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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晓勤:陕甘靑新茶马古道路线考

2019年3月31日下午,紫阳茶与中国第一条茶马古道论坛在紫阳县成功举办,来自省内外茶学、茶文化、茶马古道研究界的七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深入交流探讨紫阳茶与中国第一条茶马古道最新研究成果。此文为知名茶文化学者曾晓勤在论坛上的发言。

作者简介:

曾晓勤,陕西紫阳人,省作协会员、省书法家协会会员,安康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陕西茶文化学者。近二十年来致力于紫阳茶文化以及西部茶马古道研究,著有《煮茶紫阳》《紫阳茶》《中国第一条茶马古道——紫阳茶纪行》等。

引言

“陕甘青新茶马古道是中国第一条茶马古道”这一概念的提出,得不到陕甘青新的认可,或者认为我们这里根本就没有茶马古道。这不能怪大家,怪只能怪云南人太厉害了,通过大规模长期的宣传,硬是用一个“马驮茶贩卖”的形态给大家洗了脑。

其实茶、马、道路是构成茶马古道这一概念的三个硬条件,具备了这三点,我们就可以说它是茶马古道。在2010年在国家文物局和云南省举办的“普洱论坛”上,认可了陕、甘、青茶马古道的存在。但这一共识鲜为人知。

紫阳茶是流通在陕甘青新茶马古道上的重要物资,说茶马古道一定撇不开紫阳茶的,当然这里的紫阳茶是指紫阳茶区的茶叶。

1987年云南大学木霁弘提出滇藏、川藏茶马古道概念,之后云南在打造“普洱茶品牌”时借助这一概念,把普洱茶在全国的影响力推向顶峰,普洱茶的综合收入也因此坐稳了全国茶叶第一把交椅,连续四年占据电商销售榜首,其品牌价值为64.10亿元。

今天再说茶马古道至少有以下三点意义:一是通过挖掘茶马古道这一文化遗产,确立紫阳茶的历史地位,再次树立紫阳茶的品质自信、文化自信。二是陕甘青新茶马古道就是商道,宣传好这一古道,可以唤醒紫阳茶在西北沉睡的历史记忆,拿回紫阳茶在西北的市场份额。三是可以拉动陕南、陇南茶旅结合,推动乡村振兴。

一、陕甘青新茶马古道产生的自然条件

(一)自然气候:甘青宁新并不生长、生产茶叶,导致西北方少数民族无茶可饮,“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茶成为西部各民族“一日不可或缺”的生存必需品。

(二)地理位置:紫阳茶区是靠近西北最近的茶区,宋、明、清时代,紫阳茶区是国家茶马贸易以及西北五个茶马司茶源供给地,紫阳茶出陇右便是洮岷吐蕃、氐羌生活区,不足千里,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因地制宜、就近取材,避免劳民伤财,紫阳茶、巴蜀茶成了首选。

二、陕甘青新茶马古道产生的社会条件

(一)唐朝推行“榷茶制”后,茶叶不能自由贸易。推行“茶如盐制”,首行专卖,对走私贩茶者,“私鬻(如)三犯皆三百斤,乃论死;长行群旅,茶虽少,皆死;雇载三犯至五百斤、居舍侩保四犯至千斤者,皆死;园户私鬻百斤以上,杖背,三犯,加重徭”,从此西北少数民族饮茶受到影响。李唐王朝建国后,为了与西北的吐谷浑、回鹘、西部的吐蕃搞好关系,采取了“互市通商”的策略,以安定边境。

唐朝第一次“互市”发生在武德八年(624年),吐谷(yu)浑主伏允请与中国互市。第二次发生在观贞十五年,(641年),文成公主入藏于日月山互市。之后“回纥入朝,始驱马互茶”等贸易行为经常发生,期间与丝绸、陶瓷一起销往藏区和西域。此时山南茶区是中国最大的茶区,而紫阳茶区是靠近长安和陇右最近的茶区。

(二)宋朝立国后,产马地区大部被辽、西夏占领,并限制了战马流入宋朝。宋朝为了和各国搞好关系,笼络人心,便开始在边界设“榷场”互市,以丝帛、钱币买马。熙宁四年王绍上河湟之策,茶的商品属性减弱,政治、军事属性被开发出来,茶被看作国家战略物资,朝廷开始在四川和紫阳茶区“榷茶”,拉开了大规模的“茶马贸易”。

史料记载了这一状况:

“西人颇以善马至边,所嗜唯茶,乏茶与市”。

“自熙宁七年至元丰八年,蜀道茶场四十一,京西南路金州为场六(紫阳茶区),陕西卖茶为场三百三十二”,。

“宋初,经理蜀茶,置互市于原、渭、德顺三郡,以市蕃夷之马;熙宁间,又置场于熙河。南渡以来……凡八场,其间卢甘蕃马岁一至焉,洮州蕃马或一月或两月一至焉,叠州蕃马或半年或三月一至焉,皆良马也。……乾道初,川、秦八场马额九千余匹,淳熙以来,为额万二千九百九十四匹,自后所市未尝及焉。”

《续资治通鉴长编》载:“三曰,茶色不等。盖汉茶色嫩,蕃茶色老,雅州之名山,自兰州入邈川,至于于阗。兴元之大竹自阶州入欧家,自河州入水波。洋州之西乡茶自河州入水波,至于赛音隆和。今区别家品,以入赵路,则可遵汉、蕃所宜。”

当时朝廷在成都、秦州置都大提举茶马,熙宁十年在汉中设立茶课司,专门打理茶马贸易的茶叶。紫阳茶区的茶叶通过茶商越过了新疆和田至赛音隆和,官茶则运往秦州(天水)茶马司交割,承担茶叶运输的主要是骡马和人力。

(三)元朝的大统一,致马匹不再稀缺,茶马贸易只在局部、小规模发生。

(四)明朝在灭元以后,与元朝残部游斗于北方,无战马可用成了大明王朝的一块心病,而西部邻居的安稳又迫在眉睫。在推行“以茶制边”的策略下,明朝实行了更为完备的“茶马法”,把“榷茶制”推向了极致。明朝在总结宋朝茶马制度的基础上,形成从中央到地方一整套管理体系,(《大明会典》载:)“经过地方、责令掌印官盘验,佐贰官催运。若陕之汉中、川之夔保,私茶之禁甚严。凡中茶有引由,出茶地方有税,贮放有茶仓,巡茶有御史,分理有茶马司、茶课司,验茶有批验所。”朝廷通过打击私茶,把茶叶牢牢地控制在国家的手中,最后达到“扼敌之咽喉、制敌以死命”的效果,为此,国家制作了茶叶交易的“金牌信符”上藏内府、下降番族。

明朝用茶稳定与西北少数民族的关系,以达到国与国制衡和对各番族的驾驭,同时换取朝廷急需的马匹。其目的明确、管理严密、手段强硬。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朝廷先后在秦州、西宁、洮州、河州、庄浪、兰州设茶马司操作茶马贸易,曰“纳马易茶”。茶叶的行销路线也是明确的,从紫阳茶区、四川茶区到各茶马司,由此形成了一条官道,且常年有大量的茶叶在此流通。紫阳茶区所产的茶叶全部用于各茶马司易马,《大明会典》载“陕西茶课……见今茶课五万一千三百八十”,加上万源、城口、宣汉的课茶、商茶,年输出西北茶叶最高约在百万斤。

《明实录》记载了金牌易马数量:洪武三十一年,秦、河、洮三州易马数13528匹,支茶量500000斤;永乐八年,河州易马数7714匹,支茶量278460斤;宣德七年河州、西宁易马数8800匹,支茶数不详;宣德十年西宁、河州、洮州易马13000,支茶数1097000斤。

这些茶叶在当时的道、省、府等衙门的组织下,或由民夫、军夫、或脚户运往各茶马司,其庞大的运茶队伍直接影响百姓生活和沿途城镇经济的发展。“嘉靖十三年(1534年)陕西金州等五州县(金州、汉阴、石泉、紫阳、平利)课茶、责令大户、经解茶马司交纳。其经过州县原设茶户二千余名。止派百名。征银、以给大户脚价”,这一改革将茶叶运输商业化。

至清朝,由于军队战马的需求, “以茶易马”还是一条不错的途径。《清史稿》记载:“司茶之官,初沿明制。……(乾隆)七年(1742年),乃命西宁、河州等五司(茶课)征本色”,以换取粮食和牲畜,致后来“茶马法”废止,纯商业贸易为紫阳茶销往西北、中亚以及西亚销售提供了条件。由西柜“甘商”和东柜“山陕商人”统领了西北茶叶的买卖,1866年后“南柜”的设,湖茶的西进,以及民间商贩“毛葫芦”的参与,这条古道上茶叶流通更加精彩、也更为复杂。

三、陕甘青新茶马古道的考证

(一)陕甘青新茶马古道存续时间

按照有文字记载,唐代自“武德八年(624年)在青海风承戊与吐谷(yu)浑互市开始,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年)凉州六谷部奏请宋廷通道泾州,以“贡赐”的方式获取茶叶、丝帛高于马值的回赐;元朝时自由贸易;明朝276年严密的“茶马法”持续推行;到“清沿明制”,同治年间“改引为票”;民国至建国初期甘肃、西宁、宁夏“毛葫芦”在紫阳贩茶止(1952年)。陕甘青茶马古道共续存1328年。

(二)陕甘青新茶马古道存在的形态

这条道路是一个动态的、网状的,在这里我们只能说说主线和支线。

紫阳茶自产地运销至西北五茶马司驻地而形成的茶马古道的主道,以及各茶马司驻地以商业的形式向西部各部族以及中亚、西亚行销路线。起始点从紫阳茶区——汉中——略阳——甘肃鞏昌府(陇南、甘南)——河州——青海西宁——新疆和田,支线为青海——丹噶尔城——玉树——昌都,所以我们叫陕甘青新茶马古道。

陕甘青新茶马古道的起始端由三条道路构成,一是米仓东道,紫阳、安康、万源茶叶经西乡至汉中;二是米仓道,万州(夔州)、巴中(保宁)的茶叶翻越米仓山至汉中;三是金牛道,成都至广元经至汉中;汉中是三条道路的集结点。

紫阳县是米仓东道的起始点,紫阳茶从紫阳县城出发沿渚河西行进入镇巴县境,在观音镇与起于四川万源的荔枝道并行,并与荔枝道一起构成米仓东道。《万源市志》载:“小简巴道(荔枝道):县城经陕西镇巴县至西乡县经子午道南口至西安。”《镇巴县志》载:“巴蜀道(古荔枝道)……万源到滚龙坡入镇巴界,过渔渡坝、镇巴城、拴马岭、杨家寺到西乡……唐天宝年间,玄宗命从涪州飞马长安为杨贵妃送鲜荔枝即取此……是道商贸流通的重要通道之一”。“城口至西乡道(米仓东道):城口抵大竹,经任河支流谷地抵毛坝关,至观音堂、五里坝、高川、分水岭、经白沔峡至西乡,为穿越镇巴境东的川陕要道。自古商运频繁,行人众多,此道要冲五里坝,曾于清代设县丞(民国改为县佐),观音堂设把总分防。”

紫阳县运茶的“脚户”,走瓦房店、红椿镇、上坝、羁马庄的,过小河、五里坝,上下高川,到西乡。“或翻亮垭子到融入米仓东道进入西乡。西乡至汉中乃郡道,即古之襄鄂西达甘陇之驿道,此道地势平缓,沿途食宿方便,交通运输往来频繁。

米仓东道是一条重要的商道,在崇山峻岭中沿河谷蜿蜒前行,其间没有险峻大山翻越,既适合驮队“脚子”的行走,也适合茶贩短途贩运。且三十里一集,五十里一镇,给行商提供了供给的方便,特别是西北军事、政治、商贸的信息在这条商道上流淌着,在信息传递不发达的时代,获得信息就是获得商机,这可能是这条商道繁荣的因由。

陕甘青新茶马古道中、末段为:汉中至秦州、洮州、兰州、永登、河州、西宁各茶马司,在经西宁至和田、中亚。汉中优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川茶、紫阳茶区的茶叶汇聚于此,且便于西出陇右羌藏牧区。“汉中古代就是连接秦、川、陇、鄂的通衢要道……宋代,与陇西茶马互市,陕南水运、陆运茶叶经此行销西北。神宗熙宁十年(1068年),朝廷特设茶课司于南郑,在汉中收购茶叶,运到熙河(今甘肃临洮)换马。明初,汉中为紫阳茶区的茶叶输边易马的蒸晒包装、验印地。”

“西北经艾叶口、分水岭、七里沟、茶店进入略阳界,约25公里,为赴甘肃秦陇巩昌大路。”巩昌府(今甘肃陇西)乃茶叶西出总关口,宋、元、明、清时期,巩昌府设有茶仓、茶叶转运所和茶叶批验所,《明史》载:“巩昌兵备一员。整饬巩昌府等处抚安兵备。兼分巡陇右道。巡禁茶马。”

从汉中至巩昌府经熙河(今甘肃临洮),至河州司(今甘肃临夏),再经临津渡(今大河家)过黄河,再经古鄯驿、老鸦城,至西宁茶马司。此段线路,陕甘青新茶马古道与丝绸南路、唐蕃古道重合,其各道均在河州临津渡过黄河至西宁。一路分道北上入丝绸之路。一路西行至丹噶尔城,转玉树至昌都。

《元史》载:“世祖至元五年,用运使白赓言,榷成都茶,于京兆、巩昌置局发卖。”《皇明经世文编》、《梁端肃公奏议》之《议处茶运疏》详细记载了紫阳茶出汉中西去的线路:“旧规自汉中至徽州、过连云栈、俱系递运所转行,徽州至巩昌府中间经过骆驼巷、高桥、伏羌、宁远各地偏远,原无衙门,添设四茶运所官吏管领,通计十一站,每站设茶夫一百名。巩昌府至三茶司,复由递运所三路分运,记三十站,每站设茶夫三十名,其茶运所衙门运茶日少,空闲日多……嘉靖十四年(1535年),该监察御史刘希龙提准将前茶运所官吏查革,茶夫止留六百名。”嘉靖十七年监察御史沈越巡察至高桥火钻镇认为此地重要,保留了高桥火钻镇递运所。《徽县志·新修巡察院记》:“火钻镇(高桥),官虽革而印未缴也……此地去徽六十里程,去秦二百里程而茶马由是通焉,岂可无官守与公署哉?”

另一条支线为出汉中经略阳至白马关,经白马关之望关,出阶州境至迭部、宕昌。《宋史》载:“熙宁七年,始遣三司干当公事李杞入蜀经画买茶,于秦凤、熙河博马”,“盖南渡前,市马分为二:其曰战马,生于西陲,良健可备行阵,今宕昌、峰迭峡、文州所产是也。”此道仅存于宋朝以茶易马时段,明初作为“通番捷径”堵死,康县望关《茶马御史碑》便是历史见证。

《大明会典》详细记载了整个茶叶运行的过程:“隆庆五年运至汉中府、辨验真假。黑黄斤篦,各另秤盘。经过罝口巡检司、火鑚峪批验所、巩昌府,查验篦数。稽考夹带。苏溪关遵照题准事例,每正茶一千斤,许照散茶一千五百斤。数外若有多余,方准抽税。各照格填注、印钤、截角,依限运赴洮岷参将,转发洮州茶司,照例对分贮库,取实收赴院销缴。如有夹带数多、伪造低假、正附篦斤不同,即从重问罪。夹带与斤重者,入官,低假者砍焚。引过五年之上不销者,究问。

《城固县志》记载了清初茶商的行经路线:“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本县茶商先到甘、宁茶院领“引”,凭“引”收买茶叶,运至汉中,到茶法庭按“引”盘点,运甘肃等地销售,年课银432两……通甘肃线路有二:一是本县——褒城——勉县——略阳通甘肃;一是本县——留坝——凤县通甘肃……此二线路从宋代开始,即为西夏与宋茶马互市主要交通线。”

陕甘青茶马古道是以官茶为主,商茶为辅,由国家主道的贸易行为。由于运输量大,路途艰险,宋朝在利州路设置了水陆转运使。明朝的茶叶运输则由都司、布政司、察院共同完成,沿途设有茶叶转运所、递运所,转运所有转运官,聘有茶夫。当然,茶叶转运在国家无战争的状态下军夫是主要力量。启用民夫,给予“脚价”是解决运输任务的路径之一。“自汉中南郑起至略阳,陆路三百里,每篦给银一分二厘……略阳至白水江路一百二十里,一船可容千篦,每篦给银二厘……白水江下船陆路至徽州七十里,每篦给银三厘。徽州至秦州陆路每篦给银一分。秦州至巩昌陆路每篦给银九厘”,

商人则自雇驮队,直接运往指定的茶马司。运输茶叶的工具有骆驼、骡、马、牛、板车、背夹子等,通水路的地方,有大、小船只转运。

当然,这只是宋、明、清陕甘青茶马古道的主体运行的形态,其唐朝丝茶易马,宋朝早期的以丝帛、白银易马,明朝的私茶贩卖,清后期以及民国时期的商茶自卖与陕甘青茶马古道的主体不尽相似,但紫阳茶区茶叶流向甘肃这一大方向没有改变。

结论

(一)陕甘青新茶马古道是国家主导下、商人参与而形成的茶马贸易古道,从始点紫阳茶区紫阳县至甘肃、青海、西藏、新疆哈密、和田,远至中亚,西亚,行程万余公里。其跨越省份最多,行销距离最远的茶马古道。该道自巩昌府(今甘肃陇西)至西宁段与唐蕃古道重叠,自河州渡黄河后融入丝绸之路南路。

(二)自唐武德八年(624年)李安远出使吐谷浑,到1952年止,持续时间1328年,时间最长。

(三)由于茶马贸易产生的辐射作用,自唐武德至清雍正年间,输出茶叶千万斤,换回战马近百万匹。因茶马古道崛起的城、镇在十余座,最有代表性的是甘肃洮州和青海的丹噶尔城和玉树结古镇,其地位、规模、影响空前。

(四)建立了完备的茶马运销系统,唐、宋、元、明、清五朝均推行“榷茶制”,宋、明、清有完备的“茶马法”,明、清建立了茶叶征收、运输、销售、课税,以及茶商与国家的利益分配制度。为保证茶马交易的正常运行,朝廷给陕西派出了巡按监察御史,专门巡视“茶马”,赋予巡按监察御史(茶马)“大事奏裁,小事立断”的权力。

来源:陕茶网

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有多余,方准抽税。各照格填注、印钤、截角,依限运赴洮岷参将,转发洮州茶司,照例对分贮库,取实收赴院销缴。如有夹带数多、伪造低假、正附篦斤不同,即从重问罪。夹带与斤重者,入官,低假者砍焚。引过五年之上不销者,究问。

《城固县志》记载了清初茶商的行经路线:“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本县茶商先到甘、宁茶院领“引”,凭“引”收买茶叶,运至汉中,到茶法庭按“引”盘点,运甘肃等地销售,年课银432两……通甘肃线路有二:一是本县——褒城——勉县——略阳通甘肃;一是本县——留坝——凤县通甘肃……此二线路从宋代开始,即为西夏与宋茶马互市主要交通线。”

陕甘青茶马古道是以官茶为主,商茶为辅,由国家主道的贸易行为。由于运输量大,路途艰险,宋朝在利州路设置了水陆转运使。明朝的茶叶运输则由都司、布政司、察院共同完成,沿途设有茶叶转运所、递运所,转运所有转运官,聘有茶夫。当然,茶叶转运在国家无战争的状态下军夫是主要力量。启用民夫,给予“脚价”是解决运输任务的路径之一。“自汉中南郑起至略阳,陆路三百里,每篦给银一分二厘……略阳至白水江路一百二十里,一船可容千篦,每篦给银二厘……白水江下船陆路至徽州七十里,每篦给银三厘。徽州至秦州陆路每篦给银一分。秦州至巩昌陆路每篦给银九厘”,

商人则自雇驮队,直接运往指定的茶马司。运输茶叶的工具有骆驼、骡、马、牛、板车、背夹子等,通水路的地方,有大、小船只转运。

当然,这只是宋、明、清陕甘青茶马古道的主体运行的形态,其唐朝丝茶易马,宋朝早期的以丝帛、白银易马,明朝的私茶贩卖,清后期以及民国时期的商茶自卖与陕甘青茶马古道的主体不尽相似,但紫阳茶区茶叶流向甘肃这一大方向没有改变。

结论

(一)陕甘青新茶马古道是国家主导下、商人参与而形成的茶马贸易古道,从始点紫阳茶区紫阳县至甘肃、青海、西藏、新疆哈密、和田,远至中亚,西亚,行程万余公里。其跨越省份最多,行销距离最远的茶马古道。该道自巩昌府(今甘肃陇西)至西宁段与唐蕃古道重叠,自河州渡黄河后融入丝绸之路南路。

(二)自唐武德八年(624年)李安远出使吐谷浑,到1952年止,持续时间1328年,时间最长。

(三)由于茶马贸易产生的辐射作用,自唐武德至清雍正年间,输出茶叶千万斤,换回战马近百万匹。因茶马古道崛起的城、镇在十余座,最有代表性的是甘肃洮州和青海的丹噶尔城和玉树结古镇,其地位、规模、影响空前。

(四)建立了完备的茶马运销系统,唐、宋、元、明、清五朝均推行“榷茶制”,宋、明、清有完备的“茶马法”,明、清建立了茶叶征收、运输、销售、课税,以及茶商与国家的利益分配制度。为保证茶马交易的正常运行,朝廷给陕西派出了巡按监察御史,专门巡视“茶马”,赋予巡按监察御史(茶马)“大事奏裁,小事立断”的权力。

来源:陕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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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益茶文化解读系列NO30:早春乔木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客遗南中茶,封裹银瓶小,

  产从蛮洞深,入贡犹矜少。

  何缘得此来山堂,松下野人亲煮尝。

  一杯落手浮轻黄,杯中万里春风香。

  ——汪士慎《普洱蕊茶》

  “早春乔木”:色香味形,气质不凡

  春天即春季,是指立春至立夏的这段时间,包含节气有: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等。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也是播种希望的季节。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春天,是一个诗情画意的季节,一个生机勃勃的季节。大自然奏响了属于春天的交响曲:春雨如烟,柳树发芽,燕子呢喃,百花盛开……

  鸟语花香中,沉睡的茶园也苏醒了,茶树也长出一个个娇嫩的芽头……

  1、春天,是茶香飘逸的季节

  春天,是茶香飘逸的季节。采茶、做茶、寄茶、品茶,是春天的一大景色。小小的一片茶叶,仿佛蕴藏了春天的全部讯息。

  陆羽在《茶经》里说,“凡采茶,在二月、三月、四月之间。”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写道,“茶工作于惊蛰,尤以得天时为急。”许次纾《茶疏》载“清明谷雨,摘茶之候也。”

  花香入茶香,茶香伴花香。爱茶的文人们,喝到了花香怡人的春茶,其乐陶陶,挥笔写了不少著名茶诗:

  卢仝描述了春茶的珍贵:“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仁风暗结珠蓓蕾,先春抽出黄金芽。摘鲜焙芳旋封裹,至精至好且不奢。”

  刘禹锡以春茶待客:“山僧后檐茶数丛,春来映竹抽新茸。宛然为客振衣起,自傍芳丛摘鹰觜。”

  白居易描写了湖州、常州贡茶大会的繁华场景:“遥闻境会茶山夜,珠翠歌钟俱绕身。盘下中分两州界,灯前各作一家春。”

  欧阳修尝到春茶后,赞叹不已:“西江水清江石老,石上生茶如凤爪。穷腊不寒春气早,双井芽生先百草。”

  陆游则将春天的满怀惆怅写入了茶诗:“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

  苏轼的茶词短小精悍,却独树一帜,妙语连珠:“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从此,“新火试新茶”,成为文人心中的雅事。

  汪士慎品茶颇有心得:“不知泾邑山之涯,春风茁此香灵芽。两茎细叶雀舌卷,蒸焙工夫应不浅。”

  陈章则描绘了春季采茶的辛苦与劳累:“凤凰岭头春露香,青裙女儿指爪长。度涧穿云采茶去,日午归来不满筐。”

  正是:以茶入诗诗味永,以诗写茶茶韵长。

  2、早春乔木:色香味形,气度不凡

  春季,既是做茶的季节,也是饮茶的好时间。春风吹拂,阳气生发,给万物带来生机,但这时人们容易感到困倦乏力,适当饮茶,可以起到提神、暖胃、养肝的作用。

  春季温度适中,雨量充沛,加上茶树经过冬季的休养生息,使得茶芽肥硕,色泽翠绿,叶质柔软,维生素含量丰富,特别是氨基酸。

  多年来,大益集团出品了一系列以“春茶”为主题的普洱茶品,包括:“勐海之春”、“春早”、“春尖”、“春蕊”、“春圆”、“早春乔木”、“一团春意”等。

  “早春乔木”颇有代表性,该系列迄今共有五款:2003年的早春乔木生态青饼、普饼与贡饼,另有2013年的早春乔木圆茶和2018年的早春乔木熟茶。

  从2003年第一批,到2013年的第二批,经历十年的沉淀,早春乔木这款茶,无论是技艺与品质,还是口感价值,随时间流逝,其优势日益彰显。

  2013年早春乔木圆茶,精选勐海茶区高山乔木早春毛茶为主要原料,采用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大益茶制作技艺精心加工而成。

  其产品饼形端正,色泽墨绿油润,条索壮实,白毫显现;

  汤色金黄明亮,香气馥郁,烟香明显,滋味醇厚,质感柔滑;

  口感鲜爽,细腻甜润,生津强烈。这些基本特征奠定了早春乔木圆茶的优秀品质。

  早春乔木的美,是春意融融的美,是清新脱俗的美,是花香怡人的美。正如诗人所形容的那样:“一杯落手浮轻黄,杯中万里春风香。”

  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好茶相伴,何须惆怅。

  一杯春茶,已经超越时间与空间,让春天般的温暖与祝福,无时无刻地陪伴着我们。

  这正是茶人之福,也是茶人的美好愿望:“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文字|茶道君

  编辑|RUI

  图|大益集团官网、大益益友会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大益茶道院

大益茶文化专题篇:茶道国际交流,大益在行动

中国茶叶的流转史,浓缩着世界发展史;

中国茶道的传播史,成就人类共同文明。

一片茶叶,影响一方地域的文化;一杯茶汤,浸润一个民族的灵魂;一本茶书,亦融通古今、联结东西。大益茶道核心理论书籍《茶道九章》俄文版近期在莫斯科正式出版。这是《茶道九章》的第一部外文译作,也是大益茶道院第15本外文译著作,标志着大益茶道在“让世界读懂中国茶道”和茶道国际传播方面又迈出坚实一步。

《茶道九章》是当代中国最大茶道流派——大益茶道创始人吴远之先生对当代中国茶道理论体系建设的集中思考,是大益茶道系统性理论的集大成书籍。全书分为茶道溯源、茶道内涵、茶道宗师、茶道四要、茶道研修、仪礼规约、茶者修为、茶道培养以及茶道传播九大板块,每一板块代表茶者进阶的一个历程,层层递进。
作为当代茶道理论的建设者和茶道精神的践行者,吴远之先生笃信茶道是修养心灵、提升人格之良方,首倡“惜茶爱人”的人文茶道精神,率先提出了当代茶道学科建设学术研究与实践方案,提出中国茶道未来发展之路,大力推动茶道职业化道路,大力推动中国茶道国际对话。
《茶道九章》中文版于2015年出版,销售近万本;2019年启动俄文翻译,中文底本在保留原版主体内容的基础上,重新融合调整,整体篇幅由12万字缩减为9万多字,行文逻辑层次更加清晰,文字精炼简洁。
同时,为适应俄罗斯读者阅读习惯,增强图书的可读性,书籍全部采用精装版装帧,内文采用128克铜版纸彩印,配有上百幅古典雅致的工笔风茶器、茶席插图,设计错落有致,富有留白之美。
中俄茶道传播:延续400年的传奇

《茶道九章》俄文版的出版,归根结蒂属于中俄茶道文化的传播,而两国茶文化渊源可追溯至四百多年前。

俄罗斯人与茶结缘,起始于16世纪中期葡荷英国推动的茶叶贸易。1689年《尼布楚条约》和1727年《恰克图条约》签订后,中俄之间“彼以皮来,我以茶往”的贸易迅速发展,大量茶叶进入俄罗斯,逐渐形成较为完善的茶仪、茶礼和茶俗。

17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200年里,从中国福建至俄罗斯圣彼得堡,甚至形成了一条纵贯横跨亚欧大陆、全长1.3万公里的“万里茶道”。这是汉唐中国“丝绸之路”之后,明清时期兴起的史上最长陆上国际商路,见证了中俄盛极一时的茶叶贸易与文化交流。
2013年3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将18世纪的“万里茶道”和新世纪的中俄油气管道并称为“世纪动脉”。2019年3月,“万里茶道”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无疑,承载着中华茶道精神的《茶道九章》俄文版,正竭力以崭新的姿态,为当今俄语世界的茶友了解中国茶道和中国文化再添新瓦。
笔耕不辍:大益茶道外文译著初具规模
书籍的力量,足以穿越时空。在文化交流史上,外文译著的桥梁重要更加凸显。100年前,日本美学家冈仓天心用英文写的《茶之书》,刊行于英美两国,并译成法、德、西班牙等多种版本,让西方认识了日本茶道和日本文化。
因历史原因沉寂200年的中国茶道,在当今世界常常“失语”,中国茶书外译本也大都限于简单的茶叶知识介绍和茶艺展示,鲜有深层次的文化解读,无法体现博大精深的中国茶道的精髓。随着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日益提升,迫切需要找到中国茶道对话世界的语言,让世界了解真正的中国茶道。
作为中国首家职业茶道研修机构,大益茶道院在成立之初,即以“继先师之绝学,弘人文之茶道,振华夏之茶风”为使命,致力成为中华茶道的开拓者、践行者与推广者。
为了让世界读懂中国茶道,更好地推广中国茶道文化,大益茶道院着力于编撰、出版茶道专著,并有计划地将自主版权的茶书翻译成英、日、韩、法、俄等多国语言,茶道院外籍专家更直接以外文写作茶书。到目前为止,已正式出版各类著作36种51本图书,其中中文版21种36本,外文正式出版物15种15本。具体为:
《中国茶道》中英文对照本;《大益普洱茶》韩文本;《大益八式》英、日、韩、法文四本译著本;《普洱茶品鉴》英、日、韩文三本译著本;《因茶遇见主》韩文本;《普洱茶大师系列》韩文版共四册;《茶道九章》俄文本。
这些书籍普遍在国外出版发行,直接进入当地主流图书市场,受到当地读者受众的喜爱和关注。部分出版图书参加国际书展,或被著名大学图书馆收藏,以供国外学者及茶友比较、研究和借鉴。
目前,部分大益茶道书籍的马来语、泰语、俄语版翻译出版工作仍在进行中。相信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语言版本的茶道书籍出现在世界各地,中国茶文化更加触手可及。
国际茶道交流:大益在行动
以国际化的视野架构,打造多平台合作交流,多年以来,作为茶行业领军企业,大益集团以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举办茶道国际交流活动,积极探索中国茶道国际化。
2011年11月,首届“‘茶之道’中日韩三国茶文化国际交流会” 在昆明举办,大益茶道院邀请日本、韩国知名茶道代表团和茶道专家,共同演绎中外茶文化大美的国际交流盛会,轰动茶界。同年,大益在韩国设立分公司,开办多个大益茶道韩语班,之后成立大益茶道院韩国分院。2019年“无上妙品 以心传心”的中韩禅茶交流会暨“传心”茶品发布会在首尔举办,吴远之院长与大韩佛教曹溪宗为代表的韩国佛教人士深入交流禅茶文化。
2015年起,大益集团连续4年与清华美院、日本东京艺术大学等联合主办“茶境”中日韩茶道国际交流展,积极探索茶道的跨文化结合,打造超越国家与民族界限的茶文化艺术盛会,创造性推出中国茶道与基督文化的融合“福音茶道”,并于2018年在东京发布重量级新品“千羽孔雀”。
2017年,大益集团数次邀请法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克莱齐奥来中国举办文学交流活动,同年在法国南部加尔省省会尼姆举办了为期15天的“首届大益国际(法国)写作营”活动;2019年9月,集团董事长吴远之先生应邀赴法国里昂参加“2019年第三届中法跨领域论坛”,以“茶”为主题进行高级别对话和经验分享,现场发布《大益八式》法文版和中法文化交流纪念茶品“巴黎妙韵”。

此外,大益先后招聘了韩、日、俄、法籍员工,举办多语种茶道培训班、国际交流茶会以及多项外事茶会活动。如V70英雄茶会、上合国际青年会茶会活动、孔子学院泰国师资班等,现场教授、体验中国茶道。

2021年,为促进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各国文化交流,大益集团在云南8所高校设立“大益优秀国际学生奖学金”,目前已有98名留学生荣获该奖学金。
用一本书影响世界,用一杯茶传递温暖,大益有爱,茶道先行。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借《茶道九章》俄文版的正式出版,诚邀众茶友共同见证中国茶道的冉冉复兴,更向全球茶友道声祝福:“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
文字|茶道君
编辑|RUI图|大益官网、大益茶道院(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大益茶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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