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起，中国8省联合拟将中俄从武夷山到恰克图的万里茶道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实际上，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这一中俄传统茶叶运输路线发生了重大历史变迁，汉口成为中俄茶叶贸易之津梁，武夷和恰克图的地位下降，水路和陆路的联运、汉口经内河沿海运输至海参崴，以及从汉口直接运往欧俄黑海港口敖德萨的贸易路线被开辟，这些新兴茶叶贸易路线的开辟带动了输俄茶叶的数量和货值迅速增加。但中俄茶叶贸易路线为俄商所掌控，华商的传统商业地位损失殆尽，这是汉口外贸茶市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万里茶道路线图
中国历史上对外出口商品有很强的易代性，从18世纪初叶开始茶叶取代丝绸成为中国出口商品的第一大宗［1］（P133-143）。此时，进口中国茶叶的国家主要有英国和俄国，英国以广州为中心进行茶叶贸易，俄国则以恰克图为贸易据点，从中国茶叶生产地到中外贸易地的国内运输部分则由华商掌握。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汉口作为华中茶叶的聚散地为英俄商人所重，他们来到汉口开拓茶叶外贸市场。运输之短板是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为此俄商积极开拓新的茶叶贸易路线，这导致中俄传统万里茶道的历史变迁，也对华商造成严重冲击。
从16世纪起，俄罗斯一直在试图向东扩展统辖空间，到17世纪初已经来到蒙古地区。明清两朝在山西北部开辟了与蒙古贸易的茶马互市，在中国皇帝赠赐和边境贸易的过程中，俄国人逐步养成了饮茶的风习，17世纪后期俄国托波尔斯克、 莫斯科等市场上已经有茶在售卖①。1699年，沙俄国家商队首次到达北京，以后隔三年定期到中国贩运金银、丝绸、瓷器、棉布等物品，直到1716年来华商队才正式采购茶叶。该时期茶叶经历了从礼品到商品的转变，中俄贸易以北京为中心，多为皮布往来贸易，茶叶贸易居于次要地位，贸易量并不大，且俄国国家商队的活动范围受到严格的限制。1727年,清俄双方签订了《恰克图条约》，确立自额尔古纳河以西的边界,还规定除已有的尼布楚贸易集市，还将俄国边界之恰克图开设为中俄贸易之地点②。 此条约使中俄早期茶叶贸易发生两大转折：一是贸易地理中心从北京转移至恰克图，二是茶叶贸易从国家商队转变为以地域为特征、取得贸易特许经营权的商帮，中国主要为西帮茶商（晋商），俄国主要为莫斯科帮、土拉帮、阿尔扎马斯克和伏洛格达帮、托波尔斯克帮、伊尔库茨克帮、喀山帮等六大商帮［2］。其时，闽茶在英国市场上享有盛誉，俄人对闽茶也情有独钟，故西帮茶商深入武夷山区从事茶叶收购，利用牛、马等牲畜驮运，将闽茶经陆路转水路经汉口溯长江而上至樊城（今湖北襄阳市），继续北上入河南唐河、赊旗（今河南社旗县），再入山西潞安府（今山西长治一带）、沁州和太原府等，至河北张家口，用驼队将茶叶经库伦（今乌兰巴托）运至恰克图后交予俄商，俄商再将茶叶贩运至俄罗斯各地③。其中，从张家口到恰克图有东、中西三条商路，中路为路程最短、货物流通量最大，但运输条件极为艰苦④。该贸易路线是中俄茶叶贸易的重要路线，前后持续时间将近200年，直到19世纪60年代汉口、天津等港口开埠才发生新的变化。 从武夷茶区到张家口行程有5000余里，从张家口到恰克图行程超过4300里，茶叶从中国运输至边境口岸历时近半年，正是这一贸易路线被学者称为“万里茶道”，2014年各方已启动将其申报为世界非物质文化的规划［3］。这一由晋商开辟的新兴茶叶贸易路线，改变了中国境内以北京为中心的贸易时期的经鄱阳湖、顺长江入大运河至北京的传统南北茶叶商路和贡道［4］（P119-126）。
恰克图城貌（恰克图是俄罗斯边境城市，19世纪中叶之前大量茶叶经此流往俄罗斯内地市场。图片来源于19世纪A. P Subbotin著《茶叶及茶叶贸易》）
最初，中俄贸易路线上运输出口的产品以中国的棉布和丝绸为大宗， 茶叶出口数量较少，如1750年仅有7000普特砖茶、6000普特白毫茶⑤。18世纪后半叶，俄国棉纺织业有了长足进步，饮茶风习也在俄国广为普及，因此中国棉布和丝绸出口的比重开始下降， 茶叶的输出迅速增长。18世纪60年代初开始达到3万普特左右, 约占中国对俄出口商品总值的15%；1792年， 茶叶输俄货值达54万卢布，首次超过棉花货值，占当年中国输俄总货值的22%；1802年茶叶输俄货值达187万 卢 布， 占 输 俄 总 货 值 的40%［5］（P358-359）。1839～1845年， 茶叶贸易已占恰克图全部出口贸易的91%⑥。1857年，马克思说：“在恰克图，中国方面提供的主要商品是茶叶。俄国人方面提供的是棉织品和皮毛。以前，在恰克图卖给俄国人的茶叶，平均每年不超过100万箱， 但在1852年却达到了175万箱， 买卖货物的总价值达到1500万美元之巨……由于这种贸易的增长，位于俄国境内的恰克图就由一个普通的集市发展成为一个相当大的城市了。”［6］（P164）
中俄两国时局的变化会对这条路途漫长传统茶叶贸易商路造成深刻冲击。 在两个半世纪的贸易中，恰克图市场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由于走私的盛行以及俄国商人从中作梗， 乾隆帝曾对沙俄两次违约给予关市制裁， 恰克图在1758年、1765年、1777年、1785年共经历过4次闭市的波折 ［7］（P270-297）。1812年的拿破仑战争导致俄罗斯社会动荡，给中俄茶叶贸易造成冲击，1811年经恰克图运俄的白毫茶为46405普特，1812年便骤降为24729普特［8］（P32-34）。特别是太平天国起义，对这一茶叶贸易路线的影响最为深刻。1853年，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以及上海小刀会起义切断了闽茶向俄国运输的茶叶路。同年，俄罗斯馆驻北京第十三班达喇嘛巴拉第 （Archimandrite Palladius）所提供的秘密情报，详述了动乱对闽茶销俄的负面影响：“由于中国南方动荡不安， 本年到福建定购茶叶的商人将会寥寥无几。因此，明年未必会有新茶运到。 叛乱者在整个长江下游造成的恐怖，使取道樊城的交通已经中断。”⑦中国内地时局之动荡对中俄茶路的影响也引起了马克思的关注，他在1857年发表的《俄国的对华贸易》一文中说：“1853年，由于中国内部不安定以及产茶省区的通路为起义部队所占领， 起义者抢劫敌人的商队， 所以运往恰克图的茶叶数量就减少到五万箱， 那一年的全部贸易额只有六百万美元左右。”［6］(P164)中俄茶路这条经济动脉的受阻，激怒了俄国政客，他们派遣公使普提雅廷致理藩院咨文：“因贵国内乱， 以致我恰克图买卖连年壅滞。敝国欲迅速代平叛乱，贵国韬钤以及文学，可期至善。”［9］（第三编，P347）实际上，动乱对闽茶运输路线的影响持续时间较长，1857年巴拉第再次向俄国政府报告起义军占领了邻接武夷茶区的崇安县城， 切断了武夷山与福州府之间的水路交通。 茶路受阻的直接结果便是茶价的飙升，据报告，闽茶茶价上涨50%以上。部分商人于是将较为便宜的两湖茶掺入闽茶之中，贩运至恰克图。
蒙古草原上的运茶驼队（图片来源于19世纪A. P Subbotin著《茶叶及茶叶贸易》）
两湖茶的茶源地主要是湖南安化和临湘的聂家市，以及湖北蒲圻羊楼洞、崇阳和咸宁等地。太平天国起义平息之后，两湖茶仍旧以福建茶的名义卖给俄国。出乎意料的是，两湖茶非常适合俄国人的口味，故有远见的一些中国茶商，开始公开输入两湖茶，而输入福建茶之商人，则损失惨重，故福建茶之市场渐为两湖茶所夺［10］（P91）。加之， 武夷山区茶叶外销开辟了经福州出口的路线，通过海路对英美等国输出日增，经由陆路对俄输出比重呈下降趋势。闽茶向俄输出的阻隔和两湖茶之登场，为汉口成为中俄茶叶贸易路线之中枢提供了历史契机。
19世纪初， 俄商对两湖茶已经有初步了解，太平天国战事对中俄传统茶路的堵塞为中部茶叶向俄输出提供了机遇。 中部茶叶主要以湖南、湖北、安徽南部和江西北部为主要来源地，这些地区从唐宋时期便已是中国的重要产茶区。中国茶叶自鸦片战争起大规模进入世界市场后，宁州红茶、祁门红茶、湖南红茶和宜昌红茶等为英国等国家所知。汉口位于华中产茶区的核心位置和黄金水道之上，与这些产茶区水系相通、陆地相连，自然而然成为茶叶发卖和输出之门户。由于清王朝一向禁止俄商深入中国内地采买，中俄传统茶路自内地至恰克图部分贸易一向为晋商所垄断。但俄罗斯一直觊觎中国内地的茶叶生产基地，1851年与清王朝签订《伊利塔巴尔巴哈台通商章程》，打开了中国西北边疆的贸易门户，新疆成为中俄茶叶贸易的新通道。1858年，《中俄天津条约》 将中俄通商从西北边疆拓展到七口通商，并提出中方取消对陆路通商的条件约束，不加限制。特别是1862年中俄《陆路通商章程》更具标志性意义， 该章程打破了边境贸易的地域限制，俄商取得了在中国内地直接从事茶叶采购、 加工、贩运的权利，以及与天津通商的关税优惠。但从汉口运往天津的茶叶除在汉口缴纳2.5两/担的出口关税， 在天津还要交1.25两/担的子口税。1866年，在俄国政府的强迫之下，清王朝同意免除俄方天津子口税，进一步降低了俄商的陆运费用， 但从汉口运至天津的茶叶不允许在周边销售，必须全部转运至恰克图到俄罗斯销售。
这些条约和章程给俄商深入汉口内地收购茶叶以及茶叶的外运提供了便利条件。他们一方面深入汉口及其附近茶区积极从事茶叶收购、开设砖茶工厂， 改进砖茶压制方法。1863年顺丰洋行（S.W.Litvinoff & Co.）、1866年新泰洋行（Tokmakoff, Molotkoff, & Co.）、1873 年 阜 昌 洋 行（Molchanoff, Pechatnoff, & Co.）等俄商在汉口及周边的羊楼洞等地设厂制茶， 较中国茶商所生产，成本要低、品质更优，故获利颇丰。到1895年， 在汉口从事砖茶制造和贸易经营的有新泰、百昌、源泰、阜昌、顺丰等多家俄商，其中以新泰洋行最为繁盛。与此同时，英商也积极在汉口从事茶叶贸易开拓，英俄双方在汉口展开了长时间的激烈竞购［11］(P55-59)。另一方面，为进一步降低运输费用，俄商还调整茶叶贸易路线，开始水陆联运。其方法和路线为，以汉口经营的重心和根据地，将附近茶区收购的茶叶和制造之砖茶集中在汉口装船，运至上海，经中国沿海海路运至天津，再通过陆路运输至恰克图。这致使天津运往恰克图的茶叶数额迅速增加，1865年为1647888磅，1866年为2399291磅，1876年增至8675907磅，增长5倍多［12］（P117）。
位于汉口的砖茶厂（现在湖北省的武汉市。图片来源于19世纪A. P Subbotin著《茶叶及茶叶贸易》）
俄商深入汉口并积极开拓茶叶路线，意味着俄罗斯凭借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权利，努力摆脱晋商为中俄茶叶采买之代理的境地。在中俄传统的茶叶贸易路线，晋商曾赚得巨大利润，俄罗斯一直在试图掌握茶叶贸易的整个路线。1867年恭亲王等奏复山西商人的陈请中称：“从前恰克图贸易之盛，由于俄国人不能自入内地贩运，自陆路通商以后，俄人自行买茶，不必与华商在口外互换， 因之利为所夺。”［13］（P5600-5601）1868年的领事商务报告称：“运往恰克图的茶叶，大都不是在买卖城收购，而是在湖北收购，所以自然就要用那些经由最便宜的航道运到湖北省的大港口——汉口——的俄国制成品来还清一部份茶款。”［14］(第二册，P1306)随着汉口茶叶贸易对俄输出的地位日益提升， 恰克图茶叶贸易中心的地位开始褪色，逐渐从属于汉口的茶叶贸易，1866年在陆路总输入砖茶104804普特中，恰克图贸易的占43773普特，而俄队商直接自汉口输入54117普特， 到1868年时，陆路输入砖茶185985普特，俄队商自汉口输入130537普特，恰克图转运的有12641普特［10］。俄商掌握茶叶贸易路线，对长期经营该路线的晋商影响颇大，1880年10月祭酒王先谦奏折中曾提到：“从前张家口有西帮茶商百余家，与俄商在恰克图易货，及俄商自运后，华商歇业，仅存20余家。”［15］（卷24，P14）1900年，趁八国联军之乱，俄罗斯对华商加重税收：“红茶以分合税一分，重华秤十一两二钱，每分收俄洋六十二分半。计茶一箱，原本不过四十二三两，税银约需四十五两……砖茶并按每分六文一厘半征税，合计所收数目均过于原本，以致赴俄华商半多亏歇，而库伦至张家口一带商务亦因之窒碍。”［16］（P206）俄商的争夺和俄国的重税，挤压了晋商生存空间，这也成为传统晋商衰落原因之一。
与中国交界的恰克图商城，整个院子都堆满了装茶叶的箱子。（图片来源于19世纪A. P Subbotin著《茶叶及茶叶贸易》）
俄商还以汉口为中心，向九江、福建等地拓展茶叶收购和生产之基地。清末，九江也是全国重要的茶市，该商埠连接着赣西北、赣东北、吉安府，以及安徽徽州府、福建崇安等重要产茶区，俄商对此亦有所觊觎。1870年， 汉口俄国茶商派员到九江采购白毫茶和砖茶，发现该地茶叶质优价廉。于是，原本在汉口从事砖茶加工的俄商阜昌、新泰、 顺丰等分别于1870年、1875年和1882年在九江开设砖茶分厂。1891年俄国人开始在九江生产方茶，一直持续到1895年，九江茶市走向衰退之后，俄商又将市场退缩至汉口［17］（P168）。与此同时， 俄商也积极从汉口向福州拓展砖茶生产基地。1872年俄商伊万诺夫派波雅特科夫了解福州茶市行情，波雅特科夫在福州收购茶末开始生产砖茶。1875年， 他与汉口俄国茶商莫尔恰诺夫合伙开设了茶叶商行。汉口的巴纳玛洛夫、托克玛科夫—舍维列夫等商行也选择在福州开业，当年底，“福州及福建内地俄商已设立了5、6个厂，1876年发展到9个厂之多”［18］（P78）。总体而言，俄商在福州经营并不成功， 最终同样选择退回汉口。在此情形之下， 汉口对俄国茶叶输出至为重要，到1894年汉口直接装运出口的茶叶为14.7万担，其中俄商占输出总数的85%，汉口外贸市场为俄罗斯所独占。
俄罗斯原本是发源于内陆的国家，一直试图发展海洋实力，相继打通了通往波罗的海、黑海和太平洋的出海口。尽管如此，俄罗斯与英国、荷兰等国以及后起的美国相比，航海事业发展相对滞后。因此，俄罗斯长期重视陆路通商贸易路线的开拓，通过不平等条约摄取陆路通商的税收优惠， 而远洋海上通商贸易路线一直没有得到发展。海路运输茶叶在成本、人力投入、运输时间节省等方面都极具优势，这是俄国茶叶运输采取妥协措施、逐渐走向海陆联运的重要原因。但是海陆联运所经过之海陆实际上是在中国内河、沿海路线上运行，而远洋运输仍旧是俄罗斯茶叶贸易之短板。
汉口码头
俄罗斯远东陆地有太平洋海岸， 故尝试将海运路线继续拓展至东北亚。1867年阿拉斯加出售给美国之前， 俄罗斯的俄美公司已经开始着手开辟远东与中国沿海的贸易路线， 从19世纪50年代起每年平均从海路运进茶叶约8000普特， 约占俄国进口中国茶叶重量的3%⑧。1870年俄罗斯轮船贸易公司的船只完成了远东的航行， 很快又停止了航运。1873年俄国在远东地区成立航运公司，公司两艘海轮抵达汉口参与海路茶叶运输， 经上海出海口后， 通过太平洋上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口岸进入黑龙江水路，水程约6000里。由黑龙江西上， 继续借助俄罗斯国内的内河轮船又行约五六千里，然后登岸，更以车马船只，水陆分运至各省镇乡［16］（P206）。尽管有专业人士指出这一航线每年只同行6个月， 航运公司仍旧看好这个航线，因为“如果使用轮船，即可以缩减为70天；而且除了节省驼商队贸易的全部投资的利息以外， 轮船运输实际上可使每1箱茶叶省去6个卢布(3两或18先令)的运费”⑨。经这条路线运输的茶叶数量并不稳定，1871年为647担，1872年为1813担，1875年为6053担，1877年降为4385担［10］（P147）。
1881年中俄《改定陆路通商章程》大幅酌减了各等级茶叶的税率， 特别是海路运输的税收，海路和陆路运费间的差额从每俄磅38戈比缩减为14.5戈比。进入19世纪80年代后，俄罗斯加大对远东航线的开拓，从汉口转上海后直接运往海参崴，如俄国“义勇舰队”开辟了从汉口至海参崴的定期航线。但总体言之，俄国茶叶贸易一直受制于海运不发达之掣肘，1898年英国女历险家伊莎贝拉·伯德记载， 进入汉口港船吨位英国为550000吨，其他国家仅有60624吨，其中中国和日本在这吨位中占据32099吨［19］（P65）。汉口茶市对俄有重要地位，但从记载看，俄罗斯在汉口的轮船吨位极少，其航运能力十分有限。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导致张家口等地商人受到威胁、天津港被迫关闭，这对汉口茶叶运输路线从恰克图向海参崴转变起到关键性的推动作用［20］（P195-218）。随着1903年中东铁路和1904年西伯利亚铁路的建成，俄商从汉口等口岸用船将茶叶运海参崴、尼古拉耶夫斯克，特别是日清战争后开辟了汉口经上海到大连的路线，然后经铁路运输到欧俄的路线日益重要。在俄国方面，以往从恰克图到莫斯科需要16个月运输，凭借铁路则压缩至7周，每磅茶叶运费降至9美分；在中国方面，从天津运输至恰克图需要49～90天，故该陆路运输则迅速被铁路运输所取代。俄商借助于贸易特权及交通路线之便利，不仅将茶叶运输至本国消费，还向新疆、蒙古等地再出口，形成“俄茶倒灌”的景观，这对以晋商为主体的传统商人又是一个打击。对此，在理藩院1911年的奏折中有所体现：“蒙古商务，向以茶为大宗，理藩部例有请茶票规，为大宗入款。近来销数顿减，不及旧额十之三四，实因西伯利亚铁路交通便利，俄茶倒灌，华茶质低费重，难与竞争。”［21］（P961）海路联运另一优势在于，英国茶商在同俄商竞争中丧失价格优势，进入19世纪90年代晚期俄商开始独占汉口茶叶外贸市场。
表1 晚清汉口茶叶经亚洲海陆运往俄罗斯的数量⑩
中国茶叶经由陆路被大量贩运至俄国，但俄国茶叶真正消费中心位于欧洲部分，陆路运输成本较海运要高，运输时间较为漫长，且渐被少数大俄商所把控，所以该路线茶叶运输路线并不能有效满足俄国消费者迅速增长的需求。18世纪晚期起，世界茶叶贸易的主导地位从荷兰转移至英国， 英国商人除供应英伦三岛本土消费所需外，还在不断满足荷兰、俄罗斯和德国北部的部分地区急剧扩张的茶叶消费。 从交通运输条件看，欧俄同英国之海上商路远比中国到俄罗斯的陆地商路更加便利，成本也更低，因此俄国每年从英国大量走私茶叶。但19世纪50年代以前，俄国规定中俄之间的茶叶和皮货贸易只能通过恰克图进行，严格禁止俄国商人从中国经由海路输入茶叶或者从英国进口茶叶，这是因为茶叶是陆路俄国商帮所从事的最重要的垄断商品，国家从中取得高额的税收收入：“在这些年里茶叶走私非常猖獗， 这种走私一部份是由于高额的关税造成的，一部份是由于恰克图垄断商对俄国消费者勒索过高的茶价造成的。”⑪以19世纪50年代为例，俄罗斯从国外年平均输入茶359900普特，从英国运至或走私至俄国的茶约每年有162500普特，约占全年茶叶进口额的45%。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马克思看到了垄断贸易对俄罗斯不利的一面，在1857年对俄国的贸易策略做出预判，“可以看出俄国的努力决不只限于发展这种陆路贸易”，“它无疑地会利用任何有利的机会来设法参加同中国的海上贸易”［6］(P164)。
马克思的预判旋即得到应验。1861年， 俄罗斯取消了陆路贸易垄断权。1862年4月，为了阻止从英国等地进入欧俄猖獗的茶叶走私贸易所带来的税收损失，规定从海路把茶叶运进俄国的欧洲部分是合法的。经由海路将茶叶运入欧俄合法性的获得， 势必会对恰克图的贸易产生冲击。1867年，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馆秘书朗雷（T. S.Lumley） 向本国上下两院呈交一份分析报告，用客观详实的分析证明同等质量的茶叶， 从伦敦、哥尼斯堡或汉堡运抵莫斯科的费用，要比从恰克图运抵莫斯科的费用低廉得多，为此他预言从中国到欧洲的茶叶贸易将会成为恰克图贸易的有力竞争者，“虽然恰克图贸易仍旧可以供应西伯利亚和俄国最边远的北方各省所需的茶叶，并从中取得利润，但恰克图贸易却不能和那个现在把茶叶供应给俄国南部和西部各省的欧洲贸易竞争”［14］（P1304）。 尽管各方都已看到欧俄与中国贸易的前景，但俄国一直被海运能力所困扰：1860年，英国在世界贸易中占据整个商品流转额的23.9%，而俄国只占3.6%［22］（上册，P95）。直到1870年，俄国在世界商业航船和商业汽船总吨位中所占比例仍旧微乎其微。
中国式帆船
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是人类海运史上一件大事， 欧洲商船不必再绕经非洲南端好望角，可以直接经苏伊士运河运达欧洲。航线缩短的直接结果是将中国茶叶运往欧洲的海运时间大大缩短，从原来三四个月减少为45～58天左右,从汉口到英国甚至可以压缩到31.5天［23］（P44-55）。俄商运茶船只在通过苏伊士运河可直接运抵黑海的敖德萨或者巴统， 不必如以前经过英国转口。另外海运运输量大，运费在各种交通路线中最为低廉。19世纪40年代，苏伊士运河没开通前，茶叶从广州到伦敦的运费为30～40银戈比/普特，19世纪70、80年代该路线茶叶运费跌落至3～4英镑/吨， 而从恰克图到莫斯科则要6银卢布/普特。经由海路运输茶叶的运费是陆路运费的1/7至1/8，那些经海路转运欧俄的茶叶，销售价格要比经西伯利亚运来的便宜很多。空前利润空间调动了俄商从事欧俄贸易的积极性：1870年初， 托克马科夫和谢维廖夫贸易所从汉口运茶到伦敦；1871年2月，俄国海运贸易公司的商船“乞哈切耶夫号”从敖德萨前往中国，5月从经吴淞口直抵汉口，满载俄商由汉口采购的茶叶返回敖德萨，开辟了汉口欧俄的直接海路运输路线 ［24］（P131）；1872年，“乞哈切耶夫号”和“俄罗斯号”来到汉口运茶至敖德萨。1873年，“俄罗斯号”装茶2012757磅，同样开往黑海之阿得洒（即敖德萨）口岸［25］(P7-8)。自此，凡供销俄国欧境的茶叶，基本都由汉口装船经地中海运抵俄国黑海之敖德萨。 在19世纪70年代，此茶叶运输路线受到俄国和土耳其紧张局势特别是1877年俄土战争的影响，俄国海运贸易公司的对华茶叶贸易经营十分不稳定。
1878年俄土战争结束后，俄国打通了经由黑海通往地中海的通路，汉口与黑海敖德萨等地贸易得以恢复。俄国的“义勇舰队”（Russian Volunteer Fleet）代替了俄国海运贸易公司的船只，设立汉口——敖德萨之定期航线，掌握了汉口茶叶向欧俄运输的控制权，俄国阜昌洋行是其贸易总经纪人。1881年12月31日， 俄罗斯海军舰队的文件中谈到了从汉口运送茶叶到敖德萨的方法。义勇舰队成为新的海上运输力量后，茶叶的运输费用有所降低，俄罗斯的很多公司在敖德萨设立办事 处，从事与汉口的茶叶贸易 ［26］（P529）。1885～1893年，经敖德萨海路进口的汉口茶叶增长了两倍多［27］（P291）。1884～1890年，俄罗斯从汉口向敖德萨运输了7600多万镑茶叶，在19世纪80年代末运输量达到了2000万镑左右 ［26］（P534）。1898年一位女探险家不无感慨地写道：“俄国商人目前已经将茶叶贸易掌控在手中，他们在汉口和九江拥有生产砖茶的工厂，1898年俄国义勇舰队有五艘蒸汽船装载了茶叶驶往敖德萨，一艘驶往圣彼得堡。”［19］（P65）到1893年时，通过亚俄边境运输的中国货物货值为1975.5万卢布， 其中茶叶总价为1606.8万卢布， 通过欧俄边境运输的中国货物货值为1343万卢布， 其中茶叶总价为1325.8万卢布，两者之间相差已经无几。
由于俄国商人直接并且积极地从事汉口茶贸易，经由敖德萨的海路贸易和经由天津的陆路贸易逐渐增加，每年经伦敦再输出到俄国的茶叶逐渐减少，尤其是从汉口到敖德萨的茶叶贸易路线降低了俄国进口茶叶成本， 有利于本国消费者，却威胁到英国再输出茶叶贸易的利益。例如，1894年，俄国有7艘船从汉口向敖德萨运茶26300吨，还租借了1艘英国商船运茶［28］（P110），1896年情况同样如此， 仅有1艘英国船从汉口向伦敦输出茶叶。总体言之，俄国通过海路将茶叶运往欧俄的茶路，受制于航运发展滞后的制约，还经常租借英国、德国船只支援运输。尽管如此，汉口茶叶经由海路的茶路源源不断地运往欧俄，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俄海上运输受到阻隔，俄商转而从印度和锡兰（今斯里兰卡）进口茶叶，市场的转移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造成汉口对欧俄出口茶叶量的断崖式下滑直至最终中断。
表2 1880～1893年汉口至敖德萨贸易路线茶叶输出量⑫
在中国饮茶风习传入俄罗斯后，俄国内消费需求不断增长。由于自身不出产茶叶，俄罗斯倚重通过与中国贸易取得足够国内消费的茶叶，从18世纪到19世纪中期形成了以福建武夷山为起点到恰克图的著名万里茶道。这一茶叶贸易路线中国部分主要由晋商主导，俄国部分主要有六大商帮主导， 都带有一定的贸易特权和垄断优势。在此期间， 中俄茶叶贸易尽管受中国和俄国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影响，但得到较好延续，迅速扩大了贸易规模，形成了与英国海路茶截然不同的陆路茶。 爆发于1851年的太平天国运动，致使闽茶外运困难，这给以汉口为中心的两湖茶担纲中俄茶叶贸易主角提供契机。汉口茶市凭借独特的水陆交通优势、 毗邻茶叶主产区的地理优势，成为英俄茶商竞相争夺的对象。面对英商的竞购和竞运， 俄商一方面深入产茶区积极收购、修建工厂改进砖茶生产方法提升品质，另一方面又意识到自身运输能力的短板，通过与清王朝签订不平等协议取得陆路通商特权和海关税收优惠政策，开始积极调整茶叶贸易路线，将汉口茶叶利用长江内河、中国东部沿海运输至天津再陆路运至恰克图，或者运往俄国东部港口海参崴再使用铁路运输至欧俄。
苏伊士运河开通后，俄商与英商开展正面运输竞争，从汉口直接运输茶叶至欧俄黑海口岸敖德萨。尽管受海洋运输能力限制，但为了缩短运输路线、减少运输时间、降低运输成本、避免运输对茶质之损伤，俄商还是积极利用水路调整茶叶运输路线。晚清中俄茶叶贸易的四条路线，都是以汉口为起点，汉口成为俄罗斯茶叶的重要来源地［20］（P195-218）。19世纪80年代英商迅速退出中国市场后，广州、福州等茶叶贸易港受到冲击， 俄商的需求延缓了汉口茶市的衰落。19世纪末期， 中国茶叶将近一半出口至俄罗斯，1906～1916年超过60%的茶叶出口至俄罗斯。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汉口茶叶对俄出口达到顶峰。但汉口茶叶输出路线的开辟以及主导权由俄商所掌握，出口茶叶的质量控制也没有实现内在化⑬。十月革命导致俄国消费需求发生变化，布尔什维克政府对茶叶贸易进行管制，以汉口为中心的对俄茶叶贸易走向衰退，晚清中国茶叶走向全球化的进程归于失败。
注释：
①茶马互市肇始于唐代、兴起于宋代、鼎盛于明代、衰落于清代， 是以茶马交换贸易为核心同西北少数民族交往的形式， 清代中叶以后逐渐拓展到与俄罗斯的贸易往来，详见刘礼堂、宋时磊《唐代茶叶及茶文化域外传播考》，《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3年第3期；魏孔明《西北民族贸易述论——以茶马互市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2001年第4期。 中俄早期茶叶贸易可参见苏全有《论清代中俄茶叶贸易》，《北京商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
②1728年俄罗斯开始对恰克图市场进行规划设计，并派军队于当年建成贸易市场， 中国商人则集资建立贸易城，这个贸易城被中国称为买卖城。恰克图位于现在俄蒙边界界河的北岸， 买卖城则是现在蒙古国阿勒坦布拉格。
③这种茶叶由汉水运至距汉口350英里的一个大市镇樊城（老河口镇），在樊城起岸后，用骡子拖拉大车运往山西省靠长城口外一个重要城市归化厅， 然后由归化厅分销于蒙古全境。湖北省志贸易志编辑室编《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第1辑，《湖北省志·贸易志》编辑室1984年，第11页。
④这三条道商路分别是： 东路自乌兰坝入察哈尔正蓝旗界，经内札萨克西林郭勒盟之阿巴噶王、阿巴哈那尔贝子等旗游牧，入外萨克车臣汗部落之阿海公旗游牧，经达里冈爱东界， 入车臣汗部落之贝勒等旗游牧， 达于库伦，由库伦方达恰克图，此东一路也；西路自土默特旗翁棍坝、河洛坝，经四子部落沙拉木楞、图什业图汗旗，至三音诺彦旗，分为两路，其一西达里雅素台科布多，其一东达库伦，由库伦达恰克图，此西一路也；中路自大境门外西沟之僧济图坝， 经大红沟、 黑白城子镶黄旗牛群大马群、镶黄旗羊群各游牧，入右翼苏尼特王旗，经图什业图汗旗车臣汗部落之贝勒、阿海公等旗游牧，渡克鲁伦河达库伦，方达恰克图。贾桢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66，故宫博物院影印本1930年，第8页。
⑤白毫茶是指用带有细白毫毛的嫩叶加工而成的非常高级的红茶。见（英）莫克塞姆《茶：嗜好、开拓与帝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53页。
⑥霍赫洛夫 《十八世纪九十年代至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国的国家与社会》， 莫斯科1978年俄文版，第93页。转引自蔡鸿生《俄罗斯馆纪事》，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38页。
⑦格·尔《十九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的北京布道团与俄中贸易》,《红档》1932年第3期，第154页。转引自蔡鸿生《“商队茶”考释》，《历史研究》1982年第6期。
⑧俄美公司对茶叶贸易的经营，可参见郭蕴深《中俄茶叶贸易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72～76页。
⑨《北华捷报》，1873年8月16日，第133页。转引自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85～1286页。
⑩资料来源：1874～1880年间经俄属远东地区输往俄国的汉口茶叶统计，孟宪章《中苏贸易史资料》，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页；1896～1903年汉口输往俄属太平洋口岸茶叶数量统计，郭蕴深《中俄茶叶贸易史》，第193页。
⑪Trade Reports,1866年，天津。转引自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2册，第1299页。
⑫资料来源：1880～1884年原始数据来自I.U.P., B.P.P., China, Vol.15, pp.121,1884, Hankow,引自陈慈玉《近代中国茶业之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0页。1885～1893年数据来自米·约·斯拉德科夫斯基 《俄国各民族与中国贸易经济关系史（1917年以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11页。前者原始数据单位为英镑，后者数据单位为千普特，现统一折算为千克。两者数据出入较大， 因前者来自英国领事报告记录从汉口直接输出的茶叶， 后者可能包括从汉口转运至上海复出口的茶叶。
⑬张之洞曾试图突破俄商对贸易路线的掌控， 见李灵玢 《论张之洞与汉口茶贸》，《江汉论坛》2012年第9期，日本突破西方贸易主导的质量控制的路径可参见（日）中林真幸《日本近代缫丝业的质量控制与组织变迁》，《宏观质量研究》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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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关于贸易和工业的领事馆报告（第6分册）·东方中国［M］.圣彼得堡，1896.
Research on the Change of Tea Trade Route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in Late Qing Dynasty: Taking Hankou as the Trade Center
9月11日，重走·重溯·重构——“世界的东方茶港”论坛在第11届武汉茶博会现场隆重举办，茶行业专家学者，企业代表齐聚一堂，以“世界的东方茶港”为主题，通过“主题演讲+圆桌对话”的融合形式，全方位挖掘东方茶港历史、文化、经济资源，为东方茶港的未来发展出谋划策。
嘉宾致辞
湖北省政府研究室二级巡视员孙军：
湖北是中国茶文化的重要发源地，茶祖神农、茶圣陆羽、茶神诸葛亮都出自湖北。汉口历史上曾是万里茶道的源头、中国茶叶贸易中心，繁荣了近两个世纪，享有“东方茶港”美誉。19世纪70年代，汉口茶叶每年出口达200万吨，垄断了市场茶叶市场的80%，占据了中国茶叶出口的60%以上，鼎盛时期达到了80%。全国产茶区以福建、贵州、云南四川、安徽和河南信阳，以及湖北各地的茶叶汇集于汉口，通过万里茶道一路北上西进，远销世界各国，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茶叶辉煌。
重振东方茶港是楚茶兴起的未来，湖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茶产业的发展，出台了《湖北省促进茶产业发展条例》，今年8月省政府又出台了《全省农业产业化十大产业链实施方案》，茶叶十四五的专业发展规划。茶产业发展有领导重视、有资金保障、有政策支持、有大家的共同参与，武汉和湖北的茶产业发展正迎来新的历史机遇。我相信有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有大家的共同努力，湖北茶产业发展必将迎来一个美好的明天，重振东方茶港将指日可待！
华巨臣集团副总裁杨文明：
湖北是我国的产茶大省，近年来在湖北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湖北省茶产业快速发展，以青砖茶、恩施玉露、宜昌红茶为代表的湖北茶深受海内外广大茶商的青睐。作为老朋友对湖北取得的成就表示衷心的祝贺。
茶产业是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有效途径，科技是推动我国茶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关键所在，国家领导人亲自号召，要把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这篇文章做好。作为茶行业的领军者，华巨臣一直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充分调动全国茶行业资源，承担推动中国茶产业发展、茶文化传播的重任，未来我们衷心希望与大家携手共进，让好茶走出大山，让中国茶文化弘扬四海，让中国茶产业蒸蒸日上。
汉口因茶而盛，希望通过各嘉宾的解读，利用好东方茶港历史名片，发挥湖北省茶产业优势，写好统筹发展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这篇文章。
主题演讲
演讲主题：近代汉口茶市与中俄万里茶道
演讲嘉宾：原武汉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张笃勤
本次演讲主要阐述三个问题：一是古代长江的饮茶之风与鄂南茶区兴起；二是近代汉口茶市与对俄国的茶叶贸易；三是对俄茶道的演变。
大家知道中国是茶的故乡，长江流域是茶的发源地，在唐宋时期长江中游一带，茶的种植、销售已经具有很大的规模。另外，根据当时的记载，在汉阳区，鄂州的征税率可以达到20万银两。汉口开埠以后武汉成为重要的茶叶港，在这之前鄂南茶区已经开始兴起。
近代汉口茶市分为几个阶段，在这个过程中，英国商人和俄国商人是汉口茶叶市场的主要买主，在19世纪90年代以前，英国商人是最大的买主，90年代以后俄国商人成为主要买主。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英国商人主导的时期，还是后面俄国商人主导的时期，红茶占了很大的比重，砖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第二个讲一下汉口贸易对俄国兴衰的变化。1728年清朝雍正年间签订了条约以后，茶叶作为大宗商品开始出市。90年代以后俄国商人取代英国商人成为最大的买主。有些学者认为最早的俄国商人建立茶厂是在汉口，实际上最早的商人初步加工茶叶是在羊楼洞地区。
到1893年在汉口地区有了4家砖厂，产砖茶40多万担。近代的汉口对茶贸易没有完全的统计有两个大概的数字，一个就是通过汉江这一路走的茶叶有一个初步的统计，另外一个就是根据有关材料进行推算。在十月革命以后，汉口对俄国的茶叶贸易有所变化，有的年头下降的比较多，比如说1929年中东事件发生之后中俄断交外交关系对茶叶影响很大。后来抗日战争时期，长江航道不通影响茶叶贸易。
第三个问题，讲一下汉口茶对俄贸易的路线问题，也就是万里茶道的路线问题。这个茶道可以分成两种：一个传统的山西商人经商的茶道，最早通过汉口，由汉江到达襄阳樊城一带，从河南渡过黄河进入山西长治，然后走东口和西口。这一条路线是传统的路线，是山西商人所走的路线。
到了19世纪80年代以后，除了海路北上以外，向南通过中国的南海，通过苏伊士运河进入欧洲部分，原来叫是属于俄国，现在是乌克兰，就是进入黑河。
现在我们宣传万里茶道，宣传的都是山西商人所走的汉江这条路，尤其是通过南海走的这条海路，通过苏伊士运河进入黑海这条路线宣传很少。这个方面的宣传，我建议应该说得更全面一些。
演讲主题：万里茶道的溯源之路
演讲嘉宾：万里茶道历史文化收藏家万学工
万里茶道全程近15000公里，中国大概是4800公里经过8个省市，从福建、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西、河北、内蒙一直出关。
武夷山有一个分水岭，水往北边流就是河口，是万里茶道的第一镇，装不完的河口，卖不完的汉口。五个江河把所有的物资通过水运的方式，通过鄱阳湖的河口逆江而上运到我们的汉口。在汉口把所有的茶叶集中，沿着晋商的茶道，通过汉水一路到了襄阳，就是现在的樊城，樊城通过了现在的河南的社旗，南船北马，用骡马运输的方式渡过黄河，一直往北方走。汉口虽然不是茶叶产地，却是茶叶的集散地，茶路贸易集散运输始于汉口。
中俄万里茶道在历史的风风雨雨中持续了200多年，后来因为远东铁路的兴起，以及1927十月革命以后铁路就中断了。但是中俄的万里茶道为茶叶的种植和贸易做出了巨大贡献，促进了中原地区和俄国西伯利亚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加深了中华文明与俄罗斯文明的交流。
演讲主题：万里茶道在汉口的文化遗产
演讲嘉宾：原武汉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武汉近代史专家王汗吾
下面我将从三个方面论述：一个是晋商的故事，另一个是东方茶港的起源，最后是俄国建筑遗址的世界遗产申报。
晋商开辟万里茶道，它是在古代的交通条件之下，基本上只能走汉水把茶叶运到北方去。但是从唐宋以来，南方建立很多的茶市，到清代，汉口就是最大的国内市场。
东方茶港建立了江汉关，开始出口茶叶，俄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日本人、瑞典人都来买茶，所以把它称为世界的东方茶港。汉江关占中国出口茶叶的比例在40%以上。中国茶叶在世界上要占80%多，汉口占60%多，也就是说汉口出口的茶叶供应了全世界的一半。
2019年，国家文物局已经把万里茶道列入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覆盖几个点，第一个点--江汉关，再者就是俄国的建筑群--顺丰茶栈、巴公房子、理维诺夫公馆、东正教堂、京汉铁路。
演讲主题：万里茶道对俄贸易的影响
演讲嘉宾：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刘再起
汉口是著名的东方茶港，东方茶港在世界是什么地位？比如说以1888年为例，当时中国出口的茶叶占了全世界茶叶总量的80%以上，汉口出口了66%，2/3以上，这就是当年汉口出口的成就。
万里茶道促进了文化传播。1858年，东正教往中国去传播的过程中，第一批受洗的东正教教头就是在武汉汉口。中国的汉口有当时东正教建的规模比较大的东正教汉口教堂，你们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下。
万里茶道把中国的产茶区和销售区连接起来，让近代中国走出去融入了欧洲，融入了世界。万里茶道是多条路线的，从汉口到上海，还有水路的，对中国的贸易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汉口做大做强就是因为茶叶贸易，所以我们今天还是要回溯历史的荣光，要勇敢的把我们的茶文化传出去。
演讲主题：国际贸易史视角下“茶”之演进
演讲嘉宾：中共武汉市委党校、武汉市行政学院副校（院）长张嵩
我对茶的看法分成三个脉络：一是野生植物到农业种植物，到全球化工业制成品；二是药材，再到贸易管制物品，再到成瘾性日常生活消费品；三是神秘东方文明象征，再到西方资本主义传播载体，再到后工业文明符号。
第一条脉络：野生植物-农业种植物-全球化工业制成品。
第一个，野生植物。1834年圣诞节之际，英国宣布在印度发现野生茶树种。1884年，英国植物学家马斯特思将广泛生长于印度阿萨姆和中国云南一带的大叶种茶树拉丁文学名确定为“阿萨姆种”。茶起源于印度的说法，甚至有可能盖过中国。
第二个，农业种植物。考古发现，最早是在浙江余姚田螺山一带就开始种植茶树。还一些记载，商末周初古之巴蜀地区就已种茶产茶。自从茶叶成为一个产业以后，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在引种、推广，中国北方也在推广种茶，现在还是在北纬35度以南。世界上范围内也只有少数地区在规模化种植茶叶，主要集中在亚洲。非洲有一个肯尼亚异军突起。
第三个，全球化工业制成品。19世纪六七十年代，英俄两国纷纷在汉口设立机器制茶厂，武汉成为近代世界制茶工业诞生地，也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近代制茶工业群。制茶工业的发展助推其他产业的引入和发展，使武汉成为中国近代工业发源地之一。
同时我们看看印度那地方他们在做什么？1872年，杰克逊制成的第一台揉茶机在阿萨姆茶业公司的希利卡茶园中被装置使用。19世纪末，印度已实现揉茶、切茶、焙茶、筛茶、装茶等各个环节的机械化。1888年，英国发动第一次侵藏战争，打开印度茶进入西藏门户。20世纪初，印度茶叶出口超过中国，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末代沙皇被杀后，俄国茶商纷纷退出中国，中国茶叶国际贸易衰落。
第二条脉络：药材-贸易管制物品-成瘾性日常生活消费品。
一个是药材。东方人、西方人刚看到茶的时候都觉得它是药，中国在《神农本草经》记载，宋代说茶就是药，这样的文献记载比比皆是。西方的1641年《医学观察》上说茶相当于包治百病。最初的茶叶都是奢侈品，一直到清朝末年茶叶还是进贡的贡品。
再一个就是贸易管制物品。茶叶早期一直都是贸易管制物品，包括在中国。在中国的贸易管制物品历史甚至可以延续到90年代到2000年初。“以茶制夷”最早是来自于中俄的关系，再到中国和英国等等。后面还有“以茶富国”，到1855年左右，人们通过茶叶以设置厘金局、设置关卡收税赚钱。在西方茶叶的管制也有很多。中国和西方的管制是有区别的，中国的茶叶从国际市场退出，西方人垄断了茶叶市场。
最后，成瘾性日常生活消费品。茶叶和咖啡、可可这一类饮料都有一个特点--成瘾性，它有温和的致瘾性。
第三脉络：神秘的东方文明象征-西方资本主义传播载体-后工业文明符号。
在17世纪、18世纪，茶是东方文明的象征，中国的茶叶传到西方，西方模仿中国人礼仪，促进文化传播与交流。再是茶会、茶馆这种公共空间带来的社会学意义。
圆桌对话
圆桌对话环节邀请原武汉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武汉近代史专家王汗吾，万里茶道历史文化收藏家万学工，湖北省茶叶协会副会长瞿八文，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密小华，围绕“世界的东方茶港”这一主题展开讨论，深度探讨如何利用东方茶港历史文化推动湖北省茶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广大与会观众提供了前沿的方法论思考和崭新的机遇洞察。
01
湖北省茶产业
历史、现状与未来发展方向
林木：请问瞿老师，湖北的茶产业是“不三不四”，不是第三就是第四，您怎么评价？
瞿八文：2019年湖北茶叶面积是525万亩，产量35.3万吨，出口2.16万吨，是近几年历史最好的，创汇是2.6亿美元。2020年面积是537万亩，产量是36.1万吨，出口是1.84万吨，出口创汇达到2.04亿美元。所以这两年湖北茶叶的出口应该说逐步上升，但是没有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湖北的面积在全国是排在第四位，它的出口是排在第五位，基本上在全国茶叶里是前列。虽然历史上达到了5万吨的目标，但一直没有突破。
林木：湖北在1861年开埠的时候只交易了6万担，高峰的时候达到了5万担，现在的交易量是1.8万吨，现在是慢慢的接近，要多长时间才能达到顶峰时期的5万吨？
瞿八文：湖北茶叶的产量达到了35到36万吨，出口只有2.14吨，占全国出口的6%不到。今天是探讨“一带一路”、“茶马古道”，历史上为什么有5万吨的机遇，把国内和国际的机遇结合在一起，是因为湖北在历史上有名人、有名茶、有很好的交通、很好的产品，从汉口运到英国、德国、法国、法国、日本。
所以湖北的茶叶要振兴，刚才说重走、重溯，要把出口这个环节打通。现在是工业文明的社会，要利用传统茶马古道走的思路去转型湖北的茶叶，一定要把湖北茶叶的特色、优势发挥出来，这就是做茶人要做的。湖北茶叶在世界有名也是因为湖北输出砖茶、宜红茶，现在的砖茶和宜红茶，尤其是砖茶出口很少。怎么样在砖茶这里创造和改进适应消费者，这是我们要提出的一个问号。
02
如何利用好东方茶港历史文化
推动湖北省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林木：万老师，今天来的茶友绝大多数是武汉的市民，请您当一下文化的推广大使，哪些遗迹可以去走走看看？
万学工：武汉被长江和汉江分为武汉三镇，汉口也称为东方茶港，从江汉路坐标汉口往二桥方向一字排开就是曾经的五国租界，遗留下来有关于万里茶道的遗址遗迹最多的是在俄租界上。
江边有俄国领事馆旧址、顺丰茶栈的办公楼、新泰茶厂遗址，还有宋庆龄纪念馆、俄商俱乐部、东正教堂，也是在内地内陆仅存的一个教堂。我们武汉市政府为了申遗打造了一个综合的中俄万里茶道的线路图，在江滩公园里面可以系统完整的了解万里茶道的状况。
林木：请王老师讲讲，东方茶港的历史划线从哪一年到哪一年？还有在武汉曾经辉煌过的茶厂，现在还有没有可以看得到的呢？
王汗吾：在世界上称为东方茶港，是从1861年开埠开始，开埠了以后更多的外国人就来了。我们在1840鸦片战争之后开通了关口，第二次鸦片战争增加了沿海的5个关口，最后沿着长江进来，它的终极目标是汉口。这个茶市最早还是晋商经营的最多，再就是江西的商人和湖南的商人。现在留下来相对多一点的还是俄国的遗址，刚才说的基本上都点到了。
我觉得我们作为市民来继承文化遗产来讲的话，应该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要遵循，不管它现在哪一年能够申遗成功，从心里就把它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应该珍惜它，平时可以去看去玩。其次，我觉得最好的继承世界文化遗产就是多喝茶，茶叶真的是非常好的饮料，在成瘾里面茶是最低的，它里面的文化内涵更大于茶本身。
林木：密老师，在研究过去、分析当下、展望未来的时候，东方茶港我们再次进行研究的时候有意义吗？
密小华：茶有一定的成瘾性，虽然跟咖啡和其它饮料来比，从它的物质角度来说是成瘾度比较低的，但它精神上的成瘾性远大于其它饮料的成瘾性，它带给我们美好的生活和精神层面的享受，包括舌尖上品味的享受。
我们国家现在也在向标准化上面靠拢，它一直精细到茶园最基层的管理，除了茶方面的品质、产地、季节、标准、制茶的类型以外，还有泡茶的水、气、手法、技术这方面，所以湖北和全国各地方都在重视技能，每年都有技能赛，这些都是决定茶叶的路能够走得更远，能不能走得更长技术层面的一个要求。
我们农业的进步、科技的进步，让茶产量也在增加，但是我们喝茶的人数增长的速度，和产量来说不匹配。一方面是出口因素影响，一方面是内销还不够。应该让更多的人懂得我们的历史，懂得我们的文化，懂得我们的茶本身，让他从物质和精神层面上被茶的魅力所折服。
最后，我倡议打造一个汉口茶文化的博物馆，充分利用东方茶港历史文化及英俄遗址等资源，通过这样一个博物馆向更多人展示，不光要走出去，把旅游的人请进来，跟文旅结合。
林木：瞿老师，东方茶港在人类历史当中一闪而过，从1861年开埠到1937年它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不过70多年的时间，东方茶港形成是有历史条件的，凭现在的发展条件来看，东方茶港振兴它有几成把握、几成希望？
瞿八文：我觉得湖北茶再次振兴的机会很大。我们要把内销、外贸做起来，湖北的茶叶很多，大部分是兄弟省市做出口原料，湖北的面积那么大，大部分是供给了兄弟省市的出口。茶叶做到辉煌的时候出口要打开，不能专心卖砖茶，砖茶是我们一个历史茶。我们一定要进行研究，我们西方人、中国人喜欢什么。
我们湖北茶叶要发展下去，要走出去，要按照国际的标准，一是安全要达到标准，二是质量要达到消费者需要的水平。
至此，重走·重溯·重构——“世界的东方茶港”论坛完美落幕。接下来，第11届武汉茶博会还有更多精彩将陆续上演，欢迎广大茶友前来品茗、淘器，共襄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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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6日，第二届中国茶旅大会在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举行，会上授予五峰县中国茶旅大会永久会址，编制发布湖北首个茶叶指数——五峰茶叶指数，并列入中国六大地方名茶指数序列。这是继2017年获得“世界茶旅之乡”后，多张国家级名片花落五峰。
五峰全县近半耕地是茶园，过半人口种茶、事茶。早在18世纪，“宜红茶”从这里出发，漂洋过海运抵俄罗斯圣彼得堡。
近年来，五峰“生态立县、旅游富县”绕土家风情、凉爽经济、茶乡文化实施茶旅融合，用心冲泡出一碗“土、凉、茶”。
茶市“小汉口”百年复兴
《五峰县志》这样记载民国初年五峰渔洋关茶贸盛况：“茶工万计，骡马千匹，木船百只。街市热闹，通宵达旦，素有‘小汉口’之称”。“如今，五峰绿茶红茶在省内知名度较高，茶叶品质很高，但在省外市场认知不足，与市场地位不相称。”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会长王庆表示。
建市场，补短板。
2018年4月，五峰招商引资重点项目湖北西南茶叶市场挂牌，59家茶商落户。当年，各地茶商采购五峰茶叶5600吨，交易额3.05亿元。五峰近两年投入资金1700多万元，引进江浙龙井43、安吉白茶、黄金芽等7个新品种，在全县范围内开展茶叶基地建设和老茶园改造，建设标准高效茶园。
借文旅，强内力。
去年，渔洋关镇被国际茶业委员会授予“世界茶旅古镇”称号；今年3月，中俄“万里茶道”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渔洋关镇古茶道汉阳桥段位列其中。
如今，五峰正构建“12575”旅游城镇体系，即大力建设渔洋关旅游名城，2个特色名镇，5个旅游集镇，全县75%的村发展乡村旅游，辐射带动所有村收获旅游红利。依托新城山水，串珠连线渔洋山茶主题公园、古茶道、宜红茶工业遗址、茶交易市场、茶博馆与渔洋河水景观，加快建设茶叶特色小镇和一批茶叶主题公园，做靓茶文化名片，构建交易市场、电子商务、基地建设、出口加工、主题公园、特色小镇、文化传承融合发展的大格局。
让五峰茶叶香飘万里
王庆表示，茶企要捕捉消费市场新变化，不断创新茶产品；要补齐市场短板，改变过去五峰茶企单打独斗的局面，升级茶叶流通大市场，运用市场力量，提高品牌规模效应。
此次茶旅大会，中国茶叶流通协会联合五峰县政府，共同编制发布“中国茶业指数之地方名茶指数——五峰茶叶指数”。此指数是继安溪铁观音、新昌大佛龙井、浙南绿茶、横县茉莉花茶和信阳毛尖之后，该协会与地方共同编制的第6个茶叶指数。
五峰茶叶指数主要监测茶市交易实时数据，登记交易数量、价格，再编制成指数。王庆认为，作为五峰茶市晴雨表，该指数可合理引导消费和投资，让五峰茶叶在全国茶市中有定价话语权，提升五峰茶叶市场竞争力和影响力。
市场渠道也有突破。五峰县境内的湖北西南茶叶市场，5月26日与北京马连道茶城、济南茶叶批发市场等全国十大茶市签约，将共推五峰茶叶品牌。
生态美与脱贫同频共振
5月25日，站在五峰采花茶业青岗岭生态茶园观光平台上，远眺苍穹，湛蓝如洗，满山葱翠，21万亩茶园茶香沁人心脾。2012年至今，采花茶业“百名市民早春探采花”活动已连续举办8年。每年春茶季，游客漫步观光步道，自采、自制新茶。如今，青岗岭生态茶园已成武汉、荆州等外地游客眼中的网红，人气爆棚。
眼下，茶人沈彦冰正加紧建设茶山艺术公园和茶空间美术馆，通过美术馆、文创产品中心、自然农耕茶产业实验基地、艺术公园等载体，塑造全新的茶山面貌和多元化的旅游体验，为五峰茶旅融合带来新内涵。
茶园美似景区，虽在深山有远客。湾潭镇茶园村古茶树众多，百年以上的土家传统民居吊脚楼有288处。2017年，茶园村与武汉市海山集团签订投资，带动村民以茶兴村、茶旅富村。
五峰镇香东茶叶风情园老板李建琴，经营茶园近20年，以往，制茶、卖茶，年收入2000多万元。如今，茶旅融合发展，游购娱一条龙，茶叶销售额实现翻番增至5000多万元，“原来一家人干，现在带动10多户靠这吃饭。”
茶旅融合，掘金生态，生态茶园活了。以茶为媒，五峰借助“春茶旅游节”“五峰蓝·茶乡韵·土家情”旅游推介等特色活动，深度推进茶旅融合。
今年，五峰春茶开园面积19.6万亩，干茶产量4800吨，茶叶大市场拉动鲜叶收购价格上涨，春茶销售收入增长10%，达4.85亿元，茶旅融合带动该县旅游综合收入从2011年2.5亿元跃升至去年32亿元，8年增幅超过12倍。
“五峰拥有灿烂厚重的土家文化、凉爽宜人的气候、悠久的产茶历史。”五峰县委书记陈华表示，“我们将唤醒资源优势，打造集市场、加工、主题公园、特色小镇和茶乡文化于一体的茶产业多元融合基地，用心做好一碗‘土、凉、茶’，加速脱贫攻坚，促进乡村振兴。”
（注明：文章摘自湖北省人民政府官网，新闻来源于湖北日报，新闻记者张乐克、杨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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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5日星期三
诺曼底登陆
农历五月初三
历史上的今天
诺曼底登陆（代号“霸王行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在欧洲西线战场发起的一场大规模攻势，接近三百万士兵渡过英吉利海峡前往法国诺曼底。
诺曼底战役是目前为止世界上最大的一次海上登陆作战，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态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