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宋时期禅寺中既有茶礼，也有汤礼，合起来称作“茶汤礼”。宋代之前，无论社会上还是宗门内，普遍使用煎茶法。宋代则流行点茶法。唐代百丈怀海禅师首制“百丈清规”，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煎茶法纳入禅门礼仪。到了宋代，又与点茶法相结合，出现了“煎点”二字。煎点，不仅是唐代煎茶法和宋代点茶法的合称，也指禅寺中煎汤和点茶的具体礼仪。是宋代“客至点茶，欲去煎汤”待客俗礼的宗门化，也是宋代茶汤煎点礼仪形成的社会基础。宋代不仅文人雅士热中煎茶、点茶，甚至连帝王贵胄也参与其中，这乃是宋代茶文化兴盛的一个主要原因。另外，禅门诸多《清规》中提到的“茶葯”，即禅门常说的药石，其实是晚食的隐语，俗称点心。此外，茶榜和茶状，以及茶鼓、茶板、茶盏、茶橐子、茶筅、汤瓶等，在禅门茶礼中都有专门的意义，本文也拟作简略探讨，以期对唐宋以来禅寺茶汤煎点礼仪和具体过程作一番概略梳理。
关键词：煎点 茶汤 茶榜 茶状 茶葯 汤瓶
概 说
宋代宗赜禅师辑编的《禅苑清规》，是对唐代百丈怀海制定《古清规》以来的第一次整理辑编，不但保留了《古清规》的相关内容，也将宋代丛林禅寺制定的“丛林清规”“禅林日用”等收集进来，可以看作是宋代禅寺的“清规总编”，对于我们研究宋代禅寺茶汤煎点礼仪以及煎点用具，有着十分重要的参考意义。正如宗赜禅师在序文里说的：“是以佥谋开士，遍摭诸方。凡有补于见闻，悉备陈于纲目。”所以禅门清规中记载的茶汤煎点之事，以《禅苑清规》最爲详备。本文即以《禅苑清规》为主要参考资料，拟从七个方面，对唐宋以来禅寺茶汤煎点礼仪以及煎点用具，予以探讨。
一、煎点的意义
煎茶法形成于唐代初期，唐人封演《封氏闻见记》“饮茶”条记载：“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泰山降魔藏禅师首次将煎茶法引入禅门，帮助禅僧修习。此后百丈怀海禅师首制禅寺清规，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煎茶法纳入禅门礼仪，称为禅寺煎茶礼仪，后人尊之为“百丈清规”或“古清规”。到了中唐时期，茶风禅风并行，形成了“寺必有茶，僧必饮茶”的禅茶风尚。赵州从谂禅师住持观音禅院时，以一句“吃茶去”法语接引四方学僧，从此茶禅之风弥布丛林，这对唐末禅寺清规中茶汤礼仪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封氏闻见记》里又说：“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陆羽《茶经》出现在百丈禅师制定禅寺清规之后，是当时世俗社会饮茶方法的归纳总结，至于禅门茶礼，仍存于古清规之中。
唐代煎茶法到了宋代，又与点茶法相结合，于是出现了“煎点”二字，分别指唐代煎茶法和宋代点茶法。宋代禅寺通行点茶法，但爲了表示对古清规的尊重，特意将唐代煎茶礼仪名称保留下来，合称呼煎点，用以警示后人。日僧无着道忠禅师《小丛林清规》“煎点通辩”条说：“就座吃茶亦名煎点。此方必管辨精厚，似与古规僧堂等所行稍异。”后世逐渐成为一种正式用语，瀹茶称作点茶，烧水称作煎汤，煎汤点茶，合称“煎点”。
《禅苑清规》中记载说：“堂中所用柴、炭、米、面、油、盐、酱菜、茶汤、药饵、姜枣、乌梅、什物、家事”，除了柴米油盐酒醋，还有茶汤、药饵，已经将茶汤并列为日常用事了。又说：“内侍者收掌堂头衣钵，支收文历并方丈内公用物色。主管茶汤、纸笔、冬夏衣物。”“预先点检门状关牒书信，恐有差误，及备茶汤人事之物。”茶汤不但是禅寺主持的重要用品，要内侍者专人掌管，而且也作为接待政府官员以及诸方大德的必备物用，不能有些许懈怠。足见宗门对待茶汤的重视程度了。
唐代百丈怀海禅师首制禅寺清规，后人尊之为“百丈清规”或“古清规”，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煎茶法纳入禅门礼仪，成为最初的禅寺煎茶礼仪。到了宋代，又与点茶法相结合，于是出现了“煎点”二字，分别指唐代煎茶法和宋代点茶法。宋代禅寺通行点茶法，但爲了表示对古清规的尊重，特意将唐代煎茶礼仪名称保留下来，合称煎点，用以警示后人。日僧无着道忠禅师《小丛林清规》“煎点通辩”条说：“就座吃茶亦名煎点。此方必管辨精厚，似与古规僧堂等所行稍异。”后世逐渐成为一种正式用语，瀹茶称作点茶，烧水称作煎汤，煎汤点茶，合称“煎点”。所以，煎点不仅是唐代煎茶法和宋代点茶法的合称，也指禅寺中煎汤和点茶的具体礼仪过程。
二、煎点的方式
《禅苑清规》(以下简称《清规》，后同)“赴茶汤”条开篇即说：“院门特为茶汤，礼数殷重，受请之人不宜慢易。”煎点作爲一种茶汤礼仪，在禅门日常应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考之《清规》，正式煎点都要先出茶榜或茶状，然后击茶鼓或敲茶板，然后鸣鈡，僧众依次进入煎点场所，按“茶汤图”以及“照牌”所示坐定。开始行茶，浇汤，如此二遍，然后请吃茶葯。然后又行茶，浇汤，茶罢，收拾汤瓶、茶盏、茶橐，大众礼谢煎点特为人，一次完整的茶汤礼仪到此宣告结束。下面完整引用一段《清规》中的文字，以资说明。
僧堂内煎点
堂内煎点之法，堂头库司用榜，首座用状。令行者以箱复托之，侍者或监院或首座呈特为人。礼请讫，贴僧堂门颊。监院或首座于方丈礼请住持人，长版后众僧集定。入堂烧香，大展三拜，巡堂请众。斋后，堂前钟鸣就坐讫。行法事人先于前门南颊朝圣僧叉手侧立，徐问讯。离本位于圣僧前当面问讯罢，次到炉前问讯。开香合，左手上香罢，略退身问讯讫。次至后门特为处问讯，面南转身，却到圣僧前当面问讯。面北转身问讯住持人，以次巡堂至后门北颊版头，曲身问讯。至南颊版头亦曲身问讯。如堂外，依上下间问讯。却入堂内，圣僧前问讯。退身依旧位问讯，叉手而立。茶遍，浇汤，却来近前当面问讯。乃请先吃茶也。汤瓶出，次巡堂劝茶，如第一翻，问讯巡堂，俱不烧香而已。吃茶罢，特为人收盏。大众落盏，在床叉手而坐。依前烧香，问讯特为人罢，却来圣僧前大展三拜，巡堂一匝，依位而立。行药罢，近前当面问讯，仍请吃药也。次乃行茶浇汤，又问讯，请先吃茶。如煎汤瓶出，依前问讯巡堂，再劝茶。茶罢，依位立。如侍者行法事，茶罢先问讯，一时收盏橐出。特为人先起于住持人前一展云，此者特蒙和尚煎点，下情无任感激之至。又一展叙寒暄云，伏惟和尚尊体起居万福，乃触礼三拜，送住持人出堂外。侍者于圣僧前上下间问讯讫，打下堂钟。如库司或首座煎点茶汤了，先收住持人盏。众知事或首座于住持人前一展云，此日粗茶(或云此日粗汤)伏蒙和尚慈悲降重，下情不任感激之至。又一展叙寒暄云，伏惟和尚尊体起居万福，乃触礼三拜。第三拜时住持人更不答拜，但问讯大众以表珍重之礼。作礼竟，送住持人出堂。行法事人再入堂内圣僧前上下间问讯，收盏罢再问讯，打钟出堂外。首座亦出堂外，与众知事触礼三拜。如首座特为书记，书记亦先出堂外，与首座触礼三拜而散。
(图注：南宋《五百羅漢圖》局部 現藏日本大德寺)
(图注：日本建仁寺四頭茶禮點茶器具)
堂头结夏茶榜
堂头和尚今晨斋退就云堂煎点，特为首座大众聊表结制之仪，兼请诸知事光伴。今月日。侍者某人敬白。
堂头解夏茶榜
首尾同前。但改云“聊表解制之仪”。
库司结夏茶榜
库司今晨斋退就云堂点茶。特为首座大众聊表结制之仪。伏望众慈同垂光降。今月日。库司比丘某甲敬白。
库司解夏茶榜
首尾同前。但改云“聊表解制之仪”。
首座结夏状
首座比丘某右某。启取今晨斋后就云堂点茶。特为书记大众聊表结制之仪。仍请诸知事。伏望众慈同垂光降。谨状。月日。首座比丘某状。封皮云。状请书记大众。首座比丘某甲谨封。
首座解夏状
首尾同前。但改云“聊表解制之仪”。
如堂头特为新旧知事首座及知事首座点茶。榜状如请知事头首。篇中已明。
这段文字很长，也很繁琐，明确记载了宋代禅寺结夏、解夏时煎点礼仪盛况，以及茶榜、茶状的书写格式等，需要仔细研读。下面拟从四个方面予以分析。
三、茶礼与汤礼
禅门禅寺中既有茶礼，也有汤礼，合起来称作“茶汤礼”。由于汤礼和茶礼相似，《清规》中遇到汤礼处就省略了。检点《清规》文字，茶礼一般在上午或下午进行，汤礼则在晚间放参后进行。仍然引用《清规》文字说明：
堂头煎点
侍者夜参或粥前禀覆堂头，来日或斋后合为某人特为煎点，斋前提举行者，准备汤瓶(换水烧汤)、盏橐茶盘(打洗光洁)、香花坐位、茶药照牌煞茶。诸事已办，仔细请客。于所请客躬身问讯云，堂头斋后特为某人点茶，闻鼓声请赴，问讯而退。礼须矜庄，不得与人戏笑(或特为煎汤，亦于隔夜或斋前禀覆，斋后提举行者准备盏橐煎点，并同前式。请辞云，今晚放参后，堂头特为某人煎汤)。
括号内文字即是禅寺日常汤礼，因爲较茶礼简约，所以往往附在茶礼之后。或者加以文字说明，如：“此日粗茶，或云此日粗汤”“此日点茶，或云煎汤”“此日点茶，或云此日煎汤”。也可以认为，到了南宋以后，所谓煎点茶汤，乃是点茶煎汤的简称。除了称谓不同外，茶礼和汤礼还有时间上的区别。日本无着道忠《小丛林清规》里记载：“凡供茶汤，自午后到夜半，先献茶，次供汤。自子后到午时，先献汤，后供茶。”大概因爲饮茶容易使人不寐的缘故吧，所以晚间以汤礼爲主。另外一种汤礼则比较随意，往往在吃茶后吃汤：“维那答一拜云：管待萧疏，且希以道为念，不吃汤。”这是新到挂搭僧到云水堂维那处参礼，吃茶罢，并不吃汤，因爲禅门里有“迎客吃茶，送客吃汤”的不成文规定，新到只吃茶不吃汤，表示允许挂搭的意思。
宋代道楷《祇园正仪》则说得更明了：“新到相见茶汤而已，更不煎点。唯置一茶堂，自去取用。务要省缘，专一辨道。”这里的茶汤就是普通的茶汤，一般用大壶煎煮，用来招待大众，简便易行。但有些汤礼非茶礼所可取代，必须郑重其事举行，一如茶礼：
解夏
七月十四日晚念诵煎汤。来日升堂，人事巡寮煎点并同结夏之仪，唯榜状词语不同而已。(下略)
冬年人事
节前一日，堂头有免人事，预贴僧堂前。至晚堂内库司点汤，冬榜云：聊表至节陈贺之仪。年榜云：聊表改岁陈贺之仪。首尾同前。(下略)
解夏和岁末，通常要举行汤礼，榜、状礼仪同茶礼。只是汤礼多在晚间进行。禅门认为茶有三德：坐禅时使人不寐，满腹时帮助消化，茶为不发之物，使人心性平和。虽说“学禅务于不寐”(《《封氏闻见记》》)，但饮茶后精神过于兴奋毕竟对身心无益，即使素来以沉静著称的禅僧们大概也心存忌惮，所以晚间就不吃茶只吃汤了。
禅门里的汤到底是什麽?刘淑芬在《唐、宋寺院中的茶与汤药》一文中有专门论述，笔者这里稍作解析和探讨。
考之宋元以来清规，提到的汤大约有三种：热汤、煎汤和汤药。热汤即烧开的沸水，也简称汤，在茶礼中是用来点茶的，盛在汤瓶中点茶，称作浇汤。《清规》“僧堂内煎点”条：“茶遍浇汤，却来近前，当面问讯，乃请先吃茶也。”“法眷及入室弟子特为堂头煎点”条：“行茶遍，约浇汤三五碗。”这里的热汤就是烧开的沸水。
汤药除了僧人生病时饮用外，也用来依季节服用，以起到预防时疫的效用。清代仪润《百丈清规证义记》“汤药”条载：“外则典座，内则汤药。应时供奉住持汤点，左右应接，佐助衣钵，抚恤行者。此执须丰俭得宜，尤严戒背众饮食。”再如明代僧费隐通容《丛林两序须知》记载：“朝夕供奉方丈汤药，制拣方料，简慎品味。其中根性优劣，补泻不同，或汤或丸，火候缓急，因时调服，一一须知谨察。”可见汤药是在早晚服用的，用料讲究，和合得宜，是适宜四时长饮的补泻之药。
禅门汤礼中所说的汤通常是指煎汤，用一种或数种药物香料煎煮，用来解渴益生的饮料，类似于后世的甘草汤、薄荷汤、紫苏汤、莲子汤、薯蓣(山药)汤、橘皮汤等。宋代商业兴盛，市井繁荣，出现了许多从事“点茶炷香”的专门行业，官府也设有“四司六局”，以备官员筵席之需。所谓“奇茶异汤”，处处有之，可见宋代生活之完备和繁华了。
南宋吴自牧《梦梁录》“十二月”条载：“更以苍术、小枣、辟瘟丹相遗。如宫观羽流，以交年疏仙术汤等送檀施家。医师亦馈屠苏袋，以五色线结成四金鱼同心结子，或百事吉结子，并以诸品汤剂，送与主顾第宅，受之悬于额上，以辟邪气。”这些汤药是用来辟除邪气的。又如“天晓诸人出市”条载：“又有浴堂门卖面汤者，有浮铺早卖汤药二陈汤，及调气降气并丸剂安养元气者。”这里的“二陈汤”即煎汤，用半夏、橘红、茯苓、炙甘草四味草药组成，用生姜、乌梅入煎，有清热化痰、消导行气之功效。
又据北宋朱彧《萍洲可谈》卷一记载：“今世俗客至则啜茶，去则啜汤。汤取药材甘香者屑之，或温或凉，未有不用甘草者。此俗遍天下。”南宋徐度《南窗纪谈》也说：“客至则设茶，欲去则设汤，不知起于何时?然上至官府，下至闾里，莫之或废。”这两则资料里除了说明煎汤用药物香料外，还说明“客至点茶，欲去煎汤”这样的待客礼仪在宋代社会上很流行，上至侯门府衙，下至市井巷陌，旁及宫观寺庙，都很盛行和重视。这应该是宗门茶汤煎点礼仪形成的社会基础。
禅寺煎汤不可能象俗世间那样名目繁多，最多的可能是盐豉汤、生姜汤、甘草汤等，可根据四时变化煎煮不同材料，以甘甜可口、消食暖胃、消解茶性爲主。所谓“先茶后汤”，是有一定道理的。有时茶汤果子药食并列，如《律苑事规》记载：“方丈请和尚今晚汤果”，“请特为汤、药石，至晚汤果，两班光伴。”《敕修清规》“达磨忌”条云：“念诵毕，或请就坐药石。”又“告香”云：“当晚，方丈请参头、维那、侍者药石。”又“游方参请”条云：“当晚特为汤，乃至汤罢，起就炉前谢汤，须两展三礼，抽衣就坐药石。”可见汤礼中的汤不可能是汤药，而是煎汤。汤药和果子、药石一般不能同时服食，而煎汤则可。
另外，宋代禅寺通行点茶礼法，这也是两宋茶法在宗门的一种体现。宋代不仅文人雅士热中煎茶、点茶，甚至连帝王贵胄也参与其中，乐此而不疲，这是宋代茶文化兴盛的一个主要因素。如苏轼《汲江煎茶》诗：“活水还需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茶雨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描绘了宋人煎茶的清况。陆游《临安春雨初霁》诗：“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陆务观诗中所说的分茶，其实就是点茶，属于点茶的一种游戏，起源于唐末五代时期，宋时民间颇为流行。宋徽宗曾亲自点茶，以赏赐近臣：“上命近侍取茶具，亲手注汤击沸。少顷，白乳浮盏，而如疏星淡月。顾群臣曰：‘此自布茶’。饮毕，皆顿首谢。”(《延福宫曲宴记》(宋)李邦彦撰 )
宋代点茶法是将团茶或散茶，经过破碎、碾罗后成为精细末茶，然后投到茶盏中，用汤瓶注入沸水，并用茶筅搅拌以出沫饽。宋代点茶首重建盏，以绀黑有鹧鸪斑或兔毫纹为上品，这样更能衬托出沫饽洁白如雪的色泽。赵佶《大观茶论》中说：“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取其燠发茶采色也。”“结浚霭，结凝雪。茶色尽矣……乳雾汹涌，溢盏而起……《桐君录》曰：‘茗有饽，饮之宜人，虽多不为过也。’”描绘得很精致形象，可看作是对宋代点茶法所成茶汤的具体呈现。
宋代民间点茶、饮茶、斗茶、分茶风气颇兴，我们从传世的北宋人刘宋年的《撵茶图》、《茗园赌市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徽宗赵佶的《文会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以及据说出自元代赵孟頫之手的《斗茶图》等画幅中都可以看到，这也是宋代茶事兴盛的具体写照。
此外，吴自牧《梦梁录》有许多文字资料也可佐证：
夜 市
日市亦买卖。又有夜市物件，中瓦前车子卖香茶异汤。
诸色杂货
又有早间卖煎二陈汤，饭了提瓶点茶，饭前有卖馓子、小蒸糕。
茶 肆
巷陌街坊，自有提茶瓶沿门点茶，或朔望日，如遇吉凶二事，点送邻里茶水，倩其往来传语。又有一等街司衙兵百司人，以茶水点送门面铺席，乞觅钱物，谓之“龊茶”。僧道头陀欲行题注，先以茶水沿门点送，以为进身之阶。
从以上简单资料可以看出，点茶、煎汤、食用茶点，是宋代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宗门只是将之礼仪化并写入清规，融入到禅僧的日常修行生活中，从而形成了禅门独特的“茶礼”和“汤礼”，可以看作是宋代茶风在禅门的具体反映。
至于具体的煎点方式，无着道忠《小丛林清规》中则有具体描写：
住持焚香薰献，次递茶器，左手接托。次进茶筅，右手接之。并摸盏唇令注汤，以筅搅了。还筅侍香，双手薰献了。(“佛涅槃忌”)
供头候众吃果了进茶(每器盛末荼，和尚与果一时供。故今只进余众耳)，次进汤瓶。捧茶托，右手摸碗唇承汤，茶筅搅调了。(“展钵式”)
这段文字可以看作是对《清规》中“点茶”、“行茶”、“浇汤”仪规的细化和补充，对我们了解宋代禅寺茶汤具体操作方法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四、茶榜与茶状
前面引文中曾提到的茶榜和茶状，在禅门茶礼中有专门的意义。关于榜和状的字义以及用处，宣方《宋元佛寺茶榜考论》、王大伟《宋元禅宗清规研究》都有专章论述，此不赘述。笔者重点解析茶榜和茶状在茶汤煎点礼仪中的具体应用。
前引“僧堂内煎点”条说：“堂内煎点之法，堂头库司用榜，首座用状。”在禅寺职能中，住持以下，首座最受尊重。“首座之职，表仪众僧。”(同前)元代《幻住庵清规》里说：“首座之称，居一众之首也。在丛林与长老平分风月，在庵中与庵主同展化仪。事在精勤，行存洁白，情忘憎爱，念绝是非。十方之仪范所钟，一众之道业所系。”在百丈怀海禅师制定禅寺清规之前，首座也称上座或第一座。如《五灯会元》载有沩山灵佑禅师一则著名公案：
时华林觉为第一座……丈曰：“若能对众下得一语出格，当与住持。”即指净瓶问曰：“不得唤作净瓶，汝唤作甚么?”林曰：“不可唤作木也。”丈乃问师(灵佑禅师)，师踢倒净瓶便出去。丈笑曰：“第一座输却山子也。”
华林觉当时为首座，却因应答不对机，从而失去主持大沩山的机会，输给了时任典座之职的灵佑禅师。六祖《坛经》中记载：“神秀上座现为教授师，必是他得。”从上座、第一座，到后来的首座称谓，可见禅寺清规从唐及宋的发展流变过程。
禅寺茶礼因爲“礼数殷重”，茶榜、茶状的文字都有一定格式和具体规定。这在南宋《丛林校定清规总要》里也有详细说明：“四节茶汤榜状式，方丈库司，用榜七行;首座，用状九行。”
因爲茶汤礼仪特为人以及场所的不同，茶榜、茶状张贴的地方也不同。或贴堂外上间或下间(请知事)、或贴僧堂南颊(请头首)、或贴僧堂门颊(僧堂内煎点)(以上俱引自《禅苑清规》);或贴僧堂前下间(《禅林备用清规》)，或贴僧堂前(《律苑事规》)不仅如此，张贴的位置也有规定：堂头榜在上间。若知事首座在下间。(《禅苑清规》“僧堂内煎点”条)
举行重要茶汤礼仪，茶榜、茶状要先呈主持或首座看过，然后张贴：“堂内煎点之法，堂头库司用榜，首座用状。令行者以箱复托之，侍者或监院或首座呈特为人，礼请讫，贴僧堂门颊。”(《禅苑清规》)“斋前具箱复托茶榜呈首座。”(同上)
茶榜直接张贴即可，而茶状则要用封皮或者称作可漏、可漏子封装起来，呈给需要礼请的僧众，然后才张贴。如《丛林校定清规总要》记载：
众寮解结特为汤状式
守寮比丘某。右某启：取今晚就寮煎汤一中。特为阖寮尊众。聊表(结制解制)之仪。伏望众慈，同垂光降。谨状。某年某月日。守寮比丘 某状。可漏：状请阖寮尊众，守寮比丘 某 谨封。
晚间僧寮煎汤用状，以示隆重。也籍以联系同寮僧众感情，表示对结制解制仪式的一种尊重。
(图注：丛林校定清规总要附圖)
五、茶药与药石
《清规》中提到的葯、或茶葯，就是禅门常说的药石。药石的称谓由来已久。《列子·杨朱》：“及其病也，无药石之储。”《玄应经音义》云：“攻病曰药石。”所以药石最初是用来治疗身体疾病的。《黄檗清规》里说：“药石，晚食也。比丘过午不食，故晚食名药石，为疗饿渴病也。”可见，药石是宗门晚间饮食的一种称谓，正如称“甜酒”为“般若汤”一样，是一种宗门隐语。
药石除了是晚食的隐语外，在茶汤礼仪中也指一种类似点心的茶点，或者是简单的果脯、蜜煎、蜜果、松子、熏豆之类，但不可能是药丸。宋人周密《武林旧事》“酒楼 ”条载：“有以法制青皮、杏仁、半夏、缩砂、豆蔻、小蜡茶、香药、韵姜、砌香、橄榄、薄苛。”这些下酒的小食也可用来做茶点。吴自牧《梦梁录》“分茶酒店 ”条记载的果子更多，简要罗列一些：
四时果子：圆柑、乳柑、福柑、麝香甘蔗、沈香藕、金银水蜜桃、新胡桃、新银杏、洞庭橘、蜜橘、橄榄、红柿、方顶柿、青梅、枇杷、金杏。
干果子：如锦荔、京枣、香莲、松子、人面子、蜜姜豉、玛瑙饧、麝香豆沙团子。可谓琳琅满目了。
至于“腊药”和“暑药”，《梦梁录》和《武林旧事》中都有提及：
“腊日赐宰执、亲王、三衙从官、内侍省官并外阃、前宰执等腊药，系和剂局造进及御药院特旨制造银合，各一百两以至五十两、三十两各有差。伏日赐暑药亦同。”(《武林旧事》)
“医家亦多合药剂，侑以虎头丹、八神、屠苏，贮以绛囊，馈遗大家，谓之“腊药”。”(同上)
可以看出，这些“腊药”和“暑药”，很可能是用来外用或者放置在室内的，一是端午节佩带辟邪，一是暑天涂抹解热。
禅寺茶汤礼仪中之所以将药食茶点称作“药”或“茶药”，是因为佛教有过午不食和不非时食的戒律规定和饮食传统，饮茶时吃点心或者果脯、熏豆之类，也属于违戒，为戒律所不允许;但如果是用来治疗身体疾病的，则不算破戒。《清规》中也说：“小食、药石，与果子、米饮、豆汤、菜汁之类，如非斋粥二时，并是非时之食也。”这些药石果子如果在非两餐斋饭时食用，就是非时食，是破戒;但如果在茶汤礼仪中食用，因爲是“茶葯”，就不算破戒。这也是禅门特别的“开缘”之例。
现在日本茶道仍然称饮茶前的饮食为“怀石料理”，就来自于禅宗。传说禅僧们冬天打坐时，实在难以忍受寒冷和飢饿，于是将烧热的石头揣在怀里，不但身上不冷了，肚子也不“咕咕”叫了，怀石的典故由此而来。
六、茶汤礼仪中的用具
据笔者粗略统计，《清规》中涉及茶汤礼仪的用具约有以下数种，简单介绍如下：
1) 斗笠
斗笠是云水僧必不可少的行具之一，上下斗笠时，可以用来盛装茶叶筒。《清规》“装包”条：“笠子内安圣像、经文、茶器之类。”“先取净瓶茶筒枕头安笠内。”
2) 汤瓶
用来盛装热汤点茶的用具，唐代称作提子，宋代称作汤瓶，简称瓶，用来点茶，也称浇汤。《清规》：“斋前，提举行者准备汤瓶，换水烧汤。”
3) 茶盘
用来盛放盏橐的盘子。《清规》：“盏橐茶盘，打洗光洁。”
4) 茶盏、橐
茶盏也称盏或碗，用来行茶(也称下茶)浇汤的饮茶工具，橐即茶托，也称橐子，用来盛放茶盏。《清规》：“行茶遍，约浇汤三、五碗。”“汤瓶出，或为本师师翁煎点，即侍者浇汤，亲自下茶，以表专敬也。”
5) 茶筅
茶筅一词，《清规》尚没有发现。《梦梁录》中有“扫帚、竹帚、筅帚”的记载。日僧无着道忠纂《禅林象器笺》及《小丛林清规》，其中对茶筅有详细解说：“《字汇》云：‘筅，同箲。筅，苏典切，音鲜。筅帚，饭具。’”“《文公家礼》云：茶筅之制不见于书传，惟元谢宗可有咏茶筅诗，味其所谓‘此君一节莹无瑕，夜听松风漱玉华，万缕引风归蟹眼，半瓶飞雪起龙牙’之句，则其形状亦可仿佛见矣。或谓茶筅即蔡氏《茶录》所谓茶匙，非是。”“陆羽《茶经》有茶具十六事，其中有归洁注云：‘竹筅帚也。’”(以上具引自《禅林象器笺》)
6) 茶汤图
茶汤图是禅寺茶汤礼仪的一种图示方式，简洁明了，以便大众熟悉并遵守。《禅苑清规》中尚没有附图，南宋《丛林校定清规总要 》中所载十一副图中，有八幅是茶汤礼仪图(见附图)，可见宋代宗门对于茶汤礼仪的重视程度了。《禅林备用清规》中的“众寮结夏”条则有详细记载：
夏中具行茶汤瓶盏图。兄弟有结缘者。随意书名。结众人缘也。堂司出图帐后。粥罢。众人和南。时出图于穿堂。(诸图牌。诸方具有常式)。
陆羽《茶经》“十之图”说道：“以绢素或四幅、或六幅分布写之，陈诸座隅，则茶之源、之具、之造、之器、之煮、之饮、之事、之出、之略，目击而存，于是《茶经》之始终备焉。”比较禅寺茶汤图，仅仅取陆羽“茶图”之名目而已，实际内容则要庄严和丰富得多，目的是爲为了方便僧众明了茶汤礼仪立，其中的意义较之陆羽《茶经》，深且远矣。
(图注：密庵咸杰禅师法语。 示璋禅人， 茶挂。 现藏日本京都大德寺龙光院)
(图注：雪菴溥光书《敕赐大重阳万寿宫》碑，碑立陕西户县祖庵镇终南山万寿宫)
七、茶鼓、茶板、照牌
茶鼓也写作茶皷，设在法堂西北角，召集僧众举行茶汤礼仪时用。宋·林逋 《西湖春日》诗：“春烟寺院敲茶皷，夕照楼台卓酒旗。”《丛林校定清规总要》：“说法则有法鼓，会茶则有茶鼓。”日僧无着道忠《禅林象器笺·法鼓》条：“法堂设二鼓，其东北角者为法鼓，西北角者为茶鼓。”《清规》“堂头煎点”条则有详细说明：
斋罢，侍者先上方丈，照管香炉次位。如汤瓶里盏橐办，行者齐布茶讫……报覆住持人，然后打茶鼓(若茶未辨而先打鼓，则众人久坐生恼。若库司打鼓，诸寮打版，并详此意，不宜太早)。众客集，侍者揖入(方可煞鼓)。
至于茶鼓的击打，也有一定规则。《丛林校定清规总要》中说：“法鼓，茶鼓，侍者主之。如上堂法鼓，长击三通。小参，长击一通。入室三下，普说告香，各五下。如特为尊宿，特为大众，特为新旧执事，击茶鼓一通。退座三下。”“库堂前鼓，库司主之。报斋三下，堂中煎点茶汤，集众退座，每日斋粥，下堂和南，并击之。大普请，长击一通。”《清规》中记载同此。
另外也有板，称作打板或鸣板，作用同于茶鼓。有时鼓板并列。如《清规》“僧堂内煎点”条：“长版后众僧集定。”“赴茶汤”条：“闻鼓版声及时先到，明记坐位照牌。免致仓遑错乱。”照牌是用来表明坐位次序的，也要事先备好，以免临时错乱。
总之，禅寺中的茶汤礼仪有一套严密的程序，从击鼓鸣板召集僧众，到依照照牌入坐，可谓“等级森严”，不能有半点差池。
八、结束语
以上笔者从七个方面，对唐宋来以来禅寺中的茶汤礼仪及做法作了粗略分析。可以看到，禅寺吃茶不仅仅是爲了解渴，更多的是一种对禅门仪式的注重。从吃茶时出茶榜、茶状，到敲击茶鼓、茶板，以及烧香、行茶、浇汤、劝吃茶、行茶葯、谢茶等过程来看，禅门对待茶汤礼仪是十分注重的。正如《禅林备用清规》中所说：“禅苑清规，始自百丈制礼作乐，防人之失。礼以立中道，乐以导性情。香烛茶汤，爲之礼;鈡鱼鼓板，爲之乐。”将茶汤礼仪提升到儒家“礼乐”的高度，可谓推崇备至。宋代禅门有“煎点茶汤，丛林盛礼”的说法，《丛林校订清规縂要》中也说：“自古茶礼最重，有谢茶不谢食之说。”
限于篇幅和体裁，笔者在探讨唐宋茶汤礼仪时并没有将烧香内容纳入，主要是考虑到这是一个专项题目，有待以后专题讨论。宋代有俗谚曰：“烧香点茶，挂花插花。四般闲事，不宜累家。”唐宋以来，烧香已成爲一种专门的技艺和职业，有诸多香铺、行香人、印香人、香婆子等。印香也称篆香，最早从寺院中兴起，不仅用来供佛，也用来计时，称作“无声漏”。禅寺中无论茶礼还是汤礼，以及入室参请等，都要先烧香或告香，香炉、香瓶、香盒、香丸、香支是必备的，燃香、拈香、炷香等都有相应规约，并有“告香图”供僧众研习，可见宗门对于烧香礼仪的重视了。
另外，在探讨唐宋禅寺茶汤礼仪时笔者结合唐宋以来煎茶、点茶之法予以说明和佐证，这样就避免了过去一些研究者因爲不熟悉茶法而对禅寺茶礼的一些误解。然而去圣时遥，古风不存，《清规》中许多茶汤用语在我们今人眼里已然变得陌生，加之现存禅寺中已经彻底没有了这些古代茶汤礼仪，所谓“礼失而求诸野”似乎也不可能，凡此种种，都对研究宋代《清规》茶汤礼仪带来一定的困惑。正如清人仪润所感叹的：“又规条中，古有而今无者，如点茶抛香之类。古无而今有者，如祖忌增百丈等。”(《百丈清规证义记》)孔子曾告戒弟子：“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儒家最终诗教和礼仪。如今诗教凋零，礼仪尽失，言而无信，立则偃蹇，徒余叹息。至于本文所论，难免粗疏甚或舛误之处，还望识者有以教我爲盼也。
【摘自2017年《吃茶去》杂志(总第67期);作者：马守仁(陕西西安)，系茶禅文化研究学者，著有《无风荷动》《岭上多白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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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风荷动——静参中国茶道之韵》，马嘉善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税茶与榷茶是唐宋王朝茶业政策的核心，茶业政策的一系列规章制度莫不因它而立。唐宋时期四川地区的税茶与榷茶是国家茶业政策的具体贯彻，然而，唐宋王朝在四川地区的茶业政策又有自身的特点，其特点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四川地区税茶较早，榷茶较晚，税茶、榷茶的机构屡次变更;二是榷茶范围先从四川局部展开，逐渐向四川全境推行。唐宋王朝在四川地区的税茶、榷茶:一方面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为巩固封建王朝边防作出贡献，另一方面加重了四川地区茶农的负担，阻碍了四川地区的茶业经济发展，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关键词：唐宋;四川;税茶;榷茶
引言
关于唐宋时期税茶与榷茶的研究，学界的研究视野聚焦税茶与榷茶制度在全国的发展变化，具有全局性①[1-4]。然而，学者们关注唐宋时期四川地区②[5-6]的税茶与榷茶侧重于梳理茶业政策的线索③[7-8]，因此，学界在研讨唐宋时期四川地区的税茶、榷茶的变化及税茶机构的变迁存在诸多不足，还有深入探讨的空间。为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唐宋时期四川地区税茶、榷茶政策的演变及税茶、榷茶机构的变迁。
①贾大泉[1]，黄纯艳[2]刊文探讨了唐代茶法;林文勋[3]，黄纯艳[4]在其著作当中深入研究了宋代的茶业政策。
②本文界定唐宋时期四川地区根据《新唐书·地理志》[5]《宋史·地理志》[6]所记载的范围:唐代之剑南道，山南西道所辖区域在今四川省境内;宋代之成都府路，利州路所辖区域在今四川省境内。
③李敬洵专题讨论唐代四川地区的茶法[7];贾大泉，陈一石梳理了四川历代茶业政策[8]。
一、
唐宋时期四川地区的税茶
1.税茶的源流
安史之乱给繁荣富强的唐王朝以致命打击。其后，藩镇割据“擅署吏，以赋税自私，不朝献于廷”[7]5921。方镇割据，节度使擅自任命属吏，随意截留朝廷赋税。唐王朝国库空虚，财政面临举步维艰之困境。为缓解财政危机，开辟税源，提高税率，虽属治标，然在当时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下仍不失为立竿见影的务实之举。
四川是茶的原产地，也是人工种茶、饮茶最早的地区。由于饮茶有解酒、止渴、提神祛疲劳、解闷等功效，故饮茶习俗迅速传播，历魏晋南北朝至唐宋竟蔚然成风。唐人封演云:“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9]47李珏亦云:“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于人所资，远近同俗，既祛渴乏，难舍斯须，田闾之间，嗜好尤切。”[10]4053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别贵贱老幼，都时刻离不开茶。社会需求刺激社会生产，古今皆然。种茶、制茶、贩茶便作为一种新兴产业骤然勃兴，发展迅猛，规模巨大，从业者众。“江淮人什二三以茶为业。”[11]5262歙州祁门县(今安徽省祈门县)“邑之编籍民五千四百余户。其疆境亦不为小，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每岁二三月，賫银缗缯求市，将货他郡者，摩肩接迹而至”[12]3737。商人以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众多商人云集茶叶市场，说明茶叶利润丰厚，引起财政面临困境的朝廷关注，开辟新税源，税茶势在必然。
建中元年(780)，唐德宗即位的第二年，为应付财政危机，采纳宰相杨炎建议，实行“两税法”。“两税法的核心是地税和户税......又融合了租庸调法而产生的新税法。”[13]119这里的地税主要是农业税，农业税调整(提高)了，工商税自然也得想法多征。于是在“两税法”实行两年多后，判度支赵赞以请为“署常平轻重本钱”为名，开征商税得到朝廷批准后，便“于诸津要置吏税商货，每贯税二十文，竹木二十文，竹木茶漆皆什一税一，以充常平之本”[10]334。判度支赵赞税茶，需要注意三点:
第一，“于诸道津要置吏”收税，这其实是过税，过税在肃宗、代宗时期已经实行①[14]，当时只是千文以上才收税，收多少没明文规定。
第二，收税对象是“商货”，这就包括一切商品，而不是专门针对某一种商品。
第三，规定税率。一般商品“每贯二十文”，即0.2%，而竹木茶漆的税率则是10%，比一般商品高4倍。
上述三点表明赵赞征税税目虽包括茶，但不是专门对茶征税，因此还难说这是税茶，如果一定要说是税茶，那也仅是税茶的先导而已。这次以“充常平之本”名义征税，只实行一年多。建中四年(783)八月“泾原兵变”，德宗出逃奉天(今陕西省乾县)，面对叛军围攻，为笼络人心，改元兴元。兴元元年(784)正月制曰:“诸军、诸道应赴奉天及收京城将士，并赐名奉天定难功臣。其所加垫陌钱、税间架、竹、木、茶、漆，榷铁之类，悉宜停罢。”“赦下，四方人心大悦。”[15]7392处于逃难之际的唐德宗为获得民心，将赵赞征税项目，悉数罢停。
唐德宗贞元九年，茶税成为特种税。史载:“贞元九年正月，初税茶。先是诸道盐铁使张滂奏曰‘伏以去岁水灾，诏令减税。今之国用，须有供储。伏请于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时估，每十税一，充所放两税。其明年以后所得税，外贮之。若诸州遭水旱，赋税不办，以此代之。’诏可，仍委滂具处置条奏。”[10]2128“茶之有税，自此始也。”[10]376“贞元九年，张滂奏立税茶法。郡国有茶山，及商贾以茶为利者，委院司分置诸场，立三等时估为价，为什一之税。”[16]1886张滂以“遭水旱”为借口征税，建中三年(782)赵赞以“以充常平之事”为托辞征税，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但征税对象、范围却有不同。赵赞征税对象是“商货”，税目众多，茶仅是其中之一;张滂征税对象只有一个，就是茶。赵赞在“诸道津要置吏”收税，而张滂还专对“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置吏收税，这不仅涉及茶商，还涉及茶农，这才是真正的税茶。《旧唐书》云:“茶之有税，自此始也。”[10]376其实就是说专门对茶征税，是从贞元开始的。贞元税茶之后，整个中晚唐、历五代至于宋初，并被后世王朝相继沿袭，其间因各种原因偶尔暂停，但旋即复征，总趋势是税率增高，穆宗时达到50%②[5]1382，茶税监管控制日益严密。
2.四川地区税茶机构的变迁
唐代四川地区税茶是全国税茶政策在当地的具体贯彻实施。安史之乱对河南、河北及中原地区冲击极大，但对四川的影响相对较小，朝廷对四川的统治较为稳定，地方官吏遵照执行中央政令。在税茶方面，有别于全国其他地区，主要是负责征收茶税的官员及机构屡次变更，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贞元九年(793)至长庆元年(821)，盐铁司主管，张滂等人负责[17]153。
贞元九年(793)盐铁使张滂税茶之议被认可，并“委滂具处置条奏”，即令张滂主持全国茶税的征收，当然包括剑南三川，但此事进展并不顺利。因为在张滂税茶前一年的贞元八年(792)，已有诏令将全国财富分为东西两大块，东南由户部侍郎为诸道盐铁转运使张滂负责，西部三川(剑南西、剑南东和山南西道)以户部尚书判度支班宏负责[16]1886。对于这样的分工，班宏、张滂都不甚满意。按职责区分，度支主要管支出，赋税征收归盐铁，而现在盐铁部分职权被侵占，张滂不高兴，因其本官户部侍郎，是班宏户部尚书的副手，对工作挑肥拣瘦，也有意见，故“互有长短”，后来由宰相出面上报德宗才最终定下来[16]1886。接着班宏去世，司农少卿裴延龄以“守本官，权领度支”。新官上任自然想有所表现，当自己所辖区内之事他人插手，也有所不甘，但面对官阶比自己高，又自知“不通殖货之务”[10]3720，自然不能与张滂对抗，因此“自裴延龄专判度支，与盐铁益殊途而理矣”[16]1886。度支与盐铁各负各自的职责，三川财富仍归度支(茶税除外)，茶税则由盐铁主管，四川税茶遂得以顺利进行。从这以后，经顺宗至宪宗都执行张滂拟定的各项规章制度，一直到穆宗。
第二阶段:长庆元年(821)至太和元年(827)，负责人牛僧儒、崔元略[17]359。
穆宗即位，税茶几经变易。先是“盐铁使王播图宠以自幸，乃增天下茶税，率百钱增五十”，接着改变以前由盐铁主管三川茶税而为“两川以户部领之”[5]1382。唐朝后期，“户部司已成为供给文武京官俸料，掌管国家后备经费，与度支司和盐铁转运司鼎足而立的财政三司之一，跻身于职事繁剧，地位轻重的官司之列”[17]292。以户部领四川茶税，显然与保证或提高文武京官俸禄有关，这正是盐铁使王播“图宠以自幸”的手段之一。然而，户部一来“职事繁剧”，二来户部在地方没有监院、巡院，四川以茶税所征钱物，如何运往京师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于是便委托度支办理，而度支采取的办法，则是让巡院(度支在京城的下属机构)“于上都召商人便换”[9]4913。所谓“便换”，就是“飞钱”，召茶商来京师将货款交给巡院，由巡院开票据，茶商拿票据到产茶州县有关机构或商号取款购茶，而度支巡院以“便换”所得收入转交户部，这个办法对茶商交易提供极大方便。这样以户部领两川税茶，既增加了户部收入，对两川茶业的发展也有促进作用;但是问题也不少，因“飞钱”只方便富商大贾，对中小茶商无任何作用，户部委度支代收茶税，难免从中截留。此法实行大约七年后到文宗即位便被停止。
第三阶段:太和元年(827)至开成元年(836)，负责人李德裕、杜元颖等[18]17，20。
“太和元年，户部侍郎崔元略与西川节度使商量，取其稳便，遂奏请茶税事使司自勾当，每年出钱四万贯送省。近年已来，不依元奏，三道诸色钱物，州府逗留，多不送省。请取江西例，于归州置巡院一所，自勾当收管诸色钱送省，所冀免有逋悬，欲令巡院官李渀与(李)德裕、(刘)遵古商量制置。”[10]4913这是工部侍郎庾敬休给文宗的奏章，从中不难看出，西川茶税从太和元年(827)起由“户部领之”改为“使司自勾当”，也就是归剑南西川、东川节度使办理，西川“每年出银四万贯送省”。认为这样“稳便”。然而带来的问题也不少。其时，西川节度使杜元颖为求恩宠(东川、山南西道节度使史籍失载)，巧索珍异进献皇上，军需粮食都敢克扣[10]4262哪里把国家税收放在心上，竟截留茶税所征财物，以致拖欠。于是决定在归州设置巡院，办理运送由茶税征收各种钱物，不使拖欠;但这是权宜之计而已，并未解决根本问题。“开成元年，李石以中书侍郎判收茶法，复贞元之制也。”[16]2121西川节度使主持税茶执行近十年终被停止，仍旧恢复贞元时的盐铁使掌管茶税。另，四川地区税茶归属几次变化，不可避免地影响茶税收入的增减，具体数字史籍失载，不得详知，但从以下两个数字对照，或可知其大概。贞元九年(793)，张滂“初税茶，岁得四十万贯”[10]376。这是全国的税额;太和元年(827)，四川税茶由“使司自勾当”，定额为四万贯。由此可知，四川税茶为全国税茶的十分之一。其后，四川税茶的管理归属亦颇有变易。唐末剑南节度使拥兵自重，独霸一方，相互攻伐，在各自控制区域内任意征税(包括茶税)，任意截留，乃至“全蜀赋税，不供天府”[12]410，仅在形式上与朝廷保持关系，“岁时但贡奉而已”[11]5120。
五代，四川地区为孟蜀窃据，实行榷茶直至覆亡。宋初仍税茶，正如宋人潜说友所说:“茶税起于唐。利日益滋，法日益详，县官因以佐大农、宽舆赋，遂为经常之制。国朝初，循唐旧”[19]478。“循唐旧”，是指全国，就四川而言，则另有措施。乾德三年(965)，宋太祖灭孟蜀，“深知东南数路茶法之害，制诏有司一切弛放，任令通商”[20]1。宋初，“天下茶皆禁，唯川峡、广南听民自卖”[6]4286。这是改孟蜀的榷茶为税茶，具体办法是:“茶园税每三百文折纳绢二匹，三百二十文折纳绸一匹，十文折纳绵一两，二文折纳禾草一束”[20]1。纳税之后，便可任令通商，不过只限于川峡数路，超越本区，“则禁出境”[6]4269。此法一直实行到神宗熙宁七年(1074)，“川峡、广南州军止以土茶通商，别无茶法”[21]6547。据统计，唐五代四川地区茶叶产量大约在1000万斤左右[22]88，由此可见，四川地区茶税对封建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二、
唐宋时期四川地区的榷茶
1.榷茶的缘起
榷茶最先起于唐文宗时“上访以富人之术”。工部尚书、充翰林侍讲学士李训、太仆卿兼御史大夫郑注:“乃以榷茶为对。其法，欲以江湖百姓茶园，官自造作，量给直分命使者主之。帝惑其言，乃命王涯兼榷茶使。”[10]4400吏部尚书、检校司空王涯复领盐铁转运使，“表请使茶山之人，移植官场，旧有贮积，皆使焚弃，天下怨之。九年，以事诛。而令狐楚以户部尚书、仆射主之，以是年茶法大坏，奏请付州县，而入其租入户部，人人悦焉”[16]4400。这样，王涯榷茶之法施行五年后终被废止。不过，这次榷茶，对四川没有任何影响，因为从太和元年(827)起，到开成元年(836)间，四川茶税事是“使司自勾当”，由节度使主管，王涯虽为盐铁使、榷茶使，却管不到四川榷茶之事。五代时期，四川亦曾榷茶。苏辙云:“五代之际，孟蜀窃据国土，国用褊狭，始有榷茶之法。”[23]787孟蜀榷茶的具体作法，史籍失载，语焉不详，但榷茶之法亦随孟蜀之覆亡而被废止。
由此可知，唐时榷茶短暂，尚未波及四川;而孟蜀榷茶，虽在四川，但为时不久，未形成定制而影响后世或被后世沿袭，故只能说是榷茶先导，更谈不上正式确立榷茶制度。
2.四川地区的榷茶制度
赵宋立国不久，便开始在已控制的部分地区榷茶。《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太祖乾德二年八月，初令京师、建安、汉阳、蕲口并置场榷茶。”[24]131接着“乾德三年(965)九月，以度支郎中苏晓为淮南转运使，晓建议榷蕲、黄、舒、庐、寿五州，置十四场，笼其利，岁入百万緍”[24]157。又《宋史·食货志》载:“宋榷茶之制，择要会之地，曰江陵府、曰真州、曰海州、曰汉阳军、曰无为军、曰蕲州之蕲口，为榷货务六。”[6]4447不难看出，赵宋榷茶始于乾德二年(964)，最初只在局部地区，其后逐步推广，乃至全国。不过那时榷茶，并不涉及四川。
四川榷茶，始于神宗熙宁七年(1074)，即“川茶之法，肇于熙宁甲寅”[21]6644。《宋史》亦载:“(川茶)旧无榷禁，熙宁间始置提举司，收岁课三十万。”[6]4510不过，熙宁七年榷茶只在四川部分地区，“只得于熙、秦、通远军及永宁寨茶场卖入官”[21]6645。熙宁榷茶之前，川陕境内茶叶虽是“任令通商”，但“禁其出境”;现在在熙州(治狄道，今甘肃省临洮县)、河州(治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北、和政县西北)①[20]4、秦州(治成纪，今甘肃省天水市)、通远军(治通远，今陕西省环县)、永宁寨(通远军南120里[25]139)，这5个茶场均在今甘肃、陕西境内，也就是对“禁其出境”开了一个口子，即川茶可以贩运到西夏王朝的边境交易(陕甘北临西夏)。神宗庆历四年(1044)与西夏重订和约，恢复双方商贩往来，“西夏对宋的出口物品有驼、马、牛、羊、玉、毡毯、药材、盐等，宋对西夏的出口物品有茶、丝织品、粮食、香料、漆器、铜钱、银等。特别是茶马贸易，对宋与西夏都至关重要”[26]302。开放川茶，去陕甘交易，无疑与此有关，然而事关对外出口，自然由政府直接控制，熙宁榷茶由此而起。
熙宁七年1074)榷茶，茶场主要设在今陕西、甘肃境内，凡5个，而在四川只有永康县场(在彭州)和名山县场(在雅州)两个茶场，这表明熙宁榷茶只榷输入陕甘的川茶，并不涉及全区。四川全境榷茶，是几年以后的事，川茶入陕甘道路艰险，运输困难，致使课利不足，李杞主营川茶时，经营布帛，欲以布息补茶利，“自后又恐买布亦难敷及元数，则乞却雇回脚车船，般解入川。洎至盐法难行，则又乞将川中有茶去处并行收买”[24]4233。元丰元年(1078)，蒲宗闵亦上书“乃议川陕路民茶息收十之三，尽卖于官......于是蜀茶尽榷”[27]225。这才是四川全域榷茶，可见四川地区榷茶也是先局部而后全域的。
其后，哲宗时，四川曾一度废止榷茶。元祐元年(1086)八月辛卯令曰:“废罢成都府在城博卖都茶场，止令产茶州县元置茶场处依未置都茶场日任便贩卖。”[24]4233不过，没有几年，绍圣四年(1097)二月二十五日陆师闵奏请“复行榷买川茶，依元丰法不许通商”[21]4468。此后，直到南宋初期，川茶榷茶依元丰法再没更改。
为了保证榷茶的顺利开展，北宋政府在川陕地区建立了一整套榷茶机构。首先，宋政府在成都建立都大提举茶马司，统一管理四川及熙秦榷茶买马事宜。茶马司的职责是“掌榷茶之利，以佑邦用”。茶马司权力很大，“应产茶及市马之处，官属许自辟置，视其数之登耗，以诏赏罚”[6]6745。并且“有茶及搬茶郡县，知州、通判、知县，皆由茶司与转运司奏明差注”[20]32。其次，设置买茶场。榷茶事务由茶马司直属机构—买茶场办理，产茶区榷茶事宜由当地知州、通判兼提举。买茶场监官、专典、库称、牙人等专职办理茶叶交易，征收茶税事务。茶场监官是“茶场所在，州委都监、县委令、佐兼监”[21]6205。可见，宋政府在川陕四路榷茶是通过都大提举茶马司，买茶场及地方政府等官僚机构协同办理榷茶事务，但榷茶具体事务主要由各地买茶场经办。据徐松《宋会要辑稿》卷二九《食货》统计，北宋时期，都大提举茶马司在蜀地共建立24个买茶场，且24个买茶场均在成都府路，这是四川榷茶初始时三四年间的茶场数。据马端临《文献通考》说:“自熙宁七年至元丰八年，蜀道茶场四十一。”[27]226但未详述41个买茶场的名称。因此，我们很难精确统计北宋各个时期买茶场的数目，但买茶场由24个增加到41个，表明四川榷茶也是先局部而后逐渐扩大到全域的。宋政府通过各地设置的茶场垄断四川地区茶叶市场，以确保政府获得高额利润。
北宋政府在川陕四路建立榷茶机构的同时，针对川陕四路实际情况制定了完备的榷茶措施及办法。其内容涉及买茶场职责、交易规则、触犯榷茶规章处罚、官员奖惩考核等各个方面都有详细、具体的规定，其措施及办法是:
(1)买茶场职责按照市价尽数悉买园户之茶，正斤之外，量加耗茶。每岁民间资金缺乏时，买茶场预先计量现钱、斛斗，召园户自愿结保请借，每贯出息二分;至茶出时，以茶赴官折纳。如过夏季仍不纳茶抵偿，依法追催。
(2)茶价政府制定茶价。通常情况下，官价茶叶一般是在政府收购价基础之上再加价二分至三分。此外，息钱、头子钱、税钱、打角钱由政府征收。
(3)交易原则茶园户不得在茶场之外买卖茶叶，茶商必须到茶场按官价买茶;官方发行茶引，按照茶引指定的地区销售，并缴纳住税和过税;商人与园户私相交易，或贩卖无引私茶，皆许人告捕，并依法断罪;告捕之人按一斤以上赏钱三贯文，每十斤加三贯，至三十贯止。
(4)奖惩考核按规定数额买卖茶叶，岁终审定，超额有奖、亏额有罚;茶场超额，官员相应加官进爵，并予以物质奖励。茶场监官、吏人，收息一百贯文，赏钱五贯文;若亏五厘以上，罚俸半月，公人笞四十;满一分，监官笞二十，公人杖六十;满二分，监官、公人各加二等，至三分，停止加罪。
由上可知，北宋政府在川陕四路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榷茶机构，制定严密的榷茶法规，从制度层面确立北宋政府榷茶的权威性、合法性，保证榷茶机构的高效运行。榷茶机构垄断茶叶贸易，茶课收入急遽增长，获得高额的垄断利润。北宋政府在川陕四路榷茶取得十分明显的效果。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初，蜀茶额岁三十万。至稷加为五十万。及师闵代稷百万。”[24]8045“初”指熙宁七年(1074)政府始榷茶，只是榷入陕甘的川茶，便茶课税息三十万贯;“稷”指李稷，元丰五年(1082)他将茶课增至五十万贯。“师闵”即陆师闵，“李稷殁于王事”以同提举成都府之职代稷领治茶事，将茶课增至一百万贯。事实上，北宋政府在蜀地榷茶的课息收入，基本上都超过政府规定岁额。据文献记载，李杞主管四川茶场公事的六年(1072-1077)，“总入息税钱百二十二万九千余缗”[24]7381。每年平均茶课的收息三十余万缗;元丰元年至元丰五年(1078-1082)，李稷主管四川榷茶，“稷领治茶事于五年间，除百费外收获净利四百二十八万余贯”[24]8045。每年平均茶课收息九十万贯，超过规定岁额五十万贯;陆师闵代李稷主管四川榷茶的二年时间，元丰六年至元丰七年(1083-1084)，“增羡至一百六十万缗”[23]8045，到元丰末(1085)，“今则岁献二百万贯”[20]33。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岁课川陕茶息，三百七十一万一千一百七十二贯”[21]4467。可见，北宋政府在川陕四路榷茶，所获茶课呈逐年递增之势。
①河州置场，“本路置场买茶往熙、河博卖”[20]。
三、
唐宋时期四川地区税茶与榷茶的作用及影响
税茶、榷茶都是正常赋税之外的额外征收，就其实质言，说是横征暴敛，未尝不可。不过唐税茶、宋榷茶初始时，国家内乱外患方殷;四川地处边防最前线，唐有吐蕃、南诏不时侵扰，宋有西夏、金、蒙古入侵。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郡将自擅，藩侯废置，不自朝廷，王业于是荡然”[10]720。由于“西川富强，只因北路商旅，托其茶利，赡彼军储”[12]175。宋则“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西夏)骄盛，寇盗横炽”[29]525。当此为难之际，为抵御外侮，增加军费，保障国防开支，即使是苛捐杂税，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必要性。然而，税茶与榷茶终属苛政，必然会随之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首当其冲的是茶农。史载武宗时“盐铁取茶利，诏下，所在毋敢隐。(利州益昌)县令(何)易于视诏书曰:‘益昌人不征茶且不可活，矧引厚赋毒之手?’命吏阁诏，吏曰:‘天子诏何敢拒?吏坐死，公得免窜邪?’对曰:‘吾敢爱一身，移暴于民手?亦不使罪尔曹。’即自焚之。观察使素贤之，不劾也”[5]5634。税茶将茶农逼至绝境，当然不只是利州益昌(今四川省广元市西南)一州一县，在三川一带有普遍性，利州益昌人有幸，遇上了何易于敢于舍身抗旨的好官，得免涂炭，然而，像何易于奉职守法的循吏不仅在四川，就是在全国也是寥寥无几，而税茶与榷茶给茶农的灾难何等深重，当不言而喻。
相对而言，宋初税茶较唐代宽松。据知彭州吕陶叙述:“今川蜀茶园本是百姓两税田地，不出五谷，赋税一例折科，役钱一例出，自来采茶货卖，以充衣食。”[20]4茶农只要按一般农户缴纳夏秋两税之后，便可“自来采茶货卖，以充衣食”，此外，“川陕、广南州军止以土茶通高商，别无茶法”[24]6686。可是，熙宁榷茶之后，情况就不同了。北宋刘挚、苏辙均曾指出榷茶之弊:一是阻碍茶业的正常生产与发展。“又昔日未榷茶，园户例收晚茶，谓之秋老黄茶，不限早晚，随时即卖。榷茶之后，官买止于六月，晚茶入官，依条毁弃。官既不收，园户须至私卖以陷重禁”[29]787。二是导致大量茶园户破产，激化社会矛盾。“蜀茶之出，不过数十州，人赖以为生，茶司尽榷而市之。园户有茶一本，而官市之额至数十斤......园户有逃以免者，有投死以免者，已而其害犹及邻伍。欲伐茶则有禁，欲增植则加市。故其俗论谓地非生茶也，地实生祸也。”[29]152三是榷茶导购价格低廉，茶法严苛。“自官榷以来，以重法胁制，不许私卖，抑勒等第，高称低估，递年减价，见今止得旧价之半。”[23]787“今民有以钱八百私买茶四十斤者，辄徒一年，出赏三十贯。”[23]786显然，苏辙对四川地区的税茶与榷茶当有客观分析，但总体来看是弊大于利。
四、
结语
唐宋时期中央王朝在四川地区实施的税茶、榷茶当然属于苛捐杂税，但它始于唐宋内忧外患方殷之际，为抵御外侮，征收茶税、施行榷茶的政策，亦有一定正当性。然而，税茶与榷茶的政策给四川地区民众带来的伤害也不容忽视，加重了茶农和茶贩的负担，阻碍了茶业的发展，其负面影响也极其深重。毕竟，唐宋政府税茶与榷茶是封建王朝的一项国家税收制度，它反映的是封建统治者的经济政治观，虽经屡次更改，但它始终为封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唐宋时期施行的税茶和榷茶为历朝沿袭，延续至明清。事实证明，随着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封建统治者违背经济发展规律，将茶叶由通商改为榷禁，原本在市场自由买卖的茶叶变成政府专卖之物，这种做法必然造成统治集团徇私舞弊，产生腐败，激化社会阶级矛盾，导致封建政府统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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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者｜蒲应秋、潘艳芬
来源：《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信息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成都市《中国茶全书·成都卷》编纂工作
正式启动
盛世修典,泽惠千秋。《中国茶全书》是中宣部国家出版基金立项的系列专著，是继1200多年前陆羽《茶经》问世后的首部茶百科全书，是当今茶产业发展中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的文化盛宴，具有明历史、鉴未来、载盛世、泽千秋的重要意义。今年以来，在协会和茶全书省编委的大力推动下，《中国茶全书·四川卷》及地方分卷编纂工作全面进入实质性编写阶段。
10月11日，《中国茶全书·成都卷》编纂工作启动会在都江堰市农业农村局召开，标志着成都卷正式进入编写程序。
成都市农业农村局和都江堰、崇州、大邑、彭州、邛崃、蒲江等市县农业农村局相关主要负责人和茶业企业代表、成都卷编委会成员共6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中国茶全书》副主编、四川卷主编覃中显主持。《中国茶全书》副主编、四川卷主编王云，成都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处副处长彭家华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详情
会议认为，编纂《中国茶全书·成都卷》是一件有利于推动成都茶产业发展、有利于宣传成都茶文化、有利于推广成都茶品牌、有利于提升成都形象的好机遇。
《中国茶全书》副主编
四川卷主编
—王云
《中国茶全书》副主编、四川卷主编王云建议，成都卷编委人员组成不仅要涉及历史、文化、科技、产业等茶业界的专家学者，也要尽可能让更多的成都文化人和企业参与进来，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共谋编撰。王云要求，编撰成都卷要真实客观、科学严谨，内容上要力求专业、全面、准确，佐证材料来源要真实可靠，同时又要突出成都城市特色，力争把成都卷编写成一部成都茶业界的史记。
中国茶全书》副主编
四川卷主编
—覃中显
会上，《中国茶全书》副主编、四川卷主编覃中显指出，成都与茶的渊源由来已久：世上第一片茶园就在成都西南方的蒙顶山上;世上第一家茶馆就开在西晋时的成都;世上第一碗盖碗茶就由唐代成都一位崔姓女人发明;世上第一位记载茶叶的文学家是汉代成都大文豪司马相如，等等。编纂成都卷是省编委今年的重要工作内容，同时为成都卷的编纂提出相关工作要求。
成都市农业农村局
种植处副处长—彭家华
成都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处副处长彭家华指出，成都是一座泡在茶馆里的休闲之都、公园城市，“蜀中饮茶冠六清”“一城居民半茶客”“成都茶馆甲天下”都是对成都茶历史、文化和地位的生动描述。彭家华强调，各区县要切实认清编纂工作的重大意义，在编纂中要突出成都特色，特别要突出成都的茶历史文化和茶馆文化，要利用好编纂茶全书这一契机，全面深入的梳理、挖掘和归纳、萃取成都茶历史、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精髓，宣传推广成都茶品牌，树立成都新形象。
《中国茶全书·都江堰卷》主编刘刚在会上分享了都江堰卷推进工作相关经验。一是得益于都江堰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都江堰编委组织了老科协、档案馆、史志办等参与到编撰工作中。二是积极与都江堰市农业农村局相关领导对接，提请编撰申请，迅速通过审批流程，加快推进编撰工作。三是编委成员具有高度的荣誉感和责任感，细分编写任务内容，明确责任分工和编撰时间进度等。
会上，崇州枇杷茶专业合作社姚华伟讲到，讲到，崇州作为“中国枇杷茶之乡”，产茶历史悠久，自五代·前蜀《茶谱》便有记载，在陆羽《茶经》中记载的“八道四十三州”产茶地中的蜀州(今崇州)，是唐宋八大名茶产地之一，有“龙门贡茶”的美誉，崇州也是当今中国枇杷茶主要原产地。崇州茶有历史、有文化、有底蕴，现代茶产业也基本成型，把崇州纳入茶全书编纂范畴有必要且必须要，崇州市将尽快组织力量与成都卷对接。
参会的各区县负责人、企业代表和编委成员一致认为，茶叶虽小，力度千钧，承载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史，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成都的道茶、贡茶、茶水、茶馆等具有重要地位和鲜明特色，盛世兴茶、盛世修志，编纂《中国茶全书·成都卷》正当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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