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的茶的种类

7月6日，第四届青年茶人TED论坛在深圳会展中心（福田）成功举办。本届论坛由深圳团市委、深圳市茶文化促进会、深圳市华巨臣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茶道新生活共同主办，福鼎茶产业领导小组、武夷山市农业农村局、浙江大学茶学院、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贵州大学茶学院协办。

  

  

  

  

  

  

  

  

  

  

  

  

  

  

  

  

  

  

  

  

  

  

  

  

  

  

来源：深圳茶博会，信息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普洱茶有一个奇怪现象，就是普洱茶的身后有一个庞大的“存茶群体”。这个群体是由制茶企业、经销商和消费者构成。这其中，经销商与消费者是“存茶群体”的主体，占90％以上的比例。

　　“存茶”最早始于云南，因为云南自古就有“爷爷制茶、孙子卖茶”之说，其后，在中国近代与现代，“存茶”的主体转移到香港，并向台湾扩展。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广东又成为“存茶”的主流区域，形成了全球最大的普洱茶集散地。进入二十一世纪初，以广东为核心，“存茶群体”又呈几何状翻倍增长，并快速形成“南下北上”的格局。

　　所谓“南下”是指“存茶”的群体已扩展到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北上”是指从广州经长沙、武汉、合肥、南京、郑州、济南、石家庄、天津、北京，直至东三省，“存茶”大军一路拓展，新加盟者人数更是无法统计。

　　普洱茶的“存茶”现象是中国茶叶界一道独有的风景线。很多人认为普洱茶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普洱茶商业炒作的成功，这种成功实际是商业中的一种假象，也就是泡沫现象。一旦这个泡沫破碎，不仅会形成普洱茶整体的崩盘，而且会使“存茶”大军“哀鸿遍野”，并“烟消云散”。

　　但事实真是这样吗？答案是否定的。

　　以台湾和香港为例，上世纪九十年代，普洱茶在这两个区域都经历了“暴涨暴跌”，但风暴过后，“存茶”大军非但没有减少，却又增加了不少。2007年中国大陆的普洱茶行情也经历了一次“过山车”，其暴涨暴跌之后，普洱茶市场受到“重创”，但并没有使“存茶”大军分崩离析。广东很多地区目前为普洱茶“重灾区”，我们现在只感受到市场的萧条，并没见到“存茶”大军的坍塌。相反，倒是有两个奇怪的现象引起人们的关注：一个是上世纪出产的一些普洱茶精品，价格非但没落，仍然呈缓步上升的趋势；另一个则是一部分手持现金的人，竟非常仔细观察普洱茶价格的回落，在寻找最佳的时机，一次次地“抄底”，成为“存茶”大军中新的成员。换句话说，普洱茶的暴跌并没有终止“存茶”的脚步，只是使它放缓和更加理性、专业而已。

　　为什么普洱茶会出现独有的“存茶”现象呢？答案非常简单——即普洱茶存在着“越陈越香”的特质。

　　“越陈越香”是什么？竟有如此之大的“魔力”？

　　“越陈越香”是普洱茶陈化过程的形象化描述，是普洱茶整体架构中的一个链条，它的核心内容是陈化的机理，也是普洱茶第三大价值——即陈化的价值。换句话说，“越陈越香”是普洱茶陈化机理的另一种语言表述。“越陈”是时间概念，“越香”是品质概念。普洱茶陈化的过程，是普洱茶最后的一道加工过程，是品质提高戓再造的关键。

　　但是，也恰恰是这个“越陈越香”，在现今却成为普洱茶最有争议的“焦点”。一部分质疑者认为：普洱茶不存在“越陈越香”。普洱茶存放时间长了，就没有味道了。虽然社会上出现过一些“老普洱茶”，但品尝后没有茶味了，还算是茶吗？因此普洱茶没有长期存放价值。之所以普洱茶界一些人说普洱茶可长期存放，且品质越来越好，那是骗人的，是为了让消费者大量存茶。这种说法实质上已经使消费者把普洱茶当成了一种投资工具，改变了茶叶本身的价值。

　　质疑者对普洱茶“越陈越香”的否定主要是源于其对这一词语字面上的误解，他们认为，既然是“越陈越香”，其香气应比照绿茶甚至乌龙茶。如果接照这种理解，普洱茶不仅没有绿茶的“清香”，更不具备乌龙茶的“奇香”。而且，就芳香类物质而言，普洱茶不是“越陈越香”，而是“越陈越弱”，很多“老普洱茶”甚至香气极弱。足以证明普洱茶的“越陈越香”本身就是子虚乌有。

　　而普洱茶界则认为，普洱茶的“越陈越香”不能简单地望文生义，它实际上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普洱茶经陈化之后，确实存在兰花香、枣香、陈香等芳香类物质，这些香型唯普洱茶所独有，与绿茶与乌龙茶的香气有很大不同，不能用绿茶与乌龙茶的品饮标准去简单的套用与比照；二是普洱茶的“越陈越香”是对普洱茶陈化过程的一种形象化表述，其“越香”不单单指香气而言，而是泛指品质的概念。

　　那么，哪一种观点更有说服力呢？

　　我们在品饮绿茶中经常是采用“感官审评”的方法去鉴别，如干茶的形态、茶叶冲泡后的汤色、叶底的条索表现形态及茶汤的滋味和香气等。这种审评主要是靠眼看、嘴尝加上经验的方法，它是历史延续下来的对茶叶评审中最古老，也是最原始的方法。但是，人们的眼、嘴、鼻毕竟不是化学分析仪器，很难发现和区分茶叶内几百种内含物质的存在及含量的大小，势必造成鉴别过程中误差的出现，有时这种误差还会很大。因为人们的感官，除了受视觉、嗅觉、听觉、触觉和味觉的影响外，还存在人的个体差异，同时也受到饮茶习惯、嗜好、心情、健康状况和气候、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没有通过化学分析手段，并提供相关数据做为依据，其判断的结果只能属于主观臆断范畴。因此，无论绿茶、乌龙茶、普洱茶或其它茶类，相对茶叶的滋味与香气而言，至今没有定性和定量的标准，更没有这方面的质量标准及产品检测标准。很多研究成果仍处在探索与求证阶段。这就是为什么质疑普洱茶“越陈越香”的人，至今也没有提供任何一项“陈年普洱茶”关于芳香类物质或其它化学成分的检测报告的原因，并依据这样的报告及相关的数据，得出“没有味道”及“没有品饮价值”的结论。

　　其实，普洱茶所指的“越陈越香”已超出了茶叶滋味与香气的范畴，更多的是针对品质的概念而言。如普洱茶发酵后出现的大量衍生物质，这些衍生物质很多是对人体产生具有保健功能的“因子”，象陈年普洱茶及渥堆的普洱茶中就检测出他汀类药用物质成分(如洛伐他汀、辛伐他汀)，对降血脂产生一定的功效。而他汀类物质不通过化学分析手段，根本无法靠眼看和嘴尝就能发现的。所以，如果还是套用绿茶或是其它茶类的感官评审去鉴定普洱茶的品质时，只能对普洱茶品质产生“扭曲”的评价，其误解也是自然的。

　　一、普洱茶为什么需要陈化的过程

　　（一）普洱茶工艺的要求----即后续发酵(也称后发酵)

　　我们知道，普洱茶在经过了特殊工艺加工后，直至包装的完成，实际上并没有完成最终的产品塑造，尚需一个陈化的过程。在这一点上，普洱茶与白酒、葡萄酒有极为相似的一面。这些酒类在经过了蒸馏之后，立刻进入窖藏阶段，其陈化的时间有的达到十年、二十年之久才能上市，有的则时间更长。普洱茶的陈化，其时间要求比酒类更为严格，历史上出现的“爷爷制茶、孙子卖茶”习俗，证明普洱茶的陈化时间远远超过酒类。

　　普洱茶之所以需要陈化，是因为普洱茶是发酵的产物，相对普洱茶生茶而言，其前期所有工序都是为发酵做准备的，而真正的发酵，是在陈化过程中产生的，因此也有人将陈化阶段称为自然发酵(或后发酵)阶段；相对普洱茶熟茶，虽然也经历了人工渥堆发酵，但在出堆后，仍需一段陈化时间，其品质才能进入佳境，只是陈化时间相对生茶缩短了很多而已。

　　说得更直白一点，普洱茶是“变”的艺术。这与绿茶的“变”，存在本质上的不同。

　　以普洱茶内含的叶绿素为例，普洱茶(生茶)生产的最初，其叶绿素的含量与绿茶一样都很高，但陈化过程中，茶叶中原有的叶绿素酶(chloro-phyllase)又将叶绿素水解生成植醇和脱植基叶绿素，并在多酚氧化酶(polyphenoloxidase)催化作用下，氧化形成不稳定的邻-苯醌类化合物，然后再进一步通过非酶催化的氧化反应，聚合成为黑色素(melanin)。

　　这时，绿茶“变”了，是伴随大量有害物质的滋生，最终导致霉变——实际上是“变质”。普洱茶也“变”了。而普洱茶的“变”却是物质的转化，是酶促反应的结果，形成大量的衍生物质，出现难得的褐变现象。这是因为普洱茶在陈化过程中，能使空气中的氧气透过已经破坏了的茶叶组织(普洱茶晒青过程中的多次揉捻以及后来的紧压成形，都对茶叶组织产生一定的损伤)，使多酚氧化酶能够顺利接触到茶叶的酚基低物而产生酶促反应，其涉及到的主要底物是黄酮类物质，如根皮苷、儿茶素、表儿茶素和基于表儿茶素骨架结构的一系列花青素配基低聚物(二聚体至七聚体)。

　　这种状况也使普洱茶内含的茶多酚出现了一个奇怪现象，发酵前，茶多酚含量很高，发酵后茶多酚指标则迅速衰减。这种发酵没有因茶多酚的衰减而使普洱茶走向霉变，而是将其大量的酚类物质在微生物及酶类的催化作用下，形成茶叶内含物质的降解与转化，并导致大量具备营养价值的衍生物的出现。

　　这里需要附带说明一点，即对茶多酚始终存在一种误解，认为茶多酚含量高的茶才是好茶。其实，茶多酚摄入人体后，尤其是进入人的肠道后，对人体内的微生物区系和代谢活体产生的影响，到目前都没有定性的结论。目前国际上，包括我们国家在内，只将茶多酚列为食品添加剂中的抗氧化剂，而不是食品营养强化剂，更没有被列入药典的原料药。茶多酚更多的价值除了它具备天然抗氧化功能外，更多的则是它在发酵后产生的衍生物质。欧美等一些发达国家对红茶的青睐与台湾、香港对普洱茶的追捧，并不在于红茶和普洱茶内含的茶多酚指标有多高，而在于茶多酚降解的衍生物质所具备的营养价值。

　　（二）普洱茶的陈化是品质再造的过程

　　普洱茶的陈化是缓慢的发酵过程。我们之所以说普洱茶的陈化是品质再造，是因为这个过程不是简单地品质提高，而是“脱胎换骨”的改变。

　　以普洱茶陈化过程含氮化合物变化为例，普洱茶在最初的加工过程中，由于采用忌高温的手段，使茶叶氨基酸含量较高(月光白，是目前已知内含氨基酸总量最高的茶品)，但普洱茶的发酵，又使这些氨基酸成为微生物的氮源，发酵过程又使部分氨基酸，如茶氨酸、谷氨酸和天门冬氨酸的含量急剧降低。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微生物对茶叶内含物质的降解，又合成了茶叶中原来含量较低的一部分氨基酸，如赖氨酸、苯丙氨酸、亮氨酸、异亮氨酸、蛋氨酸、缬氨酸等，其含量比陈化前都有明显提高，形成了此消彼长的格局。而且，这些氨基酸又都是人体必需氨基酸，营养价值极高。

　　再以GABA（γ–氨基丁酸gammaaminobutyricacid）为例，GABA也是茶叶的氨基酸之一，是在谷氨酸脱羧酶作用下脱羧后形成的。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抑制性神经递质，主要参与脑的生理活动，具有安神、催眠等作用。对维持大脑健康有一定效果。GABA几乎存在于所有茶类的鲜叶中，但含量较低，在绿茶、乌龙茶以及未发酵的普洱茶，其含量仅为20-35mg/100g（干茶），不能产生任何安神和催眠等功能性作用。但唯独普洱茶，在经过厌氧发酵后，尤其是二十年以上的陈年普洱茶和陈化期达到三年以上的熟茶，其GABA含量却高达135mg/100g（干茶）。

　　GABA含量的提高有什么意义呢？

　　过去，普洱茶始终有一个未解之迷，就是为什么陈年普洱茶饮后不影响人的睡眠，关于这一点，很多学者认为，是普洱茶在加工过程中，尤其是后发酵阶段，影响人睡眠的主要原凶----咖啡因逐渐散失所致。但在对普洱茶进行化学分析后发现，这一结论是不成立的。很多普洱茶内含的咖啡因不仅存在，且指标远远高于绿茶与乌龙茶。以笔者供职的蒙顿茶制品(昆明)有限公司所生产的普洱茶膏为例，其在“农业部茶叶检测中心”的检验中，咖啡因含量竞高达8.46。为目前已知的各种茶叶中咖啡因含量最高。但品饮后，却不影响人的正常睡眠。这又是为什么呢。

　　答案就在GABA（γ–氨基丁酸gammaaminobutyricacid）上。因为GABA最基本的生理功能就是对咖啡碱的受体产生竞争性的颉抗作用。换句话说，是GABA将咖啡因影响人的睡眠这部分“作用”给抵消了。（GABA是在谷氨酸脱羧酶作用下脱羧后形成的）

　　从这个例子上，我们不难看出，将普洱茶的陈化过程定性为品质再造，是因为普洱茶在后发酵过程中，自始至终体现“活”的产物。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发酵过程的渐进，又体现出“变”的特性。这种“变”，不是数量的增减，而是“质”的改变。这其中，体现最明显的是茶的颜色的变化。

　　普洱茶含有大量的(达干物比重30％)儿茶素，它是一种易于被多酚氧化酶(P和过氧化物酶作用的多酚化合物。在完整的叶片中，我们可从细胞的液泡中分离得到这种多酚氧化物。但当液泡破裂时，儿茶素迅速氧化，产生两种主要的色素基团，即茶红素和茶黄素。多酚氧化酶主要作用于儿茶素，产生茶黄素，而过氧化物酶主要产生茶红素。陈化后的普洱茶，其品质受茶黄素和茶红素比率影响极为明显，茶红素比值越大，普洱茶品质越好。

　　以普洱茶自然发酵的生茶为例，其冲泡后的茶汤颜色(以第七泡汤色为基准)，由最初的黄色（一至五年）——橘黄（五至十年）——玫瑰红（十至十五年）——褐色（十五至二十年）——葡萄酒红（二十至二十五年）——宝石红（二十五至三十年），其汤色变化形成一个完整的过程链条。

　　当然，普洱茶陈化过程所产生的品质“飞跃”，并不仅仅局限于以上几个方面，还有如皂甙与单糖的增加，他汀类药用成分的出现，儿茶素与咖啡碱缔结作用的产生，茶红素络合物的出现等等。都是普洱茶陈化过程的产物。这里由于文字的限制，不能一一表述。

　　（三）普洱茶陈化过程中香气的有续变化

　　普洱茶的香气，是学术界涉及最少、学术成果最少，也是最难分析的一个领域。之所以这样说，是由三个原因促成：

　　一是茶叶的香气类型或香气的高低，决定于香气前体物质。香气前体物质是指茶叶中含有的萜烯类、芳香烃及其氧化物、类胡萝卜素类、氨基酸类、糖类等物质。云南普洱茶产区众多，其内含物质的种类及其含量有一定的差异，自然形成一山一茶、一茶一味。虽然普洱茶界一直将普洱茶的香气分为四种，即陈香、兰香、荷香、枣香。但这种划分的依据基本是源于感官审评，缺少化学分析手段的认证，或者说“证据”不足。就云南普洱茶产区和种类而言，也绝非四种香气类型能够概括。到底是多少，目前还是个迷。有待学术界深入的研讨。

　　二是普洱茶缺少高温提香的过程和工艺。几乎所有的茶叶都内含多种香气物质，但很多香气物质必需在高温状态下才能生成(如吡嗪类物质的生成就是在100℃以上)。因此，绿茶的高温提香基本都在110℃以上。而普洱茶则不同，它的所有过程几乎都是在常温下完成，其最高温度也不超过60℃，大量的香气物质因缺乏高温的条件没能生成。这就造成普洱茶的香气相比绿茶而言，高香类的物质不如绿茶。

　　三是绿茶在经过高温提香后，其香气可基本固定，并保留一段时间。但普洱茶的香气则不同，普洱茶在自然发酵中，伴随大量酚类物质的降解、络合和转化，其原有的香气也产生改变。普洱茶存在的陈香、兰香、荷香、枣香等香气，在普洱茶陈化过程中只能是“间段存在”，不可能持久。换句话说，你今天喝的普洱茶可能是兰香，但将这饼茶存放二十年后再品尝，可能又转变成枣香。因此，不同年份的普洱茶其香气不同，不同陈化条件或陈化方式的普洱茶，其香气也各不相同。

　　但有两点，是我们必需了解的：

　　一是普洱茶的香气类型主要由芳樟醇及其氧化物组成。芳樟醇（linalool)：又名沉香醇。它的含量和茶树品种的关系密切，云南大叶种含量最高。它在茶树体内以葡萄糖苷的形式存在，茶叶采摘后葡葡萄苷酶水解而呈游离态。未发酵的普洱茶其内含的芳樟醇呈兰花香气，是普洱茶含量较高的香气物质之一。

　　（二）湿仓与干仓----对小环境的两点思考

　　普洱茶陈化过程素有“湿仓”与“干仓”之说。所谓“湿仓”是源于香港早期的存茶方式。他们利用香港大环境本身就存在的“高温高湿”的自然特性，有意识将普洱茶存放在更潮湿的仓库，甚至有人还不时地洒水，增加“高温高湿”，目的是加速普洱茶的陈化。这种做法虽然有“激进”的成分，但为普洱茶的发酵提供了有益的尝试。现代普洱茶的人工发酵----渥堆发酵的产生，实际上就是受到“湿仓”的启发，并延续这种思路，将其更科学、更规范而已。“湿仓”的做法虽然表面上加速了普洱茶的陈化，但也带来另一个意想不到的弊端，即发酵的过程由于茶叶吸水量太大，造成了对有益菌的抑制和腐败菌的“兴盛”，直接导致了普洱茶出现了部分“腐烂”。我们喝到“湿仓茶”感觉到的那种“湿仓味”，实际就是茶叶部分变质所产生的“霉味”。其实，就“湿仓茶”而言，香港绝大部分的存茶者已经放弃“湿仓”的做法，他们现在的存茶方式已有大量的改进。

　　所谓“干仓”的提法，是相对“湿仓”而言。因为真正的“干仓”是不存在的。普洱茶的陈化过程离不开“高温高湿”的环境，缺乏“湿”就会使微生物因缺水而消亡。而如果是“高温”而没有“高湿”相配合，就演变成了“干燥”过程，微生物会在高温干燥中更快的消亡。

　　这里，有两个课题值得我们思考：

　　一是窖藏的概念。著名品牌的葡萄酒与白酒在后续陈化中，基本采用窖藏的方式(白酒中也有洞藏的方法)。这样做的原因是控制陈化环境的温度与湿度。形成可控的“恒温恒湿”现象。普洱茶也属于后续发酵的产品，如果借鉴这种窖藏方式，其温度与湿度的控制相比“湿仓”与“干仓”来的更科学，后发酵的效果也会更好；

　　二是“湿仓”与“干仓”的轮转模式。将普洱茶在一定时间采用“湿仓”的做法，然后通过除湿手段(如采用除湿机快速除湿)，将“高湿”降低；这种“一湿一干”的做法可轮换进行，其时间比例可在3：1区间进行。即“湿仓”的时间为3，“干仓”的时间为1。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轮转模式是在一个仓储地完成，绝非两个仓库----“湿仓”与“干仓”的不停搬运。这种做法有两个好处：一是同样满足普洱茶后发酵偏好“高温高湿”的特性，发酵速度快；二是又通过间断的除湿，避免茶叶因吸水量过大而产生霉变，确保陈化的品质。

　　其实，围绕普洱茶后续发酵，很多人至今仍在探究，以期找出更科学的方法。

　　比如有些人把在广东陈化一段时间的普洱茶转移到相对干燥地区继续陈化(如长江以北地区)，其陈化的效果竞比继续存放在广东的要好。还有些人提出，普洱熟茶在云南紧压成型后，不通过广东等“高温高湿”的环境，而是直接投放到相对干燥的区域存放，其“退仓”的效果比“高温高湿”地区效果更好。笔者在北京及东三省的一些地区接触到这样的实例，通过简单的比对，发现汤色的通透度、入口的滑感和特有的沉香味，都反映出最佳的陈化效果。这与笔者前面提到的“湿仓”与“干仓”的轮转模式有些相似，但只是这种实验还需一段时间验证。

　　三、“存茶群体”在普洱茶陈化过程中的价值体现

　　普洱茶的陈化过程主要是由“存茶群体”完成的。“存茶”的过程不是简单地将商品扔进库房就完事大吉。它在这个过程中充分展示了“存茶群体”的智慧：

　　（一）“存茶群体”是普洱茶制作群体的一个组成部分

　　通过普洱茶陈化过程品质的变化，推断普洱茶前期制作是否存在问题是“存茶群体”首要的工作。按照现代质量控制流程的说法，是下一道工序检测上一道工序，是对前期质量的考核。因为不是所有的普洱茶经过陈化后，其品质都向好的方面转化。这个过程所出现的问题往往最容易暴露前期制作中存在的瑕疵或问题。因此，普洱茶陈化的过程与前期制作不是割裂的关系，是普洱茶制作工序的延续，也是品质的一种延续。由此，我们也可以这样认定，“存茶群体”也是普洱茶制作群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也就是为什么“存茶群体”中的绝大部分人对云南的茶山、各地的原料，包括晒青、拼配及紧压成型等工艺都了如之掌的原因。

　　（二）“存茶群体”的出现，填补了普洱茶专业化生产的一个空白

　　如果仍然维系云南故有的“爷爷制茶”、“孙子卖茶”的习俗，其产量毕竟受到限制，很难形成产业化的规模，对普洱茶的扩张与推广造成极大的阻力。“存茶群体”的出现，使普洱茶走向了专业化分工之路，它不仅提升了普洱茶产业化规模，形成极强的扩张能力，更重要的是，对普洱茶品质的提升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毕竟，“大集体”的智慧远远胜于“小集体”的力量。

　　（三）优秀的普洱茶经销商、研究者、品鉴家几乎都出之于这个群体

　　普洱茶陈化过程是普洱茶整体工序最后的一个环节，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前期的工作再好，陈化过程出现偏差，也会造成普洱茶品质的下降。这就要求“存茶群体”必需具备相当的素质。实践证明，很多优秀的普洱茶经销商、研究者、品鉴家几乎都出之于这个群体。他们是离消费者最近的人，也是最清楚消费者需求的人，更是最有发言权的群体。“存茶群体”中涌现大量的普洱茶研究者和享誉海内外知名人士足以说明了这一点。他们一部分人生活在云南，但更多的人是生活在云南省外。这就使普洱茶出现了另一个“奇观”。自古至今，很多优秀的普洱茶研究者都出之云南省外，如清朝的阮福（《普洱茶记》的作者）、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的作者）是云南省外人，现代普洱茶研究大家，如台湾邓时海，香港白水清、广东林荣坤等等，均出自云南省外，而且都是“存茶群体”中的佼佼者。

　　（四）每一次的“普洱茶热”，都是由外部向云南省内传播。

　　其主导的力量基本上以“存茶群体”为核心。他们不是简单的商品“炒作者”，而是研究者、创造者和推广者。他们知道，随着科技的进步，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必然对入口的饮品——尤其是发酵食品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对人们消费取向有一个前瞻性的把握。这就自然形成一种主体思维——为消费者提供更有价值的营养饮品是“存茶群体”的核心价值理念。

　　当然，在这个核心价值中，最大的功臣仍然是普洱茶，如果不是普洱茶独有的价值体系、及预留的再创造空间，如果不是云南人海纳百川的胸怀，摒弃固步自封，没有将普洱茶紧紧捂在手里，“存茶群体”的出现恐怕比登天都难，这里说一个题外的趣事，也算对云南海纳百川心态的一个佐证，云南边陲的丽江古镇有一条著名的酒吧街，古镇的明清建筑与现代的酒吧融为一体，可谓古老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巧妙结合，这在中国其它历史名镇中极难看到，也说明云南文化的包容性与开放性。由此，笔者在《普洱茶四大价值——普洱茶的地理价值》中就明确指出，普洱茶属于“海洋文化”。它源于云南，却植根于广东、香港、台湾等地区，是有其文化背景的。同样，“存茶群体”的出现，也绝非偶然，是普洱大文化的必然。

　　由此，我们也可以说，普洱茶品质的塑造，是跨省合作的结果。非云南一省之力能够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普洱茶是凝聚“大群体”智慧的结晶。

摘 要：

从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武夷茶(Bohea)一直是全球市场上最成功的商品之一。从产地闽北山区至海外的主要消费市场英国，随着武夷茶的跨洋流动，其对应的商品知识也在产地、通商口岸和消费地之间流通，并随之造成了武夷茶在不同时空中的意涵转变。武夷茶之所以能在早期的国际贸易中取得成功，既在很大程度上得利于其廉价耐泡的“物性”，同时也得利于在其价值链生成的各个阶段，不同的中间人对知识的选择、筛选和编辑，以及这些知识流通与消费者的需求之间互动调适的结果。

引言：跨国商品贸易中的价值链

追溯武夷茶从闽北山区向海外的传播路径，从茶树上采摘下的嫩叶到最终抵达英国人的餐桌，中间经过了无数双手：武夷茶的茶农、制茶工人、茶栈和茶行的验货人、十三行的行商、东印度公司的大班、码头装卸工人、英国的批发商和零售商等。随着茶叶横渡印度洋和大西洋的流通，中国与茶叶相关的知识也随之传播到西方国家。正如阿帕杜莱所指出的，商品的长距离跨文化流动是由相互关联的、小规模的、同质的、低技术的地点之间的商品流动组成的。虽然不同人群对此类商品的知识总是可能不均衡，且随着地点之间距离的增加，人们对特定商品的不同了解(或“无知”)造成了必须商谈的张力。这类知识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关于商品生产的知识(技术、社会、美学等)，一是关于商品流通中的如何“正确”消费的知识。这两类知识之间的差距随着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空间、时间和社会距离的增加而差异更大。因此，知识、信息和无知不只是从商品生产和消费的两极来界定的，它们也展现了在流通和交换的实际过程中的特征[1](P41-42)。同时，武夷茶作为一种在早期世界贸易体系中广受欢迎的商品，其价值的实现涉及商品在跨印度洋和大西洋的不同地理区间的交通运输，因此，本文借鉴了价值链这一概念，追溯了商品贸易中涉及的三个阶段，即商品的原材料、生产与组装和流通[2](P456)。具体而言，本文聚焦于武夷茶在长途贸易中需要经历的三个阶段：首先是在武夷茶的产地福建闽北山区;其次，茶叶经由水路、陆路运输以后到达沿海的通商口岸，在这里经过装箱由各国东印度公司——尤其是早期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以及18世纪以后崛起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与中国行商之间的磋商对茶叶进口有重要影响;最后，本文讨论了海外市场，尤其是英国人对武夷茶的消费。研究表明，尽管武夷茶具有多种特征，但它特殊的“物性”是促使其在跨文化流通中成为一种成功商品的关键因素。

产地：武夷茶的起源与外国买家对茶商业知识的搜集

在18—19世纪的东印度公司的贸易清单中，武夷茶对应的英文名为Bohea，但这一名称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却有着不同的含义。比如，在印度及其周边产区，Bohea指的是等级最次的粗老叶。即使是在18世纪进口和消费中国茶叶最多的英国，很多英国人至今也并不知道“Bohea”到底指的是什么。而在中国，“Bohea”意为“武夷”。由于当时中国出口欧洲的茶叶大多为红茶，因此一般翻译为武夷红茶。但现在的武夷山同时生产两种不同的茶类：岩茶(乌龙茶)和正山小种(红茶)。因此，对于Bohea究竟是乌龙茶还是红茶是存在争议的[3]。红茶并非中国人的饮茶传统，国内生产的红茶一般都是出口外销。关于中国最早的红茶正山小种的起源一直缺乏文字记载，在武夷山当地依然流传着关于正山小种起源的传说：约在明末时期时值采茶季节，一支北方军队路过星村桐木村，见天色已晚，路边有一座茶行，士兵们直接睡在了茶行中的茶青上。当时茶行老板和雇工都逃到附近山中躲藏，待军队离开后，茶青发红，老板心急如焚，把茶叶揉搓后，用当地盛产的马尾松柴块烘干，烘干的茶叶呈乌黑油润状，并带有一股松烟味。因本地人一直不习惯喝这种做坏的茶，老板只好将茶叶挑到星村茶市贱卖。没想到荷兰商人收购去了以后，对这种带有烟熏味的茶叶味道特别喜欢，还愿意出2～3 倍的价钱第二年订购这种茶。从此，当地人就专门生产这种红茶专供外销[4]。

在当地广为流传的正山小种的起源故事很可能是杜撰出以“证明”红茶与英国之间的历史联系。黄华青的研究表明，桐木关当地加工正山小种的“青楼”是在集体制时期才形成的[5]。但它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对茶的判断标准以及中国人想象的英国对红茶的狂热。当地人将正山小种在国际市场上的成功归功于一系列“意外”。当代史学家将明末出口的武夷茶明确归为红茶的一类：“明末崇祯十三年 (1640)，红茶(有工夫茶、武夷茶、小种茶、白毫等)始由荷兰转至英国。”[6]在这个传奇故事中，中外市场对这种茶的质量有不同的看法。正山小种(红茶)的价值实现得益于长距离贸易中的消费者对商品知识的“无知”和“误解”。外国人对茶叶这一中国特产商品的知识的缺乏使得中国本地的茶农和负责出口的行商在中间赚取了高额差价。经过中间人的间接反馈，武夷山当地的文人以“西方主义”式的想象描述了英国人对武夷红茶的“符号消费”：“英吉利人云：武夷茶色，红如玛瑙，质之佳过印度、锡兰远甚。凡以武夷茶待客者，客必起立致敬。”[7](P590)

在国际茶叶贸易中， Bohea和Lapsang Souchong 的交叉性或替代性使用，以及Bohea这一名称反映了武夷茶的原产地与出口港口城市(厦门)之间的联系。“Bohea”为“武夷”的闽南语发音，而武夷山在闽北，位于福建省与江西省的交界处，但这个流传于全世界的发音却是闽南人贡献的。这其实也反映了历史上闽南人曾大量涌入武夷山区贩茶的情况。此外，1684年，清政府解除对海上贸易的限制，厦门成为对外开放的五大通商口岸之一。大量武夷茶通过厦门港流入世界市场。因此，外商以闽南话将武夷茶叫做Bohea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任何商品的流通过程中，有两个因素对中间采购商和消费者都至关重要，即价格和质量。外商总是抱怨广州行商提供的茶叶质量差而价格高。为了突破清政府对内陆产茶区的封锁和行商对茶叶供应的垄断，东印度公司雇佣一些具有非凡胆识的冒险家和植物猎人深入中国内陆产区，企图和产地直接建立贸易联系，其中包括著名的茶叶大盗罗伯特·福琼[8]和塞缪尔·鲍尔[9]。他们都曾不顾清政府的禁令到达过武夷山并进行了专业的商业考察。有许多原因值得他们深入茶产区冒险：首先，外商需要尽可能多地搜集有关茶叶的专业知识，能够在与行商的谈判中获得一些主动权，而不是完全依赖中间人进行交易。其次，一些洋行希望与当地茶叶供应商(茶栈)或茶农建立直接的业务联系，从而避免利润流失到通商口岸的代理机构。最后一个也是最具挑战性的原因是，东印度公司企图将茶树移植到英国殖民地——气候条件与中国茶产区类似，在地理位置上与中国西南边疆接壤的印度。罗伯特·福琼对西方世界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在武夷山发现了红茶和绿茶原来来自同样的茶树，只是加工方法不同而已[8]。实际上，早在福琼考察武夷山之前，1836 年就有一位法国旅行家到过武夷山，他也发现绿茶和红茶是产自同一种植物，二者只是通过叶子干燥的时间长短来区分。同时他还提到，炒茶的方法是一种国家机密。作为一个好奇的外国来访者，他记录了红茶加工的方法，包括在最后一步加入硫酸钙和靛蓝以加深颜色(靛蓝用于增色，而硫酸钙用于固色) [10](P102)。尽管这位法国冒险家将其记录为一种常规操作，但茶叶贸易链中的掺假行为显然从源头就已经开始了，随后在武夷茶的整个生产和销售的不同环节都有类似情况。

通商口岸：武夷茶的掺假与西方商人的应对策略

1757 年到1842年，由于清政府实行海禁政策，广州是唯一一个保留开放的对外贸易港口，这一时期也被称为一口通商时期。这一时期，外国东印度公司的大班与中国垄断制度下的行商成为中西茶叶贸易中的两个关键性角色。

虽然购买茶叶、丝绸和瓷器等具有异国情调的奢侈品相当有利可图，但这种商业活动同时也是一种高度依赖专业知识的商业投资冒险。一方面，自18世纪以来，国外的茶叶采购商在与行商的反复交涉和经验积累上，逐渐学会了如何辨别不同茶叶品类、如何检验茶叶品质。另一方面，对西方消费者而言，茶完全是一种陌生商品，在本国市场销售茶叶不仅是直接向零售商和家庭主妇销售一种终端产品，还涉及教购买者备茶和饮茶的一系列知识。作为中间人，洋行的大班不仅负责从中国采购茶叶，还起到了传播专业知识的作用。洋行买家不得不向行商和茶行学习茶叶生产涉及的各个流程，以培养自己评估茶叶质量的能力，并仔细判断和选择哪些专业知识是必须局限在内部圈子中，哪些信息可以传播到货船之外(例如，某些涉及常规性掺假的拼配和打包的做法必须在公司内部保密)。这种学习并非单方面对知识的被动吸收，大班们也参与到了生产对(东印度)公司有利的茶叶相关知识的过程中。这部分知识是他们经过筛选后需要传递给终端消费者——通常是英国的家庭主妇。大班作为公司在每次航行中的代表，负责执行双方协议的条款，并由公司董事对运输货物细节的变化负责。一口通商体制对外商不利，但对可以直接获取茶产区信息的中国行商有利[11](P41)。通商口岸的外国买家既不了解中国市场也不了解这些茶叶的供应商(茶行)，对茶产区只有道听途说的非常模糊的概念[12]。这使得东印度公司在讨价还价方面几乎没有任何回旋余地。负责与中国行商打交道的大班，在处理一些非常情况时，必须表现出外交技巧，不仅要有勇气抵制苛刻的要求，还要有在有求于对方的前提下进行交易的能力[13]。因此，大班必须要掌握相关知识和对茶叶质量进行仔细评估，以便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茶叶中决定哪一种更有利可图，更值得购买。

1842 年 《中英南京条约》 签订后，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地也被开辟为通商口岸。每年春天，无数满载茶叶的船只从武夷山出发通过内陆河道网络到达港口城市。随着西方国家对武夷茶的需求增加，一些外国公司不再满足于从中国中间商那里购买茶叶，开始向茶叶产区派遣商业间谍。受东印度公司雇佣的罗伯特·福琼无疑是一个成功的案例。除了向英属印度运送茶苗，他还带着合同制的几位中国茶工来到印度[8]。他敏锐地意识到，要把中国茶树移植到英国的殖民地，除了茶树苗以外，茶叶的栽培和加工知识也是确保成功的前提。因此，他的任务不仅仅是搜集植物，还包括搜寻、雇佣和运送那些带着专业知识的人横渡印度洋。

福州在1853年成为中西茶叶贸易中的一个重要通商口岸以后，一些外国公司，如旗昌洋行，开始派中国员工到武夷山直接从种植者那里采购。这种“内陆”系统很快成为大公司的标准程序。在内地产区直接购买的茶叶可以在“市场茶”上市前几周以较低的价格装船[11]。外国公司青睐武夷茶的关键原因当然是它的低价。1780年的数据表明，Bohea是当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购买的所有茶类中价格最低的。1780年，交易量占总交易量64.27%的Bohea价格仅为每磅0.36～0.5盾，而交易量仅0.12%的珠茶价格高达每磅2.16～2.23盾。从1757 年到1783年，与从中国进口的其他8种茶相比，每年只有武夷茶的订单是没有限额的，只是简单地描述为“越多越好”，而其他茶每年都有一个推荐预购量[14]。英国东印度公司1793年的合同还显示，与每担27两白银的工夫，每担25两白银的屯绿、和每担57两白银的熙春茶价格相比，武夷茶的价格仅为每担13.5两白银[1](P198)。来自西方世界的两大进出口公司的这些数据表明，吸引西方茶叶买家的主要是武夷茶的低廉价格和可观的利润空间，而不是其质量。乔治·西格蒙德在其广为流传的茶叶普及书中将武夷茶划分为低等级的茶，也进一步证实了这种经济合理性[15]。

中国与西方的茶叶买卖通常包括5个程序：谈判合同、签订合同、检验茶叶样品、包装茶叶、茶叶装箱和搬运上公司的船[14](P79)。合同程序是基于大班和行商之间的相互信任和长期合作(尽管来回谈判可能持续数月)，并且在合同中明确描述了交易条件。掺假行为通常发生在茶叶包装和装箱时。此外，船只的装载顺序也表明了武夷茶是作为廉价茶叶运输的，有时甚至用作压舱货[13](P364)。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每艘船都装载了一定数量的武夷茶作为压舱货，这些压舱货甚至只是为了保护更好的茶以“填补”空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也采用了类似的装载顺序：价值较高的瓷器被装在底部，其次是最便宜的武夷茶，用于填充装瓷器的箱子的空隙以保护瓷器。大多数时候，茶叶在港口装船时就已经被压碎，因为装运工人毫不关心，因此这些茶很难达到合同规定的质量。1764年11月3日的一份大班每日记录记载的装船过程显示，茶叶装箱的任务委托给了茶叶供应商雇用的中国“苦力”。装箱时，工人粗暴地用脚践踏茶叶，将茶叶塞进箱子里。“那些在码头装箱的负责人每天都在不断惊叫：‘不要把茶叶压碎了，要竖直地放!’”可能有100个已经装了一半的箱子被扔回到了尚未打包的茶堆上，因为这些茶已经被碎成渣了。”[14](P168)

西方的茶叶买家经常面临中国商人的掺假。西格蒙德指出，武夷茶的假货很多：有两种武夷茶都是从中国运来的，一种是来自福建的武夷茶，一种是在广州当地生产的劣质茶，因此被称为“广州武夷”。是一种将没通过验收的工夫和一种名为“Woping”的劣质茶混合在一起[15]。一份1830年的资料显示，该公司三分之一的武夷茶实际上产自粤北的Woping[16](P37)。这种商业欺诈在中西贸易早期更为频繁，当时西方负责采购茶叶的大班对中国茶知之甚少。然而，当西方买家逐渐掌握了判断茶叶质量的专业知识，就开始以错误打包、人工染色或没达到合约的质量标准为由，将大量茶叶退还给中国商人，并要求更换。在1783年，就有不少于1402箱的茶叶(其中包括很多武夷茶)，以1781年的货物的形式退回[13](P88)。

海外市场：包装武夷茶成为一种成功的商品

虽然武夷茶的进口价格是东印度公司进口的所有茶类中最低的，但海外的消费者对茶叶却一无所知。潜在的消费者对茶叶的生产、品鉴和挑选的知识高度依赖于茶叶公司的广告和零售商的解释。这些中介机构不仅销售产品，还筛选、编辑并有选择地与客户分享已获知的茶叶知识。人们也期待他们有足够的专业知识来指导家庭消费者如何正确地选择茶和泡茶。

18 世纪早期，武夷茶与松萝、大珠茶为英国主要向中国进口的三大茶类。与其他茶类相比，武夷茶有两个明显的优势：更能容忍长途航海(经过一年的航海，绿茶的新鲜口感几乎消失殆尽)，并且在备茶待客时被认为具有更多操作空间。绿茶只能用沸水冲泡一次，但武夷茶相对粗老的叶子可以承受重新加热甚至反复地煮[12]。对于普通的消费者，包括新兴的工人阶级，武夷茶更经煮耐泡，而且价格要比绿茶便宜得多，这些优势自然也带来了商业上的成功。此外，18世纪英国在加勒比群岛的殖民扩张直接导致了糖供应量的增加，也极大地刺激了红茶的消费。对于英国民众来说，“一杯好茶”需要两种必不可少的物质：茶叶和蔗糖。这两种商品都依赖于海外种植园的发展和全球贸易的兴起。正如明茨富有洞察力地指出的那样，英国人对糖和茶的依赖并不是“自然”口味偏好的结果，而是茶和糖的全球贸易为帝国带来的巨大财富所驱动[17]。

“Bohea”一词于1696年首次出现在西语世界中，约翰·奥文顿在1689年出版的《苏拉特航行》中，描述了三种茶：瓜片、松萝和Bohea[18]。前两种都是绿茶，只有Bohea是“红”茶。1755年，塞缪尔·约翰逊在他编撰的词典中将Bohea定义为“一种特别的茶，比绿茶有更深的颜色和更涩的口味。”[19]1838年，查尔斯布鲁斯在《红茶生产报告》中虽然没有提到“Bohea”一词，但首次描述了红茶的制作方法，证明这种茶产品在当时最受英国人欢迎[20]。

到19世纪中叶，来自中国的茶叶变得比以往更加便宜实惠，产生的结果是茶叶消费从英国的上流阶级蔓延到千家万户。为了满足对中国茶还缺乏基本知识的普通英国消费者日益增长的需求，市场上出现了一些大众出版物和指南。西格蒙德的《茶：它的功效、药用和道德》以对进口的主要茶叶商品的详细描述的形式提供了辨别和认识茶叶的实用知识。该书成为19世纪在英国广为流行的茶叶消费指南。由于武夷红茶是当时销售最广的茶，因此西格蒙德用了比任何其他茶都更多的篇幅去描述Bohea。在承认中国人是茶叶行家的同时，他指出Bohea在其原产国(中国)并未被广泛消费，即使是最卑微的阶层也不会购买[16]。这种特别说明与武夷红茶/正山小种的起源故事是一致的。当武夷红茶刚出现在伦敦的市场上时，由于其稀缺性和更浓郁的味道使其受到消费者的欢迎，并使其能够以高价出售。但此后由于东印度公司的大茶商利用较小的零售商及其客户相对缺乏经验，开始销售从其他地区收购而来的假冒伪劣武夷红茶，尤其是广东Woping产的Bohea大量进入市场，从而导致武夷茶的声誉逐渐衰落。在18世纪，随着时间的推移，Bohea逐渐作为一种红茶的特殊发酵方法固定下来，并传播到整个中国。在名称使用上，Bohea逐渐与红茶同义，乃至代指所有华茶。在17世纪90年代，茶商只在广告中将他们最好的产品描述为“极品特级茶”，但没有给出任何具体的茶名。然而到了18世纪的头10年，东印度公司的销售开始标明不同的“优质松萝茶”和“武夷茶”，并且对“绿茶”和“武夷茶”进行了区分。到1712年，销售记录将茶叶分为5类：武夷红茶、白毫、瓜片、工夫和松萝。这些对来自不同产地和不同加工方式的茶的区分，以及越来越复杂的口味、香气和外观的描述，反映了茶市场的日益复杂细分和消费者对茶的种类以及品鉴方式的专业知识的增加[12](P78)。这些知识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和零售商手里层层筛选过滤。尽管他们通过分发说明书和发布广告来引导当地消费者，但这种“知识共享”显然是必须有所保留的：茶商只愿意分享对他们的业务有益的知识，而不是公司内部的定级、拼配和包装的商业秘密，因为他们必须要比消费者更为博学和更具技巧性。

在Bohea跨洋贸易的价值链上，从源头中国武夷山到终端的西方消费者的茶杯，掺假和造假在各个阶段都有发生。中国的茶工、茶栈和行商，负责进口的荷兰和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了自己的利益，要么将其他杂质混进茶叶中，要么以其他方式欺骗下游的中间商。荷兰的国内进货商抱怨在拍卖会上，经过东印度公司粗包装的茶叶混入了大量尘土，但与此同时，这些批发商又把这些掺假的茶卖给零售商获利，零售商可能会在出售前进一步掺假再卖给终端消费者。

结论：跨国商品的价值链的生成

本文追溯17 世纪以来武夷茶从中国原产地到海外主要市场的流通路径，认为武夷茶之所以能够在早期国际贸易中成为一种成功的商品并非由于其声称的质量和口感，而更主要是来自它有利可图的物质性：武夷茶的叶子比其他茶叶采摘得更粗老，更能经受反复冲泡甚至可以煮，对于英国的工人阶级来说，它比任何其他茶都便宜得多，正是这些工人阶层逐渐成长为英国茶叶的主要消费者。作为一种真正的跨文化、跨语言和跨区域的商品，武夷茶不仅仅是一种来自中国的饮料。它是一种与中国风潮、贵族品位以及东方生活方式的物质体现紧密相关的产品。武夷茶的商品价值是通过各种代理与茶叶本身之间复杂的“纠缠”和“依赖”关系，通过社会构建而实现的。

武夷茶的本真性源于人与物之间的关联和依赖，而不是源于人类赋予的“事物的秩序”[21](P19-36)。正如阿帕杜莱所强调的那样，生产奢侈品所需的知识是无法标准化的，因为这些知识涉及到更主观和更具争议性的品位、判断和个人经验标准[1](P42)。武夷茶的价值链中涉及的中间人数量越多，对知识的解释的弹性就越大，获利机会也就越大。因此，不同层次的中间人通过收集、选择、编辑和传播茶叶的相关知识，在建构这种来自遥远国度的、异域情调的商品的价值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了作用。由于武夷茶的产地和消费地在地理和语言上的隔离，筛选和传播有关知识至关重要。最终出现在西方国家商业海报上的信息都是经过精心设计和编辑后呈现的。武夷茶的流行显然远非一场意外事故——中国产地对正山小种起源的解释，而是一系列精心构思的促销策略的结果，该策略特别强调了武夷茶廉价和耐泡的优势。武夷茶在海外的商业“包装”成功是在中国供货商和海外进口商之间、质量和价格之间、新兴工薪阶层消费者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向往、普通家庭的购买能力与零售商的精准定价之间的博弈平衡的结果。在武夷茶的整个价值链生成涉及的诸多因素中，口味似乎一直是最不重要的因素。(作者：肖坤冰)

文章来源：万里茶道研究院

。原文刊于《贵州民族研究》2022 年第 5 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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