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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兰卡茶中国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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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力弘扬祖国传统茶德的建议

  作者:程良斌

  【关键词】弘扬传统,茶德建议

  【摘要】茶是有德之物,茶人历来重视自身品德修养,茶饮全过程也倡导社会公德,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了基础,本文回顾了传统茶德形成的历史背景和传播,特再建议大力弘扬法门寺唐代茶文化国际学术座谈会上提出的“和敬廉健”四字传统茶德,即:“以和为贵,和气待人;客来敬茶,敬爱为人;廉洁奉公,反腐倡廉;身心保健,健康长寿。”以促进两个文明建设、为建立和谐社会、推进世界和平、人民身心健康服务。

  1993年9月下旬,法门寺唐代茶文化国际学术座谈会上,提出了“为了弘扬民族优秀文化,重现我们伟大祖国和民族的汉唐雄风”,建议“在法门寺博物馆按历史原貌再现唐代皇宫茶道的盛况,使我们领略大唐盛世最高层次的茶文化及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和凝聚力,推进四化建设,推进世界和平”。会议认为“和”“敬”精神是中国传统茶德的基调与精华。“客来敬茶”是中华民族文明的礼仪,它显示了中华民族纯朴、谦和的品德。笔者在会上发表了《复兴茶道弘扬茶德发展中华茶文化》一文(1),认为法门寺复兴茶道,其茶道精神,即中国茶德,既要继承发扬中华茶文化优良传统,又要服务于当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文明建设。倡导"和敬廉健"传统茶德,即:“以和为贵,和气待人;客来敬茶,敬爱为人;廉洁奉公,反腐倡廉;身心保健,健康长寿。”20多年来,和敬廉健传统茶德已随着茶文化事业的发展,越来越深入人心,博得更多的茶文化爱好者和广泛饮茶人更大的关注,不论内政、外交及民间,都十分重视茶文化的传播,并隨着一带一路传播到世界各地,特再提出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茶德的建议。

  一、茶德形成的历史背景

  我国是茶的故乡,茶艺、茶仪、茶道、茶文化的发祥地。传统茶德的形成与发展是历史的必然。

  早在三国时,茶已登上帝王酒宴,吴主孙皓允许大臣以茶代酒,作为以茶养廉对付奢靡之风的重要手段。两晋南北朝时期,茶对精神的重要作用开始进入儒、道、佛的精神活动范围。唐代,饮茶不仅在佛教寺院中广泛流行,科举考试用茶,诗人动脑作诗用茶,茶使诗风大起,地方、民间向皇帝贡茶之风大兴,推动了茶叶采制技术的提高,加速了茶类发展和名茶开发。

  茶圣陆羽不仅创造了熔铸儒、道、佛思想的一套茶艺,还写出了世界上第一部完整的、全面的茶学茶文化著作《茶经》,成为中华民族古老文化中一枝十分优秀的经典茶文。《茶经》指出:“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之。”要求煮茶的锅“方其耳,以正令也,广其缘,以务远也。长其脐,以守中也”。“精行俭德”,“令正,务远、守中”均是茶道、茶德思想内容的具体体现。茶道是显示高雅、表达礼仪、象征友谊、反映素质的形式。茶德是指饮茶人不单纯将饮茶看成仅仅是为满足生理需要的饮品,还应具有俭朴之美德。因此有人说茶德是指对饮茶人的道德要求。有人说茶德是指茶自身所具备的美德,用八个字来概括茶的美德,就是“康、乐、甘、香,和、清、敬、美”。康乐甘香,有八德处有嘉饮?,和清敬美,无一物中无尽藏(2)。

  综合古往今来的各种看法,茶德应包括三层内容:

  一是茶本身是有德之物,有德于人类,《茶经》开篇称?“茶者,南方之嘉木也”,名副其实,当之无愧。

  二是茶人应重视品德修养,茶有恩,茶人应该正直、善良、谦逊、有知识、有爱心,品赏佳茗,茶人应该有一份包括对务茶人辛勤劳作的感恩之心。

  三是茶饮全过程都要倡导社会公德,客来敬茶,以茶会友,以茶代酒。用茶来养性、联谊、示礼、传情、育德,陶冶情操,美化生活。

  茶之所以能适应各种阶层,众多场合,是因为茶的情操、茶的本性符合于中华民族的平凡实在、和诚相处、重情好客、勤俭育德、尊老爱幼的民族精神。所以,继承与发扬茶文化的优良传统,弘扬中国茶德,可促进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

  以茶代酒其本意是以茶养廉,对付奢靡之风,因此复兴茶道,弘扬中华茶文化,应提倡“廉”,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得以发挥,正好与党中央反腐倡廉,兴邦安国的部署合拍,顺乎党心民意。

  唐代著名宦官刘贞亮说茶有“十德”,即:“以茶散郁气,以茶驱睡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病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其中有五德与茶的保健作用有关联。可见,人们通过饮茶,亲临其境,亲尝滋味,调气养身,循规雅志,礼义待人,不仅可提高技艺,增强美学观点,又可提高茶仪茶礼中人的品德修养,以和敬待人的礼仪及哲理与道德原则来改善人际关系。

  《神农食经》云:“荼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东汉华佗《食论》云:“苦荼久食益意思”。南北朝陶弘景《杂录》云:“茗之味苦,微寒无毒,治瘘有效,利小便,去痰提神,助消化”。陆羽《茶经》有更详细记载,指出“与醍醐,甘露抗衡也”。可见古人对茶的保健作用已有充分认识。

  二、茶德在国内外的传播

  中国首创的茶德观念自唐宋时代传入日本和朝鲜后,在日本和朝鲜产生巨大影响并得到发展。日本高僧千利休提出的茶道精神"和、敬、清、寂",本质上就是通过饮茶进行自我思想反省,在品茗的清寂中拂除内心尘埃和彼此间的介蒂,达到和敬的道德要求。朝鲜茶礼倡导的"清、敬、和、乐",强调"中正"精神,也是主张纯化人的品德,是中国茶德思想的延伸。

  中国当代茶学专家庄晚芳先生宣传“廉、美、和、敬”茶德四字守则(3),即“廉俭育德、美真康乐、和诚处世、敬爱为人。

  ”廉――推行清廉、勤俭有德。以茶敬客,以茶代酒,减少‘洋饮’,节约外汇。

  美――名品为主,共尝美味,共闻清香,共叙友情,康起长寿。

  和――德重茶礼,和诚相处,搞好人际关系。

  敬一一敬人爱民,助人为乐,器净水甘。

  程启坤和姚国坤先生提出"理、敬、清、融",

  理――品茶论理,理智和气。两人对饮,以茶引言,相互理解;和谈商事,以茶待客,以礼相处,理智和气,造成和谈气氛;解决矛盾纠纷,面对一杯茶,以理服人,明理消气,促进和解;写文章、搞创作,以茶理想,益智醒脑,思路敏捷。

  敬一一客来敬茶,以茶示礼之意。

  清一一是清心健身之意,提倡饮茶保健是有科学根据的,已故的朱德委员长曾有诗云:“庐山云雾茶,示浓性泼辣。若得长年饮,延年益寿法”。

  融一一祥和融洽、和睦友谊之意。

  1982年,台湾林荆南教授将茶道精神概括为“美、健、性、伦”四字,即“美律、健康、养性、明伦”,称之为“茶道四义”。(4)

  台湾学者范增平先生提出的茶道精神是"和、俭、静、洁"。……

  以上是在茶文化发展与普及新的时代条件下,从不同的角度阐述饮茶人应用的道德要求,强调通过饮茶的艺术实践过程,引导饮茶人完善个人的品德修养,实现人类共同追求和谐、健康、纯洁与安乐的崇高境界。

  2008北京奥运会是中华民族史上空前的大盛会,开幕式长长的卷轴上出现一个大大的“茶”字,不仅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华茶文化复兴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对我国历史悠久的茶叶事业也带来深远的影响。这次盛会也为国人创造了一个宣传茶文化、宣传茶叶保健作用、宣传茶德、从而进一步振兴中华茶业的极好机会。奥运会是人类文明、团结、友誼、和平、正义的象征,它充分体现了公开、公正、公平的竟争精神,中国茶德与奥运精神是相通共融的。

  健一一是奥运精神、奥运经济与中国茶德、茶业经济共同的追求。科学实验和世界各国人们饮茶实践证明,茶是有丰富营养价值和保健功效的饮料,茶是当今世界人民最喜爱的饮料,21世纪是茶饮料的世纪。茶业界要向奥运会学习,要善于仿古,更要敢于创新。奥林匹克运动会起源于公元前776年的古代奥林匹亚赛,奥运会自法国人倡导复兴至2008北京奥运会共29届了,奥运会是世界上影响最深远的体育盛会。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茶、园栽茶、食用茶的国家,古代吃茶,现代改为泡饮或速溶冷饮。笔者在紫阳富硒茶开发研究中发现:紫阳茶平均含硒量为0.6530ppm(印度红茶0.046ppm,斯里兰卡红茶0.098ppm),但水溶硒仅为总硒的10%左右,为了更多地吸收利用茶叶中的硒,提高人体健康水平,提出仿古吃茶的倡议。目前茶叶超微细化技术完全可以作为仿古吃茶的创新技术,希望用奥林匹克精神,开发出运动员专用的原汁、原味、富硒保健吃茶食饮品,使茶产业和更多的茶叶消费者共同受益。

  以茶交友,以茶雅志,从中央到地方,从官场到民间已深入到了各民族的亿万民众之中。自古至今,都有人提倡以茶代酒,“颇与幽子逢,煮茶当酒饮。”“我浮碗面啜先春,何须美酒压吴姬。”“寒春客来茶当酒”,“美酒伤身一盏中,何如佳茗乐融融。”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也有一名诗“新秋松影下,半庭钟声后,清影不宜昏,聊将茶代酒。”人们从实践中认识到“酒使世界昏庸,茶让人类清醒”。

  茶是和平的使者,友好的媒介。自古以来,我国茶叶隨着丝绸之路传到欧洲、逐渐风靡全世界与丝绸、瓷器等,成为共结和平、友谊、合作的纽带。在与外国人一同"茶叙"交流中,共话友好未来时,也充分理解正如中国人喜欢茶而一些外国人喜欢啤酒一样,茶的含蓄内敛和酒的热烈奔放代表了品味生命、解读世界的两种不同方式。但是,茶和酒并不是不可兼容的,既可以酒逢知已千杯少,也可以品茶品味品人生。中国主张"和而不同",而欧盟强调"多元一体"。通过一带一路的交流和沿线各国的共同努力,促进人类各种文明之花竞相绽放。2017年,彰显民族文化以音像资料的形式在国际舞台频闪,《中国茶:东方神韵》获美国艾美奖为中国茶走向国际发出民族文化自信的信号。全球政党大会在北京召开,巧借以茶会友、品茶论道的中国传统文化,寓意中国共产党邀请世界政党共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党责任,描绘共同建设美好世界的宏伟蓝图。领导人茶叙成为高层会面的重要议式之一。

  三、传统茶德望大力弘扬

  1989年,我主持的《紫阳富硒茶品质、含硒水平与保健作用研究》(5),在北京通过了科学鉴定,鉴定认为:紫阳富硒茶是具有广阔前景的保健品,特别是对人体硒补充有益,并具有一定的防癌、抗癌、抗衰老作用,为国内首次通过审定的富硒茶,其研究成果为国内领先水平,本研究具有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为国内富硒茶开发研究开创了先例。中国微量元素与健康学会理事长,中国营养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老区建设委员会名誉会长,《中国营养丛书》主编于若木题词:“开发富硒紫阳茶为全国人民健康服务是紫阳县义不容辞的责任已已仲秋于若木。”品尝了历史名茶紫阳毛尖后,又挥笔题词“紫阳茶富硒抗癌,色香味俱佳,系茶中珍品”,"国饮新秀天然富硒紫阳茶"。习仲勋副委员长老家在陕西富平,是紫阳茶的老销区,他从小酷爱紫阳茶,品尝了历史名茶紫阳毛尖茶后,欣然题词:“健康佳品,驰誉神州”。

  硒是人体不可缺少的微量元素,是各国学术界在大力研究抗癌防衰机制的热点。紫阳县是我国少有的一个富硒地带,富硒食品可提高缺硒人群的健康水平,延长他们的寿命。紫阳茶作为硒的载体,具有许多优势,硒与茶中的有机物和蛋白质或氨基酸结合,在进入人体后吸收利用率高,且无副作用。其次,紫阳茶中除硒外,还富含锌、铜、铁、锰、氟,这些微量元素与硒协同作用,提高保健效果。紫阳茶中有各种维生素,如VC、VE、VB1、VB2、胡萝卜素,在清除自由基方面也与硒协同作用。

  茶叶中特有的茶多酚、儿茶素本身即具有抗癌、抗突变、抗氧化、抑制脂质过氧化作用,硒与茶中这些有益成分结合起作用,达到延缓人体衰老作用,使人体处于正常的健康状态,常饮富硒茶是补硒的最好途径。通过新闻媒体的宣传,紫阳富硒茶文化深入人心,紫阳富硒茶香飘海内外。

  随着茶文化活动的广泛深入开展,进一步加深了对"和敬廉健"传统茶德的认识,为进一步强化民族文化自信,以健康的姿态,大踏步步入大健康时代,特再重申,大声叫响"和敬廉健"传统茶德,大力予以弘扬。

  (一)“和”一一以和为贵,和气待人。

  “和”是儒、道、佛三教共通的哲学思想理念,不但代表天人合一的本体世界,而且代表人文环境的整体和谐,代表人性之美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氛围,以和为贵、和气待人、和气生财,取中和以待人,行中庸以理事,以“和”作为一种襟怀,一种高尚的格调,一种气度,一种境界,一种在品茗中细细体悟和表达的世界观和处世观。

  陆羽煮茶的风炉用五行生克制作,茶艺公道杯的匀汤调味,品茗的器、水、境、人等,都强调和谐、和法、和静、和美、和爱,做人以“和”相处,家和万事兴,家庭和睦,社会和谐,事业兴旺,人民安乐,其乐融融。只有明白了这些处世至理,人生才会处惊不变,荣辱不苟,生命之树就会常青。

  民间如此,政界亦同。中国人历来爱好和平,周恩来总理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典范。他一生爱好不多,唯对茶叶情有独钟,他利用茶做外交,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冰封",他高超运用中国茶道的精髓,以茶待客,使客人舒适惬意。胡锦涛在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时,在《省部级主要领导提高构建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当前,处理国际事务,突出和平与发展的主题,博得全世界人民的爱戴。在国内,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技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的政治局面,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

  2005年5月,中国国民党连战主席到大陆访问,以茶示和,在北京老舍茶馆品茶后写下了“振兴茶文化,祥和两岸情”的题词。其寓意就是企盼两岸和平,共同繁荣。

  2010年5月31日下午2时45分,在毗邻日本皇宫的新大谷饭店芙蓉厅里,当时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中日文化界知名人士座谈会。座谈会中,温家宝总理和千玄室有一段亲切而温暖的互动。满头银发的千玄室先生身着一袭灰色和服,神情飘逸。他曾先后访华100余次,开创了日本茶道界与中国友好交流的先河。他谈到了曾经与邓小平先生的会面。当他献茶之时,邓小平对他说,茶是中国的根,茶道在日本又非常盛行。茶道最重要的是和平之心。中日两国文化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希望两国珍惜这种共通的文化。温家宝听后点头说道:茶是中国的根,也是和平的象征,蚕丝也是如此。当年,徐福、郑和两位中国航海家带出去的是茶和蚕丝,传递的是和平和友谊。(6)

  习近平主席也多次与外国领导人一同"茶叙",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品茶叙谈,和国际友人一起,品茶品味品人生,促进人类文明之花竞相绽放。

  (二)“敬”一一客来敬茶,敬爱为人。

  无论是过去的以茶祭祖,或是今日的客来敬茶,都充分表明了上茶的敬意。客来敬茶,敬爱为人,以茶示礼,人敬人高,互敬互爱。古有贡茶以事君,君有赐茶以敬臣。久逢知己,敬茶洗尘,品茶叙旧,增进情谊;客人来访,初次见面,敬茶以示礼貌,以茶为媒介,边喝茶边交谈,增进相互了解;朋友相聚,以茶传情,互爱同乐,既文明又敬重,是文明敬爱之举;长辈上级来临,更以敬茶为尊重之意,祝寿贺喜,以精美的包装茶作礼品,是现代生活的高尚表现。举行茶话会,往往是大家欢聚一堂,手捧香茶,有说有笑,其乐融融;朋友,亲人见面,清茶一杯,交流情感,气氛融洽,有水乳交融之感。团体商谈,协商议事,在融洽的气氛中,往往更能促进互谅互让,有益于联合与协作,使交流交往活动更有成效。在家庭里,子媳奉茶以孝敬父母;夫妻互敬,伉俪恩爱;兄以茶友弟,弟以茶恭兄;朋友往来,敬之以茶,友谊更深。举茶为饮,合乎五伦十义:父慈、子孝、夫唱妇随、兄友、弟恭、友信、朋谊、君敬、臣忠。茶人要在敬业爱岗作好本职工作的同时,经常品茗把盏,感受茶礼,培养和提高自己的精神品位,锻炼以礼于人的行为意志,敬人爱民,助人为乐,做一名礼遇有度、尊敬别人、有爱心、献爱心、受人尊敬的时代新人。

  (三)“廉”一一廉洁奉公,反腐倡廉。

  清茶是廉洁的象征。清茶一杯,以茶代酒,是古代的廉政之举,也是现代提倡精神文明的高尚表现。永明十一年,齐武帝兼颐七月诏:“我灵上慎勿以牲为祭,唯设饼、茶饮、干饭、酒脯而已”,以帝王之尊而令其灵上仅设饼、茶之类为祭,可谓廉洁也。

  庄晚芳教授提出的中国茶德,把“廉”放在第一位,推行清廉,无私奉献,上誉德政,下名美德。出生在安徽徽州茶区的大思想家朱熹,与茶结缘,一生清廉,从小戒酒饮茶,以茶修德,以茶明伦,以茶寓理,不重虚华,崇尚廉俭,成为理学宗师。康熙、乾隆时代请三老进京品茶,敬老、清廉两相宜,“千叟宴”因此名传千古。1982年新春茶话会,人民大会堂对联为:“座上清茶依旧,国中景象常新”,?表明我国两个文明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以茶示廉在当今社会更是有着积极的意义,改革开放,社会进步,人们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综合国力逐步强大,但是一些人走上了腐化堕落、违法犯罪的道路,2001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要求:“加强理想信念和廉洁从政的教育,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廉洁自律,管好自己,管好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管好分管地区、部门和单位的党风廉政建设。大力宣传清正廉洁、克已奉公、敢于同腐败现象作斗争的党员干部的模范事迹,弘扬正气。”为构建共同富裕文明的和谐社会,全社会要齐心协力,倡廉风,戒淫奢。人们对政府、对官员的最大期望是清廉、公正。衷心希望政府强调廉政建设,提倡廉洁奉公,严格控制公费宴请,禁用名烟,少用美酒,戒烟限酒,以茶代酒,清茶一杯,多向宾客、尤其是海外贵宾推介国饮,倡导清廉节俭精神文明的社会风气!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2012年12月4日召开会议,审议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第八条明文规定:?要厉行勤俭节约,严格遵守廉洁从政有关规定。(8)

  (四)“健”一一身心保健,健康长寿。

  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以饮食为证》中写道:“中国常人所饮者为清茶,所食者为淡饭,而加以菜蔬、豆腐、此等之食料,为今卫生家所考得为最有益于养生者也。故中国穷乡僻壤之人,饮食不及酒肉者,常多上寿。”他又说:“茶为文明古国所即知己用之一种饮料,……就茶言,是为最合卫生、最优美之人类饮料!”

  如今人们深刻认识到:健康是金子,健康是快乐,健康是财富,追求健康就是追求文明进步。做21世纪的健康人必须具备:有力的心脏,聪慧的头脑,强健的体魄,充沛的精力,美好的心境,有序的生活。

  健,包括四层内容:

  1、心态健康。21世纪是一个大健康时代,人类将追求心理、生理、社会、环境的完全健康。“健”即身心健康,情绪稳定,精力旺盛,身体健康,愿人们通过饮茶健康长寿,这是当代中国茶德应该大力倡导的。

  中国正面临着第二次卫生革命的战略转折,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中国百姓,在尽情享受现代文明的时候,“文明病”即生活方式病正日益流行,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肥胖症、癌症等疾病正严重地威胁着我们的健康与生命。健康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人们对心身健康的重视标志着社会的进步,无论是人类自身的发展、自我价值的实现,还是参与社会发展和享受社会发展成果,都必须以自身健康为前提,没有健康的心身一切无从谈起,也无法实现。人们要以健康的心态饮茶,要营造健康的饮茶环境,通过饮茶给人们带来身体健康。

  2、茶叶本身是保健饮料。孙中山先生在《三民主义.?民生主义》的演讲中说:“外国人没有茶以前,他们都是喝酒,后来得了中国的茶,便喝茶来代酒,以后喝茶成习惯,茶便成了一种需要品……譬如就饮料一项说,中国人发明茶叶,至今为世界之一大需要,文明各国争用之,以茶代酒,更可免了酒患,有益于人类不少。”

  英国不产茶,但早已以爱饮茶闻名于世,时至今日茶仍然是英国的“国饮”。英国大诗人柯勒力治(1772-1834)诗曰:

  “因为有茶喝要感谢上帝!

  没有茶的世界真难以想像—让人怎么活!

  我幸而生在有了茶的世界。”

  茶叶是21世纪的健康饮料,绿茶尤其是紫阳富硒茶的抗癌保健作用已经科学试验证实,“紫阳富硒茶是具有广阔前景的保健品,特别是对人体硒补充有益,并具有一定的防癌、抗癌、抗衰老作用,为国内首次通过审定的富硒茶,其研究成果为国内领先水平,”(5)

  卫生部心血管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洪昭光教授在他的《健康快车座右铭》中指出: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是踏上健康快车的四大基石。他提出的科学合理膳食“红、黄、绿、白、黑”,其中“绿”指的就是绿茶,他肯定地说,绿茶含有多种抗氧自由基的物质,喝茶能够延年益寿,减少肿瘤,防止动脉硬化,让人们享受茶寿(108岁)的幸福。

  3、大力推广茶叶生产的全程清洁化管理。随着世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科学素质的提高,人们对食品卫生和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00年我国加入WTO,茶叶出口与国际接轨,要求更高,?2002年1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清洁化生产法》。茶叶作为一种保健品,作为国饮,更应该执行《清洁化生产法》,在茶园园地选择、茶树种植、茶叶加工、包装运输全过程中作好清洁化管理。我国广大茶区,尤其是西部欠发达茶区,山青水秀,空气清新,氧气充足,恰是一个天然氧吧,加之长期以来很少使用农药、化肥,茶叶多次检验都不存在农药残毒。据此,我们更要加倍珍惜这一天然优势资源,要充分利用法律手段,保护好环境,按国家标准,生产出更多更好的天然富硒保健茶、无公害茶、绿色食品茶、有机茶,为世界各国人民健康服务。

  4、为人类健康大力推广饮茶。据传医学专家在纽约的国际科学大会上,提出了一个健康第一的幸福快乐数字人生逻辑表述题,健康是写在数字首位的“1”,?权利、地位、金钱、爱情、亲情……均是写在“1”?之后的“0”,?“0”?越多,幸福快乐数字越大;但是如果没有首位的“1”,?再多的“0”?也等于“0”?了。茶有益于人身健康为健康饮料,是毫无疑问的。推广饮茶,应该从每个家庭开始,烟茶要分家,营造家庭无烟健康环境,一家大小健康,全家快乐,家家健康,家家快乐。茶为国饮,推广饮茶,促进国人健康。茶飘世界,让全人类健康快乐。茶馆、茶楼、茶店都要有身体健康的评茶师、茶艺师为顾客服务。

  为了提高全民族、全人类的健康水平,我衷心的希望大家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茶德,进一步叫响和敬亷健传统茶德,培养健康的品茶养身好习惯:敬茶不散烟,劝人不抽烟;敬酒不罚酒,劝喝健身酒,不喝伤身酒,允许茶代酒。生活有规律,健康伴你走。

  祝年轻人健美健壮,老年人健康长寿!(7)

  2019年元月8日于广东惠州

  【备注】

  (1)原载《茶业通报》1994年第3期;1994年8月在中国第三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上交流,并载入《农业考古》1995年第2期《法门寺唐代茶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专辑》。

  (2)见1991年在《茶叶》三期

  (3)《中国楹联报》2005年12月30日第2版刊载了在天的文章《茶味八德》

  (4)《农业考古》1999年2期)

  (5)程良斌编著《紫阳富硒茶研究与开发》陕西科技出版社2011.04出版

  (6)(据新华网)摘自《中国茶叶》2010年7期

  (7)本文部分内容曾送第十二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交流。载入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沈立江主编《茶业与民生—第十二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论文精编》186页

陈永昊 徐吉军,论宋代茶文化的历史贡献和当代价值

内容提要 宋茶文化在中华茶文化发展长河中承上启下、创新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宋代“点茶法”在中华茶饮文化中独树一帜;宋代茶制利于军备并刺激了经济的发展;茶道文化促成了中华茶文化重教崇德传统;宋代全面开启了中国茶文化研究的新局面,为后世留下了众多的茶文学艺术珍宝,成就了中国茶器具文化的美学高峰,创造了宋茶文化促进中华民族融合的奇迹。当今,我们应吸收宋茶文化中的精华,传承其优秀的文化底蕴和精神气质为当代发展所用,挖掘和创新宋茶文化“和”韵,以茶和天下的胸襟,助推社会和谐,增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扩大对外开放;挖掘和创新宋茶文化“德”韵,弘扬中华茶道文化和传统美德;挖掘和创新宋茶文化“雅”韵,共筑文化供给侧精品化和大众化共同繁荣的新格局;挖掘和创新宋茶文化“新”韵,鼓励解放思想、求真务实、创新创造。

关键词 宋茶文化 历史贡献 宋韵文化 当代价值

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秉持高度的文化自信,传承优秀的文化基因,创造强大的文化力量,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必备条件。

茶,源于中国,走向世界,为人类健康和文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博大精深的中华茶文化始终与中华文脉息息相通、休戚与共,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成为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标识。宋茶文化在中华茶文化发展长河中承上启下、创新发展,在转型繁荣中形成了独特鲜明的特色,不仅对中国后世的茶文化,而且对日本的茶道、韩国的茶礼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宋茶文化与宋韵文化气息相通,能量同向,在扬弃中挖掘和发现宋茶之韵在今天和未来发展中的宝贵价值,并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国家强盛、社会进步、文化发展和人民美好生活作出贡献,这是我们深入研究宋茶文化和宋韵文化,传其精华流韵的真正目的。

一、宋茶文化的历史贡献

唐代陆羽《茶经·六之饮》记载:“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齐有晏婴,汉有扬雄、司马相如,吴有韦曜,晋有刘琨、张载、远祖纳、谢安、左思之徒,皆饮焉。滂时浸俗,盛于国朝,两都并荆渝间,以为比屋之饮。”《旧唐书·李珏传》有“茶为食物,无异米盐”的记载,说明唐代茶于民众生活已日益重要,这与宋人所谓“百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同出一辙。至宋,饮茶之风风靡全国,连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下的民众也深受影响。在茶叶生产上,不仅技术有了很大进步,而且同其它经济作物生产一样,出现了很多专业园户,进行面向市场的商品生产和经营。其时的茶饮文化、茶器具文化、茶的文学艺术等也随之丰富和繁荣起来,并且渗透到思想学术、宗教信仰、生活生产习俗中来,从而使宋茶文化蔚为大观。故此,中华茶文化发展史上一直有“兴于唐、盛于宋”之说。(一)宋代“点茶法”在中华茶饮文化中独树一帜

人类用茶,从实用上升至文化,从吃茶开始(当食物、药物吃)进而到喝茶(当汤药、饮料喝)、品茶(当审美对象来品鉴香之美、色之美、味之美)兼顾。先秦两汉用的是“羹饮法”,即将茶饼或鲜叶捣碎后再拼入各种调料、食物,“和烹而饮之”。至唐代,“煎煮法”分流,煎煮的“羹饮”依然流行,同时煎煮的清饮开始得到重视,陆羽更是大力提倡,而百姓中直接用水冲泡茶叶的方法也开始露头。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以法令推行散茶,使散茶在众多的制茶方式中脱颖而出,从此“全叶冲泡法”成为中国茶饮方式的主流。而宋代的“点茶法”,正处于中国茶饮发展史承上启下的重要位置。

宋代“点茶法”有一套完整的程序:经碾茶、罗茶(以罗细筛)、候汤(烧煮用水)、熁盏(熏烤茶盏预热),然后点茶,宋徽宗《大观茶论》还将点茶细分为七个步骤。点茶法始于民间,是多种茶饮方法中的一支,而经蔡襄在其茶文化名著《茶录》中详加介绍之后,很快在民间广泛流传。之后,宋徽宗《大观茶论》再度详解点茶法。于是,末茶冲点饮法迅速成为宋代茶饮文化的主流,形成了中国茶艺的一大高峰。

宋人审美的精致,还进一步反映在点茶中的“分茶”技艺。唐代的“分茶”就是将煮好的茶汤让大家分而饮之,也称“均茶”。而宋代的“分茶”逐渐演化为在点茶过程中用茶匙(后用茶筅)拨弄、用汤瓶注水,形成文字和图案,犹如在茶汤上作书画,大约是宋人书画情节在茶艺上的一种延伸吧。

宋人还将“斗茶”普及开来。宋人斗茶不仅是茶叶品质的比赛,更是点茶技艺升级版的比赛。点茶是一种茶饮方式,日常在用;斗茶是点茶技艺的比拼,是游戏时或正式比赛中的“斗”,斗的是茶品、茶技和茶艺的高下。北宋陶榖《清异录》卷下记载:“近世有下汤运匕,别施妙诀,使茶纹水脉成物象者,禽兽、虫鱼、花草之属,纤巧如画,但须臾即就幻灭。此茶之变也,时人谓之‘茶百戏’。”宋代“分茶”与前代传下来的“茶百戏”之间是否存在传承创新关系,需作进一步研究,但它们确有异曲同工之妙,其赏心悦目的游艺色彩和雅俗共存的文化精神是相通的。

宋代的“点茶”“分茶”“斗茶”,是将茶饮注入精神和文化,使之实用和审美兼得的一种方式,彰显了茶艺活动的趣味性和生动性,在当时非常盛行普及,连边境内外的少数民族包括辽、金的茶饮方式都深受影响,习而用之。

宋代茶饮和茶艺之盛也促进了茶馆业之兴,这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茶馆数量大增,经营方式有了新的突破,灵活多变,出现了一窟鬼茶坊、花茶坊、水茶坊、蹴踘茶坊等不同形式的茶坊,歌女献茶成为茶肆的行规。为了赢得丰厚的商业利润,甚至有专供仕女夜游吃茶的地方,提茶瓶者还主动送茶上门服务,有的还引入歌卖以招徕顾客。他们通过专业化分工提高服务和管理水平,通过热情周到、细致入微的服务留住客人, 通过行会组织实现茶馆的规范化管理。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时开封城内的闹市和居民聚集之处,各类茶坊鳞次栉比。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也表现了北宋东京茶楼林立、酒肆繁多的市民生活图景。而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城内茶肆,“四时卖奇茶异汤,冬月添卖七宝擂茶、馓子、葱茶,或卖盐豉汤,暑天添卖雪泡梅花酒,或缩脾饮暑药之属。向绍兴年间,卖梅花酒之肆,以鼓乐吹《梅花引》曲破卖之,用银盂杓盏子,亦如酒肆论一角二角”。二是注重茶馆硬件设施的建设,装饰颇为精致典雅,并对饮茶环境的雅静有着非常高的要求。“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店面。”“今之茶肆,列花架,安顿奇松异桧等物于其上,装饰店面,敲打响盏歌卖,止用瓷盏漆托供卖,则无银盂物也”,烘托出茶馆的艺术氛围。三是宋代茶肆的功能远比现在丰富,其时茶馆的功能主要有三种:(1)人们品茶、斗茶等茶事活动的重要场地;(2)除了作为行业聚会场所外,还是三教九流聚集之所,是人们在此沟通信息的交流空间和社交场所;(3)听书、看戏、放松、休憩的休闲娱乐空间和教坊习艺场所,例如“中瓦内王妈妈家茶肆名一窟鬼茶坊”“保佑坊被朱骷髅茶坊”,这“一窟鬼”“朱骷髅”就是说书人经常使用的神魔鬼怪的话题题目,并结合题目组织相应说书活动,由此可以想象这些茶肆兼有听书的特色。由此可见,宋代是中国茶馆文化的定型期,自此以后中国茶馆文化便具有了市民性质,成为大众性、娱乐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结合体,其风貌和传统一直影响到现在。

(二)宋代茶制利于军备并刺激了经济文化的发展茶叶在中国古代除了是上到皇亲国戚下到寻常百姓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外,还是茶区百姓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同时也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茶叶又是重要的军需物资、茶马互市的要素,在一些特殊时期还是朝廷和平外交的纳贡物品,因此历朝历代都很重视用法令、政策对茶叶生产和流通进行严格管控。宋朝从开国之初就高度重视通过建章立制加强对茶叶的控制,其中最重要的是垄断茶利的榷茶制度和保证皇亲国戚、大小官员享用或赏赐优质茶品的贡茶制度,使得宋代产茶从质量到数量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另外,茶马互市也有一整套法规制度,对自己是易马以充军备、生产之用,对外则希望起到削弱敌方军力的作用。甚至宋仁宗时期西夏对宋发难时,使西夏“饮无茶”也成为停战议和的重要原因之一。榷茶、贡茶、茶马互市等茶制是为了加强朝廷的政治集权、经济控制,对茶农、茶商都是加重了盘剥,但客观上也起到提升茶叶品质、刺激茶叶生产的作用,而且在文化上由于上之所重,刺激了皇亲国戚、文武官员对茶文化的消费,一方面对茶艺乐此不疲,另一方面创作了大量的诗词书画,对宋代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有促进作用。

(三)宋代茶道文化促成了中华茶文化重教崇德传统

“茶道”用语始于与陆羽亦师亦友的诗僧皎然,而具有哲学意义的茶道思想体系的形成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中国茶道以茶的物质生产和生活为基础,进而上升为文化的、社会意识的方方面面,如科学技术、文学艺术、道德伦理、教育、宗教、民俗、民间信仰等,再进一步就概括化、抽象化上升为“道”,也就是哲学层面了。“天人合一”看茶也好,“精行俭德”看茶也好,都是中华茶道茶哲学的内容。

哲学是文化的核心和思想基础。中国古代哲学最发达的部分是人生哲学,伦理学和思辨学又是其中的重点。儒家的重心几乎都放在伦理上,思辨也多是对伦理的思辨,家国治理用的理论和方式也是伦理的底子,再以思辨阐释。道家的重心放在对生命思辨上。至于中国化的佛家,将人生和伦理放大到众生、放大到“三生”(前生、今生、来生),再用思辨驾驭。宋朝统治者喜作多元融合工作,文化树儒学领导地位,同时力纳佛道于一体。宋代茶文化在思想观念上同样受其深刻的影响,赋茶以德喻人德,赋茶以性喻人性,以茶的生命过程比喻人生,而诠释“德”“性”“人生”的重点仍是伦理内容,而且常常将佛道思想融合其中。这在宋代的文人士大夫乃至皇帝的茶文化思想上得到充分体现。

宋代文人将茶比作高雅正直的君子,将佳茗比作如花似玉的美人。而北宋强至更是首倡“茶德”,针对当时“茶生天地间,建溪独为首。南土众富儿,一饼千金售。公立须南官,好居众富右。俸钱未到门,已入园夫手。买藏惟恐迟,秘之逾琼玖”的奢靡现象,他感叹道:“茶品众所知,茶德予能剖。烹须清泠泉,性若不容垢。”说的虽是茶品、茶德、茶性,实际上指的是人品、人德、人性,其末句得出结论说:“古若有此茶,商纣不酣酒。”把茶上升到天人合一的高度,上升到品德品性的高度,上升到治国政德的高度,将茶和人生哲学、道德伦理结合起来,将饮茶、品茶融入到儒家思想中去,赋茶以教化功能,这在宋代是极具代表性的。还有一个典型的例证,那就是司马光与苏轼两位大师对茶与墨两种本不相关的物质进行了一场充满智慧的对话,将茶茗哲理化、人格化,这就是中国茶文化史上一个著名的典故“茶墨论”,深深拓展了两物的哲理境界,其别开洞天的哲理观照,深刻地反映出宋代茶道与人道的高度统一。

同时饮茶、品茶、玩茶毕竟也是放松身心、愉悦神志的事情,于是“不如仙山一啜好,泠然便欲乘风飞”,“悠然淡忘归,于兹得解脱”,又是一种超脱尘世、心归自然的道家态度了。而“夜啜晓饮俱绝品,心源何处著尘埃”,已是禅意浓浓了。宋徽宗尊信道教,大建宫观,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在《大观茶论》序言中表达他的茶思想的内核是“至若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冲淡简洁,韵高致静,则非遑遽之时可得而好尚矣。”提倡品茶的精神境界为“清、和、淡、洁,韵高致静”,俨然是以一种道家态度来看待中国茶道的基本精神。这种思想,用于识茶自然不错,用于治国便显消极,已经游离儒家轨道了。

中国茶文化饱含儒家思想内涵自不必说,也在与佛教、道教乃至民间信仰中的密切关系中汲取了大量营养。在宋代,佛道多居好山好水好茶之处,僧人、道士在寺观周围种茶,一可供奉于佛神之前,二可醒脑以事佛道,三可招待僧俗访客,四可打理寺观经济,将富余的茶换取庙观之资。许多地方名茶由此产出,杭州、越州、湖州、建州、岳州、泉州、瑞州、池州都有佛寺名茶受到时人追捧。武夷冲佑观是南宋名道观,培育制作武夷茶,终成气象。僧道出家人在传教之外,又往往成为茶艺茶道的传习人。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第二次任职杭州时去游西湖寿星寺,“妙于茶事”的老友南屏谦师,特意从南屏山赶去为他设茶。他再次目睹谦师炉火纯青的点茶技艺,品味了回味无穷的茶汤,写下《送南屏谦师》诗:“道人晓出南屏山,来试点茶三昧手。忽惊午盏兔毛斑,打作春瓮鹅儿酒。天台乳花世不见,玉川风腋今安有?先生有意续《茶经》,会使老谦名不朽。”吴则礼《同李汉臣赋陈道人茶匕诗》记录了北宋宣和年间已盛行用茶筅点茶,但陈姓道人仍用茶匙点茶,吴则礼由衷赞叹其高超的茶艺:“诸方妙手嗟谁何,旧闻江东卜头陁。即今世上称绝伦,只数钱塘陈道人。宣和日试龙焙香,独以胜韵媚君王。平生底处虀盐眼,饱识斓斑翰林碗。腐儒惯烧折脚铛,两耳要听苍蝇声。苦遭汤饼作魔事,坐睡只教渠唤醒。岂如公子不论价,千金争买都堂胯。心知二叟操钤锤,种种幻出真瑰奇。何当为我调云腴,豆饭藜羮与扫除。个中风味玉高彻,问取老师三昧舌。”

在宋代,茶不仅成为寺观供品和僧道生活的一部分,而且会成为佛道传教的媒介,佛教会举办助缘传道的“茶汤会”,道教会利用茶馆茶肆作为显现神迹的场所,僧人道人也常借茶会茶叙与文人士大夫交往。特别是佛教,“茶禅一味”成为传统,不仅有赵州从谂禅师“吃茶去”的法门,有的还列入宗门规式,如写入丛林制度的《百丈清规》。

受到茶道文化融入儒释道和民间信仰的思想内容,不仅对茶文化推广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茶道在宋王朝的建立,奠定茶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不可替代的独特地位。至明清时期,宋代这种融入世间生活、赋予世俗以形而上意义的茶饮和茶文化精神真正走向了市民社会。

(四)宋代全面开启了中国茶文化研究的新局面

中国茶文化成“学”,自唐代陆羽《茶经》始。《茶经》是茶学著作,也是茶文化著作,也可以看作茶教育著作,从茶的产地到茶的生产、效用、品饮、器具,再到茶的史料、当时的茶叶地理等等,收集、阐释之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开启了系统研究茶学和茶文化的先河,不愧为开山经典。至宋代,著茶书之风愈盛,远超唐代(12种,完整传世4种;宋代30部,完整传世11部)。究其主要原因,一是由于茶叶生产、消费大增,产区已近70郡,国家重视、管理程度加大,研究、推广著述自然大增;二是由于宋代农业的专业种植和商品化程度大为提高,农学随之发达,也刺激和带动了茶学的繁荣;三是上层示范带动,宋徽宗赵佶成了古今中外唯一一位对饮茶著书立说的皇帝。“上之所好,下必从之。”一大批高官重臣不仅嗜茶,而且带头著书立说,如丁谓《北苑茶录》、蔡襄《茶录》、沈括《本朝茶法》、宋子安《东溪试茶录》、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赵汝砺《北苑别录》、黄儒《品茶要录》、刘异《北苑拾遗》、吕惠卿《建安茶记》、唐庚《斗茶记》、叶清臣《述煮茶小品》、佚名撰《北苑煎茶法》、章炳文《壑源茶录》、审安老人《茶具图赞》等。无疑,这些文人士大夫对茶文化的传承发展和解读,自然会给茶注入他们的审美理念,使茶的文化形象日益提升,丰富了茶的精神内涵,提升了茶的文化高度,并引导了社会风尚,深刻影响着后世茶文化的发展。

宋代茶和茶文化研究在中国茶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如《东溪试茶录》在我国茶叶史上第一次对北苑茶树进行了科学的、详细的分类,有白叶茶、甘叶茶、早茶、细茶、糟茶、晚茶、丛茶7个品种,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由三司使林特、李溥、刘承珪等编纂的《茶法条贯》,选录宋初以来有关茶叶诏令297篇,是中国最早一部成典茶法。《政和茶法》是我国乃至世界茶文化史上完整保存下来的最早一部茶政法典。绍兴二十年(1115年)韩仲通等主编的《绍兴茶法》,是一部集大成的旷世茶法大典,全书105卷,汇编有关法律条文共3500件。

皇帝和文人士大夫带头撰写茶书有力地推动了茶生产的发展、茶生活的普及和茶文化地位的提高,不仅利在当时,而且极大地影响了后世。这些茶书保存了宋代点茶分茶技艺和北苑贡茶生产工艺这样当时独有的极其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后世的活态保护和重现提供了详尽的资料和依据。开启了茶制茶法类著作进入茶文化领域的大门,拓宽了茶文化研究领域,为后世茶制茶法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和资料的参考。宋代茶书保持多元、严谨、精细的文化特点,重独创,自成体例,不袭唐人,也不循时人;重“入世”,不脱离社会坐而论道而是将茶文化与社会文化互为参照,紧密结合,所呈现的学术独立和联系实际的精神为后世所景仰。

(五)中国茶文化的宋代审美为后世留下了众多的文学艺术珍宝宋代是茶文化非常繁荣的时代。在这一时期,文人士大夫们不仅主持茶业生产,为茶著书立说,而且热衷茶饮,精研茶艺,讴歌茶文化,写下了无数关于茶文化的文学作品,尤其是众多脍炙人口的诗词篇章,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茶文化艺术瑰宝。钱时霖等《历代茶诗集成》共收录宋代茶诗5297首(唐代茶诗665首);现存茶词始见于苏轼,此后有黄庭坚、舒亶、秦观、毛滂、周紫芝、赵鼎、张孝祥、吴文英、张炎等70余位词人都曾作有茶词,共计514首。这些诗词题材广泛,涵盖了几乎所有的茶文化内容;名家众多,大多数诗词名家都写过茶诗词。因茶具有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属性和“天人合一”内在联系,所以往往成为宋代诗词中的文化意象,以茶论人说事况物释典,无所不至。宋代的茶生产、茶生活、茶事、茶艺、茶会具有历史独特性,欧阳修《尝新茶呈圣俞》《双井茶》、范仲淹《武夷茶歌》、王安石《寄茶与和甫》、丁谓《北苑焙新茶》、林逋《烹北苑茶有怀》、王禹偁《龙凤茶》、苏轼《汲江煎茶》《和钱安道寄惠建茶》《西江月·龙焙》、黄庭坚《品令·咏茶》《煎茶赋》、蔡襄《即惠山煮茶》、秦观《茶》《满庭芳·茶词》、梅尧臣《南有佳茗赋》《闻进士贩茶》、吴文英《水龙吟·惠山酌泉》、杨万里《澹庵坐上观显上人分茶》、陆游《听雪为客置茶果》、刘过《临江仙·茶词》等茶诗词歌赋则生动地记录了这些饱含丰富、珍贵的文化遗产。有学者认为,“较唐代而言,宋代茶文学在体裁上有所出新,在内容上更为丰富,在内涵上有所发展。”“文人士大夫们将茶提炼为一种高蹈脱俗的诗学意象,用茶来抒发政治理念以及对社稷苍生的关切与闵怀,在煮茶品茗的雅致之境中修身养性、锻铸灵魂,超越生存的困境与悲哀。中国传统‘士’的精神在宋代茶诗中得以彰显和进一步升华。”由此我们可以说,唐五代是中国茶文学的兴盛时期,而宋代则是中国茶文学的巅峰时期。宋代书画艺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大家辈出,茶文化同样成为书画家们笔下生辉的对象。北宋书坛四大家蔡襄、苏轼、米芾、黄庭坚都有茶书法杰作;南宋陆游以诗名著称,兼工行草,嗜茶如命,“水品茶经常在手,前身疑是竟陵翁”。宋代将茶饮上升到品赏文创的层面,点茶、分茶、斗茶之风盛行。一些宋代著名书画家都留下了珍贵的茶书画名作,流传至今的茶事书法、绘画珍品就有蔡襄楷书《茶录》《精茶帖》、苏轼行书《啜茶茗》、苏过行书《建茗帖》、黄庭坚《奉同公择尚书咏茶碾煎啜三首》、宋徽宗赵佶《文会图》、刘松年《卢仝烹茶图》《撵茶图》《斗茶图》《茗园赌市图》,以及宋元之交钱选《卢仝煮茶图》《品茶图》,这些都是我国茶文化的重要艺术品。宋代壁画墓中也有不少表现茶题材的生活图景,内容主要可以分为茶具、备茶、奉茶、宴饮和祭祀供奉五类。有学者认为,“在宋代之前,古人在绘画过程中对茶文化的引入较少,没有确切的体现出茶文化的意义以及情感,而宋代则是在这一基础上,很大程度地将茶画进行了翻天覆地的创新。他们在绘画的过程中,以茶香、茶桌、饮茶器具等相关物品作为整幅画的绘画主题,而之所以茶文化能在宋代的绘画领域中如此盛行,这与宋代君王对茶文化的重视程度与喜爱程度是分不开的关系。”另外,在宋代小说、戏曲、民间故事和谚语中都有茶文化的身影出现,无茶则无文,成为宋代茶文化的一个奇观。

宋 刘松年《撵茶图》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六)宋代瓷韵成就了中国茶器具文化的美学高峰

茶器具因茶的生产、饮用而生。最早记录茶具的文献是西汉王褒的《僮约》,“武阳买荼”“烹荼尽具”短短8个字,却在茶的文献史上珍贵无比,因为这是中国也是世界最早书面记录茶叶买卖和专门茶具的茶文化文献,说明至少在西汉时期茶饮已成风尚、茶器具已从其它共饮器中分离出来了。至唐代,茶器具已经相当完备,陆羽将之划分为两大类:一是具,是茶叶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工具;二是器,是用茶所需的各种器具。后代讲茶器具,因生产用具太庞杂(特别用机器生产之后),已经不含在内了,讨论茶器具基本是在狭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又因为茶饮文化包括茶艺的内涵有很大的发展,所以茶器具已由茶壶、茶盏(杯)、茶桌(台)扩展到配合茶饮茶艺的花器、香器、水器、茶宠、布景(摆件、挂件等),成为一个非常丰富多元的体系了。

至宋代,茶器具的发展成为宋代茶文化的重要部分。朱弁《曲洧旧闻》说当时茶具“精丽极世间之工巧,而心犹未厌”。特别是因瓷器技艺高超、审美高雅而誉满天下,故也被称为“瓷的时代”。宋代对文化的推崇和工艺美术极致的要求,催生了瓷器的繁荣,而瓷器中的茶器又因茶饮的普及和茶文化的风行,反过来也促进了瓷器生产和美学的提升。宋瓷窑口数量多、分布广,先后以八大窑系为代表,北方四大窑系定窑、钧窑、磁州窑、耀州窑,各呈其妙;南方四大窑系越窑、建窑、龙泉窑、景德镇窑,各领风骚。未列入八大窑系的北方汝窑和南方吉州窑其实并不逊色,汝窑采定窑印花、越窑釉色之长,力拔头筹,后跃居五大名窑之首;吉州窑有玳瑁纹、剪纸纹、鹧鸪斑等显赫名品,最神奇的是将树叶与瓷釉融合烧制,高温后叶脉清晰完整,如在枝头。总之,宋代瓷窑烧造的茶盏造型各异,刻花印花,争奇斗胜,都体现出茶文化对茶具穷极工巧的要求,具有极其高雅的美学韵味和艺术享受,是中国瓷器史上实用与审美完美结合的典范。

文化消费和艺术审美永远呈现的是高端引领。在宋代,茶,培植了“上品茶”观念;器,保证皇宫需求的“官窑”和满足社会需求的“民窑”(精品也有进贡的),既各守其责,又相互辉映,共同成就了宋代茶文化、茶器具文化的繁荣和美丽。宋以前没有官窑,只有贡品。宋朝最初进贡的是定窑精品,后嫌“芒口”(口沿无釉露芒)而改用汝窑,还有景德镇的青白瓷,其它越窑、耀州窑、龙泉窑(最著名的是哥窑、弟窑)等也都有精品进贡。到北宋末年,宋徽宗干脆自己建窑烧制,这才有了名副其实的皇家窑口——官窑,产品身份也同其它贡品有了区别。

瓷器至唐代,南青北白;至宋,青愈青,白愈白,产地已不分南北。但忽然杀出黑马,黑釉大行其道。究其根本,还是茶局搅动了瓷局,黑釉茶盏的好处一是迎合了点茶、分茶、斗茶意趣,盏釉之黑充分衬出茶沫之白,更能凸显白沫上巧做的图文;好处之二是其粗厚,点茶之前有道工序叫“熁盏”,就是通过熏烤给茶盏预热,粗厚就有了保持温度的优势。最热门的是建盏,皇帝喜欢,大臣追随,民间热捧,成为中国瓷器史上的一朵奇葩。其实,南方的吉州窑、北方的耀州窑、磁州窑也都有黑釉茶器生产,也颇受时人欢迎。宋代海外贸易兴起,也进一步刺激了瓷器生产。宋瓷茶器具形制和釉色之美,深受当时日本、高丽的喜爱,对日本茶道、高丽茶礼和所用茶器具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宋代的审美既是精致的也是多元的。其它材质的茶器具也在宋代流行,如陶、木、竹、铜、金银、琉璃、玉石、玛瑙等等,或承继前朝,或变化创新,发挥各自的实用和审美功能,但在宋朝这样的“瓷的时代”都无法成为主流,只能起到众星拱月的作用。

(七)宋茶文化创造了促进中华民族融合的奇迹

宋代是多民族政权对峙并立的时代,北方先后面临辽金之困,西面受西夏之扰,但一面是交手交锋,一面是交流交融,加上南方大理一直与宋朝和平相处,所以宋代又是一个进一步向中华民族大融合发展的准备阶段。茶在多民族交流交融中发挥了特殊的、政治和军事不能取代的重要作用。

宋代茶叶贸易的边境市场,是中华民族茶文化交流交融的重要通道。茶马互市满足了宋朝强军备马之需,也满足了边境少数民族的茶叶需求,中间虽有因官吏腐败引发过一些矛盾,但总体上取得了减少战争、发展经济和保持边疆和平的成效。发挥同样作用的还另有榷场互市,也是官府主导的茶叶与民族地区的互补性商品贸易,受到各方重视。总之,从政治方面来说,通过茶马贸易,既能增进汉族与游牧区少数民族之间的相互团结,又能推动畜牧业及茶叶的进一步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对于此后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也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辽宋两国共存165年,相互间的关系以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澶渊之盟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时和时战,后期基本和平相处。辽人特别喜爱茶叶,在两国关系好时,榷场开放,茶的出口量和利润都很高;交恶时榷场关闭,走私不停;官方和民间来往也有数量不少的赏赐、馈赠;无论何时,茶都是主角。茶对于联系辽宋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和民族融合都起到了桥梁作用。

茶在宋夏关系中也起到重要作用。茶叶逐渐深入夏人生活,以至到了“惟茶最为所欲之物”的地步。两方时战时和,茶叶都是重要原因。

金在灭辽和北宋之后迅速汉化,榷场贸易和场外走私都曾早严苛管控,但战火和严法都阻挡不了茶叶流通,因为金朝已是汉人大半,无论是汉人,还是女真人、契丹人等,茶都已经融入到他们的生活生命之中了。

宋朝建立后,南方的大理国可能不像北方的辽夏金一样常因恶劣气候的威胁和生活物资的匮乏而南下攻战抢掠,加上文化渐变的原因,不再像唐代南诏那样对中原虎视眈眈,而是一直采取与宋交好的政策,两国积极开设茶马互市,民间贸易和文化交流也一直保持和平稳定的状态,茶依然是两方友好往来、民族融合的重要使者。

(八)宋茶文化的海外传播深刻影响了世界

宋代因为在陆地上受到外族的包围,对外贸易由陆路为主转为海路为主,除了官方鼓励海外贸易以外,造船业、丝织业、瓷业、茶业等都很发达繁荣,也为海外贸易创造了条件。中外茶叶贸易和茶文化交流的足迹,遍及东亚、东南亚,甚至远及中东、西北非。

茶文化向日本的传播从唐代已经开始。日本至今仍将留存于本国各个时期的中国古代文物统称为“唐物”。但独具特点的日本茶道,却主要是受宋代茶文化的影响(包括茶饮方式和茶器具)再加上自身发展而逐步形成的。比如日本的荣西在1168年和1187年两度到天台、庆元府(今宁波)、临安(今杭州)等地的寺庙学习佛学,回国时将宋代盛行的点茶法以及茶籽带回日本,还写了一部《吃茶养生记》,大大推动了日本的饮茶之风。日本禅僧从径山引入日本的不仅是禅宗的临济宗杨岐派的禅法,还有对日本产生深远影响的茶道。前有日僧圆尔辩圆(1202—1280)初上径山拜谒时,不仅从无准师范(1178—1249)那里学习了佛法,还把径山寺茶宴带回去成为日本始祖。后来虚堂智愚(1185—1269)更是禅茶一味,为日僧南浦绍明(1235—1308)传授了中国的茶叶种植、炒制、烹煮和品茶问禅等法,成为日本最有影响的禅宗大师。南浦绍明于1259年到杭州净慈寺、径山万寿寺学佛,带回《禅苑清规》等中国典籍和数件中国茶器具,将中国佛门茶礼引入日本,对日本寺院茶礼产生很大影响;带回国的7部茶典中有一部刘元甫著的《茶堂清规》,其中的“和、敬、清、寂”的茶道宗旨对日本后来形成的茶道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宋朝和高丽国之间茶文化的传播交流除受契丹干扰中断40年以外,均保持较为经常的关系。高丽虽也产茶,但高丽国人更喜欢宋茶。北宋宣和六年(1124年),朝廷派徐竞出使高丽,徐竞细心观察高丽的山川形势、民情风俗和典章制度,以及接待仪礼、往来通道等,写出了《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一书,从其中记录的高丽国点茶法和茶礼、茶俗以及茶器具等,都可以看出高丽的茶文化深受宋茶文化的影响,“(高丽)土产茶味苦涩,不可入口,惟贵中国腊茶并龙凤赐团。自赐赍之外,商贾亦通贩,故迩来颇喜饮茶。益治茶具,金花鸟盏、翡色小瓯、银炉汤鼎,皆窃效中国制度。”正如高丽太祖《训要》第四条所称:“惟我东方,旧慕唐风,文物礼乐,悉遵其制。”这里的“唐风”和日本一样,并非专指唐代风物,仍是对中国风的通称。

二、从宋茶文化看宋韵文化的当代价值

宋茶文化为我们留下了久远的茶香、悠长的文韵,也赋予我们挖掘遗珍、保护遗产的责任,同时还激发我们对其当代流韵、当代价值的深入思考。

当代中国正重振大国雄风,傲立于世界之林,意气风发地从全面小康社会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目标迈进。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生长在封建社会转型时代的宋茶文化创造了流芳百世的辉煌,也铭刻了不幸历史的局限。如何在扬弃中吸收其精华、传承其优秀的文化底蕴和精神气质,让这样的宋韵文化为当代发展所用,我们在这里作些初步的探索。

(一)挖掘和创新宋茶文化“和”韵,以茶和天下的胸襟,助推社会和谐,增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扩大对外开放。

“和”向来被视为修身齐家治国的核心准则,内心和善、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国家和平、世界和而不同,内涵极其丰厚。宋代重文重和,注意吸纳包容,具有强烈的集大成意识,无论是总结前人文物典章制度,还是系统整理本朝史实文献,或是编修各种规范“法式”,无不如此。宋代文化最重要的标志是新儒学的建构,特别是其中的理学成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最为精致完备的思想理论体系。宋代树立儒学中心地位,但不排斥佛道,尽量融合吸纳,使儒学具有更广泛的思想和受众基础,使精致细腻的士大夫生活和文化同新兴的具有野俗活力的市民阶层生活和文化相安并存,有利于社会安定和谐。

在大中华版图上,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宋结束了“五代十国”之乱,实现了国家基本的统一和安定,然而又未能完全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疆问题,与辽、西夏、金少数民族政权先后并立而存,实行的政策是以和为主、和平为先,虽有交锋,更有交流交融,为后来的大一统中国打下了过渡性的基础,其功不可小觑。特别是在这一时期,宋朝虽然在地理版图上缩小了,但在文化文明版图上却极大地扩展,不仅影响了并存的辽、西夏、金、元诸民族的文化文明发展,也深刻影响到朝鲜、韩国和日本。在茶越来越多地成为边疆各民族以及周边国家共同需要的背景下,茶和茶文化对于多民族的交流交融,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包括在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中,茶相对于丝绸与瓷器后来居上,自宋开始的海上茶、丝、瓷同行之路,极大地影响了世界,也同时反哺了自己。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弘扬茶和天下精神,借鉴宋茶“走出去”的经验,对于我们强化华夏文化认同,增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扩大对外开放,走好“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丰富的思想营养价值和深刻的历史经验参照。

以外交为例。习近平主席善于将茶文化应用于国际邦交,不仅在访问俄罗斯、法国、比利时、巴西、斯里兰卡、印度、英国等国家时以茶文化巧说外交关系,还开辟了茶叙外交的新境界,用茶叙方式会晤外国重要领导人,充分展示了协和万邦的胸襟、以和而不同理念构建世界命运共同体的担当,有力地推进了和平外交的进程。

以民族大团结为例。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儿女,虽然文化习俗和生活习惯各显特色,但饮茶用茶成为同根同脉的一大标识,自古亦然。特别至当代,汉茶边(边疆少数民族)饮、边茶(黑茶)汉饮情况已很普遍,以茶文化的交流交融促进民族文化的交流交融,增进民族大团结,茶文化能够彰显出它独特的魅力和功能。

(二)挖掘和创新宋茶文化“德”韵,弘扬中华茶道文化和传统美德。

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经验,也是时代赠予我们的警语。宋代重文治的突出表现是极重“德治”,虽有用“存天理,灭人伦”“三纲五常”等思想理论培植封建顺民的消极作用,但也有激励爱国情怀、民族气节,尊崇德行修养的积极作用。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岳飞的“精忠报国”、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都是宋人心中的丰碑。宋茶文化也深受影响。中华茶道至宋,形成了浓厚的人格化特点,将唐代陆羽“精行俭德”思想进一步发扬光大,强调茶文化的教化作用,大讲茶品、茶德、茶性,实指人品、人德、人性,德行不佳,休言其他,连茶也是不配喝的。在宋代的传统礼仪和民俗习俗中也融入了大量的茶文化内容,宾主设礼,非茶不交。人们注重以茶待客、以茶赠友、以茶孝亲,这些都是以敬茶之礼,扬天人之德,彰心灵之美。今天,当建设美丽中国、追求美好生活成为新时代主题的时候,相遇茶和茶生活的美好,如何从宋茶文化中提炼出“德韵”精华,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为树人立国而凝神铸魂,其作用和意义,不可低估!

茶文化至当代,继承了重德崇教的优秀传统,既发挥茶助身体健康的作用,又强调茶文化的育人育德作用。比如,从茶的干净清爽的自然品性,延伸到茶饮、茶艺的清雅、清和标准,再上升到茶道层面的清静、清心、清平等生活态度和清白、清正、清廉等道德要求。从源于茶的“天人合一”本性而延伸到茶的礼敬功能,进而表现对自然、天道(规律)的敬畏之心,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良性循环的追求向往,又从敬茶等茶生活出发,来表现互敬和谐的人际关系。浙江各地广泛开展并走向全国的茶文化“五进(进机关、学校、企业、社区、家庭)”活动,在科学传播健康饮茶知识的同时,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各有侧重地培德育人。茶文化进机关,彰显的是淡泊明志、清白做人、干净干事的特色,鼓励的是扬清弃浊、勤政廉洁的风气,培养的是敬畏人民、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道德情操;茶文化进学校,与“育人为本,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相契合,把茶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引导师生以茶文化的礼敬、和美内容,培养尊师爱生、尚德尚美、追求真善美的道德修养;茶文化进企业,可以传播“茶道”“商道”皆以“和”为文化理念,讲求诚信、和气、互惠,结合现代企业文化建设,呈现德行天下、义利并重的风貌,培植诚实守信、爱岗敬业的风气;茶文化进社区,可以结合和谐社区建设,彰显“和美心灵”“和谐社区”特色,密切邻里关系,促进人际交流,增强社区居民的凝聚力和归属感,营造相知、相助、团结、文明、和睦的社会关系;茶文化进家庭,以健康生活促进家庭和美,以礼敬文化促进家庭和睦,特别是让孩子从小就会喝茶、会泡茶、会用茶礼敬长辈,对他们一生的修身养性、涵养君子之风大有裨益。

(三)挖掘和创新宋茶文化“雅”韵,共筑文化供给侧精品化和大众化共同繁荣的新格局。“雅”是文化产品的根本性标准之一,既要求“雅趣”充盈,也应该“雅量”满满。“雅趣”即高雅趣味,对立面是低俗趣味,与形式有关但绝非等同,决定性的仍然是“内容为王”。比如,在文学作品中,“雅词”也可以暴露出低级趣味,“俗词”也可以表现高雅情操,绘画、雕塑、音舞、工艺等等,皆是如此。“雅量”则是宽容、包容文化产品的多样性,鼓励创新。文化产品供给既要有促进提高的任务,也要有促进普及的任务;既需要“阳春白雪”,又需要“下里巴人”。在宋代,茶品、茶饮、茶器具、茶文艺都呈现了精致化和大众化并行不悖、相辅相成、辉映成趣的局面。龙团凤饼和蒸青散茶同行,上层引领风气和大众饮用方便相结合;点茶、分茶、斗茶互动,饮茶、玩茶、赏茶结合;茶器具五大名窑贡品和南北上千窑口并肩,官窑和民窑相结合;茶文学艺术和茶民俗习俗互补,雅文化和俗文化相结合;这些都有效地加快了茶和茶文化的普及,共同把宋代茶文化推向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巅峰时代。今天,中国社会已进入全面小康,正在向全面现代化阔步前进,在人们物质生活有了极大进步的时候,精神生活的满足和提高显得尤为紧迫,从宋茶文化的文韵、艺韵、器韵等中提炼出“雅韵”,并以“雅量”带动“雅趣”,以“雅趣”成全“雅量”,如是,才能为大众提供更多更好的“有营养长精神”的文化精品,更多更好地促进文化建设,共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汇时代精神去创造当代文化的新优势。

(四)挖掘和创新宋茶文化“新”韵,鼓励解放思想、求真务实、创新创造。

伴随着时代转型和内忧外患,宋代前中期在革故鼎新中求立足图发展的特点十分鲜明,在政治制度、思想学术、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社会风俗等方面都有突出的创新举措和成果。特别是在科学技术上,中国闻名世界的四大发明中宋代占其三,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在宋代几乎都留下了重大的创新成果。宋代茶文化同出一辙。制茶上,从唐代的蒸青团茶发展到更为精致的压制花纹的龙凤团茶,成为后世砖茶、饼茶的始源;同时又发展出蒸青散茶,黄茶、黑茶也开始萌芽,这些都成为后代茶叶生产、消费多样化的先声。皇宫豪门追龙团凤饼,寻常百姓享散茶粗茶,创新包容,各得其所。在茶制茶法上,宋代承继前朝榷茶、贡茶,但制度设计更为精细,在加重盘剥的同时也刺激了茶叶和茶文化的生产和消费。在茶饮茶艺上,创造了“末茶”“点茶”“分茶”等独特精致的茶饮方式和审美情趣,大幅度促进了茶文化深入社会、走向民间。当代中国末茶以生态要求和资源充分利用为背景出现复兴之势,受到市场欢迎,堪称宋茶文化遗产的弘扬。在茶具上,开启了茶器具专门化生产的时代,像汤瓶、茶筅、建盏、木漆盏托等新的专用茶器具的出现,引领了茶器具生产专门化的历史潮流。在茶文学艺术上,茶诗词散文面貌一新,对当时和后世茶文化深入人心产生了巨大影响。宋代各方面的创新还带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重创新的实用性。无论是思想学术、经济制度,还是科学技术、生活方式,创新的目的是经世致用,在茶叶生产、茶饮方式、茶叶贸易、茶制茶法等方面,莫不如此。宋代兴盛时期正是其创新力迸发的时期,随着王朝日趋腐败,社会创新能力被消磨殆尽,宋王朝也随之走向了衰亡。今天,当我们认识到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国家兴旺的不竭动力的时候,我们应如何秉持文化自信,最大限度地激发全社会的解放思想、创新创造的精神,为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大而持久的活力和推动力,宋代和宋茶文化的经验教训都是值得深思、值得下一番扬弃的功夫而为当代所用的。比如,在国家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时,茶界积极响应,一方面深入茶叶做精茶叶,一方面跳出茶叶做大做强茶业,创新业态,拉长产业链,跨界发展,从传统的小“六茶共舞”(六大类茶),从传统的喝茶,创造出饮(料)茶、食茶、用茶(茶的生化产品)、玩茶(文创旅游休闲等)、事茶(各类茶事活动)的大“六茶共舞”来,共同为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作出茶文化的贡献。去年3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武夷山燕子窠生态茶园,嘱咐大家“要统筹做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这篇大文章,坚持绿色发展方向,强化品牌意识,优化营销流通环境,打牢乡村振兴的产业基础”。“三茶”统筹是非常重要的理念创新,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在茶产业发展上的具体运用。统筹就是强化集成意识,发挥整体效益,针对的是各自为政、分散主义。一方面,茶文化引领、推动茶科技,一起为茶产业赋能;另一方面,在很多时候,茶文化、茶科技本身就是产业,茶产业又为茶文化、茶科技赋能,这种互相渗透、互相助力、捏紧拳头打好组合拳的新理念就是茶道文化的创新,是新时代的新茶经。茶道如此,政道、商道、文道等,莫不如此,都需要改革,都需要创新。从古代的宋茶文化之河到当代的宋韵文化之河,在不断传承和创新中,面对时代生活,融入时代精神,肩负时代使命,奔涌向前。(转自《浙江社会科学》2022年第8期)

来源: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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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第28届上海国际茶文化旅游节指定用茶——福建福安“坦洋工夫”红茶

2023第28届上海国际茶文化旅游节作为上海旅游节的重要品牌项目,聚焦上海、辐射全国、着眼全球,今年首次以“一场市集、四项评选、全城有茶”作为核心内容,联结全国、全城发动、共建共享,着力将上海城市资源优势,转化为文旅赋能“大产业、大民生”的全新范例。活动将于9月15日-10月4日举办,并于9月17日在静安区吴江路休闲街举办开幕仪式暨茶文化市集。

今年的活动全面创新突破,推出浙江景宁慧明红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景宁“惠明茶”和福建福安“坦洋工夫”红茶作为活动的两款“指定用茶”;聚焦上海对口支援工作,推出“卓玛泉西藏天然雪山水”作为“指定用水”;聚焦品牌合作,与上海老字号雷允上分别合作“指定用水”——薄荷盐汽水、“指定茶礼”雷氏匠茶茶固体饮料;与潮流茶馆T9Tea推出指定茶礼——午后伯爵冰咖,不断提升节庆品牌的海派特色辨识度。


“指定用茶”——

福建福安“坦洋工夫”红茶

(一)

或临崖傍水,或在水行舟。

闽东山河的主色调大都是青绿的,即所谓青山绿水。

福安更是如此,也因为给它的排位是闽头浙尾,所以最重要的地理标志便是鹫峰山脉,夹杂于太姥山脉与洞宫山脉之间,从北而来,如一个矫健的登山运动员,一路拾阶而下,向南奔往春暖花开的大海。而一路依偎着鹫峰山脉的则是长溪,她如窈窕淑女,朝雾夕岚,芳颜叠翠,婀娜多姿间,曲流百折如风吹罗带,经赛江,义无反顾地投向三都澳的蔚蓝。

一路开疆拓土的长溪两岸便是狭长的谷地,社口的坦洋便在其上游的冲刷中,成就了一块如板一般坦坦平平的溪坂,民间俗称:板洋。早期有可能产竹子,又称:竹坂里。又因村后山多桂花树,香飘四溢,也称:桂香山。“坦洋”的正式村名则出现在1762年官修的《福宁府志》。

一抹秋阳把这条流经的坦洋溪照得透绿。

农耕时代,水运便是高速公路。那时,长溪水系溪河密布,皆可行船,沿溪村庄都有码头。坦洋的码头就在真武亭桥下,虽然现在已是水平面下降,只象征性系泊着一艘乌篷船,但在那时却是可以驶着1吨左右的小溪船,装载着货物,从坦洋码头出发,运到社口的溪口村,再沿长溪干流顺溪而下,朝发夕至赛江码头,过驳出洋。

南方有嘉木。这样的青绿山河,必定藏着奇珍异叶。

人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植物而生存。因为植物,文化和文明诞生了。因此,植物的机遇也是一种文化的机遇。

坦洋也因为一片树叶的枝繁叶茂而迎来了机遇与挑战。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诡异的朝代。农民出生的朱元璋不仅是权术大师,而且是中国最懂茶的制茶大师。从某种意义来说,没有他的“废团改散”与“废蒸改炒”诏书,或者就没有了后来的“工夫茶”。

在他执政的第四年,第一次将茶贸与政治挂钩。

自唐宋以来,茶叶一跃成为国家战略物资。边远的夷族需茶,中原文明缺马。“彼得茶而怀向顺,我得马而壮军威”茶马贸易由此成为中央王朝掌握华夏边疆地区的命脉。

1371年,也就是明洪武四年,朱元璋执政才四年,他便在户部设置"茶课司"与"茶马司",确定以陕西、四川茶叶易番马,于是在各产茶地设置茶课司,定有课额。明代的茶马政策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成为"制服西戎之术"。

也就在这一年的八月,坦洋的桂香山漫山奇香,茶香与桂花香成天作之合,桂香茶由此得名。

而一位叫胡有才的村民在野生丛林中发现一株神异的古茶树,它可以从清明一直采到白露,时历三春,平均亩产鲜叶近七百斤。因为这种茶树叶大如菜叶,所以当地人就称为“坦洋菜茶”。于是在那年开始,“坦洋菜茶”在这个小村落的溪流两岸蔓延。

到了明洪武二十四年九月,朱元璋体恤民情,认为唐宋制作龙凤团茶为贡茶,制作程序太过繁杂,费工费财,却只能喝那么一点点茶,劳民伤财,于是下诏罢造团茶,改革制茶技艺。

那时,朱元璋的儿子朱权也是个品茶大家,他助力父皇推广制茶新工艺:“废团改散”与“废蒸改炒”,即把团茶变成散茶,把蒸青法改为炒青法。以烘焙团揉方式制茶;而在泡法与茶具上,喝茶的工具从碗变成杯,热水冲进茶壶里,茶叶在壶中闪展腾挪,叶瓣的舒展,叫醒了白灼似的茶之原味。

唐宋时期的“煎茶”“煮茶”和“点茶”的饮法在明代褪去了繁花似锦,散叶茶回归质朴,撮泡法亦日渐流行,而“工夫茶”便以撮泡法为主,也因此成就了“工夫茶”在明清走向鼎盛。

撮泡法成为主流,身在中国南方的坦洋菜茶也迎来了升级版的新贵。

从地图上看,12.4万平方公里的东南沿海省份就像一枚嫩绿的茶叶。茶之于闽粤也如这片嫩绿的茶叶一样,已是叶脉相连。

北宋的时候,在闽粤交界处,有个地方叫饶平,潮州人非常喜爱福建武夷的乌龙茶,因此闽粤茶商便在此交易。交易时,彼此用小盅来品茶鉴定制茶之工夫、泡饮之工夫,“工夫茶”一说就在这地方叫开了。因此,工夫茶在北宋源于闽粤是个大概率的说法。

关于工夫茶的缘起,有闽粤之争,但较为完整的说法应该是:源于福建,盛行于闽南、广东潮州和台湾乃至东南亚一带,并由此形成闽式、潮式和台式三大派系。

福安坦洋工夫虽算是后起之秀,但福安茶史其实也大部和中国茶史同频共振。

茶叶在商周时期,由于限量生产,还属于贵族的享受。到了两晋北朝,茶才开始以文化的面貌出现在文人雅士的聚会中。只有到了隋唐,茶叶在四川大规模种植,茶不再是显族的独有,而进入寻常百姓家。

无独有偶,1972年,在福安一个叫溪北的小村挖掘出一个墓葬,券顶砖上刻有“大业三年”字样,也就是隋炀帝执政第三年。在出土的随葬品中有3件青釉茶托杯。福安有1400年的饮茶史就这样坐实了。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年隋炀帝为了打通西域,派出裴矩为黄门侍郎,常住张掖,主持与西域的联系,兼管与西方各国的通商往来,而裴矩撰写的《西域图记》三卷,记载着以敦煌为总出发点,到地中海的三条大道,其中的中道和南道正是到达伊朗、罗马等西亚、欧洲各国。这便是后来的丝绸之路。到了唐代,茶叶与丝绸、陶瓷一并成为丝绸之路的主角,一路高歌,经由阿拉伯人到达西欧,以及借由蒙古人到达俄国。

在中国历史上,唐宋人的文化品位、生活质量恐怕是世界地标。像喝茶,也非常精细繁复。

到了唐朝,喝茶以烹煮为主,以蒸青方式处理茶叶,烘焙碾碎,研磨后筛滤成粉状,放进容器里保存,然后煮水放进盐巴、生姜调味去苦味。

唐时的福安人则将饮茶叫为“食茶”。那时,福安的茶品也即为蒸青饼茶和蒸青紧压团茶。所谓的饼茶和团茶,即是将茶叶碾成细末,加上油膏、米粉制成。要喝的时候,和着葱、姜、橘皮、薄荷、枣及盐等调料,再烹煎食用或汤饮,故有“食茶”一说。

宋代人的煮茶比唐人的煎茶更加讲究。唐人该有的工序一样都不少,还多加好几道工序。他们将茶叶压缩制成团,然后再取下茶叶烘焙磨粉,将茶叶研磨的更细致。唐人多把茶叶加入水中煎服,而宋以后则烧开水后再注入茶叶。北宋贡茶“龙凤团茶”更是装饰极致,茶饼上印有龙凤形的纹饰则是用纯金镂刻而成。

1986年,在苏阳村先后出土了两块专供斗茶用的宋代建窑黑釉兔毫盏残片。可以想见,那时的福安人也有了点茶、斗茶。“七夕,乞巧。是日俗以桃仁、米糕点茶”(明万历《福安县志》)。

到了元明时,北方游牧民族出身的元代统治者与中原农民出身的朱元璋都不喜欢这种过于精细委婉的茶文化。士大夫和平民百姓又没有能力和时间品赏。他们更喜欢的是新工艺制作的条形散茶。于是,散茶渐渐融入中国人的生活。

元时福安,也出现了冲泡茶,茶香也随之在里巷漫溢。这一简单直接粗暴的饮法改革,激发了民间对茶叶的大量需求,种植面积随之蔓延,依山傍海、山河青绿,鹫峰山脉、长溪两岸优越的自然条件更是成了东方神叶的种植天堂。

到了明万历三十六年,也就是公元1608年,按谢肇淛游历闽东后所著《长溪琐语》所记:环长溪百里,诸山皆产茗,山丁僧俗半衣食焉。随着量的增加,福安的茶质也得到提升,得到朝廷的垂青,福安的贡茶时代来了。公元1522年至1566年期间,明嘉靖版《福宁州志》记载:福安县常贡芽茶67斤8两,叶茶50斤9两。

一个地方产业的兴起必定是和它的经济基础相关联。

经过康熙、雍正两代皇帝的励精图治,到乾隆接手时,康乾盛世达到了真正的顶峰。人民安居乐业,人口达到1.5亿。国库存银从乾隆即位之初的3453万两,到乾隆三十九年则增长到了7390万两。但这期间,欧洲已经开始工业革命,而大清王朝的财政收入依然靠农业和手工制造业。茶叶的贡献更是大宗。

康乾盛世也外溢到了南方黄金海岸。清乾隆中期,福安的商业经济随之起舞。不仅商贸市镇在长溪两岸星罗棋布,而且水运码头镇镇不缺。随着水运交通的崛起,早期的商帮也应运而生。他们在各市镇码头将土特产品装上船舶,出白马门,或北上温州、宁波,或南下省城福州。他们用转手的差价利润再采购家乡所需。福安会馆也在福州占有一席之地。商人、商船、商帮与会馆,一条成熟的茶贸流通链已然形成,实为坦洋工夫的后继勃发历练了一支见多识广、人脉通达的营销团队。

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以后,英国人捷足先登,于1644年将福建茶叶运到英国。英国政府为了保证国内有一定量茶叶库存,便令东印度公司在厦门设立商务处,组织闽茶运回英国。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海禁开放后,茶叶输出逐渐增多,促进各地开荒种茶,茶叶生产得到快速发展,手脚勤快的福安坦洋人也赶上了开荒种茶的热潮。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规定“遍瑜香船,嗣后口岸决定于广州”,同时还规定茶叶出口只能茶商行代办,禁止民间交易。由于福安水路可通达广州,茶叶运销对远销有利。头脑灵活的坦洋人,纷纷改开荒种茶为试制新茶,开设茶庄,做起茶行的生意。他们以“坦洋菜茶”为原料,细制桂香茶,打开国内外市场。

1850年正月丙午日,道光皇帝去世,他的第四个孩子爱新觉罗·奕宁继位,第二年即1851年改年号咸丰。

在这一年,中国的茶界发生了两件大事。

这一年,英国伦敦举办首届世博会——伦敦世博会,长期在江浙沪经营茶叶、丝绸的广东籍商人徐荣村寄出12包“湖丝”参加展览,经博览会评定,公推为第一名。维多利亚女王赐金、银奖牌各一面,并赐赠“翼飞洋人”执照一份,允许“湖丝”进入英国市场。这是中国产品首次在世界博览会上取得金奖,1853年之前,中国茶出口的茶叶主要是红茶和绿茶,并由广州口岸输出,广州茶商控制了闽茶贸易。因此,由广州茶商带到这届世博会亮相的白毫茶、工夫茶和乌龙茶实为出自武夷山。《英国伦敦第一届世界博览会评奖委员会报告书》如此记载:“中国茶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品种齐全,品质卓越,含有罕见的和昂贵的成分,还具有不小的科学研究价值……展出的各种品种的白毫茶,有一些能卖到50先令一包……工夫茶或宁阳茶主要出口到美洲市场。乌龙茶在加尔各答(印度城市)是最好的饮料。”

这一年,“茶叶间谍”英国人罗伯塔·福琼从武夷山桐木关带走23982株茶树苗、17000粒茶树发芽种子、1000多件制茶工具和8位中国茶师,通过海运从福州、广州、香港到达印度加尔各答,这才有了后来中国红茶的强劲对手:印度、斯里兰卡红茶产业。在此之前,全世界的茶叶生产几乎都是中国垄断,而茶种与制茶技术也是常年封锁,不准出口。此后,英殖民地印度成功培育出茶叶,罗伯塔·福琼开始污蔑中国茶有毒添加,中国茶在国际市场走向衰弱。

1851年,对中国茶界来说是个喜忧参半的年份,但对坦洋菜茶来说却是开天辟地的好年份。

明洪武四年(1371年),当地茶农将在野生丛林中发现的那株神异的古茶树母本原株移到家园中,经悉心培育分离选育出有性群体小叶种,即“坦洋菜茶”。在一般条件下,“坦洋菜茶”三月中下旬萌芽,四月上旬开始采摘,全年生长期220天,枝繁叶茂萌发四至五轮次。易栽培好管理的栽培特点令福安茶乡遍莳小叶种菜茶。制工夫红茶,条索紧结细秀,色泽乌润,香气清高鲜爽,滋味醇和甘甜,是制坦洋工夫的主要原料。

有了坦洋菜茶的好胚子,那么,坦洋工夫的创制与崛起也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关于它的创制有两个版本:

一说是清朝乾隆版。

坦洋早期的茶商有胡姓、施姓、王姓、吴姓和郭姓等,他们将细制的桂香茶通过水运通达广州,销往海外市场。期间,胡氏家族不仅在明末清初赶上了开荒潮,在坦洋周边开辟了许多茶园,而且研制新茶,开设茶庄,做起了通过海运到广州的茶叶生意。有一年,胡氏第四代——胡福四(1722—1791)在前往广东探亲途中发生了意外,与他同船的人都淹死了,胡福四死里逃生,遇一过往船只搭救,这船的主人是一对母女,恰巧是广东某英商洋行买办的眷属。买办得知胡福四来自茶乡,便告诉他英国人喜欢喝红茶,或许是为了下一步的合作,买办把发酵红茶、加工红茶的技术教授给了他,并嘱咐他返乡后如果能做得出来,便可运抵广州,由其洋行销往英伦。胡福四回村后,立即以本村的“菜茶”为原料,将买办教他的红茶制作技术反复改进,终于制造出一种风味独特的红茶,因为其制作工艺繁杂,要花时间、见工夫,他便把它命名为“坦洋工夫”。

另一说便是1851年的清咸丰版。

这一年,也是胡氏茶商外出,在一客栈遇见一位建宁茶客身患痢疾。

胡姓茶商便以坦洋茶,加生姜、红糖泡冲为药,叫那人服下,即康复。

感激之余,建宁茶客即与胡氏结拜为兄弟,并传他来自崇安桐木关的“正山小种”的自然萎凋、手工揉捻、室内发酵、炭火烘焙等制作技艺。后胡氏以坦洋菜茶为原料,制作工艺如法炮制,更有所创新。更因颇费工夫,胡氏有感而发,称之为“坦洋工夫茶”,其产制的茶庄便是后来赫赫有名的“万兴隆”茶庄。

这一说法,我们在陈宗懋教授主编的《中国茶经》得到了佐证:“产于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市)星村镇桐木关的小种红茶称‘正山小种’”;而“外山小种”指的是政和、坦洋、屏南、古田、沙县及江西铅山等地所产的仿制正山小种品质的红茶,或称“人工小种”。


就这样,以坦洋菜茶鲜味做原料生产出来坦洋红茶,在万兴隆茶庄的包装下,最早以茶标“坦洋工夫”运销荷兰、英国、日本、东南亚等二十余个国家与地区,年创收外汇茶银百余万元。而它特有的鲜红呈金边的汤色,则开启了一段闽红的传奇。

一时间,坦洋商贾满镇,而茶船则遍于长溪,一溪流水香。

(二)

每年二月初二,“土地福”刚过,手脚利索的吴庭元便乘船从坦洋出发,赶往设在福州苍霞洲的“元记茶栈”,向老客户收取茶银定金。等到当年的春末秋后,再给客商发去一船船“坦洋工夫”茶。

那时,银元是用桶装的,每千块银元装一桶。几十担茶银用船运送,进入黄崎港后,沿长溪逆流而上,直达社口的溪口码头,再雇挑夫从陆路挑回坦洋。那时,坦洋有民谣唱着:银桶比冬下的番薯担还多。

吴庭元将收取的茶银第一次运回时,一队挑夫挑着银元桶,穿过热闹的坦洋街,迎着的都是一张张喜悦的笑脸,闻着的都是“吱呀”的扁担声与“啧喷”的称赞声。而在吴家大宅里,吴庭元的老母亲看到那一桶桶白花花的银元,还以为儿子当了劫匪,心都要跳没了。

银元多了,自然招来匪患。坦洋街有70多家财主。为了保坦洋平安,丰泰隆茶行老板、武举人施光凌获福安知县特许筹办团练。施光凌身先士卒,多次击溃山寇。清末民初,到了吴庭元继承祖业时,社会更是动荡,吴庭元等茶行老板便组织村民自卫,筑起一道十余里的城墙,每道栅栏门都建有四方形的炮楼,12座炮楼环绕坦洋周围。武装自卫队最多时有360多人。“坦洋工夫”的始创家族——胡氏家族,经营着25家茶行,是坦洋开设茶庄最多的家族,因此,殷实的茶资和显赫的茶界大佬地位,令胡氏在安全保障上更是耗资巨大:胡氏大院高墙连接着两座炮楼,防护门、弹药库、粮仓和秘密水井样样俱全,易守难攻。

1903年,“坦洋工夫”正火。接下父亲吴步云、叔父吴步升的茶叶生意,吴庭元打出一连串的“组合拳”:在坦洋开起了“元记茶行”商号;在福州开设茶栈,挂英国人的牌照,专接老外的生意;在香港注册“元记”商标,用自己头像做LOGO,凡“元记茶行”茶品都会贴上中英文“元记”商标。这样的营销手段,发生在1907年,开了福建省茶界之先河,放到现在也不落后。

吴庭元之所以有这样的底气,那是因为他在坦洋街上拥有铺面36间,伙计百余人,茶山4座,精制茶厂1家,拣茶工、制茶师傅两三百人,年产精制“坦洋工夫”2000余件、200多吨,远销英国、俄国等地。

接下祖业的那一年,吴庭元才20岁。少年得志,便成为闽茶界之巨商。

从1851年坦洋人创制红茶开始,到1899年清政府在三都澳设立福海关,三都澳便成为闽东茶区天然的航运中心。从赛岐港启运的茶叶不再走飞鸾岭官道,而是到三都澳过驳,经过6个多小时的航程,直达福州口岸,再出口欧洲。

早期,福建茶区产的茶都是贡茶,衙门不发茶引(指运销执照),不许外销。但外地茶商可以到福建茶区购茶。后来,中国与各国通商,但清政府禁止茶叶从海路出口,闽茶只能水陆兼程,运入江西,再辗转广东,由广州十三行进行收购,再转口出洋。行程1450多公里,耗时近2个月,其运输成本与苦累可想而知。

1899年,福海关的设立,闽东茶叶到福州比到广州的货价至少可以下降25%,运输时间也大为缩短,这令“坦洋工夫”出口销量倍增。随着财富水涨船高,茶区家族兴旺,茶商南来北往,坦洋茶街迎来了它的高光时刻。


那时的坦洋茶街上,最靓丽的是茶商家的女孩。穿着旗袍与时装,打扮时尚不亚于大都会。她们自信款款地走在坦洋茶街上,引来各地茶商回头追光。长达一华里的茶街有茶行36家,主人大多为本地人,也有外地的茶商。仅雇工就有3000多人。外姓的大量迁入,人口猛增,市井兴隆。

坦洋茶行规模最大的也是元记茶行。后面依次是宜记茶行、福奎茶行、冠新春茶行、裕大丰茶行等。茶行都是临街的铺面,房内有宽敞的天井、厅堂和两边厢房,楼层或二、三层,也有四层的,底层专收购茶叶,二层为精制茶作坊,三层做仓库,四层则是雇工宿舍。一律的通间木结构,三面三合土墙,一面店门板。为防贼(火),门皆包铁皮,内衬巴掌大的竹叶。

与茶街一溪之隔的商业街,140余家酒肆、饭馆、客栈、布店、鱼货、药铺、京杂比邻相肩,妈祖庙、真武桥、戏台点缀其间。福安税务局,当时叫“厘金局”,设在坦洋也是自然在理。

就在吴庭元担任福安县商会会长期间,1915年,“坦洋工夫”红茶在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和贵州茅台同获金牌奖章。消息传到坦洋小村,犹如投下震荡弹,瞬间又将坦洋蝶变为周边茶区巨大的虹吸平台。这一年,经三都澳出口的红茶比1912年增加了43%。


因此,每到茶季,政和、寿宁、周宁和泰顺的茶商连夜把毛青茶装在布袋里,再雇挑夫透夜挑到坦洋,制成工夫红茶。那时的挑夫为了赶夜路,都要跋山涉水,凭着一双铁脚板,每人备一盏蜡烛灯笼装在长竹蔑一端,照着前方起起伏伏的夜路,另一端则别在挑夫后背固定着。一到茶叶旺季,坦洋周边茶区的山间小路,常有火龙在崎岖山间蜿延,往坦洋方向赶路。第二天早上,坦洋茶街便迎来各个茶区的挑夫长队,满街的“吱呀”声,满街的茶青香。

吴庭元的“元记茶行”便也寄托着茶区茶农的希望。男人们除了下田种地,就是到“元记茶行”等茶行打工,而女人们就是在茶行当拣茶工,实实在在赚些银元过日子。在茶季最繁忙的季节,“元记茶行”还会雇外地人帮工。村里住不下了,这些外地人就在村旁的山脚搭起草寮栖居。到最高峰时,“元记茶行”年雇工百余人,拣茶工二百多人,年产精制“坦洋工夫”干茶2000多担,利润5万银两。每年发放“茶银”时,“元记茶行”则需要七十多人挑着140多桶(每桶装1000块银元)银元,从坦洋挑到产茶基地岭下村,发给当地茶农。

采茶、拣茶、制茶,各个生产环节雇的工人多了,便需要小额银币支付,但当时小额银币流通量不足,吴庭元等茶商便开始各自发行小额“茶银票”,用于支付雇工的工资。现存最能体现专为支付拣茶工发行的“茶银票”是坦洋“振泰兴”茶行发行的“茶银票”:票面为横版印刷,“茶银票”正中间为一闽东古民居依山而建,疑似“振泰兴”茶行全景。左右两边竖直印“壹角”,钱币上方为坦洋“振泰兴”字号名称,中间下方横书:民国二十二年印,底部注:整拾角换通用大洋壹元,各竖印“拣工”“暂用”二字,证实当时“振泰兴”茶行发行“茶银票”只为支付工人小额工资。

有了银元,吴庭元便在临街的茶行后盖起了五座连环大厝:一仙堂、二仙堂、三仙堂、四仙堂和五仙堂,每座“仙堂”都有六间堂屋和八间厢房,雕栏玉砌,宽敞的天井、大厅、回廊、鱼池、花坛气派之至。吴家宅院旁还建起了一栋小洋楼,二层土木建筑,红漆门窗,半圆彩色玻璃,旋转楼梯,扶手雕花。后院还有橘园,可远眺坦洋茶山。小洋楼专门接待外商。1910年,有一俄罗斯茶商来考察“元记茶行”,便住在这座洋楼里。

闽东虽然依山临海,临海但少有腹地,依山却沟壑纵横,因此大多的村庄都选在谷地中临溪的冲积小平原,地貌是狭长的,往往是临溪一条街逛到底,没有纵深。那时的坦洋茶街也是如此,热闹,但街道很窄。为了给俄罗斯客商留下好印象,他便以生意很忙为由,躲得远远的,并交待家里人要把客人留在家中,好生招待。直到俄罗斯客商要走了,吴庭元才露面陪着他到街道上逛了一圈,还说,这里只是坦洋的小街,你匆忙要走,后面的大街我就不带你看了。这位俄罗斯茶商不懂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听得一愣一愣的,反而还有一种莫名的感动。最后,俄罗斯商人和“元记茶行”签下一笔50吨“坦洋工夫”茶的大单。吴庭元的这一大手笔,在当时的福建茶界也是掷地有声。

早期,福安坦洋运往福州的茶叶除了全程走水路,还有一条是水陆兼程,“坦洋工夫”茶运到白马门后,再过驳轮船运到宁德飞鸾码头上岸,然后要雇挑夫翻越飞鸾岭,循官道经罗源、连江,到达福州口岸,远销欧美等。这条路也是充满艰辛。在崎岖的山路上要走上两三天的路程。吴庭元的父亲吴步云热心公益,为人仗义。不仅出资修通了晓阳往福安城关的咽喉要道岭头亭和宁(德)罗(源)交界处的五福亭,而且还与福安茶商一起出资重修飞鸾岭官道。这一善行基因也传给了吴庭元。

民国初年,有两个女人找到设在福州苍霞洲的“元记茶行”避难。一听说这两人是被通缉的革命党人杨正国的妻女林秀钦、杨云英。吴庭元二话不说,就把他们藏匿起来,还盛情款待。吴庭元的豪气令杨云英心生恋意,后来和吴庭元结合,生一女,名:桂珠。1938年2月,其女桂珠成婚,吴庭元以每年三百担稻谷田租、还有洋楼、花园作为陪嫁。女婿高诚学是当时的福安县长,又用这些嫁妆在福安溪柄创办了“归田农场”,也就是现在的宁德市农科所。

民国23年(1934年),也就是吴庭元31岁那年,正是“元记茶行”最红火的时候,铺面突遭大火,全部被焚。吴庭元连死的心都有了,但他心有不甘,想重建“元记茶行”。他到村里瓦匠家订购瓦片,而那瓦匠却和他说:“吴老,这些钱不多,您先拿着,等来年茶银发放时再还吧。”

乡人对他的信任,这又给了他重振雄风的信心。

终于,拥有12个铺面的“元记茶行”重建起来了,并以十二生肖逐一标注铺面门板和茶具。

吴庭元雄心勃勃,但战争烽火却又阻断了通往东南亚和英伦的海上茶路,“元记茶行”和吴氏家族再度门庭冷落,拥有30多家茶行、各类店铺140多家的坦洋茶街,也顿别车水马龙,仅剩11家茶行。“坦洋工夫”产量由10万箱降至4万余箱。

虽然不景气,“元记茶行”产量也锐减至二三百件,但心气甚高的吴庭元还是坚持了6年。后来日本人投降,吴庭元把关停了2年的“元记茶行”传给了儿子吴奇玉。

吴奇玉虽然不付重托,让“元记茶行”重新开业,最高峰时,也曾生产五六百件“坦洋工夫”红茶,但已是日暮西山。解放前夕,“元记茶行”香陨人散。

1982年,“元记茶行”第3代传人吴润民在社口镇区复出,他垦荒山,种茶园,办茶庄,做绿茶,希图唤醒吴氏家族的百年茶梦。但一次生意的失败,却让吴润民退出茶界,只能每年做上几十斤的“坦洋工夫”红茶,面上是为了打发生计,其实他是不想让祖上传下来的传统手工制作“坦洋工夫”技艺在他这一代消逝。

2018年开春,坦洋村里的茶商又多了起来,好的“坦洋工夫”红茶每公斤能卖到四五千元,这让吴润民看到“坦洋工夫”的新希望,心一热,便收了40岁的侄儿吴高峰做徒弟,还一起合办了“坦洋工夫”菜茶育苗场,复垦了三四十亩老茶园。

作为村里沿用传统手工技艺制作“坦洋工夫”的几位老茶人之一,吴润民还重操技艺,亲手制作了200多公斤“坦洋工夫”红茶,没想到销路还很好。这又让他重燃“元记茶行”复兴之梦。他和族人商量,要将在别人手里使用的“元记茶行”买回来……

现在,“元记茶行”已重回吴氏家族,由吴润民弟弟的儿子在经营,只可惜,吴润民老人已经去世……

茶带给人缤纷的愉悦,但茶叶的历史却充满着无尽的痛苦与欲罢不能的奋斗。

(三)

这是一段一百四十一年前的文字记录,最真实还原了福建茶区的茶季,那些挑夫在古官道上长途跋涉的辛苦——

“这个地方在福州北部的北岭,走半天就可以到。坐两小时的轿子到山下,再沿着陡峭,但铺得很好的花岗石板的山路拾阶而上,直到2000英尺左右的高度。清晨5点即可看到三四个苦力结帮成伙地下山,每个人都挑着两个大布袋装着的茶叶,约有120斤重。天越亮,人数越多,形成了一条绵延不断的人流,蜿蜒通向港口。许多大树参天的地点挤满了吃饭、睡觉的苦力,小路上都是竹扁担和茶包。这苦力不全都是从北岭来的,因为这条路通远方各产茶区。这些苦力要在崎岖的山间小道上走二、三天,在5、6、7月份间,这里喧哗吵闹,充满了生机。”

这一段文字写于一八八一年(清光绪七年)间,作者是闽海关税务司爱格尔。那年的茶季尤其的旺,经闽海关出口的茶叶达663000担。闽海关已然超越上海、汉口,成为当时中国茶叶出口的第一大贸易港。春风得意的爱格尔到福州北岭茶区视察,那笔调也是轻松,内心的喜悦也跃然纸上。

泛船埔天主教堂

至民国时期,福建茶区东西南北四路是以福州为中心划分的,北路茶区基本等同于今天的闽东地区;西路茶区就是闽北地区;南路茶区以安溪为中心,涵盖了今天的闽南闽西区域;福州掌领东路茶区。

福州北岭是当时福建北路茶运的主要通道。也正是这一年,福安一县茶叶出口42000担,产值100万大洋,创下历史记录。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也是由此进入福州港。

这段文字被爱格尔记录在了《闽海关年度贸易报告》。因此,把《闽海关年度贸易报告》当做福建茶史来读也未尝不可。

那么,在《闽海关年度贸易报告》中,我们可以依稀闻到“坦洋工夫”的余香吗?

有的——

1856年(清同治四年),《闽海关年度贸易报告》首次提及福宁府生产红茶和银针白毫。

1875年(清光绪元年),《闽海关年度贸易报告》最早提及坦洋红茶的官方记载:“板洋红茶比初期也提价3两”。

而正式出现“坦洋茶叶”提法的是1883年的《闽海关年度贸易报告》:“特别应当提一下两个最重要地区,坦洋和邵武的茶叶。坦洋茶叶火候不到……”但随后的大多数年份,《闽海关年度贸易报告》还是以“板洋茶”相称。

坦洋工夫首创于1851年,其实也是正当时。在此之前,福州口岸虽然开放,但清政府仍禁止闽茶从海路出口。曾任福州的英国领事卫京生在《福州开辟为通商口岸早期情况》中回忆说:“1852年叛乱分子(太平军)蹂躏江西全省,使该省境内一切贸易和交通等活动陷于中断,结果使原来通过江西陆运到广州出售,再由广州运去欧洲的福建茶叶,那一年竟无法运到广州市场……福州这时已成和各产茶区维持交通的唯一口岸”。

福州港旧照

英国人是率先到达福州的。1844年,英国人驻福州领事到达福州,开设了第一家领事馆。英国人坚持要开放福州,但清政府认为已经开放了厦门港,没必要再开放福州。清政府为此和英国人展开了近十年的拉锯战。太平军的侵入,茶叶的大量囤积,迫使清政府最后同意开埠福州。但开放后的商机却被精明的美国商人抢了先机。

这时,美国第二个在福州设立了领事馆,美国旗昌洋行也瞧准了商机,派员携款到武夷茶区大量收购茶叶,然后包租船运到福州口岸出洋,至此,福州口岸不准出口茶叶的禁令被打破。1854年,清政府开放茶叶贸易。到1855年,在福州专事茶叶贸易的洋行已有五家。

1861年,闽海关新关正式成立,而闽红新锐坦洋工夫正借此机会,水陆与水路并进,向着福州口岸进发。

仓山老街区图

走陆路的,一般都是“京庄绿茶”所用的毛茶,挑夫用布袋包扎,每袋五六十斤,袋内衬白竹叶防潮,扎紧的袋口加盖印章,挑到福州后再窨花精制成茉莉花茶,销往北京地区。福安坦洋也产绿茶,每年也有几万袋的销量。

走水路的,有两类。一类是苏庄红茶,多是茶梗、茶末等精制红茶的下脚料制成,每件一二百斤,用篾篓包装,船运到苏州,再转华北、蒙古、西藏等地。

另一类就是洋庄红茶,也就是工夫茶,主要销往海外市场。这类茶全用木箱包装,每箱有五十至七十五斤不等。箱内套转锡箔纸防潮,再内衬扣纸。茶叶转箱后,钉箱、外贴棉纸、加盖商号、再刷桐油,包装十分考究。

水是茶的红颜,更是茶的手足。

福安的长溪水系和蕉城的霍童溪水系是闽东的两大水系,它们不仅为茶树生长提供了良好的水资源,也是茶叶运输的重要航道,连同两大水系出海口的众多天然良港,也构成了得天独厚的茶叶运输枢纽,这是其他茶区无法比拟的。

坦洋下街

坦洋溪上有一种船叫溪船,一吨左右,类似江浙的乌篷船,便是长溪上的“速递小巴”。每到茶市,坦洋溪上的真武桥便是最繁忙的茶市,来至寿宁武曲的茶农挑着茶青到这桥上和坦洋茶行交易,而桥下流水潺潺,便是“速递小巴”抢生意的好时光。此时,溪船密密麻麻的停满坦洋溪,等候着茶叶成品的外运。桥上熙熙攘攘,桥下溪船穿梭是透夜的。所以夜晚的真武桥也是热闹着。挑夫柱杖的敲地声和船夫启运的吆喝声相交融,此起彼伏。茶市一般时的照明工具是松明灯、煤油灯和竹篾火把。夜幕降临,真武桥上下彻夜交易或搬运,也是一线如萤火闪动,格外兴旺。除了十一、十二月日子清淡,剩余的十个月,坦洋都因茶热闹非凡,普通采茶女都能赚得“白银三百两”“衣衫三十箱”。

溪船大约能装载10担的洋庄红茶。从真武桥下启运,二个船夫,前者撑篙,后者操桨,一路顺流而下。坦洋到赛岐31海里,赛岐到马尾98海里。坦洋溪船到赛岐码头,朝发夕至;再过驳大船运往福州口岸,也是一潮可达。

1899年,清政府在三都岛设立福海关,生产于闽东北的工夫红茶都要在三都福海关完税后,由航行三都至福州之间的轮船公司与各茶帮签订装运合同后,再过驳轮船运往福州口岸出口。1918年,福安实业家王泰和购买轮船,开辟了三都至福州的航线,从赛岐出发的北路茶运到三都后即过驳到王泰和的“江门号”轮船,再直抵福州口岸。到了1927年,坦洋茶商胡修诚在赛岐创办了“裕通轮船公司”“裕泰来茶叶有限公司”。随后,福安茶商又合资成立了“福寿轮船公司”,实现了用轮船将茶叶从赛岐经三都福海关报税后,不再过驳,而直接运往福州口岸的梦想。

三都港到马尾的航线距离仅74海里,按当时的普通轮船每小时20至25千米航速计,6个小时即可到达。而武夷山的茶叶沿闽江水系顺流而下到福州却需4天。海运交通的优势令以北路茶逐占先机。虽然三都澳福海关在福建茶叶出口贸易中,只充当中转港的角色,但1899年至1949年,从三都港中转出口的茶叶占福建出口茶叶的47-60%,甚而占全国茶叶出口的6.422-30.19%却也在情理之中。

那么,福州的茶港设在哪里呢?

最早在仓山的泛船浦、海关埕一带,后来随着茶市的欣荣,便渐渐外延到了台江,在闽江及其周边水域建了大量简陋的道头。但泛船浦一带始终是茶港的核心区域。欧美建筑也是翡翠于此。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十四日,由洋人介入的闽海关新关在仓前山泛船浦宣告成立。随后,闽海关税务司公署在此建了一座两层的西式办公楼,这地方因此被称为“海关埕”。闽海关也随之成立了“闽海关俱乐部”。怡和洋行大楼更是矗立在海关边。许多洋行也趋之若鹜。随着洋人和华人员工暴增,仓库、验货厂、码头、员工楼房也是雨后春笋,密布泛船浦。

每到茶季,泛船浦人潮如蚁,一派繁忙。坦洋工夫茶从赛江出发,顺着潮水,一船船的运到泛船浦。由于泛船浦属于内港,许多外国商船多位大吨位船舶,无法驶入内港航道,只得将商船停泊在马尾罗星塔对岸的伯牙潭水域,所以通关后,坦洋茶商还要雇佣闽江上络绎不绝的舢板、乌篷船,将茶叶过驳,泛船浦码头的岸边搬运工人则忙着卸货,分类包装,再装到舢板、乌篷船,运到停泊在罗星塔海域的外国商船。清政府为便于管理,干脆在伯牙潭设置了闽海关伯牙潭分关,建起了办公楼、住宅楼、瞭望台等,大量洋人在此生活和办公。

罗星塔

文章在工夫之外。坦洋工夫茶在福州口岸的异军突起,其实也靠更广义的“工夫”之外的“工夫”——

茶叶,是清朝的经济支柱产业。鸦片战争之前,茶叶长时间占据中国出口商品的榜首。鸦片战争后,中国出现了茶叶“代购”,帮外国人购买中国茶叶。此后,在通商口岸陆续开设了专门和外国人进行茶交易的茶栈,数百家茶栈成了内地茶商和外国洋行交易的中间人。

坦洋茶街最热闹时,大茶行就有36家,都有很成熟的公司化运营。商号、商标和茶银票家家皆有。从发放银票、收购茶青、精制出厂和售后服务已经形成完整的营销链条。甚而到了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们更接上了运输的链条。从这层面看,坦洋茶商应该是闽东最早的实业家。坦洋工夫之所以能远销海外,和坦洋茶商对茶贸的踔厉试水是分不开的。

当然,这36家茶行在福州口岸都有自己的茶栈,专门负责和外商、洋行接洽。

茶栈,茶栈亦称箱茶帮。茶叶运往福州后,箱茶(红茶)即放在茶栈出售,茶栈处在采制商(内地茶庄)与出口洋行之间,专事介绍输出贸易,从中抽取佣金。此外茶栈常贷款给茶商,利率为一分六厘半,茶栈本身资本也不雄厚,多转向福州钱庄告贷,定期还款,谓之期票,以一分或一分二厘为利率,利率相差,即茶栈之利益。

茶栈品茶室

福安茶商在福州口岸的茶栈还运用了记账的营销手段。

当时,在上海和汉口购茶都要付现款,其中在上海购进茶叶每包过磅后第二天就得付款。而在福州,包括福安茶商开设的茶栈,货款是可以记帐,茶商还允许有大笔结欠,可拖延几个月甚至跨季节付款。年成好时,这些欠款得以清偿;年成不好时,就转到下一年支付。有的不需要贷款的商行,还利用汇率进行投机,即在汇率高时按市价赊购茶叶,到发货量下降以致汇价出现下跌时再付款,从而使他们能够获得一笔额外的财富。灵活的金融运营方式,令福州口岸超越上海、汉口两大茶港,成为当时中国茶叶出口的第一大贸易港。

而这种记账的营销手段却是以诚信为根本,更是福安坦洋工夫异军突起的重要推手。

清朝后期,福安茶商“旭哥”开设了“旭记茶行”,平时靠收购茶农的茶叶后,与别人“拼件”雇船或跟“顺风船”运到福州贩卖。据说有一次,旭哥运三十袋茶叶到福州茶行,其中10袋为精茶,20袋为统货。帐房先生开出银票后,旭哥也没细看。当夜,旭哥回客栈,掏出银票认真一看,帐房先生将三十袋不同等级的茶叶记反了,变成了精茶20袋和统茶10袋,要知道,精茶和统茶的差价是很大的,这让旭哥一夜翻来覆去没睡好。第二天黎明,旭哥就怀揣银票,直奔茶行,向老板道明缘由。茶行老板顿生信任,当即交待店伙计:以后旭哥送来的茶叶,其等级和重量,一律就按旭哥自己的帐单计算,免检入库。从此,旭哥茶行因为诚信而在福州茶商界扬名,生意也如旭日东升!

这些茶栈还吸收了西方经营方式。茶栈里专设评茶室,所有盛茶的玻璃瓶上都有编号,茶客可以闻香气,辨茶色,挑出心仪茶品,据编号点茶。坦洋茶香之所以绵绵不绝,与其顺应中外交流是分不开的。

随着出口茶贸的兴隆,报关业也愈加发达。最兴旺时,仓山区有六十多家报关行。开关后仅仅两年,1863至1864年的茶叶旺季,由闽海关出口到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的茶叶总计达到5800万磅。再过12年,到1886年,闽海关出口茶叶达到45000吨。其中一半出口英伦。六年后,俄罗斯茶商就直接在泛船浦开办阜昌茶厂,福州和汉口成为中国最早机械制茶的城市。

那么,以坦洋工夫领衔的北路茶是如何乘风破浪到达英伦呢?

金秋时节,泰晤士河口何时出现来自中国的茶船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社会关心的话题。从19世纪的50年代开始,为了更快地将茶叶从福州运到英国,伦敦茶店的货主们便重金悬赏,看哪艘运茶船首先到达泰晤士港,于是从中国到英国的万里海上茶路上,就出现了运茶船之间争夺锦标的竞速比赛。

1866年5月,一共有16艘装满闽红的英国运茶船停泊在罗星塔下,等待着5月末开始的西南季风,以便开始运茶船的竞速比赛。

运茶船“爱丽儿”号模型,英国格林威治博物馆藏

5月28日17时,第一艘运茶船“爱丽儿”(Ariel,铁胁木壳船)携带550余吨闽红茶,沐浴着晚霞,沿着波光如绸的闽江缓缓而行,经闽安江峡,过五虎门。一进入公海,“爱丽儿”便鼓起风帆,向着万里之外的伦敦飞剪而行,也揭开了运茶船竞速比赛的序幕。

这些运茶船的航迹便被现代人称为中国海上茶叶之路:全程超过22500公里,从罗星塔出发,经台湾海峡进入南中国海,穿过爪哇岛附近的巽他海峡,横跨印度洋,再绕过非洲大陆南端的好望角,驶入大西洋,最后从英吉利海峡转入泰晤士河,到达目的地伦敦。这条航路虽然一路惊涛骇浪,是人类航海史上最惊心动魄的航程,但也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一苇贯通的黄金通道。

但关于茶叶出口贸易,并不仅仅是牧歌式的诗与远方。

坦洋茶也和其他闽红一样,常常在茶叶中加入少量茶末,可以使茶叶在海上长时间运输过程中能够保持一定的香味。

但闽茶商在出口茶中掺杂大量茶末,从而引起洋行反感,为此抑价,双方打起价格战,常常也是硝烟四起。

1876年《闽海关年度贸易报告》:“北岭茶和板洋茶价格与上年差不多,但质量差于往年……继则有一些极品板洋茶和一些普通茶叶启运伦敦,价目不明。”“本年的茶质很差,除第一批茶叶,包括板洋茶在内的某些数量外,质量低劣,掺有大量茶末,这已成为老规矩。”

板洋(坦洋)茶一开始,就充当了福州口岸输出茶叶中最重要的角色,有“极品板洋茶”和“普通(板洋)茶”之分别。但是普通板洋茶是欧洲普通市民的饮品,价格低,市场广阔,需求量特别大,所以价格反而稳定。但板洋茶实际上是一个“联合品牌”,因为集中了福安、寿宁、周宁、柘荣、宁德等地生产的众多工夫红茶茶源,来源广泛复杂,改造起来也就特别不容易,所以不时有关于板洋茶质量的差评。

茶商弄虚作假,严重影响到了外销茶叶的质量,并进而导致了出口量的下降及茶叶贸易的衰退,并为印度、锡兰等国茶叶排斥福州茶叶市场提供了口实和机会。

这样的贸易战年年开撕,常常令华商与洋商两败俱伤。据1866-1908年福州海关贸易报告和英国领事商务报告中对中、外茶商经营状况统计,在20个有关华商的记录中,获利者有6个年份,损失者有14个年份;洋商亦有20个记录,获利者仅4个年份,损失却有16个年份。

19世纪70年代,英商退出汉口茶市,转而发展印度、锡兰等地的殖民地茶业,在国际市场上排挤中国茶。至1902年,中国茶出口萎缩到占世界茶叶市场总量的6.5%。与中欧贸易联系疏远相对应的,是中俄贸易联系的加强。1880—1914年间,中国输往俄国的茶叶增加了近两倍,占中国全部出口茶叶的一半以上,中国茶业对俄国市场的依赖程度进一步加深。

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坦洋工夫更因为繁重的关税和运输费用,也被迫收缩国际市场。

1899年,三都澳福海关的设立,再次为坦洋工夫东山再起创造了战略机遇期。为了适应国际市场对茶品质的挑战,全省第一家地方性茶业研究机构——福安茶业研究会成立,专事改进茶品质的研究。

1905年,西伯利亚大铁路全线贯通。精明坦洋茶商再次抢占了商机。1908年,俄罗斯茶商第一次大批采购坦洋工夫红茶,开启了坦洋茶进入俄国市场的历程。坦洋茶从福州口岸海运到大连或符拉迪沃斯托克,再经西伯利亚铁路运输到俄国和欧洲。

1915年2月20日12时,太平洋彼岸的美国旧金山市,一场全球大派对在这里举行——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盛大开幕,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到会致辞,副总统托马斯·马歇尔和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前来助兴。当天有超过20万人参观展馆。中国政府仿照宫廷建筑风格搭建了中华政府馆,亭台楼阁,雕梁画栋,飞檐拱壁的“中国风”吸引了8万之众参观。

1866年运茶船大赛航路示意

主办国美国从各参赛国中聘请了500名审查员组成这次大赛的评委会。中国由于展品最多,获得了16个席位。审查分为三步,第一步为分类审查,将参赛品分细类,如丝、茶、油、麻等各为一类。第二步为分部审查,将参赛品分大部,如工艺部、教育部、食品部等。最后为高等审查,由分类、分部审查长会同各参赛国赛会委员会代表组成专门审查组,对某参赛品提出申请的得奖说明,进行评定,再由最高审查长派专员复勘,确定是否给予各等奖章。

由福建实业厅选送的福安商会茶(坦洋工夫茶)参加茶叶类展赛,这其实也是对坦洋工夫茶品质的严峻考验。在赛会上,印度的红茶和日本的绿茶因由机器制造,色香具佳,规格整齐,几乎夺去中国市场。

最后根据《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要览》记载:“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中国茶叶获得金牌奖章共21个,分别是江苏江宁陈雨耕雨前茶;上海茶叶会馆三星牌红茶;上海茶叶协会祁门红茶;福建福安商会茶……”

折桂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坦洋工夫几乎可以说是茶界的黄袍披身,一洗之前的“茶末”之耻,确立了民族品牌的王者之尊。但一战恰此时如火如荼,坦洋工夫折桂之后潜在的市场空间恰被硝烟战火弥漫。到1921年,跌倒谷底,根据当年三都澳福海关统计,全年仅出口茶叶4622担,不及1915年的6.4%。

到1922年,欧洲逐渐从战后的重建中恢复了元气。生灵涂炭的世界被舌尖上的世界替代。红茶,再次成为东西方文明邂逅的“红颜知己”。闽东茶叶,尤其是坦洋工夫茶也随之迎来了黄金蜜月期。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坦洋茶商胡兆江后人印刷了茶行防伪标志原件(每一箱出口茶叶箱内均附上一张“防伪标志”,随茶同行)。这张“防伪标志”的最上端是以大字体中文正楷写着“胜大来茶公司”,随后以英文写着“中国茶是最好的茶”“我要采最好的茶青,由最好的制茶师傅,做出最好的茶供给你们……”又承诺“我坦洋的茶要从好做到更好,要从更好直到最好。”

一溪流水香的坦洋,三百年茶路,漂洋过海,去者如逝,敢问路在何方。

坦洋茶人世代都有一个执念:我香,故我在!

来源:闽东日报 新宁德客户端

作者:郑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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