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西安慈恩寺，位于陕西西安南郊，始建于隋开皇九年(589)，初名无漏寺。唐贞观二十二年(648)，皇太子李治为其母文德皇后追荐冥福而扩建为大慈恩寺。玄奘奉敕由弘福寺移居此寺为上座并主持翻经院，翻译佛经。永徽三年(652)，玄奘奏请于寺内建贮存佛经的大雁塔。近人康寄遥居士撰《陕西佛寺记略》谓：“大慈恩寺，在西安市东南郊，距城八里许……，西距兴善寺约三里，西北距小雁塔荐福寺约五里，东北距青龙寺约五里，东南距慈恩寺塔院兴教寺约三十里，南望终南，有如画屏。”“寺在唐时位于外城内，即当时京城的东南隅晋昌坊，南临曲江，邻于隋时的芙蓉园。”就今而言，大慈恩寺地处西安明城和平门外雁塔路之南端，左右隔街与园林或博物馆为邻，寺前已辟为一大广场，旧日的曲江池和芙容园、杏园风景名胜正在按照规划全面修复。
慈恩寺是唐代长安三大译经场之一，是中国佛教法相唯识宗的祖庭，因此也是中外闻名的古刹、圣地。自唐迄今，经千三百余年而不衰，可谓历史悠久。
大雁塔是慈恩寺的标志性建筑物，唐代学子考取进士后，都要登上雁塔赋诗并留名于雁塔之下，号称“雁塔题名”，被视为人生一大荣耀之事。唐代诗人姚合作有一首涉及“雁塔题名”的茶诗，不过诗中表现的是另一番情形，其《送狄兼谟下第归故山》诗云：
慈恩塔上名，昨日败垂成。
赁舍应无直，居山岂钓声。
半年犹小隐，数日得闲行。
映竹窥猿剧，寻云探鹤情。
爱花高酒户，煮药污茶铛。
莫便多时住，烟霄路在城。
《全唐诗》卷496
诗中云“慈恩塔上名，昨日败垂成”，言狄兼谟参加科举考试名落孙山。《唐语林》卷2云：“(进士及第)既捷，列其姓名慈恩寺，谓之题名。”诗中描写了狄兼谟为参加科举考试在长安的生活情形：因备考来京住了半年，过着隐居生活，落榜后方才一身轻松地居山垂钓、映竹窥猿、寻云探鹤、赏花饮酒、煮药煎茶。或许是条件不具备，狄兼谟竟用茶铛(即煮茶烧水用的锅或釜)煮药，茶味中杂入药味，这个落第举子看来对于茶事十分马虎。对煎茶马虎的人对学问大概也是马马虎虎，加之爱游山玩水，落榜便不足奇怪了，也只好哪里来那里去打道回府了。不过，这个狄兼谟还是颇晓休闲文化的，“数日得闲行”，诗眼便在一个“闲”字上，道出了饮茶是休闲文化的本质。
这首诗将士子、科考、寺院、冶游、饮茶联系在一起，虽然没有正面描写寺院茶，但足以说明唐代士子与寺院、与茶有很深的缘分。
宋·张礼《游城南记》中说，慈恩寺本唐代游览胜地， “长安士庶，每岁春时，游者道路相属”。中唐诗人权德舆官至兵部侍郎、礼部尚书，其《奉和许阁老霁后慈恩寺杏园看花同用花字口号》就描写了朝廷命官游览慈恩寺的情形，诗云：
杏林微雨霁，灼灼满瑶华。
左掖期先至，中园景未斜。
含毫歌白雪，藉草醉流霞。
独限金闺籍，支颐啜茗花。
《全唐诗》卷326
中唐时期长安茶风鼎盛，如《封氏闻见记》所言“王公朝士无不饮者”，诗中描写了“王公朝士”来到慈恩寺杏园看花并在寺院饮茶的情景：“左掖期先至”、“独限金闺籍” ，说明来者是朝廷高官，按照一般情形推想，寺院该是高规格接待，住持亲自陪游，茶僧恭恭敬敬奉献寺院香茶以待嘉宾，且应具茶禅一味的神韵。但并非如此，“含毫歌白雪”、“支颐啜茗花”，饮茶的同时挥毫泼墨、吟诗作赋，俨然大唐文士茶的作派。文士茶风吹进寺院，儒教茶和佛教茶相互融合势在必然。
晚唐茶诗人李洞，字才江，京兆人，诸王孙也。家贫。十分崇拜贾岛，《唐才子传》说他“遂铜写岛像，戴之巾中”、“常持数珠念贾岛佛，一日千遍”。他是长安本土茶诗人，又是皇室宗亲，读他的茶诗对于我们研判大唐寺院茶文化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其《题慈恩友人房》诗云：
贾生耽此寺，胜事入诗多。
鹤宿星千树，僧归烧一坡。
塔棱垂雪水，江色映茶锅。
长久堪栖息，休言忆镜波。
《全唐诗》卷722
这个贾生就是大唐著名诗人贾岛，李洞的好朋友。
贾岛是个半俗半僧的诗人，关于此人最为流行的故事就是“推敲”的典故。 “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若非有寺院生活的真实体验，贾岛焉能得此佳句! “贾生耽此寺”，“耽”解作沉溺、入迷，长久地停留。《唐才子传》说他“居京三十年，屡试不中连败文场，囊箧空甚，遂为浮屠”。旅居长安数载，囊中羞涩，有僧人的身份在，反正又无处可去，住在寺院衣食无忧，总不至于斯文扫地露宿长安街头，尚且还可写写诗、喝喝茶，虽出于无奈，倒也得其所在，算是明智的选择。贾岛是慈恩寺的常客，住得如此惬意，当然“长久堪栖息”。
贾岛在寺里干嘛?主要是吟诗、煎茶。常说“诗酒人生”，贾岛则是“诗茶人生”。在一个冬日里，李洞与贾岛在慈恩寺里煎茶，“塔棱垂雪水，江色映茶锅”，取塔棱滴下来的雪水，用锅煮雪水煎茶，茶味自然非同一般。 “雪水煎茶”体现的是文士的风雅，贾岛是僧人又是文士，李洞是文士却亲近佛门，二人自然而然地担负起寺院茶和文士茶相互交流的使命。由此也可以看出，慈恩寺的寺院茶风深受雅士茶风的影响。
如果说李洞的《题慈恩友人房》更多表现的是雅士茶风，那刘得仁的《慈恩寺塔下避暑》可算得上是地道的禅茶诗，诗云：
古松凌巨塔，修竹映空廊。
竟日闻虚籁，深山只此凉。
僧真生我静，水淡发茶香。
坐久东楼望，钟声振夕阳。
《全唐诗》卷544
一个夏日，诗人去慈恩寺塔下纳凉，古松巨塔，修竹空廊，深山凉意，自然天籁，钟声夕阳，回归自然怀抱，心情十分舒畅。诗人交往的僧人是真正的佛门弟子，对他的敬意油然而生;这里的水是真水，味儿淡淡的，淡为至味，淡则真，水为茶之体，茶为水之魂，真水煎名茶，茶之风味全出矣。“僧真生我敬，水淡发茶香”， 透着几分禅意，道出禅宗茶道真谛，以“淡”为宗，悟其“真如”境界;也体现了佛家茶文化与儒家茶文化的完美结合。
刘得仁能写出这样地道的禅茶诗不是偶然的。刘得仁乃公主之子，长庆年间以诗著称。自开成年间至大中年间历三朝，刘得仁的兄弟们都靠皇国戚的身份担任要职，独他苦学文章，立志走科举致仕之路，然科考不顺，出入科场20年，竟无所成。《唐才子传》卷6云：刘得仁“忧而不因，怨而不怨，哀而不伤。铿锵金玉，难合同流，而不厌于磨淬。端能确守格律，揣治声病，甘心穷苦，不汲汲于富贵。王孙公子中，千载求一人，不可得也。”诗人科举无望，于是寄托于茶，时时饮之，或与同仁，或与僧家;或饮于宫廷，或饮于寺宇。雁塔不题名常去玩玩也是快意于心的。
慈恩寺高僧或许没有写过茶诗，但不饮茶绝无可能，不同文人雅士在一块儿饮茶也绝无可能。在《慈恩寺志》书中为我们留下了慈恩寺僧人与饮茶文士们谜密切交往的记载。
中唐时期——
清上人，与朝臣、饮茶文士权德舆有交往。《全唐诗》收权德舆《和李中丞慈恩寺清上人院牡丹花歌》诗一首;
郁公，与诗人、饮茶文士贾岛有深交，《全唐诗》收贾诗《宿慈恩寺郁公房》、《寄慈恩郁上人》、《酬慈恩寺文郁上人》三首;
释霄韵，与诗人、饮茶文士贾岛有交往。《全唐诗》收贾岛《送慈恩寺霄韵法师谒太原李司空》诗一首;
昙禅师，与著名诗人、饮茶文士白居易有交往。《全唐诗》收白居易《赠昙禅师》诗一首;
恭上人，与诗人、饮茶文士刘得仁有交往。《全唐诗》收刘得仁《晚步曲江因谒慈恩寺恭上人》诗一首;
起上人，与御史中丞、饮茶文士武元衡有交，武曾赋《慈恩寺起上人院》诗一首;
晚唐时期——
俊上人，与唐大中间监察御史、饮茶文士许浑有交，许曾赋《晚投慈恩寺呈俊上人》诗一首;
默公，与诗人、饮茶文士郑谷有交往。《全唐诗》收郑诗《题慈恩寺默公院》一首;
楚霄上人，与诗人饮茶文士曹松有交往。《全唐诗》录曹诗一首，即《慈恩寺贻楚霄上人》;
觉公上人，与诗人、饮茶文士李洞有交往。《全唐诗》录李诗一首，即《秋日同觉公上人眺慈恩塔六韵》。
史料中提到的文人都有饮茶的嗜好，而且有茶诗存世。
尚无更多的资料诠释慈恩寺饮茶之风的表现和内涵，但有一点是明确的：慈恩寺因为是法相宗的祖庭而吸引了四海僧人，因其特殊的政治背景而吸引了诸多王公贵族，因其“雁塔题名”而成为文人雅士向往的地方，在长安茶文化的格局中提供了一个佛教茶、宫廷茶、文士茶交流的平台，也就决定了大唐茶道必然带着儒、道、佛三教的文化特征。
(摘自2014年第6期《吃茶去》杂志;作者：丁文)
冬日逢雪，赴邻村，访友。
雪没膝盖，行路难。
漫行间，茫然四顾，前不接村后不搭店，无奈，继续前行。
汗渐凉，体愈寒，正欲敲退堂鼓时，忽见风雪里现一草庐。不如去求杯热水喝，如此想着，便趋步向前，柴门未闭，径直而入院。
“有人吗？”
俄顷，有老汉走出，招手呼入。
抖落簌簌身上雪，主客寒暄之后，分别落座。
“乡野地方，没有好茶，凑合着喝。”
说话间，老汉已经将杯里添茶倒水。
我双手握杯，浅尝几口。
此时处境，且不论是好茶与否了，哪怕一杯白开水，我也心满意足了。一杯尽，又续了一杯，两杯热茶下肚，身体回暖，通身舒泰。
茶尽杯止，未表来意，先说去意。老汉赞我有雅兴，这茫茫大雪里还去访友。
我谢过老汉，出门，体内有了暖意，脚下便也多了劲力，继续往老友家去。
天地间一片苍茫，山水皆遁形隐身，好一幅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山川皆寂，独我却发了痴心，踏雪访友。
忽然心底念起《世说新语》中的一则典故：彼时有王子猷雪夜访戴安道，未至而返，人问之，他答道：“吾本乘兴而来，兴尽何必见戴？”
以前倒未真的理解其意，今日亲身体味，才悟到原来一个“兴”字乃是此中真痴。
不过，王子猷雪夜访戴的途中，怕是讨不到一杯热茶水喝。那时三更半夜，世人皆沉入梦乡，哪会有他的那份“闲情雅致”。
南宋文士吴文英有词曰：“正蹇驴吟影，茶烟灶冷，酒亭门闭。”此景也是惜惶。如我身在乡间，几无人可语，清夜寂寥，此情何寄。也唯有去访访旧友，寄情于雪。
至友家，扣门而呼，却无人应。
到邻居那儿打听，方知全家进城去了。
真是尽兴而来，败兴而返，带着埋怨往回走，肚中无粮，饥寒涌来。想自己也是自讨苦吃，事前打个电话，也免得白跑一遭。
徐徐而行，日过晌午。
突想到，不如再去叨扰一番那老汉，吃点饭菜。
约是望梅止渴的作用，劲头高涨，朝那老汉家奔去。
正巧，老汉正抱柴煮饭，见又是我，便叫住我吃点便饭，我顺水推舟，应允了。
我烧灶，他煮饭。饭食也简单，馒头蘸酱豆，配上红薯稀饭。
也许是真的饿了，我竟吃了三个馒头，喝了两大碗稀饭。
饭闭，又饮一杯热茶，拜别老汉。老汉送我出院门，嘱我路上小心。
风雪不息，雪海苍茫。
人生在世多炎凉，然而，不经意间，总会有意料之外的一杯热茶，亦可慰籍平生，如此即使访友无着，又有什么可愁怨的呢？
(《吃茶去》杂志)历代喝茶的方法各有不同，以宋朝点茶法最为繁难、复杂、奢靡和讲究。
宋代点茶法，简称宋点，即“以汤注之”，就是以沸水点注入茶盏。此等举手之劳，何言繁难?且容我徐徐道来。
宋代点茶不同于魏晋煮茶、唐朝煎茶、明清以降的泡茶。一是必先调膏。宋时不再将茶入釜煎煮，来人敬茶，需在碗里放入茶末(事前经过炙、碾、磨、罗)，注入少许水，搅动调和成像溶胶一样的茶膏，以备点茶之用。
二是听声辨水。凡喝茶，皆需侯汤，即等待水沸。唐代煎茶用鍑(即敞口锅)，可以直接观察到水沸的全过程。宋人别出心裁，弃鍑而用汤瓶。瓶不透明，只能“以声辨一沸、二沸、三沸之节。”南宋词人李南金曾赋诗一首：“砌虫唧唧万蝉催，忽有千车捆载来，听得松风并涧水，急呼缥色绿磁杯。”此乃声辩之诗：一沸，声如阶下虫鸣，又如远处蝉噪;二沸，如满载而来，吱吱哑哑的车声;三沸，如松涛汹涌、溪涧喧腾。这时候赶紧提瓶，注水入瓯，慢不得半步。
如何侯汤辨水，这首诗说的够清楚了。但有人挑出了毛病，质疑者罗大经，李南金之故友也。他说“若声如松风涧水而遽瀹之，岂不过于老而苦哉?惟移瓶去火，少待其沸，止而沦之，然后汤适中而茶味甘，此南金之所未讲者也”。“移瓶去火”，以防汤水“过于老而苦哉”，想必是罗氏日常烹茶之心得。故赋诗以纠正道：“松风桂雨到来初，急引铜瓶离竹炉，待得声闻俱寂后，一瓶春雪胜醍醐。”(罗大经《鹤林玉露》)
我等粗俗，暗自思忖：不就是烧瓶开水吗?何至于这多说辞，这般匡正，搞得无所适从。然古人执拗，认定“汤欲嫩而不欲老。盖汤嫩则茶味甘，老则过苦矣。”(罗大经《鹤林玉露》)非要分出个一、二、三沸，听出水的细微变化，说出个真章来，玩的就是这种绝活。
三是注汤击拂。就是一手执瓶注水，一手以茶筅(一种打茶的工具，小炊帚状，多为竹制)击拂茶汤。注汤击拂是宋朝点茶法的重头戏。
检点宋代的茶事，离不开“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的宋徽宗。这位把皇帝做到俘虏份上的赵佶，视茶事重于国事。风雨如晦，国事艰危之际，仍频频延臣赐宴，必欲以高超的茶艺“俘虏”群臣。他尤擅点茶，妙手工巧，存乎一心。徽宗有言：
“妙于此者，量茶受汤，调如融胶。环注盏畔，勿使侵茶。势不欲猛，先须搅动茶膏，渐加击拂，手轻筅重，指绕腕旋，上下透彻，如酵蘖之起面。疏星皎月，灿然而生，则茶之根本立矣。第二汤自茶面注之，周回一线。急注急上，茶面不动，击拂既力，色泽渐开，珠玑磊落。三汤多置，如前击拂，渐贵轻匀。周环旋复，表里洞彻，粟文蟹眼，泛结杂起，茶之色十已得其六七。四汤尚啬。筅欲转稍宽而勿速，其清真华彩，既已焕发，云雾渐生。五汤乃可少纵，筅欲轻匀而透达。如发立未尽，则击以作之;发立已过。则拂以敛之，结浚霭，结凝雪，茶色尽矣。六汤以观立作，乳点勃结，则以筅箸之，居缓绕拂动而已。七汤以分轻清重浊相，稀稠得中，可欲则止。乳雾汹涌，溢盏而起，周回旋而不动，谓之咬盏。宜匀其轻清浮合者饮之。《桐君录》曰，“茗有饽，饮之宜人，虽多不为过也。”(宋徽宗《大观茶论》第15节，点茶)
此乃《大观茶论》最为精彩之笔，后人称之为“七汤点茶法”，将击拂之轻重、快慢、指绕腕旋的手势，将注水何时多注，何时尚啬，何时少纵，何时急注，何时周回一线，讲的一清二楚。细细品味，点茶之法，点茶之乐，点茶之妙，点茶之神，尽在其中矣。每读至此，一场精妙的茶道表演如在眼前，让人不禁尖叫：这哪里像大宋皇帝，乃一“神级”“茶博士”也。
宋徽宗曾在延福宫茶宴群臣，让太监取来兔毫盏(建窑贡瓷茶具)，当众进行分茶表演。分茶是当击拂过程中汤花泛起时，用小勺子搅动茶水，令茶汤纹脉幻化出花鸟虫鱼、山川草木等图象，状若绘画。此茶之变也，时人谓之茶百戏、水丹青。此等注汤幻茶的技艺，瞬息多变，出神入化，乃点茶之胜景，追求的是更高的烹茶技艺和更美的视觉享受，深为当时的文士墨客所雅好。那位“嗜茶天子”自然深谙此道。但见他指绕腕旋，注汤击拂。往雅里说，曰“轻拢慢捻抹复挑”;往俗里说，叫用小勺子在茶碗里啪叽啪叽一顿搅。不一会，白色的汤花如堆云积雪，茶面上呈夜风吹拂，疏星朗月之状，极富悠雅清丽之韵。在宋徽宗眼里，点茶、分茶是高雅的艺术，无碍皇帝之尊严。他非常得意地对诸臣说：“此自布茶”。(《延福宫曲宴记》)说这是我亲手施予的茶，诸臣接过御茶品饮，皆俯首山呼万岁。这种场面，让我蓦然想起“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杜牧.《泊秦淮》)噫吁嚱，不知亡国之恨者，更有亡国之君。延福宫曲宴之后未几年(靖康1126年-1127年4月)，“二帝北狩“，即徽宗与钦宗俱被金人俘虏。靖康之耻，与茶无涉，罪在庙堂，罪在弊政也。
点茶后来沦为“龊茶”，确凿的说是我不曾料到的。南宋《梦粱录》载：“有一等街司衙兵百司人，以茶水点送门面铺席。乞觅钱物，谓之‘龊茶’”。是说彼时街司衙兵百司等人，挨门挨户，以点茶为名，表演茶百戏、水丹青之艺，强行索取钱物，污了点茶的名声。点茶法过分倚重技巧，夹杂了杂技杂耍的成分，走向异化，把喝茶变成“玩茶”。然而，无论怎样排解，我终是不愿看到这种“死乞白赖”的角色与点茶法扯上半毛钱的关系。
宋代以后，随着炒青替代蒸青，散茶替代饼茶，点茶法渐次式微，今失传久矣。幸有赵佶的《大观茶论》、蔡襄《茶录》、宋子安《东溪试茶录》、黄儒《品茶要录》等一批茶学著作，以及《宋徽宗赵佶文会图》、刘松年《茗园赌市图》、赵孟頫《斗茶图》等笔意精妙的传神画品和苏轼、陆游等咏茶诗文，点茶分茶之状宛然在目，让我们得以回望史上最牛、最博眼球的茶艺。
【原题：宋点，想说爱你不容易。摘自2016年第2期《吃茶去》杂志;作者：袁振生(山西阳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