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磅礴壮丽的诗句，仿佛闭上眼睛就能感受到塞外浩瀚无垠的黄沙漫漫，和成群的骆驼在苍凉的沙漠中逆着夕阳走向远方。……
西安，3000年建城史、1100年建都史的长安在这里留下了流光溢彩的身影，丝绸之路上璀璨的明珠，柔软的丝绸、浓香的茶叶、神秘的香料、厚实的毛皮……都在这里流淌千年。对于茶叶来说，这里仍旧是面对西北广袤土地的重要结点。黑茶、普洱茶的香气始终在西安这片土地上徘徊，带来健康、温暖，塑造了更为静雅、丰富的东方生活方式。
西安作为世界四大古都之一，有3000余年的建城史和1100年的建都史，其中尤以汉、唐时最为繁盛，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皇御用茶具，和同时出土《物账碑》就是唐代大兴饮茶之风的佐证。站在古城墙上，遥想当年大唐盛世是何等繁荣，万国来朝，每年前来进贡的藩国外邦数不胜数，各国使节和商贾沿着丝绸之路将大唐文化输出到沿路各国，显示出一个强盛王朝的开放气度。
走进一家回族餐馆，刚落座便有一壶茶水送上，服务员说这是西北人们日常饮用的茯砖。粗老的茯茶茶汤黄红，滋味醇厚悠长，一口下去瞬间化解了牛羊肉的厚腻，望着不远处的城墙，突然想起西方哲人说过：“一座城市的历史，就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在西安，一杯茶的历史，就是中国茶叶从古至今的发展史，就好像一本活史书，记录着茶马古道的沧桑巨变。
虽然“茶马古道”这一概念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才提出来，但这条古道却是因唐代茶马互市而起，这条道路是在原蜀身毒道、古西域道、唐蕃古道的基础上组合和发展的。曾经由政权直接管理经营的陕甘茶马古道、康藏茶马古道、滇川茶马古道，这三条线路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形成互相交错的庞大贸易网络，共同构成横跨南北与丝绸之路交叉并行的交通大动脉和贸易大通道，成为世界东方最著名和富有影响力的商贸古道。
从古至今，西北就是茶叶消费大区，但秦岭以北不产茶，所以云南、湖南、四川等产茶大省成为供应西北地区的主力军，青砖、黑砖、茯砖、茉莉花是西安老百姓日常饮用的主流茶品。
随着西北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各族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和马帮进京的影响，中国茶迎来大发展的春天，西北茶叶的消费逐渐多样化，陕青、碧螺春、毛尖、龙井等绿茶、花茶、铁观音、普洱茶、白茶依次进入西安人日常的生活。
亚太茶业全媒体西安站记者李杨告诉我，在风靡一时的铁观音回落后，普洱茶的兴起影响了西安茶叶市场对茶的认知，也留下了一批来西安经营茶店和茶行业相关从业者。“经过前面十多年的努力和积累，这些早期的经营者与金康路茶文化一条街一同成长，形成了自己的经验模式和基础。同时，也给我们的整个西安市场对于茶的需求，和茶的了解，带来更多的机会。这个机会，是给消费者的，也是给经营者的，更是给我们茶行业未来发展的。”从普洱茶店遍布西安各大小茶城开始，这座以中华文明为根脉的城市，触电般在普洱茶中找到了对传统文化的共识，以普洱茶为席的隆重茶事令人重新感受仪式感的神圣，从器物、空间、服饰中提升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意识。除普洱茶店外，茶服、器皿、茶空间设计、茶私塾等，整个茶产业链在西安落地生根，普洱茶的兴起无疑改变了西安和西安辐射的西北五省的茶叶市场消费格局，为市场注入了更多活力和无限可能。
除了普洱茶的发展，近年陕西茶叶市场杀出了另一匹黑马“泾渭茯茶”。泾渭茯茶采用陕南茶叶制作，是名副其实的陕西省本土的茶叶品牌，获得从上至下的宣传和发展，成为新晋的陕西伴手礼。由于西北地区从来都是茯砖、青砖、边销砖的消费地区，消费者对这些熟悉的味道有着难以割舍的情节，再加上对本土企业的地域情感，使得泾渭茯茶有极高的消费认同。
八横七纵的交通布局，奠定了西安作为西北地区经贸物流中心的地位。作为西北的门户，西安与西北地区各族人民经济联系紧密，这里汇集了全国各地各类茶叶，成了西北天然的茶叶陆港。
如今的丝绸之路，已不再是两千年前那条马蹄阵阵，驼铃声声的荒漠长路，而是一条立体多维的宏大经济走廊，包含陆路、空中和网上的现代丝绸之路，在立体化的开放通道的打造下，相信中国茶叶会继续沿着“丝绸之路经济带”拥有更广阔的前景和无限的发展机遇。
本文节选自《西安，丝绸之路上的茶叶陆港》
作者丨小妖楠
原文刊载《普洱》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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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秉鉴（1769—1843年），又名伍敦元，祖籍福建。其先祖于康熙初年定居广东，开始经商。到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时，伍家开始参与对外贸易。
世界首富伍秉鉴，2001年在美国《华尔街日报》（亚洲版）刊登了一个《纵横一千年》的专辑，统计出了上几个世纪世界上最富有的50个人。其中，有六位华人入选，他们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刘瑾、和珅、伍秉鉴和宋子文。这六个人中，又唯独伍秉鉴是以纯粹的商人身份出现，所以伍秉鉴也是人们最关注的焦点 。
伍秉鉴（1769～1843年），字成之，号平湖，别名敦元、忠诚、庆昌，祖籍福建。其先祖于康熙初年定居广东，开始经商。到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时，伍家开始参与对外贸易。1783年，伍国宗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成立怡和行，并为自己起了一个商名叫“浩官”。该商名一直为其子孙所沿用，成为19世纪前期国际商界一个响亮的名字。
1801年，32岁的伍秉鉴接手了怡和行的业务，伍家的事业也开始快速崛起，伍秉鉴成为了广州行商的领头人——总商。在经营方面，伍秉鉴同欧美各国的重要客户都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并依靠超前的经营理念在对外贸易中迅速崛起。
伍秉鉴不但在国内拥有地产、房产、茶园、店铺等，而且他还大胆地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进行铁路投资、证券交易并涉足保险业务等领域，同时他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东印度公司有时资金周转不灵，常向伍家借贷。正因为如此，伍秉鉴在当时西方商界享有极高的知名度，成了洋人眼中的世界首富，曾被一些西方学者称之为“天下第一大富翁”。
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尽管伍秉鉴曾向朝廷捐巨款换得了三品顶戴，但这丝毫不能拯救他的事业，他不得不一次次向清政府献出巨额财富以求得短暂的安宁。1843年，伍秉鉴在中国的动乱中病逝于广州，享年74岁。
唐廷枢
唐廷枢（1832年5月19日－1892年10月7日），初名唐杰，字建时，号景星，又号镜心，生于广东香山县唐家村（今广东省珠海市唐家湾镇）。
清末洋行买办、洋务企业活动家。字景星。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1851年起，先后在香港英国殖民政府和上海海关担任译员10年。1863年进入上海怡和洋行充当买办，经理库款，经营丝茶出口贸易，开展航运，扩大洋行在上海以外的通商口岸的势力。同时，继续从事商业活动，大量附股洋行经营的保险、航运企业，并为洋行企业吸引大量的华商资本。
1873年任李鸿章主持的轮船招商局总办，成为洋务派官僚的有力助手。任职期间，招商局的营业状况颇有起色。1876年受李鸿章委托筹办开平煤矿。从勘察矿址、拟定计划，到筹集资本、正式开采，都由他一手主持。开平煤矿的组成或附属部分，也都是在他的倡议或主持下兴办的。1892年10月7日卒于天津。
唐廷枢开始自己的商业活动和资本积累，是在担任香港殖民政府翻译时期，1858年以前他就在香港投资了两家当铺。其后在上海度出现的棉花出口贸易的高潮中，又从事棉花投机生意。他独自经营的修华号棉花行，成为外国洋行收买中国棉花的一个代理机构，并与怡和洋行发生业务关系。自担任怡和洋行买办后，唐廷枢的经济活动，又有进一步的发展。 在担任怡和买办的10年中（1863～1872年），他除了为怡和经理库款、收购丝茶、开展航运以及在上海以外的通商口岸扩大洋行业务之外，还为他的老板投资当铺，经营地产，运销大米、食盐，甚至涉足内地的矿产开采。
他和怡和前任买办林钦合伙开设茶栈。为适应洋行收购茶叶的需要，他先后投资上海3家钱庄，以周转他的商业资金。为了买办业务和自营商业的两种需要，他又在洋行之中，设立了自己的事务所。
为与整个对外贸易发生联系，他又建立起一套类似事务所的同业公所。上海丝业、茶业等3个与对外贸易关系密切的同业公所，在1868年以前相继建立。唐廷枢和徐润等人则是这3个机构的董事，是主持这些行业机构的核心力量。
随着自身经济实力的增强，唐廷枢开始参加外国在华企业的附股活动。他在进入怡和以后的第五年，就附股于洋行经营的谏当保险行（Canton I nsurance Offi ce）。在华海轮船公司中，他是最大的股东之一。这个公司的第期股本1650股中，他一人购买400股，占公司股本的近1/4。他不但进入了该公司的董事部，而且担任了公司的襄理。他的附股活动，并不限于怡和洋行的企业，也附股于1867年成立的公正轮船公司（Union Steam Navigation Co.）和1868年成立的北清轮船公司（North China SteamerCo.）、美国琼记洋行（Augusti ne Heard andCo.）的苏晏拿打号（Suwonada）轮船和两家小洋行——马立司洋行（Morris Lewi sand Co.）和美记洋行（Muller H.and Co）的船队。
唐廷枢不但自己附股於外国企业，而且还为外国洋行吸收了许多买办和商人的资本，尽他最大的努力拉拢外国洋行在中国的生意。这些活动，不仅增加了他的额外收入，而且使他能对其所代表的中国股东，施加他的老板所希望发生的影响。对英商怡和洋行来说，“唐景星简直成了它能获得华商支持的保证”。美国旗昌洋行的老板说，唐廷枢“在取得情报和兜揽中国人的生意方面……都能把我们打得一败涂地”。
徐润
徐润（1838—1911），又名以璋，字润立，号雨之，别号愚斋，香山县北岭村（今珠海市北岭乡）人。父亲徐宝亭曾任清朝官吏，叔伯皆为洋行买办。清咸丰二年（1852），14岁时随叔父徐荣村经澳门抵达上海，在英商开办的宝顺洋行当学徒起直至工作16年。勤奋刻苦，悟性颇高，得洋行主管器重，成为领管各分行的总买办。其预见到长江航运业的发展前景，决定购置江轮、船坞，将进出口贸易和航运作为洋行的主要业务，并将出口贸易拓展到日本，使洋行的进出口总值每年达数千万两白银，很快成为巨富。1863年，大量投资房地产业，在上海购地3000余亩，其中建楼宇占220多亩，年收租金12万余两，成为上海滩华商中有名的“地产大王”。今上海愚园路就是由其居住的“愚园”而得名。同时，其在广东旅沪商人组织的广肇公所中掌握财务权达20年，成为旅沪粤商的代表性人物。1866年李鸿章调兵镇压太平军余部时，其用自己运输茶叶的船只帮助李鸿章转运粮饷和军械，受到李鸿章赏识，后更捐资得授道员衔。1868年，离开宝顺洋行，结束买办生涯，在上海开设宝源祥茶栈，随后又在湖南、湖北等产茶区开设多家茶栈，向多个国家提供出口货源，并随时根据行情调整茶价以取得最高利润，成为“近代中国茶王”。1871年，受曾国藩委托，参与办理挑选幼童赴美国留学事务。
乔致庸
乔致庸（1818--1907），字仲登，号晓池，祁县乔家第三代人。他出身商贾世家，父亲是乔全美，幼年父母双亡，由兄长乔致广抚育长大。本欲走入仕途，刚考中秀才，兄长故去，只得弃文从商。他是乔家门中最长寿的人，活了89岁，一生娶有6妻，因乔门中有不许纳妾的家规，都是续弦。6妻留下6子11孙。当国家到了国将不国的境地，大批银子流向海外时，他一改往日不治家宅的习惯，于同治初年耗费重金扩建祖宅，修建了著名的乔家大院，被专家学者誉为“清代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
咸丰初年，北方捻军和南方太平军起义，南北茶路断绝，乔家当时在祁县的大德兴丝茶庄主营生意就是丝茶。乔家虽然主营丝茶，但在当时山西商人中也并非最大。乔致庸的大哥因战乱对生意的重大打击而一病不起，本来将以一介儒生终了的乔致庸于是不得不接手家族生意。从咸丰初年到光绪末年，乔致庸的人生经历了整个清朝晚期。接手家族生意后，他却在社会动荡、兵荒马乱的清朝晚期把乔家的生意推到了顶峰，尤其是乔家的票号生意。乔致庸当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疏通南方的茶路、丝路。
孟洛川
孟洛川（1851—1939.9.7） ，名继笙，字雒川，亚圣第六十九代孙，山东省章丘市刁镇旧军人，著名商人，祖辈为地主兼商人。1869年18岁开始经商时，即到北京负责庆祥、瑞生祥等企业的经营，从此一生掌管孟家企业。孟洛川一生多次举办慈善和公益事业，诸如设立社仓，积谷备荒；修文庙，建尊经阁；设义学，经理书院；捐衣施粥及捐资协修《山东通志》等。因此博得慈善家的称号，被誉为“一孟皆善”。有相关电视剧《一代大商孟洛川》。
他在涉足企业的最初20余年间，生意有较大发展。1893年(光绪十九年)和1896年，先后在北京大栅栏和烟台开设“瑞蚨祥”，经营绸缎、洋货、皮货、百货。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前门一带被焚，瑞蚨祥成为一片瓦砾，不得不迁至北京天桥设摊营业。1903年，北京瑞蚨祥新营业楼落成。后又在北京增设瑞蚨祥鸿记绸缎店、西鸿记茶店、东鸿记茶店、鸿记新衣庄。1904年（光绪三十年)，在青岛设立瑞蚨祥缎店。次年，在天津增设瑞蚨祥鸿记缎店。1924年，济南瑞蚨祥增设鸿记分店。所经营的瑞蚨祥、泉祥等“祥”字号商号，遍布京、沪、津、济、青、烟等大中城市。至1934年，已分别在北平、天津、济南、青岛、烟台、上海等地设立商号达24处，有员工1000余人，房产3000余间。1900年资本总额约40万两银子，到1927年时，年利润即达300万两白银。 他除投资于企业外，还广臵田宅。在章丘有田产2300余亩，另在山东沾化、利津、泰安、莱芜臵有庄田。章丘之住宅为六进院落，前厅后楼、左右厢房共近100间。为当时中国知名的民族商业资本家，京津及济南等城市报纸皆以“金融巨头”称之。
在他的每次捐赈之后，清地方大吏必为其奏请封赏。1891年(光绪十七年)—1894年，福润任山东巡抚期间，为他奏准江苏即用候补道之职；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山东受灾，巡抚毓贤委孟洛川为平粜局总办，孟洛川与其兄孟继箴认赈巨款，毓贤为其奏准知府补用道二品顶戴；1905年参与组建济南商务总会。1908年 (光绪三十四年) 山东劝业道成立后，被任为济南商务总会协理；1906年—1909年端方任两江总督期间，为其奏准头品顶戴；朝廷还诰封其为奉直大夫、诰授为光禄大夫。孟洛川善于结交权贵，其中最著名者为袁世凯。袁父死后，他作“三多九如”贡席，亲往路祭； 袁母出殡，他担任治丧总管。袁世凯于1914年7月18日任命孟洛川为参政院参政。晚年孟洛川无力驾驭诸代理人，各店号走向萧条。1939年9月7日病逝于天津。
唐翘卿
唐翘卿(1841—1925)，族名高亮，字国泰。唐家人。出生于农民家庭，少时到上海一茶庄当学徒。经十余年辛勤工作，由学徒、跑街升至坐茶庄，因常到各省产茶区洽谈茶务，使他不仅熟悉茶叶商务，并精通制茶工艺。清同治六年(1867)，唐翘卿在九江自设“谦顺安”茶栈，接着，在汉口与上海设立分号。
翌年，上海茶业公司成立时，他与唐廷枢，徐润均为该行董事。除茶业外，唐翘卿还投资于仁济和保险公司，池州煤矿及上海地产业与香港金融业。唐翘卿十分关心社会公益事业。他是上海广肇公所(广东商民在上海设立的同乡会馆)的创办人和会董；参与唐廷枢、徐润等建立仁济医院、普育善堂、辅元堂等慈善机构；资助上海格致书院及英华书馆。在家乡，创办翘卿家塾，发展教育；创议并集资购买“都益号”小火轮，航行于香港、唐家与上栅间，改善交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商为垄断国际茶叶市场，将其控制的南亚“西冷红茶”倾销中国，企图扼杀中国传统的制茶工业。民国8年(1919)，由唐翘卿出面，将分散经营的茶栈合并，成立了规模宏大的“华茶有限公司”，由其子唐季珊出任总经理。华茶公司向国外引进新式制茶机器，改进包装与焙制方法，积极培育推广良种，增加新的规格与茶叶品种，中国的制茶业不仅在国内击退英商的进攻，并远销海外，几乎垄断美洲市场。民国14年(1925)，唐翘卿病逝于上海。
吴荣寿
吴荣寿(1873—1934)，字永柏，号俊德。近现代著名茶商，著名徽商。又名俊德，字永柏。安徽歙县岔口乡人。吴荣寿童年时代随同父亲来到屯溪，学习茶叶经营，以精通制茶工艺和善于鉴别毛茶著称。1901年父亲病故后，他大胆拓展业务，在屯溪阳湖开办吴怡和茶号，专门制作外销高档茶。数年后，又创立吴怡春、吴永源、华胜等茶号，进一步扩大外销精品茶的产量，每年制销高档屯绿数千担，最多年份高达2万担，占屯绿外销半数以上，成为徽州现代第一大茶商。吴荣寿决心对茶业经营进行革新，企望创出新品名牌茶叶，他以重金聘婺源制茶名家汪汉梁为总管，在选料与配方上融婺、歙两家为一体，制成了色、香、味焕然一新的"抽芯珍眉"和"特贡"等茶，在上海一举夺得绿茶评比魁首。1927年前后，茶叶价格狂跌，加上朱富润火烧屯溪商业街，几度大损失使吴怡和等茶号一蹶不振。
王相卿
王相卿，民族工商业家、山西著名商人、清朝晋商旅蒙商号“大盛魁”的创始人。“大盛魁”商号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跨国贸易商号，崛起于清代的内蒙古草原，绵延近三百年，几乎与清朝的历史同步。其鼎盛之时，拥有包括汉、蒙、回、满各民族员工近万人，国内外分号82家，骆驼2万多峰，资产超过白银1亿两，经商足迹遍及全国各省及俄罗斯和中亚诸国。在本土商业史上，一直流传着“南有胡雪岩，北有大盛魁”之说。
大盛魁商号，被誉为“草原第一商号”，这个由汉人在草原上建立起的巨大事业，堪称是蒙汉乃至中俄贸易的一座里程碑，也为民族交流、融合刻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
大盛魁的创办人并不是什么富户大商，而是三个小贩。原来康熙年间，清政府在平定准噶尔部噶尔丹的叛乱中，由于军队深入漠北，其地不毛，间或无水，至瀚海等砂碛地方，运粮尤苦，遂准商人随军贸易。在随军贸易的商人中，有三个肩挑小贩，即山西太谷县的王相卿和祁县的史大学、张杰。他们三人虽然资本少，业务不大，但买卖公道，服务周到，生意十分兴隆。清兵击溃噶尔丹军后，主力部队移驻大青山，部队供应由山西右玉杀虎口往过运送，他三人便在杀虎口开了个商号，称“吉盛堂”，康熙末年改名为“大盛魁”。
大盛魁总号设于归化城，以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为中心，活动于外蒙古和内蒙古西部地区。它拥有清廷所发的“龙票”，以放“印票”账为主要业务，经营日用百货、牲畜、皮毛、药材。
到嘉庆初年，大盛魁已发展成为称雄于塞外蒙古市场的垄断性大商号。同治到光绪初年为其极盛时期，已积累了两千万两的巨额资本，每年贸易金额达九百至一千万两银子。大盛魁做出如此令人瞩目的业绩，靠的主要是它独具一格的经营模式。
何一凤
何一凤（1887—1971），字晓楼。其父何为儒，字国候，乳名二狗，所以人称二狗财主。何为儒先经商，后在河南任七品县令。生有七子二女。何一凤是长子，故人称“大少”。他从小私塾读书，耳濡目染，受儒学思想影响较深。
永聚祥茶庄茶叶罐
清祁县晋商名门何家十三世鼎盛时期资本家、何家老字号永聚祥茶庄的创始人，也是集祥云集烟店、晋昌源铁铺、天禄园饭馆、复清当当铺、义生店油坊、聚珍店转运站等七大商号的总主管人。永聚祥茶庄开设于清道光年间，地址设在祁县城内东大街路北，由何一凤斥资4.5万两白银独资经营，在汉口、天津、西安、张家口、呼和浩特等地都设有分号，是个规模巨大的茶叶产运销一体化的商业集团。茶庄十分注重质量，讲究信誉，其还在祁县城内专设门市部，批零销售。何一凤开辟的万里茶路将富庶的江南与广袤的漠北乃至欧亚大陆连接了起来，促进了南北民族大融合，推动了中外贸易的交流。
渠映潢
渠映潢（1758—1832），字天池，渠同海第三子。
渠家大院
渠映潢长大后，在继承父业的基础上，于乾隆、嘉庆年间增设“长顺川”、“长源川”两大茶庄，从事国际茶叶贸易。从湖南、湖北采办茶叶，运往张家口、杀虎口，再转运至蒙古、俄罗斯等地。道光、咸丰年间，其子渠长发、渠长瀛又增开贩盐业务。传至其孙渠源潮、渠源浈时，渠家共开有五家票号（百川通、三晋源、存义公、汇源涌、长盛川），四家茶庄（长顺川、长源川、长盛川、诚记茶号），三家匹头、绸缎、夏布庄（长裕川、晋裕诚、集庆和），一家药店（永春园），一家古籍字画、文具店（书业诚），一家点心食品店（是盛楼）。渠氏商业达到鼎盛。据清人徐珂《清稗类钞》估计，渠家资产在三四百万两白银。
渠家发家后，历经数代，在祁县古城东半城大兴土木，营造宅院，人称“渠半城”。
范永斗
范永斗，祖籍山西介休。生活于明末清初的张家口。早在明朝初年，范氏就在张家口和蒙古地区做生意，历经七代，传至范永斗成为张家口地区对满蒙贸易的汉族大富商，时人称其“贾于边城，以信义著”。当时，居于东北的女真族建立后金，由于和明王朝的敌对关系，他们所需要的军事、生活物质，只能通过张家口的贸易市场获得，也就是以张家口为基地运转过去，范永斗和其他七家商人就开始做这方面的生意，“与辽左通货财,久著信义”。据道光年间的《万全县志》记载：“八家商人者皆山右人，明末时以贸易来张家口。
从十六世纪中叶起，物资丰富的张家口吸引着蒙古和俄国商人，他们千方百计打入张家口贸易市场，而在张家口经营茶叶的山西商人也想方设法与蒙古、俄国商人通商。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在张家口的山西茶商与蒙俄商人打开了贸易通道。为了扩大中俄贸易交流，康熙五十八年 （1719年），俄国彼得大帝命使臣叶马罗到中国商讨扩大通商办法。雍正五年（1727年），俄国沙皇加德麟遣使来中国，要求通商。清政府于同年八月与俄国商定了通商措施。中国派蒙古王郡策凌、内务大臣四格待郎与俄国使臣图理琛在恰克图 （中俄边界）签订了《恰克图条约》，双方规定“恰克图为两国通商之地”。此后，这里变成了中俄两国商品交易市场。恰克图市场分为中俄两国两个贸易圈，俄国市场称恰克图，中国市场称买卖城。据后来一位清朝官员王先谦在一份奏疏中说：“从前，张家口有西帮（指山西商人）茶商百余家与俄商在恰克图易货。”
当时，在张家口经商的山西商人主要以经营茶叶为主。清乾隆末年，在张家口大境门外对俄国茶叶贸易商号有50余家。山西介休县张原村人茶商范永斗开设“大川玉”茶店，在福建购有茶山5000亩，茶场7座，成为晋商之首。茶商将茶叶由福建走水路运到汉口，加工后装车转运到张家口。张家口“大川玉”茶店有600余人细加工茶叶然后包装，用牛车、骆驼运到蒙古库伦和俄国恰克图贸易市场。据《山西外贸志》上说，从同治八年（1869年），山西商人向恰克图运送茶叶颇多，是年《汉口关册》中记载：“山西商人，由陆路运往恰克图的茶叶，估计有功夫茶48000箱，还有红绿茶计98500筐，即62760担。”两项合计约11万担。到同治十年（1871年），山西商人的输出能力已达202184担。
当时，山西人在张家口经营茶叶的商号有四大茶庄：长裕川、长盛川、大玉川、大昌川。这“两大”“两长”是山西祁县人的商号，所以称“祁县帮”。尤其是“大玉川”是清廷御贴备案的商家，持有“双龙红贴”，这红贴就是通行蒙古草地的通行证。俄蒙商人看到红贴后，就放心大胆地同他们进行贸易，“空口无凭，红贴为证。”当年清政府还赐给“大玉川”一块双龙石碑，上刻着这家茶庄在旅蒙、旅俄中的贸易活动，赞扬了山西商人们的功绩。大川玉茶店掌柜是介休县人范永斗后裔，清政府为了表彰范氏的经商活动，曾赐黄马褂、御食和牌匾等物。
资料整理：福茶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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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走访西北地区的茶叶市场时，有两件事让陆离印象深刻：
一次是在新疆一家当地人常去的餐馆内，我们正好遇到了一场维吾尔族同胞的聚会，丰盛的宴席上，孩子们多在吃水果和甜品，大人们在大口吃肉，而几位老人却只是浅尝了几口菜后，就拿起桌上的馕慢慢掰碎，并放进刚泡好的一大碗茯砖茶里，等馕因为水分变得软和了，再连馕带茶的喝下去。
另一次是和西安朋友去本地一家老字号清真餐馆时，我们刚一入座就有一壶茶水送上，其汤色红中带黄，滋味醇厚，带点茯砖特有的烟香，一问服务员说上的茶就是茯砖，他们家已经用了好多年了，专门用来化解牛羊肉等大荤的肥腻。
新疆，西安，都不是人们传统认知中的茶叶消费地区，但茶叶却早已融入当地人的生活中，成了名副其实的“柴米油盐酱醋茶”，这种潜移默化的饮茶习惯，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形成的，也揭示了西北地区人民饮茶的两大特点：以“茶”化“食”，“品”“饮”皆存。
这次的“茶城见闻录”专题，陆离就从在西北茶城的见闻说开来，聊聊西安和新疆的茶业发展与特点。
西安金康路茶叶市场
曾经的西安（长安），不仅是丝绸之路的核心城市，也是茶马古道中的重要节点，而如今的西安，不仅是一带一路和陇海兰新铁路沿线中发展最好的中心城市，也是西北地区每年茶叶交易额最大的批发市场之一。
（注：目前学界普遍认为“茶马古道”始于唐朝的“茶马互市”政策，其包含原本的蜀身毒道、古西域道、唐蕃古道等民间商贸古道、以及曾由中原政权直接管理经营的陕甘茶马古道、康藏荼马古道、滇川茶马古道等等，是一条与丝绸之路交叉并行，且存在诸多联系的古代运输大动脉。）
与其他城市的茶城大都始于城市核心，后因城市规划问题多次迁移的情况不同，西安最早兴起的，以及如今规模最大的茶叶市场，都位于东郊新城区的金康路一带，本地朋友说这一规划可追溯至唐朝时期，当时长安城的贸易集市都设在城池的东、西两边，东市则是首都最繁华的市场，如今的“买东西”一词正来源于这里。
而现代意义上的西安茶叶市场兴起，则要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末，当时内地的茶叶市场规模都很小，大多不具备诞生专业茶城的条件，而西安也是如此，其第一个茶叶街就位于金康路附近，严格来说，是在如今的“义乌中国小商品市场西安分市场”的一条小巷内。
到了2003年，当地政府将这条茶叶街整合进义乌小商品市场里面，和日用品批发挤在一个狭小的区域内，随后西安的茶商和茶店也开始往茶叶一条街所在的金康路聚集，到2006年，西安第一个专业茶城“西安茶叶茶具批发市场”也落址金康路，并迅速发展为整个西北市场规模最大的茶叶市场。
前期规划的初见成效，也让当地政府加大了对金康路茶市的管理力度，从2008年的金康路街道大整改，设立“金康路茶文化街管理办公室”；到2012年金康路茶市所在的新城区成功取得“中国国际第十二届茶文化研讨会”，尚属北方首例；到2015年的茶叶热时，西安迅速落地的30多座大小茶城；再到近年来西安城区各处散落的各种特色茶城，如装潢豪华，定位高端的华东国际茶城、文创考究，氛围感好的金康路茶室等等，这些都见证着西安茶市的发展和当地政府的努力。
如今，以金康路为核心的范围内，散落着金康路茶叶文化一条街，义乌中国小商品城、西安茶叶茶具批发市场、西北国际茶城、华东国际茶城、高德茶城、平利茶城、普洱茶仓等大大小小的专业茶城，而整个金康路茶叶市场已有1500多家茶店，茶叶年交易额在数十亿左右，数量居全国第三，西北第一，体量上仅次于广州芳村和北京马连道，成绩斐然。
从茯砖花茶到沱茶普洱
陕西作为西北地区的传统茶叶消费市场，主要消费的则是茉莉花茶，青砖，茯砖等等，而在这次的西安之行中，朋友还专门送了我一盒以陕南地区的茶叶为原料的本地品牌“泾渭茯茶”，并介绍到得益于地方地府的大力推广，以及当地人对本土企业的认同感，其在本地茶市可谓是异军突起，也从侧面说明了西北茶友们对茯茶的喜爱。
普洱茶在西安的发展历程，与其他北方城市比较相似，2005年“马帮进京”前，普洱茶在西安乃至整个西北地区，都只是一个非常冷门的品类，而得益于马帮进京对沿途的各个城市产生的深远认知影响，普洱茶在北方慢慢发展了起来，08年以后的古树纯料之风又为其添砖加瓦，逐渐形成了如今普洱茶在北方格局。
不过，在西安的一众普洱茶中，也有一个很特殊的存在——下关沱茶，在建国以前，来自云南大理的顶级大商号“永昌祥”就曾通过茶马古道与丝绸之路，将数以万计的沱茶运送到陕西、甘肃、青海等西北地区进行销售，虽然那时的人们还不知道沱茶就是普洱茶类里的一种，但品饮沱茶的风气已经传开。
1956年三大改造结束后，茶叶生产被纳入统一收购，计划分配的统购统销体制，为了保证西北地区的沱茶供应品质与数量，下关茶厂专门研发了滋味醇厚浓郁，经久耐泡，性价比高的甲级沱茶，此后数十年中，下关甲沱和下关边销茶一同，成为了西北人们最熟悉也最喜爱的茶叶品种之一。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在茶业改制和市场开放的背景下，为适应新的市场需求，下关茶厂还研发了专供甘肃、兰州等西北地区的“春尖”散茶，迅速获得了当地市场的欢迎，巅峰时期的年销量可达一千多吨，在那些年的市场销路非常好。
80年代末下关春尖散茶
据本地一位老资历下关沱茶经销商朋友所说，直到2004年下半年以前，西北市场的普洱茶品牌中，只有下关沱茶能在本地扎得住根，而直到今天，整个西安城里至少有30多家下关沱茶专营店，其扎根之深，市场之广，可见一斑。
普洱茶在新疆的发展
此前在走访新疆茶市时，陆离了解到新疆目前约有1500多家茶叶门店，而省会乌鲁木齐就占据了近千家，其中大部分则集中在新疆最大的茶叶批发零售集散地——乌鲁木齐“炉院街茶叶一条街”，其余的则分布在华凌商贸城、美居茶叶市场，以及散落在城区各地。
新疆炉院茶城
其余的数百家茶叶店分布，以库尔勒、克拉玛依、昌吉、伊宁、喀什、阿克苏等人口稠密的地州市居多，而哈密、吐鲁番、阿勒泰、博乐、和田等地则分布较少。
如今，随着新疆经济的不断发展，当地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大大提高，茶叶种类也极大丰富，当地茶叶市场潮流也变得较其他地区快得多，先是茉莉花茶和绿茶的短暂流行，后是铁观音和大红袍的昙花一现，最近几年，普洱生茶和普洱熟茶则成为了新疆最受青睐的品种之一，市场份额在快速扩大。
在走访过程中，同行的一位朋友还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新疆普洱茶市场前景这么好，又有着消脂解腻等健康刚需，未来有没有可能像陕西的“泾渭茯茶”一样，发展出新疆人自己做的普洱茶品牌？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则不好回答，一方面，新疆茶叶市场的普洱茶门店基本都是加盟代理形式，别说本土品牌，就连云南籍的茶商都没几个，品牌市场相对真空，是个不错的时期，
但另一方面，与“泾渭茯茶”能以陕南茶叶为原料制作的情况不同，国标规定普洱茶只能在云南省内采料生产，如今云南的茶山产地渠道，市场货源等格局都已基本定型，初来乍到的新疆茶商即使去了茶山，恐怕也很难拿到话语权，创业风险会比较大。
普洱茶在北方的机遇
看到这里，有茶友可能有疑问：普洱茶作为一种在内地兴起不过数十年的品种，为什么能迅速在北方落地生根，甚至有赶超此前也曾在北方爆火的茉莉花茶，铁观音的态势？
在陆离看来，除了普洱茶自身的无限可能与产业发展外，北方，尤其是西北地区饮茶偏好的转变，正是人们自发追求膳食平衡的结果。
西北地区，有很多省份都是吃牛羊肉的清真大省，饮食结构偏向重口味，油腻和多脂，而且这里的气候很难生长植物，蔬菜匮乏，在过去，茶叶就是摄取必需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的重要来源。
自从唐代首创唐代茶马互市以来，专供边疆少数民族饮用的“边销茶”，就是当地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普洱茶正是边销茶中“解牛羊毒“功能强大的一种饮品，这一特性在清朝更是被发扬光大，成为游牧民族出身的满族人消食解腻的健康饮品。
直到上世纪末，随着的经济迅速发展，以往难得一见的大鱼大肉成为了餐桌上的常客，各地区人民的膳食结构，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然而随着肉类在饮食比重中的增加，不健康的饮食习惯也逐渐蔓延，国人从营养不良到营养过剩，各类富贵病开始出现，成为了人们的一大健康威胁。
而北方各省的情况则更为严峻，比如当地餐饮业总结出的“一咸、二辣、三油大”的饮食习惯，“拼酒文化”，“南茶北酒”，“烧烤文化”等等，恰恰是在这个时候，在去油腻、解牛羊毒、刮肠通泄功效卓越的普洱茶，开始在北方地区流行，并迅速占据一席之地，这与北方人饮食习惯的需要不无关系。
总之，无论是传统的茯砖沱茶，茶城茶市，还是新兴的普洱古树茶，茶空间，茶服茶器，西安已然形成了汇聚全国各地各类茶叶，辐射整个西北地区的完善茶产业链，而普洱茶的兴起，无疑为其带来了更多活力和无限可能。
愿南北茶叶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愿普洱茶的明天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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