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梳理了茶文化在茶马古道上的传播，尤其是生长于云南银生诸山的普洱茶，因其独特的地域性使得茶马古道必须翻山越岭长途远征以获取它。同时，西域回鹘民族的“恃茶”习惯使得丝绸之路逐渐向茶马古道转型，伴随着更多民族全民饮茶习惯的扩散，茶马古道也在不断扩展，向西亚、南亚、东南亚等地延伸，最终成为一条横跨世界屋脊、连接东西方不同大陆不同民族的文化传播纽带。进一步深入研究茶马古道，将拓宽山地研究与“一带一路”战略关系的视野，激活历史的血脉，促进与西亚、南亚、东南亚及世界的协调创新和开放共享。认为山地文明的交流传播与道路的开通关系甚大。藏民“恃茶”的习惯催生了茶马古道的兴起，古道网络的形成和繁荣又促进了茶文化的发展与传播。
[关键词] 山地；茶马古道；茶文化传播
一、前言
自古以来，存在着一个不争的事实：文明的交流传播总是与道路的开辟延伸紧密相连。山地文明更是如此，因为山地道路的开辟极其艰难，“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若无道路在山地间的连接，那真是“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
在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巍峨雄奇、蜿蜒起伏的群山之间，在横断山脉层峦叠嶂的高山峡谷及滇、藏、川“大三角”地带的山地之中，盘旋绵延着一条神秘的古道。古道的石板上至今仍嵌着二寸许深的马蹄印，欲说风尘；道旁的石壁上刻着许多佛教箴言和崖画，几经沧桑。据说，有些连接古道的铁索桥，便是由马帮们的买路钱架成的。深山的洞穴中、陡崖下，时时可见森森的白骨。——这，就是世界上地势最高、行程最险峻的文明传播古道：茶马古道(木霁弘，陈保亚，李旭，等，1992)。茶，这一生长于山地的树叶，作为中国文化独特的承载者，在这条古道上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陆羽)，生长于中国南部许多山地：云南、四川、贵州、湖南、湖北、浙江、江苏、福建……“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宋徽宗赵佶)，更因“茶性俭，忌膻鼎腥瓯、膏薪庖炭”(陆羽)，被赋予“中澹间洁，韵高致静”(赵佶)的品格，备受中国文人学士的雅爱。据陆羽《茶经》记载：“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
茶的功用是茶叶成为生活必需品的基础，这种功用源于人的需要。而茶叶一旦成为必需品，那茶就会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渐而渗透熏染，成为文化中的一部分。在中国文献古籍中常有关于茶之功用的记载，《神农食经》：“荼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广雅》：“其饮醒酒，令人不眠。”华佗《食论》：“苦荼久食益意思。”《枕中方》：“疗积年瘘，苦荼、蜈蚣并炙，令香熟，等分，捣筛，煮干草汤洗，以敷之〔唐陆羽，2011〕。”
有如此奇妙之功用，难怪“茶”一旦传入藏蒙高原，立即融进其血脉，成为每日不可或缺之饮。
二、茶叶入藏与茶马古道的兴起
茶叶何时流传入藏，其端始早已堙没在历史的烟尘中。文献有所记载之时，饮茶之习在藏区已悄然成风。“起码在松赞干布执政时期，也就是公元7世纪上半叶，吐蕃人已经像离不开盐、帛、刀、玉一样离不开茶叶”，以致“汉地茶商”在吐蕃已形成阶层。根据藏族著名文献《弟吴脚法源流》和《贤者喜宴》的记载，“汉地茶商”的政治身份是主奴，地位等同于“小王”，可以享受奴隶、再奴、贱奴当差的待遇 (王明达，2012：33～34)。
《西藏政教史鉴》载：“茶叶亦自文成公主输入藏土”，而文成公主入藏是公元641年。可见，有史料记录的吐蕃饮茶习俗是从唐代开始的。茶大规模进藏也大约在唐代，藏语中“茶”这个词的读音形式和汉语唐代语音一致，是一个重要的旁证。不过，茶从民间进入藏区应该有悠久的历史，那些年代久远的马帮古道应该很早就伴随着茶的运输(陈保亚，2005，2010)。
1.恃茶与取茶
“茶”一旦传入藏区，立即融进其生活与文化，日久积习，不可或缺。“最为使人感到茶之力量的是这样一句藏族古谚语：‘加察热！加霞热！加梭热！’用汉语来说就是：茶是血！茶是肉！茶是生命(木霁弘，2003)！”
大约始自于晚唐，茶逐渐成为每个藏族人每天饮食结构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根据史料记载，唐开元十九年(731)，在河西及青海日月山一带已经开始出现茶马互市，茶叶大量运往藏区，藏民全民饮茶，现代藏族人几乎都饮酥油茶。究其原因，主要源于藏人游牧，多食牛羊腥膻，“乳酪滞膈，而茶性通利，能荡涤之”(王圻《续文献通考》)，“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张廷玉《明史·食货志》卷八0)，“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之，以其腥内之物，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王廷相《严茶议》)。因此，藏族有这样的谚语：“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痛”，“饭可一天不吃，茶却不能一顿不喝”。
如上所述，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藏民族如此恃茶，他们需要茶就像需要水、空气、盐、粮食一样，藏区却不出产茶叶。这就引发了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到产茶的地方取茶！
产茶的地方分布在中国的南方诸多省份,然“可以认定云南和四川南部都是茶的原生地和原产地[唐·陆羽,2011]”。《茶经·茶事》中涉及茶的源头或茶的盛产地时,大都是在横断山东麓一带。陆羽还引孙楚《歌》曰:“姜桂茶荈出巴蜀。”顾炎武《日知录》也说:“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可见,先秦时巴蜀之地的饮茶风俗传至中原,历经汉魏六朝,种茶饮茶盛行于东南各地,到唐宋代蔚然成风,并一直延续至今。
或许是因为云南地处偏远，其时与内地的交流通道又大多要经过四川，早期文献记载中鲜有提及云南是茶的原生地。但是，“行走在茶马古道上的马帮并不需要去争夺人类茶树发源地初始权和最早栽培茶树的初始权，他们知道茶马古道伸向的主要茶山一定是最古老的茶山，一定有茶源。在两条最为古老的原生茶马古道中，滇藏茶马古道伸向云南普洱一带，川藏茶马古道伸向四川雅安一带，都没有伸向印度或世界其他地方的茶山(陈保亚、彭玉娟，2012)。”
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道路，是道路，把“恃茶”与“取茶”之间相隔着的万水千山连接起来了；同时，也把两个内聚力最强的文化集团——藏文化集团与汉文化集团——连接起来了。茶在古道上的传播，这一独特的文化事件，竟然催生了一个人类行走文化的奇迹，形成了一条横跨世界屋脊、连接东西方不同大陆不同民族的文化传播纽带——茶马古道。
2.茶马古道的兴起及繁荣
“茶马古道”是以人赶马驮(少数为牛、骡)运茶为主要特征，并伴随马、骡、皮毛、药材、盐、酒等商品交换的文化传播纽带。其分布最初是以滇川藏三角地带为中心，外围可延伸到广西、贵州、湖南等省。而国外则直接到达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和东南亚的缅甸、越南、老挝及泰国等(木霁弘，2003；陈保亚，2010)。通过马帮贩运茶叶维持古道的生命与繁荣，是茶马古道独立于世界上其他古道的特征。
当然，有茶马古道之前，古道早已存在。可以说，古道的起源就是人类的起源，因为说到古道就要说到走古道的人，古道的形成一直伴随着人类的起源和迁徙。据学者研究，茶马古道的原始形态是直立人古道、早期智人古道、晚期智人古道、民族古道、盐运古道和马帮古道。其间，盐运古道和马帮古道的出现为茶马古道的兴起预备好了一般的必要条件。
在茶马古道兴起以前，以滇藏川横断山为中心的马帮古道已经非常著名，历史记载的代表性马帮古道有从大理到成都的五尺道和灵关道，从大理到印度的博南道。
五尺道从成都顺岷江南下，再沿着金沙江经过宜宾、昭通、昆明到大理。灵关道从成都经雅安、汉源过大渡河到西昌，再顺安宁、雅砻江到攀枝花，顺金沙江进入云南楚雄，最后从大姚到大理。博南道从大理出发跨越澜沧江、怒江，取道保山、腾冲等地，分几条支线进入缅甸印度。
另一方面，茶马古道以前还有些马帮古道尽管历史记录很少，但也已经相当发达。代表性的有怒江马帮古道、澜沧江马帮古道、金沙江马帮古道、元江红河马帮古道、雅砻江马帮古道、南盘江马帮古道。马帮古道迅速缩短了物质和文化因子的传递时间，缩短了村落的空间距离，扩展了文明传播的容量，带来了村落的繁荣。由于马帮的远征能力，可以说马帮的兴起使古道真正进入了纽带时期。
使得横断山深处的马帮古道如此发达的一个根本原因是：盐。对大多数村落来说，和水、食物不同，盐必须要到很远的地方去获取，于是从盐井到各个村落的古道网络开始出现，盐运古道是获取食盐的必要条件。由于盐是来自于他乡的常年生活必用品，有人栖居的村落必须要有盐，也必须要有盐运古道连接，这就是依赖性。粮食可以自己采集、生产，牲畜可以自己养，衣服可以自己做，水可以自己找打井取，盐却不是每个村寨都有能力自己采的。
当马帮和盐两个因素汇集在一起时，形成了盐运马帮古道，这是一种生命力非常强的古道，马帮古道和盐运古道的性质同时体现在盐运马帮古道上：一方面是崇山峻岭中需要古道网络来运输盐，另一方面是马帮克服艰难险阻的能力使盐运古道网络得以运行。
然而，藏族对茶的全民依赖这一特殊的必要条件彻底改变了这些古道的性质，使得一般的盐运马帮古道发展成茶马古道。因为藏族地区一般不产茶，耗茶区要穿越横断山向产茶区进行远征，这就使得“局域网”似的盐运古道转型成了“互联网”似的茶马古道。同时，茶比盐更难保存，远征还需要常年进行。马帮的生活开始职业化，形成了马帮的商业规则和专用术语，马帮古道开始固定化、季节化，远征的马帮队伍就成了生活的一种形式。
说到底，茶马古道源于藏族对茶的依赖，藏族出没的地方就是茶马古道延伸的地方。随着藏族恃茶行为向横断山腹地的扩展，绕过横断山腹地的任何古道都不能满足横断山腹地恃茶民族的需求，茶马古道必须深入横断山腹地的崇山峻岭。
横断山脉是世界屋脊上最险峻的极地，位于青藏高原东南部，是云南、四川两省西部和西藏东部南北走向山脉的总称。与这片土地上许多东西走向的山脉不同，横断山脉是南北走向，其高山峡谷、激流险滩隔断了东西交通，山势回转，江河扭曲，其险峻艰难可想而知。然而，正是对茶的深深依赖，促使着人类最伟大的一个行为：翻越横断山腹地，对世界屋脊进行终极的征服。
自东而西翻越这些纵贯南北的著名山川，要依次征服岷山、岷江、邛崃山、大渡河、大雪山、雅砻江、沙鲁里山、金沙江、芒康山(指北段，也称宁静山，南段为云岭)、澜沧江、他年他翁山(南段为怒山)，怒江和伯舒拉岭(南段为高黎贡山)。至少在明代，茶马古道已经翻越了横断山腹地。《明史·食货志》有载：“(洪武四年)设茶马司于秦、洮、河、雅诸州，自碉门(天权)、黎(汉源)、雅(雅安)、抵朵甘(康藏和安多藏)、乌思藏(卫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山后归德(贵德)诸州，西方诸部落，无不以马售者。”
茶马古道还连接着生活在喜马拉雅山和横断山深处及周边国家的各个民族，这些民族也在茶马古道上进行各种物质和文化的交换。饮茶习俗也随着道路的延伸和传播，流传到了南亚、东南亚等地区，大西南的茶叶源源不断地在深山峡谷，雪域高原中艰难跋涉，走进这些不同民族的生活，融入风姿各异的文明。
茶马古道覆盖了早期的各种局域马帮古道，使一些曾经中断的著名古道得以复兴，如连接滇蜀到印度的“蜀身毒道”、经滇南红河至越南交趾的“滇越麋泠道”等，并迅速激活周边的大量局域古道，转型成为远征的茶马古道，交织成跨越世界屋脊的文化传播纽带(陈保亚，2005，2010)。
茶马古道是世界高地上的庞大网络，主干道有滇藏线、川藏线和川青藏线。滇藏线以云南西双版纳、思茅(今普洱)、临沧的勐腊、勐海、澜沧(亦即澜沧江流域)等为中心来扩张，线路向西北行走，经过景谷、镇沅、景东、南涧、巍山、大理、洱源、剑川、鹤庆、丽江、香格里拉、德钦、左贡、邦达、察隅或昌都、洛隆宗、工布江达、拉萨，可从江孜、亚东分别到缅甸、尼泊尔、印度。川藏线从现今的四川雅安出发，经泸定、康定、理塘、巴塘、昌都、拉萨等地，抵达尼泊尔、印度。川青藏线从横断山东麓产茶地往北出发，一条取道现今的罗江白马关，顺嘉陵江北行，翻越大巴山、秦岭，进入陕西，再西去甘肃、青海入藏，进入印度、尼泊尔等地。另一条从绵竹翻越岷山南部的九顶山南部进入茂县，或者从灌县或北川绕过九顶山进入茂县，然后顺岷山西侧的岷江北行，经过松潘、若尔盖，翻越西倾山进入茶马互市要冲临夏(古河州)，再西去青海、西藏。
在这些主干道之间和周围，各种支线盘根错节，伸向高山峡谷的村落和牧场，使得恃茶行为得以维系；同时，恃茶行为又使得茶马古道得以繁荣昌盛。可以说，茶与古道相依相存，又相得益彰。
三、丝绸之路与茶马古道的延伸
1.丝绸之路向茶马古道的转型
除了藏族全民恃茶，另一个重要的恃茶民族是回鹘。《新唐书·陆羽传》记载：“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唐代封演所著《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亦载：“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恃茶而归，亦足怪焉。”这说明回鹘在西迁以前就已经有了饮茶习俗。
在丝绸之路的发展史上，由于伊斯兰教的兴起及其和佛教的冲突，连接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曾经一度处于萧条状态，很多商品开始走海路。唐武宗元年(840)，发生了一个历史事件：回纥西迁(《旧唐书·回纥传》)。贞观二十一年(647)，回鹘酋长吐迷度在独逻河(今蒙古国土拉河)自称可汗，正式建立回鹘汗国。因其与唐朝一起消灭薛延陀汗国有功，吐迷度被唐朝封为怀化大将军兼瀚海都督。回鹘与唐朝一直友善，曾经三次向唐朝和亲。彼时唐朝饮茶之风盛行，受其影响，故每“回鹘入朝，大驱名马，恃茶而归”。后因长期与吐蕃战争，加之统治无道，内讧不断，840年回鹘分三路西迁：一迁吐鲁番盆地；一迁帕米尔高原西部至楚河一带；一迁河西走廊。
伴着回鹘的西迁及其向丝绸之路的移动，丝绸之路开始复兴；同时，回鹘也把饮茶的习俗带到了丝路上。由于回鹘恃茶行为的形成，茶的需求剧增。这在宋明以来记录西部的文献中均能找到茶马互市的佐证。其时，丝绸之路上以茶为主的运输活动非常繁忙，必要的运输品已悄然转变为“茶”，而不再是丝绸了；茶成了丝绸之路赖以延续的更主要的因素。从古道支撑商品的角度看，从唐宋开始，丝绸之路已经转型为茶马古道了。因为通过人赶马驮长途运茶，这是茶马古道的重要特征，不过，有些沙漠地区不是用马而是用骆驼。和丝绸不同，茶不仅是从起点到终点的商品，而且是沿途回鹘等民族必需的商品，这使转型后的丝绸之路不允许再中断。随着道路网路的连接与延伸，全民喝茶的习俗也在蒙古族及其他民族中形成。同时，由于全民饮茶习惯的扩散，茶马古道也在不断扩展(陈保亚，2005，2010)。
2.茶马古道完整形态的最终形成
随着现代交通的扩展，世界上很多古道都被公路或铁路取代了。昔日的马道要么被公路铁路叠置，要么在漫长的日晒雨淋下消失在草莽中。丝绸之路由于分布在比较平缓的地带，容易被公路铁路覆盖。公路的兴起就是这些古道生命的结束。我们现在走在丝绸之路上并不等于走在原来的古道上，原始的运载工具和方式已经难以再现。古道的消失不仅只是古道本身的消失，伴随着的是古道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和语言文化的消失。这对人类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尽管茶马古道的主干也正不断被公路替代，然由于茶马古道以运茶为主，而喜马拉雅山和横断山深处的村民们总是愿意把家园建在高山云雾或峡谷深处，他们的生活离不开茶叶，需要茶马古道来连接那里的村落，满足村民对茶的依赖。那些村落是公路不易完全覆盖的地方，特别是滇川藏三省边缘地带。因为横断山一带地形复杂，这里的地势结构多为堆积层，地质变化复杂，常有大的泥石流、大滑坡发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大渡河把海拔几千米的高原切割成许多山峰峡谷，使得江河纵横，浪涛汹涌，人们主要靠皮筏或溜索横渡。
可以说，没有哪一条古道像茶马古道那样险要。同时，茶马古道很窄，一般只有两尺见宽或更窄。其上乱石叠嶂，路和雪水溪水常常不分，行动起来极其艰难。短期内这些地方筑起现代化的公路、铁路网络还不大可能。因此，茶马古道是大陆上至今仍在活着的一条古道。
茶马古道的可延续性是不同于其他文明古道的又一个区别性特征。可以说，全民饮茶和高山峡谷是茶马古道得以延续至今并将继续延续的两个重要条件。如果没有全民喝茶的习惯，便不需要马帮去远征运茶，如果只有全民喝茶但没有喜马拉雅山和横断山深处复杂的地理环境，茶就可以通过公路来运输，而不必马帮来远征(木霁弘，2001；陈保亚，2005)。然而，令人痛心和担忧的是，随着科技的发展与商业旅游的开发，现代公路开山劈石，架桥穿洞，不断地在侵蚀和吞没着现存的茶马古道，这条绝无仅有的古代文明传播古道正在濒临灭绝的危险。
综上所述，茶马古道的完整形态应包括：古道远征线路的形成；古道在空间上的周遍性；古道在时间上的延续性；古道和马帮的专门化。远征线路的形成表现为茶马古道往往要跨越很长的距离，才能把耗茶区(比如藏区)和产茶区连接起来。周遍性是指只要有恃茶民族的村落和牧区，茶马古道就必须伸向那里。所以茶马古道本质上是以远征线路为主干并向各个耗茶村落和牧区延伸的古道网络。延续性是指高山峡谷中的民族依赖茶叶，每个村寨的茶不能中断，因此古道也不能在新的运输方式出现以前被中断。现代化交通手段至今不能完全替代茶马古道穿越横断山深处的高山峡谷，体现了茶马古道在时间上的延续性。专门化是指茶马古道线路、行走时间、行走方式、停留点的定型。以上这四个方面，如果和丝绸之路相比，只有远征性这一点颇为相似，其他都不同或有较大区别。由是观之，茶马古道的完整形态应为：茶马古道是指以马驮(包括牛、骡、驴、骆驼等托运)、人背为主要运输方式，以运茶为主要目的，并伴随酒、盐、马、骡、皮毛、药材等物质商品交换及佛教、基督教等精神交流的文化传播纽带。它以滇川藏为核心，向北可深入新疆、青海、甘肃和北方丝绸之路相汇合，向东可延伸到广西、贵州、湖北、湖南等产茶区，向西可抵达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锡金、不丹，向南和东南可延伸到东南亚的缅甸、越南、老挝、泰国等国家，并波及南亚、西亚、东南亚的另外一些国家和地区，继续向西则和欧洲、非洲古文明通道连接(陈保亚，2005)。
四、茶马古道文化线路
在茶马古道上，马帮不断地游动，茶叶从一个商人手中转到另一个人手中，中国人、印度人、波斯人等等将这些茶叶一站转一站，送到世界的另一边。茶叶成了连接不同民族的纽带，并形成了一条条无穷无尽的文化传播道路。
同时，随着茶叶的传播，恃茶民族逐渐增多，以致小小的几片茶叶，却在宋明两朝政治经济外交史上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以茶驭番(邓前程，2005)。
自唐代茶叶传入吐蕃以后，至宋已然“夷人不可一日无茶以生”；而宋代立国中原，缺马问题严重，于是，茶马互市便是两全其美之策。同时，产马之地的契丹、西夏政权为了自身利益，绝不轻易将马输入宋朝。因此，北宋政府专设茶马司，加强对茶马互市的控制，以便一方面从茶叶等生活必需品的输出上制约对方；另一方面，借以取得足够数量的马匹加强抗击对方军事实力。(明)谢肇淛《五杂俎》评价茶马互市“以草木之叶，易边场之用，利之最大者也”。当然，宋王朝的关注点并不仅在于“利”，更多在于“羁縻远人”。“祖宗设互市之法，本以羁縻远人，初不借马之为用”(《宋会要·职官》卷四三)。
明朝以降，朝廷强力控制茶马互市，显然也绝不是为利，甚至缺马问题还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正如明太祖所言：“夫物有至薄而用之则重者，茶是也。始于唐而盛于宋，至宋而利博矣。前代非以此专利，盖制戎狄之道，当贱其所有而贵其所无耳。”强调“……巡禁私茶之出境者，朕岂为利哉，制驭夷狄，不得不然也。”明世宗亦言：“国家令番夷纳马，酬之以茶……非中国(即内地)果无良马，而欲市之番夷也。亦以番夷中国藩篱，故以是羁縻之耳。”(《明实录》太祖卷、世宗卷)历朝大臣也力挺“以茶驭番”之策，正德年间都御使杨一清言：“且金城以西，绵延数千里，以马为科差，以茶为酬价，使远夷(为)臣民，不敢背叛。如不得茶则病且死，以是羁縻之，实贤于数万甲兵，此制西番以控北夷之上策也。”嘉靖十五年(1536年)，巡茶御史刘良卿也说：“盖西边之藩篱，莫切于诸番；诸番之饮食，莫切于吾茶。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故严法禁之，易马以酬之。禁之而使彼有所畏，酬之而使彼有所幕。所以制番人之死命，壮中国之藩篱，断匈奴之右臂者也。其所系诚重且大，而非可以寻常之处也。”(陈子龙《明经世文编》)所以有明一朝，皆认为“茶马，国之要政”，“摘山之利而易充厩之良，戎人得茶不为我之害，中国得茶实为我利之大，非马政军需之资，而驾驭西番，不敢扰我边境矣”(《七修类稿·国事类·西番易马考》)。
“茶”，这生长在中国南方平凡普通的草木之叶，竟然在历史上担负着如此重大的责任，成为固国守边的和平之子，堪比万马千军。可谓天佑中华！
此外，茶马古道还兴起了无数的城镇，城镇成为独具特点的贸易文化中心。政治的使臣、做买卖的商人、和尚及民族部落……他们在这条古道上流动着，印度文明、西域文明、西亚文明、东非文明、西藏文明、滇蜀文明、中原文明等等诸多文明，通过茶马古道的连接，在各个领域内引发了大规模的互相交流。因此，茶马古道既是商品贸易大道，又是中外交流通道；既是民族迁徙走廊，又是佛教东渐之路；是世界上地势最高、形态最为复杂的文明文化传播古道(木霁弘，2001)。
近年来，世界遗产保护领域出现一种新的类型——文化线路。根据马德里会议(1994年)判别文化线路的标准——强调文化线路使用所带来的文化上的反响和在文明传播上的贡献。据此看来，茶马古道堪称文化线路的典范。
文化线路“是一种陆地道路、水道或者混合类型的通道，其形态特征的定型和形成基于它自身具体的和历史的动态发展和功能演变；它代表了人们的迁徙和流动，代表了一定时间内国家和地区内部或国家和地区之间人们的交往，代表了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互惠和持续不断的交流；并代表了因此产生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流与相互滋养，这些滋养长期以来通过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不断地得到体现”。作为一动态的强调文化的整体意义的理念，它更重视线路带来的各文化社区间的交流和相互影响。由是观之，茶马古道因其“绵延几千年的时间跨度”“长度和空间上的多样性”“多功能的角色和目的”及“产生了巨大的跨文化影响”，成为文化线路遗产的一个典型案例。2009年8月，中国茶马古道研究中心宣布将申报世界文化线路遗产。
与其他遗产类别不同，文化线路更为强调线路带来的各文化社区间的交流和相互影响，这种影响通常是非直接的，不仅有物质的方面，更有非物质的方面，其中最常见的例子就是随着一些线路所发生的宗教、思想文化观念的传播，这些传播参与了对各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塑造，因而意义往往十分重大。总之，文化线路强调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对话和交流，是多维度的、有着除其主要方面之外多种发展与附加的功能和价值，如宗教的、商业的、管理的等等。因此，文化线路不仅只是一个申报和保护遗产的类型，更是一动态的强调文化整体意义的理念，要求人类从一个新的视角重新认识和看待自身历史文化的发展与传播，重新看待文化的多样性。希望这一植根于人类古老的智慧及西方后现代近年来对工具理性的批判的新理念，能对山地研究及茶马古道的保护和利用产生积极的影响。
五、茶马古道之精魂——得天独厚的银生诸山普洱茶
1.普洱茶——上苍的馈赠
《史记·西南夷传》太史公曰：“秦灭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汉诛西南夷，国多灭矣，唯滇复为宠王。”行笔至此，司马迁不由得感叹：“楚之先岂有天禄哉？”
说到普洱茶，也令人有同样的慨叹：“滇之茶岂有天禄哉？”大凡茶叶皆有一难：不易保存，逾年则败。别的茶种皆贵在新，唯独普洱茶越陈越香，被誉为“可入口的古董”。
普洱茶是茶马古道的精魂，似乎天生为茶马古道而造就。它的制作原料为云南大叶种茶树鲜叶，其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独特的大叶种茶树，形成了茶多酚含量丰富、鞣酸含量高、利于化食，且茶味浓郁甘醇、耐煮耐泡的特点。是制作藏族酥油茶和蒙古族、维吾尔族奶茶的上好茶品，最能满足藏、蒙、维等民族的需要。普洱茶的制作工序颇为特殊，鲜叶经过杀青、揉捻、干燥成为生散茶后，还要进一步蒸压成普洱沱茶、普洱砖茶、七子饼茶、小饼茶等紧压茶，大小重量有一定规范，便于马帮装卸和长途跋涉。
因为茶马古道颠沛迢遥，极尽艰辛，马帮有时一年只能走一趟，茶叶的保存就显得至关重要。紧压茶密度大，防潮防晒性能好，便于运输和储藏，是远征的茶马古道对茶叶的基本要求。由于普洱茶在马背上长时间颠簸，沿途时而低谷盆地，时而高原雪峰，海拔由河谷地带的50米到高山险峰的5000多米变化不等，气候更是波诡云谲，一会儿风吹日晒，一会儿雨淋雪飘。在堆存放和运输过程中，普洱生茶在空气中水分及温度的作用下开始缓慢发酵，经过一定时间自然发酵后的普洱生茶转变成为普洱熟茶。这种自然发酵被称为“自然后发酵”。经过后发酵的茶，汤色红浓明亮，香气独特陈香，滋味醇厚回甘，且时间越长，质量越好，这和非后发酵的茶叶形成根本区别，也成为普洱茶独特的工艺标志。从此，远征马帮不再担心崇山峻岭中茶叶变质的问题。紧压与后发酵，这是普洱茶在茶马古道上翻山越岭的奥秘。
普洱茶特殊的制作原料——云南大叶种茶树，生长在现今云南普洱、临沧和西双版纳一带。唐朝咸通四年(863)，樊绰《云南志》(卷七)载：“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
蒙舍蛮在巍山。银生城即今普洱景东，为南诏七节度之一银生节度治所。银生节度管辖南诏南部地区，包括今普洱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缅甸景栋、老挝北部、越南莱州等地，银生诸山即在这一片地区。这里独特的海拔、纬度和气候构成了一种独特的茶叶生长环境，分布着中国最古老的茶树。
南宋李石《续博物志》(卷七)亦载：“茶出银生诸山。采无时，杂椒姜烹而饮之。”可见，银生诸山所产茶即银生茶。
到了明朝，开始出现“普茶”一词。谢肇淛(1567～1624)《滇畧》卷三载：“滇苦无茗，非其地不产也，土人不得采取制造之方，即成而不知烹瀹之节，犹无茗也。昆明之泰华，其雷声初动者，色香不下松萝，但揉不匀细耳?苍感通寺之产过之值亦不廉，士庶所用皆普茶也。”
(明)李元阳(1497～1580)《万历云南通志》(卷一六“羁縻”之“贡象道路”)出现“普耳”一词，特别提到普耳产茶：“下路由景东历赭乐甸行一日至镇沅府，又行二日始达车里宣慰使司之界，行二日至车里之普耳。此处产茶，一山耸秀，名光山，有车里一头目居之。”
(明)方以智(1611～1671)《物理小识》崇祯癸未年(1643)首次提到普洱茶：“普洱茶蒸之成团，西番市之，最能化食。”
“普洱茶”最早指普洱县(今宁洱)一带的茶。由于银生诸山气候、海拔、土壤特殊条件，各茶山的普洱茶均为藏人所好，后来银生诸山的茶也汇集到普洱县制作。再其后，银生诸茶山也开始制作普洱茶。清雍正七年(1729)，置普洱府，乾隆三十五年(1770)，普洱府辖普洱县、思茅厅、他郎厅、威远厅及车里宣慰司，辖境约今云南省普洱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及老挝部分地区。一时茶业四起，一派繁荣。其时，檀萃《滇海虞衡志》载：“普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所以为产而资利赖者也。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每盈路，可谓大钱量矣。”
(清)阮福《普洱茶记》：“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至此，普洱茶已名遍天下，享有贡茶之誉。
据易武“车顺号”茶庄记载，清道光年间，车顺来精选春茶入贡，得道光帝赐“瑞贡天朝”匾，封其为“例贡进士”，并赞其贡茶曰：“汤清纯，味厚酽，回甘久，沁心脾，真乃茗中瑞品也(余少剑，2012：143)。”
后来，普洱茶的命运与国运的兴衰一起同沉共浮。鸦片战争之后，国势衰微，印锡茶叶兴起，占领国际市场，普洱茶一度萧条。日本侵华，战火蔓延至滇缅一带，云南茶叶市场全面萎缩，普洱茶自亦未能幸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普洱茶渐渐得以复兴。1951年，建立了云南省茶叶科研机构。1973年以后，普洱茶人工后发酵的工艺已经相当成熟，生产地开始扩展到四川、广东、湖南等地。2003年3月，云南省标准计量局公布了普洱茶的定义：“普洱茶是以云南省一定区域内的云南大叶种晒青毛茶为原料，经过后发酵加工而成的散茶和紧压茶。”2008年5月13日，普洱茶已被国家质检总局批准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予以保护。
2.银生诸茶山——滇藏茶马古道延伸的奥秘
普洱茶，这枝绽放在茶马古道上的奇葩，因其“为藏所好”，令“藏族古宗商人，跋涉河山，露宿旷野，为滇茶不远万里而来”。那么，吐蕃于何时开始饮用普洱茶？
(南宋)李石续《博物志》认为“茶出银生诸山，西番之用普茶，已自唐时”。当代学者根据松赞干布于唐太宗贞观十二年(638)吞并过南诏，另一吐蕃王都松芒布杰亦于周武后长安三年(703)亲征南诏，并于次年(704)冬在洱海地区被杀等史料，认为“吐蕃人喝滇茶及滇茶文化在吐蕃的传播，不晚于7世纪” (王明达，2012)。
(清)谭方之《滇茶藏销》：“滇茶为藏所好，以积成习……是以紧茶一物，不仅为一种商品，可称为滇藏间经济上之重要联系，抑且有政治联系意义。概藏人之于茶也，非如内地之为一种嗜品或逸兴物，而为日常生活上所必需，大有‘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之概。自拉萨而阿墩子，以致滇西北丽江转思茅，越重山，过万水，历数月络绎不断于途中者，即此故也。”
思茅即今普洱市府所在，所以滇茶主要指普洱一带的茶，源自银生府所管辖的主要茶山。银生诸山分布着世界上规模最大、年代最久远的古茶树林。
《滇海虞衡志》载：“普茶名重于天下，出普洱所属六茶山，一曰攸乐、二曰革登、三曰倚邦、四曰莽枝、五曰蛮砖、六曰慢撒。”
(清雍正)鄂尔泰等《云南通志》卷三：“六茶山：曰攸乐，即今同知治所，其东北二百二十里。曰莽芝，二百六十里，曰革登，三百四十里，曰蛮砖，三百六十五里。曰倚邦，五百二十里。曰漫撒，山势连属，复岭层峦皆多茶树。”
不言而喻，滇藏茶马古道翻山越岭伸向了古人称之为银生茶山的地带，是因为上苍把独特的云南大叶茶种赐给了“银生城界诸山”，由此形成了始于银生诸山，北上普洱、景东、巍山、洱海再入吐蕃的滇藏茶马古道。
根据樊绰《蛮书》的记录和我们实地考察的结果，可概括出三条重要的古道过银生诸山后入东南亚。从洱海下关南下，银生城(今景东)成为三条古道的岔路口。
第一条线路可称为银生东路，过墨江、江城，主干沿着哀牢山西侧往南行走。唐代《蛮书》卷六《云南城镇》：“银生城(今景东)在扑赕之南，去龙尾城(今下关)十日程，东南有通镫川(今墨江)，又直南通河普川(今江城)，又正南通羌浪川(今越南莱州)，却是边海无人之境也。”
墨江，唐代归南诏国银生府，位于北回归线上。墨江碧溪古镇青石板路至今犹存。古镇是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驿站和枢纽，普洱茶叶、磨黑盐巴为古镇大宗商品。碧溪古镇往西北可去茶马古道滇藏线银生道主路，经镇沅、景东到大理洱海，再往西北入吐蕃地区。碧溪古镇往东北经过元江、新平、峨山到昆明滇池。碧溪古镇往东可去石屏进入茶马古道重要支线步头道，再去越南，也可经石屏继续往东连接滇桂古道。碧溪古镇往南可直接进入普洱和西双版纳诸茶山取茶。
从墨江往南，渡泗南江后入江城。江城是连接滇老古道和滇越古道的重镇，有“一县连三国”之称。城里多有越南人、老挝人来做茶、盐等生意，大多会汉语云南方言。江城往老挝的勐康口岸所在通道曾经是连接中老边境的茶马古道支线，现已经升级为国家一级口岸，列为普洱市对外开放的重要“桥头堡”。由于普洱茶运输的需要，近代开辟了一条从思茅往东南取道倚象镇到江城的路。一路有不少茶马古道遗迹。
第二条线路可称为银生西路，过临沧、澜沧再往东南亚。 唐代《蛮书》卷六《云南城镇》还提到：(银生城)东至送江川(今临沧)，南至邛鹅川(今澜沧)，又南至林记川，又东南至大银孔(今清迈)，又南有婆罗门、波斯、阇婆(爪哇)、勃泥(加里曼丹)、昆仑(骠国南)数种外道交易之处，多诸珍宝，以黄金麝香为贵货。扑子、长鬃等数十种蛮。
著名的澜沧景迈山古茶园就在这条线上，景迈，傣语即新城。“景”指城，“迈”指新，定语在中心语后。从景迈山再往西有古道可去缅甸，景迈山大叶茶主要沿着几个方向传播：一条走银生古道进入普洱府，作为普洱茶的原料之一；一条顺南览河西侧过洛勐进入缅甸；一条经勐海、打洛进入缅甸。进入缅甸的茶都是绿茶形式，先到缅甸景栋集散地，再销往东南亚各国。
第三条线路可称为银生中路。这条道路经过普洱(今宁洱)、易武，为茶马古道银生道中最为繁荣的线路，是滇藏茶马古道银生道的主干道。唐代《蛮书》卷六《云南城镇》：“又开南城(今镇沅)在龙尾城南十一日程，管柳追和都督城，又威远城、奉逸城(今宁洱)、利润城(今易武)，内有盐井一百来所。茫乃道(西双版纳)并黑齿(傣族)等类十部落皆属焉。陆路去永昌十日程，水路下弥臣国三十日程。南至南海，去昆仑三日程。中间又管模迦罗、干泥、礼强子等族类五部落。”
这条线路分布在银生诸山上的中部。据方国瑜考证，唐代南诏国的银生城在景东，奉逸城即元代的步日部，明代的普洱城，今为宁洱。《普洱音义考》从语音演变的角度作了补证。
磨黑古镇为银生中路重镇。古镇位于宁洱县东北，以把边江与墨江为邻，有“滇南盐都”之称，是滇南茶盐贸易的中心，至今保留着古老的盐井。马帮从磨黑往西南行一日到普洱古城(今宁洱)。普洱古城为整个银生茶马古道第一重镇。普洱有好茶山，更因为汇集银生诸山各路普洱茶而驰名中外。普洱古城有数段古茶马古道遗址保留至今。宁洱镇民主村茶庵圹“茶马古道遗址”保存最好，为山石古道，长约两公里。2007年成立普洱市级市，治所在思茅。
从普洱古城(宁洱)再往南即到思茅区(今普洱市治所)。思茅宋代称“思摩”，处在银生茶马古道的枢纽位置，是茶的聚集地，来自江城、西双版纳、澜沧的几路茶叶多汇集在思茅，然后北上进入普洱(宁洱)。思茅周围保留了较多的茶马古道遗迹。
从普洱古镇再在往南即到易武，曾经是茶马古道上的重镇。易武在唐代为南诏银生节度管辖下的利润城。易武茶山盛产大叶茶，近代因制作“七子饼茶”而驰名中外。清初，石屏人在易武扩展茶园，兴建茶庄茶号，茶叶贸易异常繁华。乾隆初年，易武石屏人又开始生产七子饼茶。七子饼茶是一种紧压圆茶，即将晒青毛茶经蒸压定型做成规格一致的饼状，七饼一筒，取多子多福之意，故名。易武石屏会馆关帝庙附近有立于清道光十八年(1838)的“茶案碑”，又称“断案碑”。记述了茶税争端的案子。石碑是易武茶业兴隆的重要见证。
易武有多条茶马古道去思茅、普洱(宁洱)，其中两条最为著名。较古老的一条先西行，经基诺山，然后北上勐养、普文去思茅、普洱。清道光年间茶商又出资修建了直接北上的茶马古道，经倚邦(今属象明乡)去思茅、普洱。从易武往南经勐腊磨憨镇，有茶马古道去老挝、越南。1992年，磨憨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一类口岸。易武周边至今保留了多处青石板茶马古道遗迹。
易武往西即到西双版纳，为黑齿(傣族)聚集中心。在唐代为南诏国茫乃道，有水路通南海。贺开古茶山是西双版纳面积最大的古老茶山之一，茶山位于勐海县东南部勐混乡，怒江山脉南延余脉部，北连著名的南糯山茶区。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银生诸茶山是滇藏茶马古道的魂与源。滇藏茶马古道因为伸向银生诸茶山而有了巨大的生命力，银生诸茶山的马帮也从此络绎不绝，一派繁荣。银生诸山由此形成了三条银生古道，使滇藏茶马古道得以继续往东南亚延伸。银生茶也因为滇藏茶马古道的繁荣而发展成驰名中外的普洱茶。滇藏茶马古道的繁荣也激活了云南周边的古道，特别重要的有云南去广西的滇桂古道、云南去老挝的滇老古道、云南去越南的步头道、云南去四川的五尺道、云南去贵州的滇黔道和云南去缅甸印度的博南道。这些被激活的古道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西南和东南亚的联系，对西南和东南亚交通的开发起了重要作用。
茶马古道滇藏道的繁荣推动了普洱茶的发展，普洱茶工艺日益成熟。普洱茶越陈越香，名声不胫而走，清代更是远销海内外，被朝廷列为贡茶，普洱茶往朝廷的茶马古道贡茶之路开始形成。贡茶之路从普洱往东北走，过墨江、元江、玉溪到滇池，从昆明分两路，一路继续北上过昭通盐津五尺道去京城，一路往东过曲靖、经贵州去京城。朝廷对贡茶之路的专门管理经营又推动了滇藏茶马古道的繁荣。
六、结语
茶与古道相互依存，相得益彰。茶马古道因茶而得以兴起和延续，茶又因古道而得以发展和传播，这不能不说是茶文化传播历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
茶马古道是一种古老而又具有延续性的文化传播方式，这一传播方式复杂而又立体：浅表的层次是商品贸易活动；较深的层次是建筑及生活习惯的互渗；更为深隐的层次是语言和宗教信仰的相互影响。茶马古道这一植根于人性深处的古老传播方式，曾给它所经过的村落和城市带来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交融与互渗。
此外，茶文化的传播还有向日本的东渐和向欧洲的西行。无一例外的是，茶在其所到之处都扮演了重要的文化角色。茶，这位中国文化特殊的承载者与传播者，就这样穿越了几千年的时间长河，翻越了最高的世界屋脊，漂洋过海，历尽艰辛，把茶文化播撒到世界的每一个地方，成为世界第一饮料。正如《茶史正源》(Victor H.Mair,Erling Hoh，2009)一书所言：“历千百年来，茶叶——或激发艺术的灵感，或增进禅佛的体悟，或扮演催生世界贸易的有功之臣，或触发改变人类进程的伟大事件。……自古以来，没有任何饮料像茶一样，如此深入地融进人们的日常生活，悄然改变着各方的习俗；其关涉的人员之广，影响的方式之多，前所未及。”
茶，这位沟通和连接人类心灵的和平使者，颠覆了那个古老而陈腐的格言：“东方是东方，西方还是西方；二者彼此隔绝，永不谋面(余少剑，2012)。”
生长于山地的几片茶叶，在连接着山地的古道上流动传播，千百年以降，竟然成为打通民族隔膜，连接东西方不同国家和地域的重要文化传播纽带，这不能不说是文化传播史上的一个奇迹。因此，在今天一带一路新的战略背景下，进一步深入研究茶马古道，挖掘其深蕴的文化意义，激活历史的血脉，促进与西亚、南亚、东南亚，甚至与世界的协调创新和开放共享，有着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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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彭玉娟(1965～)，女，云南威信人，云南财经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邱健(1986～)，男，云南昆明人，云南大学人文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昌邦(1986～)，男，云南昆明人，云南勐海润昌茶厂。
原载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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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读笔记第六期
《中国普洱茶古六大茶山》
书名：
中国普洱茶古六大茶山
主编：
詹英佩
出版日期：
2006年3月
作者从清雍正年间云贵总督鄂尔泰对西双版纳进行改土归流，设立普洱府的原因说起，还原历史，追述了从明代以来六百多年间古六大茶山兴衰起落的历史原因，社会背景，民族分合的状况，对普洱茶安民固边促进民族融合的历史主题作了深度揭示。
改土归流对六大茶山的影响
古六大茶山的历史渊源
老茶号（1900-1937年）
精读笔记
对普洱茶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清代是普洱茶走向鼎盛达到“名重天下”的时期。翻阅清代历史资料,不难发现关于普洱茶的记载几乎都是普洱茶产自六大茶山,六大古山即今西双版纳澜沧江东岸的勐腊县以及景洪市境内的倚邦、易武、莽枝、革登、攸乐。为什么清代的史书总是是说普洱茶产自六大茶山呢？普洱茶和六大茶山到底有什么关系呢？要想弄清这些问题，我们就要追溯到明清时期的西双版纳即车里宣慰司以及清雍正年间那场震撼南疆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运动——改土归流。
车里宣慰司
车里宣慰司是一百多年前西双版纳的称呼，包括今西双版纳全境加上普洱市的思茅、六顺、整董以及老挝的勐乌、乌德等地1729年以前都属于车里宣慰司的管辖范围。车里宣慰司的前身为车里路军民总管府，是元朝中央朝廷与1293年在云南南部边疆设立的一个土官自治地方政权。无论是元代的的车里路军民总管府还是明代的车里宣慰司其管辖范围都要远大于今西双版纳。
1729年之前车里宣慰司有十二个版纳，包括澜沧江东岸的六个版纳，澜沧江西岸的六个版纳。而澜沧江西岸的六个版纳从明洪武十七年至1950年止一直称为车里宣慰司。到了1729年改土归流之后将车里宣慰司辖区内澜沧江东岸的六个版纳划归为普洱府。所以车里宣慰司和普洱府有承接、并存的历史渊源，车里宣慰司和普洱府都与普洱茶有割不断的关系。
研究、考证普洱茶历史车里宣慰司和普洱府都要关注，改土归流是这两个政权发生改变、出现承接并存的起因和缘由，而六大古山之所以被史籍反复记载与改土归流有很大关系。
改土归流
改土归流是清代中央朝廷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的一场最大的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行动，长达数十年。简单的说，改土归流就是封建中央要剥削少数民族首领,土司,士官们的各种权利，派中央朝廷委任的各位流官(主要是满人、汉人、蒙古人)来管理各位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与内地相同的政权体制，改各地的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为府、州、县、厅。而改土归流的提出者实施者是鄂尔泰。
鄂尔敏上任云贵总督时，由于贵州苗族和云南乌蒙,东川等地的少数民族抗清活动频繁，变向雍正皇帝提议改土归流,并得到雍正皇帝的大力支持,在他上任的两年内便将贵州苗族地区及云、贵、川交界地区的苗、彝等少数民族地区全部改流。再想扩大改土归流的范围时，反抗的少数民族在起义失败后退到了车里宣慰司管辖的六大茶山藏了起来。起初由于车里宣慰民族团结且一直处于归依顺服的态度，鄂尔敏正想着以何种理由对车里宣慰司进行改土归流时，住在莽枝山的麻布朋因气愤妻子与汉商通奸便将其杀害，此事本属于合法事件，却被汉商反咬，诬告麻布朋杀人。鄂尔敏听到消息后立即下令清军进山抓捕麻布朋。至此清政府对车里宣慰司进行改土归流的大幕正式拉开。
(普洱府）
因麻布朋引起的六大茶山战争结束后，鄂尔敏成立了普洱府将原来归属于车里宣慰司管辖的澜沧江以东的普腾、勐腊、思茅、勐捧、勐乌、整董六个版纳规划为普洱府直管，并在攸乐设立同知，建攸乐城。但是由于其管理方式出现问题，致使六大茶山战事不断,直到1735年,滇南少数民族的起义完全平息，同年云南茶法正式颁布，普洱府的政权组织形式也做了调整，即:三庭一县一厅（思茅厅（包括六大茶山）、威远厅、他朗厅、宁洱县、车里宣慰司）。
虽说改土归流具有很强的阶级局限性和大民族主义的指导思想，使的少数民族的生活更加穷苦不堪，但是它成立了普洱府，是普洱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普洱茶从由车里宣慰司到普洱府的转变，让茶叶买卖由土司垄断茶商放贷转为持“茶引”购茶，进贡茶则由既贡缅甸王又贡天朝皇帝转化为只贡天朝皇帝，普洱茶的制作技术,加工方法也有了很大的改进。而茶法的颁布也保证了普洱茶的规范管理、计量统一、纳税准确、运销通畅。简单的说普洱府改变了普洱茶、提升了普洱茶。
在鄂尔泰进行改土归流时，虽说车里宣慰司管辖范围内的少数民族进行了反抗和起义，但是并不能否认车里宣慰司的首领们在关系到国家统一、民族安危时牺牲地区利益，维护国家统一的行为。
倚邦茶山
从明隆庆四年至光绪末年，倚邦一直是六大茶山的政治中心和行政主管地。清雍正七年，清政府对西双版纳进行了改土归流，置建了普洱府，六大茶山从车里宣慰司的辖地中划出，归入普洱茶府。从史料分析，贡茶的茶箐在六大茶山采购，而贡茶的深加工或成型包装则在普洱府。贡茶分为八个规格，五斤、三斤、一斤、四两、一两五钱重的团茶、还有瓶装的芽茶、蕊茶，匣装的茶膏。其中四两重的为女儿茶（原料全由茶山未婚少女采摘）其中倚邦的曼松茶是特级贡茶，汤色清亮、苦涩味淡、清香回甜是六大茶山所有茶中最耐看、最上口的茶。曼松贡茶是皇帝的专用茶。
曹当斋是清政府任命的第一位贡茶采办官，是六大茶山的最高长官，为普洱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曹当斋生在茶山，长在茶山，了解茶山的社会状况，同时他也清楚茶山夷民对改土归流的不理解和抵触，于是他开始挺行一系列适合茶山实情的政策。严格执行云南茶法和茶山管理条令，维护茶农利益，引导夷民学习汉人技术和文化，以他卓越的管理才能和施政能力为改土归流、普洱府成立后六大茶山茶叶的发展创建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到乾隆中期倚邦茶山的茶园至少已达2万亩以上。曹当斋管理六大茶山三十八年，这三十八年是六大茶山从封闭落后、矛盾交织走向民族团结，和谐兴盛的三十八年。在曹当斋去世之后其子曹秀秉承父业，是普洱茶持续兴盛。在中国茶叶发展史上，曹当斋和曹秀推动了普洱茶的兴盛和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
普洱茶的兴盛与清王朝的兴盛同步，世袭管贡茶的曹氏家族其兴衰和清王朝的兴衰也是同步的。随着清王朝的没落，外国的入侵、抗日战争等一系列原因，倚邦元气散尽，无法再振，至今倚邦仅有30多户人家守护着祖宗的家园不愿离去。
攸乐茶山
攸乐茶山位于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基诺乡境内，据零星的史料记载和古茶园古茶树留存的分布情况推断，攸乐茶山明朝中期至少已有茶园四千亩以上。雍正七年普洱府成立时，清政府在茨通（老土司）筑起了攸乐城,并设同知一员，但是由于流官政权攸乐同知的设立遭到傣族上层人士和攸乐人的反对和抵抗，使攸乐山一带连年发生战争，加上瘴疠流行，官兵无法驻扎下去。直到雍正十三年清政府不得不将攸乐同知移至思茅，称思茅同知，随后又改为思茅厅。
据《普洱府志》记载：乾隆十三年，清廷议准云南茶引三千（贩茶许可证）颁发到省，转发丽江府,由改府按月给商府赴普洱府贩茶运往鹤庆州之中甸。此条令的下发说明清政府不在设机构垄断经营茶叶，茶商只要领到“茶引”便可到普洱府卖茶，这就使得茶商进入攸乐山贩茶更为方便，攸乐人主要是用茶叶换粮食、盐巴、布匹等日常所需之物。到了光绪年间攸乐山的茶就已销到印度和欧洲了。
因抗日战争爆发，六大茶山茶叶衰退，以茶为主要经济收入的攸乐人生活更加贫困。致使1941年兵役和和苛税，社会矛盾、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因杨安元（民国时期，攸乐茶山的垄断者）倚仗权势，无理取闹，导致1941年攸乐人起义的导火线。两年战乱，使攸乐山的经济、文化受到严重损害，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基诺人开始重振茶叶，如今悠乐茶园面积已位居六大茶山之首。
莽枝茶山
说普洱茶就得说普洱茶府，说普洱茶府就得从改土归流和莽枝山说起。
在普洱府成立之前，就已有汉商进到莽枝茶山卖茶,雍正六年，一伙江西茶商到莽枝山贩茶,住在莽枝山麻布朋家中，却有人行为不检点与麻布朋的妻子通奸，事情败露后，麻布朋一气之下杀死了妻子和那位商人。却遭到汉商们联名上书诬告麻布朋“劫商害民”。当时莽枝茶山是车里橄榄坝大土司刀正彦的领地，刀正彦并不理会鄂尔泰，没有处置麻布朋。正好给鄂尔泰一个对车里宣慰司改土归流的借口，鄂尔泰立即下令清军进入茶山“平乱”，经过一年的烽火狼烟，以“刀正彦、麻布朋”被斩结束。
（牛滚塘）
雍正七年鄂尔泰宣布成立普洱府，但是由于普洱府的流官门倚仗权势，克扣茶民，引起茶农激愤，雍正十年茶山士千户刀兴国又率众起义，莽枝山再起战火。直到倚邦的曹当斋上任后，茶山才恢复平静。乾隆初年，云南实施“茶引”制之后，大量的汉人、回民涌进莽枝茶山，修正老茶园、开辟新茶园。（牛滚塘本是一块足球场大的坪地，坪地中间有个圆形的大水塘，一年四季不干，附近村寨的牛都爱在塘里打滚洗澡，牛滚塘因此得名）
乾隆至咸丰年间是莽枝茶山最兴盛的时期，但是在清咸丰末年，居住在牛滚塘的回族和汉人之间发生矛盾,争斗双方损伤惨重。这场战事使莽枝茶山茶叶收到重挫,茶农避乱，村寨迁空，商旅畏途，曾经人喧马嘶的牛滚塘节到清末年已无人居住。
革登茶山
虽说革登茶山在六大茶山中面积最小，但是因离孔明山最近，并且有一颗特大的茶王树（唯一被纳入史册的茶王树）因而革登茶山在六大茶山中有其特殊的地位和傲人的名气。六大茶山的少数民族历来推崇孔明，认为是孔明教他们种的茶树，把孔明山看做是孔明的化身,茶山人认为这颗茶树王是由孔明所种，所以明年春茶开摘前，几个茶山的茶农都要来祭拜茶树王和孔明，在清朝时期每年祭拜茶树王时，几千人会在草坪上唱歌、跳舞、祈祷场面极其热闹。但在民国时期这颗茶树王便枯死。
革登茶山在道光年以前有上万亩的茶园，茶园从革登老寨到倚邦习崆山，往西接到莽枝山的牛滚塘。由于咸丰年间莽枝山战乱，导致革登茶山的人口大减到了清末民初已无人居住。革登茶山还有个古寨叫阿卡寨，如今叫新发寨。与新发寨一步之遥的是直蚌和茶房，直蚌和茶房一带直到现在还保留有三四百亩古茶园。
蛮砖茶山
蛮砖茶山有两个著名的大寨，一个是曼林寨，是蛮砖茶山茶园最多的寨。一个是曼庄村，是蛮砖茶山的中心大寨和人口最多的村。曼林寨在蛮砖茶山的顶峰，海拔1700米，是一个景色秀美的山寨。清代，曼林的茶由思茅和宣威的马帮来驮，到了民国年间，曼林的茶大多由杨安元收购。
从曼林往北走就是攸乐山，往南走便是曼庄，蛮砖茶山的兴衰与曼庄村的兴衰有直接的关系。从明朝末年制清朝末年，蛮砖茶山的茶叶集散地和中心大镇便是曼庄。清代曼庄有三大家族，分别是丰家、卫家、权家。其中丰家势力最大、影响最大。后来随着丰家的败落曼庄也逐渐败落，仔细翻阅资料，不难发现曼庄衰落的另一个原因是疫病，1910年左右，已经下滑的曼庄染上了瘟疫，几千人仅剩下几十人。
曼庄人在民国之前都是以茶叶微生，粮田开垦较少,自抗日战争后茶叶衰退，住户有增无减，时至今日曼庄也只有20多户人家。几乎全是丰家、卫家、权家的后人。
易武茶山
易武茶山位于六大茶山东部，是六大茶山中面积最大的茶山，它包括易武正山、漫撒茶山、曼腊茶山在内，因面积较大也有人将易武茶山称为易武茶区。
由于云南“茶引”制购茶，思茅总茶店撤销，从乾隆初期开始，上万人涌进易武，改造老茶园、开建新茶园,经过四五十年，易武新增茶园3万亩以上。到了乾隆末年，整个易武茶山南至易比、北至裸得，长达100多公里,易武是六大茶山一带地主经济出现最早的，嘉庆初年易武茶商开始向土司买土地，争土地所有权。动摇了土司势力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土司制度的兴衰味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道光年以后易武的茶号、商号大增。清咸丰后期，滇西发生了杜文秀起义，滇藏商道阻断，易武人转而将茶叶主销东南亚和香港，到了光绪年间易武经济实力超过了倚邦，成为六大茶山最大的茶叶加工基地、出口基地和内外商品流转地。
易武正山的古茶村（曼秀）：
黄家是易武最大的家族
易武人黄卫中在曼秀开了一家茶号：泰来祥。黄卫中生财有道，不仅在曼秀开茶庄，还开酒坊、开染户等大小生意。
易武正山的古树村（落水洞）：
落水洞无论是今天还是过去都是被古茶园围着，村子坐落在两个小山梁之间狭长的凹地上，易武人说，落水洞的茶芽头肥，豪又亮，用来做七子饼的盖面最好。所以落水洞的茶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价格都很贵。
易武正山的古树村（麻黑）：
1920年到1938年麻黑有四家茶号，分别是杨有禄（茶号名不详）、何金城（成兴昌）、张正鸿（鸿庆号）胡发兴（兴顺祥）
易武弯弓和漫撒：
弯弓大寨和漫撒老街曾是易武茶山最兴旺的两个寨子。弯弓寨的关帝庙是六大茶山最大的庙宇，但是由于弯弓古茶园破坏较为严重，现已看不到成片的茶林。从弯弓向西走一个小时，翻过一座山便是漫撒大寨，虽说它的地势较高但是从不缺水，沿着漫撒蒲桑河上游一扇磨那里生长着几十亩千年古茶园。，这片茶园是六大茶山中最老的茶园。
易武曼腊茶山：
张家湾民国初年最大的茶号是陈云号，老板陈石云，人称陈半山。
1933年赵国传开了一个名为新盛利茶号。
杨春乔在陈石云死后是张家湾首富，也开了茶号（茶号名不详）
曼腊茶山还有个古村叫曼乃
在清末民初有四个茶号：天顺祥、仁和祥、德顺祥为胡氏所开
老茶号
象明（倚邦）老茶号（1900-1937）
倚邦惠民号茶庄：
郑慧民先生于1926年创办，郑慧民出生于倚邦街，毕业于普洱省立师范学校，品学兼优、为人正派。1918年郑慧民先生创建了倚邦小学，并亲任校长。为了给学校筹集经费，郑慧民一边办学一边做茶卖。直到1931年郑慧民逝世，惠民茶号也就此停业。
倚邦升义祥茶号：
大约建于1932年，庄主向升平（又名向寿三），毕业于普洱省立师范学校，是倚邦的四位才俊之一。1938年以前，升义祥生意很好，向升平去越南卖菜。1935向升平留在茶庄，放弃了云南省海关公务员。1938年因法国人阻挠云南茶进越南，六大茶山茶叶外销路断，升义祥茶庄停业。
易武老茶号（1900-1937）
乾利贞茶号：
乾利贞茶号早期叫做：陈利贞茶号，创建于清道光三年，由姓陈老板在倚邦创建，清同初年曾停业，同治四年江西人赵开乾复开，改名为乾利贞。清光绪二十三年，赵家迁往易武，乾利贞茶号也迁往易武。后期又经过多次转让、由袁谦禄、刘子辉、刘幼清、傅鸿文四位掌管。
易武老茶号——同庆号：
被海内外公认的云南第一号，是六十年前普洱茶最闪亮的商标。现只有两张同庆号的商标遗留在世上，一张是红色的龙马商标，一张是蓝色的双狮商标。
福元昌茶号：
元昌号原是倚邦崔姓人家经营，崔家衰落后元昌号茶号几易其主，倚邦姓黄人家也接收做过，后因黄家失火再转让。1926年左右，易武余福生买下元昌号改为福元昌。
易武安乐号茶庄：
庄主李开基，被易武人尊称李大先爷。光绪十八年创办，制作饼茶、砖茶、团茶等。产品销至越南以及东南亚各国，因其品质较好，两三年内便名声大振。
大清国的国标茶——七子茶饼：
清政府颁布的的云南茶法规定：七两为一饼，七饼为一筒，一筒重四十九两。此法是为了规范管理，利于监控，保证质量，便于茶税。七子茶饼从普洱茶府成立至清咸丰年主要销往西蕃和西藏。
六大茶山的秘密不止如此，如果你已经读过《中国普洱茶古六大茶山》，欢迎与我们分享交流；如果还没有，那么赶紧去看看吧~
作者简介
詹英佩 女，昆明人，1986年毕业于云南广播电视大学经济系，云南政协报《观察周刊》记者，云南省茶业协会、昆明民族茶文化促进会会员。自2000年以来，一直致力于云南普洱茶历史、古茶山历史和茶马古道的研究和考察。
各说各话
本期主题：喝茶时，听过最离谱的忽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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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想清代云南茶产业的蓬勃发展与辉煌，那应该是中华物质文明的另一个高峰。普洱茶作为昔日上贡的皇室饮品，馈赠使臣，承载着那时人们的生活秩序、审美情趣、礼仪制度和人文思想。时至今日，清代普洱茶带给云茶的一种身份认同和情感归属，为后人研究普洱茶提供了相对丰富的素材和资料。
2017年末，有缘在香港老茶人白水清先生家见到了一整筒清末(1885年)同兴号向质卿七子饼，这筒茶虽经过百年光景，但外形完好，笋壳和竹丝的外包装并无太大损伤。130多年的时光凝集在普洱茶中，不免让人产生一种穿越古今的感慨，遥想清代云南茶产业的蓬勃发展与辉煌，那应该是中华物质文明的另一个高峰。普洱茶作为昔日上贡的皇室饮品，馈赠使臣，承载着那时人们的生活秩序、审美情趣、礼仪制度和人文思想。时至今日，清代普洱茶带给云茶的一种身份认同和情感归属，为后人研究普洱茶提供了相对丰富的素材和资料。
翻阅史料，普洱茶的称谓正式出现在明代文献中，但论发展与重视，普洱茶真正的黄金时代则是在清代，也就是这一时期让普洱茶在博大精深的中国茶文化中找到“我是谁”。
吴三桂的功劳
1659年，吴三桂进入云南，明朝最后的皇帝永历帝错听沐天波的建议，逃往缅甸，被扣留在缅甸首都阿瓦城(今曼德勒以南)。大西军悍将李定国、白文选只有兵临城下，要求送还永历帝。激战后节节败退，最后李定国病死在茶山勐腊。我们无法知道，吴三桂大军围剿勐腊的时候，是否接触过普洱茶。但围剿时期，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三月，西藏的达赖喇嘛和干都台吉以“云南平定，遣使邓几墨勒赉方物及西蕃蒙古译文四通入贺三桂，求于北胜州(今永胜县)互市茶马”。为在云南建立更加巩固的统治，在吴三桂的极力游说下，最后，清政府户部给出答复：“《会典》记载，招商中茶，每七斤蒸晒一蓖，运至茶司，官商中分，商茶给卖。令市马则例：户部给引与马五司，五司招商发引产茶地方采买。茶商到司，半贮茶库以备易马，半听商人自卖，并不动用公帑。”户部认为云南茶马互市所需茶叶用本省还是在外省采买由吴三桂斟酌。随后，吴三桂再次上言：“北胜州不通江道，远省商贾必不愿来，至本省普洱地方，产茶不多，别省采买，则肩担背负，跋涉万山，为数有限难以比照西宁，亦不能告领户部茶引。或令商人于云南驿盐道领票，往普洱及川、湖产茶地方采买，赴北胜互市，官为盘验，听与番人交易，每两税课银三分。如贸易亏损番人者，许互市官解处，若夹带私茶及私买马匹者，国有成宪。”吴三桂的提议获得通过。”通过这些信息我们发现，清代以前云南是没有茶马贸易的先例的。
清朝初年，普洱一带产茶不多，吴三桂准许云南茶商在云南驿领取引票，到四川、湖南、湖北采买茶叶，无形中刺激了经济贸易和对周边的统治，我们无从判断吴三桂此时是否出于私心用茶马互市为自己准备叛变的战马。普洱茶学者杨凯曾中肯地评价到“吴三桂做了一项前无古人的工作。与此可作参照的是，此时中俄关于领土和贸易的《尼布楚条约》还没有签订，但湖北的老青茶已悄悄渗透进了俄国，一条中外贸易的骆驼茶路正在形成。二十多年后，茶叶光明正大地在这条路上有控制地贩运，这更大地刺激了两地经济和对沿线部落的控制。”由此，为云南茶叶市场进一步扩大，为此后的普洱茶发展做好了铺垫。
设立普洱府
康熙年间，云南开始整顿茶业，云南的都督和巡抚也开始将普洱茶作为土贡于每年端阳节前进贡。由于丽江已“改土归流”(也就是在过去的土司统治区设立由中央政府委派的官员，管理当地的政治经济)，且交通较永胜方便，因此，茶市移至丽江、中甸。
此时，普洱已划给元江府，六大茶山还在车里宣慰司管理之下。当时的车里宣慰司共有普籐、猛旺、整董、猛乌、乌得、车里、六困、倚邦、易武、猛腊、猛遮、猛龙、猛往等十三个版纳(版纳，傣语直译为千亩田，是车里宣慰司治下的第二大行政、税收单位)，“十二版纳”(傣语，音西双版纳)一词，当时在汉人的词汇里并不太流行。茶业的兴旺，给十三版纳引来了各地客商，带来了巨大的财富。
清政府在西南地区推行大规模改土归流的政策背景下，云贵总督鄂尔泰奏请雍正同意，于雍正七年(1729年) 正式设立了普洱府，在思茅设通判，橄榄坝、倚邦、猛乌(现属老挝)三处，各设把总一员，带兵驻扎。普洱府辖宁洱县、威远厅(今景谷)、他朗厅( 今墨江)、思茅厅( 管辖今思茅区及六大茶山)、车里宣慰司。车里宣慰司本来管辖十二版纳地，设普洱府时将江内六版纳归普洱府直接管辖，车里宣慰司辖区只剩下江外六版纳。普洱府成立的同年，还在思茅设茶叶总店负责管理六大茶山茶叶贸易及相关贡茶事宜。普洱府的设立，扩大了普洱茶产区，尤其是将车里宣慰司管辖的江内六版纳，也就是今日版纳州勐腊县境内所谓的“古六大茶山”地区划归普洱府思茅厅，使普洱府成为茶叶的集中产区，也使普洱府的政治中心普洱府城(今宁洱县城)、思茅厅一带成为普洱茶最重要的集散地。清代普洱府的设立，进一步扩大了普洱茶的生产和贸易，极大促进了普洱茶的发展。
为了规范市场，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清政府“提准，云南商贩茶，系每七圆为一筒，重四十九两，征税银一分，每百斤给一引，应以茶三十二筒为一引，每引收税银三钱二分。于十三年为始，颁给茶引三千，饬发各商行销办课，作为定额，造册题销。”此时的茶引(相当于调拨单、通行证、税单)是由北京发给云南省，再发到丽江府，按月发给赴普洱买茶的商人，他们再将茶运到中甸及其附近销售。此时，藏商是不能进内地经商的，藏区对茶叶的大量需求，极大地刺激了云南的茶叶生产，七子饼的这种生产、销售标准也是从这时开始成了法定的形制，一直延续到今天。那时，赶马队到丽江领茶引，赴普洱贩茶，从丽江经景东至思茅，络绎不绝的马帮成群结队，走出了繁荣的茶马古道，也打通了一条与藏区人民紧密连接的通道。
据《清朝通典》记录，当时政府每年发茶引三千，每引卖茶一担，则每年卖茶3000担，每担是100斤。清代每斤重是596.82克，则每年由政府课税后销往内地和藏区的茶叶有179吨。普洱茶商贸的发展吸引了大量内地人到六大茶山种茶、贩茶，在清人檀萃撰写《滇海虞衡志》中就这样描述道：“普洱茶名重天下……普洱茶所属六茶山，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每盈路。”
从史料上看，西双版纳的六大茶山为清代重要的茶叶产区，由于其进入内地的要道是普洱山云南人就以山为名，称所有产自西双版纳六大茶山的茶为普洱茶。乾隆五十年以后，由于西双版纳各茶山的土著居民逃避与缅甸的战争，大量逃亡，西双版纳的大土司同意易武茶山的小土司去石屏招募茶农，进山垦殖，完成贡赋。此后，大量的石屏人进入倚邦、易武茶山，他们或垦殖，或贸易，集同乡集体之力种茶、制茶。很快，石屏人就变成了云南茶叶生产运输的主力。晚清与民国文化名人袁嘉谷先生就为普洱茶留下了一些珍贵记录，今天的易武茶区还有很多石屏人的后裔仍在种茶、制茶。
贡茶起始
谈起普洱茶辉煌的贡茶史，故宫仓库里的实物似乎比文字记载更具说服力。至于普洱茶进贡起于何时说法不一，普洱茶学者杨凯在《从大清到中茶》一书中写道：“至于成为定制的贡茶起于何时，据民国罗养儒《记我所知集》：云南贡茶入帝廷，是自康熙朝开始。康熙某年有旨，饬云南督、抚‘派员，支库款，采买普洱茶五担运送到京，供内廷作饮’。由于他没有写明引文出处，要想印证它是有相当难度的，我们姑且接受这个说法，也就是普洱茶进贡开始于清康熙年代，即1690年(《大清会典》编纂年代)到1722年之间。”
康熙、雍正年间，在云南的铜火锅堆满内务府库房的同时，普洱茶的进贡也成为一种制度。从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雍正十二年(公元734年)云南巡抚张允随贡品清单看，当时进贡的茶叶制品有：“普茶蕊一百瓶，普芽茶一百瓶，普茶膏一百匣，大普茶一百元，中普茶一百元，小普茶二百元，女儿茶一千元，蕊珠茶一千元。”如果普洱大茶是五斤重团茶的话，那么，一百元将重五百斤;中普茶按三斤算为三百斤;小普茶二百斤;女儿茶如果每个重二两，共二百斤，按四两算，重四百斤;蕊珠茶按一两五钱算，重一百五十斤。单就紧压茶看，就有一千四百斤左右，这个量比清朝中后期大一些。
阮福《普洱茶记》“又捡贡茶案册，知每年进贡之茶，例于布政司库铜息项下，动支银一千两，由思茅厅领去转发采办，并置办收茶锡瓶、缎匣、木箱等费。其茶在思茅，本地收取新茶时，须以三四斤鲜茶，方能折成一斤干茶。每年备贡者，五斤重团茶、三斤重团茶、一斤重团茶、四两重团茶、一两五钱重团茶，又瓶装芽茶、蕊茶、匣盛茶膏，共八色，思茅同知领银承办”略有差异。
典籍中提到普洱茶的单位是元(圆);普洱大茶有些像人头，名“人头茶”，每年进贡，民间不易得;普洱小茶应该就是小圆茶，也就是后期的小五子茶;女儿茶则是女孩子们谷雨以后所采，重老两二两，不到一百克。对普洱茶这种神秘的茶品，女儿茶又为它增添了一些香艳。
在雍正年间，所有外来茶叶经营者都被赶出茶山，当时的贡茶由当地原住民采摘，运到思茅加工。到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茶山原住民受到战争影响，逃逸流亡导致贡茶采办困难，为了按时进贡，车里宣慰司和云南督、抚特准汉族商人和茶农进入茶山，给照经营，这也就是之前提到的大量石屏人进山做茶。直到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礼部要求停贡三年，这一停就到了辛亥年，大清王朝灭亡，贡茶也自然就不存在了。
梳理完清代云南普洱茶发展的兴与衰，感慨万千。过去的辉煌已载入史册，未来的发展还需你我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杨凯/刘燕/李晓梅 著《从大清到中茶——最真实的普洱茶》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
原文刊载《普洱》杂志
2018年3月刊
作者|小妖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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