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社科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出版了萨拉·罗斯(Sarah Rose) 的For All the Tea in China: How England Stole the World's Favorite Drink and Changed History，我帮取了一个中文名：《茶叶大盗：改变世界的中国茶》。
在我看来，再也没有比“茶叶大盗”这个称呼更适合罗伯特·福琼的了，为他写传记的萨拉·罗斯说，福琼从中国偷走茶种这事，是一宗人类史上最大的商业盗窃。她写道：“茶叶符合成为知识产权的所有条件：具有很高的商业价值、必须采用中国特有的某种工艺和流程生产、中国对这一技术极为保护、拥有这一技术让中国在竞争对手面前获得极大优势。”
福琼大作《两访中国茶乡》，是一本罕见的中国纪行文本，书里充分展现了他博物学家的素养。他记录了鸦片战争后那个巨变的中国，风土、物种、人群以及命运，谁想得到，舟山曾经被英国占领过，当地人以能为大英帝国提供裁缝服务为荣。福琼不仅记录了茶叶的鉴别方法，还记录了鸦片的鉴别方法，他也详实地还原了南京棉的制作，特别纯净与柔软。闽江的梯田就像通往山上的楼梯，令人震撼。福建的大麦4月就熟了，而上海要到5月。福琼很惊讶地发现，福州人居然吃牛肉喝牛奶。
在福琼之前，茶叶知识从未如此系统且规模地被外国人获得，即便是中国人，也很少有人会那么百科全书式去了解茶。福琼重点谈论了中国与英国饮茶的方式不同，中国是清饮，英国是混饮，这是消费习惯。而有关茶叶种植、加工、运输等等，对西方人来说，完全都是陌生的，故福琼的记载事无巨细。
我们重温福琼的中国纪行，大有裨益。在我看来，《两访中国茶乡》是近200年来最重要的茶叶文本，它的重要程度仅仅在陆羽的《茶经》之后。
品饮方式的不同
在中国，“我可以得到一杯茶，真的只是茶，没有糖，没有牛奶，在中国喝茶从来不添加这些东西。”不过，他在福建却喝到加奶的茶。福琼多次提到中国人喝纯茶的问题，这是写给英国人看的。“我们喝着茶，我发现，如果不加糖、不加奶，纯正的茶水喝起来非常提神。不时有店小二前来给我们的茶杯续满开水，通常要这样反复续上两三次水，或是喝到没有茶味为止。”“在炎热的夏天喝上一杯茶，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比这个更让人消困解乏，哪怕是起到一半的作用也好——我是指像中国人喝的那种又纯又正的茶水，既不加糖也不加牛奶。在消困解乏方面，它比葡萄酒和啤酒都要好很多。茶可以解渴，可以提神，还可以袪除这种气候所引起的种种疾病。”
这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在中国，喝茶加奶这种混饮的传统远远比清饮的传统更为久远，但为什么西方人会觉得混饮不是中国的传统，反而是安徽、浙江、福建极少数喝清饮的地方才是中国的传统?
他奉劝那些淑女，要向中国学习如何泡茶。先烧水，把水烧开，像陆羽、苏东坡教导的那样，从蟹眼煮到鱼眼。要温杯，为茶杯预热，泡茶的第一杯要倒掉。
茶树种植方面的知识，是英国人从未掌握的
在安徽，福琼看到山坡上有大片大片的茶林，茶林中间还种着一些庄稼，有小米和玉米等。小米和玉米能为茶林遮荫的作用，这对茶林的生长是有些好处。但他也有怀疑：“这样做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中国人喜欢把各种农作物混在一起耕作，实际上，这一实践遍布全中国各地。在别的地方，我从来没见过像这个山区里长得这么好的小米和玉米。”确实，即便是今天，依然还有许多地方把茶树与玉米地混种在一起，这主要是土地的最大利用。
在徽州，福琼找到了他访问中国最想获得的茶树种植知识，后来他在武夷山又验证了这些知识的正确性，从种子到茶树，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茶树都是由种子繁殖而成的，茶树种子在10月成熟。茶农把种子采集下来以后，再放在一个篮子里，与沙子和湿土混杂在一起，一直保存到春天。如果不采用这种办法，就只有小部分茶树种子能够发出芽来。如果暴露在剧烈变化的温度和湿度环境中，这些种子就会被毁掉。
到了3月份，人们把茶树种子从篮子中取出来，种到土里去。这一阶段会种得很密，成排成列地种在苗圃里，或者种在茶园里某块空出来的角落上。有时候，为了提高茶园的土地利用率，人们会在茶田的每个空闲位置种上五六颗种子。
茶树苗长到一岁左右的时候，就可以移栽了。移栽一般是在春天季风变化的时候进行，这时候甘雨时降，雨水温暖。树苗种植成行，株距约4英尺左右，每行有五六棵树苗的样子，行距也是4英尺左右。等到第三年，这些茶树就可以开采第一批茶叶了。
在徽州，他看到的茶园的土地，都是红壤土当中混杂着相当比例的碎石和沙子。
而在武夷山，“在我脚下以及四方都是武夷山嶙峋的山石，山谷中、山坡上有很多小块的肥沃土地，上面都种着茶树”，福琼写道。
武夷山以及附近一带的茶树都是在如下的环境中生长的：
1.土壤肥沃程度中等，呈棕红色，含有大量这一地区的岩石颗粒;
2.茶田因为岩石的特殊构造以及山坡上不断渗出来的流水而保持了充足的湿润程度;
3.由于山势的自然倾斜，茶田的排水状况良好，如果是在平地上，也因为比河流水面高出许多，所以排水良好。
茶树采摘方面知识。
幼苗一般在两三年内都不会采摘叶子，直到它们完全长大了，生出强壮有力的枝条。过早采摘茶叶，是一种非常不好的栽培方式。即使茶树完全长大了，对那些长势不太好的茶树，茶农们也不会采摘太多茶叶，有时候甚至绕过它们，不去采摘这些茶树的叶子，避免影响它们的生长。
但即使是照料得很好，土壤也很适宜，茶树老了之后，最终还是会萎缩，生长不良，茶叶的出产量下降从而使得茶农赚不到钱。所以在那些管理得好的茶园里，茶农们每年都要把一些老茶树移走，用新的树苗来顶替它们。一棵茶树，它处于全盛时间的生长期有多长，当然要取决于很多条件，但即使是照料得很好，能够持续给茶农带来盈利，茶树树龄也不宜超过十年或十二年，过了这个年龄段就不太合适，通常在这之前要把它们挖出来，把地方腾出来让给新的茶树。这也解释为什么清以来，在安徽、福建难以看到有年份的大茶树主因，因为产量需求，那些稍微上点年纪的茶树都被挖走。
茶树与工艺知识
福琼全面纠正了西方长期以来有关茶树的错误知识。西方一直以为，红茶树与绿茶树是两种树，福琼结合在广州以及浙江、安徽与福建的考察认为，林奈以来的西方在茶树分类上是错误的，没有所谓的红茶树，绿茶树，红茶与绿茶不过是加工工艺的不同而已。错误的根源在于，西方人大部分都是在广州获得茶知识，他们对大陆内地的茶一无所知。福琼的大作出版后，在英国卖得特别好，最大的原因，就是书里传播了正确的茶知识，满足了英国茶客的需求。
在古老的传说中，中国人采茶的时候要请猴子来帮忙，福琼也纠正了这一错误认知，猴子采茶的可能性小，但猴子到了种有茶树的岩石上，中国人就朝它们扔石块，这使得猴子们很生气，它们于是开始折断茶树的树枝，把树枝朝着袭击它们的人扔下来。就这样，人们获得了岩石上那些不易采摘到的茶。威廉·乌克斯1935年出版的《茶叶全书》里，就有一幅猴子摘茶的插图，这带着西方对东方的浪漫想象。
茶叶的收购知识
当年那些在崇安、星村收茶的茶商创造了“一手”茶这个词汇，他们亲自或者委托他们的经纪人前往这一地区的各个小镇、村落和寺庙，从和尚道士以及茶农们手中收购茶叶，这些收购来的茶叶运到茶商家中，都堆在一起。这些堆在一起的茶叶，以620箱或630箱为一手。同一手茶叶，其形态、等级都是一样的。倘若不是经由这样一种收购方式，那么同一手茶叶，就可能会有好几种不同的茶叶。到了大茶商手中，这些茶叶经过重新烘焙、包装然后再销往国外。
现在在云南茶山流行守采，就是等着在茶树下看着茶农采，为了保真，颇有点当年茶商收“一手”的做法。
同一手茶叶的箱子都包在一起，上面标上这手茶叶收购商的戳记。一年又一年，同一手茶叶，或者说，标有同样戳记的茶叶，就这样运到外国茶商那儿去。慢慢地，有些茶叶的名声更好一些，要价也更高一些。福琼也警告说，这并不意味着，今年这一手的茶叶和去年这一手的茶叶质量就一样好，尽管它们买自同一个人，箱子上也标着与去年一样的戳记。
茶叶运输知识
高级茶全程运输不落地，低级茶则相反。福琼专门画了两幅素描，又不厌其详地描述了整个画面。也因为这样，那个时代武夷山中的挑夫，茶马古道上的背负，都成为与茶叶相关挥之不去的影像。
高品级的茶叶，茶叶箱一路上都不能接触到地面。茶叶箱按下述方式背着：两根竹竿，各长7英尺左右，这两根竹竿的一头，一边一根，牢牢地与茶叶箱绑在一起。两根竹竿的另一头则并起来绑在一起，这样形成一个三角的形状。通过这种方式，搬运工可以把茶叶箱扛在他的肩头，脑袋则正好夹在两根竹竿围成的三角中间。为了把茶叶箱更轻松地背在肩头，箱底还会绑上一小块木板。
搬运工需要休息的时候，就把竹竿一头插在地上，把竹竿垂直竖起，这样整个箱子的重量就都由地面受力。在山里走那种陡峭的山路时，有了这种设施就会很方便，因为有些山路陡得每走几步就要歇一下，如果搬运工们没有这种便利的工具，茶叶箱就要不断地放到地面上。而当搬运工们在客栈或茶馆休息的时候，茶叶箱也可以支在竹竿上，靠墙竖着放在那儿。
所有低档次的茶叶，都用普通方式把它们挑下山来，也就是说，搬运工们用扁担挑茶叶，扁担两头各挑一箱。等到他休息的时候，不管是在山上还是客栈里，茶叶箱就直接放在地上，沾到泥土，等它们运到目的地，茶叶的外观就不如那些用另一种方式运下山的高级茶叶了。
茶叶利润
茶叶到底能不能赚钱?福琼这笔账算得已经超过他博物学家的范畴，但也正因为有他这笔账，我们才得以了解当年茶商的选择。
茶叶商，无论是在武夷山、屯溪还是在上海，或者什么地方，茶商都以广州人为主，广州茶商也是福琼在沿途努力回避的人群，他们能一眼就认出福琼是个老外，他假冒长城以北中国人的把戏只能偏偏广州以外的人。
从原料收购，到运输，再到外国人手上，怎么赚钱?福琼很关心，“我收集下面这些信息是为了搞清楚，如果可能的话，一箱或者一担茶叶运到出口港到底要征收多少费用。如果我能够或多或少把这个情况弄清楚，我们就可以知道中国人每年从这一贸易中赚取了多少利润，以及他们是否有可能降低茶叶价钱，同时，我们自己的关税也能相应地下降一些，这样，就可以让我们全体英国人民都喝得起这种美味健康的饮料。”
这部分，《两访中国茶乡》写得极为细致，敖雪岗的译本也非常流畅，我将再次复述一遍。
武夷山附近最好的红茶，先被送到崇安，在那被标上某一戳记，卖给与外国茶商打交道的中间商，这些人通常都是广州人。然后中间商开始雇佣搬运工，把茶箱从福建武夷山挑运到江西铅山、河口两个地方。武夷山到铅山220里，到河口280里，搬运工要5到6天。武夷山是一座大山，分属福建与江西，武夷山的风土更接近江西，尤其是饮食上，都比较喜欢吃辣。茶叶在铅山、河口走水路，如果去往广州，就要西行，进入鄱阳湖。经过南昌府、赣州府，再走陆路，翻越大梅岭，进入广东南雄，这需要一整天时间，之后再把茶叶重新装上大船，运往广州。茶叶从武夷山运到广州，整个路程下来，大概需要六个星期到两个月。
如果是运往上海市场，茶船要逆流而上，向东驶向玉山。玉山离河口有180里。需要一到四天时间，看水流情况。茶到玉山以后，需要再次搬运到常山。玉山位于一条往西注入鄱阳湖的河流的源头，而常山则坐落在一条往东注入杭州湾的河流旁边。从玉山到常山大约有100里，搬运工需要两到三天才能走完。从常山到杭州大概有800里，由于一路下行，五六天时间就能轻松地完成这段路程。从杭州到上海的距离约为500里，需要五天时间。
红茶从武夷山运到上海整个里程估计为400英里，整个行程便要花上28天，这大概是路上平均要花的时间。
这两条道路，我把之称为“红茶之路”，影响了整个西方文明史，是一条媲美茶马古道、万里茶道的茶道。
1848年12月，英格兰市场上出售的普通红茶，要价大概在每磅8便士。这种茶在上海的售价是：1846年为每担12两银子，1847年为每担11两银子，1848年为9到10两银子，1849年7月为11两银子。这些售价中都包括了出口税。
假设这些茶叶是“红茶之路”运来，那么一路上雇请搬运工和雇船的钱大概如下：每箱1740文钱相当于一担2718文钱，如果用银钱计算的话，大概是1.8元银元，或者1.359两银子。此外还要加上产茶区茶叶的价钱，批发商用于检测、购买木炭、雇请劳力炒茶的费用，茶叶箱子和包装的费用，以及海关费用和出口税等。
茶农出售上述这种茶叶的要价大概是每斤80文钱，相当于每担4两银子。各种费用总计：每担9.773两银子。
这笔账福琼一算，没什么利润啊。“微薄得几乎就让人怀疑，生产商是否还愿意继续维持这样的生产规模。”不过，这是普通茶的价格，高级茶就不一样了。
高品级的茶叶在上海的价格， 1846年12月是从20到28两银子不等，1847年从18到26两银子不等，1848年从14到22两银子不等，1849年7月则是从16到25两银子不等。而这种茶叶在英国市场1847年11月的卖价是从每磅1先令到1先令4便士不等。茶农以每斤160文的平均价格卖给中间商，把这些精品茶叶运到上海码头的总体费用为14两银子。而英国商人在上面记载的四年时间中，他们付出的平均收购价是22两银子左右，一担茶叶的利润为8两银子。
这就是大家只做高端茶，不做低端茶主因，利润。
偷运茶种的过程
福琼能够偷运活的植物，仅仅有博物学家的眼光远远不够。在中国的茶乡历练，他获得了大量有关茶树种植与养护的知识，同时，沃德箱的应用使得福琼偷盗过程如鱼得水。
福琼在上海制作出规格为1.2米宽、1.8米高的巨大沃德箱，将他采集到的全部树苗和树种，尽数栽培于其中。
沃德箱的发明者纳撒尼尔·巴格肖·沃德(Nathaniel Bagshaw Ward)是一位外科医生，他住宿的地方，植物因为空气被严重污染而无法存活，1829年，沃德医生发现在蕨类植物在密闭罐中生长得很好，他由此得到启示，发明了沃德箱。
沃德箱玻璃内壁可以形成了冷凝水，冷凝水滴到土壤上，形成水气的自然循环，土壤也可以一直保持同样的湿度，阳光可以透过玻璃照射进来，满足植物生长的所有与条件。1842年，沃德把这种可以用于长途运输植物的技术公诸于世，带来的了植物猎人在全球的盛行。
福琼详细地记录了这一过程：“我从中国最好的丝绸产区采集了一些小桑树，我把它们都种到一个箱子里，就像平常种树那样，然后给它们浇水;两三天以后，等到泥土干透了，把大量茶树种撒到泥土表面，然后在种子上面再盖上大约半寸深的土，浇上水，用一些木板把这些泥土盖紧;这之后就像往常一样，把整个箱子绑起来，绑得越紧越好。箱子运到加尔各答之后，里面的桑树长得都很好，茶树种也在运输途中发芽了，泥土表层长得到处都是。”
能成功运输，并且成功种活后，福琼继续他的工作。
“在试验成功的消息从印度传回来以后，我决定继续用同样的办法来包装那些箱子，这一次我将亲自带着它们走一回。于是，我在每个箱子的茶树苗之间都撒满了茶树种。”
“这样包装、准备好的箱子一共有14个，我手中还剩了大量的树种，在1蒲式耳左右。我打算用下面这种办法来处理这些种子。我准备了两个玻璃柜子，用来把中国采集到的山茶花运往加尔各答的植物园。我把茶树种子都倒在柜子前面，又倒入一小部分泥土掺杂在种子里面。然后在柜子底部铺上这样一层泥土、种子的混合物，两者大概是1：2的比例，把那些山茶花从花盆中轻轻取出，放到这一层混合物上面。山茶花之间的空隙也都用这种混合物填满，填到一定高度为止，然后再在最上面撒上少量泥土，把顶部的种子覆盖起来。给柜子里浇水，浇得透透的，然后用木板把柜子中的泥土固定下来，再把柜子盖子像平常一样合上扎紧。”
来源：茶业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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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社科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出版了萨拉·罗斯(Sarah Rose) 的For All the Tea in China: How England Stole the World's Favorite Drink and Changed History，我帮取了一个中文名：《茶叶大盗：改变世界的中国茶》。
在我看来，再也没有比“茶叶大盗”这个称呼更适合罗伯特·福琼的了，为他写传记的萨拉·罗斯说，福琼从中国偷走茶种这事，是一宗人类史上最大的商业盗窃。她写道：“茶叶符合成为知识产权的所有条件：具有很高的商业价值、必须采用中国特有的某种工艺和流程生产、中国对这一技术极为保护、拥有这一技术让中国在竞争对手面前获得极大优势。”
福琼大作《两访中国茶乡》，是一本罕见的中国纪行文本，书里充分展现了他博物学家的素养。他记录了鸦片战争后那个巨变的中国，风土、物种、人群以及命运，谁想得到，舟山曾经被英国占领过，当地人以能为大英帝国提供裁缝服务为荣。福琼不仅记录了茶叶的鉴别方法，还记录了鸦片的鉴别方法，他也详实地还原了南京棉的制作，特别纯净与柔软。闽江的梯田就像通往山上的楼梯，令人震撼。福建的大麦4月就熟了，而上海要到5月。福琼很惊讶地发现，福州人居然吃牛肉喝牛奶。
在福琼之前，茶叶知识从未如此系统且规模地被外国人获得，即便是中国人，也很少有人会那么百科全书式去了解茶。福琼重点谈论了中国与英国饮茶的方式不同，中国是清饮，英国是混饮，这是消费习惯。而有关茶叶种植、加工、运输等等，对西方人来说，完全都是陌生的，故福琼的记载事无巨细。
我们重温福琼的中国纪行，大有裨益。在我看来，《两访中国茶乡》是近200年来最重要的茶叶文本，它的重要程度仅仅在陆羽的《茶经》之后。
品饮方式的不同
在中国，“我可以得到一杯茶，真的只是茶，没有糖，没有牛奶，在中国喝茶从来不添加这些东西。”不过，他在福建却喝到加奶的茶。福琼多次提到中国人喝纯茶的问题，这是写给英国人看的。“我们喝着茶，我发现，如果不加糖、不加奶，纯正的茶水喝起来非常提神。不时有店小二前来给我们的茶杯续满开水，通常要这样反复续上两三次水，或是喝到没有茶味为止。”“在炎热的夏天喝上一杯茶，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比这个更让人消困解乏，哪怕是起到一半的作用也好——我是指像中国人喝的那种又纯又正的茶水，既不加糖也不加牛奶。在消困解乏方面，它比葡萄酒和啤酒都要好很多。茶可以解渴，可以提神，还可以袪除这种气候所引起的种种疾病。”
这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在中国，喝茶加奶这种混饮的传统远远比清饮的传统更为久远，但为什么西方人会觉得混饮不是中国的传统，反而是安徽、浙江、福建极少数喝清饮的地方才是中国的传统?
他奉劝那些淑女，要向中国学习如何泡茶。先烧水，把水烧开，像陆羽、苏东坡教导的那样，从蟹眼煮到鱼眼。要温杯，为茶杯预热，泡茶的第一杯要倒掉。
茶树种植方面的知识，是英国人从未掌握的
在安徽，福琼看到山坡上有大片大片的茶林，茶林中间还种着一些庄稼，有小米和玉米等。小米和玉米能为茶林遮荫的作用，这对茶林的生长是有些好处。但他也有怀疑：“这样做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中国人喜欢把各种农作物混在一起耕作，实际上，这一实践遍布全中国各地。在别的地方，我从来没见过像这个山区里长得这么好的小米和玉米。”确实，即便是今天，依然还有许多地方把茶树与玉米地混种在一起，这主要是土地的最大利用。
在徽州，福琼找到了他访问中国最想获得的茶树种植知识，后来他在武夷山又验证了这些知识的正确性，从种子到茶树，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茶树都是由种子繁殖而成的，茶树种子在10月成熟。茶农把种子采集下来以后，再放在一个篮子里，与沙子和湿土混杂在一起，一直保存到春天。如果不采用这种办法，就只有小部分茶树种子能够发出芽来。如果暴露在剧烈变化的温度和湿度环境中，这些种子就会被毁掉。
到了3月份，人们把茶树种子从篮子中取出来，种到土里去。这一阶段会种得很密，成排成列地种在苗圃里，或者种在茶园里某块空出来的角落上。有时候，为了提高茶园的土地利用率，人们会在茶田的每个空闲位置种上五六颗种子。
茶树苗长到一岁左右的时候，就可以移栽了。移栽一般是在春天季风变化的时候进行，这时候甘雨时降，雨水温暖。树苗种植成行，株距约4英尺左右，每行有五六棵树苗的样子，行距也是4英尺左右。等到第三年，这些茶树就可以开采第一批茶叶了。
在徽州，他看到的茶园的土地，都是红壤土当中混杂着相当比例的碎石和沙子。
而在武夷山，“在我脚下以及四方都是武夷山嶙峋的山石，山谷中、山坡上有很多小块的肥沃土地，上面都种着茶树”，福琼写道。
武夷山以及附近一带的茶树都是在如下的环境中生长的：
1.土壤肥沃程度中等，呈棕红色，含有大量这一地区的岩石颗粒;
2.茶田因为岩石的特殊构造以及山坡上不断渗出来的流水而保持了充足的湿润程度;
3.由于山势的自然倾斜，茶田的排水状况良好，如果是在平地上，也因为比河流水面高出许多，所以排水良好。
茶树采摘方面知识。
幼苗一般在两三年内都不会采摘叶子，直到它们完全长大了，生出强壮有力的枝条。过早采摘茶叶，是一种非常不好的栽培方式。即使茶树完全长大了，对那些长势不太好的茶树，茶农们也不会采摘太多茶叶，有时候甚至绕过它们，不去采摘这些茶树的叶子，避免影响它们的生长。
但即使是照料得很好，土壤也很适宜，茶树老了之后，最终还是会萎缩，生长不良，茶叶的出产量下降从而使得茶农赚不到钱。所以在那些管理得好的茶园里，茶农们每年都要把一些老茶树移走，用新的树苗来顶替它们。一棵茶树，它处于全盛时间的生长期有多长，当然要取决于很多条件，但即使是照料得很好，能够持续给茶农带来盈利，茶树树龄也不宜超过十年或十二年，过了这个年龄段就不太合适，通常在这之前要把它们挖出来，把地方腾出来让给新的茶树。这也解释为什么清以来，在安徽、福建难以看到有年份的大茶树主因，因为产量需求，那些稍微上点年纪的茶树都被挖走。
茶树与工艺知识
福琼全面纠正了西方长期以来有关茶树的错误知识。西方一直以为，红茶树与绿茶树是两种树，福琼结合在广州以及浙江、安徽与福建的考察认为，林奈以来的西方在茶树分类上是错误的，没有所谓的红茶树，绿茶树，红茶与绿茶不过是加工工艺的不同而已。错误的根源在于，西方人大部分都是在广州获得茶知识，他们对大陆内地的茶一无所知。福琼的大作出版后，在英国卖得特别好，最大的原因，就是书里传播了正确的茶知识，满足了英国茶客的需求。
在古老的传说中，中国人采茶的时候要请猴子来帮忙，福琼也纠正了这一错误认知，猴子采茶的可能性小，但猴子到了种有茶树的岩石上，中国人就朝它们扔石块，这使得猴子们很生气，它们于是开始折断茶树的树枝，把树枝朝着袭击它们的人扔下来。就这样，人们获得了岩石上那些不易采摘到的茶。威廉·乌克斯1935年出版的《茶叶全书》里，就有一幅猴子摘茶的插图，这带着西方对东方的浪漫想象。
茶叶的收购知识
当年那些在崇安、星村收茶的茶商创造了“一手”茶这个词汇，他们亲自或者委托他们的经纪人前往这一地区的各个小镇、村落和寺庙，从和尚道士以及茶农们手中收购茶叶，这些收购来的茶叶运到茶商家中，都堆在一起。这些堆在一起的茶叶，以620箱或630箱为一手。同一手茶叶，其形态、等级都是一样的。倘若不是经由这样一种收购方式，那么同一手茶叶，就可能会有好几种不同的茶叶。到了大茶商手中，这些茶叶经过重新烘焙、包装然后再销往国外。
现在在云南茶山流行守采，就是等着在茶树下看着茶农采，为了保真，颇有点当年茶商收“一手”的做法。
同一手茶叶的箱子都包在一起，上面标上这手茶叶收购商的戳记。一年又一年，同一手茶叶，或者说，标有同样戳记的茶叶，就这样运到外国茶商那儿去。慢慢地，有些茶叶的名声更好一些，要价也更高一些。福琼也警告说，这并不意味着，今年这一手的茶叶和去年这一手的茶叶质量就一样好，尽管它们买自同一个人，箱子上也标着与去年一样的戳记。
茶叶运输知识
高级茶全程运输不落地，低级茶则相反。福琼专门画了两幅素描，又不厌其详地描述了整个画面。也因为这样，那个时代武夷山中的挑夫，茶马古道上的背负，都成为与茶叶相关挥之不去的影像。
高品级的茶叶，茶叶箱一路上都不能接触到地面。茶叶箱按下述方式背着：两根竹竿，各长7英尺左右，这两根竹竿的一头，一边一根，牢牢地与茶叶箱绑在一起。两根竹竿的另一头则并起来绑在一起，这样形成一个三角的形状。通过这种方式，搬运工可以把茶叶箱扛在他的肩头，脑袋则正好夹在两根竹竿围成的三角中间。为了把茶叶箱更轻松地背在肩头，箱底还会绑上一小块木板。
搬运工需要休息的时候，就把竹竿一头插在地上，把竹竿垂直竖起，这样整个箱子的重量就都由地面受力。在山里走那种陡峭的山路时，有了这种设施就会很方便，因为有些山路陡得每走几步就要歇一下，如果搬运工们没有这种便利的工具，茶叶箱就要不断地放到地面上。而当搬运工们在客栈或茶馆休息的时候，茶叶箱也可以支在竹竿上，靠墙竖着放在那儿。
所有低档次的茶叶，都用普通方式把它们挑下山来，也就是说，搬运工们用扁担挑茶叶，扁担两头各挑一箱。等到他休息的时候，不管是在山上还是客栈里，茶叶箱就直接放在地上，沾到泥土，等它们运到目的地，茶叶的外观就不如那些用另一种方式运下山的高级茶叶了。
茶叶利润
茶叶到底能不能赚钱?福琼这笔账算得已经超过他博物学家的范畴，但也正因为有他这笔账，我们才得以了解当年茶商的选择。
茶叶商，无论是在武夷山、屯溪还是在上海，或者什么地方，茶商都以广州人为主，广州茶商也是福琼在沿途努力回避的人群，他们能一眼就认出福琼是个老外，他假冒长城以北中国人的把戏只能偏偏广州以外的人。
从原料收购，到运输，再到外国人手上，怎么赚钱?福琼很关心，“我收集下面这些信息是为了搞清楚，如果可能的话，一箱或者一担茶叶运到出口港到底要征收多少费用。如果我能够或多或少把这个情况弄清楚，我们就可以知道中国人每年从这一贸易中赚取了多少利润，以及他们是否有可能降低茶叶价钱，同时，我们自己的关税也能相应地下降一些，这样，就可以让我们全体英国人民都喝得起这种美味健康的饮料。”
这部分，《两访中国茶乡》写得极为细致，敖雪岗的译本也非常流畅，我将再次复述一遍。
武夷山附近最好的红茶，先被送到崇安，在那被标上某一戳记，卖给与外国茶商打交道的中间商，这些人通常都是广州人。然后中间商开始雇佣搬运工，把茶箱从福建武夷山挑运到江西铅山、河口两个地方。武夷山到铅山220里，到河口280里，搬运工要5到6天。武夷山是一座大山，分属福建与江西，武夷山的风土更接近江西，尤其是饮食上，都比较喜欢吃辣。茶叶在铅山、河口走水路，如果去往广州，就要西行，进入鄱阳湖。经过南昌府、赣州府，再走陆路，翻越大梅岭，进入广东南雄，这需要一整天时间，之后再把茶叶重新装上大船，运往广州。茶叶从武夷山运到广州，整个路程下来，大概需要六个星期到两个月。
如果是运往上海市场，茶船要逆流而上，向东驶向玉山。玉山离河口有180里。需要一到四天时间，看水流情况。茶到玉山以后，需要再次搬运到常山。玉山位于一条往西注入鄱阳湖的河流的源头，而常山则坐落在一条往东注入杭州湾的河流旁边。从玉山到常山大约有100里，搬运工需要两到三天才能走完。从常山到杭州大概有800里，由于一路下行，五六天时间就能轻松地完成这段路程。从杭州到上海的距离约为500里，需要五天时间。
红茶从武夷山运到上海整个里程估计为400英里，整个行程便要花上28天，这大概是路上平均要花的时间。
这两条道路，我把之称为“红茶之路”，影响了整个西方文明史，是一条媲美茶马古道、万里茶道的茶道。
1848年12月，英格兰市场上出售的普通红茶，要价大概在每磅8便士。这种茶在上海的售价是：1846年为每担12两银子，1847年为每担11两银子，1848年为9到10两银子，1849年7月为11两银子。这些售价中都包括了出口税。
假设这些茶叶是“红茶之路”运来，那么一路上雇请搬运工和雇船的钱大概如下：每箱1740文钱相当于一担2718文钱，如果用银钱计算的话，大概是1.8元银元，或者1.359两银子。此外还要加上产茶区茶叶的价钱，批发商用于检测、购买木炭、雇请劳力炒茶的费用，茶叶箱子和包装的费用，以及海关费用和出口税等。
茶农出售上述这种茶叶的要价大概是每斤80文钱，相当于每担4两银子。各种费用总计：每担9.773两银子。
这笔账福琼一算，没什么利润啊。“微薄得几乎就让人怀疑，生产商是否还愿意继续维持这样的生产规模。”不过，这是普通茶的价格，高级茶就不一样了。
高品级的茶叶在上海的价格， 1846年12月是从20到28两银子不等，1847年从18到26两银子不等，1848年从14到22两银子不等，1849年7月则是从16到25两银子不等。而这种茶叶在英国市场1847年11月的卖价是从每磅1先令到1先令4便士不等。茶农以每斤160文的平均价格卖给中间商，把这些精品茶叶运到上海码头的总体费用为14两银子。而英国商人在上面记载的四年时间中，他们付出的平均收购价是22两银子左右，一担茶叶的利润为8两银子。
这就是大家只做高端茶，不做低端茶主因，利润。
偷运茶种的过程
福琼能够偷运活的植物，仅仅有博物学家的眼光远远不够。在中国的茶乡历练，他获得了大量有关茶树种植与养护的知识，同时，沃德箱的应用使得福琼偷盗过程如鱼得水。
福琼在上海制作出规格为1.2米宽、1.8米高的巨大沃德箱，将他采集到的全部树苗和树种，尽数栽培于其中。
沃德箱的发明者纳撒尼尔·巴格肖·沃德(Nathaniel Bagshaw Ward)是一位外科医生，他住宿的地方，植物因为空气被严重污染而无法存活，1829年，沃德医生发现在蕨类植物在密闭罐中生长得很好，他由此得到启示，发明了沃德箱。
沃德箱玻璃内壁可以形成了冷凝水，冷凝水滴到土壤上，形成水气的自然循环，土壤也可以一直保持同样的湿度，阳光可以透过玻璃照射进来，满足植物生长的所有与条件。1842年，沃德把这种可以用于长途运输植物的技术公诸于世，带来的了植物猎人在全球的盛行。
福琼详细地记录了这一过程：“我从中国最好的丝绸产区采集了一些小桑树，我把它们都种到一个箱子里，就像平常种树那样，然后给它们浇水;两三天以后，等到泥土干透了，把大量茶树种撒到泥土表面，然后在种子上面再盖上大约半寸深的土，浇上水，用一些木板把这些泥土盖紧;这之后就像往常一样，把整个箱子绑起来，绑得越紧越好。箱子运到加尔各答之后，里面的桑树长得都很好，茶树种也在运输途中发芽了，泥土表层长得到处都是。”
能成功运输，并且成功种活后，福琼继续他的工作。
“在试验成功的消息从印度传回来以后，我决定继续用同样的办法来包装那些箱子，这一次我将亲自带着它们走一回。于是，我在每个箱子的茶树苗之间都撒满了茶树种。”
“这样包装、准备好的箱子一共有14个，我手中还剩了大量的树种，在1蒲式耳左右。我打算用下面这种办法来处理这些种子。我准备了两个玻璃柜子，用来把中国采集到的山茶花运往加尔各答的植物园。我把茶树种子都倒在柜子前面，又倒入一小部分泥土掺杂在种子里面。然后在柜子底部铺上这样一层泥土、种子的混合物，两者大概是1：2的比例，把那些山茶花从花盆中轻轻取出，放到这一层混合物上面。山茶花之间的空隙也都用这种混合物填满，填到一定高度为止，然后再在最上面撒上少量泥土，把顶部的种子覆盖起来。给柜子里浇水，浇得透透的，然后用木板把柜子中的泥土固定下来，再把柜子盖子像平常一样合上扎紧。”
数量有多少呢?“就是通过这种简单的方法，我们把12000株茶树运到了喜马拉雅的茶园。”
来源：茶业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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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后，一场声势浩大的脱贫攻坚战在全国打响。历经春秋八载，云南省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脱贫攻坚战中，大益集团快速融入全省“一县一业”发展中，全力助推乡村振兴，在示范引领、标准化建设、品牌打造等方面发挥了先导作用。
其核心企业勐海茶业有限责任公司，连续荣获勐海县社会扶贫模范、西双版纳州脱贫攻坚奖“扶贫明星企业”，大益集团创始人吴远之先生荣获云南省脱贫攻坚奖“社会扶贫模范”。
人间四月芳菲尽、茶香满园春意浓。接下来，请大家跟着益信君一起，走进勐海县布朗族布朗山乡、澜沧县惠民镇的多个大益扶贫挂钩点、原料收购点，感受茶香润心田的美好生活，倾听茶农逐年增收、因茶致富的故事。
扶贫点·曼班三队
圆了“安居梦”，美丽家园入画来
一幢幢干栏式房屋错落有致；
平整的水泥路直达各家门口；
孩童赤脚和小狗在村里玩耍；
阳光下，一簇簇小花、一棵棵大树相互成荫……
从高处俯瞰，一副绝美的山水田园画尽收眼底。
大益扶贫工作小组走进曼班三队
“以前，看到陌生人进寨都会躲起来，很害怕跟外面来的人交流。听寨子里的老人讲，我们第一次从老寨搬出来后，生活节奏跟不上，大家陆续又搬回去了，前几年才搬到现在生活的地方。”村民岩恩罗说。
群山环绕、绿树成荫，独具民族特色的曼班三队寨子，好似一个令人向往的世外桃源
曼班三队是勐海县布朗山乡曼囡村委会的一个拉祜族寨子，距村委会10公里，全村共有18户64人。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关心帮助下，2001年至2009年，经历了2次易地扶贫搬迁。10多年前，他们全部是建档立卡贫困户，也是勐海县重点帮扶的“直过民族”贫困村，封闭、落后是这里的代名词。
曼班三队村民进入勐海茶厂学习、参观
2016年，在勐海县“百企帮百村”精准扶贫工作中，曼班三队成为大益集团勐海茶厂的帮扶对象。勐海茶厂以“扶真贫、真扶贫”的实际行动，特地组建由经营班子成员组成的扶贫小组，在企村合作上进行深入探索和实践，制定了“扶思想、扶技术、扶销路、促增收”的长期有效扶贫机制。
大益为村民建盖茶叶加工棚、加工灶，教授炒茶技巧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第一次到曼班三队，我们的技术人员就去教村民种茶树。我当时跟茶农说，把茶种好了、茶园管理好了，你们每年都有茶卖给大益。大益的帮扶不是给钱，而是交给大家谋生的技能，有了这个‘金饭碗’，大伙不愁温饱。”大益集团副总裁曾新生回忆。
大益技术人员现场教授曼班三队村民知茶、识茶，帮助他们有效提高制茶水平、提升茶叶品质
曼班三队身处著名茶区布朗山，拥有天然的有机茶园，却因技术落后、少资金、常年与外界隔绝等原因，导致茶产量低、品质不达标、销路受限。帮扶工作开展后，勐海茶厂正在对曼班三队的贫困问题，积极投入人力、物力、资金、技术，制定以“产业扶贫”为突破口，帮助茶农转变观念增强自身“造血”能力。
改变从深入了解开始。2017年8月15日，曼班三队22位村民走进勐海茶厂参观学习，流水线式生产线、花园式工厂、时尚温暖的茶庭、滋味醇厚的茶饮……让村民大开眼界。参观完后，村小组支部书记扎坎激动地说：“有大益的热情帮助，我们脱贫致富的动力更足了。”
扶贫工作开展以来，大益始终坚持依靠产业发展、技术扶贫，将“输血式扶贫”转变为“造血式扶贫”。仅2017、2018年，勐海茶厂连续抽调业务骨干，现场为村民开展茶树种植、茶园管理、毛茶加工培训10余次；主动提出为茶农捐建茶叶初制所、捐赠割草机及割草防护罩，并手把手教会他们使用技巧。此外，公司从内部调派拉祜族、哈尼族员工长期驻乡指导茶农做茶，帮助曼班三队有效提升茶叶品质成为日常工作。
曼班三队村民在讲述近年村寨的变化
以茶为媒、精准扶贫，脱贫不返贫。勐海茶厂以“公司+合作杜+茶农”的模式，长期与原料供应商、村委会签订干毛茶采购三方协议，要求原料供应商以市场价优先收购贫困户的干毛茶或鲜叶，帮助茶农稳定销售渠道。
“以前，寨子里炒茶，是把炒菜锅洗干净就炒，晾晒茶叶经常会跟衣物、蔬果等杂物一起晾晒，严重影响茶叶品质。现在，大家都已经规范起来，村小组长和驻乡采购员、原料供应商一起对各环节把关，原料品质逐年上升，价格也上去了。”大益驻乡采购员黄俊玮介绍。
曼囡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岩尖叫说起曼班三队近十年的变化，既感慨又欣慰
统计显示，勐海茶厂毛茶原料收购区域，覆盖云南西双版纳、临沧、普洱等普洱茶主产区的16个县，惠及勐海县内20多万茶农。2016年至2019年，累计从贫困户手里收购毛茶1291吨，2020年在挂钩扶贫点旧过村委会、曼囡村委会、结良村委会，收购毛茶1062.39吨。
在国家、企业和社会各界的帮助下，这个住在山上、祖祖辈辈以狩猎为生，过着刀耕火种原始部落生活的拉祜族村寨，日子越过越好。23岁的村民小组长扎培介绍，曼班三队村民人均纯收入从2015年的2380元增加到2019年的8826元，现在每家年收入基本在3-4万元。
日子好了，村民的思想也越走越开放。走出深山上茶山，科学制茶、卖出好价、让子孙后代都走出去……从“小目标”到“大未来”，曼班三队有了明确的奋斗方向。
自1940年建成投产，勐海茶厂凭借82年的深厚积淀和经典传承，铸就了知名品牌“大益茶”，并多次与社会各界开展扶贫帮困、助学育才、关爱社会等公益活动，为弘扬中国茶道文化、推动云茶产业发展做出卓越贡献。
随着茶园的科学化管理以及初制技术的提升，大益扶贫挂钩点曼班三队的原料品质越来越好
像曼班三队一样，在大益的带动、帮扶之下，以茶为生、因茶致富，用产业扶贫改变命运的典型还有许多。
老熊坚守布朗山15年，最难是改变茶农的观念
雷声隆隆、一场午后的春雨说来就来。
“大益茶”视频号对章家三队原料初制所初制环节进行直播
茶芽萌发、茶园生机勃勃
透过绵密的雨雾，眺望与缅甸相邻的布朗山，如到茶海。
独一无二的生态环境孕育出品质好、茶气足、香气独特的布朗山茶，每年吸引无数的茶商、茶人到这里选购原料。大益原料供应商熊宴宗2006年进入普洱茶行业，选定这里作为根据地，十多年来一直深耕于此。
章家三队独特的生态环境造就了高品质原料
2009年，他在布朗山乡勐昂村委会新南东建盖第一个茶叶初制所，收购周边多个村委会的鲜叶加工。多年来，在大益的带领下，他积极与多地村委会协作，一边为茶农解决茶叶销路，一边捐钱捐物帮助村民改善道路等基础设施。
章家三队茶农正在采摘春茶
布朗山是全国唯一的布朗族乡村，全乡种茶24万亩，是勐海名副其实的产茶大乡。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茶叶满足生活需要，却并未给布朗族群众带来增收，全乡7个村委会，除班章村委会外都是贫困村。
完成初制、并通过进厂前初步审核的毛茶原料
随着脱贫攻坚工作的开展，茶农愿意接受新事物、学习新技能后，大益分片区对茶农进行理念、工艺、设备方面的帮扶。作为大益原料供应商，熊宴宗担当着原料品质把关“第一责任人”，他时常跟随大益驻乡采购员进村、进户为茶农提供技术服务。
大益在章家三队的原料初制所，去年建成
在不断的摸索与协作后，茶农制茶由粗放式管理向精细化管理转变，茶叶生产技艺、产品质量、家庭收入得到了显著提升，茶产业成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主产业。2019年，布朗山1011户贫困户靠茶叶产业全部脱贫，茶叶成了改变布朗族命运的“金叶子”。
毛茶原料在晒棚晾晒
这些年，大益不断要求供应商，以市场价优先收购贫困户的茶叶。熊宴宗也一直是这样做的，他时常奔走在巩固提升脱贫成果的道路上，时不时就进村入户给茶农做思想工作。“有句话说得好，制约布朗族发展的除了高山，还有思想上的‘大山’，必须瞄准短板弱项精准帮扶，防止返贫。”
初制完成后，大益驻乡采购员和供应商对原料品质进行审评
2021年，熊宴宗在有着“小班章”之称的章家三队，建盖了一个“豪华型”原料初制所，其占地面积达7亩、晒棚面积达2000平方，生产区、生活区完全独立。该地属章家村委会核心位置，他和儿子一天之内就能跑完章家村委会的6个寨子，可以及时将农户的鲜叶收购到这里，按照大益的品质标准进行初制。
原料杀青过程中熊宴宗在检查品质
“若初制不及时，不仅影响品质，损耗还大。这个片区的茶叶品质一直都很好，有独特的地域香，但以前路不通，极少有人来收茶。”熊宴宗介绍，2016年以前，章家村委会80%村民都是建党立卡户；近年，每个村寨陆续开始买小汽车，外出务工的人都回来做茶了。现在，在交通最为闭塞、经济较为落后的新囡村，也开始每家每户请工做茶。
采用电力杀青锅，不仅节能减排、提高效率，还能有效提升原料品质
大益驻乡采购员李忠桃在一旁补充到，新囡距缅甸直线距离不足两公里，是布朗山距国境线最近的一个村寨。以前，从村委会进去16公里的路程，运气好遇上好天气，也得3个小时才能到。“那边山高坡陡，进寨子要穿越一段原始森林，河对面就是缅甸，很多人开玩笑说摔一跤就能出国、到缅甸去了。”
熊宴宗和大益茶道师一同审评春茶原料品质
临近傍晚，一车车鲜叶拉进熊宴宗家的初制所，一袋袋茶叶在秤上堆成小山，村民们乐呵呵的将鲜叶进行摊晾。车间里电热型杀青锅、揉捻机正在不停翻转，工人们抓紧将做好的茶叶在篾笆上摊开晾晒……
经过十多年的专业积累和学习，熊宴宗的妻子李琼已经当地比较有名的“制茶工程师”，她家初制所每一批交到大益的原料都有她的把关。
据她介绍，通过这几年的技术培训、设备改进，章家村委会的茶农从卖鲜叶变成卖鲜叶和加工的毛茶相结合，价格翻了几倍，收入也在不断攀升。
“现在，周边的这些寨子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晒棚、揉捻机等初制设备。今年雨水好，茶叶发得比较快的时候，他们也会采摘一部分自己做初制。”
邀同乡共建“扶贫车间”，300多户茶农跟着富起来了
从勐海县城出发，沿着弯弯曲曲的盘山公路一路向北，树荫遮蔽了日光、湿润的空气清新而舒适，一树树大白花在山谷间若隐若现，墨绿色的芭蕉树树立在路边……大约2个多小时的车程，终于抵达普洱市澜沧县惠民镇旱谷坪村邦中新寨。
大益原料供应商李壮云，曾荣获“优秀原料供应商”称号
86年的汉族小伙子李壮云，皮肤晒得黝黑、腰背却挺得笔直。他在茶叶初制车间，检查电器设备时，发现电源指示灯还亮着，他快速切断电源，接着又重新收整箩筐、铲子等工具。“这两天是鲜叶最多的时候，工人昨晚做了一晚上的茶，早上才歇下。”他略微腼腆的说到。
听到这话，他师父忙打趣：“壮云，做事认真、有胆识。近两年，干劲越来越足，年年都在升级设备，规模越做越大，当年的帅小伙也是个老茶人了。”
李壮云抓抓头笑称，自己不是个读书的料，10多岁喜欢骑着摩托车去各村玩，看到品质好的茶就买点到街上卖，挣油钱。21岁时，开始陆续少量收周边农户的鲜叶，自己学着初制。如今，他已是旱谷坪村有名的制茶大户，初制所面积达1700多平方，周边有7个村、300多户茶农全年的鲜叶、毛茶都是交到他的初制所。
2019年，他成立了合作社，吸引10多位30到45岁年轻合伙人，入社一起做茶。2021年，澜沧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他的初制所挂牌“就业扶贫车间”，为他提供资金扶持，希望他越做越强，带领更多的茶农增收致富。
李壮云辛勤耕耘，带领茶农共同致富、打造扶贫就业车间
说起李壮云的创业故事，不得不先说说它的师父王有忠。现年54岁，2005年开始做茶，2006年成为大益原料供应商。当普洱茶市场处于低迷期，很多茶农只能等着外地茶商进村收茶、看茶给价时，他仍然不愁销路，更不用愁卖了茶拿不到钱。
“当时，虽然行情不好，但勐海茶厂每年还是在坚持收原料。我隔2、3天就要开着车去交原料，每次都能很快就拿到货款，不欠茶农1分钱，这让很多人非常羡慕啊！”王有忠回忆。
“是我师父带我进入大益的，他帮我联系了采购员，开了试卖的入库申报单，我就把茶叶拉到勐海茶厂现场验收。能过关进库，就说明以后的销路不用愁了，过不了关我可能也没法干到现在。”近10年过去，说起2013年第一次到勐海茶厂卖原料，他仍然记得，当初面对严苛的验收程序、铁面无私的审评员时，内心的紧张与忐忑。
惠民是普洱“绿三角”旅游区的南大门，旱谷坪村距离村委会驻地7公里，国道219线从寨边穿过，是澜沧过往西双版纳、景迈山古茶林等著名旅游地的必经之路。生活在这里的人，世代以茶为生，每家每户都有满山翠绿的茶园。
李壮云和合作伙伴一起品茶、交流茶道文化知识
惠民镇付腊村前村委会主任刘建红介绍，2007年以前，因交通不便、无销路、价格低、收益少等因素，村寨里很多人放弃了茶，转为以种植玉米、水稻，维持生活，每家年均收入2000、3000元。现在，整个旱谷坪村，3400多户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都是茶，家庭年均收入翻了10几倍，这些初制所建起来以后，帮助周边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
2007年到2013年，市场低迷、行情不稳，卖了茶拿不到钱是常事。“以前，我收了农户的茶，经常都是赊账，回款快的时候1星期、慢的时候1个月，才能给他们结账。现在，很多茶农卖了茶，拿钱也不着急，都是我们催着他们来结算。”敢想、敢干、不怕吃苦的李壮云，说起当年的窘境，感慨万分。
第一次到勐海茶厂卖茶，李壮云是开着拖拉机去，路不好走，一趟要8个小时，一来一回要2天时间。正式与大益合作后，他的生意越做越大、日子越过越好，还带动周边的村寨将茶发展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主产业。
李壮云家近年盖的新房
2014年，他买了第一辆小货车，运输茶叶更为方便；2016年，他和村里很多人一样，用国家补贴的4万块，加上多年的积蓄，盖起三层高的楼房，为一家人改善了生活。今年，他还打算，再扩大晒棚面积，让原料品质更上一层楼……
从一跃千年的曼班三队；
到扎根布朗山，15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做茶的熊宴宗一家；
再到敢想、敢试、有担当的85后年轻小伙李壮云。
三个故事，都在讲述着，茶叶这片古老神奇的树叶，已经越来越明显的改变了云南偏远山区众多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
近年，大益集团以“让天下人共享一杯好茶的美好时光”为发展愿景，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的茶产品、茶生活服务的同时，站在脱贫攻坚、共同富裕的主线上，展现出新的活力。
相信在“益家人”的带领之下，在小康路上追求美好生活的茶农将更有奔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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