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茶叶贸易

2013年起，中国8省联合拟将中俄从武夷山到恰克图的万里茶道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实际上，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这一中俄传统茶叶运输路线发生了重大历史变迁，汉口成为中俄茶叶贸易之津梁，武夷和恰克图的地位下降，水路和陆路的联运、汉口经内河沿海运输至海参崴，以及从汉口直接运往欧俄黑海港口敖德萨的贸易路线被开辟，这些新兴茶叶贸易路线的开辟带动了输俄茶叶的数量和货值迅速增加。但中俄茶叶贸易路线为俄商所掌控，华商的传统商业地位损失殆尽，这是汉口外贸茶市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万里茶道路线图

中国历史上对外出口商品有很强的易代性，从18世纪初叶开始茶叶取代丝绸成为中国出口商品的第一大宗［1］（P133-143）。此时，进口中国茶叶的国家主要有英国和俄国，英国以广州为中心进行茶叶贸易，俄国则以恰克图为贸易据点，从中国茶叶生产地到中外贸易地的国内运输部分则由华商掌握。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汉口作为华中茶叶的聚散地为英俄商人所重，他们来到汉口开拓茶叶外贸市场。运输之短板是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为此俄商积极开拓新的茶叶贸易路线，这导致中俄传统万里茶道的历史变迁，也对华商造成严重冲击。

一、中俄传统茶路的形成及其主要影响因素

从16世纪起，俄罗斯一直在试图向东扩展统辖空间，到17世纪初已经来到蒙古地区。明清两朝在山西北部开辟了与蒙古贸易的茶马互市，在中国皇帝赠赐和边境贸易的过程中，俄国人逐步养成了饮茶的风习，17世纪后期俄国托波尔斯克、 莫斯科等市场上已经有茶在售卖①。1699年，沙俄国家商队首次到达北京，以后隔三年定期到中国贩运金银、丝绸、瓷器、棉布等物品，直到1716年来华商队才正式采购茶叶。该时期茶叶经历了从礼品到商品的转变，中俄贸易以北京为中心，多为皮布往来贸易，茶叶贸易居于次要地位，贸易量并不大，且俄国国家商队的活动范围受到严格的限制。1727年,清俄双方签订了《恰克图条约》，确立自额尔古纳河以西的边界,还规定除已有的尼布楚贸易集市，还将俄国边界之恰克图开设为中俄贸易之地点②。 此条约使中俄早期茶叶贸易发生两大转折：一是贸易地理中心从北京转移至恰克图，二是茶叶贸易从国家商队转变为以地域为特征、取得贸易特许经营权的商帮，中国主要为西帮茶商（晋商），俄国主要为莫斯科帮、土拉帮、阿尔扎马斯克和伏洛格达帮、托波尔斯克帮、伊尔库茨克帮、喀山帮等六大商帮［2］。其时，闽茶在英国市场上享有盛誉，俄人对闽茶也情有独钟，故西帮茶商深入武夷山区从事茶叶收购，利用牛、马等牲畜驮运，将闽茶经陆路转水路经汉口溯长江而上至樊城（今湖北襄阳市），继续北上入河南唐河、赊旗（今河南社旗县），再入山西潞安府（今山西长治一带）、沁州和太原府等，至河北张家口，用驼队将茶叶经库伦（今乌兰巴托）运至恰克图后交予俄商，俄商再将茶叶贩运至俄罗斯各地③。其中，从张家口到恰克图有东、中西三条商路，中路为路程最短、货物流通量最大，但运输条件极为艰苦④。该贸易路线是中俄茶叶贸易的重要路线，前后持续时间将近200年，直到19世纪60年代汉口、天津等港口开埠才发生新的变化。 从武夷茶区到张家口行程有5000余里，从张家口到恰克图行程超过4300里，茶叶从中国运输至边境口岸历时近半年，正是这一贸易路线被学者称为“万里茶道”，2014年各方已启动将其申报为世界非物质文化的规划［3］。这一由晋商开辟的新兴茶叶贸易路线，改变了中国境内以北京为中心的贸易时期的经鄱阳湖、顺长江入大运河至北京的传统南北茶叶商路和贡道［4］（P119-126）。

恰克图城貌（恰克图是俄罗斯边境城市，19世纪中叶之前大量茶叶经此流往俄罗斯内地市场。图片来源于19世纪A. P Subbotin著《茶叶及茶叶贸易》）

最初，中俄贸易路线上运输出口的产品以中国的棉布和丝绸为大宗， 茶叶出口数量较少，如1750年仅有7000普特砖茶、6000普特白毫茶⑤。18世纪后半叶，俄国棉纺织业有了长足进步，饮茶风习也在俄国广为普及，因此中国棉布和丝绸出口的比重开始下降， 茶叶的输出迅速增长。18世纪60年代初开始达到3万普特左右, 约占中国对俄出口商品总值的15%；1792年， 茶叶输俄货值达54万卢布，首次超过棉花货值，占当年中国输俄总货值的22%；1802年茶叶输俄货值达187万 卢 布， 占 输 俄 总 货 值 的40%［5］（P358-359）。1839～1845年， 茶叶贸易已占恰克图全部出口贸易的91%⑥。1857年，马克思说：“在恰克图，中国方面提供的主要商品是茶叶。俄国人方面提供的是棉织品和皮毛。以前，在恰克图卖给俄国人的茶叶，平均每年不超过100万箱， 但在1852年却达到了175万箱， 买卖货物的总价值达到1500万美元之巨……由于这种贸易的增长，位于俄国境内的恰克图就由一个普通的集市发展成为一个相当大的城市了。”［6］（P164）

中俄两国时局的变化会对这条路途漫长传统茶叶贸易商路造成深刻冲击。 在两个半世纪的贸易中，恰克图市场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由于走私的盛行以及俄国商人从中作梗， 乾隆帝曾对沙俄两次违约给予关市制裁， 恰克图在1758年、1765年、1777年、1785年共经历过4次闭市的波折 ［7］（P270-297）。1812年的拿破仑战争导致俄罗斯社会动荡，给中俄茶叶贸易造成冲击，1811年经恰克图运俄的白毫茶为46405普特，1812年便骤降为24729普特［8］（P32-34）。特别是太平天国起义，对这一茶叶贸易路线的影响最为深刻。1853年，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以及上海小刀会起义切断了闽茶向俄国运输的茶叶路。同年，俄罗斯馆驻北京第十三班达喇嘛巴拉第 （Archimandrite Palladius）所提供的秘密情报，详述了动乱对闽茶销俄的负面影响：“由于中国南方动荡不安， 本年到福建定购茶叶的商人将会寥寥无几。因此，明年未必会有新茶运到。 叛乱者在整个长江下游造成的恐怖，使取道樊城的交通已经中断。”⑦中国内地时局之动荡对中俄茶路的影响也引起了马克思的关注，他在1857年发表的《俄国的对华贸易》一文中说：“1853年，由于中国内部不安定以及产茶省区的通路为起义部队所占领， 起义者抢劫敌人的商队， 所以运往恰克图的茶叶数量就减少到五万箱， 那一年的全部贸易额只有六百万美元左右。”［6］(P164)中俄茶路这条经济动脉的受阻，激怒了俄国政客，他们派遣公使普提雅廷致理藩院咨文：“因贵国内乱， 以致我恰克图买卖连年壅滞。敝国欲迅速代平叛乱，贵国韬钤以及文学，可期至善。”［9］（第三编，P347）实际上，动乱对闽茶运输路线的影响持续时间较长，1857年巴拉第再次向俄国政府报告起义军占领了邻接武夷茶区的崇安县城， 切断了武夷山与福州府之间的水路交通。 茶路受阻的直接结果便是茶价的飙升，据报告，闽茶茶价上涨50%以上。部分商人于是将较为便宜的两湖茶掺入闽茶之中，贩运至恰克图。

蒙古草原上的运茶驼队（图片来源于19世纪A. P Subbotin著《茶叶及茶叶贸易》）

两湖茶的茶源地主要是湖南安化和临湘的聂家市，以及湖北蒲圻羊楼洞、崇阳和咸宁等地。太平天国起义平息之后，两湖茶仍旧以福建茶的名义卖给俄国。出乎意料的是，两湖茶非常适合俄国人的口味，故有远见的一些中国茶商，开始公开输入两湖茶，而输入福建茶之商人，则损失惨重，故福建茶之市场渐为两湖茶所夺［10］（P91）。加之， 武夷山区茶叶外销开辟了经福州出口的路线，通过海路对英美等国输出日增，经由陆路对俄输出比重呈下降趋势。闽茶向俄输出的阻隔和两湖茶之登场，为汉口成为中俄茶叶贸易路线之中枢提供了历史契机。

二、1861年后汉口成为中俄茶路之津梁

19世纪初， 俄商对两湖茶已经有初步了解，太平天国战事对中俄传统茶路的堵塞为中部茶叶向俄输出提供了机遇。 中部茶叶主要以湖南、湖北、安徽南部和江西北部为主要来源地，这些地区从唐宋时期便已是中国的重要产茶区。中国茶叶自鸦片战争起大规模进入世界市场后，宁州红茶、祁门红茶、湖南红茶和宜昌红茶等为英国等国家所知。汉口位于华中产茶区的核心位置和黄金水道之上，与这些产茶区水系相通、陆地相连，自然而然成为茶叶发卖和输出之门户。由于清王朝一向禁止俄商深入中国内地采买，中俄传统茶路自内地至恰克图部分贸易一向为晋商所垄断。但俄罗斯一直觊觎中国内地的茶叶生产基地，1851年与清王朝签订《伊利塔巴尔巴哈台通商章程》，打开了中国西北边疆的贸易门户，新疆成为中俄茶叶贸易的新通道。1858年，《中俄天津条约》 将中俄通商从西北边疆拓展到七口通商，并提出中方取消对陆路通商的条件约束，不加限制。特别是1862年中俄《陆路通商章程》更具标志性意义， 该章程打破了边境贸易的地域限制，俄商取得了在中国内地直接从事茶叶采购、 加工、贩运的权利，以及与天津通商的关税优惠。但从汉口运往天津的茶叶除在汉口缴纳2.5两/担的出口关税， 在天津还要交1.25两/担的子口税。1866年，在俄国政府的强迫之下，清王朝同意免除俄方天津子口税，进一步降低了俄商的陆运费用， 但从汉口运至天津的茶叶不允许在周边销售，必须全部转运至恰克图到俄罗斯销售。

这些条约和章程给俄商深入汉口内地收购茶叶以及茶叶的外运提供了便利条件。他们一方面深入汉口及其附近茶区积极从事茶叶收购、开设砖茶工厂， 改进砖茶压制方法。1863年顺丰洋行（S.W.Litvinoff & Co.）、1866年新泰洋行（Tokmakoff, Molotkoff, & Co.）、1873 年 阜 昌 洋 行（Molchanoff, Pechatnoff, & Co.）等俄商在汉口及周边的羊楼洞等地设厂制茶， 较中国茶商所生产，成本要低、品质更优，故获利颇丰。到1895年， 在汉口从事砖茶制造和贸易经营的有新泰、百昌、源泰、阜昌、顺丰等多家俄商，其中以新泰洋行最为繁盛。与此同时，英商也积极在汉口从事茶叶贸易开拓，英俄双方在汉口展开了长时间的激烈竞购［11］(P55-59)。另一方面，为进一步降低运输费用，俄商还调整茶叶贸易路线，开始水陆联运。其方法和路线为，以汉口经营的重心和根据地，将附近茶区收购的茶叶和制造之砖茶集中在汉口装船，运至上海，经中国沿海海路运至天津，再通过陆路运输至恰克图。这致使天津运往恰克图的茶叶数额迅速增加，1865年为1647888磅，1866年为2399291磅，1876年增至8675907磅，增长5倍多［12］（P117）。

位于汉口的砖茶厂（现在湖北省的武汉市。图片来源于19世纪A. P Subbotin著《茶叶及茶叶贸易》）

俄商深入汉口并积极开拓茶叶路线，意味着俄罗斯凭借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权利，努力摆脱晋商为中俄茶叶采买之代理的境地。在中俄传统的茶叶贸易路线，晋商曾赚得巨大利润，俄罗斯一直在试图掌握茶叶贸易的整个路线。1867年恭亲王等奏复山西商人的陈请中称：“从前恰克图贸易之盛，由于俄国人不能自入内地贩运，自陆路通商以后，俄人自行买茶，不必与华商在口外互换， 因之利为所夺。”［13］（P5600-5601）1868年的领事商务报告称：“运往恰克图的茶叶，大都不是在买卖城收购，而是在湖北收购，所以自然就要用那些经由最便宜的航道运到湖北省的大港口——汉口——的俄国制成品来还清一部份茶款。”［14］(第二册，P1306)随着汉口茶叶贸易对俄输出的地位日益提升， 恰克图茶叶贸易中心的地位开始褪色，逐渐从属于汉口的茶叶贸易，1866年在陆路总输入砖茶104804普特中，恰克图贸易的占43773普特，而俄队商直接自汉口输入54117普特， 到1868年时，陆路输入砖茶185985普特，俄队商自汉口输入130537普特，恰克图转运的有12641普特［10］。俄商掌握茶叶贸易路线，对长期经营该路线的晋商影响颇大，1880年10月祭酒王先谦奏折中曾提到：“从前张家口有西帮茶商百余家，与俄商在恰克图易货，及俄商自运后，华商歇业，仅存20余家。”［15］（卷24，P14）1900年，趁八国联军之乱，俄罗斯对华商加重税收：“红茶以分合税一分，重华秤十一两二钱，每分收俄洋六十二分半。计茶一箱，原本不过四十二三两，税银约需四十五两……砖茶并按每分六文一厘半征税，合计所收数目均过于原本，以致赴俄华商半多亏歇，而库伦至张家口一带商务亦因之窒碍。”［16］（P206）俄商的争夺和俄国的重税，挤压了晋商生存空间，这也成为传统晋商衰落原因之一。

与中国交界的恰克图商城，整个院子都堆满了装茶叶的箱子。（图片来源于19世纪A. P Subbotin著《茶叶及茶叶贸易》）

俄商还以汉口为中心，向九江、福建等地拓展茶叶收购和生产之基地。清末，九江也是全国重要的茶市，该商埠连接着赣西北、赣东北、吉安府，以及安徽徽州府、福建崇安等重要产茶区，俄商对此亦有所觊觎。1870年， 汉口俄国茶商派员到九江采购白毫茶和砖茶，发现该地茶叶质优价廉。于是，原本在汉口从事砖茶加工的俄商阜昌、新泰、 顺丰等分别于1870年、1875年和1882年在九江开设砖茶分厂。1891年俄国人开始在九江生产方茶，一直持续到1895年，九江茶市走向衰退之后，俄商又将市场退缩至汉口［17］（P168）。与此同时， 俄商也积极从汉口向福州拓展砖茶生产基地。1872年俄商伊万诺夫派波雅特科夫了解福州茶市行情，波雅特科夫在福州收购茶末开始生产砖茶。1875年， 他与汉口俄国茶商莫尔恰诺夫合伙开设了茶叶商行。汉口的巴纳玛洛夫、托克玛科夫—舍维列夫等商行也选择在福州开业，当年底，“福州及福建内地俄商已设立了5、6个厂，1876年发展到9个厂之多”［18］（P78）。总体而言，俄商在福州经营并不成功， 最终同样选择退回汉口。在此情形之下， 汉口对俄国茶叶输出至为重要，到1894年汉口直接装运出口的茶叶为14.7万担，其中俄商占输出总数的85%，汉口外贸市场为俄罗斯所独占。

三、中俄茶路从陆路到海路的发展

俄罗斯原本是发源于内陆的国家，一直试图发展海洋实力，相继打通了通往波罗的海、黑海和太平洋的出海口。尽管如此，俄罗斯与英国、荷兰等国以及后起的美国相比，航海事业发展相对滞后。因此，俄罗斯长期重视陆路通商贸易路线的开拓，通过不平等条约摄取陆路通商的税收优惠， 而远洋海上通商贸易路线一直没有得到发展。海路运输茶叶在成本、人力投入、运输时间节省等方面都极具优势，这是俄国茶叶运输采取妥协措施、逐渐走向海陆联运的重要原因。但是海陆联运所经过之海陆实际上是在中国内河、沿海路线上运行，而远洋运输仍旧是俄罗斯茶叶贸易之短板。

汉口码头

俄罗斯远东陆地有太平洋海岸， 故尝试将海运路线继续拓展至东北亚。1867年阿拉斯加出售给美国之前， 俄罗斯的俄美公司已经开始着手开辟远东与中国沿海的贸易路线， 从19世纪50年代起每年平均从海路运进茶叶约8000普特， 约占俄国进口中国茶叶重量的3%⑧。1870年俄罗斯轮船贸易公司的船只完成了远东的航行， 很快又停止了航运。1873年俄国在远东地区成立航运公司，公司两艘海轮抵达汉口参与海路茶叶运输， 经上海出海口后， 通过太平洋上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口岸进入黑龙江水路，水程约6000里。由黑龙江西上， 继续借助俄罗斯国内的内河轮船又行约五六千里，然后登岸，更以车马船只，水陆分运至各省镇乡［16］（P206）。尽管有专业人士指出这一航线每年只同行6个月， 航运公司仍旧看好这个航线，因为“如果使用轮船，即可以缩减为70天；而且除了节省驼商队贸易的全部投资的利息以外， 轮船运输实际上可使每1箱茶叶省去6个卢布(3两或18先令)的运费”⑨。经这条路线运输的茶叶数量并不稳定，1871年为647担，1872年为1813担，1875年为6053担，1877年降为4385担［10］（P147）。

1881年中俄《改定陆路通商章程》大幅酌减了各等级茶叶的税率， 特别是海路运输的税收，海路和陆路运费间的差额从每俄磅38戈比缩减为14.5戈比。进入19世纪80年代后，俄罗斯加大对远东航线的开拓，从汉口转上海后直接运往海参崴，如俄国“义勇舰队”开辟了从汉口至海参崴的定期航线。但总体言之，俄国茶叶贸易一直受制于海运不发达之掣肘，1898年英国女历险家伊莎贝拉·伯德记载， 进入汉口港船吨位英国为550000吨，其他国家仅有60624吨，其中中国和日本在这吨位中占据32099吨［19］（P65）。汉口茶市对俄有重要地位，但从记载看，俄罗斯在汉口的轮船吨位极少，其航运能力十分有限。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导致张家口等地商人受到威胁、天津港被迫关闭，这对汉口茶叶运输路线从恰克图向海参崴转变起到关键性的推动作用［20］（P195-218）。随着1903年中东铁路和1904年西伯利亚铁路的建成，俄商从汉口等口岸用船将茶叶运海参崴、尼古拉耶夫斯克，特别是日清战争后开辟了汉口经上海到大连的路线，然后经铁路运输到欧俄的路线日益重要。在俄国方面，以往从恰克图到莫斯科需要16个月运输，凭借铁路则压缩至7周，每磅茶叶运费降至9美分；在中国方面，从天津运输至恰克图需要49～90天，故该陆路运输则迅速被铁路运输所取代。俄商借助于贸易特权及交通路线之便利，不仅将茶叶运输至本国消费，还向新疆、蒙古等地再出口，形成“俄茶倒灌”的景观，这对以晋商为主体的传统商人又是一个打击。对此，在理藩院1911年的奏折中有所体现：“蒙古商务，向以茶为大宗，理藩部例有请茶票规，为大宗入款。近来销数顿减，不及旧额十之三四，实因西伯利亚铁路交通便利，俄茶倒灌，华茶质低费重，难与竞争。”［21］（P961）海路联运另一优势在于，英国茶商在同俄商竞争中丧失价格优势，进入19世纪90年代晚期俄商开始独占汉口茶叶外贸市场。

表1 晚清汉口茶叶经亚洲海陆运往俄罗斯的数量⑩

四、中俄茶路从亚俄到欧俄的变迁

中国茶叶经由陆路被大量贩运至俄国，但俄国茶叶真正消费中心位于欧洲部分，陆路运输成本较海运要高，运输时间较为漫长，且渐被少数大俄商所把控，所以该路线茶叶运输路线并不能有效满足俄国消费者迅速增长的需求。18世纪晚期起，世界茶叶贸易的主导地位从荷兰转移至英国， 英国商人除供应英伦三岛本土消费所需外，还在不断满足荷兰、俄罗斯和德国北部的部分地区急剧扩张的茶叶消费。 从交通运输条件看，欧俄同英国之海上商路远比中国到俄罗斯的陆地商路更加便利，成本也更低，因此俄国每年从英国大量走私茶叶。但19世纪50年代以前，俄国规定中俄之间的茶叶和皮货贸易只能通过恰克图进行，严格禁止俄国商人从中国经由海路输入茶叶或者从英国进口茶叶，这是因为茶叶是陆路俄国商帮所从事的最重要的垄断商品，国家从中取得高额的税收收入：“在这些年里茶叶走私非常猖獗， 这种走私一部份是由于高额的关税造成的，一部份是由于恰克图垄断商对俄国消费者勒索过高的茶价造成的。”⑪以19世纪50年代为例，俄罗斯从国外年平均输入茶359900普特，从英国运至或走私至俄国的茶约每年有162500普特，约占全年茶叶进口额的45%。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马克思看到了垄断贸易对俄罗斯不利的一面，在1857年对俄国的贸易策略做出预判，“可以看出俄国的努力决不只限于发展这种陆路贸易”，“它无疑地会利用任何有利的机会来设法参加同中国的海上贸易”［6］(P164)。

马克思的预判旋即得到应验。1861年， 俄罗斯取消了陆路贸易垄断权。1862年4月，为了阻止从英国等地进入欧俄猖獗的茶叶走私贸易所带来的税收损失，规定从海路把茶叶运进俄国的欧洲部分是合法的。经由海路将茶叶运入欧俄合法性的获得， 势必会对恰克图的贸易产生冲击。1867年，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馆秘书朗雷（T. S.Lumley） 向本国上下两院呈交一份分析报告，用客观详实的分析证明同等质量的茶叶， 从伦敦、哥尼斯堡或汉堡运抵莫斯科的费用，要比从恰克图运抵莫斯科的费用低廉得多，为此他预言从中国到欧洲的茶叶贸易将会成为恰克图贸易的有力竞争者，“虽然恰克图贸易仍旧可以供应西伯利亚和俄国最边远的北方各省所需的茶叶，并从中取得利润，但恰克图贸易却不能和那个现在把茶叶供应给俄国南部和西部各省的欧洲贸易竞争”［14］（P1304）。 尽管各方都已看到欧俄与中国贸易的前景，但俄国一直被海运能力所困扰：1860年，英国在世界贸易中占据整个商品流转额的23.9%，而俄国只占3.6%［22］（上册，P95）。直到1870年，俄国在世界商业航船和商业汽船总吨位中所占比例仍旧微乎其微。

中国式帆船

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是人类海运史上一件大事， 欧洲商船不必再绕经非洲南端好望角，可以直接经苏伊士运河运达欧洲。航线缩短的直接结果是将中国茶叶运往欧洲的海运时间大大缩短，从原来三四个月减少为45～58天左右,从汉口到英国甚至可以压缩到31.5天［23］（P44-55）。俄商运茶船只在通过苏伊士运河可直接运抵黑海的敖德萨或者巴统， 不必如以前经过英国转口。另外海运运输量大，运费在各种交通路线中最为低廉。19世纪40年代，苏伊士运河没开通前，茶叶从广州到伦敦的运费为30～40银戈比/普特，19世纪70、80年代该路线茶叶运费跌落至3～4英镑/吨， 而从恰克图到莫斯科则要6银卢布/普特。经由海路运输茶叶的运费是陆路运费的1/7至1/8，那些经海路转运欧俄的茶叶，销售价格要比经西伯利亚运来的便宜很多。空前利润空间调动了俄商从事欧俄贸易的积极性：1870年初， 托克马科夫和谢维廖夫贸易所从汉口运茶到伦敦；1871年2月，俄国海运贸易公司的商船“乞哈切耶夫号”从敖德萨前往中国，5月从经吴淞口直抵汉口，满载俄商由汉口采购的茶叶返回敖德萨，开辟了汉口欧俄的直接海路运输路线 ［24］（P131）；1872年，“乞哈切耶夫号”和“俄罗斯号”来到汉口运茶至敖德萨。1873年，“俄罗斯号”装茶2012757磅，同样开往黑海之阿得洒（即敖德萨）口岸［25］(P7-8)。自此，凡供销俄国欧境的茶叶，基本都由汉口装船经地中海运抵俄国黑海之敖德萨。 在19世纪70年代，此茶叶运输路线受到俄国和土耳其紧张局势特别是1877年俄土战争的影响，俄国海运贸易公司的对华茶叶贸易经营十分不稳定。

1878年俄土战争结束后，俄国打通了经由黑海通往地中海的通路，汉口与黑海敖德萨等地贸易得以恢复。俄国的“义勇舰队”（Russian Volunteer Fleet）代替了俄国海运贸易公司的船只，设立汉口——敖德萨之定期航线，掌握了汉口茶叶向欧俄运输的控制权，俄国阜昌洋行是其贸易总经纪人。1881年12月31日， 俄罗斯海军舰队的文件中谈到了从汉口运送茶叶到敖德萨的方法。义勇舰队成为新的海上运输力量后，茶叶的运输费用有所降低，俄罗斯的很多公司在敖德萨设立办事 处，从事与汉口的茶叶贸易 ［26］（P529）。1885～1893年，经敖德萨海路进口的汉口茶叶增长了两倍多［27］（P291）。1884～1890年，俄罗斯从汉口向敖德萨运输了7600多万镑茶叶，在19世纪80年代末运输量达到了2000万镑左右 ［26］（P534）。1898年一位女探险家不无感慨地写道：“俄国商人目前已经将茶叶贸易掌控在手中，他们在汉口和九江拥有生产砖茶的工厂，1898年俄国义勇舰队有五艘蒸汽船装载了茶叶驶往敖德萨，一艘驶往圣彼得堡。”［19］（P65）到1893年时，通过亚俄边境运输的中国货物货值为1975.5万卢布， 其中茶叶总价为1606.8万卢布， 通过欧俄边境运输的中国货物货值为1343万卢布， 其中茶叶总价为1325.8万卢布，两者之间相差已经无几。

由于俄国商人直接并且积极地从事汉口茶贸易，经由敖德萨的海路贸易和经由天津的陆路贸易逐渐增加，每年经伦敦再输出到俄国的茶叶逐渐减少，尤其是从汉口到敖德萨的茶叶贸易路线降低了俄国进口茶叶成本， 有利于本国消费者，却威胁到英国再输出茶叶贸易的利益。例如，1894年，俄国有7艘船从汉口向敖德萨运茶26300吨，还租借了1艘英国商船运茶［28］（P110），1896年情况同样如此， 仅有1艘英国船从汉口向伦敦输出茶叶。总体言之，俄国通过海路将茶叶运往欧俄的茶路，受制于航运发展滞后的制约，还经常租借英国、德国船只支援运输。尽管如此，汉口茶叶经由海路的茶路源源不断地运往欧俄，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俄海上运输受到阻隔，俄商转而从印度和锡兰（今斯里兰卡）进口茶叶，市场的转移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造成汉口对欧俄出口茶叶量的断崖式下滑直至最终中断。

表2 1880～1893年汉口至敖德萨贸易路线茶叶输出量⑫

五、结论

在中国饮茶风习传入俄罗斯后，俄国内消费需求不断增长。由于自身不出产茶叶，俄罗斯倚重通过与中国贸易取得足够国内消费的茶叶，从18世纪到19世纪中期形成了以福建武夷山为起点到恰克图的著名万里茶道。这一茶叶贸易路线中国部分主要由晋商主导，俄国部分主要有六大商帮主导， 都带有一定的贸易特权和垄断优势。在此期间， 中俄茶叶贸易尽管受中国和俄国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影响，但得到较好延续，迅速扩大了贸易规模，形成了与英国海路茶截然不同的陆路茶。 爆发于1851年的太平天国运动，致使闽茶外运困难，这给以汉口为中心的两湖茶担纲中俄茶叶贸易主角提供契机。汉口茶市凭借独特的水陆交通优势、 毗邻茶叶主产区的地理优势，成为英俄茶商竞相争夺的对象。面对英商的竞购和竞运， 俄商一方面深入产茶区积极收购、修建工厂改进砖茶生产方法提升品质，另一方面又意识到自身运输能力的短板，通过与清王朝签订不平等协议取得陆路通商特权和海关税收优惠政策，开始积极调整茶叶贸易路线，将汉口茶叶利用长江内河、中国东部沿海运输至天津再陆路运至恰克图，或者运往俄国东部港口海参崴再使用铁路运输至欧俄。

苏伊士运河开通后，俄商与英商开展正面运输竞争，从汉口直接运输茶叶至欧俄黑海口岸敖德萨。尽管受海洋运输能力限制，但为了缩短运输路线、减少运输时间、降低运输成本、避免运输对茶质之损伤，俄商还是积极利用水路调整茶叶运输路线。晚清中俄茶叶贸易的四条路线，都是以汉口为起点，汉口成为俄罗斯茶叶的重要来源地［20］（P195-218）。19世纪80年代英商迅速退出中国市场后，广州、福州等茶叶贸易港受到冲击， 俄商的需求延缓了汉口茶市的衰落。19世纪末期， 中国茶叶将近一半出口至俄罗斯，1906～1916年超过60%的茶叶出口至俄罗斯。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汉口茶叶对俄出口达到顶峰。但汉口茶叶输出路线的开辟以及主导权由俄商所掌握，出口茶叶的质量控制也没有实现内在化⑬。十月革命导致俄国消费需求发生变化，布尔什维克政府对茶叶贸易进行管制，以汉口为中心的对俄茶叶贸易走向衰退，晚清中国茶叶走向全球化的进程归于失败。

注释：

①茶马互市肇始于唐代、兴起于宋代、鼎盛于明代、衰落于清代， 是以茶马交换贸易为核心同西北少数民族交往的形式， 清代中叶以后逐渐拓展到与俄罗斯的贸易往来，详见刘礼堂、宋时磊《唐代茶叶及茶文化域外传播考》，《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3年第3期；魏孔明《西北民族贸易述论——以茶马互市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2001年第4期。 中俄早期茶叶贸易可参见苏全有《论清代中俄茶叶贸易》，《北京商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

②1728年俄罗斯开始对恰克图市场进行规划设计，并派军队于当年建成贸易市场， 中国商人则集资建立贸易城，这个贸易城被中国称为买卖城。恰克图位于现在俄蒙边界界河的北岸， 买卖城则是现在蒙古国阿勒坦布拉格。

③这种茶叶由汉水运至距汉口350英里的一个大市镇樊城（老河口镇），在樊城起岸后，用骡子拖拉大车运往山西省靠长城口外一个重要城市归化厅， 然后由归化厅分销于蒙古全境。湖北省志贸易志编辑室编《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第1辑，《湖北省志·贸易志》编辑室1984年，第11页。

④这三条道商路分别是： 东路自乌兰坝入察哈尔正蓝旗界，经内札萨克西林郭勒盟之阿巴噶王、阿巴哈那尔贝子等旗游牧，入外萨克车臣汗部落之阿海公旗游牧，经达里冈爱东界， 入车臣汗部落之贝勒等旗游牧， 达于库伦，由库伦方达恰克图，此东一路也；西路自土默特旗翁棍坝、河洛坝，经四子部落沙拉木楞、图什业图汗旗，至三音诺彦旗，分为两路，其一西达里雅素台科布多，其一东达库伦，由库伦达恰克图，此西一路也；中路自大境门外西沟之僧济图坝， 经大红沟、 黑白城子镶黄旗牛群大马群、镶黄旗羊群各游牧，入右翼苏尼特王旗，经图什业图汗旗车臣汗部落之贝勒、阿海公等旗游牧，渡克鲁伦河达库伦，方达恰克图。贾桢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66，故宫博物院影印本1930年，第8页。

⑤白毫茶是指用带有细白毫毛的嫩叶加工而成的非常高级的红茶。见（英）莫克塞姆《茶：嗜好、开拓与帝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53页。

⑥霍赫洛夫 《十八世纪九十年代至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国的国家与社会》， 莫斯科1978年俄文版，第93页。转引自蔡鸿生《俄罗斯馆纪事》，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38页。

⑦格·尔《十九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的北京布道团与俄中贸易》,《红档》1932年第3期，第154页。转引自蔡鸿生《“商队茶”考释》，《历史研究》1982年第6期。

⑧俄美公司对茶叶贸易的经营，可参见郭蕴深《中俄茶叶贸易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72～76页。

⑨《北华捷报》，1873年8月16日，第133页。转引自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85～1286页。

⑩资料来源：1874～1880年间经俄属远东地区输往俄国的汉口茶叶统计，孟宪章《中苏贸易史资料》，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页；1896～1903年汉口输往俄属太平洋口岸茶叶数量统计，郭蕴深《中俄茶叶贸易史》，第193页。

⑪Trade Reports,1866年，天津。转引自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2册，第1299页。

⑫资料来源：1880～1884年原始数据来自I.U.P., B.P.P., China, Vol.15, pp.121,1884, Hankow,引自陈慈玉《近代中国茶业之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0页。1885～1893年数据来自米·约·斯拉德科夫斯基 《俄国各民族与中国贸易经济关系史（1917年以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11页。前者原始数据单位为英镑，后者数据单位为千普特，现统一折算为千克。两者数据出入较大， 因前者来自英国领事报告记录从汉口直接输出的茶叶， 后者可能包括从汉口转运至上海复出口的茶叶。

⑬张之洞曾试图突破俄商对贸易路线的掌控， 见李灵玢 《论张之洞与汉口茶贸》，《江汉论坛》2012年第9期，日本突破西方贸易主导的质量控制的路径可参见（日）中林真幸《日本近代缫丝业的质量控制与组织变迁》，《宏观质量研究》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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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Chinyun Lee.From Kiachta to Vladivostok: the Change of the Tea Route in 19th Century,Region［J］.Regional Studies of Russia, Eastern Europe, and Central Asia,2014,3(2).( 李庆云.从恰克图到符拉迪沃斯托克：19世纪茶叶贸易路线的变化［J］.俄罗斯、东欧和中亚区域研究，2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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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关于贸易和工业的领事馆报告（第6分册）·东方中国［M］.圣彼得堡，1896.

Research on the Change of Tea Trade Route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in Late Qing Dynasty: Taking Hankou as the Trade Center

Song Shilei, Liu Zaiqi

Abstract:Eight provinces have jointly planned to declare the Tea Road of Ten Thousand Miles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from Wuyi Mountain to Kyakhta as a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since 2013. After the Second Opium War, this traditional tea transportation route underwent significant historical changes: Hankou became the key port, the status of Wuyi and Kyakhta declined, and the trade routes from Hankou to Vladivostok and from Hankou to Odessa were established. These new tea trade routes led to a rapid increase in the quantity and value of tea exported to Russia. However, the Sino-Russian tea trade route was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Russian merchants, and the traditional commercial status of the Chinese merchants was lost. Thi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reasons for the decline of the Hankou foreign trade tea market.

Key words:Tea Road of Ten Thousand Miles; Russia; Hankou; tea; trade route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335（2019）02-0108-09

宋时磊，男，武汉大学文学院、茶文化研究中心讲师，研究方向为茶叶贸易史；刘再起，男，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俄罗斯乌克兰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为中俄关系、中俄贸易史。

* 基金项目：山西省文物局重大课题“晋商在万里茶道和‘一带一路’的地位与作用研究”；国家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近代中日应对西方茶叶贸易质量规制的路径比较研究”(项目编号：16CSS012)。

文章来源：转载于《农业考古》2019年第二期

责任编辑：陈青松

配图：楚天茶道选配

内容提要：在近代中西茶叶贸易中，中俄茶叶贸易具有鲜明的特色。中俄茶叶贸易主要通过陆路进行，以第二次鸦片战争为界，恰克图和汉口分别成为两国茶叶贸易的中心。俄国从中国进口的茶叶主要是砖茶和红茶，是唯一在中国设厂加工砖茶的国家，从而建立了对茶叶加工和茶叶贸易的全面控制。到19世纪末，中俄茶叶贸易在中西茶叶贸易中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近代中俄茶叶贸易恰克图汉口

作者：张应龙，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教授。

一

  

广东十三行

当茶叶飘洋过海进入欧洲的时候，从中国北部入俄国的陆上茶叶贸易也逐渐发展。海上茶叶贸易以广州为中心，陆上茶叶贸易以恰克图为中心，广州与恰克图成为鸦片战争前中国外销茶南北两大门户，中国茶叶通过海路和陆路这两条动脉源源不断地输向外部世界。

  

万里茶路

虽然古代兴盛的西北茶马贸易在清代前期渐趋衰亡，但饮茶习俗早已深深扎根于西北诸民族的生活之中。“塞外不用银线，专喜黑茶蓝青梭布，往往牵牛羊马驼来交易，宜多带以为盘缠”。茶叶不但是商品，而且还是交易的价值尺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交往的扩大，饮茶习俗从中国西北地区向更西更北地方传播。1638年，奥利维（Olearius）发现波斯人喝的茶叶是通过乌兹别克（Uzbak）商人从中国贩运来的。中俄两国陆地接壤，受中国饮茶习俗的影响也是自然之事。根据有关材料，1616年哥萨克什长彼得罗夫在卡尔梅克汗尝到茶叶这种“无以名状的叶子”。1640年俄使瓦西里·斯达尔科夫（VasiliStarkaff）从卡尔梅克汗带回200袋茶叶（每袋重三俄磅），被称为茶叶首次入俄。

直至18世纪以前，中俄茶叶贸易处于非经常化的初始阶段。与同时代海上茶叶贸易发展水平相比，中俄陆路茶叶贸易显得较为迟缓些。所不同的是，中俄两国官方交往比其它欧洲国家更加密切，茶叶时常被用于招待俄国使臣和作为清廷馈赠俄国的礼品。1658年俄使阿勃林收到的清廷礼物中，有茶叶十普特。1676年，在清廷给俄使斯帕法里的礼物清单中，有送给俄皇的茶叶12箱，给他本人的茶叶2箱，另有4箱茶叶给俄国贵族。但在这个时候，茶叶还不是俄国人追求的商品，所以阿勃林在北京时就将十普特茶叶全部卖掉，换成红蓝宝石。虽然如此，在17世纪后期，在托波尔斯克市场已有少量茶叶上市，而在莫斯科，1674年茶叶每磅售价达30戈比。  

  

《尼布楚条约》:满清开国前的重大外交胜利

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此后俄国经常派庞大的商队来北京贸易。在商队贸易中，俄国商人也采办一些茶叶回国，但数量不多。直至恰克图开市时，俄国商队在北京购买的茶叶只250担。

  

恰克图条约

1727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次年恰克图正式开市。“恰克图名初不著，以互市故，始大显”。开市初期，恰克图贸易受北京商队贸易的影响还不很活跃，到18世纪40年代后才有起色。1755年俄国停止派商队到北京贸易后，中俄贸易便集中到恰克图。至此，“百货云集，市肆喧闹，恰克图遂成漠北繁富之区”。

俄国的饮茶在18世纪已很盛行。1764年俄国六等文官米勒在一篇报告中写道：“茶在对华贸易中是必不可少的商品，因为我们已经习惯喝中国茶，很难戒掉。中国茶往往比从海外进口的茶要好些，也便宜些。只是希望能从中国向外国转售得更多些”。米勒这段话基本概括了茶叶对俄国的作用和意义，它反映出饮茶是“很难戒掉”的生活一部分。从陆路输入茶叶之所以比欧洲转来的强，“因陆路所历风霜，故其茶叶反佳，非自海船经过南海暑热致茶味亦减”。同时，直接进口比从欧洲转买要便宜得多，有更大的商业利润。以18世纪80年代为例，直接进口的茶叶每普特11卢布，而从欧洲转售来的茶叶每普特高值52卢布。俄国进口的茶叶不仅用于本国消费，而且还向波兰等东欧国家出口，从中获取更多的利润。因此，茶叶自然是俄国“必不可少的商品”，而更多进口茶叶也是俄国的“希望”。

 

18世纪中俄茶叶贸易有较大的发展，在18世纪前半期，每年输入俄国的茶叶不过1万普特，到18世纪末便增加至每年56，000普特，增长5—6倍。恰克图茶叶贸易发展很快。1750年，经恰克图入俄的砖茶7，000普特，白毫茶6，000普特，从1762年至1785年，每年从恰克图输入俄国的白毫茶是8，000普特，红茶4，000普特，绿茶400普特，砖茶17，000普特，其它茶叶100普特，合共近3万普特，约占俄国进口中国货物总值15%。在恰克图互市中，由于俄国经常挑衅滋事，清朝多次下令关闭互市贸易，其中以1785－1792年这次闭市时间最长。俄国商务部于1788年3月写的一份报告沮丧地承认，这次闭市“不但毁坏西伯利亚的商业而且损害俄国所有的商业”。俄国被迫高价向欧洲列强购买茶叶，结果导致卢布汇率的削弱。1792年中俄订立《恰克图市约》，之后，恰克图茶叶贸易得到较快的发展。1792年茶叶贸易量是24，568普特，到1798年增加到46，977普特，1799年是52，313普特，1800年达69，850普特（参见上表）。俄国进口的茶叶主要分为砖茶、绿茶和白毫茶。西伯利亚人比较喜欢砖茶，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卡尔梅克人比较喜欢绿茶，白毫茶则在全俄都有销售，价格较贵。“茶渐渐成了每一个俄国家庭必备的饮料”。

19世纪前半期是恰克图贸易的繁荣时期，茶叶成为最大宗贸易商品。茶叶贸易在中俄贸易中所占的比例，在1802—1810年是42.3%，1812—1820年上升到74.3%，1821—1830年占88.5%，1831—1840年占93.6%，1841—1850年更是高达94.9％。在19世纪40年代，俄国经恰克图进口的中国茶叶有三分之二是白毫茶，三分之一是砖茶。白毫茶主要行销中央俄罗斯地区和西伯利亚各大城市，砖茶主要行销中亚和西伯利亚农业区。饮茶不但在俄罗斯得到普及，而且在恰克图的贸易中茶叶贸易已到了绝对重要的地步，所谓恰克图贸易实际也就是茶叶贸易。

  

福鼎白毫银针

二

  

20世纪初的中俄边境口岸重镇恰克图，可见其市集之繁华

恰克图是中俄陆路茶叶贸易的中心。恰克图互市场所分二部分，在俄国境内称恰克图，在中国境内称买卖城。二城相距一百四十码，中间立有分界标柱。恰克图为正方形，设三门，内有教堂、官衙、税局、兵营、货栈、房舍，用木筑成。买卖城成矩形，设四门，十字街道横贯城中，18世纪末有房舍200余间，人口1，200人。

  

今恰克图全貌

  

恰克图老照片

清朝对买卖城的贸易活动采取类似广州公行制度的管理方式。“商集分设八行，选商良善殷实者为首，与众商会同估定货价。该司官按各商到集日期先后，令以次交易”。而在俄方恰克图，俄国命“萨那特衙门咭那喇尔监察，与俄商划一价格”。中俄双方的商人欲买对方货物须进入对方市场才可交易，即中国商人需进入恰克图，而俄商须来买卖城。互市活动在严冬季节，时间为每年“十一月开卡，来年二月闭卡”。

  

整装待发的骆驼商队

清朝理藩院统辖中国商民在买卖城的活动，中国商民须持有理藩院发的院票方能前往贸易。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朝规定：“凡各商到库伦恰克图者，皆给以理藩院院票。由直隶出口者，在察哈尔都统或多伦诺尔同知衙门领票。由山西出口者，在绥远城将军衙门领票。以该商姓名货物及所往之地、起程之期，书单粘合院票，给与其已至所往之处。又欲他往者，许呈明该处将军大臣札萨克改给执照。其各商领票后至库伦者，由库伦办事大臣理藩院司官稽查。至恰克图者，出卡伦时由卡伦上会哨之札萨克稽查。至商集由恰克图理藩院司官稽查。凡票商，令以现银现货交易，定限一年催回，不准藉索欠为名，滞留各部落，取妻立产，不准取蒙古名字。无票者，即属私商，查出照例治罪逐回，货物一半入官”。理藩院颁发的茶票与户部颁发的茶引性质相同，都是专卖的形式，只是颁发机关和行销对象不同而已。

  

工人将采摘的茶叶进行烘焙

  

工人将制好的茶砖进行打包

但是，院票制度日久生弊。清朝一向允许持有茶引的商人到西北边地卖茶，“至行销口外蒙古地方茶引，过关截角，至崇文门又复截去中间，给商随茶出口”。到边地卖茶的商人为谋厚利，不免出境私自贸易。地方官员贪图私利，也让商人以茶引代院票，从而破坏院票制度的执行。因此，嘉庆四年（1799年），清朝订立章程，规定“未及支领部票，由别衙门支领路引为凭贸易，一经查出，照无部票例治罪”。

  

行进在大漠中的运茶驼队

“彼以皮来，我以茶往”是中俄贸易的形象概括。到恰克图贸易的中国商民大都是著名的晋商。“其内地商民至恰克图贸易者，强半皆山西人，由张家口贩运烟、茶、缎、布、杂货前往，易换各种皮张、毡片等物”。中国茶商“向由张理厅开造请领茶票姓名字号，前经理藩院领取印票来口”。茶商领票出茶，除“交纳正税之外，到恰克图后，复交票规每张五十两”。按清朝的规定，每张茶票的准运量如按茶箱计算，每张茶三百箱。以武夷茶为例，“每茶一匝（箱），榖中国库平五十五斤，连包计算共榖八十斤”。如按骆驼计算，“每票一张，行商驮货以二百驼为率”，“每驼一只驮载茶斤，总以二百五十斤以下”。1850年，清朝发给茶商的茶票是268张，1851年至1855年在张家口的60家大茶商每年出票4至5百张。茶叶贸易无疑被大茶商所把持，在乾隆时，领有茶票的山西大茶商约60余家，依附的小茶商约80余家，未能取得茶票的小商只好附搭票商出口贸易，他们被称为“朋票”或“朋户”。到19世纪中期，张家口依然是60余家大茶商的天下，加上小商家，“有西帮茶商百余家”。而在买卖城，19世纪中期有商户100家，其中90家有铺面，但只有37家与俄商做批发生意，其余都是小商。

输往俄国的茶叶大都来自福建。据衷干《茶市杂咏》所述，“清初茶叶均由西客经营，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西客者，山西商人也。每家资本约二三十万至百万。货物往还，络绎不绝。首春客至，由行东至河口欢迎，到地将款及所购茶叶单点交行东，恣所为不问。茶事毕，始结算别去”。福建茶叶输俄的历史，直至太平天国起义后因茶道梗塞，茶商改用两湖茶取代福建茶才有所改变。

  

太平天国起义

毛皮是俄国在恰克图换取中国茶叶的主要商品。俄国政府起初禁止私商贩卖毛皮，1762年始解禁。到1792年时，恰克图已形成六大商帮，即莫斯科帮、土拉帮、阿尔扎马斯克和伏洛格达帮、托波尔斯克帮、伊尔库茨克帮、喀山帮。俄美公司在恰克图也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它起初委托他人代理在恰克图的事务，1799年俄美公司正式成立后，遂派董事驻扎恰克图。俄国的毛皮来自北美、西伯利亚等地。仅俄美公司在1797年至1842年从北美等地掠夺来的各种毛皮达2453426张。这些毛皮除部分卖给美国人转至广州出售和部分送至莫斯科外，大部分被运至恰克图互市。

  

在皮茶互市中，俄商施展浑身解数，拼命压低交换的比价，以获取巨额商业利润。伊尔库茨克总督在1794年11月给女皇的报告中就盛赞俄美公司祖师爷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舍利霍夫（GrigoriiIvanovichShelikhov）在这一方面的“贡献”和“支持”。俄美公司利用手中掌握大量皮货，欺行霸市，抬高价格。在18世纪末的恰克图，一张海豹皮卖5卢布。一张海獭皮价值近100卢布，一张银狐皮值20卢布。到19世纪初，俄美公司通常用一张海獭皮换2箱茶叶或4匹土布，10张海豹皮换1箱茶叶。一张海獭皮换茶叶可赚110—124卢布，l张海豹皮换茶叶可赚5卢布13戈比至7卢布20戈比。俄美公司将换来的茶叶输往下诺弗哥罗德市场和莫斯科，售卖后扣除各种费用、运费、税收，一箱茶叶获利150—180卢布。到19世纪50年代，当毛皮已是销路不畅时，俄商在恰克图出售毛皮仍可获得暴利200%－300%。

  

清末运茶的“鸡公车”队伍

根据藏于列宁格勒档案馆一份写于十八世纪末的文件，“中国人带来的[商品]……，以及数量可观的绿茶。这种茶叶的质量远远胜过欧洲经过长途航海收到的茶叶，因此俄国人不得不以高达每斤二十法郎的价格收购，而他们转售时的价格很少超过十五或二十法郎。为了补这项损失，他们从不错过机会抬高皮货的价格，这几乎是他们唯一能为中国人提供的货物。不过政府在这个花招中比商人得到更多：俄国政府对每笔交易抽取百分之二十五的税”。

  

旧时万里茶道上的商人和“川”字青砖茶

茶叶贸易是俄国一大利源，俄国对进口茶叶采取高关税政策，税率达75%。单俄美公司1821—1841年间在恰克图缴纳茶叶关税达2365340卢布61戈比，占同期俄美公司总收入的61%。从1842—1849年俄美公司年均售茶6700箱，获利很多。另据披露，1839年俄商在恰克图用700万元买下的茶叶，一运至下诺弗哥罗德市场出售，便可卖到1800万元，得利一倍半。与这种巨利相联系必然是茶价高昂。以1830年为例，每磅花茶在伦敦的售价是4先令9便士到5先令3便士，而在圣彼得堡是7先令3.5便士到11先令11便士，差价达一倍。俄国茶市的厚利，引起欧洲其它国家眼红，他们以走私的方法向俄国西部和黑海沿岸贩卖茶叶。

俄国的毛皮贸易在19世纪30年代已趋疲软，俄国代之以毛呢和棉织品来交换茶叶。至50年代初，毛呢及棉织品已占俄国出口货65%，而毛皮只占27%。俄国向中国推销的毛呢和棉织品都属亏本经营，中国商人也不喜欢，因为销售呆滞。但俄国从茶叶贸易利润中补回这方面的损失，从而促进本国工业发展。“很显然，俄国对华出口贸易的利润以及俄国毛呢在中国市场上与英国及其它国家竞争的能力，完全依赖于茶叶的销售”。

尽管俄国从恰克图互市中捞到最大的商业利益，但这并不能满足其日益膨胀的胃口。俄国老早渴望能到中国沿海港口贸易，还在1787年4月，舍列霍夫向西伯利亚总督进言，要求派几只“挂某种合适的旗帜”的船到中国海港。1805年，俄美公司的涅瓦号和希望号终于驶进广州，并买走了2105箱茶叶。由于清政府的禁止，加上俄国也尚未具备强行打开中国沿海门户的能力，因此俄国到中国沿海口岸贸易的梦想迟迟未能实现。鸦片战争后，俄国人混水摸鱼，俄船多次驶至上海买茶。但对俄国来说，陆路贸易利益更大。1851年，俄国迫使清朝签订《伊犁塔台条约》，取得在这两个地方免税自由贸易的特权。次年，通过伊犁、塔台入俄的茶叶已有660000磅。伊犁、塔台成为陆路茶叶贸易又一重镇。到1858年，俄国强迫清朝签订《天津条约》，从此，俄国越过边界深入中国内地茶区买茶，以恰克图互市为特征的早期中俄茶叶贸易时代宣告结束。

1851－1860年中俄茶叶贸易统计

  

三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中国对外茶叶贸易的格局因此发生重大的变化。位于长江腹地的汉口在1862年开埠后茶叶出口便显出蓬勃发展的势头。汉口茶叶或顺江而下至上海出口欧美市场，或经上海至天津改用陆路入蒙古和俄国，或溯汉水经樊城至大同入蒙古和西伯利亚，或南下达广州出洋。1861年汉口出口茶叶8万担，次年增至216351担，1870年达369166担。进入70年代，汉口年均输出茶叶50万担，到80年代更是达到60－70万担。汉口的突出特征，便是它是中国红茶和砖茶出口中心和中俄茶叶贸易的中心，中国80％的红茶和90％的砖茶是从汉口输出的。汉口从80年代末后便成为中国最大的茶叶输出港。

  

汉口俄商新泰大楼是俄商新泰砖茶厂的办公大楼,初建于1874。

英俄是汉口茶市最大的主顾。英国最先进入汉口，而俄国也于1863年在汉口设立顺丰洋行（S.W.Litvinoff&Co,）。英俄两国为控制汉口茶市进行激烈的竞争。俄国除通过中间商购买茶叶外，还直接到茶区设点收购，当茶叶还在树上时便从茶农手中买下。俄商在汉口常常出好价抢购质优的头春茶，英商起初与俄商竞争，终因无利可图而退出，转向质次价廉的二、三春茶。从总体上看，英国从汉口运走的茶叶多过俄国，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世纪80年末。随着英属殖民地印度和锡兰茶业的发展，英国逐步退出中国市场，汉口茶市便成俄国一统天下。除英俄之外，其他国家在汉口茶市上微不足道，德国虽然也从汉口进口茶叶，但它是通过英国采购的。俄国从汉口输出的茶叶有红茶和砖茶，当中国外销茶在19世纪80年代未逐趋衰落时，汉口因中俄茶叶贸易而一枝独秀，因此中俄茶叶贸易对汉口茶市具有特殊的意义。

  

1863年，俄国商人在汉口设立顺丰砖茶厂，以手工制砖茶。到1865年，俄国商人在汉口一带共有三个砖茶厂。1873年，砖茶厂开始使用蒸汽机生产砖茶

中俄茶叶贸易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主要在恰克图进行，60年代开始便转以汉口为中心。俄国政府大力扶持在汉口的俄商，对从汉口输入的茶叶予以税收上的扶持。虽然1861年俄国为解决俄国欧洲边境的走私茶问题开放这段边境的茶叶贸易，但在1862年将设在恰克图的税卡迁至伊尔库茨克，并对贝加尔湖以东西伯利亚地区免征茶叶税，从而刺激陆路茶叶贸易的发展。1864年俄国又宣布禁止从欧洲边境地区进口茶叶，以保护陆路茶叶贸易。俄国政府还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迫使清政府从1866年4月15日起免除俄国经天津转口缴纳的子口半税，此举使华商在中俄茶叶贸易中更处于劣势，而俄商的地位则进一步得到加强。俄商进入汉口后，一方面在茶区设立行口收购茶叶，排挤广东茶商，一方面建立茶叶加工厂自行制造砖茶，从而形成对茶叶贸易过程的全面控制，结果，“俄国人彻底地改变了茶叶贸易的结构”。

  

1863年间,俄国派俄商李特维洛夫来华投资,在羊楼洞兴办了“顺丰砖茶厂”,开创了中国近代第一个茶厂。

从汉口至俄国的茶路有三条。一条是汉口－樊城－大同－归化－蒙古；一条是汉口－天津－张家口－恰克图－西伯利亚；一条是汉口－敖德萨。第一条是传统运茶路线，第二条是汉口开埠后新辟的，习惯上将这二条路线称为陆路。汉口至敖德萨的海路是19世纪70年代才开通，1800年后俄国义勇舰队（RussianVolunteerFleet）经常川行敖德萨至汉口之间，汉口的小京砖茶全部由其运到俄国，而俄商阜昌洋行（Molchanoff，Pechatnoff&Co．）则充当其总经纪。此外，还有汉口至海参崴的海路，创于1873年，次年使停止。

在这几条运茶路线中，陆路是中俄茶叶贸易主干线。从1871－1880年，陆路茶叶贸易年均20.6万担，而海路年均2.6万担。1881年－1890年，陆路平均36万担，海路平均9.8万担，直至1890年，敖德萨海路的运茶量才首次超过陆路。在陆路贸易中，汉口樊城道在70年代后便衰落下去。以樊城道有海关统计的1871年为例，是年经此线运贩的茶叶是202185担，而天津道是100223担。1875年樊城道贩运量降为147019担，天津道增至197796担，樊城道至1879年起也被敖德萨海路所超过。在樊城道上贩运茶叶的是中国商人，它的衰落是俄国对华经济侵略的结果。天津道是中俄茶叶贸易大动脉，自1866年免除子口半税之后天津道的发展很快。天津道采用水路联运，从汉口至天津用船运载，从天津入俄用驼队，天津至恰克图的运费每筐砖茶3至3.7银两。俄国乌拉尔山下的伊尔比特（Irbit）大市场每年2月举行交易会，汉口茶必须尽早运出才能赶得上，否则就得等待来年。汉口茶一到天津，俄商首先将红茶运走，然后才运砖茶。正因赶时间，俄商才在汉口拼命抢购头春茶。天津由于这条运茶道的兴旺而成为中俄茶叶贸易最重要的中转站。

俄国所进口的茶叶主要是砖茶和红茶。1871年俄国进口的砖茶是83695担，红茶31698担，1880年砖茶340826担，红茶124135担，1890年砖茶307433担，红茶282919担。砖茶比红茶重要得多，而中国的砖茶几乎全部出口到俄国。

砖茶是17世纪末才开始行销西伯利亚。用工夫红茶做的砖茶销往西伯利亚和土耳其斯坦，用较粗的绿茶和茶梗做的砖茶销往蒙古和俄国的喀山及阿斯特拉罕（Astrakham）。1863年俄国顺丰洋行在汉口附近茶区设砖茶厂制造砖茶，1866年俄国新泰洋行（TokmakoffCo．）也在茶区设厂。俄国控制砖茶制造的步伐很快，1865年时经天津入恰克图的砖茶有一半是俄商制造的，到1866年则全部都是俄商制造了。

1866年俄商开设的砖茶厂增至3家，这些砖茶厂均设在汉口附近的崇阳、羊楼峒，它们沿用中国传统手工制作方法。1869年俄商从汉口运走的砖茶达73758担。随着砖茶贸易的扩大，手工生产已不能满足俄国的胃口，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俄商着手建立以蒸气机为动力的机器砖茶厂。

约1874－1875年，俄国在汉口租界内建立2家机器砖茶厂，次年又在租界外筹建第3家。俄商开始将设在茶区的砖茶厂转移至汉口，并以机器制作代替手工制作，每家机器砖茶厂的投资在100至200万元之间。但机器制作比手工制作优越，手工压机每天出茶砖60筐，废品率20％，而机器生产每天出砖茶80筐，废品率只有5％，每筐生产成本比手工省银一两，即每天可省80两。故19世纪80年代后，机器生产完全取代了手工生产。1893年俄国又新建一间机器砖茶厂。

汉口最著名的俄国机器砖茶厂有顺丰、新泰、阜昌三家。顺丰创办最早，年产砖茶150000筐，雇佣工人800－900人，日夜开工。阜昌规模最大，雇有工人约2000人。汉口4家俄国工厂共有15架砖茶压机，7架茶饼压机，日产砖茶180担，茶饼26担。在19世纪90年代10年间，俄商从汉口输出的砖茶总值26415574两。

  

福州俄商砖茶厂旧址

俄商还将砖茶制造扩张至福州和九江。1872年新泰洋行首先在福州开设第一家砖茶厂，接着在1873年和1874年分别在建宁和西芹创办2家砖茶厂。到1876年，新泰、阜昌等三家洋行在福州的南台（3家）、建宁的南雅口（2家）、太平（1家）、三门（1家）、延平的西芹（2家）等地共开了9家砖茶厂，出产砖茶53624担，俄国在福建的砖茶厂规模比汉口小，而且其扩张活动受到当地人民的反对。随着福州茶叶贸易在19世纪80年代末逐趋衰落，俄商在福建的砖茶厂也陆续歇业。在九江，新泰率先于1875年建立砖茶厂，几年后顺丰也在九江开厂。这两家砖茶厂产量约23000担。俄商在九江建厂的结果使九江砖茶出口大量增加，1882－1891年九江出口砖茶259268担，1892－1901年增至342760担。九江成为另一砖茶制造中心。

除了控制茶叶贸易和建立茶叶加工厂之外，俄国还逐步侵蚀中国的传统茶叶市场。1862年俄国与清朝签订《中俄陆路通商章程》，使俄商拥有在中俄边境百里内“均不纳税”的特权，蒙古成为俄国“小本营生”的自由贸易区。同时，俄商运砖茶回国，每担只纳税银六钱，约等于一般茶税的四分之一。1869年，俄国又迫使清朝签订《修订陆路通商章程》，取消原来只准“小本营生”的俄商在蒙古自由贸易的限制。蒙古这块市场逐步落入俄商手中，导致华商“生计日穷，渐行萧索”。19世纪70年代后，俄国加快侵略新疆的步伐，出兵占领伊犁达10年之久。1881年，俄国通过《改订条约》和《改订陆路通商章程》，将新疆变成俄商贸易免税区。俄商深感茶叶贸易的条件“很不错”。与华商受到清朝政府茶叶专卖政策的控制和沉重苛捐杂税的情况相比，俄商在“就地做茶叶生意”方面“有较多的自由”。到1906年《俄商借道伊塔运茶出口章程》签订后，“俄商贩运华茶在伊塔境内洒卖，此外影射偷运者，更不知凡几。私茶充斥，销场疲滞”。

俄国对中国外销茶的扩张和控制是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控制中国茶业的一个典型。俄国除了没有在中国划地种茶之外，对中俄茶叶贸易中的茶叶加工和贸易均建立全面的控制。在俄国的打击排挤下，原来从事中俄茶叶贸易的中国商人衰落下去，而中国边疆茶叶市场也被俄商所占领。

中俄茶叶贸易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发生重大的变化，战火纷飞造成的社会动乱使贸易活动难以为继，中俄茶叶贸易立刻落入低谷，而原来在中国设立的砖茶厂也歇业。1916年中国出口俄国的茶叶有634，999担，但在1918年便减为57，907担，到1920年只有6，995担。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中俄茶叶才有新的发展。

文章来源：李庆新主编：《学海扬帆一甲子——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成立六十周年纪念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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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至20世纪的中俄茶叶之路是继“丝绸之路”之后联通欧亚大陆的又一贸易通道，但以往讨论多限于对中俄茶叶贸易和路线的线性描述，而忽视了它们发生在一个更为宏大的时空范围内，即全球史的时空范围：东西方在此相遇、碰撞、融合，茶叶的流动加快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经济全球化的一个具体结果便体现为茶路的变迁。笔者尝试将中俄茶叶之路的演变历程，放置于全球时空的变化之中，考察其变迁的全球因素及多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