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腊八之后，年味儿逐渐浓厚了起来。这时候京城的茶叶店，也迎来了一年当中的旺季。不少老字号茶庄的门前，又排起了选购茶叶的长队。老百姓为什么在年根儿集中采买茶叶呢?一方面是留着招待来家里拜年的高亲贵友，另一方面则是准备把它当作过年串门儿时的伴手礼。
但送礼的茶，不仅要考虑质量，还牵扯到包装的问题。长久以来，我们有一种误解，仿佛包装太朴素的茶叶自己喝还行，要是送礼就差点意思了。为了迎合这样的消费心理，市面上的茶叶包装真可谓琳琅满目花样频出。就拿茶叶罐的材质来说，金属的很常见，硬木的不新鲜。有的为了凸显档次，还在茶叶罐外面包上真皮，更有甚者还要镶嵌上玉石。实话实说，这路茶叶罐的成本，都超过了茶叶本身，是名副其实的买椟还珠。咱老百姓喝茶，还是务实点好。
比起现在浮夸的礼品茶包装，百年前老茶庄的茶叶罐，就没有那么多花哨的噱头了，可以说是简单实用又不失美感。新春之际，笔者结合自身收藏的各式老茶罐，聊一聊当年茶叶包装的讲究与趣事。
清钱慧安《烹茶洗砚图》，一个小童正站在火炉边，拿着蒲扇，对着红泥小火炉扇风烹茶。炉子上架着一把东坡提梁壶，炉边还放有一个色彩古雅的茶叶罐。
自古好茶需珍存
一只小小的茶叶罐，其实担负的任务还挺重。既要包装茶叶，方便顾客馈赠亲友，也可宣传字号，帮助商家推广品牌。但归根到底，茶叶罐的第一要务还是保证茶叶的风味与口感。再好的茶一旦串味变质，那可就全报废了。因此关于茶叶罐的研究，也一定要从中国茶文化中对于好茶的保存思路说起。
我国古代由于茶树培管技术的限制，基本上只能在春季采摘制作佳茗。物以稀为贵，春季生产的新茶便成为了人们珍视的礼物。唐代诗歌中，便有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白居易《谢李六郎中寄新蜀茶》《萧员外寄新蜀茶》、柳宗元《巽上人以竹间自采新茶见赠酬之以诗》等诸多咏诵新嫩春茶的名篇。
由于产能的低下，春茶古时是有钱都买不到的奢侈品。产茶的地区，多集中在中国的南方。饮茶的人群，却遍布全国各地。数量的稀少与运输的不便，使得古人对春茶格外惜爱。茶叶的保存，也就自然成为了爱茶人们自古关注与研讨的课题。
新嫩珍贵的春茶霉变，往往是因保存不善而受潮，从而导致含水量过高。为了防止茶叶变质，最好的办法就是降低其中的含水量。唐代陆羽所著《茶经》，是世界第一部茶学专著，该书中就已经详细记录了对于细嫩春茶的保存方法。换言之，中国古人早在一千三百年前就已经开始关注茶叶的存储问题。
《茶经》“二之具”章节中，记载用于茶叶干燥的工具就有五种之多，包括“棨”、“朴”、“焙”、“贯”和“棚”。其中最为主要的工具是“焙”，《茶经》原文中这样记载：
“焙，凿地深二尺，阔二尺五寸，长一丈，上作短墙，高二尺，泥之。”
焙上面再架上“棚”，用以搁置烘干茶饼。这便是文献中，关于储存茶叶方法的最早记载了。
焙茶
陶瓷茶罐讲究多
特别要指出的是，唐宋皆以蒸青绿茶饼为茶界主流。至于如今主流的散茶，是明代初年朱元璋提出“废团改散”后才开始盛行的。茶叶形态的变化，自然也会导致保存方式及用器的流变。自明代初年至今，各类散茶皆改以茶叶罐为主要存储容器。
说起明代人存茶，还有一段奇闻逸事。上世纪五十年代建设新安江水电站时，在遂安县的一处古塔内发掘出一只大缸。考古工作者通过缸的形制和上面的题刻判断，这是一只明代的大缸。他们小心翼翼地打开密封的缸盖，只见一缸黑乎乎的木炭。起走木炭，再掀起一层薄薄的桃花纸，一股茶香扑鼻而来。满缸的绿茶历经四百年，不仅没有腐败变质，竟然还清香依旧。古人到底是用怎样具体的技巧和方式，才可以使得如此细嫩的春茶得以数百年不腐?今天已经不得而知。想必总是要耗费相当的财力与精力才可以办到吧?可能也正是因为不便于普及与推广，明代的神奇存茶方式也最终失传。
就像那口出土的大缸一样，明代茶叶罐的主流材质一直都是陶瓷。在诸多陶瓷茶叶罐中，宜兴紫砂又因透气性极佳而成为上品。明代文人徐渭《某伯子惠虎丘茗谢之》一诗中，便有“虎丘春茗妙烘蒸，七碗何愁不上升。青箬旧封题谷雨，紫沙新罐买宜兴”的诗句。诗中的“紫沙新罐”，便是如今“紫砂茶罐”的旧称。
清代除去陶瓷茶叶罐之外，也开始逐步流行锡制的茶叶罐。但不管是陶罐、瓷罐还是锡罐，其造价都相当昂贵，而且使用和养护的方式也较为繁复。作为达官显贵的府邸用品，或是文人雅士的案头清供，当然不在话下。但若是茶叶店铺用来包装商品，显然成本就太高了。所以旧时只有极其高档的茶叶，茶庄才会用紫砂罐、青花罐或锡罐包装出售。
清雍正青花福寿纹茶叶罐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竹质茶罐更亲民
相较之下，竹质茶叶罐因价格低廉而得以更为广泛地应用。民国以来，竹质茶叶罐多是直接取材自竹节，利用其外表坚硬内心中空的特点来放茶。工匠将竹节内外打磨光滑，在外壁涂以红漆打底，接着手写茶庄字号、地址、电话以及宣传用语，再手绘仙鹤、博古等传统纹样。最后施以清漆保护图文不易磨损，再配上盖子便可装茶。
成熟的竹子外壁才厚实耐用，所以竹质茶叶罐一般体积较大。又因选材是自然生长的竹节，所以高矮粗细会有微小的差别。但以笔者收藏的数只民国“北京西鸿记茶庄”竹质茶叶罐来看，外壁花色图案虽有不同，高度都在24厘米上下，直径都在8厘米左右。同一字号的几只竹质茶叶罐，高矮粗细之间的差别皆在1厘米以内。竹质茶叶罐的规格大小可保持基本相同，也应是制作工匠在选材时的用心之处。
上世纪三十年代北京西鸿记茶庄竹质茶罐(作者自藏)
除去竹质茶叶罐，还有一种纸质茶叶罐。两者的规格大小几乎相同，只是选材从天然的竹节换成了人工的纸筒。由于纸的防潮性能不好，所以外面还要涂以厚漆。工匠在漆面上直接书写与绘画后，不再施以清漆保护。因此从质感和质量上，纸质茶叶罐都比不上竹质茶叶罐。这种纸质的茶叶罐，从民国一直沿用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笔者收藏有一只“北京市丰台区供销合作社”的纸质茶叶罐，与民国时期的纸质茶叶罐大小制式完全相同。笔者另收藏有一只北京“王府井百货商店”的大号纸质茶叶罐，可见纸质茶叶罐可不是小茶店的专利，像王府井百货商店这样的综合性商场也有使用。
上世纪五十年代北京王府井百货商店纸质茶罐(作者自藏)
不管是竹质或是纸质茶叶罐，虽然造价低廉但却不够坚固耐用。更为重要的是，存储细嫩茶叶的首要问题就是防潮，而竹与纸的防潮效果都不算理想，一旦周遭空气湿度过大还是有可能影响内中存放茶叶的品质。因此，民国时期竹质与纸质茶叶罐多在北方茶庄中小范围使用。新中国成立之后，竹质和纸质的茶叶罐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又因为竹与纸都不便于长期保存，以致如今留下的竹质或纸质茶叶罐也显得弥足珍贵。
铁皮茶罐应用广
民国的茶庄、茶店与茶栈中，盛放细嫩春茶最常使用的还是铁皮茶叶罐。近代以来，随着与西方接触日益增多，一种叫做“马口铁”的舶来品材料开始出现，使得铁皮茶叶罐最终得以普及。
马口铁，正式名称为镀锡钢片，是一种表面镀有一层锡的铁皮。马口铁最早产于波希米亚(今捷克境内)，该地自古就有先进的金属工艺。
17世纪，一些欧洲国家都曾希望建立自己的马口铁工业，但由于需要大笔资金，所以迟迟未得到发展。直到1811年，英国人布莱恩·唐金和约翰·霍尔开办马口铁罐头食品业之后，马口铁制造才大规模发展起来。因为是舶来品，所以民间也称其为洋铁(Tin Plate)。中国第一批洋铁是从清代中叶始自澳门进口的，“马口”二字，便来源于澳门的外文名称“MACAU”的译音。
由马口铁制成的铁皮茶叶罐，非常利于保护细嫩茶叶的品质与风味。首先，铁皮茶叶罐避光效果良好。上等的春茶中，维生素C的含量颇高,维生素C若受到光线照射，会与其他食品成分发生作用以致大量流失。其次，铁皮茶叶罐密封性绝佳。要知道，防止茶叶受潮和串味，是中国古代爱茶人最为头疼的问题。宋代的爱茶人，甚至因此发明了奢侈且怪异的存茶方式。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是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他的家乡是宋代著名的茶区，盛产一种名曰“双井茶”的名优茶。欧阳修《双井茶》一诗中“白毛囊以红碧纱，十斤茶养一两芽”的名句，就透露出了宋代那种特殊的存茶方式：头春满布白毛的嫩茶，不仅要放在精细的丝质囊袋中保存。同时为了防止其受潮和串味，还要用十斤普通茶拱卫在一两春芽外，作为挡箭牌，吸附外界环境中的潮气和异味。中国古人对于春茶的爱护与珍视，几乎到了极端的状态。
综合以上诸多优点，铁皮茶叶罐在晚清民国茶庄中的应用最为广泛。笔者收藏的扬州景吉泰茶庄茶叶罐上，印有如下文字：“茶叶用纸包最易走味，本号有鉴于斯，特制五彩铁罐装储，可使历久不变。凡居家旅行送礼均极相宜。”
铁皮茶叶罐成为了民国茶庄盛放高档春茶的必选包装，例如笔者自藏老北京东安市场天盛茶庄的马口铁茶罐，历经近百年密封性仍然极佳，表面光洁如新，甚至还闪露着金属的光泽。您家里如果有那种老式铁皮茶叶罐，只要干净卫生没有长锈，其实完全还可以继续用来存茶。时至今日，马口铁也仍是茶叶罐的主流材质。
上世纪二十年代北京东安市场天盛茶庄马口铁茶罐(作者自藏)
其实不难看出，不管是竹质、纸质还是马口铁，旧时的茶叶包装都是以简单实用为主，兼具美感和宣传性。相较而言，我们如今不少奢华的礼品茶包装，既不实惠也不环保，是到了该被市场淘汰的时候了。清代郑板桥在《李氏小园》一诗中，曾谈起自己选择茶器具的标准是“杯用宣德瓷，壶用宜兴砂，器物非金玉，品洁自生华”。这里的洁，一是讲干净清洁，二是讲品味高洁。
一件茶器具，是不是名家所做，有没有投资潜力，有没有升值空间，这都不是郑板桥这样真正的爱茶人应该关心的事情。其实过年给亲友选购茶礼时，对于茶叶包装不妨也采用板桥先生这两句诗为原则：器物非金玉，品洁自生华。
来源：北京晚报·五色土、北京日报、北京茶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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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史台记》：唐制，御史有三院：一曰台院，其僚为侍御史；二曰殿院，其僚为殿中侍御史；三曰察院，其僚为监察御史。察院厅居南，会昌初，监察御史郑路所葺。礼察厅，谓之松厅，以其南有古松也。刑察厅谓之魇厅，以寝于此者多梦魇也。兵察厅主掌院中茶，其茶必市蜀之佳者，贮于陶器，以防暑湿。御史辄躬亲缄启，故谓之茶瓶厅。
《资暇集》：茶托子，始建中蜀相崔宁之女，以茶杯无衬，病其熨指，取子承之。既啜而杯倾。乃以蜡环子之央，其杯遂定，即命工匠以漆代蜡环，进于蜀相。蜀相奇之，为制名而话于宾亲，人人为便，用于当代。是后，传者更环其底，愈新其制，以至百状焉。
贞元初，青郓油缯为荷叶形，以衬茶碗，别为一家之。今人多云托子始此，非也。蜀相即今升平崔家，讯则知矣。
《大观茶论》：茶器：罗碾。碾以银为上，熟铁次之。槽欲深而峻，轮欲锐而薄。罗欲细而面紧，碾必力而速。惟再罗，则入汤轻泛，粥面光凝，尽茶之色。
盏须度茶之多少，用盏之大小。盏高茶少，则掩蔽茶色；茶多盏小，则受汤不尽。惟盏热，则茶立发耐久。
筅以筋竹老者为之，身欲厚重，筅欲疏劲，本欲壮而末必眇，当如剑脊之状。盖身厚重，则操之有力而易于运用。筅疏劲如剑脊，则击拂虽过，而浮沫不生。
瓶宜金银，大小之制惟所裁给。注汤利害，独瓶之口嘴而已。嘴之口差大而宛直，则注汤力紧而不散。嘴之末欲圆小而峻削，则用汤有节而不滴沥。盖汤力紧则发速有节，不滴沥则茶面不破。
勺之大小，当以可受一盏茶为量。有馀不足，倾勺烦数，茶必冰矣。
蔡襄《茶录·茶器》：茶焙，编竹为之，裹以箬叶。盖其上以收火也，隔其中以有容也。纳火其下，去茶尺许，常温温然，所以养茶色香味也。
茶笼，茶不入焙者，宜密封裹，以箬笼盛之，置高处，切勿近湿气。
砧椎，盖以碎茶。砧，以木为之，椎则或金或铁，取于便用。
茶钤，屈金铁为之，用以炙茶。
茶碾，以银或铁为之。黄金性柔，铜及石皆能生，不入用。
茶罗，以绝细为佳。罗底用蜀东川鹅溪绢之密者，投汤中揉洗以罩之。
茶盏，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之久热难冷，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试不宜用。
茶匙要重，击拂有力。黄金为上，人间以银铁为之。竹者太轻，建茶不取。
茶瓶要小者，易于候汤，且点茶注汤有准。黄金为上，若人间以银铁或瓷石为之。若瓶大啜存，停久味过，则不佳矣。
孙穆《鸡林类事》：高丽方言，茶匙曰茶戍。《清波杂志》：长沙匠者，造茶器极精致，工直之厚，等所用白金之数。士大夫家多有之，置几案间，但知以侈靡相夸，初不常用也。
凡茶宜锡，窃意以锡为合，适用而不侈。贴以纸，则茶易损。
张芸叟云：吕申公家有茶罗子，一金饰，一棕栏。方接客，索银罗子，常客也；金罗子，禁近也；棕栏，则公辅必矣。家人常挨排于屏间以候之。
《黄庭坚集·同公择咏茶碾》诗：要及新香碾一杯，不应传宝到云来。碎身粉骨方馀味，莫厌声喧万壑雷。
陶谷《清异录》：富贵汤，当以银铫煮之，佳甚。铜铫煮水，锡壶注茶，次之。
《苏东坡集·扬州石塔试茶》诗：坐客皆可人，鼎器手自洁。
《秦少游集·茶臼》诗：幽人耽茗饮，刳木事捣撞。巧制合臼形，雅音伴控。
《文与可集·谢许判官惠茶器图》诗：成图画茶器，满幅写茶诗。会说工全妙，深谙句特奇。
谢宗可《咏物诗·茶筅》：此君一节莹无瑕，夜听松声漱玉华。万里引风归蟹眼，半瓶飞雪起龙芽。香凝翠发云生脚，湿满苍髯浪卷花。到手纤毫皆尽力，多因不负玉川家。
《乾淳岁时记》：禁中大庆会，用大镀金。以五色果簇龙凤，谓之绣茶。
《演繁露》：《东坡后集二·从驾景灵宫》诗云：“病贪赐茗浮铜叶。”按今御前赐茶皆不用建盏，用大汤，色正白，但其制样似铜叶汤耳。铜叶，色黄褐色也。
周密《癸辛杂志》：宋时，长沙茶具精妙甲天下。每副用白金三百星或五百星，凡茶之具悉备。外则以大缨银合贮之。赵南仲丞相帅潭，以黄金千两为之，以进尚方。穆陵大喜，盖内院之工所不能为也。
杨基《眉庵集·咏木茶炉》诗：绀绿仙人炼玉肤，花神为曝紫霞腴。九天清泪沾明月，一点芳心托鹧鸪。肌骨已为香魄死，梦魂犹在露团枯。孀娥莫怨花零落，分付馀醺与酪奴。
张源《茶录》：茶铫，金乃水母，银备刚柔，味不咸涩，作铫最良。制必穿心，令火气易透。
茶瓯，以白瓷为上，蓝者次之。
闻龙《茶笺》：茶，山林隐逸，水铫用银尚不易得，何况乎？若用之恒，归于铁也。
罗廪《茶解》：茶炉，或瓦或竹皆可，而大小须与汤铫称。凡贮茶之器，始终贮茶，不得移为他用。
李如一《水南翰记》：韵书无字，今人呼盛茶酒器曰。
《檀几丛书》：品茶用瓯，白瓷为良，所谓“素瓷传静夜，芳气满闲轩”也。制宜口邃肠，色浮浮而香不散。
《茶说》：器具精洁，茶愈为之生色。今时姑苏之锡注，时大彬之沙壶，汴梁之锡铫，湘妃竹之茶灶，宣、成窑之茶盏，高人词客，贤士大夫，莫不为之珍重。即唐宋以来，茶具之精，未必有如斯之雅致。
《闻雁斋笔谈》：茶既就筐，其性必发于日，而遇知己于水。然非煮之茶灶、茶炉，则亦不佳。故曰饮茶，富贵之事也。
《雪庵清史》：泉冽性驶，非扃以金银器，味必破器而走矣。有馈中泠泉于欧阳文忠者，公讶曰：“君故贫士，何为致此奇贶？”徐视馈器，乃曰：“水味尽矣。”噫！如公言，饮茶乃富贵事耶。尝考宋之大小龙团，始于丁谓，成于蔡襄。公闻而叹曰：“君漠士人也，何至作此事！”东坡诗曰：“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此则二公又为茶败坏多矣。故余于茶瓶而有感。
茶鼎，丹山碧水之乡，月涧云龛之品，涤烦消渴，功诚不在芝术下。然不有似泛乳花、浮云脚，则草堂暮云阴，松窗残雪明，何以勺之野语清。噫！鼎之有功于茶大矣哉！故日休有“立作菌蠢势，煎为潺声”，禹锡有“骤雨松风入鼎来，白云满碗花徘徊”，居仁有“浮花原属三昧手，竹斋自试鱼眼汤”，仲淹有“鼎磨云外首山铜，瓶携江上中泠水”，景纶有“待得声闻俱寂后，一瓯春雪胜醍醐”。噫！鼎之有功于茶大矣哉！虽然，吾犹有取卢仝“柴门反关无俗客，纱帽笼头自煎吃”，杨万里“老夫平生爱煮茗，十年烧穿折脚鼎”。如二君者，差可不负此鼎耳。
冯时可《茶录》：芘莉，一名，茶笼也。牺，木勺也，瓢也。
《宜兴志》：茗壶，陶穴环于蜀山，原名独山，东坡居阳羡时，以其似蜀中风景，改名蜀山。今山椒建东坡祠以祀之，陶烟飞染，祠宇尽黑。
冒巢民云：茶壶以小为贵，每一客一壶，任独斟饮，方得茶趣。何也？壶小则香不涣散，味不耽迟。况茶中香味，不先不后，恰有一时。太早或未足，稍缓或已过，个中之妙，清心自饮，化而裁之，存乎其人。
周高起《阳羡茗壶系》：茶至明代，不复碾屑、和香药、制团饼，已远过古人。近百年中，壶黜银锡及闽豫瓷，而尚宜兴陶，此又远过前人处也。陶曷取诸？取其制，以本山土砂，能发真茶之色香味，不但杜工部云“倾金注玉惊人眼”，高流务以免俗也。至名手所作，一壶重不数两，价每一二十金，能使土与黄金争价。世日趋华，抑足感矣。考其创始，自金沙寺僧，久而逸其名。又提学颐山吴公读书金沙寺中，有青衣供春者，仿老僧法为之。栗色暗暗，敦庞周正，指螺纹隐隐可按，允称第一，世作龚春，误也。
万历间，有四大家：董翰、赵梁、玄锡、时朋。朋即大彬父也。大彬号少山，不务妍媚，而朴雅坚栗，妙不可思，遂于陶人擅空群之目矣。
此外，则有李茂林、李仲芳、徐友泉；又大彬徒欧正春、邵文金、邵文银、蒋伯四人；陈用卿、陈信卿、闵鲁生、陈光甫；又婺源人陈仲美，重锼叠刻，细极鬼工；沈君用、邵盖、周后溪、邵二孙、陈俊卿、周季山、陈和之、陈挺生、承云从、沈君盛、陈辰辈，各有所长。徐友泉所自制之泥色，有海棠红、朱砂紫、定窑白、冷金黄、淡墨、沉香、水碧、榴皮、葵黄、闪色、梨皮等名。大彬镌款，用竹刀画之，书法闲雅。
茶洗，式如扁壶，中加一盎，鬲而细窍其底，便于过水漉沙。茶藏，以闭洗过之茶者。陈仲美、沈君用各有奇制。水杓、汤铫，亦有制之尽美者，要以椰瓢、锡缶为用之恒。
名壶宜小不宜大，宜浅不宜深。壶盖宜盎不宜砥。汤力茗香，俾得团结氤氲，方为佳也。
壶若有宿杂气，须满贮沸汤涤之，乘热倾去，即没于冷水中，亦急出水泻之，元气复矣。
许次纾《茶疏》：茶盒，以贮日用零茶，用锡为之，从大坛中分出，若用尽时再取。
茶壶，往时尚龚春，近日时大彬所制，极为人所重。盖是粗砂制成，正取砂无土气耳。
仙云：茶瓯者，予尝以瓦为之，不用磁。以笋壳为盖，以槲叶攒覆于上，如箬笠状，以蔽其尘。用竹架盛之，极清无比。茶匙，以竹编成，细如笊篱，样与尘世所用者大不凡矣，乃林下出尘之物也。煎茶用铜瓶，不免汤，用砂铫，亦嫌土气，惟纯锡为五金之母，制铫能益水德。
谢肇《五杂俎》：宋初闽茶，北苑为最。当时上供者，非两府禁近不得赐，而人家亦珍重爱惜。如王东城有茶囊，惟杨大年至，则取以具茶，他客莫敢望也。
《支廷训集》有《汤蕴之传》，乃茶壶也。
文震亨《长物志》：壶以砂者为上，既不夺香，又无熟汤气。锡壶有赵良璧者亦佳。吴中归锡，嘉禾黄锡，价皆最高。
《遵生八笺》：茶铫、茶瓶，瓷砂为上，铜锡次之。瓷壶注茶，砂铫煮水为上。茶盏，惟宣窑坛为最，质厚白莹，样式古雅，有等宣窑印花白瓯，式样得中，而莹然如玉。次则嘉窑，心内有茶字小盏为美。欲试茶色黄白，岂容青花乱之。注酒亦然，惟纯白色器皿为最上乘，馀品皆不取。
试茶以涤器为第一要。茶瓶、茶盏、茶匙生，致损茶味，必须先时洗洁则美。
曹昭《格古要论》：古人吃茶汤用，取其易于不留滞。
陈继儒《试茶》诗，有“竹炉幽讨”、“松火怒飞”之句。[竹茶炉，出惠山者最佳。]《渊鉴类函·茗碗》：韩诗“茗碗纤纤捧”。
徐葆光《中山传信录》：琉球茶瓯，色黄，描青绿花草，云出土噶喇。其质少粗无花，但作水纹者，出大岛。瓯上造一小木盖，朱黑漆之，下作空心托子，制作颇工。亦有茶托、茶帚。其茶具、火炉与中国小异。
葛万里《清异论录》：时大彬茶壶，有名钓雪，似带笠而钓者。然无牵合意。
《随见录》：洋铜茶铫，来自海外。红铜荡锡，薄而轻，精而雅，烹茶最宜。
【译文】
唐代韩琬（字茂贞，邓州南阳人）《御史台记》记载：唐朝制度，御史有三院：第一个叫做台院，其官员叫做侍御史；第二个叫做殿院，其官员叫做殿中侍御史；第三个叫做察院，其官员叫做监察御史。察院的办公场所察院厅居南，唐武宗会昌（841-846）初年监察御史郑路所修葺。其中的礼察厅，称作松厅，因为其南有一棵古松；刑察厅，称作魇厅，因为在这里就寝的人多梦魇；兵察厅，主管察院的茶饮。其茶叶一定要购买蜀茶中的佳品，贮存在陶器中，以防备暑天发潮变质。御史往往亲自封存或者开启，所以兵察厅又称为茶瓶厅。
唐代李匡《资暇集》记载：茶托子，创始于唐德宗建中（780-783）年间蜀相崔宁之女，因为茶杯没有衬垫，害怕烫手，于是就取碟子托起来。品饮之后，杯子又倾倒了，于是就用蜡环绕在碟子中央，茶杯就固定下来，随即派工匠用漆代替蜡环，进奉给蜀相。蜀相很惊奇，就为之命名并告诉亲朋好友，人们都认为很方便，当时就流行开来。此后，传承者再环其底部，更新其规制，从而使茶托子发展到上百种形状。
唐德宗贞元（785-805）初年，青州郓城用缯布加油漆制成荷叶形状，用来衬垫茶碗，形成另外一种碟子。今人大多说茶托子就是起源于此，其实不然。蜀相即如今的升平崔家，一问便知究竟。
宋徽宗《大观茶论》中谈论茶器说：罗碾，茶碾以银质的为最好，熟铁制成者次之。槽要做得又深又陡，轮要做得又锐又薄。罗网要细密，罗面要拉紧，碾茶时一定要用力，并且速度要快。（罗茶时则要动作轻缓，罗面掌握水平，不怕反复多次，这样茶的细末几乎不会有什么损耗。）只有经过两次过罗的茶末，入水之后会轻轻漂起，在茶汤的表面有光泽凝聚，从而充分显现出好茶所应有的色泽。
茶盏，必须度量茶叶的多少，从而决定所用茶盏的大小。如果茶盏高而茶叶较少，就会遮盖住茶的色泽；如果茶叶较多而茶盏较小，就会使水量不足以充分溶解茶末，尽显茶之真味。茶盏只有在加热的情况下，才会使茶叶充分发挥其色香味，而且持续时间较长。
茶筅，是击拂专用的工具，以竹节细密的老竹加工而成。筅身即筅把要厚重，筅头即前端的竹帚则要稀疏有力，根部要粗壮而末梢要纤细，应当像剑脊般的形状。这是因为筅身厚重，就能在操作时有力，便于运用；筅头稀疏有力，根粗末细如剑脊的形状，就会使得在击拂时即便用力过猛也不会产生浮沫。
茶瓶，适合用金银，其大小规格，只有按照具体需要来决定。注汤（即将煎好的水注入茶盏）这个环节的关键，只是取决于茶瓶口嘴的大小和形状罢了。茶瓶的口，要稍微大一些，而且曲度要小一些，这样注汤时力量就比较集中，水流不会分散；茶瓶嘴的末端，要圆小而且尖削，那么在注汤时就会有所节制，水流不会形成滴沥。这是因为注汤时力量集中，那么茶叶的色香味就能迅速发挥出来；注汤时有所节制而不形成滴沥，那么茶盏表层的粥面就不会被破坏。
茶勺，是添续茶水的工具，其规格大小，应当以可以盛下一盏茶水为适量标准。如果盛水超过一盏，就要把多馀的水倒回去；如果不足一盏，又要再舀一次加以补充。这样倾倒数次，就会使盏中的茶水凉了。
北宋蔡襄《茶录》下篇论茶器：茶焙，用竹篾编制而成，外面包裹箬叶。上面盖起来，以便收拢火气；中间隔成两层，以便扩大容量。把茶饼放在上层，下层放置炭火，与茶饼保持一尺左右距离，使其中保持温暖的状态，就是为了保养茶的色香味。
茶笼，没有放入茶焙烘烤的茶饼，应当用箬叶紧密封裹，放在茶笼中盛起来，置于高处，切不要接近潮湿之气。
砧椎，砧和椎是用来捶碎茶饼的工具。砧板以木头做成，椎以金或者铁制成，取其方便实用。
茶钤，用金或铁屈曲而制成，用来夹住茶饼进行烘焙。
茶碾，用银或铁制成。黄金本性柔软，而铜和黄铜都容易生锈，不能选用。
茶罗，以罗网极细的为最好。罗底要用四川东川鹅溪绢中特别细密的，放到开水中揉洗干净后罩在罗圈之上。
茶盏，茶色浅白，适宜黑色的茶盏。建安所制造的茶盏黑里透红，纹理犹如兔毫，其坯稍厚，经过烘烤后久热难冷，最适宜饮茶之用。其他地方出产的茶盏，有的坯太薄，有的颜色发紫，都比不上建盏。那些青白色的茶盏，斗茶品茗的行家自然不会使用。茶匙，茶匙要有一定重量，这样用来击拂才会有力。以黄金制作的茶匙为最好，民间多用银、铁制成。用竹子制成的茶匙太轻，建茶一般不用。
茶瓶，用于烧水的汤瓶要小一点，以便于观察开水变化的情形，而且点茶注水的时候能够把握好分寸。汤瓶以黄金制作的为最好，民间多用银、铁或者瓷制作。如果茶瓶过大，品饮时有所剩余，停久茶味过熟，就不好了。
宋代孙穆《鸡林类事》记载：高丽方言，茶匙叫做茶戍。
宋代周辉《清波杂志》记载：长沙的工匠，制造茶具极其精致，其工价之高几乎与所使用的白银的价格相等，士大夫之家多有收藏，放置到几案之间，只知道相互夸耀珍贵奢侈，并不经常使用。一般说来茶叶适宜锡器，我认为锡器比较合适，而且实用而不奢侈。如果器具上贴上纸，则容易损坏茶的味道。
张舜民（字芸叟）说：吕公著（字晦叔，封申国公，世称吕申公）家有茶罗子，一个以黄金装饰，一个以棕毛为栏。正接待宾客的时候，招呼要银罗子，就是接待平常的客人；索要金罗子，就是接待皇帝身边的人；索要棕栏罗子，就一定是公辅大臣。家人经常要排着队在屏风间等候召唤。
《黄庭坚集》中有《同公择咏茶碾》诗写道：要及新香碾一杯，不应传宝到云来。碎身粉骨方馀味，莫厌声喧万壑雷。
北宋陶谷《清异录》中说：富贵汤，应当用白银制作的茶铫煎煮，非常好。用铜制的茶铫煮水，用锡制的茶壶注茶，次之。
《苏东坡集》中有《扬州石塔试茶》诗写道：坐客皆可人，鼎器手自洁。
《秦少游集》中有《茶臼》诗写道：幽人耽茗饮，刳木事捣撞。巧制合臼形，雅音伴祝。
《文与可集》中有《谢许判官惠茶器图》诗写道：成图画茶器，满幅写茶诗。会说工全妙，深谙句特奇。
元代谢宗可《咏物诗》中有《茶筅》诗写道：此君一节莹无瑕，夜听松声漱玉华。万里引风归蟹眼，半瓶飞雪起龙芽。香凝翠发云生脚，湿满苍髯浪卷花。到手纤毫皆尽力，多因不负玉川家。
南宋周密《乾淳岁时记》记载：宫中大的庆典活动，用镀金的大（陶制的扁形口大而撇的器皿）摆设五色水果，中间放龙凤团茶，称作绣茶。
南宋程大昌《演繁露》中说：《东坡后集二》中有《从驾景灵宫》诗写道：病贪赐茗浮铜叶。按今天御前赐茶都不用建盏，而用大汤，色泽正白，只是其制作的形制类似薄铜片所做的铜叶汤罢了。这种称为铜叶的茶盏呈黄褐色。
南宋周密《癸辛杂志》记载：宋代，长沙茶具制造精妙，甲于天下。每副茶具用白银三百星或五百星（金银一钱为一星），凡是有关茶的器具都应有尽有。外面用一个饰有穗带的银盒子盛起来贮存。赵葵（字南仲）丞相做潭州（治今长沙）知府的时候，用黄金千两制造茶具，进贡给朝廷。理宗皇帝（葬穆陵）大喜，因为这是宫中的工匠所不能制作的。
元末杨基《眉庵集》中有《咏木茶炉》诗写道：绀绿仙人炼玉肤，花神为曝紫霞腴。九天清泪沾明月，一点芳心托鹏鸪。肌骨已为香魄死，梦魂犹在露团枯。孀娥莫怨花零落，分付馀醺与酪奴。
明代张源《茶录》中说：茶铫，金是水之母，银则刚柔兼备，味道不咸不涩，是用来做茶铫的最好材料。茶铫的中间一定要穿透，以便能透过火气。（以上不见于张源《茶录》，而近于许次纾《茶疏》）茶瓯，以白瓷为最好，蓝白色的次之。
明代闻龙《茶笺》中说：茶，山林隐逸之人，所用茶铫以白银制成也不可能，何况用黄金制作茶呢？如果就使用长久而言，还是用铁制作的为好。
明代罗廪《茶解》中说：茶炉，用陶器或者竹子制成，其大小要与茶壶的大小相称。凡是贮藏茶叶的器具，一定要始终贮藏茶叶，不能改作他用。
明代李如一（名鹗，以字行，又字贯之，江阴人）《水南翰记》中说：韵书没有字，今人称盛茶、酒的器具叫做。
《檀几丛书》中说：品茶所用的茶瓯，以白瓷为佳，所谓“素瓷传静夜，芳气满闲轩”。其形制适宜小口而中间部分较深，这样能使茶色漂浮而香味不散。
明代黄龙德《茶说》中说：饮茶器具精致洁净，茶就会因此而增添光彩。至于当今苏州的锡壶、宜兴出产的时大彬紫砂壶、开封出产的锡铫、湘妃竹所制成的茶灶以及宣德窑、成化窑所出产的茶盏，无论高人隐士、诗人词客，还是贤明的士大夫，没有不倍加珍重和宝爱的。就是说自唐宋以来茶具的精致，也未必有当今如此雅致的。
明代张大复《闻雁斋笔谈》中说：茶叶采摘之后，其自然之性一定要借阳光散发开来，并且遇到作为知己的水。但是，不经过茶灶、茶炉烹煮，也达不到最佳效果。所以说，饮茶是一种富贵之事。
明代乐纯《雪庵清史》中说：甘测的泉水容易变形，如果不是用金银器盛起来，那么其味道必定冲破茶具的局限而散发出来。宋代有人赠送中泠泉给欧阳修的，欧阳修惊讶地说道：“先生您本来是贫寒的士人，为什么还要奉送如此厚重的礼物呢？”然后徐徐观察所馈赠的茶具，于是说道：“水味穷尽啦！”唉！诚如欧阳修先生所说，饮茶乃是富贵的事情。曾经考察宋朝的大小龙团茶，创始于丁谓，成于蔡襄。欧阳修听说后感慨道：“君谟作为一个士人，怎么能够做这样的事情？”苏东坡有诗写道：“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由此可见，丁、蔡二人对于茶的声誉又败坏很多啊！因此，我面对茶瓶而有所感触。
茶鼎，是炼丹和煮水的地方，那些在明月之涧和白云之龛所出产的茶品，经过茶鼎的烹煎，可以涤烦消渴，其功用确实不在灵芝、白术等养生妙品之下。然而，如果没有泛乳花（烹茶时茶盏上所泛的浮沫）、浮云脚（盏面所浮的蒸汽），那么草堂暮云阴，松窗残雪明，用什么伴随野语清言？啊！鼎对于茶事的功用太大了！因此，唐代皮日休有“立作菌蠢势，煎为潺声”的诗句，刘禹锡有“骤雨松风入鼎来，白云满碗花徘徊”的诗句，宋代吕居仁有“浮花原属三昧手，竹斋自试鱼眼汤”的诗句，范仲淹有“鼎磨云外首山铜，瓶携江上中泠水”的诗句，罗大经（字景纶）有“待得声闻俱寂后，一瓯春雪胜醍醐”的诗句。啊！鼎对于茶事的功用是太大了！即使如此，我还是叹赏卢仝的“柴门反关无俗客，纱帽笼头自煎吃”，杨万里的“老夫平生爱煮茗，十年烧穿折脚鼎”，像这两位先生，差不多可以无负此鼎了。
明代冯时可《茶录》记载：芘莉，也叫做，就是茶笼。牺，就是木勺，也就是茶瓢。
《宜兴志》记载茗壶说：陶窑分布于蜀山的周围。蜀山又叫做独山，苏东坡居住阳羡的时候，认为这里很像蜀中的风景，改名叫做蜀山。如今山顶还建有东坡祠进行祭祀，因为制陶的烟雾飘来熏染，东坡祠的建筑尽呈黑色。
冒襄（字巢民）《茶汇钞》中说：茶壶，以小巧为最佳，每一个客人一个茶壶，任其独自斟茶品饮，这样才能得到茶中真味。为什么呢？茶壶小巧就不会使香气消散，味道也不会改变。况且茶中的香味，不早不晚，恰在一时之间，太早或者未足，稍缓或者已过，其中的奥妙，清心悦神，品饮自知，通晓其中的变化而采取适当的措施，完全在于其人的自我体味。
明代周高起《阳羡茗壶系》中说：饮茶风尚发展到明代，不再碾成细末、加入香药、制成团饼，这也是远远超过古人的地方。近百年以来，茶壶淘汰了银壶、锡壶以及福建、河南的瓷壶，而崇尚宜兴紫砂陶壶，这又是近人远远超过前人的地方。宜兴陶壶的可取之处何在？就在于它用当地山中的含砂陶土，能够充分发挥天然真茶的色香味，如杜甫《少年行》诗中所吟咏的“倾金注玉惊人眼”，其形制高流也是着意于免俗。至于名家所制作的茶壶，一个茶壶的重量不过数两，其价格往往高达一二十两银子，从而能使泥土与黄金争价。世风日趋浮华，也足以令人感慨了。考察宜兴陶壶的创始，可以追溯到金沙寺的和尚，因为年代久远已经不知道他的名字了。另一种说法，是提学副使吴仕（字克学，又字颐山，宜兴人）曾在金沙寺中读书，其青衣小童名叫供春，他模仿老和尚的方法制作陶壶。如今传世的供春壶，色泽如栗子黯然沉着，坚实刚硬，犹如古代的金银铁器；敦厚笃实，形制周正，壶上手指的螺纹隐隐泛起，清晰可辨，可以称得上天下第一了。世人称它为龚春，是不对的。
万历（1573-1620）年间，有四大制壶名家：董翰（号后溪）、赵梁（一作赵良）、玄锡、时朋。时朋即时大彬的父亲。时大彬号少山，他在艺术风格上不追求艳丽妩媚，而以古朴、雅致、坚实、栗色作为特征，工艺奇妙，巧夺天工。于是就在陶艺领域标举大雅遗风，独擅空群之名目。（韩愈《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此外，还有李茂林（名养心）、李仲芳（茂林子）、徐友泉（名士衡）；又有时大彬的徒弟欧正春、邵文金、邵文银、蒋伯（名时英）四人；陈用卿（俗名陈三呆子）、陈信卿、闵鲁生（名贤）、陈光甫；还有婺源人陈仲美，所制文玩器具反复镂刻，重叠雕饰，极其细腻，堪称鬼斧神工；沈君用（名士良）、邵盖、周后溪、邵二孙、陈俊卿、周季山、陈和之、陈挺生、承云从、沈君盛、陈辰（字共之）等，也都各有所长。徐友泉所自制的茶壶，泥色有海棠红、朱砂紫、定窑白、冷金黄、淡墨、沉香、水碧、榴皮、葵黄、闪色、梨皮等名目。在茶壶上镌刻题款也是从时大彬开始的，运用竹刀刻画，书法娴雅。
茶洗，又叫做漉尘，式样像扁壶，中间加有一个弧形的鬲，底部有细孔，以便于冲洗掉茶叶中的沙尘。茶藏，是用来留住洗过的茶叶的工具。这两种茶具，陈仲美、沈君用都有非常奇异的制作工艺。至于水勺、汤铫之类的茶具，世间也有制作得尽善尽美的，但日常还是以椰壳、葫芦器、锡器最为实用和常见。
茶壶的制作，宜小不宜大，宜浅不宜深；壶盖适宜弧形拱起而不适宜平面，这样可以使得汤力集中，香气氤氲，才称得上达到了最佳效果。
茶壶如果出现有陈杂气味，就要先用沸水倒满洗涤，并且乘热倒掉，随即浸入冷水之中，也要马上拿出来将水倒掉，这样其元气就可以恢复了。
明代许次纾《茶疏》中说：茶盒，用来贮藏日常所用的零星茶叶，以锡制成，其作用是从大坛中分取茶叶，一盒用完之后再从大坛中取用。（此则不见于《茶疏》，而与张源《茶录·分茶盒》略似）茶壶，往时崇尚龚（供）春所制的紫砂壶，近日则是时大彬所制的茶壶，非常受人珍重和宝爱。因为紫砂壶都是用粗砂烧制而成，正是取其砂不含土气的优点。
仙说：茶瓯，我曾经以陶制成，而不用瓷。用笋壳作为盖子，再用槲叶覆盖在上面，如同箬叶斗笠的形状，以此来遮蔽尘埃。然后以竹架盛起来，无比清幽。茶匙，用竹篾编成，细如笊篱一样，形状与尘世所使用的大不相同，乃是山林隐逸生活中的物件。煎茶使用铜制的茶瓶，不免会有铜锈之味，用砂陶所制的茶铫也嫌有土腥气，只有纯锡乃是五金之母，制成茶铫能够增益茶水的质量。
明代谢肇《五杂俎》记载：宋初福建所出产的茶叶，以北苑为最好。当时上贡给朝廷的茶叶，如果不是中书省和枢密院以及皇帝身边的人都得不到赏赐，而民间也都极其珍重爱惜。例如王东城有一个茶囊，只有杨大年来，才会取出来烹茶待客，其他客人没有敢于奢望的。
明代支廷训《支廷训集》中有一篇《汤蕴之传》，也就是给茶壶所做的传记。
明代文震亨《长物志》中说：茶壶以砂陶所做的为最好，既不会侵夺茶的香味，而且也没有熟汤气。锡壶有赵良壁所制的也很好。吴中的归锡、嘉禾的黄锡，价格都是最高的。
明代高濂《遵生八笺》中说：茶铫和茶瓶，以瓷器、陶器为最好，铜器、锡器次之。以瓷壶注茶、砂铫煮水这样的配置为最好。茶盏，只有宣德窑所出的坛盏为最好，质地厚重，色白莹润，样式古雅。有一种宣德窑的印花白色茶瓯，式样得中，莹然如玉。其次是嘉靖官窑，以茶盏底部中心有茶字的小盏为美。要烹试茶叶，以色泽黄白为好，怎么能容忍青花瓷器变乱其色泽？注酒也是一样，只有纯白色的器皿最为上乘，其馀的品种都不足取。
烹试茶叶，以洗涤器具作为第一要务。茶瓶、茶盏、茶匙等茶具一旦出现铁锈味，就会损坏茶的色香味，所以必须预先清洗洁净才好。
明代曹昭（字明仲，松江人）《格古要论》中说：古人饮茶用，取其容易喝干而不会留滞的优点。
明代陈继儒《试茶》中有“竹炉幽讨”、“松火怒飞”的诗句。[原注：竹茶炉以出产于无锡惠山的为佳。]清代《渊鉴类函·茗碗》记载：韩愈诗中有“茗碗纤纤捧”的句子。
清代徐葆光（字亮直，长洲人）《中山传信录》记载：琉球群岛的茶瓯，表面呈黄色，上面描画着青绿花草，据说出产于土噶喇。其质地略显粗糙而没有花纹，但有作水纹的，出产于大岛。茶瓯之上造有一个小木盖，用朱黑色漆好，下面有一个空心托子，制作颇为精致；另外，还有茶托、茶帚等。只有茶具、火炉与我国大陆稍微有些差异。
清代葛万里《清异论录》中说：时大彬所制的茶壶，有一种名叫钓雪，形状好像一个人带着斗笠在垂钓，但是形制意态自然，没有一点牵强之意。
清代屈擢升《随见录》记载：洋铜茶铫，来自海外。红铜表面烫上锡，器形很薄，重量很轻，精致而且高雅，用来烹茶最为合适。
文/网络综合
茶具和茶器
茶具和茶器是在不同时期对饮茶器具的称呼。从文献上看，饮茶器具最早被称为“具”。西汉王褒《僮约》载:“烹荼尽具”。西晋杜育《舜赋》,曰“器择陶简,出之东隅(瓯)”，唐《广陵耆老传》说东晋茶事，也将茶具称为“茶器”。唐陆羽《茶经》，承前朝将饮茶器具统称为“器”，以示区别加工用具。同代的张又新《煎水茶记》，曰“善烹洁器”，一直到宋初蔡襄《茶录》称为“器”,曰:“于净器中以沸汤渍之。"宋审安老人《茶具图赞》(1269年)将所有饮茶用器具统称为“茶具”。元代周密《癸辛杂记》记载“长沙茶具精妙甲天下”。此后明代、清代有关茶叶文献绝大多数称饮茶器具为茶具,沿至今日。
02
茶具的产生
茶具是因饮茶活动的需要，而从日常饮用器具中分化出来的专门饮茶用具。
茶被发现和初期利用时代,是作为药用、食用的植物。相传“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 秦汉年代(前206年左右)《神农本草·木部》 载"茗、苦荼,味甘苦，微寒无毒,主瘘疮，利小便，去痰温热，令人少睡”。 汉司马相如《凡将篇》（前140-前122年）开列举的中草药中有“荈、诧”。 同时,《晏子春秋》一书指出晏相(前514年左右)在齐景公时,将茶作蔬菜食用，因此没有专门的饮茶用具。
西汉王褒《僮约》中，出现“烹荼尽具” 只告诉人们西汉时已有茶“具”， 但未明确是何种茶具,何种形状和质地，是否专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浙江上虞其土的碗、壶、盏，以及江西的陶炉，尤其是浙江湖州出土的东汉内外施釉、肩部刻有“茶”字的青瓷瓮，被专家证实是茶具时，人们才知悉古代茶具的模样。魏张揖《广雅》介绍当时饮茶，曰：“先炙令色赤，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芼之。”此“瓷器”是否专用尚难肯定。西晋左思的《娇女诗》曰:“心为茶荈剧，吹嘘对鼎饬”，鼎饬应该是茶具。而同时代的杜育《荈赋》,“酌之以匏,取式公刘”， 匏是古代酒器，作为饮茶用，说明当时饮茶用具和酒食具的区分并不严格。可见茶具虽自汉就有，但在唐前的很长时期内，仍有混用现象，直到唐陆羽《茶经》总结了前人和唐时的饮茶情况，提出一套陆羽认为值得提倡的饮茶方法而设置的茶具时，才形成了中国成套的专用茶具。
茶具沿革
饮茶用具经过从无到有，从粗糙到精致，从混用到专用，从单件到成套茶具的历程，取决于茶叶生产、饮茶方式以及当时的技术进步。
唐代茶具
茶具虽始于汉，但形成系列的专用茶具现于唐。唐时饮茶风盛，唐封演《封氏闻见记》:“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饮茶普及，而促进了茶具。唐初高宗时,画家阎立本《萧翼赚兰亭图》画卷中反映了唐时的茶具，有风炉茶铛、带托的茶碗、茶碾和茶粉罐。唐玄宗天宝二年(744)，为举行通航庆典,每条彩船代表一个地方.分陈其土特产于上。在豫章郡(今江西南昌)船上，摆放“瓷器、酒器、茶釜、茶铛、茶碗"等，欢歌以进(《旧唐书·韦坚传》)，表达了茶具已开始作为某地的名产。
唐代制茶采用蒸青法，将茶叶放在甑中蒸熟，然后捣碎，把茶末拍制成团饼，最后将茶饼穿起,焙干后封存待用。饮茶时，先把茶饼捣碎,碾成细末，当水在釜中初沸时，以盐调味,再用竹夹环击汤心，然后下茶末,再置于茶碗中饮用，煎茶法成为主流。所以唐陆羽撰(茶经》，在四之器中,将饮茶器具分为8大类24种共29件.其中生火燃具有风炉、灰承、筥、炭挝、火筴;煎茶用具有鍑、交床;炙茶和碾茶用具有竹筴、纸囊、碾、拂末、罗合、则;贮水和存盐贮具有水方、漉水囊、瓢、熟盂、鹺簋、揭;盛茶和清洁用具有碗、畚、札、涤方、滓方、巾;茶器贮具有具列、都篮等。
唐代饮茶的陶瓷器具主要是瓷壶(亦称注子)和瓷碗。当时有三大著名瓷窑,一是浙江余姚的越窑，以烧制青瓷茶碗著名;二是湖南的长沙窑,以釉下彩绘的瓷壶盛名;三是河北的邢窑(内丘)，以烧制白瓷茶碗取胜，而且普遍采用“茶托子”，即盏托，说明瓷茶具开始配套,专用性更强。
“秘色瓷”是瓷中精品,产于越窑。浙江的余姚、上虞一带自汉代始烧窑，唐时为鼎盛期.烧制的青瓷有碗、壶、托盏等,备受陆羽青睐,称其为“类玉”、“类冰”，最宜村托茶色。所以，越窑为南瓷代表，与邢窑形成“南青北白”的瓷器格局。在越窑的产品中，秘色瓷烧制技术、配方、工艺不传人，传器极少，增添了神秘感。唐陆龟蒙《秘色瓷器》诗曰:“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后世宋代赵德麟《侯鲭录》曰:“今之秘色瓷器，世言钱氏有国越州烧进,今供之物，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1987年陕西法门寺出土文物有秘色瓷器，被视为文物研究工作的突破性发现。
唐时，饮茶用具崇尚金属制品,故陆羽云: “瓷与石皆雅器，性非结实,难可持久。用银为之，至洁,但涉于侈丽。雅则雅矣，洁亦洁矣,若用之恒，而卒归于铁也。”所以唐朝茶具如鍑皆用铁。在“金银为上” 的思想影响下，唐皇室多以金银为茶具。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器具有成套的金银茶具，其中有炙茶用的鎏金镂空鸿雁球路纹银笼子、金银丝结条笼子,碾茶用的鎏金壶门座茶碾子,罗茶用的鎏金仙人驾鹤纹壶门茶罗子,贮茶用的鎏金银龟盒，放调料用的摩蝎纹蕾纽三足盐台、鎏金人物画银坛子,煮茶用的壶门高圈足座银风炉、系链银火筋、鎏金飞鸿纹银匙子,以及调茶、饮茶用的流金伎乐纹调达子等。这些器具多为唐咸通九年至十年“文思院造”,其中部分刻有“五哥”字样的器具为唐僖宗用物。
02
宋、元代茶具
唐时饮有粗茶、散茶、末茶和饼茶,主要是后两者。至宋朝，斗茶风起推动了饮茶，陆羽提倡的煎茶法逐渐被点茶法所取代,所需茶具虽基本相似,但由于对茶之汤色等要求不同，所以对茶具形制和质地色泽上的要求也略有不同。
宋朝烧制茶具的产地有福建的建窑黑瓷、浙江的处州青瓷、河南的钧窑玫瑰紫釉、河北的定窑白瓷等。宋朝斗茶风盛，要求“茶叶色泽贵白”、“宜黑盏”,而“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熁之久热难冷,最为要用”。所以在茶具形制上,改大碗为小盏。盏实际是一种小碗,托口突起,托沿多作花瓣纹,托底中凹。同时斗茶也要求茶壶“注汤利(厉)害,独瓶之口嘴而已”，由此,宋朝的茶壶有了较大变化。至南宋,茶壶壶式由过去的饱满状变得瘦长，壶体的纹饰，由常见的莲瓣形变为瓜棱形。元朝的茶具跟宋代差不多,但壶形有变,宋朝的茶壶，流子多在肩部,元朝时移至腹部，真正可以达到“注汤利(厉)害”，因此流子比过去明显。元朝时景德镇创烧青花瓷闻名，日本“茶汤之祖”村田珠光特别钟爱,后人将青花瓷具别名为“珠光青瓷”。
宋时,蔡襄在《茶录》中，指出当时的茶具有“茶焙、茶笼、砧椎、茶钤、茶碾、茶罗、茶盏、茶匙、汤瓶”等。特别是宋审安老人《茶具图赞》,用白描将“韦鸿炉、木待制、金法曹、石转运、胡员外、罗枢密、宗从事、漆雕密阁、陶宝文、汤提点、竺副帅、司职方”呈现在人们眼前，使现代人更形象地了解宋代的茶具。
宋代茶具总体上要比唐代少一些，尤其在以下四个方面有变化:一改碗为盏;二改鍑为瓶；三改竹夹为茶钤;四改栟榈为茶筅。至元代基本沿袭宋制，但茶叶加工出现散茶(芽茶和叶茶)，萌芽冲泡法，具相应减少。元代的冲泡茶,其芽叶有时也要碾碎，元耶律楚材诗曰: “青旗一叶碾新芽”，但在元代盗墓烹茶图中未见茶碾，疑是直接冲泡。
03
明代茶具
唐宋时期饮茶以饼茶为主,元代虽开始饮散茶，但在方法上饮用饼茶的痕迹未退。至明朝，皇帝朱元璋“废团茶”,于是散茶兴起，使用冲泡茶叶的方法成为主流。明代文震享《长物志》曰:吾朝所尚又不同，其烹试之法,亦与前之异,然简便异常,天趣备悉,可谓尽茶之真味矣。至于洗茶、候汤、择器，皆各有法。”
明代茶具虽然简化，但由于冲泡方法特殊，在许多方面都有专门要求。散茶易受潮,贮茶更显重要，所以明代采用贮焙结合，即用大陶罂烘干后,放入若干层干箬叶片,而后将烘干冷却的茶叶放入,其上放箬叶,最后用干燥后的六七层宣纸封口。平日取用的，“以新燥宜兴小瓶取之,约可受四五两,取后随即包整”。由于明代饮茶时要“洗茶”，即用热水洗茶，除去“尘垢”和“冷气”。洗茶采用茶洗,用砂土烧之，上下两层，上层底有筛孔，沙垢从孔中流人下层，取上层干净芽叶泡饮。此外，明代用汤瓶烧水，“瓶要小者易候汤，又点茶注汤有准，瓷器为上”[张谦德《茶经》,也有人用金属汤瓶。在饮具上由于冲茶的需要，出现了小茶壶和白盏,取代了黑盏。明许次纾《茶疏》:“其在今日,纯白为佳，兼贵于小。”当时生产白瓷的汝、官、哥、宣和定窑都成为生产茶具的重要窑场,产品以宣德所产的白釉小盏最为著名,因形似鸡心,又称鸡心杯。杯是一种古老的用具,但作为茶具还是明代冯可宾《岕茶笺》才提到。
此外，明代江苏宜兴用五色陶土烧成紫砂陶，与瓷器争名，出现了供春和时大彬两位著名艺人。由于紫砂壶有良好的保味功能，能吸附茶汁增积茶锈,冷热急变不易胀裂,传热慢又不烫手，成陶火度高,可直接置于炉火上，因而备受欢迎。而瓷器在景德镇又有创新，成化时的斗彩，嘉万年的五彩、填彩,都驰名于世。青花是釉下彩，即先画彩再敷釉烘烧。斗彩、五彩填彩则是釉上彩,斗彩是在青花器上,再加红黄绿紫等各种彩料,釉下花纹和釉上彩共绘一体，相互争辉。明代《帝京景物略》载,“成杯一双,值十万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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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茶具
清代，六大茶类基本齐全，由于多为散形茶，故以直接冲泡法为主,尤其是省略明代洗茶这一-程序，简化了茶具。
清代的茶具以陶瓷为主，所以有“景瓷宜陶”的说法。制瓷业尤其以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个时期最为繁荣。康熙时,景瓷除以生产五彩瓷为主外，还创烧了珐琅粉彩两种新的釉上彩。珐琅彩瓷，是仿造铜胎珐琅器的色彩和纹饰烧制的,胎质洁白，薄如蛋壳,烧制程度相当完善。在康熙和雍正年间还创烧了一种盖碗和盖盏。盖碗和盖盏自古即有,但从文献记载上看,清代盖碗，尤其是在形质上与过去有很大的差别，主要表现在质地细腻、彩釉清晰、逼真、纹饰多样化。同时宜陶在清代有更大发展,这是和清朝政治体制有关，一大批游手好闲的八旗子弟及文人墨客,对宜兴紫砂陶爱不释手,使得一批能工巧匠应运而生，尤其是些文人与陶匠结合,更创造了紫砂陶茶具的辉煌。清初的陈鸣远和嘉庆的陈曼生，所制之壶尤名于世。陈曼生是宜兴知县，也是清著名的篆刻家、书法家,画家和陶壶设计家。癖好陶壶,艺匠杨彭年按其意生产.形成曼生壶。杨彭年制壶不用模子,信手捏成，式样非凡；与陈曼生合作制作的被称为“当世绝作”的“侵生十八式”，形式多样，有“石铫式、汲直、却日、横云、百纳、合欢、春胜、古春、饮虹、瓜形、葫芦、天鸡、合斗、圆珠、乳鼎、镜互、棋奁、方壶等,每式上都有题识”。曼生壶一般由陈曼生刻铭题字，把柄上印有“彭年”小印章。
清代乌龙茶的出现,开创了一种新的饮茶方法。清施鸣保《闽杂记》:“漳泉各属,俗尚功夫茶,茶具精巧;壶有小如胡桃者,名孟公壶,杯极小者,名若琛杯，以武夷小种为尚...饮必细啜久咀。”孟臣姓惠,江苏宜兴人，活动于明末清初(1598-1684年)，书法类唐大书法家褚遂良。其壶作品朱紫者多,白泥者少；小壶多,中壶少,大壶最罕,可见是制小壶能手。
此外,清代还出现了脱胎漆茶具、四川的竹编茶具等,使人耳目一新,更放异彩。
茶具的发生和发展与社会经济文化有关，更与时代习俗、审美观以及茶类的变化、饮茶方法有关。茶具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时代精神，印刻着历史的烙印；茶具还反映了当时的技艺水平。每个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的主流茶具,也有承上启下的前朝茶具夹入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