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的茶叶历史上，似乎没有一种茶能像“熙春”茶那样，产量之大，质量之好，价格之高，出口之多，畅销之广，影响之深远;在世界各国几乎都有她的踪迹并留下了美好的声誉;也似乎没有一种茶能像“熙春”茶那样，在中国茶叶的出口外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无论是在茶叶影响英国工业革命的兴起过程中，还是在引起美国独立战争的波士顿倾茶事件里，抑或是在中国明清以来的茶叶发展、竞争与变革中;似乎都有“熙春”茶的身影……。所以说，“熙春”茶不仅仅是“绿色珍珠”，更可以说她是璀璨明珠;因为“熙春”茶走南闯北，飘洋出海，不仅成为欧洲贵族争相拥有的珍品并行销各地;同时，“熙春”茶更是以其优异的品质风靡世界、桂冠叠戴并谱写了中国近代茶叶外销史的辉煌篇章!
一、熙春溯源
“熙”，古同“禧”，福，吉祥。《说文》曰：仰熙丹崖，俯澡绿水。熙春，明媚的春天;同“熙春茶”。熙春茶(Hyson)，源自“熙春”(hei1 cên1);也称贡熙茶(Hyson)。“熙春”这个名字，源于晋代文学家潘岳(247~300)的作品，在其《闲居赋》中有“于是凛秋暑退，熙春寒往”之句;意思是冬去春来、茶芽初发于早春采制而成。人们用形容春天的词语来描写熙春茶，是因为春天既是“熙春”茶的采摘季节，更因为春天的新绿也是“熙春”茶的颜色。至于后来“熙春”茶被称为“贡熙”茶，是为了夸耀“熙春”茶的名贵，也是因为“熙春”茶是进贡给皇室的“贡品”。还有一种附会的说法是，“熙春”茶曾进贡给康熙皇帝，所以就有了“贡熙”之名。
“熙春”茶是“屯绿”茶的一种，而“屯绿”茶则是来源于松萝茶;也就是说，“屯绿”茶的前身是松萝茶，当“屯绿”茶从松萝茶中分离出来的的时侯，“熙春”茶就自然而然地拔得了头筹。道理很简单，当用毛茶原料进行精制或精加工处理并提取出整齐匀净的成品茶(精制茶)时;无论是提取出长形或圆形的成品茶，在“屯绿”茶的产品结构中，都有“熙春”、“贡熙”等花色品类;这就是“熙春”、“贡熙”茶出类拔萃的先决条件。当然，“熙春”、“贡熙”茶和松萝茶不同的是，松萝茶问世后被人们誉为“绿色金子”，而“熙春”、“贡熙”从松萝茶中分离出来后，却被人们誉为“绿色珍珠”。
据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茶叶学会名誉理事长、著名茶学专家陈宗懋先生主编的《中国茶经》记载：松萝茶的采茶技术，早在三四百年前就达到精湛的程度，明代闻龙《茶笺》记载：“茶初摘时须拣去枝梗老叶，惟取嫩叶，又须去尖与柄，恐其易焦，此松萝法也。炒时须一人从旁扇之，以祛热气，否则色黄，香味俱减。予所亲试，扇者色翠，不扇色黄。炒起出铛时置大瓷盘中，仍须急扇，令热气稍退，以手重揉之，再散入铛，文火炒于入焙，盖揉则其津上浮，点时香味易出”。“屯绿”茶的炒制技术，就是在这种规范的基础上而发展完善的。
“屯绿”茶属眉茶，有珍眉、凤眉、特贡、熙春、贡熙等品名，主产地是安徽休宁、歙县、祁门、屯溪以及江西婺源等地;因历史上集中在安徽屯溪加工输出而得名;也是中国外贸出口之极品名茶。
茶叶专家陈宗懋先生在其主编的《茶叶大辞典》中对“屯绿”茶亦有介绍：屯绿，原产安徽省黄山市休宁、歙县、黟县、祁门东乡和屯溪区的长条形炒青绿茶，因历史上与本区相邻的婺源等地生产的炒青多集中于屯溪加工销售，故统称“屯绿”。据王镇恒、王广智主编的“九五”国家重点图书《中国名茶志》记载：南宋以后，安徽江南茶区名茶生产全面崛起，明清时代达到鼎盛……。休宁松萝山松萝茶作为炒青型名茶的鼻祖，创制于明初，到明代中后期已远近闻名;明末清初松萝制法已传播到安徽南北和赣、鄂、闽诸省，成为一大宗茶品。松萝茶出口始于清康熙年间，至嘉道年间，出口兴盛，发明了松萝茶特别技术并逐渐演化为屯绿，分珠茶、雨茶、熙春三类，共10多个花色、品级。
珠茶：以其结构浑圆，形似珍珠而得名;分别按茶的大小和身骨轻重分为5个品级。
雨茶：以其形长似雨点而名，分别按茶型大小和身骨轻重分为5个品级。
熙春：结构为不规则的块状，多由芽头和肥厚叶子叠合而成，结成不规则块状;分别按茶块大小和身骨轻重分4个品级。
清道光年间的“屯绿”茶盛行二十四花色，即“十雨”、“八珠”和“六熙”。“十雨”是珍眉、凤眉、蛾眉、正雨、副雨、茅雨、眉针等;“八珠”为麻珠、宝珠、珍珠、园珠、虾目等;“六熙”指贡熙、眉熙、正熙、副熙等。
清同治年间的“大帮官堆”屯绿茶有“七珠”、“八蕊”和“三熙”。“七珠”是麻珠、宝珠、圆珠、虾目等;“八蕊”是蕊眉、珍眉、凤眉、针眉、香眉、雨前等;“三熙”是指贡熙、眉熙和熙春。
清光绪年间徽州歙县知府何润生在《徽属茶各条陈》中对屯绿茶也有介绍：“绿茶内分三总名，曰珠茶、曰雨前、曰熙春。熙春内分四等：眉正、眉熙、副熙、熙春;雨前内分五等：珍眉、凤眉、蛾眉、副蛾、茅雨;珠茶内分五等：暇目、麻珠、珍珠、实珠、芝珠。皆为洋庄(外销)。均内用锡罐，外装彩画板箱”。
“屯绿”茶从松萝茶中分离出来很多的花色品种，但基本制法与拼配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只是随着国际茶叶市场的需求而变化，在精制率不断提高的情况下，进行花色品种的变化。而“屯绿”茶各花色品种，都是在反复的炒、筛分、风选、拣剔中产生，尤其是通过严格的筛选(园筛、转筛、扣筛、抖筛)、扇、撼等工艺后，才提取出各种花色品种茶，其长短、精细、轻重、形态、整齐匀称，甚至可以称为纯净。
二、熙春演变
“屯绿”茶为什么要从松萝茶中进行分离呢?茶叶专家说“成品茶中各种形态的花色组成，在过去称‘大帮’，就是产品结构”。而外销绿茶产品的结构，主要是指精制厂收购的毛茶原料，需要按其不同形态，通过复制作业(或称精制、精加工处理)，分别大小、长短、粗细、厚薄、轻重，汰除杂劣，并分门别类，提取出来的整齐匀净的成品茶(或称精茶)。而收购的毛茶，顾名思义，是很复杂的，有香气滋味内质优次悬殊的，有形态大小不齐的，有烟焦劣变夹杂的等等。精制的主要目的就是视各类毛茶原料，在分别内质品次、汰除劣异的基础上，整饬形态，提取相应产品，使之发挥最大经济效益。
这就是茶叶业内人士所说的，要“看茶做茶”;而内质特优的茶叶，为使外形整饬并能更好地衬托出产品的优美，就要特别细致的处理，这就是所谓的“好茶精做”。而有些形状粗壮的茶，内质不一定差，就要所谓“粗茶细做”。总之，都是为了发挥毛茶的自然品质优势，以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
“屯绿”茶从松萝茶中进行分离、创制或改革，是徽州茶商经营理念的体现;从茶叶销售角度来看，也是徽州茶商坚持诚心为质、以义为利的销售理念的体现。如徽州茶商吴荣寿，在茶业经营的过程中就不断地进行革新，他以重金聘请制茶名家汪汉梁为总管，在选料与配方上融婺(源)、歙(县)两家为一体，制成了色香味焕然一新的“抽芯珍眉”和“贡熙”茶，从而在上海一举夺得绿茶评比魁首并誉满沪港等地。徽州茶商在经营茶叶时还注意收集消费者的反馈信息，并根据消费者的不同口味，不断地提高品位，这不仅体现了徽商的人本精神;同时，也反映了徽州茶商经营思路之清晰和经营手腕之灵活。
据中国茶叶专家傅宏镇先生考证：“屯绿”全面创制或者改革是在1820年左右，当时徽州婺源东乡有俞德和、俞德昌、胡源馨、金龙泰等多家茶号，他们精心创制1000多箱高级绿眉茶，直运香港销给东印度公司;因为质量优、销路好、利润高，所以屯溪各家茶号立即仿效并全面经营、精制绿茶外销。
清光绪二十二年，黟县茶商余伯陶在屯溪长干坊设立“福和昌茶号”，以眉茶的制法为基础，精益求精地提取“抽蕊珍眉”运往上海出售，也受到了欧洲消费者交口称赞。而屯溪的一些茶号也在这一启发之下，在茶叶精加工时提取特等“贡熙”茶;而这些“贡熙”茶特别适合俄国消费者的嗜好;此后“珍眉”茶行销西欧，“贡熙”茶行销俄国，都成为了世界茶叶市场的畅销品。于是，在全国茶叶生产开始中落的清朝末年，由于徽州茶商的审时度势，并根据市场需求来不断地改进茶叶制作方法，从而给徽州的茶叶生产和贸易带来了新的生机，而那些大茶商们也从中获得了巨利。如徽州婺源茶商孙友樵，他继承祖业后在屯溪观音山扩大“怡新祥”茶号的规模，他尊重制茶师傅技艺的发挥和创新，他收购优质毛茶精制特珍、抽蕊、珍眉和特贡、贡熙等外销茶出口，所以，他不仅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也成为了茶界巨商。
据道光二十六年(1815)的相关资料记载，茶商江有科和其子江文缵，在歙县芳坑江氏祠堂以及漳漂等地租赁厅屋数间收购初加工后的毛茶，经过抖筛、减簸、拣茶、焙茶、风煸等多道工序，加工制作“松萝”、“雨前”、“圆珠”以及“熙春”、“贡熙”茶等品种，将成品茶装入锡罐并密封，外面还用彩画板进行包装，每箱装茶30斤至40斤不等;每年有200多担茶叶通过广州销往世界各地并获利颇丰。也正是由于徽州茶商知书识理，有较高文化素质，因此使他们能在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审时度势，在拥有品质优良的徽州茶品的同时还具有十分灵活的经商手段，以至有了松萝茶和“熙春”茶的创新;从而浓墨重彩地写下了徽州茶畅销世界各地的历史，并在17世纪至19世纪中叶，开创了称雄世界茶叶市场的黄金时代。
清代是徽州茶叶辉煌的年代，茶叶种类迅速增加，红茶绿茶并驾齐驱;尤其是在松萝茶制作工艺和贸易兴盛的影响下，徽州遂成名茶荟萃之地;而祁门红茶、黄山毛峰、金山时雨茶等后起茶品之秀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以致出现了祁红屯绿、毛峰称雄的局面。而“熙春”茶则是独树一帜，它以其美好的传说，优异的品质以及适合外国人的口味而畅销世界各地并风靡世界茶坛。有专家指出：徽州茶商能在海外贸易中一度执掌牛耳，除了具有徽商种种的优势，如有着悠久丰富的从商经验，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并讲究商业道德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血缘纽带与地域纽带在茶商的经营活动中发挥了特殊的效用。
正是由于徽州茶商的商业活动促使了地区生产关系的变革，也促进了徽州茶叶的兴盛和茶叶品种的增多以及茶叶品质的不断提高;所以，“松萝”、“熙春”茶在徽州茶商的贸易活动中频频崭露头角，最终得以行销世界各地。
三、熙春出口
“熙春”茶自诞生后很快就声名远播，她不仅为世人所重，争先恐后地购销于国内外市场，同时也成为世界闻名的茶叶之一。
早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当我国绿茶中的珍眉、珠茶等还没有问世前，“熙春”茶就已经与松萝茶、武夷茶先后出现在欧洲并风靡世界。当时，出口的茶叶还没有经过后来称之为“精制”的工艺过程，但全都是国内已有盛名的具有独特风格的产品。所以，如同在国外文献上的松萝茶名被称作(singlo)一样，熙春被称为(Hyson);尤其是在中国茶叶风靡英国直至世界各地以后，有关中国各种名茶的名称，如武夷茶 (bohea)、熙春茶 (hyson)和松萝茶 (singlo)等;也就不断被英语借用;而tea 被英语借用后，就构成复合词如：green tea(绿茶)、black tea(红茶)等多达190 余个。
1610年，荷兰人首先从中国运茶到欧洲，而当地人对中国茶叶惊叹不已，认为茶叶是“灵草”也是“能治百病的药”，甚至把茶叶看成是“贡熙”(进贡给皇帝的佳品);很快，松萝茶和“熙春”、“贡熙”茶等就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
1660年，英国著名茶商托马斯•卡洛韦出版的《茶叶和种植质量和品德》一书说：“茶是很珍贵的一种饮料，价格昂贵，只有王公贵族把它用作赠送客人的礼品”。尽管出口到欧洲的茶叶价钱昂贵，但是当地人只要能买到中国茶叶，也是“其价几何，在所不惜”;尤其是“熙春”、“贡熙”茶在大批出口后，欧美的商人将这种浑圆如珠的茶叶意译为GunPOwd(意为火药枪的子弹);也就是这种形似“枪弹”的茶叶，屡屡成为东印度公司采购单上的紧俏商品，成为西方商人掠取暴利的时髦饮品;所以说“熙春茶”不仅是我国传统的出口茶之一，也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传播到国外的名茶。
18世纪初期，“熙春”茶已大量输往国外并受到了消费者的喜爱;当时，广州销到欧洲的茶叶，有红茶和绿茶两大类，其下名目繁多，常见的有松萝茶、珠茶以及熙春茶等。当时，“熙春”和“贡熙”茶在伦敦市场上售价甚高，“熙春茶”每磅卖价高达10先令6便士，因其茶价之高不亚于珠宝，所以曾被人们美誉为“绿色珍珠”。到了19世纪中后期，“熙春”茶出口达到鼎盛时期，年输出量约1万吨;输出初期以销欧、美为主，20世纪20年代起，以销西、北非为主。茶叶专家程启坤、姚国坤在《绿茶金三角及其优势》中指出;清代以松萝茶为代表的徽州茶出口量很大，清光绪年间其出口量约占全国茶叶出口量的90%;而早期输入欧洲的中国茶，是以绿茶为主。
依据英国东印度公司1702年的订单来看，其中松萝绿茶占了三分之二。从英国东印度公司进口茶叶的数字也可以看出，在1721—1730年间，东印度公司进口的武夷茶为336万磅，松萝茶为458万磅;因此可以认为，欧洲人早期饮用的茶叶是以松萝茶为主的炒青茶;如“熙春”、“贡熙”茶等。
1740年，在英国东印度公司进口茶叶的账目中，就将进口的茶叶分为武夷、小种、松萝和“熙春”、“贡熙”茶等10种;而与松萝茶一同出口的“熙春”茶也是声名鹊起并风靡世界。在英国伦敦茶叶经纪人协会印发的报告中，有一种表格叫“伦敦茶叶进口、存货及提货之非正式估计中所用之平均重量”，就是对各种茶叶进行非正式估计时，所用之每箱平均重量。
如下表所示：
根据东印度公司的收购订单中关于红茶绿茶的分类统计，在1741年至1750年间，绿茶中的眉茶进口量是8029616磅，“熙春”茶进口量是1320166磅，珠茶和其它绿茶的进口量分别是161646磅和9338磅。通过这个分类进口统计，我们清楚地知道“屯绿”茶以及眉茶、珠茶和“熙春”茶其时的贸易情况，同时也表明了它们在茶叶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1750年瑞典“卡尔亲王号” 商船来华，随船牧师为瑞典博物学家彼得•奥斯贝克，他在《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一书中，对于茶叶有着详细生动的记述;他在书中提到了十余种茶叶，并详细地记述了“卡尔亲王号”返航时运载茶叶的清单：如武夷茶(红茶)共 2885箱，1030642磅;工夫茶 1071大箱和288小箱，共96589磅;“熙春”皮茶共140箱，7930磅;“熙春”茶共31桶，2206磅;其他各种茶1720罐，3557磅。由以上资料可见，当时瑞典商船的运输货品中，茶叶所占份量之重。 而在英国东印度公司所签订的1778年各船舱货合约中，购茶情况如下：从广州“十三行”潘启官那里订购的屯溪茶和松萝茶2000担，贡熙茶200箱;从瑛秀那里订购的屯溪茶和松萝茶2000担，贡熙茶200箱;从浩官那里订购的茶为贡熙茶100箱;从石琼官那里订购的茶为贡熙茶100箱。另外，英国东印度公司对1773年3月至1782年9月的10年中，公司在英国市场上所售出的茶叶进行了统计;屯溪茶、松萝茶1832474磅，贡熙茶218839磅。当时，英国市场的茶叶销售价格是：属于红茶的白毫每磅15先令，工夫茶每磅14先令，普通武夷茶每磅12先令;属于绿茶的熙春茶售价为每磅36先令，珠茶售价为每磅18先令，普通绿茶每磅15先令。
1784年，由于英国对茶叶的需求较大，英国东印度公司卖给本国茶商的茶叶价格也开始走高：如武夷茶每磅44便士，松萝、“熙春”茶每磅121便士;此时法国、荷兰、丹麦、瑞典的走私茶价是：武夷茶每磅19便士，松萝、“熙春”茶每磅69便士。而在当时英国伦敦的市场上，松萝、“熙春”茶每磅售价十先令六便士。1820年以后，“熙春”茶开始销往英国、俄国和美洲;到了1862至1874年间，“屯绿”和“熙春”茶外销竟多达十万引。
茶学专家陈椽在《茶叶通史》中说：“屯绿”茶自明末开始产生后，就成为主要的外销茶，至1821年至1850年时，“屯绿”茶每岁外销至五、六百万引(每引旧秤120斤)，这还不包括走私茶和贡茶。到了1845至1846年期间，茶叶价格不断攀升，以绿茶“熙春”和小珠最高，每担可售银46两左右(含出口关税);其次是雨前绿茶，每一担约售40两，最低是屯溪茶和工夫红茶，每担约售24至27两。当年，茶叶平均售价为37两，其中“熙春”茶的售价比屯溪茶高出约一倍。
1751年，广州出口茶叶的价格为松萝每担20.66担，贡熙每担41.13两。至177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两艘商船所购的贡熙茶竟然高达每担58两白银。
而到了1790年，英国伦敦皮卡迪利大街212号售茶价格表明，红茶价格已经明显低于绿茶，所售价格最低的“绿茶每磅5先令6便士至6先令”，最低的红茶为“武夷茶每磅4先令4便士”，质量最优的绿茶为极品熙春茶，标价为14先令到16先令。
“熙春”茶在美国也有销售。美国华茶输入早期多为低级的茶，后来发展到输入较高级的茶;尤其是19世纪后，品类高的绿茶，如“熙春”、雨前、副熙茶的输入量开始增加。到了1837年，“熙春”等绿茶占进口茶总数的4/5以上。中美茶叶贸易的迅速发展给美国带来了极大的利益，所以中美茶叶贸易得到了美国政府的鼓励，并制定了有利于茶叶输美的税收政策。1789年，美国开征茶税，红茶每磅15分，圆茶及珠茶22分，贡熙、雨茶(珍眉)55分。至1900年，广州尚有一部分“贡熙”及副熙茶输运出口。当时活跃在广州的法国商人罗伯特•康斯登说：“茶叶是驱使我们前往中国的主要动力，其他的商品只是为了点缀商品种类。”、
清光绪年间徽州歙县知县何润生，在1896年撰写的《徽属茶各条陈》报告中说：“徽属产茶以婺源为最，每年约销洋庄三万数千引(一引为一百斤);歙、休、黟次之，绩溪又次之。这四县每年共计约销洋庄四五万引，均系绿茶。绿茶内分三总名，珠茶、雨前、熙春;皆为洋庄，均内用锡罐，外装彩画板箱。箱分三名：二五双箱、连罐计重不过一十一斛有奇;三七箱，连罐计重不过十二斛有奇;大方箱，连罐计重不过十五斛有奇。三七箱高一尺四寸，阔一尺二寸;二五箱比三七箱小一码，大方箱比三七箱加一码。胥有准式，每箱可装细茶四十余斛，粗茶三十余斛。徽州内销茶不及十之一二，专用篓袋盛储”。
四、熙春美誉
“熙春”茶叶底嫩匀，卷曲嫩绿，茶叶入水慢慢舒展，口感淡雅青涩;而上品“熙春”茶在谷雨前采摘，汤色金亮，色泽绿润，香味醇浓;其内质与相应品级的绿茶相比，具备味厚汤清，汁浓耐泡的特点。也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风味和良好的品质，使得“熙春”茶出口到国外以后，不仅是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其身影和名声也在国外的文学作品中屡屡出现，以致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历史资料和文字记录。
“精艳彩瓷播清馥，青翠熙春注享客;诗人浸润玉液里，华堂满飘习习香”。这是爱尔兰每年举行的盛大“诗节”中无名氏的一首“品茶”诗，辑在1752年刊行的诗集中。这首诗出自于美国威廉•乌克斯所著的《茶叶全书》第488页(中译本漏译，是中国茶叶专家钱樑先生翻译的)。从那以后，英国名诗人如霍谷森、拜伦及荷美思等诗人，都在他们的诗歌作品中，留下了关于“熙春茶”的吟诵和赞美。
1773年，苏格兰浪漫主义诗人费格森在赞誉熙春与武夷名茶时，写道“爱神永其微笑兮，举天国之芳茶而命之，沸煎若风雨而不厉兮，乃表神美之懿微……，女盖为神致尔虔崇兮，彼因胜之甘液，唯熙春与武夷”。而在艾默生的作品《色诺芬尼》第一节中，也有关于“熙春茶”的记载。
1785年，美国人威廉•乌克斯在《茶叶全书》中记载：英国保守党政客Rolle为英国自由党员数人所作的(《THE ROLLIAD》鲁里之流)诗中有一首云：“茶叶本多色，何舌犹能穷?熙春与武夷，此绿彼又红;松萝与工夫，白毫和小种，薰花真芳馥，麻珠更稠浓。”由此可知“熙春”茶在国外的影响。当然，“熙春”茶能作为外国诗人吟咏的对象，可以想见在它们成诗之前，已经是在当地社会流行得相当普遍和久远了。
16世纪末，许多欧洲人写的关于东方的著作中都述及中国茶叶的知识。当时，英国文化艺术界以茶为题材写了许多的作品，如1663年，瓦利向查理二世饮茶皇后卡特琳祝寿时写的一首茶诗，其中有“月桂与秋色，美雅与茶比……物阜称东土，携来感勇士，助我清明思，湛然去烦累”。 1771年，英国爱丁堡发行的《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一版“茶”条下有这样的记载：“经营茶的商人根据茶的颜色、香味、叶子大小的不同把茶分成若干种类。一般分为普通绿茶、优质绿茶和武夷茶3种。其它品种的茶似乎也都可以分成这3种。……“熙春”茶和珠茶等高价优质绿茶都属于此类。武夷茶比以上两种叶子都小，颜色比其它品种更深，有时发黑，口感、香味均宜，口感似乎是涩中带甜，绿茶好象都是紫花地丁的香味，而武夷茶则带有蔷薇花香。英国《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提及的是“熙春”茶、珠茶都是“屯绿”，而文中所指的普通绿茶和优质绿茶，应该是指“屯绿”茶和松萝茶。
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经由纽约开往广州，开始中美茶叶的直接贸易，此后华茶源源入美;当松萝和“熙春”茶进入美国市场后，同样也是留下了值得我们回味、重视并研究的茶叶文献史料。
1803年，美国纽约晚报上刊载了一则茶的广告：“新到二百零五箱上等贡熙茶，华脱街182号Elljsuane公司启。”
1816年，在美国纽约报纸上又出现了茶叶拍卖广告，名松萝茶区所产者，由John Hone主持拍卖，地点在自由街Astor码头”。
1817年，清朝廷命官蒋攸锬在奏折中说;“闽、皖南人贩运武夷、松萝茶叶，赴粤省销售，向由内河行走;”禁止“出洋贩运”。
1836年，在美国菲列特尔菲亚市，报纸上又刊出一条关于中国茶叶的广告，全文如下：“茶叶——兹有大帮(文中的“大帮”是指“大帮官堆绿茶”。)茶叶专家钱樑先生说：“成品茶中各种形态的花色组成过去称大帮，就是产品结构”。)各种包装之贡熙、珠茶及圆茶出售，品质优良，如蒙光顾，请至Soutn Front街十三号，Osamuel M.Kempton公司启。”
美国医生、作家赫漠兹在《波士顿茶会谣》中，也写道了“熙春”茶;他说“……犹辨得熙春香气，自由之茶杯依然充沛，满常新之奠灵甘醴……。”
茶叶为西方贸易商带来了巨额利润，以至历史学家普里查德认为“茶叶是上帝，在它面前其他东西都可以牺牲。”而1915年，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徽州“贡熙”茶获得了博览会金奖。
从世界经济发展史的角度而言，在二十世纪以前西人所寻求的中国商品中，唯有茶叶在中西贸易中长期居于支配地位;尤其是徽州的松萝茶和“熙春”茶，在长达几百年的中西茶叶贸易活动中，一直是拥有良好的品质、美好的声誉和绝对的话语权。
五、专家阐述
中国茶叶专家钱樑先生《论贡熙》(兼论外销绿茶的产品结构和发扬品质优势问题)文中，专门介绍了“贡熙”茶的溯源、演变以及在外销绿茶产品结构中的地位等等。1983年12月，中国茶叶学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钱樑先生《论贡熙》这篇文章作为学会提供大会的论文之一;1984年，这篇文章还载于商业部杭州茶叶加工研究所、全国茶叶加工科技情报中心站第2期的《中国茶叶加工》杂志。
钱樑先生在《论贡熙》文中指出：1843年五口通商后，上海外商云集，不久即超越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最大口岸，尤其是因为上海接近产茶省区，就成为了茶叶对外贸易中心，出现了如1886年的空前大发展。经过长期积累的产销实践经验，外销绿茶已大都在生产集散地设立复制茶厂(茶号或称内栈)收购茶农毛茶，通过分类分档装箱后运到口岸，经过洋庄茶栈卖给洋行出口。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外销绿茶的货源已基本形成两大系列：一是路庄系列，称为路庄茶，另一是土庄系列，称作土庄茶，不论是路庄茶或土庄茶，长形茶或圆形条的产品结构中，都有贡熙或熙春、付熙等花色品类。
钱樑先生在《论贡熙》一文中还阐述了“贡熙在外销绿茶产品结构中的地位”，他明确指出：“这里所指的外销绿茶产品结构，主要是指精制厂收购的毛茶原料，按其不同形态，通过复制作业(或称精制、精加工处理)，分别大小、长短、粗细、厚薄、轻重，汰除杂劣，并分门别类，提取出来的整齐匀净的成品茶(或称精茶)。钱樑先生还明确指出：“贡熙或熙春这个花色，在外销绿茶产品结构中，有非常突出的地位和作用。这是因为任何地区的毛茶，不论是圆茶或是长茶地区，毛茶总是毛的，不可能纯净的。为整饬好长茶必须分离出团曲的原料;同样做圆茶也必须分离出长扁形和粗松的原料。不然，也用不到“精制”这个环节了”。“例如产制眉茶的皖南地区1938~1939年的路庄大帮构成，整个屯绿为抽珍(特别珍眉)占18%、珍眉占31%、抽贡(特别贡熙)和普通贡熙占33%、正副针眉占18%。祁门枭溪口大帮的构成为抽珍占17%、珍眉占37%、抽贡和贡熙占33%、正副针眉占16%;歙县大帮为抽珍21%、珍眉41%、抽贡和贡熙16%、正副针眉20%、虾目2%;婺源大帮为抽珍14%、珍眉22%、抽贡和贡熙38%、正副针眉26%”。 之所以举这些例子，是因为钱樑先生认为：“解放前的这段时期，因没有上海土庄茶的干扰，茶批最正常，且是钱樑先生在1938~1939年间亲自参加收购评价和在港主持外销的情况。成品茶品质较好的屯婺祁大帮，抽贡、贡熙产品都占30%以上，多到38%;较差的歙县大帮、抽贡、贡熙则只占16%。这说明抽贡、贡熙提取多的，眉茶质量也随之提高，而在总的价格上也有裨益。当时各花色收购价格都分五等九级，抽珍按品质高低中准价为每50公斤95元，高到120元，低限60元，不及格的还可降低;珍眉中准价为65元，高可到90元，低到49元;抽贡中准价为70元，高可到92元，低可到52元;普通熙春中准价为40元，上可到51元，下可到29元，有不少内质好的大帮中的抽贡、熙春价格比内质差的大帮中的抽珍、珍眉价格还要高”。
钱樑先生还根据自己保存的资料，披露了熙春茶在当时的卖价;他说：据我手中存有的资料，“贡熙中上级(抽贡)每50公斤111.25元，中级80.20元、中下级59.50元、普通级42.25元，而珍眉上级140元、中上级111.25元(以上为抽珍价)、中级82.50元(包括部分内质差的抽珍)、中下级71元、普通级53.75元，价格基本与抽珍、珍眉差不多。而当时的平水一号珠茶为60~82.5元，二号、三号珠茶为38~50元，就是说比平水珠茶的价格要高得多”。
钱樑先生说，“贡熙类产品50年代的价格也是最有利的，当时眉茶出口换汇率一般平均已在3元以上，珠茶为2.7元左右，但贡熙类产品都在眉茶、珠茶以下，特贡不到2元，是经济效益最高的出口绿茶品类”。
后 记：
“熙春”茶自诞生以来一直是身价不菲，并和“松萝”、“屯绿”茶一起创造了风靡世界的奇迹。也正是“松萝”和“熙春”茶厚重的历史积淀，让“松萝”和“熙春”茶成为了中国历史文化名茶，同时也成为了中国茶叶品类中当之无愧的佼佼者;这无疑值得人们借鉴和学习。 对于时今的茶人来说，如何把茶和民族文化、民族感情和民族气节深深地联系在一起，让国饮成为世界之饮，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综观“熙春”茶风靡世界的历史进程和巨大荣誉，我们应该从“熙春”茶中传承什么、得到什么、弘扬什么?想来，一方面是应该以严肃的态度和敬畏之心，恢复、保护和尊重传统的中国茶叶;另一方面是应该利用人类创造出来的科学技术，瞄准现代生活需求，打开创新思路，理性取舍得失，真正让茶叶这个天地灵物致富茶农、造福人类!
【摘自2016年第4期《吃茶去》杂志;作者：郑 毅(安徽黄山)，系徽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瑞典：“哥德堡”沉船古茶
瑞典东印度公司设立于1731年，至1806年基本停止业务；在这75年中共有35艘135次航行，其中专程来华的航行达132次之多；其运输的货物中，茶叶始终是两国贸易中的最大宗物品，而武夷茶与徽州茶所占比重最大。往来于古代海上茶叶之路的瑞典航船，不仅有故事，还有传奇，更有回忆……
雍正十年（1732年），在中国与瑞典的历史上，是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一年。瑞典“腓特列国王号”作为其国家来华的第一艘商船，抵达广州。著名的《皇朝文献通考?四裔考》记载：“瑞国在西北海中，达广东界俱系海洋计程六万余里……通市始自雍正十年，后岁岁不絶。每春夏之交，其国人以土产黒鉛、粗絨、洋酒、葡萄干诸物來广，由虎门入口。易买茶叶、瓷器诸物，至初冬回国。”“腓特列国王号”商船上有个大班叫坎贝尔，他详细记载了在穗城的活动，其中商务多与买茶有关，“……半个月内装了六百箱茶叶。总计装载有红、绿茶共2183箱。
另有100件半箱装、6件小箱装、23件篮装、46件简装以及422件罐装或盒装茶叶；其中有1030642磅武夷茶（红茶），共2885箱；有7930磅熙春皮茶，共140箱；2206磅熙春茶，共31桶；还有其他各种绿茶共1720罐。1750年，瑞典“卡尔亲王号”商船来到了广州，随船牧师叫彼得?奥斯贝克，他是瑞典博物学家林奈的学生。彼得在其有名的《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一书中，对于茶叶有着详细生动的记述，他提到十余种茶叶；他说“品种最好的非常好闻”。在书中，彼得记述了“卡尔亲王号”返航时运载茶叶的清单：有松萝茶，有熙春茶，还有熙春皮茶……等茶共1720罐。
中瑞茶叶贸易史上不幸的一幕，是“哥德堡号”商船沉没事件。1745年9月12日,瑞典“哥德堡号”在驶入瑞典哥德堡港口时沉没,当时载有366吨中国茶叶,数量最多的是安徽休宁地区的一种松萝茶。“据记载,这就是安徽休宁的松萝茶,属绿茶类”。“哥德堡号”前后三次来中国，在其运载的货物中，茶叶是主要的物品；第一次贸易收到48%的回报收益，第二次为40%。茶叶是所有货物里最赚钱的，两次分别带回来255吨和317吨”。第三次返程时虽然沉没，但从保存下来的货物清单里，可知当年“哥德堡号”装运的情况；计有2677箱茶叶，相当于366吨；289箱2388捆和12桶瓷器多为茶具；还有19箱1180卷丝绸……仅茶叶就占总运量的近三分之二。《中华茶叶五千年》一书明确指出：1993年9月，瑞典“哥德堡号”沉船茶叶等珍品在上海市博物馆展出……370吨茶叶共2000多只茶箱浸没海底239年，多数已霉烂；由于锡罐封装严密未受水浸变质；实物展品中有茶箱（每箱约90公斤，茶叶结成团块状）和罐装茶（瓷质或锡制罐封装的茶叶色泽灰黑无光泽，但尚成条形）以及瓷质茶壶、茶杯、茶盘及储茶罐；根据货物清单并经专家鉴别论证，打捞出的茶叶为清乾隆时代出口的中国松萝茶。也正是因为茶叶是用锡罐封装，所以，被泥淖封埋了239年的茶叶未受到水浸变质，冲泡饮用时香气犹存。因为锡自身的特质优点，可以有效保持茶叶的色泽和芳香。而用锡罐密封茶叶，则是松萝茶出现以后才开始的，之后一直被广泛使用并受到人们的喜爱。
广州：“十三行”与徽州商人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重开海禁，在广州设立粤海关，继而设立垄断对外贸易的公行；从此，中国由贡舶贸易转变为通商贸易，从而掀开了外贸史上重要的一页。次年，广州巡抚发布征税公告，首次将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划分开来，在征税上予以区别。凡经营洋货进口和出口土货的行商，俗称为“十三行”，具有官商性质。因茶叶是清政府限定由公行垄断经营的主要商品，所以，外商想要购买茶叶，只能委托公行代理。“十三行”在《南京条约》签订后废除，前后共存在120年；在对欧出口，组织茶、丝、瓷大宗货品方面曾起到了重大作用。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十三行洋商缔结十三条行规，在涉及经营贩卖货物中，只有茶类定为“独揽”，如规定“绿茶净量应从实呈报，违者处罚”。据《清代广州十三行纪略》记录：乾隆四十年（1775年）“十三行重组‘公行’，并规定专揽茶、丝各大宗贸易”。对此，《簷曝杂记》记载：“大西洋距中国十万里，其番舶来，所需中国之物，亦惟茶是急，满船载归”。其时，徽州茶商海外茶叶贸易，初始携松萝茶从杭州、明州(今宁波)等港市出口与外国人进行交易。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规定广州一口通商后，又明令安徽等省的茶叶必须先运至广州，然后才运销外洋。
因此，五口通商前，松萝茶出口几乎集中于广州。据文献记载，广州“十三行”之初有五家粤商，五家闽商，三家徽商；而从事对外茶叶生意的刘东生则是三家徽商之一。徽商刘东生“身家殷实，赀财素裕”；他的“东生行”在对英国的茶叶贸易中，占到了贸易股份中的三成；他销售的茶叶大部分是来自徽州，主要是松萝、屯绿、婺绿、珠兰花茶等徽州名茶。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记载：清代外商对于“茶叶一项，向于福建武夷山及江南徽州等处采买，经由江西运入粤省”。以美国东印度公司为例，1700年，美印公司从中国采购300桶上等徽州松萝绿茶和80桶武夷茶，1703年运入7.5万磅徽州松萝绿茶，1万磅珠兰花茶等。徽州茶外销生意的兴隆，使刘东生的名声大振；乾隆六十年(1795)，刘东生的“东生行”在广州诸行商中排行第九，到了嘉庆元年（1796），迅速上升到第六位；而到了嘉庆四年前后，则是上升为第五位；因此，刘东生与伍怡和、潘丽泉等人一样，成为了十三行的重要人物。徽商叶上林(?～1809)，字启文；徽州婺源朗湖人。清光绪《婺源县志》卷33《人物?义行》记载：叶上林“贡生，赋性恂谨。中年贸易岭南，家渐裕，自持俭约，遇善举则慷慨不少吝。”
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叶上林创办了“义成行”并开始独立发展；叶上林的主营业务是茶叶，尤其是茶叶出口，几乎成了他牟利的重要资源。他凭籍着家乡出产的茶叶深得英国人的认可；因此，他把松萝、珠兰、祁红、屯绿等徽州茶叶进行精加工后运到广州，以致被外国公司及商人视为上等品，并称徽州茶是“中国茶品质之最优者”。1776年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还有公司与叶上林“义成行”茶叶生意往来的记录；英国商人还尊称叶上林为“仁官”；因此，叶上林理直气壮地将徽州茶高价卖给了英国、丹麦、瑞典等国的商人。
松萝茶在世界各地畅销，这个情景也引起了粤海关的重视。清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七日（1759），粤海关监督尤拔世，向朝廷呈报了需要宫中朱批的《奏请更定外洋出口茶税事》奏折；奏折的主要内容是“将武夷茶每百斤原估价八两，酌改每百斤十三两，松萝茶每百斤原估价七两，酌改每百斤估价十二两……请皇帝钦准后施行。粤海关将松萝茶的“估价”提高，是有目的的……海关对出口货物的“估价”又叫“估值”，是一项对出口货物加征的“杂税”。“杂税”的条目繁多，在海关整个税收中所占的比例很大，几乎与缴纳朝廷的“正税”相当。说白了，“杂税”是由海关自己支配的，而“正税”是要上缴朝廷的……粤海关在为清廷提供了巨额的财政收入时，也想为自己提高收入；于是，粤海关就选中了出口量最大的茶叶——松萝茶和武夷茶；既然各国都要买松萝茶，既然松萝茶销售量这么大而且又十分畅销；那么，购买松萝茶的每条商船增加五两银子的“估价”（杂税），这样，粤海关的收入就可想而知了……美国人威廉?C?亨特在其所著《广州“番鬼”録》一书中说：“英国人和荷兰人在17世纪前半期出现在广州，相继而来的是丹麦人、瑞典人和奥地利人、西班牙人。后来，他们自己也来到广东省城。”还有法国、墨西哥、普鲁士等国的商船。总之，为了茶叶，明末清初西方国家的无数商船进入了广州；当然，世界各国的商船购买的并非全部都是徽州茶，但这些商船基本上都购买过徽州茶而且是数量颇多……”随着徽州茶叶外销数量的增长，徽商贩茶到广东的人越来越多，广州城内聚集了大批徽州茶商，不少人因经营外销茶获利丰厚，俗称做“洋庄”茶；徽州当地人称为“漂广东”、“发洋财”。由于贩茶入粤，获利极厚；因此，徽州茶叶的采买基本都是以徽商为主体。
史料对徽商在广东业茶的记载颇多，仅光绪《婺源县志》卷三十三、三十四（人物?义行）就记载了众多的茶商人物。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鸦片战争后，输往广东的徽州茶叶越来越多，徽商从事外洋贸易的人员也是越来越多。如广州十三行中“隆记行”的创始人张殿铨，就是把握了商机而发财的；据《先祖通守公事略》记载：“通守公……避地苏州，日与皖浙茶商检习。皖茶皮珠雨、松萝两种，得通守公发明制法，乃信有名。回粤在城西十三行自设隆记茶行……先是安徽绿茶常为行商所轻，自用通守公制法，乃人奔而我取。皖绿茶来粤，隆记则全行销售，人方危之。一日西商附洋舶来言，专购绿茶，求之他行无所得，次至隆记时，通守公适心动，约以晨方议价，及群商先后麇集，价定则争相采办，欢呼乃散，立致巨富”。
江有科是徽州歙县芳坑人，也是一个肯动脑子、善于总结且颇有儒风的徽州茶商。清道光七年(1827)，江有科写成了《徽州至广州路程》札记一册，详细记载了运茶所经的550余处城镇村庄的风情、距离、交通、费用等情况；甚至是何处可乘舟、何处当起岸、何处设关卡、何处不安全等等，都作了具体的记录。为了与外国茶商恰谈生意，江有科还写了一本接洽外商的札记，专记外国的语言、度量衡、交往礼节、生活风情以及等；甚至还将数百条常用英语用汉字注明意义和读音；这种被人称作“广州英语”的小札，对江有科与外商洽谈茶叶业务，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徽州茶：屯绿、祁红，出口称雄
从世界经济发展史的角度而言，在二十世纪以前西人所寻求的中国商品中，唯有茶叶在中西贸易中长期居于支配地位；尤其是徽州的松萝茶和屯绿茶，在长达几百年的中西茶叶贸易活动中，一直是拥有良好的品质、美好的声誉和绝对的话语权。屯绿茶的创制以及畅销世界各国，完全是造应国际市场的需要；同时，屯绿茶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标竿！尽管屯绿茶创制的时间在业界是各家说法不一，但总括起来；第一、屯绿是在松萝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第二，屯绿是经过复制过程的,制法比青茶更进了一步；第三、屯绿之得名是与大量销售到世界市场分不开的。
《中国名茶志》对“屯绿”的介绍是：清代同治、光绪年间，精制茶分珠茶、雨前、熙春3个种类。珠茶：以其结构浑圆，形似珍珠而得名；分别按茶的大小和身骨轻重分为5个品级。雨茶：以其形长似雨点而名，分别按茶型大小和身骨轻重分为5个品级。熙春：结构为不规则的块状，由芽头和肥厚叶子叠合而成，分别按茶块大小和身骨轻重分4个品级。
道光年间，屯绿茶盛行二十四花色；即“十雨”、“八珠”和“六熙”。“十雨”是珍眉、凤眉、蛾眉、正雨、副雨、茅雨、眉针等；“八珠”为麻珠、宝珠、珍珠、园珠、虾目等；“六熙”指贡熙、眉熙、正熙、副熙等。同治年间，“大帮官堆”屯绿茶有“七珠”、“八蕊”和“三熙”；“七珠”是麻珠、宝珠、圆珠、虾目等；“八蕊”是蕊眉、珍眉、凤眉、针眉、香眉、雨前等；“三熙”是指贡熙、眉熙和熙春。光绪11年（1885年）“皖南茶厘总局”详文称：“查道光年间(1821--1850),皖南茶引岁销五六万道(按：当时每引为120斤)；自同治年间(1862--1874),洋庄茶盛行,岁始销引10万余道。”根据《徽属茶务条陈》记载，徽州名茶是出口之大宗。1706年，绿茶(有大珠茶、小珠茶、熙春茶、雨前茶属之；婺源茶、屯溪茶、楝培茶、松萝茶、包种茶、押冬茶等)始传入英国。
又载，光绪年间“徽茶内销不及十分之一二，外销者常及十分之八九”。所谓外销，即售给通商口岸的洋庄，由洋庄销往国外，因此又称洋庄茶。洋庄茶多以箱装，内有锡罐，外饰彩画，装饰精美。
徽商外销茶初始是“漂广东”，由于海禁，当时买卖双方只能在船上做交易，所以称“漂”；因为价格可以自主，因之利润较高，又谓之“发洋财”。绿茶外销茶还经澳门，销往欧美或直运香港；售给东印度公司。在英国东印度公司收购茶叶的订单中，有关于红茶绿茶的分类统计；在1741年至1750年间，绿茶中的眉茶进口量是8029616磅，熙春茶进口量是1320166磅，珠茶和其它绿茶的进口量分别是161646磅和9338磅。通过这个分类进口统计，可以知道“屯绿茶”以及眉茶、珠茶和熙春茶其时在国外的贸易情况，同时也表明了它们在国际茶叶贸易中的地位。1820年以后，屯绿茶的“熙春”开始销往英国、俄国和美洲；到了1862至1874年间，“屯绿”和“熙春”茶外销竟多达十万引。
茶学专家陈椽在《茶叶通史》中说：1845至1846年期间，茶叶价格不断攀升，以绿茶“熙春”和小珠最高，每担可售银46两左右（含出口关税）；其次是雨前绿茶，每一担约售40两，最低是屯溪茶和工夫红茶，每担约售24至27两。当年，茶叶平均售价为37两，其中“熙春”茶的售价比屯溪茶高出约一倍。光绪年间的徽州歙县知县何润生，在1896年撰写的《徽属茶各条陈》报告中说：“徽属产茶以婺源为最，每年约销洋庄三万数千引（一引为一百斤）；歙、休、黟次之，绩溪又次之。这四县每年共计约销洋庄四五万引，均系绿茶。绿茶内分三总名，珠茶、雨前、熙春；皆为洋庄，均内用锡罐，外装彩画板箱。徽州内销茶不及十之一二，专用篓袋盛储”。据民国二年(1913年)资料统计，全国制茶工场为703家，其中，安徽较大的制茶工场则为97家；这些工场设在屯溪、祁门、歙县、休宁四地。抗战以前，徽州6个重点产茶县，有祁门、至德、休宁、歙县、绩溪以及石埭、贵池等；有小规模茶号649家。传统茶商只有一小部分，其余茶号概为新设；新茶号中还有集资经营资本的。它们共同的特点是资本额小，靠沪、浔等地临时贷款，向茶农收购毛茶，在设备极其筒陋的手工工场中制成精茶；然后运到九江、上海，由茶栈转手售给外国洋行。明代，徽州商人已经将各种徽茶运销汉口。史料记载：“祁门茶溯江而上，四川茶顺江而下，麇集于汉口”。尤其是明清以来，运销蒙、俄的茶叶大多为晋商所垄断；如清代学者王先谦所说：“中国红茶、砖茶、帽盒茶均为俄人所需，运销甚巨。此三种茶，向为晋商所运。”并由此形成了一条由南到北经西伯利亚直达欧洲腹地的国际性茶叶商路。
汉口是中国三大茶市之一，也是万里茶道上的主要茶叶集散地；亦有汉口茶港之美誉。但是，汉口本不产茶，它主要依托湖北、湖南以及安徽、江西的大量茶叶支撑着这个国际茶市。然而，汉口茶市的经营茶商却是山西商帮、徽州商帮、广东商帮、湖南商帮、江西商帮及本地商人，号称汉口六大茶帮。《清史稿?食货志》对中国茶叶的海内外市场有过这样的描述：“其市场大者有三：曰汉口，曰上海，曰福州……上海之茶尤盛，自本省所产外，多有湖广、江西、安徽、浙江、福建诸茶；江西、安徽红绿茶多售于欧美各国。”当时，“祁红”经汉口输出俄国的主要商路有两条：一条是从汉口出发，经汉水运至襄樊、河南唐河、社旗，上岸由骡马驮运北上，至张家口；或从玉右的杀虎口进入内蒙古的归化（今呼和浩特），再分销蒙古、新疆等地。另一条是从汉口顺长江而下至上海，转运天津；再由陆路运至恰克图转输西伯利亚。京汉铁路通车后，汉口的茶叶输出又增加了一条更为便捷的途径，即通过铁路运至华北，再由驼队输往蒙古和西伯利亚。
清咸丰八年（1858），根据清廷与英国天津条约，汉口、镇江、九江成为长江三开放口岸。外商频至，茶叶大宗出口，当时九江驻有法（汉口兼）、英、日、荷、美、俄（均上海兼）领事。此时，在汉口经营茶叶的徽州商帮，不仅人数众多，销售甚好，而且是颇有声誉及影响。如徽州绩溪人胡桂森，在汉口创业多年，除了开办多家酒店外，还利用家乡产茶的优势，开设了“胡元泰”茶庄；因为茶价便宜，质量也好，而且品种亦多；凭此一枝独秀的优势，其茶、酒业务几乎垄断了汉口的市场。胡桂森的生意红红火火，店名声名享誉武汉三镇；以致民间有“胡桂森武汉半边红”的说法；他也被选为武汉市总商会会长。
清光绪十年(1884)3月28日的《申报》记载：徽州茶商在九江“每值春夏之交，以茶商生意为大宗，城内外之开茶栈者共四十余家。”清末民初，曹耆瑞、曹继发父子在汉口开设瑞馨泰茶号五爿，成为武汉三镇的茶叶巨商。1900年，《湖北商务报》(第38期)刊登有《祁门茶事》一文记载：“祁门地方向以红茶为生意之大宗，然专售予俄人……”1916年《协和报》曾刊登有《汉口茶业状况》，文章说：“汉口茶业向分两湖市与祁门市其货多，其销外洋而销于俄国者最多。”民国九年(1920年)以后，汉口茶市衰落，红茶贸易中心由汉口转至上海。祁茶运输，先用小船(每船不超过60箱，船价36元)由闾江经江西景德镇运至饶州，每箱运费约6角；再改抚州大船，用小轮拖载，出鄱阳湖而达九江，小轮拖载每箱约2角，抚州船费每箱3角；由江轮运至上海，每箱运费约1.1元。以上运费，祁门至九江由茶号自理；九江至上海，沿途报关手续、上下驳力、火轮运费，均归各放汇茶栈的九江分栈代办茶叶售出后，由上海茶栈在售价内扣除。祁红茶改由陆路运输后，由公路局于境内各产地汽车站，经芜屯公路运至宣城火车站，换装江南铁路货车运至南京尧化门，转京沪路至上海。红茶经销手续全由茶栈代理，茶栈取样与洋行议定价格，货样相符即可成交。
在中国出口红茶中，祁红占有重要地位。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中国红茶出口总量890吨，其中祁红2488吨，占27.89%；翌年，红茶总输出9820吨，祁红占26.67%。民国二十五年至二十八年，祁红茶外销业务一度由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经营；此时，输往俄国的祁红数量大增，茶价亦较战前上涨约20--60%。祁红茶外销而使中国外汇收入增加，为战时经济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民国二十九年后，复归上海茶栈经销；主要销往英国、美国、法国、苏联、德国、荷兰、加拿大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英国为大宗，占出口量一半以上。1915年，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徽州“贡熙”茶、祁门红茶等徽州茶叶获得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可以说，中国茶叶走向世界的历史，其实是世界霸主兴衰交替的历史；而徽州茶走向世界的历史，不仅证明了徽州茶的品质，也印证了徽州茶的辉煌！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祁红、屯绿以及其他茶类的外销贸易，均由上海茶叶进出口公司和安徽省茶叶公司组织运销国外。此后，徽州茶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却是另一番精彩与辉煌！
结语
一千多年来，中国茶借由陆上、海上丝绸之路早已“播种”全球，成为世界感知中国文化的一个窗口，更成为中外商旅往来、相互理解与沟通的媒介。当下，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时代，为中国茶更好走向世界提供了新路径与新机遇。
明清时期，中外交流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中外交往在地域上已经突破了沿海地区，开始向内地深入；英、美等国家对中国内地所产绿茶的巨大的需求，为中国茶叶的生产和出口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中国茶适时地抓住了机遇，徽州茶也赶上了好时机；而徽商携其在茶叶资源上的优势加入到中外经济交往的洪流中；徽州茶更是凭借其优良的品质，迅速地占据了广阔的国内外市场，推动了茶叶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推动了徽州区域经济的发展；因此，清前期中英之间绿茶贸易的成功经验，以及清晚期祁红及其他徽州茶销售海外的业绩和事例，应该值得今天的茶人认真思考并镜鉴。
千年潮未落，风起再扬帆。2020年，联合国确立了中国主导的“国际饮茶日”；这无疑为中国茶更好地走向世界提供了新的路径；这也是徽茶乃至中国茶走向世界的新机遇！
本文作者系黄山市徽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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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正安
谢正安，安徽徽州歙县人，黄山毛峰创始人，其创办的“谢裕大”茶行居徽州五大茶行之首。
1875年，谢正安在歙县漕溪（今徽州区富溪乡）选采肥壮的新鲜嫩叶，在传统制作工艺的基础上，亲自动手，大胆改进，经过“下锅炒（五桶杀青）、轻滚转（手轻揉）、焙生胚（毛火）、盖上圆簸复老烘（足火、显毫）”等工序精心制作，形成“外形似雀舌均齐壮实，锋显毫露，色为象牙，鱼叶金黄。冲泡后，清香高长，汤色清澈，滋味鲜浓，醇厚、甘甜。叶底嫩黄，肥壮成朵”的独特新茶。由于该茶白毫披身，芽尖锋芒，又因其产地邻近黄山，谢正安遂给它取名为“黄山毛峰”。
建国后，黄山毛峰一直为全国名茶中的佼佼者。改革开放后，"谢裕大"茶庄改名为"天茗庄"，经原国家内贸部核准，成为安徽茶业唯一"中华老字号"茶庄。
汪立政
汪立政(1827～1895)，绩溪八都余川人(今上庄邻村)，字以德。1840年赴上海茶叶店为徒，勤劳忠厚，深得业主信任；1850年自办汪裕泰茶叶店于沪南，督工精制四方名茶，薄利多销，声誉鹊起而在业内独占鳌头，此后在上海、奉贤、苏州、杭州等地设分号9处。汪裕泰经营有方，业务发达，驰誉中外，盈利丰厚，执沪上业内之牛耳，为旅外绩溪人中的富商巨贾之一。
汪裕泰茶号，位于静安寺路20号近西藏路口。网友“稔之舟”补充道，蛮有故事的汪裕泰茶号——久享盛名的上海汪裕泰茶庄,是绩溪县上庄镇余川村人汪立政(名锡纯，字以德，1827—1895）所开创，汪立政祖孙三代，历120年，先后在上海、台湾和国外等地开设了茶庄、茶行、茶栈。鲜为人知的是胡适先生出生于小东门里咸瓜街的汪裕泰茶号楼上。
汪立政富而有道，急公好义，对家乡的公益事业多有资助。余川村口的环秀桥毁于道光癸酉(1873)，当时死难者无数，沿河良田皆废为沙滩，对此他一直牵挂在心。晚年，他捐金二千数百元，并派专人监工重建，虽未亲眼目睹夙愿的实现，但其子完成了此项义举。汪立政子汪惕予因致力于悬壶济世，只能勉力维系汪裕泰店业；其孙振寰1919年由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后，继承汪裕泰店业，刻苦钻研，善于革新，几经努力，于1927年在上海西藏路开设汪裕泰总号、辟有5个门市部，接着又在浙江路和福履路分设2个门市部，以批发兼零售，销售新制的绿茶、红茶、花茶和茶砖而驰骋沪上。抗日战争初期，他又悄悄地将资产转移美国和日本，在国外开设分销部，挽救了经济上的损夫，且及时地将汪裕泰茶叶打入国际市场，1949年离开大陆后，仍在海外维系店业。
吴锡卿
中华老字号—民国茶业（茶叶罐）茶叶筒—徽州府歙县昌溪吴锡卿创设北京“吴鼎裕”茶庄（旧徽州，领歙县、黟县、休宁、祁门、绩溪、婺源六县。1987年撤徽州地区，设立地级黄山市，市政府驻屯溪。）
吴锡卿，安徽歙县昌溪村人，生于1876年春，祖上为安徽茶商世家，兄弟6人，吴锡卿排行老四，1887年举家前往北京，初夏创办吴裕泰茶栈，由吴锡卿出任总管，几十年后才改号吴裕泰茶庄。吴家先后在城里城外开了8家大小茶庄，后来发展到11家，他们是：崇文门内“乾泰聚”、“福盛”、“吴鼎裕”茶庄，“吴鼎裕”即今崇文门菜市场旧址，专门经营高档茶叶，供豪门显贵享用。吴锡卿曾任北京市京师茶行会会长长达十年之久，被认为是百年老店吴裕泰茶庄的创始人，于1930年逝世。
张文卿
张文卿，安徽歙县人，张一元茶庄的创办人。张文卿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在花市大街摆设茶摊，光绪二十六年开设“张玉元”茶庄。光绪三十四年（1908）张文卿在前门外观音寺街路南购房开设了一间门脸的店铺，取名为“张一元”茶庄。取意“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之意，亦即“开市大吉、日新月异”之意。不久迁至观音寺街路北一处三间门脸的店铺营业。1912年张文卿又在大栅栏开设“张一元文记茶庄”。以“文”字表示为张文卿所开，三个茶庄以张一元文记为主。茶庄开业后，由于店址优越、经营得法，以质量上乘而声名远扬。
张一元文记茶叶盒
张一元茶庄茶叶质量上乘、色味醇正，茶庄的业务好、发展快，得益于创业者张文卿经营有方。1925年张文卿亲自到福建开办茶场，在福州郊外半山坡盖了几十间房，雇佣当地工人按季节收购新摘的茶叶，并选最好的茉莉花自己薰制，再依北方人的口味就地窨制、拼配，形成具有特色的小叶花茶。以汤清、味浓、入口芳香、回味无穷被京城百姓认可，并广为传颂。张文卿自己办茶厂不仅可以熏制特味的茶叶，而且要比在北京从茶叶批发商手中买货价钱要便宜得多。所以，同等级的茶叶张一元比别的字号茶庄卖得便宜。张一元茶庄还经常派人到一些茶庄了解售价，掌握商品行情，并且买回别人销售的茶叶与自家同级茶叶比较，不断使自家茶叶质量优于同行。当时，该茶庄就设有电话和函购业务。凡买2.5公斤以上茶叶者，均送货上门。尽管生意好，可茶庄仍很重视广告宣传。北京的商店，用高音喇叭播放歌曲、戏剧来招徕顾客，张一元茶庄是第一家。抗战前夕，张一元茶庄播放彭素海用西河大鼓演唱的“三下南唐”，每次播放时，门前总是围着许多听众，为销售创造了有利条件。
方祖寿
方祖寿，安徽翕县人。1919年开办吴元大茶店。茶店位于浙江杭州望江门内。首创茶叶邮包业务，首在辽宁打开销路，而后扩大到山东禹城等地，及至津浦、胶济、陇海等铁路沿线各城镇的一些茶店。大销路茶叶有中低档旗枪，还有茉莉、玉兰、桂花窨制的花茶以及白茶“寿眉”。该茶庄的茶叶罐绘有“多子商标”，并分别绘有“母子图”或“五子图”等。，画面生动形象。
汪自新
汪庄
汪自新（1868-1941），籍贯：安徽绩溪县。简介：汪自新，字惕予，又号蜷翁一代儒商、一代名医。1927年汪自新因杭州茶厂业务来到西湖，但见湖光山色，景致怡人。偶尔湖中一两只小船，悠悠荡荡，自在非凡。耳畔隐隐约约地传来丝竹乐响，宛若天籁。 “我若能卒于此地，此生也足亦。”汪自新动了在西湖边修建别墅的念头。他盘算着，在此修建别墅，即能将这一带湖光山色揽于怀中，又可方便打理杭州茶厂事务，岂不两得？据说，当年他修这个园林别墅，也遭到了当地人的反对。原因是汪自新修建此地，占了太多西湖的地盘，夺了太多原本属于老百姓的风景。直到汪自新承诺其百年以后，所有建筑连同园林，一并无偿归还政府，还湖于民，老百姓这才答应他开工建园。1929年，历经两年的修建，山庄终于建成，始称“青白山庄”，因汪自新乡情难舍，后更名为“汪庄”。1930年，汪自新将上海“余村花园”转让，资金悉数并入“汪庄”。
穆兴永
穆兴永，乾隆十七年（1752年）出生于浙江钱塘。民族工商业家、浙江著名商人、天津百年老字号正兴德茶庄的创始人。起初他做的是小本米面生意，主要从事粮食运输和米面加工，后来逐渐开设起了米铺、钱铺、染坊、茶叶店、洋货店等，成为了天津“八大家”之一。天津“八大家”中的穆家，是从清乾隆末年起家，经过嘉庆、道光、咸丰、同治以至光绪诸年间，逐渐发展兴旺起来的。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穆家所经营过的庞大产业，最后终因外国资本的进入而冲击而衰落，但唯一例外的就是正兴德茶庄。
朱昌琳
朱昌琳，派名谘典，字雨田，又禹田、宇田，晚年自号养颐老人，清长沙县人。长沙朱氏，系明藩岷庄王朱楩后裔，数更迁徙，历经安徽南陵、湖南宝庆，于清代前期定居长沙东乡，后居省垣。朱昌琳于清道光二年二月二十四日(1822年3月17日)出生。父朱原善，字采鹄，一字玉堂，“自幼天分过人”，“年十四出应童子试，即常列前茅”，后因父亲去世、家道拮据，乃出外就馆，曾入长沙府幕，后在省城草潮门开一小碓坊以营生。
朱昌琳自幼“生而和静”，少承儒业，考取秀才后，乡试屡不第，乃以教书为业。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湘中农业丰收，谷价骤贱，至“千钱三石”，“富室困弊”，人多以谷贱不愿经营。时朱昌琳在省城富绅唐际盛家课读，乃借资购入千斛。次年，沅、湘大水，谷价骤涨，至“倍十又五”。朱昌琳乃將积谷全部抛售，大获厚利，朱家“以此起富”。
清代湖南盛产茶叶，尤以安化黑茶在西北各地享有盛名。朱昌琳即在安化设立总茶庄，由安化采办茶叶，于汉口、泾阳、羊楼司、西安、兰州等地设分庄，雇佣人员不下数千，运至陕西泾阳，又取泾阳之水，制成茶砖，运销新疆、西藏、蒙古各地，盈利日增。此外，他还在长沙县麻林市、高桥、金井等地，辟有大片茶园，生产緑茶、红茶和砖茶，以硃漆木匣盛装，上盖“乾益陞”牌号，运销全国各地。
翁耀庭
翁隆盛茶号茶叶罐
翁耀庭，民族工商业家、浙江著名商人、百年老字号翁隆盛茶号的创始人。创设于1729年的翁隆盛茶号，店址初设于杭州梅东高桥。太平天国后，翁氏为发展业务，将店址迁至当时的商业闹区清河坊，又扩建五层洋房，门楣上装饰“狮球”，注册商标，气派焕然一新。茶号所制的龙井茶品质优良，采购认真，选而复选，专供“三前摘翠”的富春茶，精工焙制，色、香、味俱全，因而脍炙人口，在国内茶叶同行中首屈一指，在国外、港、澳、东南亚一带亦信誉卓著。翁隆盛茶号以历史悠久，品质优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而取得消费者的信任，成为茶叶行业中久享盛名的一家名牌商店。
吴恒有
民37年浙江吴恒有茶叶老号发票
清末人士，创办吴恒有茶店。位于杭州鼓楼外大街。该店以销中、上档龙井茶为主，同时经营华北等大城市茶叶店的批发业务。茶庄前后经营50年，至1953年关闭。
高梦征
20世纪初杭州高义泰布店老板。高梦征开设茂记茶庄，位于杭州官巷口附近。北伐战争前后，在西湖区狮峰购进荒山13公顷，开辟茶园作为生产基地，制作龙井茶在茶庄销售，成为杭州有名的茶庄之一。1950年土地改革时期，茶庄停业。
方冠三
昔日杭州方正大茶庄老建物
图片资料来源：http://oldblog.voc.com.cn/uploadnew/2007-01-29/1170074567_5602.jpg
清末民初之际，杭州有三大茶号，分别是汪裕泰、翁隆盛和方正大，前两家都是经营百馀年的老茶庒，而方氏的茶号最晚成立，是徽商方冠三於1917年所创建的。徽州历来是人文荟萃之所，所辖的休宁是中国状元第一大县，明清之际徽州商人更是称雄商界五百馀年。但是徽州当地山多地少，因此人们不得不往外发展讨生活，是以当地有「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的俗话，但是也正是徽州人勇於向外发展的冒险犯难精神，方得以成就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徽州商人。
据茶庄後人叙述，创始元老方冠三仅识了几个字，年方十五便得背上简单行囊，背井离乡出门讨生活去，他落脚杭州後，先在乾泰昌茶行当起学徒，由於其为人温和干练，深受老板器重。从业十馀年後单立门户，在杭城最繁华的地段羊坝头大街上开了一家茶庄，并取了个寓意深刻的字号「方正大」。杭城茶庒的经营向来竞争激烈，而方正大茶庒於此间立足，以其徽商自古以来所传承的克勤克俭，在多年经营之後颇得同业推崇，规模日渐扩大，甚至兼并了原先的乾泰昌茶行。1930年，方正大在杭州最繁华地段羊坝头大街的拐角上，造起了一座中西合璧的五层洋房为其总号。当年茶庒不仅做龙井茶的门市销售，还办有邮售、厂商批发等业务，在广东、香港都设有办事处。根据目前被保留的75本账册中记载，1930-1936年间有关方正大茶号的货源、销售和往来银行帐目记录，茶庒生意往来客户遍及各省及港澳、海外各地，帐册中即有产品销往香港永通、香港广茂隆的记载，粗略估计当年与方正大茶号有交易往来的客户即有上千家之多，每年吞吐的茶叶数以万斤计。
吴裕一
1927年吴裕一开办鼎兴茶店。位于杭州太平坊。以经营中下档旗枪茶为主，兼营桐乡杭白菊花，为杭州市茶叶店中实力较雄厚的店家之一。1953年停业。
郑鉴源
鸿怡泰茶号发票
郑鉴源(1902-1959年)，江西婺源沙城李村人。自1922年始，郑鉴源兄弟陆续开设"鉴记芬"、"德记芬"、"郑德记"和"郑鉴记"四家茶号，又在上海浙江北路开设了"源利"茶厂。1925年，郑鉴源连着在金陵东路开设了"润记·鸿怡泰"零售茶庄，在天潼路开设了注册"鉴记"商标的"源丰润"茶栈。随后，又在河南北路办起了"源利"分厂。还相继在江西的上饶、玉山，安徽的屯溪、祁门，浙江的温州、诸暨、奉化、新昌等产茶区，就地加工精制后打上源丰润"鉴记"商标，直运上海洋行。 1947年末，郑鉴源改组"中贸公司"为"中国茶叶公司"，又分别在南京路和宁波路的繁华地段，开设了"久丰润绸缎庄"和"信孚永钱庄"。上海解放后，郑氏事业又有新发展。1956年，郑鉴源的茶厂、茶庄、茶栈等，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转为公私合营企业。
张伟人
张伟人(1879-1933)，名骏，别名丕烈，号醒庵。福建泉州人。
清光绪五年(1879)生。祖籍同安县，祖父张白源以贩卖茶叶为生，嘉庆十八年(1813)，携子张满水到泉州，在涂山街头摆设茶叶摊，销售武夷岩茶和闽北粗茶，后开设泉苑茶庄，名牌茶叶有水仙种、铁罗汉等。
张伟人童年在私塾读书，长大在泉苑茶庄任事。勤学好问，能鉴别茶叶优劣、产地、品种，常到武夷山观察茶山茶园，熟悉茶叶生产情况和采制技术。
民国5年(1916)，其兄长、茶庄经理张丕成病逝，便接管茶庄，开始配制新产品。选用贮藏多年、质厚、色浓、耐泡的旧茶，掺和醇香的新茶，添加桂花、树兰，创制出新产品，使泉苑的名牌产品色、香、味更上一层楼。
武夷山历史上的茶庄亦称茶号、茶行，多为茶叶精制、包装（古时称“箱茶”）的加工厂，开设者均系雄厚的外地茶商，也有少数本地茶商。当时茶庄的经营方式有三种类型：其一，自栽自制型，其二，购茶经营型，其三，雇工经营型。旧时的武夷茶庄随着时间逝去，多以荡然无存，只有那些留下来的茶庄名号和鲜为人知的传说及为数不多的老房子，见证着昔日茶庄的存在和兴旺。
武夷山市志记载：旧时武夷茶庄的经营者有漳州、泉州、厦门、潮汕、广州、山西和本地茶商，而经营历史悠久的有集泉茶庄、奇苑茶庄、泉苑茶庄等，他们均拥有百数十年的名声。在众多的茶庄中，因乡土及方言关系分有帮别：以闽南方言为准的茶商，包括漳泉所属各县及旅居潮汕的闽南茶商，称下府帮，主要有集泉、奇苑、泉苑等；以潮汕方言为准的茶商，名潮汕帮，主要有兴记、瑞兴等；以广州方言组成的广东帮；以山西等地为主的叫西客帮；本地籍者为本地帮。
泉苑茶庄出产的名牌茶叶十分讲究质量，包装前，捡净茶枝，筛去茶末，统一颜色，每一小泡包成扁平四方形，五泡一束，两庄合一，装进锡罐，价格昂贵。大宗产品销往东南亚各国。
1917年，泉州城内涂门街头前后四条街发生火灾，泉苑茶庄全被焚毁，损失惨重。张伟人没有气馁，凭恃库存200多箱武夷茶(每三箱约50公斤)，又高价向同安一茶庄购进一批武夷岩茶，继续配制出售。不到一年，东山再起，重振茶庄。
张伟人拥有武夷山的青云岩、蕊珠岩两家茶厂，又与幔云岩、碧石岩、天井岩、弥陀岩、竹窠岩等茶厂建立茶叶包销关系，出高价买下武夷慧苑东岩茶厂，奠定泉苑茶庄牢固的基础。
1927年，被流氓陈桂林为首的市卫队绑架，泉苑茶庄用2万银元方才赎回。
1933年病逝，时年54岁。
王淑景
王淑景，名连誉，又名广施，安溪县西坪乡尧阳村人，生于光绪二年(1876)。淑景自幼聪明颖异，曾受学于泉州进士黄抟扶，学有渊源，工文善诗。
民国10年(1921)，淑景在厦门开禾路(竹树脚)创设尧阳茶行，其茶叶在漳泉各县和台湾、上海、海南等地销售外，还销至槟榔屿、吉隆坡、新加坡以及印尼吧城、井里汶、三宝垅、泗水、棉兰和越南、泰国、菲律宾等埠，成为著名茶商。
淑景为人慷慨，对国民革命，出钱出力，有过贡献。对地方公益事业亦有建树，曾任安溪县崇信里里长，厦门安溪同乡会、王氏宗亲会理事。曾参与发起创办安溪民办汽车路股份有限公司，并任董事、监事。
民国24年(1935)8月15日，淑景逝于厦门，归葬安溪尧阳。
淑景所创茶行，由其子继承经营，民国26年在香港开设尧阳茶行香港分行。
欧阳康
欧阳康字玉良，长乐桃杭人，1866~1942年。他小时候当过学徒，后继承祖业，精心经营花茶加工，并接管了家族企业。他担任恒元堂下的“生顺”茅茶行兼茶栈的老板，他精心经营企业，表现出不凡的胆略与才能，成为名闻遐迩的“东南茶王”。当年欧阳家族所产花茶的商标，用的就是他的头像，创办当年福州着名的商号“一枝春”、“第一峰”、“阜兴春”、“逢春馆”。很多老人只要一提起花茶，自然而然地会想到“一枝春”。他们都说当时很多人以能喝到生顺的花茶引以为荣，是身份的象征。欧阳康经营的“生顺茶栈”，它见证了上下杭商业街繁荣的历史，是让福州茉莉花茶走向世界的起源地，是福州唯一完整保存的明清代集花茶制造厂、毛茶收购站、成茶仓库、茶农客栈、茶王宅院于一体的古迹。据《福州工商史》记载，“生顺茶栈”高峰批售量，年约两万担，被称为“茶帮之王”。
洪天赏
鸦片战争“五口通商”后，福州成为全国最大的茶港。当时，福建各地的茶叶都在这里出口，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花茶的流行，福州有六七十家商户经营，他们以茉莉花茶为主，也有应市场需求，以珠兰、水圭、白玉兰、柚子花窨制的。他们中最著名的有三家：“洪怡和”、“福胜春”、“洪春生”。这三家同属于台湾金门洪家开的，居福州茶商魁首。当时的北口茶客的口头禅说，“刀牌香烟洪家茶”，意思是两者可以相提并论，是烟茶业中最常见、热销的品牌。
洪家祖籍江西乐平县，北宋末“靖康”之变，金军大乱中原，洪家祖先洪楷公于南宋绍兴年间迁徙至金门烈屿岛的青岐村。据洪家四世孙洪植锦说，洪家老厝背后有个小山坡，前面有个大水潭，左边是清水岩祖师庙，右边有座关帝庙，正前方是一望无际、浩瀚的台湾海峡，风水极佳。洪家茶的创始人洪天赏生于1859年，年幼时其父早丧，精神得到磨砺，十分坚强，很早就到福州闯荡。由于天资聪颖，习文练武，达到较高境界。洪氏旧宅初在坞里，即今之台江安平附近，与尚书庙相隔仅数十米。洪天赏年轻时经常去尚书庙玩耍，深受民族英雄陈文龙爱国主义思想的熏陶。
资料整理：福茶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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