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砂壶周新保

　　明代中期以后，兴起用茶壶泡茶。以茶壶泡茶是对饮茶方法的改进和提高。首先，用壶泡茶比盏更宜于保暖；其次，用壶泡茶有利于防止尘埃落入茶汤；其三，茶壶的密闭性更优于茶盏，可以保持茶香而不使涣散。

　　因此，用茶壶泡茶很快得到推广，并成为风尚。而随着茶壶泡茶的推广，宜兴紫砂壶一跃成为饮茶的主要用具，周高起《阳羡茗壶系》说：“近百年中，壶黜银锡及闽豫瓷，而尚宜兴陶。”为什么独取宜兴紫砂壶？周高起又说：“陶曷（hé何，什么）取诸？取诸其制，以本山上砂，能发真茶之色香味。”原来宜兴紫砂壶泡茶之佳，在于能尽得茶之色香味。李渔说：“茗注莫妙于砂，壶之精者，又莫过于阳羡。”文震亨《长物志》也说：“茶壶以砂者为上，盖既不夺香，又无熟汤气。”许次纤在《茶疏》中也有同样的论说：“往时龚春茶壶，近日时彬所制，大为时人宝惜，盖皆以粗砂制之，正取粗砂无土气耳。”明代一些士大夫对宜兴紫砂壶泡茶的优良品质，认识几乎完全一致。

　　紫砂颜色有赤褐、淡黄、紫黑等，由紫砂细泥、白泥、绿泥、大红泥等高温烧成。质地本色自然纯朴，以造型取胜，“方非一式，圆不一样”，塑造精致。浅刻花卉、文字装饰。

　　宜兴紫砂壶之所以受到茶人喜爱，一方面是由于这种壶器造型美观，风格多样，独树一帜，另一方面也由于它在泡茶时有许多优点。归结起来宜兴紫砂壶泡茶有如下几方面的优点：

　　第一、保味功能好，泡茶不失原味，更无茶具本身所带的异味，聚香含淑，色、香、味俱佳，且香不涣散，得茶之真香真味。《长物志》说它“既不夺香，又无熟汤气”；

　　第二、陈茶不馊，暑天越宿不起腻苔，有利于洗涤及保持茶壶自身的卫生。久置不用，也不会有宿杂气，只要用时先满贮沸水，立刻倾出，再浸入冷水中冲洗，元气即可恢复，泡茶仍得原味。

　　据有关专家研究，一般陶瓷茶具，器壁光滑，渗透性差，其凝聚的水珠滴落后，使茶水频繁搅动，容易促使霉菌繁殖，造成茶水发酵。而紫砂壶的陶质壶盖有孔，能吸收水蒸汽，不至在盖上形成水珠，滴在茶水中搅动茶水，加速茶水的发酵。因此用宜兴茶壶注汤，不仅醇厚芳香；而且不易发馊；

　　第三、紫砂壶经久使用，壶壁积聚“茶锈”，以致空壶注入沸水，也会茶香氤氲（yīnyūn），这与紫砂壶胎质具有一定的气孔率有关，是紫砂壶独具的品质。

　　第四、冷热急变性能好，寒冬腊月，壶内注入沸水，绝对不会因温度突变而胀裂。同时砂质传热缓慢，泡茶后握持不会炙手。而且还可以置于文火上烹烧加温，不会因受火而开裂。

　　第五、紫砂壶长久使用，器身会因抚摸擦拭，变得越发光润可爱，所以闻龙在《茶牋jiǎn》中说：“摩掌宝爱，不啻（chì仅仅,只有，常用在表示疑问或否定的字后，组成“不啻”）掌珠。用之既久，外类紫玉，内如碧云。”成为奇物。

　　可以说紫砂茗壶被人们珍爱，完全是由于其具有优良独特的实用价值的缘由。

　　人们在泡茶饮茶的实践中，对紫砂壶的优越性不断总结，从而不断改进它的结构，使之尽善尽美，完全适合于泡茶饮茶品茶。《阳羡茗壶系》就说过：“壶供真茶，正在新泉活火，旋瀹旋啜，以尽色声香味之蕴。故壶宜小不宜大，宜浅不宜深，壶盖宜盎不宜砒，汤力香茗，俾得团结氤氲。”从实用的角度出发，冯可宾在《岕茶牋》中也说：“茶壶以小为贵，每一客，壶一把，任其自斟自饮，方为得趣。何也？壶小则香不涣散，味不耽阁。况茶中香味，不先不后，太早则未足，大迟则已过，的见得恰好一泻而尽。”就这样，宜兴紫砂壶自明代中叶勃兴之后，历清代及民国，经过不断的改进，最终成为雅俗共赏，大小适宜，饮茶品茗的最佳茶具。

　　文人士大夫们对宜兴紫砂壶的情有独钟，还有另一层原因。这就是紫砂壶已经成了他们的寄情之物，不仅由于壶式古朴风雅，得幽远之趣，而且又因紫砂壶质地古朴淳厚，不媚不俗，与文人的气质十分相投，被赞誉为“温润如君子，豪迈如大夫，风流如词客，丽娴如佳人，葆光如隐士，潇洒如少年，短小如诛儒，朴讷如仁人，飘逸如仙子，廉洁如高士，脱尘如袖子”。（日·奥兰田《茗壶图考源流》受到深爱笃好，甚至迷恋忘情。宜兴紫砂壶就是这样，在文人雅士、达官贵人、巨子富豪以及广大饮茶品茗君子摩挲爱护，追索求藏中，日臻完美，发扬光大。

从人文角度解析茶文化发展简史

茶文化植根于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我国文化宝库中弥足珍贵的遗产，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

 

茶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涉及科技教育、文化艺术、医学保健、历史考古、经济贸易、餐饮旅游和新闻出版等学科与行业。其形成与发展经历了汉魏六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当代5个时期。

 

汉魏六朝——中华茶文化的酝酿

茶以饮用传扬，茶文化围绕饮茶活动所形成的文化现象，两晋南北朝是中华茶文化的酝酿时期。

 

两晋南北朝，茶以其清淡、虚静的本性和疗病的功能广受宗教徒的青睐，佛教、道教徒与茶结缘，以茶养生，以茶助修行。

 

同一时期，饮茶之风在文人中盛行，茶文学初步兴起，产生了《荈赋》等名篇。孙楚的《出歌》、左思的《娇女诗》、王微的《杂诗》是早期的涉茶诗。晋宋时期的《搜神记》、《异苑》等志怪小说集中，有关于茶的故事。西晋杜育的《荈赋》是文学史上第一篇以茶为题材的散文，才辞丰美，对后世的茶文学创作颇有影响。

 

因此汉魏六朝是茶文化的酝酿时期。

 

唐代——中华茶文化的第一个高峰

 

中国茶道的最初的表现形式就是形成于中唐的煎茶道，陆羽《茶经》奠定了煎茶道的基础。煎茶道形成于8世纪后期的唐代宗、德宗时期，广泛流行于9世纪的中晚唐，并远传朝鲜半岛和日本。

 

大唐是文学繁荣时期，同时也是饮茶习俗普及和流行的时期，茶与文学结缘，出现了茶文学的兴盛。唐代茶文学的成就主要在诗，其次是散文。唐代第一流的诗人都写有茶诗，许多则是脍炙人口。如李白、杜甫、钱起、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柳宗元、韦应物、孟郊、杜牧、李商隐、温庭筠、皮日休、陆龟蒙等，无不撰有茶诗。尤其是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更是千古绝唱，为古今茶诗第一，“卢仝七碗”诗成为茶文学的经典。

 

茶书的撰著肇始于唐，现存唐代（含五代）的茶书总共有6部，完整的有陆羽《茶经》、张又新《煎茶水记》、苏廙《十六汤品》、毛文锡《茶谱》，部分的有斐汶《茶述》、温庭筠《采茶录》。

 

“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新茶。”中唐时，陆羽《茶经》的问世，奠定了中国古典茶学的基本构架，创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茶学体系，标志着唐代茶文化的形成。《茶经》概括了茶的自然和人文科学双重内容，探讨了饮茶艺术，把儒、道、佛三教融入饮茶中，首创中国茶道精神。它是茶叶百科全书，是茶学、茶艺、茶道的完美结合。

此外，唐代尚有茶事绘画、书法的出现，茶馆也在中唐产生，茶具独立发展，越窑、邢窑南北辉映。

 

唐代文化发达，宗教兴盛，特别是陆羽《茶经》的问世，终于使得茶文化在唐代成立，并在中晚唐形成了中华茶文化的第一个高峰。

 

宋代——中华茶文化的第二个高峰

点茶道形成于五代宋初，流行于两宋时期，鼎盛于北宋徽宗时期。宋太祖赵匡胤嗜茶，在宫廷中设立茶事机关，宫廷用茶已分等级。茶仪已成礼制，赐茶已成皇帝笼络大臣、眷怀亲族的重要手段，还赐给国外使节。至于下层社会，茶文化更是生机活泼，有人迁徙，邻里要“献茶”；有客来，要敬“元宝茶”；订婚时要“下茶”；结婚时要“定茶”；同房时要“合茶”。民间斗茶风起，带来了采制烹点的一系列变化。宋徽宗《大观茶论》序曰：“本朝之兴，岁修建溪之贡，龙团凤饼，名冠天下，而壑源之品，亦自此而盛。延及于今，百废俱兴，海内晏然，垂拱密勿，幸致无为。缙绅之士，韦布之流，沐浴膏泽，熏陶德化，盛以雅尚相推，从事茗饮，故近岁以来，采择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盛造其极。”宋徽宗以帝王的身份，撰著茶书，倡导茶道，有力地推动了点茶道的广泛流行。点茶道远传朝鲜和日本，是高丽茶礼和日本抹茶道的源头。

 

茶文学兴于唐而盛于宋。茶诗方面，梅尧臣、范仲淹、欧阳修、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陆游、范成大、杨万里等佳作迭起。陆游就有茶诗三百篇，范仲淹《和章岷从事斗茶歌》可以和卢仝“七碗茶歌”媲美，苏轼茶诗更是意境深远。茶文方面，有梅尧臣《南有佳茗赋》、吴淑《茶赋》、黄庭坚《煎茶赋》，而苏轼《叶嘉传》更是写茶的奇文。茶词是宋人的独创，苏轼、黄庭坚、秦观均有传世名篇。

 

现存宋代茶书有陶榖《荈茗录》、周绛《补茶经》、叶清臣《述煮茶小品》、蔡襄《茶录》、宋子安《东溪试茶录》、黄儒《品茶要录》、沈括《本朝茶法》、赵佶《大观茶论》、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赵汝砺《北苑别录》、桑茹芝《续茶谱》、审安老人《茶具图赞》共12种。其中11种撰于北宋，唯《茶具图赞》撰于南宋末年。

 

此外，宋代书法四大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均有茶事书法传世，赵佶《文会图》、刘松年《撵茶图》、辽墓茶道壁画反映点茶道的风行。都城汴梁、临安的茶馆盛极一时，建窑黑釉盏风行天下，并流传日本。

 

在北宋中后期，形成了中华茶文化的第二个高峰。

 

 

明代——中华茶文化的第三个高峰

 

明太祖朱元璋废团茶兴叶茶，促进了散茶的普及。明朝初期，延续着宋元以来的点茶道。直到明朝中叶，饮茶改为散茶直接用沸水冲泡。明人文震亨《长物志》云：“吾朝所尚又不同，其烹试之法，亦与前人异。然简便异常，天趣悉备，可谓尽茶之真味矣。”明人沈德符的《野获编补遗》载：“今人惟取初萌之精者，汲泉置鼎，一瀹便啜，遂开千古茗饮之宗。”泡茶道在明朝中期形成并流行，一直流传至今。

 

现存明代茶书有35种之多，占了现存中国古典茶书一半以上。其中有朱权《茶谱》、顾元庆《茶谱》、吴旦《茶经水辨》、吴旦《茶经外集》、田艺蘅《煮泉小品》、徐忠献《水品》、陆树声《茶寮记》、徐渭《煎茶七类》、孙大绶《茶谱外集》、陈师《茶考》、张源《茶录》、屠隆《茶说》、陈继儒《茶话》、张谦德《茶经》、许次纾《茶疏》、程用宾《茶录》、徐勃《茗谭》、周高起《阳羡茗壶系》等。其中，嘉靖以前的茶书只有朱权《茶谱》1种，嘉靖时期的茶书5种，隆庆时期1种，万历22种，天启、崇祯6种，仅万历年间茶书就超过明代茶书的一半以上。

 

周高起在《阳羡茗壶系》中说：“茶至明代不复碾屑和香药制团饼，此已远过古人。近百年中，壶黜银锡及闽豫瓷而尚宜兴陶，又近人远过前人处。”明中期至明末的上百年中，宜兴紫砂艺术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紫砂壶造型精美，色泽古朴，光彩夺目，成为艺术作品。从万历到明末是紫砂器发展的高峰，前后出现了“四名家”、“壶家三大”。“四名家”为董翰、赵梁、元畅、时朋。董翰以文巧著称，其余三人则以古拙见长。“壶家三大”指的是时大彬和他的两位高足李仲芳、徐友泉。时大彬在当时就受到“千奇万状信手出”、“宫中艳说大彬壶”的赞誉，被誉为“千载一时”。李仲芳制壶风格趋于文巧，而徐友泉善制汉方等。此外，李养心、惠孟臣、邵思亭擅长制作小壶，世称“名玩”。欧正春、邵氏兄弟、蒋时英等人，借用历代陶器、青铜器和玉器的造型及纹饰制作了不少超越古人的作品，广为流传。

 

明代的茶事诗词虽不及唐宋，但在散文、小说方面有所发展，如张岱的《闵老子茶》、《兰雪茶》、《金瓶梅》对茶事的描写。茶事书画也超过唐宋，代表性的有沈周、文徴明、唐寅、丁云鹏、陈洪绶的茶画，徐渭的《煎茶七类》书法等。

 

在晚明时期，形成了中华茶文化的第三个高峰。

 

当代——中华茶文化第四个高峰的开始

 

进入现代，传统的茶诗、茶词的创作仍在继续，郭沫若、赵朴初、聂绀弩、启功等均有佳作传世。茶事散文极其繁荣，20世纪的文学家大都撰有茶文，其数量是以往历代总和的数倍乃至数十倍。鲁迅、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苏雪林、秦牧、邵燕祥、汪曾祺、邓友梅、李国文、贾平凹均有优秀茶文，个人出版茶事散文专集的，有林清玄《莲花香片》、王旭烽《瑞草之国》、王琼《白云流霞》等。茶事小说更是异军突起，王旭烽的茶人三部曲——《南方有嘉木》、《不夜之侯》、《筑草为城》，荣获中国小说最高奖——茅盾文学奖。

 

艺术方面，有吴昌硕、齐白石、丰子恺、刘旦宅、范曾、林晓丹、李茂荣的茶事绘画，赵朴初、启功的茶事书法。老舍的《茶馆》常演不衰，茶歌、茶舞、茶乐是许多文艺晚会的保留节目。《请茶歌》、《采茶舞曲》、《挑担茶叶上北京》、《请喝一杯酥油茶》广为流传，家喻户晓。

 

自20世纪80年代起，沉寂了两百多年的中华茶道开始复兴。首先从台湾，继之是大陆和港澳。茶艺、茶道、茶文化团体和组织纷纷成立，有台湾中华茶艺联合促进会、台湾中华国际无我茶会推广协会、台湾中华茶文化学会、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中华茶人联谊会、澳门中华茶道会、香港茶艺中心等，他们为普及中华茶艺，弘扬中华茶道，作出了积极贡献。近年来两岸四地的茶道交流活动频繁，全国和地方性的茶艺赛、茶席设计赛也经常举办。理论研究异常活跃，近20年出版的有关茶艺、茶道、茶文化著作的数量，超过中国历史上茶书数量的总和。并且，现代中华茶艺已走出国门，不仅传播到东亚、东南亚，还远传欧美。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华茶文化全面复兴，茶馆业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现代茶艺馆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遍布都市城镇的大街小巷。目前中国每一座大中城市都有茶馆（茶楼、茶坊、茶社、茶苑等）数十到数百家，此外，许多宾馆、饭店、酒楼也附设茶室。中国目前有大大小小的各种茶馆、茶楼、茶坊、茶社、茶苑5万多家，北京、上海各有茶馆（茶楼、茶坊、茶社、茶苑等）一千多家。在许多大中城市，茶馆的数量正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正是鉴于现代茶馆业的迅猛发展，中国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于1998年将茶艺师列入国家职业大典，茶艺师这一新兴职业走上中国社会舞台。2001年，又颁布了《茶艺师国家职业标准》，规范了茶馆服务行业。茶艺馆成为当代茶产业发展中亮丽的风景。

 

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由于所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及生活风俗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饮茶风俗，如藏族酥油茶、维吾尔族的香茶、回族的刮碗子茶、蒙古族的咸奶茶、侗族和瑶族的打油茶、土家族的擂茶、白族的三道茶、哈萨克族的奶茶、苗族的八宝油茶、基诺族的凉拌茶、傣族的竹筒香茶、拉祜族的烤茶、哈尼族的土锅茶、布朗族的青竹茶等。当代，少数民族的茶文化也有长足的发展，新疆、云南等少数民族较集中的省区成立了茶文化协会。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和云南省思茅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了三届全国民族茶艺大赛，民族茶文化异彩纷呈。

“古保森”品牌简介：“古保森”即Global Sence, Social-Economic-Natural ComplexEcosyste(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