳民”的族称。“畬”意为刀耕火种，意思是他们是以刀耕火种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族群。而他们自称为“山哈”。“哈”在畬语里是“客人”的意思，“山哈”意即山里的客人。之所以自称为“山哈”，是与他们的居住环境以及迁徙历史有关。按照“先来为主，后来为客”的规则，他们被先来的汉族称为“客人”。在族群研究中也有“畬客一家”的说法。由于较为肥沃的土地都已被当地汉族占领，后来的畬族就只能到更偏远更贫瘠的山里开垦土地，显而易见畬族是受到当地汉族排挤的一个山地民族。
学界对工夫茶的“本真性”研究往往强调其特殊的冲泡技法，而忽略了“除冲泡独特外，潮州工夫茶艺另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以乌龙茶为主要茶品。”乌龙茶中又以当地乌岽山所产凤凰单丛为极品。所谓单丛，是因为其“单丛采摘”、“单株制作”的特点。对于行家而言，每一株茶树都有其独特的香气和口感，正宗的潮州工夫茶必然是冲泡单丛茶。在当地民间传说中，乌龙茶与凤凰单丛都与畬族有密切关系。笔者根据田野访谈整理如下：
乌龙茶传说：
传说畬族始祖盘瓠原是龙王的孪生子青龙，他因为羡慕人间生活投胎化为龙犬，后又娶辛帝之女为妻。成为驸马之后带领族人到凤凰山定居下来，成为畬族。青龙之弟乌龙听说以后来到凤凰山来找寻哥哥，半路上遇到哥哥之后化身古藤想与哥哥开个玩笑。青龙只顾着追逐山羊，没想到被古藤绊倒跌落悬崖而死。无意中害死了哥哥的乌龙悲痛欲绝，为了抚养青龙的后代，乌龙奏请玉帝恩准，化身为茶树，供青龙子孙享用，并赐予乌龙所化身的茶树以独特香韵。自此，畬族便与乌龙茶结下了不解之缘。
凤凰单丛传说：
凤凰单丛的凤凰二字得名于山。凤凰山位于今天的潮州市潮安县凤凰镇，相传是畬族的发祥地。凤凰单丛起源于宋代。宋代时，凤凰山民发现了当地的红茵茶树，饮用后觉得味道很好，便开始试种。时逢宋幼帝赵昺被元兵追杀，南逃至闽粤，在途经凤凰山时，饥渴难耐，瘫坐地上，放声啼哭，此时晴空中飞来一只凤凰，嘴含一树枝，抛在赵昺面前，随之驾云离去。赵昺摘下树枝上的树叶含嚼，顿觉满嘴生津。后人于是将为赵昺提供茶叶的那棵茶树称为“宋种”。凤凰茶农由此流传出“凤凰鸟闻赵帝口渴，口衔茶枝赐茶”的传说。“鸟嘴茶”也慢慢成为当地红茵茶树的名称，也即“凤凰单丛”。
潮州地区出版的文集中常有类似表述：“在隋唐时期，凡有畬族居住过的地方，就有乌龙茶的种植，乌龙茶与畬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第一个畬族的始祖故事中，乌龙茶成为了畬族祖先的化身，而饮茶本身也是一种体化的感知和实践。对于畬族的起源与迁徙路线的问题，目前学界尚有很多争议，但普遍都认同畬族曾经在潮州凤凰山一带居住过较长时间，而后由于自然灾害或战争等原因向其他省份和地区迁徙。当地学者认为，在畬族迁徙的过程中，茶树及其加工饮用的风俗也被带到了福建等地，因而潮州凤凰山既被认为是畬族的发源地，也被认为是乌龙茶的故乡之一。凤凰镇还在1995年获得了官方认可，被国家农业部命名为“中国乌龙茶之乡”。如果说“宋种”的传说是凤凰山民出于边缘族群对身分认同的焦虑，而利用“皇帝”这一符号对汉族的攀附，那么明代弘治年间，产于当地待诏山的凤凰茶被朝廷列为贡品，则是封建统治集团对于边缘力量的主动吸纳。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凤凰单丛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代表“中国”优质产品获奖。民国四年(1915年)，巴拿马首届万国商品博览会在美国旧金山开幕，中国作为国际博览会的初次参展者第一次在世界舞台上公开露面，潮州凤凰水仙茶参展并荣获银奖(同样在此次博览会上获奖的还有日后闻名全国的“国酒”茅台)。凤凰水仙作为代表中国参展的一种地方特产出现在世界性的博览会中，代表的是中国这一国族，其与畬族的联系在此赛事中变得无关紧要。在获奖以后，人们在介绍凤凰单丛的这段光辉历史时也鲜少提及畬族。在此赛事中，凤凰单丛隐去了其边缘族群的特征，而是作为“中华”特产，为中华民国争得了荣誉。
在潮州当地，自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奖以来，潮州工夫茶代表“中华”已成为地方文化菁英们的共识，且通过不断地“写文化”建立起了新的工夫茶与儒家文化的联系。尤其当地学者陈香白对潮州工夫茶与儒家精神的关系论证起了重要作用。早在1989年，陈香白出席“国际汉民族学术会议”，首次以中国(潮州)工夫茶为中心议题，向大会作介绍。1990年6月，陈香白以<潮州工夫茶之道之美与儒家思想>为题在“中国东南滨海地区古代文化学术研讨会”上作专题发言。该论文后以<潮州工夫茶与儒家思想>为题登在1990年的《孔子研究》第3期中，是陈香白研究潮州工夫茶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自此以后，陈香白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于各种学术研讨会中提交与潮州工夫茶相关的学术论文，在多篇论文中论证了工夫茶与儒学的关系。经过陈香白在二三十年间不断的努力论证，及其弟子们的传播和当地政府的宣传推广，儒家文化已然被证为潮州工夫茶的特征之一，同时这一观点也为潮州工夫茶艺成为“中华茶艺”提供了正当性(legitimacy)，而其与畬族的历史渊源则被逐渐遗忘和淡化。
在过去几十年潮州工夫茶向全国传播的过程中，由于无论是茶艺培训，还是舞台式展演，或是纪录片拍摄的呈现，人们更多地关注的是工夫茶独特的茶具和冲泡技巧，而凤凰单丛与畬族的始祖传说逐渐被淡化。笔者在潮州与当地人一起品茶闲聊中，人们鲜有提到畬族;在潮州人民政府网站上对工夫茶民俗的介绍中，也完全没有提及畬族;在较为正式的场合需要“表演”工夫茶艺时，女性茶艺师大多穿现在流行的棉麻材质的茶人服，男性也多穿中式长衫，完全看不出工夫茶与畬族有任何关联。在笔者经历的诸多茶会中，唯一的一次与畬族有所联系的是2018年冬参加福建福鼎的一家知名茶企的年会。两位女性茶艺师身着畬族传统服饰向来宾们展示了工夫茶艺。但在背景音乐的伴奏下，介绍的却是畬族与白茶的关系。因为福鼎是著名的白茶发源地，同时也有部分畬族分布。透过此类现代商业性的茶艺展演，亦可隐约窥见历史上畬族与工夫茶、福建工夫茶与广东工夫茶在地域与族群上千丝万缕的联系。
四、风格的演变：从“潮州工夫茶”
到“潮州工夫茶艺”
潮州工夫茶最具辨识性的特征是指其冲泡技巧，要舍得花时间、下工夫。在潮州有一句俗语，叫做“种田如绣花”，意思是潮州人即便是种田也如同绣花一般，将精耕细作发挥到了极致。这种不厌其烦追求“精细”的地域特色影响到潮州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工夫茶就体现了当地人对器具和技艺的精致追求。
从关于工夫茶的纪录和文献来看，乾隆年间福建漳州的《龙溪县志》记载了冲泡武夷茶的方式，“茶必以大彬之礶，必以若深之杯，必以大壮之炉，扇必以管溪之箑，盛必以长竹之筐。” 虽然并未直接出现“工夫茶”，但透过小杯小壶加羽扇的茶具，以及武夷茶也是最受潮汕茶人追捧的一类乌龙茶，可隐约窥见工夫茶的雏形。二十年后，袁枚在《随园食单》里记录了他在武夷山游玩时这种独特的冲泡方式。通过这种方式，茶的香气和滋味被充分激发，也彻底颠覆了他对武夷茶的认知：
余向不喜武夷茶，嫌其浓苦如饮药。然丙午秋，余游武夷到曼亭峰、天游寺诸处。僧道争以茶献。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橼，每斟无一两。上口不忍遽咽，先嗅其香，再试其味，徐徐咀嚼而体贴之。果然清芬扑鼻，舌有余甘。一杯之后，再试一、二杯，令人释躁平矜，怡情悦性。始觉龙井虽清，而味薄矣;阳羡虽佳，而韵逊矣。颇有玉与水晶，品格不同之故。故武夷享天下之盛名，真乃不忝。
“工夫茶”一词的明确出现最早见于清代俞蛟的《潮嘉风月记》中。虽然俞蛟并非刻意记录清代流行于潮嘉地区的工夫茶，但其中一段对工夫茶的陈设和茶具的描写却被公认为是对工夫茶最早的明确纪录：
工夫茶，烹治之法，本诸陆羽《茶经》，而器具更为精致。炉形如截筒，高约一尺二三寸，以细白泥为之。壶出宜兴窑者最佳，圆体扁腹，努咀曲柄，大者可受半升许。杯盘则花瓷居多，内外写山水人物，极工致，类非近代物。然无款志，制自何年，不能考也。炉及壶、盘各一，惟杯之数，则视客志多寡。杯小而盘如满月。此外尚有瓦铛、棕垫、纸扇、竹夹，制皆朴雅。
翁辉东在《潮州茶经‧工夫茶》中较为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晚清至民国年间潮州工夫茶的概貌，内容涵盖“茶之本质”、“取水”、“活火”、“茶具”、“烹法”、“品饮”等六个方面。翁辉东认为“潮人所用茶具，大体相同，不过以家资有无，精粗有别而已。”其文中对茶壶、茶杯、红泥火炉、羽扇等的描述与今天潮州一带流行的工夫茶基本一致：
·茶壶：俗名冲罐，以江苏宜兴殊砂泥制者为佳…壶之采用，宜小不宜大，宜浅不宜深，其大小之分，更以饮茶人数定着。爱有二人罐、三人罐、四人罐之别，其深浅则关系气味…。
·茶杯：茶杯若探制者为佳，白地蓝花，憾平口阔，杯背书“若深珍藏”四字。此外仍有精美小杯，径不及寸，建窑白瓷制者，质薄如纸，色洁如玉，盖不薄则不能起香，不洁则不能衬色。
·红泥火炉：红泥小火炉，古用以温酒，潮人则用以煮茶，高六七寸。有一种高脚炉，商二尺余，下半尘有洛，可盛揽核炭，通风柬火，作业甚便。
羽扇：羽扇朋以扇炉。潮安金砂陈氏有自制羽扇，拣净白鹅翔为之…。
从以上的文献中，大致可以看出清代以来工夫茶冲泡方式形成的脉络。值得注意的，在这些文献中，虽然对茶杯、茶壶、羽毛扇等器具之美也有不吝笔墨的描摹，但这些对“物质性”和“技巧”的强调，主要目的都是为了追求“味觉”和“嗅觉”的更好体验。技术是为了服从和服务于饮茶时的身体感，而并非纯粹的“炫技”。比如袁枚详细描写了泡茶技巧是如何影响物质性的：“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橼”──小巧的茶具能够更好地敛香，通过“嗅其香，再试其味，徐徐咀嚼而体贴之”的慢饮方式，最终使他体味到了武夷茶“清芬扑鼻，舌有余甘”的妙处。
在当代社会，潮州的地方行业协会为工夫茶制定了标准的流程。2016年，由潮州菜标准联盟制定的《潮州工夫茶艺冲泡技术规程》正式发布，为“潮州工夫茶艺”这一传统饮食文化的传承和传播提供了参照标准，规定了潮州工夫茶艺必须采用乌龙茶类，且在姿态、礼仪、茶具、冲泡及品饮方面都有相关要求。2017年12月，工夫茶艺职业技能培训鉴定教材《中国(潮州)工夫茶艺师》正式出版;按照陈香白整理出的工夫茶标准，依次列出了工夫茶操作的21个步骤。
在这21个步骤中，“关公巡城”和“韩信点兵”最为人所知，也是潮州工夫最具特色的地方。但这最重要的两个环节却也成为潮州工夫茶与当代茶艺最大的区别。在很多茶艺馆里，茶艺师为了保证每一杯茶的汤色、浓度和味道保持一致，在传统工夫茶的基础上增添了一种新的工具—公道杯。出汤后，茶艺师首先要将壶里的茶汤全部倒在公道杯中，然后再从公道杯中分给每位客人。所谓“公道”，就是要保证每一个客人茶杯中的茶汤浓度都一样。对于潮州之外的茶人而言，公道杯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泡茶时由于先后顺序导致的浓度不匀的难题。然而，潮州在地人对“公道杯”却几乎都持不屑一顾的态度。按照潮州在地人的说法，只有不懂泡茶的人才会用“公道杯”，在地人不用“公道杯”照样能保证每杯茶的茶汤茶色分得均匀。“关公巡城”与“韩信点兵”就是保证茶汤浓度均匀的关键：出汤的时候，主人要在三个茶杯当中巡回倾洒，谓之“关公巡城”;最后再通过“韩信点兵”将最后一点茶汤点在量少的杯子里，基本都能保证三个杯子的茶汤均衡。
在潮州有句俗语，叫“茶三酒四踢桃二”，这句话的意思则是三人喝茶、四人喝酒、两人游玩为最佳。从这句俗语可以看到，潮州人喝茶对于“三”的偏好。潮州人喝茶讲究细细慢“品”，三人饮茶刚好形成了一个“品”字，这是其一。其二，潮汕工夫茶偏爱小壶，一个标准壶。一次出的茶汤一般刚好够三杯。当然也有四杯茶、五杯茶、六杯茶的量，也有微型的工艺壶，但最为潮州人广为接受的还是三人份量的小壶或者盖瓯。当茶客超过三个人的时候，由于茶杯不够往往就需要通过洗杯和轮流使用来协调。一般而言，冲泡的第一杯茶要先给长辈或者地位最高者。在所有人都喝过一轮之后，就没有这么多的讲究了。潮州人在泡茶时比较随意，他们投茶、淋壶、分茶、匀茶的一套动作一气呵成如行云流水。这些手上“工夫”并不刻意，而是因为自小就泡茶，通过长时期的实践已经完全内化为身体的一部分的具体化技巧(embodied technique)。“洗杯”是潮汕工夫茶的特色之一。洗杯时，主人将一个茶杯竖放于另一个茶杯中，用三只手指转动清洗。熟练者可以同时两手洗两个杯，动作迅速，声调铿锵。“洗杯”要求长期实践累积的“技巧”，虽然看似轻松，但若是对一个毫无经验的外人，则稍不留神就有可能被开水烫伤。但对于潮州人而言，用三个指头“洗杯”则是极为寻常的一件事。在笔者的田野访谈中，一些外地人表示传统工夫茶以手指洗杯，且多人轮流使用杯子，不太卫生。而在地人则认为潮州工夫茶用滚水烫杯，已经起到了消毒杀菌作用。当代茶艺增加的一些步骤和工具(公道杯、茶筷、茶则、茶针等)都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作用，只是“为了好看”。比如茶艺师使用“茶筷”夹住茶杯烫洗纯属多此一举，且茶汤在公道杯中倒来倒去都凉了，完全失去了茶在热腾腾的时候才有的香气。工夫茶一定是要用滚水冲淋壶身，加上“关公巡城”、“韩信点兵”一气呵成。
虽然工夫茶冲泡是一种内化于个体日常生活的实践，但同时也是潮州当地饮茶风俗有别于其他地方的集体表征。从这一角度来看，“技术”同时包括“个人的”和“社会的”两个维度。一方面，技术是一种具体的(embodied)知识，要求长时间地实践，融于从业者的肢体和感觉器官中。另一方面，它“嵌入”(embedded)社会关系之中，并通过从业者所在小区、社会等级制度与分工假设得以再生产。当代工夫茶艺即是随着中国大陆最近二三十年的现代化进程、台湾与大陆的茶人之间的流动与交流、行业内部人群分层和新的职业群体出现等新社会现象而产生的。
尽管工夫茶早在明末清初时期就随着大批潮汕以及福建人移民东南亚地区而闻名海外，然而为中国内地的大部分民众所认知与接受却仅仅是改革开放以后三四十年间才发生的事情。在这一过程中，潮州工夫茶、台湾茶艺与福建工夫茶产生了交流融合，尤其是诸多台湾著名的“茶人”到大陆著书立说，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开办茶艺培训班，对大陆茶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当然茶艺的产生有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除了中国大陆近些年经济的迅速发展推动了对物质文化的需求，也有台湾与大陆在政治局势缓和时期促进文化交流的刺激，以及中国政府近年来所倡导的传统文化复兴的影响。“工夫茶”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起源于福建武夷山，兴起于广东潮汕地区，之后又在台湾获得了“改造”和再次复兴。闽台文化一直被认为同根同源，是两岸关系缓和时期连接中国大陆与台湾的重要纽带。过去十年来，随着两岸关系逐步升温，台湾茶人到中国大陆的著名茶产区寻访好茶，大陆茶人以跟随台湾“师父”习茶为荣，已成为当今茶界的一股时尚潮流。在这样的交流互动的背景下，潮州工夫茶与台湾茶人带到中国内地的茶艺相结合，并部分融合了流行于闽南地区的饮茶实践，逐步发展出了当代工夫茶艺。当代茶艺从茶馆的装修风格，到茶人自身的妆容、发型和服饰无不努力营造一种“视觉至上”的图象景观。“茶艺”虽然经常被表述为中华传统文化，但其实是伴随着茶艺师这一新兴的职业群体和新式的品茶场所──茶艺馆/茶空间而出现的新现象。从田野的实际情况来看，即便茶艺师在其他城市已经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职业之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潮州依然没有茶艺师。这是因为泡茶喝茶原本就是潮州人生活的一部分，而难以将其从生活中抽离出来。潮州人的房前屋后、大街小巷、客厅院子处处都是“茶空间”，泡茶待客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此茶艺师这一职业群体在潮汕本土倒显得画蛇添足。潮州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茶艺馆是千庭茶舍。2014年9月，千庭茶舍邀请了潮州工夫茶的两位国家级传承人陈香白和叶汉钟为他们的员工进行了两个星期的职业培训。一个月后，千庭茶舍开业，成为潮州市内唯一的一家茶艺馆。著名的工夫茶之乡直到2014年前才出现第一个茶艺馆，这在外人听起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但这也说明了目前标榜承载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茶艺”是非常晚近才出现的新事物。
当人们聚在一起品茶的时候，实际上涉及到一套整体的身体感官体验，而不仅仅是味觉的体验。这一套“体感”包括水的温度、茶汤的外观、滋味，甚至是对茶的某些保健功效的“想象”。人们在一起交流和品茶，不仅通过直接的语言表达，而且还通过触摸、声音/沉默、视觉、嗅味和冲泡演示来体现。在传统的潮州工夫茶实践中，人们更注重茶本身的滋味如何，且饮茶具有社交功能，其饮用场景喧嚣热闹。潮州人充分调动味觉、嗅觉和听觉感官享受这份属于在地人的感官愉悦。但在近年来出现的茶艺馆中实践的工夫茶艺，则更多是本地年轻女性展现给外地人看的一道地方文化景观。尤其是在茶会上，人们更多的是保持距离的“观看”，而难得分得一口茶汤。
当代茶艺与传统的潮汕工夫茶最主要的分歧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是否使用公道杯。如前文所述，“公道杯”是一种新生事物，并不存在于潮州当地传统的工夫茶具中;其二，传统的潮州工夫茶因为有“淋盖去沫”、“关公巡城”、“韩信点兵”等步骤，因此需要配茶盘用湿泡法。当滚烫的开水淋透壶身和白瓷茶杯，整个茶盘上都热气腾腾茶香四溢;相反，当代茶艺为了茶席整体的视觉效果，通常只铺一条窄而长的席布(大多是天然材料)，茶壶或盖碗置于壶承上。由于要时刻注意保持茶席表面洁净，尽量避免茶水洒在席布上，因此也被称为干泡法。由于壶承的储水能力非常有限，淋壶和温杯的步骤有时会被省略，有时会配合水盂进行，但都没法像使用茶盘烫得那么酣畅淋漓。因此湿泡法虽然看上去更雅致，但在香气表现上却大打折扣。其三，传统的潮州工夫茶是“茗倾素纸”，即将干茶倒在一张白色棉纸上，再将白纸卷成漏斗状送入紫砂壶中。这样的操作是非常合理的，因为一个标准壶的壶口只有3公分左右，而工夫茶投茶量很大，一般一次取7公克左右，如果不将纸卷成漏斗很难将干茶叶全部送入壶中。但当代茶艺为了视觉上的美感从不会使用白纸，而是将干茶叶铺放在“茶则”上进行展示，之后再用专门的“茶针”小心地拨入紫砂壶或盖瓯中。
如今各大城市的茶艺馆由专业茶艺师提供服务的“工夫茶”，其实和传统的“潮州工夫茶”已经有所不同。在一些大城市的茶馆中，茶艺师们确实也可能会用榄炭烧火，用红泥小炭炉和砂铫作为烧水的器具，然后使用盖瓯和白玉令(若琛杯)等茶具，让人有种置身潮州品饮工夫茶的错觉。但若仔细观察，在他们的茶席上明显摆着台湾茶艺中最常使用的“公道杯”，采用的泡茶方法也是“干泡法”而不是潮州传统的“湿泡法”，潮州工夫茶中最重要的“关公巡城”和“韩信点兵”几乎都被省略了。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些大城市的茶馆中所呈现的“工夫茶”应该是已经被改造过的当代茶艺表演，而不是传统的潮州工夫茶。但是一批批的茶艺师被不断规模化的培训出来进行这种标准化的操作，使得这种形式的“工夫茶艺”更广为人知。
五、“大师”与潮州工夫茶的“变革”
中国茶行业历来就具有“大师”叙事的传统，从唐代“茶圣”陆羽到被称为当代“茶圣”的吴觉农、张天福等，乃至最近几年在商业推广上最为成功的高端茶叶品牌“小罐茶”仍然沿用了“大师”这一传统符号。因此，在21世纪席卷全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浪潮中，从国家级到县级的“非遗传承人”认定对于茶界而言，倒像是一种对中国茶文化中固有的“大师”情结的致敬和回归。许多在当地从事茶叶加工制作数十年，本来就有较高威望的茶人在成为“非遗传承人”之后，因为有了这项官方“认证”的头衔而愈加活跃，他们在推动地方茶文化传播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工夫茶”在当代之所以能够跳出潮汕的地理局限而风靡全国，离不开以陈香白、叶汉钟为代表的几位男性非遗传承人“大师”对其进行的技术“变革”和在国家级媒体上的推广。
虽然今天在潮州，大家在日常口头交流中都讲“工夫茶”，但自2008年“潮州工夫茶艺”作为官方名称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以后，在正式场合中，这种本地传统的泡茶方式一律被统一表述为“潮州工夫茶艺”。从“工夫茶”到“工夫茶艺”的一字之差，实则体现了最近十多年来国内饮茶风尚的转向──即从专注于泡茶“技术”到转向程序性的“茶艺”展演;以及国家自上而下推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系统与“地方性知识”发生碰撞以后带来的一系列变化。在具体的地方实践层面，具有传承人头衔的“大师”们在推动“工夫茶艺”的标准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潮州工夫茶作为一种当地人人都会的一种“技能”，充分展示了其已嵌入地方性社会生活中。但另一方面，每个人泡出的茶汤口味又略有不同，反应出主人的个性化风格。这也是为什么在地人喜欢聚在一起品茶的原因。在不断的交流碰撞中，在地人既保持着一种相对统一的泡茶技术，但同时又都力图展现自己的特色。当代“艺茶”看上去虽更为优雅，但其实却是对大师们总结归纳的标准的机械执行，失去了泡茶者的个性。
如前所述，潮州当地学者陈香白是推动潮州工夫茶艺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在收集、整理和总结潮州工夫茶资料的基础上，规范化了工夫茶的流程，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现在普遍流行的“潮州工夫茶艺”。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陈香白一直不断宣传和推广他总结的“二十一式”。陈香白向外界展示和传播潮州工夫茶艺主要通过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通过应邀到国内外各个地方和场合讲课授艺，或者潮州以外的人前来潮州请陈香白来讲茶授艺。第二种方式是通过接受国内外主流媒体的采访，通过媒体镜头展示工夫茶艺，宣传潮州工夫茶文化。陈香白曾多次接受如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媒体的采访。第三种方式是收徒的方式。他所收的这些弟子当中，除了来自潮州当地，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全国各地，甚至还包括一些海外的“洋弟子”。在招徒和对外展示潮州工夫茶的过程中，陈香白始终以他整理的二十一式作为表演范式，而不是潮州人日常生活中的工夫茶。潮州文化局在潮州工夫茶向上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参考并采用了陈香白整理的工夫茶艺二十一式。除陈香白之外，叶汉钟也是推动潮州工夫茶艺标准化的重要人物之一。2012年，叶汉钟在中央电视台拍摄的纪录片《茶：一片树叶的故事》中作为“潮州工夫茶大师”出镜。随着这部纪录片在全国引起轰动，叶汉钟也很快成为茶界名人。此后，邀请叶汉钟介绍潮州工夫茶的主流媒体络绎不绝。2015年，潮州菜标准联盟制定的《潮州工夫茶艺冲泡技术规程》就是由叶汉钟主要起草的。2017年12月叶汉钟主编的《中国(潮州)工夫茶艺师》正式出版。该书的出版标志着潮州工夫茶由较为随意的民间冲泡向职业化和规范化转变，从日常生活的实践向表演性的茶艺转变。
Tim Ingold指出，在传统社会中“技术”是带有思考性的，是与“机械操作”相悖的;而现代社会将传统的“技术”分裂为“设计”与“执行”两个不相关的部分，而负责执行的这部分纯粹“技术”(更接近本文的茶艺)被异化为可以跟人们的日常经验相分离的工具。他将 Bruzina在讨论建筑艺术时对“技术”概念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分析表示如图一：
藉由此图对“技术”的理解，或可将潮州工夫茶从传统社会中的“技”向现代社会中的“艺”的转变表达如图二。在传统社会中，并不存在所谓熟练掌握潮州工夫茶“技术”的“大师”与年轻学徒之分。潮州人在日常实践中冲泡工夫茶时也并不需要遵循所谓的“二十一式”等标准，而是比较随意地就环境自我发挥。但在当代的工夫茶艺领域，产生了以非遗传承人、茶艺培训导师和行业协会为代表的菁英群体和机构，他们掌握着“传统”的话语权，负责制定“标准化的”传统，而以女性学员为主的茶艺师们则只是负责按照标准机械执行。
六、新兴的职业群体：“茶艺师”
作为工夫茶的发源地，潮州专门的茶艺培训的机构其实并不多，而且都是近几年才出现的，与当地茶艺馆出现的时间几乎同步。在这一过程中，几个关键人物起到了重要作用，可以用“三个人和一个机构”来概括，即叶汉钟、王翠盈、林宇南和潮州市茶艺协会。在潮州，最早进行茶艺培训的是王翠莹。王翠莹为潮州工夫茶艺市级非遗传承人，师从陈香白。王翠莹最初也像很多人一样，到外地去销售茶叶，在销售茶叶的过程中应顾客要求表演工夫茶艺。在表演的过程中，她敏锐地觉察到了茶艺培训的市场前景，故而于2011年开始从事茶艺培训。王翠莹的培训机构几乎每期都能招满人，她本人也经常应邀到深圳、杭州等地培训，有时也应邀到韩山师范学院和职业技术学院上课。王翠莹的茶艺培训可以分为三个类别：第一类是生活实践中的工夫茶艺，以教授怎样使泡出的茶更好喝为目的。用王翠莹本人的话来说，就是“怎样使400块的茶冲出500块的感觉”;第二种是工夫茶艺的二十一式，也就是陈香白总结的标准化的工夫茶;第三种是教授怎样更好地表演茶艺，这种是以展现茶艺师的姿态之美为主要目的。而跟随王翠莹学习茶艺的几乎全是年轻的女学员。正如张静红观察到的，“平日在潮州城内各个角落喝茶，遇到男性泡茶的时候满多。而协会的排练成员却都是年轻女子，这似乎和全国其他地方茶艺队伍的构成状况趋于同质化──在茶艺展演里，女性泡茶的姿势被认为更为柔美。”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女性茶艺师更多的是出现在以外地人或游客为主的商业性消费场所，主要是展示和表演给外地人看。在潮州人的家庭接待客人和朋友聚会的场合，男性泡工夫茶仍是最为常见的。在政府组织的官方展演中，则是以男性非遗传承人为主。
事实上，在潮州当地出现以年轻女性为绝对主流的专业茶艺师群体，可以说是工夫茶从“技”向“艺”转变的一个必然结果。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品茶一直是文人的“雅趣”之一。所谓“琴棋书画诗酒茶”是儒家士大夫追求自身愉悦和修养而掌握的技能。而茶与琴也经常同时出现在中国传统的画轴以及诗词作品中。简而言之，在中国传统茶文化中更多出现的是男性角色，即便是为这些文人烧水备茶的也多是男性童仆。传统的潮州工夫茶虽然并没有明确的性别区分，但从一些老照片和文字描述中也可以看出，聚在一起泡茶品茶的多是男性。目前潮州工夫茶两名最有名的两位代表性传承人陈香白与叶汉钟也是男性(分别为国家级和省级非遗传承人)。但在目前潮州的商业性茶艺馆/茶空间中，进行工夫茶展演以及为客人泡茶的几乎全都是年轻的女性茶艺师。以千庭茶舍为例，笔者调研期间，茶艺馆包括店长在内共有5名茶艺师，全部为年轻女性。其中最年轻的刚刚大学毕业，只有22岁;最大的两名茶艺师是一对双胞胎，只有27岁;5个人的年龄均在20-30岁这一年龄阶段。喜心斋工夫茶艺馆有3名茶艺师，其中店长是一名80后的形象气质姣好的女性，两名店员则是90后女性，最年轻的一名为韩山师范学院的大四实习生。
在潮州市，最负盛名同时也是最早开设的茶艺培训机构为王翠莹经营的“潮州印象单丛文化交流中心”，其最近几年参加茶艺培训的学员性别及年龄分层如“表一”所示。从表一可以看出，在该培训中心招收的学员中，全部学员的年龄段集中在18-40岁之间，40岁以上的学员竟无一人，这一数据充分说明了年轻茶艺师的绝对主导地位。此外，王翠莹受聘授课的高校的茶艺队学员年龄全部在18-23岁之间，而在向社会招收的学员则主要集中在23-30岁这一区间，尤其是2016年30名学员全部都在这一年龄阶段;而在2017年和2019年还分别出现了5人和3人的年龄小于23岁，这进一步说明了茶艺师这一职业群体越来越趋向于年轻化。在男女性别比例方面，无论是社会上主动报名参加茶艺培训的学员，还是高校的茶艺队，女性学员人数都占据了绝对的优势，且潮州市技工学校的35名学员全部为女性，可见当代工夫茶艺与女性性别之间的高度关联性及男女性别失衡现象。
传统的茶叶感官审评方法被称为“五项评茶法”，即对茶叶的外形、冲泡出的汤色、香气、滋味和(泡过以后的)叶底，经干、湿评审后得出结论。五项评茶法要求审评人员视觉、嗅觉、味觉，甚至是触觉并用，外形与内质审评兼重。但在实际操作中，感官之间并非泾渭分明，而是相互交叉影响。David Parkin和Kunbing Xiao根据不同的场合人们对不同感官的关注，总结不同类型的茶事活动与对应的感官特征为：1.仪式化的“茶会”强调视觉效果而抑制声音表达与语言交流;2.茶艺培训课程对描述香气、滋味和触觉的语言规训;3.具有竞争性的“斗茶赛”中对味觉、嗅觉等感官经验的强调和鼓励言语的自由表达。
本文所讨论的传统工夫茶具有一些斗茶性质，更强调味觉体验，仍多由当地男性主导。而当代工夫茶艺强调了对动作优雅和环境的关注，凸显了视觉和听觉的地位，不仅要求茶要好喝还要求好看，甚至是“好看”比“好喝”更为重要。性别分工将接待和招待功能与女性属性联系在一起。女性通过被男性“欣赏”从而在市场上获得“被展示”的价值。在茶行业，男性泡茶时一般没有特别的服饰要求，动作更加潇洒自由，更注重泡茶的“技”。而女性茶艺师具有姣好的容貌和优美的体态几乎已经成了茶界的不成文规定。在女性茶艺师群体中，有一套默认的着装及妆容要求：茶艺师的妆容一般都化淡妆，且留着清一色的黑直髪，有的茶艺师会在脑后盘一个发髻。虽然任何茶艺馆都不会明文禁止茶艺师烫染头发，但笔者几乎从来就没见过一个烫过或者染过头髪的茶艺师。烫发和染髪是20世纪初随着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以后才开始流行的“洋”时尚，而黑直髪也一直是“东方主义”的刻板印象之一，因此茶艺师的中式服装和黑直髪或者盘髪从视觉上直接传递出一种“传统的”信息。从着装开看，最近十年来在茶界中出现了专门的“茶人服”。这些茶人服以年轻女性群体为消费对象，以棉、麻、桑蚕丝为主要面料、采用立领、盘扣、斜襟等传统的中式服饰元素，整体风格飘逸柔美。此外，与茶相关的“琴棋书画”等其他内容也与当代茶艺逐渐融入。年轻女性表演古琴弹奏，茶艺师同时会香道、花道等技能早已超越了传统的“工夫茶”范畴，但却能使茶客们在视觉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甚至超越了本应成为品茶核心的味觉与嗅觉。从人的身体感官经验来看，味觉和嗅觉的体感是更为微妙的，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实践和训练才能习得，而视觉和听觉的刺激强度更大更直接。由于人们在感官体验中的“移情”和“通感”作用，即听觉、视觉、嗅觉、味觉、触觉等不同感觉之间的交互渗透作用，品茶过程中的“观其色、嗅其香、试其味”实则为一个整体性的感官系统。视觉上的美感的确会有助提升人们的嗅觉和味觉体验。此外，正如前文已经提到的，由于现代网络和传媒技术的发达，使得视觉和听觉可以超越地理空间的局限进行传播，但味觉和嗅觉却必须是“在场”的亲身体会，这也导致茶行业从业者更愿意在形象、着装和环境上投入，因为视觉感官面对的潜在观众规模要大得多。
整体而言，仪式性的茶艺表演的特点可能更多地体现出视觉上的美感、声音的缺场(沉默)、优雅的肢体动作和手势、传统服饰的呈现，而不是茶人之间的谈话或交流。而这些特征恰好与传统中国女性被期待的温柔、优雅等质量相吻合。
七、结论：潮州工夫茶艺的现代性
本文从三个方面分析了从“工夫茶”到“工夫茶艺”转变的二三十年间，潮州当地的饮茶实践所经历的一些变化，并试图透过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生存现状来反思在现代社会中被标榜为“传统”的地方民俗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保留了其“原真性”，以及在现代化的都市生活中这些所谓的“传统”又是如何重新获得新的生命力。
首先，从地理位置和族群源流来看，潮州工夫茶一开始具有一个“华夏边缘”的尴尬地位，即当地畬族始祖盘瓠与凤凰茶的传说。当地方政府和文化菁英将“工夫茶”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对外输出时，这一边缘族群的身分就被有意或无意地抹去了，而代之以大书特书工夫茶与“儒学”的关系，建立了工夫茶与“儒家”的新的联系。这一文化表征上的“正统”身分也更有利于工夫茶摆脱其地理上的局限性，从而为其后来演变为一种代表中华的茶艺提供了正当性。其次，在过去二三十年来中国大陆的茶艺(茶道)和茶艺馆(茶空间)从无到有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原本注重泡茶技术以追求更好口感的“工夫茶”逐渐向更注重展演性和视觉美感的“工夫茶艺”转变，出现了微妙的日常生活中较为随意的工夫茶与“规范化”的工夫茶艺展演的区分。再次，随着工夫茶由“技”向“艺”的转变，潮州地方社会出现了以男性非遗传承人为代表的“大师”和年轻女性为主体的茶艺师的分层。“大师”们负责定义“传统”、制定行业标准，并设计出一套便于传播的潮州工夫茶标准操作程序，而女性学员们则只是机械照搬和执行这一套“规范的传统”，并最终受训成为职业茶艺师。这一所谓传统潮州工夫茶的标准化生产过程也呈现出了当代茶艺中的视觉优先原则和性别化消费特点。
本文对潮州工夫茶的当代转变并非持批判态度，而只是尽可能如实地反映其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出现的一些变化。笔者认为，潮州工夫茶艺呈现出的如上现代化特征实为其在当代社会中重获生命力而不得不为之的无奈之举。毕竟，维持一种实践的持续发展有时需要修饰或改编，在这方面的创造力可以被认为是对传统的有效即兴创作(valid improvisation on tradition)。通过本文的观察和分析，可以看出所谓的“工夫茶艺”虽然仍保留了当地传统工夫茶的最主要形式，但其实其在最近这些年的变化不仅没有遵守本地大众日常生活中的习惯，反倒呈现出某些“现代化”的特征，其中最为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标准化的操作培训。标准化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而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很多传统技术却是要依靠匠人的手感、身体感和经验来完成。传统社会的手工业者运用“思考的手”(mindful hand)，根据具体环境和工具而使得每一次技艺的完成都具有个人的创造性。这种不规范化的操作导致的细微差异也正是传统“手工”的魅力所在。因此也可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代表的“传统”的价值观是反标准化和规范化的。但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自上而下推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本身也是现代化的产物。因此在申报过程中，当地政府亦不得不按照一系列标准化的“实施指南”去操作。比如对潮州工夫茶的二十一式归纳、“工夫茶艺”的命名等在申报过程中就已然偏离了传统。此外，从身体感官的角度来看，虽然一直以来被压抑的味觉、嗅觉在现代社会得到了空前的释放，但在感官等级制中仍然是以视觉占据绝对的核心地位。品茶是一种典型的多重感官综合作用的活动，从“工夫茶”到“工夫茶艺”的一字之差也体现了其身体感知从以“嗅觉”和“味觉”为中心向现代社会“视觉至上”的演变。而这种转变带来的必然后果之一就是茶艺中的性别分工和“物化的女性”倾向。在本文所有的叙述中，其实很难非常清晰地区分传统的“潮州工夫茶”与规范化操作的“潮州工夫茶艺”。两者之间并非泾渭分明，而是相互重迭和融合。与大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生存现状不同的是，潮州工夫茶不仅没有在现代社会中呈现颓败之势，反倒在国家、政府的支持与当地菁英的推动下，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这一具有巨大利润的“工夫茶”产业链条中，从而焕发出新的商业活力。而潮州工夫茶之所以会有产生如此显著的自我传承能力，除了有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中产阶级追求精致化物质生活的社会潮流的推动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也恰恰来自于潮州工夫茶的自反性与自我现代化的选择。对传统的要求是现代思想的永恒特征之一。在现代社会，无论是在人们的思想层面还是在实践中，创新和传统并存。现代社会的自反性很多时候要求人们假想存在一个永恒的“过去”，即使这种固定的“过去”可能不曾存在过。所谓已被证明为合理的传统，实际上已经是一种具有虚假外表的传统，它只有从对现代性的反思中才能得到认同。
(原文《中国饮食文化》16.2(2020)，参考文献从略。图片来自于第五届饮食文化生产学术会议暨第六届食文化发展大会)
来源：茶贵人
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