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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农茶都来搞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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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走向世界的茶文化——故宫“茶·世界”策展访谈

故宫博物院“茶·世界”大展于9月1日至11月31日对外展出。

本次访谈就故宫此次展览的策展预与目标、茶与茶文化的内涵与外延,从中国走出去的茶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的贡献与影响,乃至茶与当代世界和人民生活的关系等,与策展人王光尧进行了对话。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茶(一)展览主题张然思:这个展览是以“茶·世界”这样大的一个命题来命名,我从展览大纲注意到,展览以发现茶之“神农氏”为缘起,这是否表明您在本次展览中既想纵深探索茶在中国的历史,又想横向探索茶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呢?

王光尧:谈“茶”和办“茶”的展览,想的时候觉得容易,办的时候则很难。展览的名称、内容都特别难定。仅展览的名称,策展团队想了很多。办这个茶的展览不仅仅涉及茶叶,也不仅仅是喝茶的艺术和茶具,我们还想在物质文化史上探讨以茶为关注点的“文化现象”。茶在中国有几千年的饮用历程,并带动茶文化的变化,这种变化的重点并不是茶叶本身的变化。茶叶本身有变化没有?肯定有,不同时期制茶的方法不一样。制茶技术的改进,因制造方法导致茶叶形状、味道的变化,等等,这种茶叶本身的内容,只是我们关注的点之一。展览关注的茶文化包括更多:为什么要喝茶?喝茶对人有哪些好处?喝茶的习俗是怎么从原产地向其他地区传播的?各历史时期中国不同阶层的人怎么喝茶?茶器何如?以及茶对人民的生活习俗、政治经济乃至国家外交等方面产生的影响,这些是文化上的东西,就是我想的展览的内容。这也就决定了这个展览是既不同于办一个宋代徽宗皇帝、清代乾隆皇帝喝茶的“雅事”展览,也不同于讲述如何把茶从中国卖到外国去、茶叶从中国向海外影响的一个展览。更多的是关注刚才说这些内容。是要从宋代徽宗皇帝、清代乾隆皇帝等不同时代、不同人群喝茶行为本身找到文化的发展模式和变化的内容及原因。对于国内的关注点如此,对于海外茶文化的关注点也同样如此,所以展览关注点既有茶叶本身,又有茶器,还有喝茶人的习俗,以及茶在不同时代对人们意识形态的影响。至于这个展览用什么题目,既要包含几千年的发展、历史,又要包含从茶叶原产地到中国各地,以及从中国到海外。这样一个宏观的历史,不仅仅是当下的,在古代也是如此,不同历史时期的断面上也具有传播和影响,传播的远近可能又不一样。

除了形而下的茶及相关的物外,还有与茶相关的形而上的内容,我们也想在展览中表现出来。基于此,最后用“茶·世界”作为展览的名称,是因为展览最关键的内容是茶,是人,是全世界内所有关乎茶的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交流,就是世界。通过茶反映这个世界,这里面既蕴含了茶本身构建的世界,也要通过茶来反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相互影响,等等,所以就有了这样一个命名。而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是学习很多年前的一部电影《未来水世界》,以水资源为一个关注点进入到叙事,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用茶叙事的想法,就把这个展览的名字定为“茶·世界”,也就是既关注茶文化本身发展历史,也关注它在不同断面上的普及程度、传播及文化影响等,并思考未来。


“茶出中国”板块展览现场张然思:所以说您对茶的定义是扩大至茶文化层面的,即透过展览讲述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人如何看待茶,又将其认识推广至不同历史时期整个横向的世界,针对不同时间同一地区或者同一时间不同地区,探讨人们对于“茶文化”的定义和认识,是这样的吗?王光尧:是这个意思。就是茶表现的人文历史和世界的关系,这就是“茶·世界”的内容。不仅仅是怎么喝茶,“怎么喝茶”当然是关键的内容。怎么种茶,同一个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种茶的方法有没有变化?同一个历史时期不同地区受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是否有种茶和不种茶的差别?种茶又有哪些变化?怎么把茶从小区域扩展到更大的区域去种植?这些变化都是我们关注的内容。

这仅仅是说“种”,还包括以此类推的喝茶、卖茶、讲茶,把茶和自己的思想、政治、经济各个方面放在一起,这才是我们要想展示的,意在通过展览讲透茶和世界的关系。展览是一个既有纵的线,即各种各样的纵叙述,又有横断面的表现,若以年为单位的话,千万年中的每一个年都会是一个断面。

张然思:那么,您会不会觉得这样子多条纵线和上百个横断面的主题,对于一个展览来说过于宏大了?

王光尧:所以呀,做这种大型的综合性的展览就比较难,看你怎么选择叙事的线条,一个展览可以是一个叙事主线,也可以是几个叙事主线,通过人为的物理空间的分割把它区分开来,可以在某一个空间讲历史,也可以在另外一个空间去讲别的一个内容。所以说,如果线条清晰、明白晓畅的话,不怕大,而且大的展览有大的叙事方法,有大的文化内涵,有大的好处!

张然思:您认为“不怕大”这样一种展览形式,或者说以不同空间和不同主题来进行分割叙事,是展览受众都能够接受的一个形式吗?

王光尧:我想,在文化水平发展到较高程度的今天,社会和参观者都渴望有更大、更好和更美的展览呈现出来,以便于每一个观者都能从中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同时,信息化也为参观展览提供了不同于以往的、具有时代特性的便捷:通过现场的观看,加上经由网络提前获取、搜寻相关的知识,是很容易理解大型展览的。换句话说,时代需要宏大的展览,需要精深的展览。

张然思:那么就像您提及的,如果把茶放大到一个文化概念,您认为“茶文化”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王光尧:这个要先讲清什么是文化。经纬天地谓之文,使人(物)趋同谓之化。简单地说,就是在某一方面或综合发展程度相对较高的人群以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内容和知识影响发展程度相对较低的人群,在这种影响带动下使其提高到一个与自己(高者)相同的境界,即以自己的文(人为的规划程度)去化(提升)别人。具体到茶文化,指的是种茶、有茶、喝茶的人群用其所形成的文化行为去带动和影响其他人群。即以茶为观察点的饮的文化。

人们发现茶对人的好处以后,作为一种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成了古代中国人生活开门七件事之一。在这七件事中如果非要分个等级的话,柴和米是人们生存的根本,吃饱、吃熟的东西;油盐酱醋提高到吃香的层面。在吃饱、吃香之后,茶使生活进入了一个保养的阶段,即吃好。

关于茶对人体的好处,上古时期已为人们认识到。传说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古代文献说茶能止渴、消食,明目、益思,解牛羊毒,饮茶能达到涤烦、致和的效果,即我们现在说的对人有保健作用,而且这是经过现代科学证明的内容,茶叶含茶多酚等,对人体有好处。尽管古人没有能力去化验,但他们通过千百年的实践知道喝茶能解毒。于是人们在吃饱、吃香之后,又利用茶可以“解毒”的功能对生活加以改进,使之更好。

人们认识到茶的好处并不断总结,再制茶、喝茶乃至教人喝茶,把喝茶传播推广到更远的地方,让不同地区的人都能喝茶、了解茶,这也是喝茶的内容。此外,“茶文化”还包括与之相关的制茶、种茶的全套内容,以及喝茶的茶具和茶器的改进,对喝茶场景的关注。政府对茶业种植的态度,在茶叶品种开发中的作用,还有历史上中央王朝与地方政权进行的“茶马贸易”,这种制约性的交换又与国家宏观政治经济有关,同样也是“茶文化”要关注的内容。至于从唐代开始茶被运往世界各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是茶马贸易的扩大化。

张然思:所以说您所指的“茶文化”,实际上包含了以茶为中心的各个层面的知识,不管是经济基础的还是上层建筑的,只要是与茶相关的生活生产活动,或者是文化活动,都在您所谓的“茶文化”里,对吗?

王光尧:对,茶文化包括所有古人和今人与茶相关的一切活动。

(二)展品陈列和展线设计

张然思:那我们回到展品和设计部分。我发现展览开头背板很有特色:展柜中呈现了茶株标本,而背板则是关于茶之“异名”的解释(如来自《茶经》《说文解字》的内容),同时叙述了我国历代茶政。策展团队这样的设计,是否有意将观众引入物质与文化,以引发观众思考茶叶背后的经济或政治因素呢?


茶叶遗存(左下)汉阳陵外藏坑K15出土陕西汉阳陵博物馆藏王光尧:是有这样的想法。因为展览是一种语言,通过“物”的表现辅助一些文字图片,让人看到策展人的思想。大家都知道茶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但茶是怎么和国家政治经济相关的,人们想的更多是种茶、卖茶和收税,很少会去想国家政治、外交、军事与茶的关系等,因为不是专门搞这个研究的。所以需要策展者去启发。张然思:展览中有很多纸质文物,包括茶书或者是有关茶的字画,这些展品需要中途休息,我发现您在策划中也准备了相应的替换品。请问您认为替换品能否给予观众同样的观展感受呢?

王光尧:这个问题特别好。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按《文物法》规定,宋元书法、绘画展期只能是一个月,不可能几个月一直展下去,文物保护是重中之重。如我们展出宋人录蔡襄的《茶录》,是研究宋代茶文化最重要的文物之一,作为代表宋代茶文化的标志性文物是不能不展出的,但受展览时间制约,又不可能展三个月。所以我们先展出《茶录》原件,而后替换成乾隆皇帝临的《茶录》。虽有真本与摹本的不同,但却从另一个方面让观众了解到真本的影响深远和文化的传承。说明茶无论在宋代还是在清代,都深深融入到中国人的文化血脉里了。


《宋人书蔡襄茶录》卷故宫博物院藏张然思:的确,您特别注意了替代品与首选文物的承接关系,是否可以说,通过替换品,我们同样可以知道一些深刻的、并未在展览中呈现的茶的知识呢?王光尧:像我们要把宋人《春宴图》撤下去时候,替换了故宫博物院藏明人临的《清明上河图》和今人摹《清明上河图》。为什么拿明朝人临的《清明上河图》与今人摹本对比?有一个茶饮方式对比的问题。在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里,并没有很多喝茶的内容,因为那个时候是点茶、斗茶的时代。明朝则进入泡茶的时代。把两个本子放在一起,早期是《春宴图》上宋人怎么喝酒、怎么喝茶,《清明上河图》中有很多喝酒的描绘。但替换展品之后,还是以宋为切入点,看看宋、明都市生活的对比。通过明人临本《清明上河图》,可以知道明人表现的喝茶,有饮茶风俗的变化,有器物的变化。所以换一个展品,并不是说随便拿一个同时期的文物或同性质的就行,而是有原因的。换下去哪个内容,替补出来哪一件文物,是有思考的。希望这里面传递的是一个对比性的、发展的、让人可以直接看到的变化的历史。


宋人《春宴图》卷(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宋人《春宴图》卷(局部)故宫博物院藏张然思:我注意到“茶人茶书”板块内容设计非常丰富,背板中既有产茶地区的文物图片,又有“黑石号”等打捞出水的与茶有关的文物。这样的呈现方式是否也暗含了您“茶·世界”的思考?告诉观众茶叶在当时的中国是“内成规模,外有出口”的?王光尧:展览本来就是想在不同层面说“茶的世界”和“世界的茶”。所以说在每一个板块,明线、暗线上都在做这样的内容。像我们知道长沙窑,是唐代外销瓷器的代表性窑场,长沙窑产品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大规模出口的瓷器,“黑石号”出水几万件长沙窑瓷器里面,有茶器,有酒器,有些瓶子直接上面写着“酒”,还有的瓷器上写着“荼盏子”等。黑石号沉船出水长沙窑瓷器的时代是9世纪初(或者是9世纪第一个25年),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不管是在社会上层还是在市井,在中国内地还是向外输出商品时,茶和酒都是非常普及的内容。产品表现出的各种茶酒器,也和敦煌文书中的《茶酒论》叙述的内容相符,是该时代茶文化普及的反映。


唐长沙窑“茶埦”铭文碗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黑石号沉船的瓷器是要卖出去的,别人买这些瓷器是干什么用呢?从中怎么传播茶文化,这个值得思考。唐人煎茶的时候,经过烤、碾成粉,过箩筛、育华等步聚,制成一碗茶。确切地说就是一碗茶末煮的稀粥,再加上姜、盐等。我们在印度喀拉拉邦、阿联酋拉斯海马地区考古时候发现:喀拉拉邦、拉斯海马两地人请我们喝茶,都说“chaaya”,发的还是茶(chá)的音,我在印度喝的茶,可以肯定是稀茶煮,里面也可能加入姜和香料;在阿联酋拉斯海马喝茶同样是稀茶粥,加有糖、可可粉(可能有?)和香料。而这样的茶粥,很难不让我们想到唐人喝的茶,如果把这条线连起来,会理解为什么在唐代有茶器出口。因为唐朝和阿拉伯世界的交往、甚至之前和波斯世界的交往,是很多的。这个时期,黑石号沉船出水瓷器中的茶器,是不是可以表明包括阿拉伯人、波斯人以及南亚的斯里兰卡人、印度人等,在进口中国茶器的同时,也把这些茶器和茶同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学习并传播呢?被他们称为“chaaya”的稀茶粥是不是更多地保留了唐代茶的原貌和喝法?中国有句话“礼失而求诸野”,那么从南亚到西亚,印度、阿拉伯人喝的茶粥是不是属于此类呢?那里面应该是唐人的茶法。而日本的茶道中,基本是抹茶、点茶,那是宋人的茶法,同样可以说明传播。所以这就是刚才提到的,通过器物应该看到的是“茶文化”的一次世界性普及,是一个历史的断面。虽然我们对印度的茶、对西亚的茶还没有搞清楚,但它们一定有引入、发展的逻辑,这个值得深入研究。如果能把印度称为“chaaya”的这种茶和阿拉伯世界的茶搞清楚,弄明白他们什么时候开始煮这种茶粥,是不是在唐代?如果能搞清这一点,我想就证明了展览中暗含的一个线条和一个断面。


“茶道尚和”单元说明张然思:第二板块的“茶道尚和”,主流展品既有器,也有表现喝茶方法的图画,这和第一单元的茶事有什么区别?您想如何从中表现茶道?王光尧:茶事讲的与喝茶相关的内容,形而下的更多。而茶道讲的理、法、真谛。展览中说的茶道,不同于日本的茶道,后者是从中国引进茶之后重于表现茶事规程的仪式之法。中国的茶道是一个文化的综合体,从认识茶开始,逐步让茶更多、更好、更便捷地服务于人,并追求茶与水、与器的协调,追求在生活必须之中茶事意境代表的天人合一、人文和自然的和合。这种和合既讲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群与人群的协调,也讲以茶饮文化为代表的文化趣同。

考古发现宣化辽代墓葬壁画显示的辽人在饮茶习俗中表现出的辽人茶事,既有承自唐人的文化因素,也有辽人与五代、宋不同时期的汉人交流互动中发展的内容,最后表现着辽人的茶事与宋代基本相同,这种茶文化的相同正说明以契丹人为主体的辽,和以汉人为主体的宋分别在继承唐和五代旧有文化、在相互学习过程中最终走向文化统一的过程,如此可以肯定无论是辽还是宋,都是传承中国文化的主体,二者并不能区分出法统与否,辽、宋是在自有法统和传承中又因共存和互动而实现文化的统一。关于这一点,正如著名考古学家徐苹芳论及宣化辽墓壁画所见茶事图像的价值时所说:茶虽小事,但反映的是历史大端,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我们甚至可以说茶文化在各民族之间的普及、交流和发展,由此带动的融合是中国茶道的核心内容之一。还有我们的展品中有描绘乾隆皇帝喝茶的《是一是二图》,关于该图,以往研究者很多,研究的关注点也不同,当我们把它作为茶文化展的展品,即以茶、饮茶和饮茶环境为关注点思考,我们发现该画构图是学习宋人画法,乾隆皇帝汉装像,喝茶的杯子是宋代的定窑,装茶的壶是明代青花军持,周边陈设的器物从早到晚有新石器代的玉璧、商代的青铜觚、王莽的嘉量、宣德时期的青花梵文“大德吉祥场”出戟盖罐、受西洋家具影响的圆桌,等等。喝一杯茶,用宋明时代的名瓷可以理解,但其陈设全用历代礼祭器、佛教法物和从西洋来的文化内容,极有可能是要表现乾隆皇帝代表的清朝对中华文化的法统性继承、典守,代表清代中央对佛教的支持,对西洋文化的吸收与了解。如果我们再把乾隆编纂《四库全书》、西清诸鉴和收集典藏历代文物的文化活动统一思考,就会发现这是清代康雍乾三帝百年文化、政治建树的内容,是作为满族的乾隆皇帝实现了由满洲的汗到大清——中华皇帝转变的政治、文化追求和表现。


清人画《弘历是一是二图》像屏故宫博物院藏



清人画《弘历是一是二图》像屏展览现场至于茶事,则是通过各种形而下的内容表现。考古最新发现战国时期邾国墓地出土原始青瓷碗和茶叶,因为有原形的茶叶团在碗内,让我们知道战国时期饮茶可能是通过煮或泡来实现。至于这碗茶是药用还是食用?现在一概不知。但是可以确定喝茶的这个原始青瓷碗,是“天下第一茶盏”,最早的饮茶器。同时,在该单元重点推出的还有唐代的《托盏侍女图》,是新疆出土的,保存了1000多年了。这个画上有一个关于茶盏和盏托组合的细节——用托端着盏喝茶。为什么用盏托?因为盏太热,烫手。文献记载茶盏托是唐朝崔宁的闺女发明的。可是考古发现茶盏在南北朝时期都已经流行了,这个线条也就通了:战国时期就拿一个碗喝茶,没有托,不晚于南北朝有了茶盏、盏托的组合,到唐朝茶盏和盏托的组合已见于文献和图像,新疆出土这幅画说明当时在大唐疆域内茶文化的普及程度。


原始青瓷碗战国邾国墓地出土



唐《托盏侍女图》阿斯塔纳墓地187号墓出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张然思:展览第一板块和第二板块的文物各成线条,而展品的时代则有穿插或交错,比如先展示明清再展示宋,请问这样的设计有什么特殊的寓意吗?王光尧:这都是根据展场空间和展示内容设计,有时候是要选一个或几个点,让展览叙事有起伏感。像“茶道尚和”板块,从早期喝茶的方法,如战国时期怎么喝茶,汉代至六朝开始有记载,战国时期没记载,仅靠考古发现。到唐朝煎茶、宋代点茶,时代特点很明显,但是煎茶也往后传很远,点茶在前面也有,往后也传很远。现在日本人喝抹茶,也是传承了。至于元代喝茶,有煎有煮、有抹茶,还有一般泡茶法,很乱也很随意。随意与协调本身也是茶道的核心内容之一。在故宫院内办展览既受古建筑场地的制约,也受故宫建筑群大美的降维式压制。所以我们在思考时既要考虑到展览本身的内容,又要与故宫建筑和环境的协调,展览的实际需要因展场的条件有时候会产生一些小的变化。这一次的我们设计的展线,进了第一展室看到茶、生产茶和喝茶,在第二单元讲2000多年间喝茶方法的时代性,以及对茶文化的发展,从中的感悟,和人们喝茶时的心灵追求,以及心灵追求在茶器、茶场景上的体现,喝茶之中传达的中华文明的内涵,等等。但这个时代性是没办法按时间线分期的,它是有交叉的。

张然思:所以说您想要展示的是某类茶饮(点茶或煮茶)的流动,比如说从宋朝传至明清,一直有一部分在保存和传承,您想以一个线条为主来展现一个完整的时期,然后再考虑整体的大时期,是这样的吗?

王光尧:是这个意思。在这个展览里面有两个线条:一个线条是历史逻辑;另一个线条是以备茶方法为根据——煎茶的时代、点茶的时代、煮茶的时代和泡茶的时代。再接着下面是因为喝茶带来了哪些不同。人们在早期喝茶时可能对意境没那么多追求,宋人开始把茶上升到生活美学层面;明代开始,人们一定要讲茶的空间,要么是融于自然,在山间林下,要么是在自己家里营造专门的饮茶空间。实现陆象山所说的“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所以展览设计中前面讲备茶方法,后面通过场景讲茶的意趣,讲喝茶时的心性,相对来说是讲人怎么融入茶,茶怎么引导人融入自然,茶怎么和不同群体的人共处在一个和谐的世界里。从中体悟茶道的精髓:和、统、同,思考从扫一屋直至扫天下、烹小鲜而悟治大国之道。在这方面茶与酒表现的“杯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又异曲同工。

张然思:在“茶道尚和”板块中,还呈现了藏于日本京都大德寺的南宋《五百罗汉图》之《备茶图》《吃茶图》,在此我还想岔出去提个问题,展览中并没有提到饮茶与佛家的关系,请问您在这方面有所考虑吗?或者有所研究吗?可否给我们深入讲讲饮茶与佛家的渊源?

王光尧:考虑肯定有。但我对佛教不仅说不上研究,而且是基本上一点也不了解。不过有一句话“茶禅一味”,以我的理解,没有佛教,也会有茶的发展。茶并没有因为佛教而决定它有无,反过来佛教传入中国之后,把茶事和参禅结合在一起,是佛教引入了中国的茶。佛教徒的修行与中国士人追求的茶境、意趣结合,是佛教中国化的表现之一。我们讲佛教华化的时候,不仅仅要看到造像上从薄纱透体到褒衣博带的变化,更要看它的法器,看其经典的转变如何更加符合儒教和中国伦理,看它和我们生活习俗的结合。茶正是我们观察佛教中国化的切入点之一。当然,“天下名山僧占多”,茶大都产在南方山地,佛家弟子自然有得到茶的便利,传说最有名的大红袍茶和佛教徒有关。但我个人认为茶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佛家虽有贡献的,但并非居功至伟、不可替代。茶文化主要是中国文化固有的优秀内容之一,把茶引入佛教只是丰富了茶文化的内容。

(三)展示与互动

张然思:所以说您是想通过陈列形式将观众带入到与茶相关的文化中来?

王光尧:就是这样。博物馆的展览应该是以可能的最大量的文物,通过不同的线条让观众从中理解、获取自己想获取的内容;而不是把一个美术的线条放在这里,突出展示某一个东西的美与历程。不需要过度强调要关注哪些东西,反而应该让观者顺着线条自己去观察文物,自己去发现历史,在历史中获取自己要获取的内容。

张然思:在“点茶成画”这个板块,通过背板和器物的组合呈现了宋代点茶艺术。对于想要更具体了解点茶的观众来说,策展团队是否考虑使用视频、三维成像或是装置的方式,使观众在展览空间获得沉浸式体验呢?

王光尧:对,我们努力办成一个沉浸式的展览,有制茶、喝茶的一些场景出现。我们拍摄了很多种视频,企图通过各种现代的影视和三维效果,让观众看到更多情形。

张然思:也就是说,本次展览充分考虑到了与观众的互动,那展览设置与观众互动的点是随机性的还是刻意的?或者观众可以因为一个偶然的思考,进入一种交互体验?

王光尧:我们这里面展示说到茶,有哪些点,例如什么时候开始种茶?考古发现最早的茶是什么?有没有传世的老茶?古人怎么喝茶?喝茶时用什么样的器物,有没有改进?喝茶时是否追求一种由场景表现的意境?是否追求一种形而上的感受?历史上最有名的茶人是谁?判断茶人的标准是什么?等等。但凡能发散想到的问题,我们尽可能通过实物和其他展览语言把它们拿来放在这。

张然思:就是说,您在替观众想到尽可能多的点去呈现,以展览语言或文物的呈现去为观众的思考,并且提前预想到观众可能会产生兴趣的点?


“点茶成画”板块说明王光尧:对,是这个意思。我们的想法肯定不是说能够包罗所有观众的所有问题,但我们尽可能地用现有的文物来更多地提出问题,这种问题又不是一问一答式的。而是把文物展示出来,让观众在不同的线条中看到答案,从而有一种在灯火阑珊处找到伊人的喜悦!观众来参观时候,一般都会预设几个问题或多个问题,会在展览中找到答案,或尽可能多地得到解答,但我想肯定不会是全部,我们没有能力通过展览解答参观者的所有问题,但我们会争取去做好展览。张然思:那么作为一个博物馆人,您认为一个不能找到全部答案,或者说不能让观众知道预期的所有答案的展览,是成功的吗?

王光尧:任何一个展览都有它成功的地方和闪光的亮点,但是所有的展览都不能让所有观众满意、让所有观众解决所有问题。所以说一个展览只要能做到线条明确、主题思想突出、能把想说的问题说明白了,同时在学术层面,展览内容在办展览的历史时期内,能站在学术研究的前沿,都算是成功的展览。

张然思:我发现展厅的多个部分都设置了方便观众自行学习的“二维码扫描区域”,您认为针对不同知识层面的观众,这些链接能够达到您所期望的关于茶文化的教育或传播吗?

王光尧:办展览本身就是基于教育或传播知识的目的,这一点是通过欣赏完成。按展览的逻辑来说,展览的语言就三个要素:第一是文物,第二是主题说明(包括单元说明和文物说明),第三则是辅助性的说明即展览中所用的背板。现在的辅助性说明,借助二维码可以在背板文字外多层次地实现,这些是过去技术手段所不能完成的。至于说能不能达到传播的目的,观众来看了,评价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就实现传播了。观众关注到这个展览,来或者不来,或者从网上查到这个展览,从中找自己关注的某一个点,也是达到传播的目的了。但不同人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关注的程度也不一样。

张然思:就是说策展人在设置这些二维码的时候,是尽可能多地把相关知识提供给观众,或者像您说的,尽可能提前想到观众感兴趣的点?

王光尧:是这样,二维码的设置是刚才我说的展览辅助性内容。所谓展览的语言就是文物、主题说明和辅助性说明,三者间是一个组合性说明关系。例如,文物本身的标签,出土墓葬的说明,相关背景知识,这在过去传统的展览中就够了。因为现在有信息化的二维码扫描,可以辅助更多的知识,注入更多的展览以外的链接点,包括展品上游和下游的关联、存在的历史背景等。所以我们是在尽可能把相关的知识点连接起来。

张然思:除了影视频的这种形式,还有可以让观众亲手操作的这样的设计场合吗?

王光尧:在展室内、外的互动的空间里面都有。

张然思:那么您可以具体谈谈给观众的互动空间是怎样设计的吗?

王光尧:互动空间我们初步设计在午门东雁翅楼展厅最南端即展览的第四板块,以及北边的东北崇楼,既可以在里面看到不同的茶和茶具,也能体验到坐着喝茶的方法,还能通过展示了解不同茶、不同的饮茶方法。我们的初衷是定期地讲不同的茶,不同备茶方法,茶的理论和今人研究茶的成果,对茶的发展等等。大家既有知识上的交流,也有备茶、制茶方法的互动。故宫博物院相关单位还准备开辟几个可以体验的茶空间,欢迎大家参与其中。

张然思:就是说一边喝茶一边来学习和体验这样的互动形式?

王光尧:对。因为喝茶的方法有很多,一个地方是讲不清的,所以就希望通过更多场所让观众了解这个展览、了解茶文化。单独开辟茶文化的互动空间是故宫博物院这次“茶·世界”展览实现展场外溢的一个实践,也可以说是一个亮点。

(四)关于展览其他的思考

张然思:在展览最后一个板块“茶香绵长”中,您特别提到了我们今天茶叶的饮用和生产,那么,您希望通过展览带给观众对于当代茶文化怎样的新的理解呢?


“茶韵绵长”单元说明王光尧:千百年的发展使喝茶越来越便利了:从煎茶、点茶、煮茶到泡茶、袋茶,发展茶文化的不仅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茶的种植面积更大,茶的品种更多。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很多地方种茶,南茶北移是科学技术支撑的结果,全世界种茶的地方也越来越多。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希望科学技术的介入,让茶对人体的好处达到极致。通过世界范围内对茶的历史、茶的作用的研究,让茶更好地成为全世界广域文化的内容。我相信,随着科学的发展茶会更多更好更便利于走进人们的生活,更好地服务于人民。张然思:我发现2023年与茶叶相关的展览比较多,前半年的就有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饮食文化展”中将茶作为传统饮食文化的一部分进行展出;还有国家典籍博物馆的“茶和天下典籍里的茶”,侧重于茶叶相关的著作。故宫博物院此次“茶·世界”展似乎是主题范围最大、囊括历史最长的一个展览,可以请您说说本次展览相较于上述展览不同的特点吗?

王光尧:茶,这么美好的东西,是大自然的赐与和中国古人智慧创造相结合的产物,可以作为中国优秀文化的一个代表,是世界的三大饮品之一。现在有一个契机,在2022年中国的制茶工艺被评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习总书记在福建武夷山茶场考察时指出要从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三个方面讲好茶。这给我们研究古代文化一个很好的启示和指导:文化是讲传统,把中国古代优秀文化讲好,用现代科学技术让茶更多更好地服务于人民,让茶的产业更大。更大才能更好,才能更好地服务于人民。所以,更多人来办茶展览,宣传茶文化是应该的。

我们想办这个展览,屈指算来也有快10年了!到现在才能办成。能办成“茶·世界”展览这不仅得益于故宫博物院领导的支持,也得益于故宫博物院珍藏了大量和茶相关的文物,除器物外,还有大量的书画类的文物、图书和老茶叶,甚至有清代宫廷的茶室建筑,这是故宫博物院办展览时得天独厚的优势,这是第一。第二是我们通过展览关注了茶在世界范围的传播。明代也好,清代也好,甚至更早的唐宋时期,中国人喝茶,再把茶卖出去。中国以茶影响他国文化的同时,跟茶相关的外来文物也开始进入到中国宫廷,如明末清初来自琉球王国的茶器。到清代,乾隆宫廷里有来自英国的茶器,也有来自俄罗斯宫廷的茶炊等,还有来自琉球王国和日本王国的器物。这些东西都反映着当年茶文化交流的盛况,这也是我们这一次展览的亮点。要把一个文物的展览办出很多线条,首先是要有文物支撑,如果没文物全写成文字,那就是一本书,那就不是展览了。展览还是要有物的,和写书不同,让人能看到东西,可以更直观地来解读这些内容。


明唐寅《事茗图》卷展览现场



铜雕花卉纹茶和咖啡用器俄罗斯19世纪中期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张然思:茶与世界的关系的确是近年博物馆比较偏好的主题。比如2021年茶叶博物馆的《绿色黄金——17-19世纪中国和欧洲的海上茶叶贸易》展览,注重中国与欧洲的贸易交流;再早如2018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南院的“芳名远播:亚洲茶文化”常设展,侧重的是亚洲范围的茶文化。这些展览都关注到茶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关系,那么“茶·世界”展览对于展现茶叶在中西方交流与贸易上有什么特别之处?王光尧:这次展览第三单元就叫“茶路万里”,讲茶怎么让外国人喜欢上,讲历史上有哪些贸易路线输出茶叶,不同地区“茶文化”的特点是什么。反过来说就是,历史上其他国家地区与中国的互动是什么?“丝绸之路”上的商品流动并不是谁家施舍给另外一家,文明互鉴是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共同交流的结果,试图以自己有的东西去易换别人有的东西,以物易物获取能更加美化自己生活的内容,这是人与人交流的本质和原始目的。所以通过“丝绸之路”也好,“茶马古道”也好,不管你讲茶、讲茶马、讲丝绸,都是拿自己优秀于别人的东西出去换钱换物。像茶叶是天生具有这种特性的东西,所以别人就买,中国也不停地在买别人的东西,就是在以物易物的过程中让所有人的生活都更加美好。毫无疑问,茶和丝绸、瓷器一样,代表着当年中国人如何通过自己的智慧和辛劳把这种美推向世界,也有可能是我们主推,也有可能是别人来了买走的,这个无关紧要。美美与共,实现了以茶为美好的世界大同。


“茶路万里”单元说明



“茶路万里”板块展览现场张然思:好像您的意思是说茶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是一个共赢的效果?王光尧:是这样的,所以说美美与共。我们在“茶路万里”里面既讲从原产地从内地往边陲地区走,就是水乳/茶乳交融。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的奶茶、酥油茶等,就是茶与乳交融。茶从中国走出去,在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到欧洲、美洲甚至非洲,他们怎么看待茶和我们怎么理解茶,是不一样的,但全世界关于茶的发音基本上就两种:一种是Tea,来自中国方言的闽南话,另一种是茶、chaaya,来自我们中国官话,都源自中国的茶。所以说历史上把这个东西拿出去,别人也接受了,就是因为茶对人的身体好。我们输出茶叶,然后买回别人家的玻璃器等商品,双方都是在得到美化我们自己生活的物品。

张然思:那么您在展览中是如何体现站在他国角度看待中国茶呢?

王光尧:在展览的“茶路万里”板块,关于俄罗斯人怎么喝茶,英国人怎么喝茶,并没有强调是我们怎么传给别人,而是把他们喝茶的风格放在这里。我们还在同一单元列出“宫廷洋茶风”展出了清朝皇帝使用的来自俄罗斯的器物、来自英国、来自日本、来自琉球等不同国家的茶器,这就是一种平等的展示,展现的文化互动。


黑漆描金山水图海棠式盘日本故宫博物院藏



蓝釉描金寿字纹茶具法国故宫博物院藏张然思:所以说它是一种平等的展示和交流互惠,而不是一者强加给另一者,是一种茶传播史的客观呈现。张然思:茶的问题已经问了很多,那么策划定义如此广泛、规模如此宏大的展览,而且在我国最重要的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展出,是出于怎样的特殊考虑呢?

王光尧:为什么要办这样一个综合性的展览呢?这也是我做展览多年慢慢思考、发展的一个过程。刚开始我们办一些小的瓷器展,后来因为在景德镇搞考古,发现景德镇御窑场出土的瓷器和故宫传世的瓷器有完全一样的,也有故宫有收藏而景德镇没发现的,还有故宫的藏品中没有而景德镇烧造却没烧好的实验性的产品??我想做一个对比展才好,于是在2002年就和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的江建新先生一起,策划了一个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明代御窑瓷器和故宫博物院藏明代御窑瓷器的对比展。最初还想把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藏品拿来,并与南京功臣墓的东西放在一起,实现在明代语境中产、用和赏的多维合一,但有一些难度,最后只能做到把故宫和景德镇的东西放在一起对比了。有一个跳出物的思考,不满足于只展一个小点。同时,因为我们参加了“指南针”课题“中国古代制瓷技术的对外传播和影响”,要把课题成果转化成以龙泉窑青瓷为观察点筹办了“天下龙泉”展。为什么叫“天下龙泉”呢?以龙泉青瓷和全球化为关注点,不仅龙泉青瓷走出去了,而且以13到15世纪为观察点,还可以看到中国瓷器在世界各地影响的深度和远度。海外的消费者虽然买了龙泉瓷器,但他们对龙泉青瓷的认识和中国人的认识并不完全相同,同时别人也在仿龙泉窑瓷器,不会烧瓷器的人用其他材质仿。而在这个过程中还发现,我们的瓷器学习了别人的器物造型,也为了当地人的生活方便烧造了当地人专用的一些器物。像越南、泰国等国的窑工不仅仿烧了龙泉青瓷还把产品投向世界市场,这种交流是深远的,不仅仅是卖几个产品,而是包含了广泛的文化互通互鉴,龙泉瓷器只是透视“天下”一个观察点。

但不管怎么说,即便是“天下龙泉”展的观察还是聚焦在瓷器本身。然而生活不仅仅只有瓷器,这个时候我就想找一个生活必不可少的点来观察,以它的流变作为主线,纵向观察其几千年的变化,和对生活美学的引领,横切面观察同一个时代世界人民的生活与我们的聚焦点表现出的不同。也就是观察一个点,看看历史上几千年的变化,同一个断面上不同区域有哪些差别,怎么去互相影响,怎么传播,怎么共同发展?最后就发现“茶”太切合这个点,能不能办一个茶的展览呢?茶又是我们常说的是生活的必需品,是世界性的饮料,现在世界上三大健康饮料之一。茶是中国人贡献给世界人民最好的内容之一,所以我们能不能把有关茶的物放在一起办这个展览,于是就有了我们现在关注的点。

作生活的必需品,不仅汉族饮茶,其他民族生活也离不开茶,要不是怎么会有“茶马贸易”和中央王朝的以茶治边呢。不光中国人喝茶,外国人也喝茶,人们太关注茶了,都需要茶,于是就想以茶为关注点,看至少6000年之内其在中国的一个变化情况:喝茶引起的哪些变化?影响了国家军事政治哪些内容?人民的生活和审美习俗都发生了哪些变化?它在世界传播的一个情况,不同时期的传播的情况,对于世界产生了哪些深入的影响?现在能不能抛弃茶?以后又会如何发展?所以就想抓住“茶”。

张然思:不能抛弃茶,就是说茶很符合您刚才说的想要的一个点——一个日常生活的点,切入整个纵向的世界史,并产生一个丰满的横切面这样的条件?

王光尧:对,是这个意思。

张然思:那么进入到本次访谈的最后一个问题,虽然这个问题按理是属于第二部分的,但我还是想把它留在最后,请问本次展线设计的亮点是什么呢?

王光尧:展览团队在形式设计上尽了最大努力。如果我们在展室里面不能体现美的茶饮空间,是我们的失败。如果我们要办成一个一个小的茶饮空间,也是我们的失败,等于我们开了一大堆小茶馆。所以我们这一次的展览通过形式设计,通过空间的分割,通过文物的摆放,让观众既能看到每一个空间的美,又能看到一个历史的贯穿和美的演变,一个美的、协和的、茶文化发展、传播历程。以茶为代表的,在展示空间突出美的发展与转变,这就是本次展线设计的一大亮点。

此外,我们希望通过展览,既让观众看到茶的历史,看到茶的形,也能闻到茶的味,甚至你可以去摸一摸茶叶,闻一闻它的香。具有真实性和体验感。文物展览向来都给人以冷冰冰的面孔,隔着玻璃,而我们这一次看文物,你去观察文物美的同时,还有现代茶叶让你去闻,感受不同茶叶的不同香味,你甚至可以在展室里面捏一点、嗅一下,没问题。在展室之外的互致动空间,还可以喝到茶,体验历史上不同的备茶方法,通过视频了解制茶的过程。

我们展览结语的最后三个字是“喫茶去”,是闽南方言,意思就是“吃茶去”!这一方面是想突出闽南方言的人群在茶文化走向世界过程中的贡献,另一方面也想带动观者一起去喝茶、去亲自体验。扫一下这三个字旁边二维码,既可以到故宫博物院为配合这次展览开创的多个茶空间去互动,又可以真正地品味不同的茶,参与到体验茶文化和发展茶文化的行列之中。

最后,谢谢你的采访。

(本文作者单位:张然思,英国约克大学文学硕士;王光尧,故宫博物院器物部;图片摄影:王琎;原标题为《从中国走向世界的茶文化——“茶·世界”展览策展访谈》,全文原刊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3年第9期,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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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观察】从赶集到漫逛,茶叶批发市场还能是个怎样的存在?

城中无人空寂廖,

金银流水叮咚响,

忆往昔,热闹非凡不再。

图文声视凭能耐,

釜底抽薪见真章,

问今宵,东西谁主沉浮?

茶城业态多变迁,

人事皆宜知几何,

望江来,百舸争流不息!

牵一叶而动全身

茶叶在市场上出现的时候还是农产品的身份。

改革开放前的20多年里,由于农产品的严重短缺,国家对茶叶实行统购统销政策,由于“流通”渠道单一,又是由政府垄断,生产者和销售者没有开拓分销渠道以扩大销售的必要。茶叶批发市场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后形成的。改革开放后,茶叶开放经营,多渠道流通格局的形成为茶叶批发市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上世纪90年代后,茶叶茶品告别短缺时代,茶叶企业个数剧增,实力弱、规模小、营销力差的企业大量涌现。

随着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市民对高档名优茶、礼品茶的消费比重又逐年增加。为解决“卖难”的问题,急需新的销售渠道为之服务。由于批发市场具有收集产品、分配产品、形成价格、信息集散等功能,逐渐成为理想的交易场所。我国大多数茶叶批发市场便是在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

牵一叶而动全身

按功能划分,我国茶叶批发市场可以分为产区批发市场和销区批发市场。

产区批发市场大多是在过去集贸市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有一些是政府有组织建设的,一般对市场交易条件要求不高,销售以茶农小规模交易毛茶为主,且季节性明显。销区批发市场大多是在历史茶叶贸易中心基础建立起来,大多是自发形成的,一般都是发展到一定规模后,政府开始介入引导,对交易条件要求高,需独立的门面,为综合性市场,并以当地传统消费习惯品种为主,常年交易,兼具有配送功能。

2004年以前,茶叶批发市场大多是自发形成的,设施比较落后,管理比较粗放。

2004年以后,新近投入使用的茶叶批发市场,无论在投入资金、市场规划、市场规模、市场设施,都有较大发展。有政府扶持建立的、自发形成的,有原有闲置库房改造而成的,也有茶商承租改造的,有从副食品批发市场中分离出来的,也有房地产商投资建立的。但是,交易方式没有改变,市场还是以出租摊位/门店为主。随着我国交通、通讯、信息等基础设施的极大改善,茶叶批发市场的辐射范围也不断扩大。

牵一叶而动全身

十几年来,茶叶批发市场虽然一波三折,在摸爬滚打中看似遍体鳞伤。然而,就像衣裳需要浣洗也可以换新。而不管怎么洗怎么换,它总是要有的。

茶叶批发市场也唤作茶城、茶都、茶市,从名称上也可见得其定位远不止是交易市场,更是茶叶交易中心、信息传播中心、政策标准执行中心、茶文化传播中心、物流配送中心等的综合体。尽管历经热闹非凡和惨淡萧条,茶叶批发市场并没有在人心惶惶中消逝,而是以更新的姿态继续辉煌。买卖市场不会消失、淘汰,而会重构、转型。

这几年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对传统的茶叶批发市场来说,既是危机的催生者也是契机的孵化器。当下,已经不是从“人气”判断一个茶叶批发市场是否景气的时代。

德鲁克说:未来企业之间的竞争,不是产品之间的竞争,而是商业模式之间的竞争。在目前茶产业产能过剩及消费升级的态势下,茶叶消费模式已趋向生产无公害化、产品多样化、品牌名牌化、信息网络化发展,而茶叶批发市场作为茶业唯一公共市场基础设施,又会如何重焕生机呢? 

商住一体化,买卖就在生活里

21世纪最初的几年,长沙人还是喝的大杯茶。2007年铁观音市场崛起,福建(尤其是安溪)人走南闯北,把功夫茶泡法一并传扬开来。当时,有二十来万福建人在湖南发展,给湖南的生活带去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长沙的喝茶习惯也在福建人的带动下逐渐迎来了新的升级。

这几年,随着茶文化的普及,渠道通路的便利,其他大类茶也逐渐受到长沙人的喜爱。随着饮茶习惯的改变,茶器具也有了新的市场。第一家大规模的茶器具经销商永利汇的入驻,给长沙的茶业带来了新的商机。从散而小到做精做专做全,长沙也逐渐发展出了规模化的茶叶批发市场。

“为响应省委、省政府‘建设茶叶强省、打造千亿茶产业’的战略目标,提升我省茶叶产业的综合竞争力,将茶叶产业做大做强,推动‘湘品出湘,湘品出境’。2013年便自主创建品牌‘神农茶都’,以茶文化为主题,并结合人们的日常生活,打造了长沙市的第一条茶文化步行街。公司致力于将神农茶都打造成为集批发兼零售茶叶、休闲体验为一体的品牌之都、惠民之都,让人们带着信仰来神农茶都旅游、购物、感受中华五千年茶文化的无限魅力。”神农茶都董事长王志高先生,在回顾起十几年的闽湘茶文化之路时,既感慨又自豪,正如他办公室赫然挂着的匾额“世界只有一个神农传奇,中国只有一个神农茶都。”这是勉励也是嘉奖。

商住一体化,买卖就在生活里

然而,在20年前,这里还只是长沙市的一个破败村子——火焰村。从城中村到公共社区到神农茶都,回溯一步步的改造之路,尽管困难重重,但安民立业、文化兴业,无不是为了发展与更好的生活。

如今的神农茶都厚植湘茶文化底蕴,以弘扬中华神农茶祖文化为己任,每年四月的谷雨节前后,这里都要举行隆重的中华茶祖节祭祀盛典,来自海内外的数千名茶商和茶农代表,一起祭祀茶祖神农氏。在9.98米高的巨型茶祖神农像的威仪下,人们在心中对茶也不觉多了几分敬意与感恩。

福建的很多商户在这里渐渐融入了湖南茶文化氛围,同时,也让福建的茶文化与长沙乃至来自全国各地的茶文化互相影响、互相渗透,同宗同源的茶精神渐渐深入人心。

神农茶都围绕文化做市场、贴近生活搞买卖,已成为长沙的茶旅文化性地标,引领着茶文化的升级与回归,影响着市民的品饮习惯。

场景化深度体验,买卖“玩”出来

“湖南高桥大市场是由8个专业市场组成的批发市场,是长沙最早也是最大的批发市场,茶叶茶具城作为其中的一个专业批发市场,虽然规模相比全国其他茶城还算小的,但公司化运营模式,有整体上的规划、协调、统一,专业度较高。”

高桥茶叶茶具市场龚主任介绍道:“高桥大市场1996年就建成了,但2011年以前,茶叶茶具城还是以零散、低端批发为主。茶叶作为农产品,原就是以散料为主,食品安全和价格体系上都不规范,但通过产品结构的宏观调控,可以实现品类化、产品化、品牌化。经过近几年规划经营、规范价格、品类细分,我们才完成了从品质到品牌的提升,并更加完善了细分市场。”

重新整合后的茶城整体化、品牌化了,目前,高桥茶叶茶具城已打造了包装一条街,成为行业首创。据了解该城还将打造白茶、黑茶、茶器具等街区,让市场辨识度更高。龚主任还说,“茶叶茶具城给消费者的不只是便利,还能提供消费担保,以极力保障正当买卖,并且避免消费者与商家的纠纷。”

场景化深度体验,买卖“玩”出来

然而,对于龚主任来说,茶城远不止于如此。“在人文主义时代,人们将会把更多时间用来体验,过上真正有情怀的生活,而买卖在移动终端就能完成,这些都需要有平台来转化。现在是产品过剩时代,时代的升级,使得消费群体发生了裂变,随之的销售运营方式也就不一样了。


以前的茶城是二批市场,以后将直接面向终端。而面对C端就不再是产品输出为主,而是场景输出。消费的也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体验。好比喜欢用小米、华为或苹果的不同人群,他们追求的其实也是使用中产生的独特感受。产品功能性的差异已经被弱化了。


未来的茶城将不只是商品交易,而是综合展示、集中交流的生活化、场景化、休闲化的场所,并将带动茶旅文化,营造深度体验场景,提供不同茶类、茶源、茶线的咨询服务。”


从注重品质,到注重品牌;从销售带动,到场景转化。高桥茶叶茶具城被视为“三湘茶叶第一城”,可见名副其实。长足发展,高瞻远瞩是必需,脚踏实地是根本。龚主任还表示,有方向还要有节奏,只有控制好每个节点的步伐,才能稳步发展。边改造,边发展;边提升,边宣传。无论是茶叶、器具还是包装品牌,都是茶文化的载体。


茶城可以集与茶有关的一切于一体,将之打造成茶文化场景体验场所,对传统茶叶批发市场来说,是既能适应时代需求、实现发展,又能满足精神追求的创新之举。


随遇而安,买卖还得靠自己

长沙除了高桥茶叶茶具城和神农茶都,还有一个茶叶批发市场——长沙茶市,虽然不见几个闲逛之人,但开张的商铺也不少。

按传统的茶市印象,这可以说是极其萧条寂寥的现状,而实际上,两年前就已经显现出这个模样。然而,有人着急撤离,也有人坚守阵地,有人翘首以盼,也有人主动创新;有不修边幅的传统茶店,也有精心装扮的品牌形象店;有茶有器有包装有家具,虽然商户不多,也算一应俱全。

尽管如此,更多的还是边走边观望,商户们大都心里有数,有船到桥头自然直的坦然,也有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豪气。

再回头看,产品富足、消费升级、渠道多元化等导致的“卖茶难”催生了茶叶批发市场的形成、发展,产品过剩、消费再度升级、渠道下沉等导致的“茶业变态”倒逼茶叶批发市场关闭、转型。

然而,茶叶批发市场的主体一直都是茶商集体。无论是商住一体的综合茶叶市场,还是品牌化的文化体验场所,还是纯商铺的专业茶叶市场,都有各自的定位和不同的客群。在哪里似乎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存在着。

在网络社交与线上销售极为普遍的当下,茶业的商圈也从茶叶市场阔步到了线上平台。商户不再依赖线下交易完成销售额,更多的还是人脉与圈子。门店对他们来说在功能上已发生了转变,更多的还是仓储、形象、接待。

那么,茶叶批发市场必然就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存在,尤其是销区茶叶批发市场。不仅市场自身的定位要转变,市场商户也要有这样的认知,才不致上下满腹牢骚误了时机。

往后看,市场是不景气。往前看,倒更像是整装待发。再看当下,沉寂中隐藏着骚动,迷惘中带着惶恐,阵痛下带着冲劲——新事物诞生的过程不都这样吗?

“只此青绿 觉农·翠茗,一杯新茶敬茶圣”主题征文系列报道之⑧峥嵘岁月,茶缘结武夷——“当代茶圣”吴觉农的武夷茶缘

春风一夜长灵芽。又是一年的春暖茶萌!

繁忙的茶季,早已在江南地区缓缓铺开,而武夷山却还在绵绵的春雨里沉睡,等待着谷雨后的厚积薄发。

这个以出产武夷岩茶和正山小种而闻名海内外的古老茶区,历代有无数文人墨客为之搜尽诗肠。而在77年前,因为一个人的到来,变得更加与众不同。

他,就是著名农学家、农业经济学家,现代茶叶事业复兴和发展的奠基人、被誉为“当代茶圣”的吴觉农。

虽然只有短短3年多的时间,但在近代中国茶业史上却深具里程碑意义。

在这里,他创立了中国首个“国家级”茶叶研究所,开启了“实业救国,科技兴茶”之路。他始终倡导“爱国、奉献、团结、创新”的茶人精神,带领科研人员对武夷茶的栽培、采摘、制作、化验等领域开展了系统全面的研究,并编撰了《武夷茶讯》《茶叶研究》《整理武夷茶区计划书》《战后茶业建设计划草案》等学术专著,为武夷山乃至中国茶业的发展与振兴指明了方向。直到21世纪的今天,依然闪烁着思想与智慧的光芒。

时光蹁跹,茶香依旧。就在他离开我们的第30个年头,在他曾生活工作过的碧水丹山间,建起了一座纪念馆。除了延续茶缘,寄托思念,还承载了一段值得铭记的峥嵘岁月。当我们回望、走近这段岁月时,能真切感觉到他的身影及思想与精神,从未走远,且历久弥新。

从万川说起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让“二战”的硝烟弥漫到大半个亚洲及南太平洋地区。随着香港的沦陷,抗战大后方的出海口也被封锁。此时,由吴觉农、孙寒冰等人创办的复旦大学茶叶系(科)才刚刚迎来一周岁的“生日”。

然而,愈发艰难的时势,加之日益险恶的政治处境①,重庆恐怕不宜久留。

海上通道的堵塞,茶不再是“那些无止境地贪婪地发国难财的官商们的争夺对象了”。销路阻滞,茶园荒芜,茶业凋敝,不论目睹,还是耳闻,对于视茶业为自己“第二生命”的吴觉农来说,心情是无法平静的。时任民国政府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邹秉文正拟筹设外销物资增产委员会和茶叶、桐油、蚕丝三个研究所,为战后扩大外销奠定基础。邹氏曾为上海商品检验局局长,与吴觉农亦师亦友。吴觉农在商检局工作期间,就深得邹的赏识。无疑,筹建茶叶研究所的任务就落在了他的肩上。

在邹氏的鼓励下,吴觉农将复旦大学茶叶系(科)托付给胡浩川②后,就动身离开重庆,到更广阔的天地里去施展他“振兴华茶,造福农民”的抱负。

其实,早在1941年春天,吴觉农就曾带领他的技术团队,一路跋涉到浙江衢州,在一个叫万川(今属柯城区航埠镇)的山村里设立了“东南茶叶改良总场”。他们的到来,给这个美丽宁静的浙西小村庄带来了勃勃生机。技术人员一边开展茶树更新运动,一边联合“中茶公司”③、“国家银行”茶贷部门开展制茶合作运动,让茶农们实实在在地受益。

也是在这一年的秋天,吴觉农兴奋地向大家宣布:东南茶叶改良总场已获准改组为财政部贸易委员茶叶研究所,由他担任所长,所址就设在福建崇安县(今武夷山市)武夷山麓的企山。

青年时代的吴觉农

天赐“良缘”结武夷

偌大的中国茶区,为何独钟武夷?

殊不知,为了找到一个合适的所址,吴觉农也是煞费苦心。当时,作为抗战后方的云、贵、川西南三省都有生产少量茶叶,云南的佛海(今勐海县)、顺宁(今凤庆县)及四川灌县已设有茶厂,贵州湄潭县还设有茶业改良场,而且以大叶种制作优质红茶的技术也颇为成熟,因而后方是较为理想的选择。然而,当时出口茶几乎来自东南各省,而佛海、顺宁又地处边境,交通很不便利。更关键的是,盘踞一方的地方军人势力也不允许设置中央性质的机构。几经比较权衡,吴觉农还是把目光转向了东南茶区。

都说一泡好茶的诞生,需要天时地利与人和,茶叶研究所也不例外。1941年,当他再到东南接洽推行茶树更新计划并联系勘定所址时,一个机遇的出现,让困扰已久的所址问题得以迎刃而解。其时,正值崇安“福建示范茶厂”改组。该茶厂成立于1939年9月,由福建省政府与中茶公司联合创办,张天福任厂长,庄晚芳任副厂长、吴振铎等任茶师,林馥泉王学文和陈椽分别任武夷所、星村所和政和所主任。下设岩茶制所2个、内山岩厂12个,并建有机械初、精制茶叶加工厂。

这,无异于天赐良机。

武夷山产茶历史悠久,自唐代起,就产有腊面茶,宋时成为北苑贡茶的主产区之一,元代朝廷曾在此处设“御茶园”。明清时代,以武夷岩茶为代表的乌龙茶、以正山小种为代表的红茶也是在这里滥觞。而且,这一带茶场众多,奇种、名丛品种资源也非常丰富。

望着巍峨的厂房、散落于山的岩厂和企山广阔的茶场,吴觉农的心中早已有了明确的答案。经省府同意,茶厂厂址及所属茶场、设备均由茶叶研究所接管。“在烽火遍地的当时,确实是一个十分理想和非常适宜的所址。”回想起当年的情形,他在字里行间仍掩饰不住欣喜之情。

接下来的事件,就更充分地证明了吴觉农的慧眼独具。1942年春,日军发动浙赣战役,铁蹄踏遍了浙西,金华、衢州等地相继沦陷。万分危急之中,研究所的人员、资料与设备都已安全地转移到了武夷山而免于战火。

6月,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级”茶叶研究所,终于在武夷山落地。

王泽农

困难重重

场地有了着落,人才引进与设备购置这两个问题又摆在了吴觉农的面前。

1941年,张天福与崇安福建示范茶厂部分职工登上大王峰(右二为林馥泉,曾任示范茶厂武夷山制茶所主任)

设备尚可因陋就简,而人却是万万不可缺。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交通险阻的情况,从各方邀请各学科的专家来建设研究所根本不可能。

就当吴觉农为此一筹莫展时,许多师友、学生纷纷向他伸出了援手。譬如,浙大老教授蒋芸生,在吴觉农的敦请下,毅然辞去福建永安园艺改良场的职务,来崇安任副所长。曾留美的农学界老前辈,也欣然前来加盟,担任研究员。还有叶作舟、汤成、王泽农、朱刚夫、陈为桢、向耿酉、钱梁、刘和洲、庄任、许裕圻、陈舜年、俞庸器、尹在继等一大批有志于复兴中国茶业的专家、教授,在战事日渐扩大、局势日趋紧张的情况下,奋不顾身地来加入研究所的科研团队,令吴觉农甚为感动。曾是科研骨干之一的钱梁在追忆这段经历时,将吴觉农比作“三顾茅庐”的刘备,其求贤若渴之心,可见一斑。

茶树是任何一种茶的最初形态,也是最令吴觉农魂牵梦萦的嘉木

研究所创立后的第一个工作,就是推行茶树更新运动。茶树是任何一种茶的最初形态,也是最令吴觉农魂牵梦萦的嘉木。早在1922年,他就对国外学者信口否认“中国是茶的原产地”的谬说表示愤慨:“在学术上最黑暗、最痛苦的事情,实在无过于此了!”他还深情地说道:“茶和中国是形异而义同的,中国当然是一个无可辩驳的茶的国了。”(《茶树原产地考》)

武夷山“中央茶叶研究所”纪念亭

这是一个宏大的计划,其目的有二:建设现代化茶园和救济茶农。尽管在实施过程中遭遇战事吃紧和经费缩水两重困难,但茶树更新还是在浙、闽、皖、赣4省的11个茶区,20多个县的147个乡镇得到了推广。3年时间里,共更新茶树1000多万丛,培育茶苗200万株,并完成4省外销茶区的土壤调查。然而,这项计划终因负责经费的中茶公司当局的贪腐与漠视而不幸夭折。

点燃科技的星火

《茶叶研究》

从研究所创立的第一天起,吴觉农对它就充满了信心:“讲到本所所负的使命,比较别的更有前途。因为别的研究机构和业务机构都没有配合,工作都是单独进行,我们的事业则在中央实施茶业编制以来,已形成了直的一个体系……现在则是集体研究,一有结果,便可交各省的研究及业务机构推行,所以这是最进步的,最合乎联系性的。”(《茶叶研究所的工作方针》,1942年9月28日)

吴觉农的自信来自他背后那批总是默默支持他的老战友们。在吴觉农主持下,科研骨干们卯足了劲,拧成了一股绳,在战火纷飞的危境中点燃了中国茶业科技的星火。1942~1944年,研究所从栽培、制造、化验和推广四个方面展开,在武夷茶区名丛培育、新品种推广、茶园建设、土壤化验、生产制作等方面成果颇丰,为武夷山乃至中国近代茶业科研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1943年,吴觉农在走遍武夷山山水水后,撰写了《整理武夷茶区计划书》 (1)

1943年,吴觉农在走遍武夷山山水水后,撰写了《整理武夷茶区计划书》 (2)

1943年,吴觉农在走遍武夷山山水水后,撰写了《整理武夷茶区计划书》。书中,他对武夷茶区的环境、武夷茶业兴衰进行系统的概括和详致的阐述, 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武夷茶区整理的目标与实施办法。对于武夷山茶业的未来发展方向,他还高瞻远瞩地提出“光大武夷”的构想。这些思想,在今天看来可谓相当超前,且鲜活依旧,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如倡导茶与旅游相结合(“修建胜迹”、“招揽游客”)、保护茶园生态(“培养林木”)等等。

副所长蒋芸生带领研究人员,通过品种观察、单株选育的方法确定了不少茶树品种和名丛,以杂交、压条、扦插等方法繁育了多个茶树良种,并针对茶树遗传因子及茶花杂交方法等做了大量工作。

茶叶研究所出版发行的学术刊物及专著

武夷所主任林馥泉经长年调查、走访、收集资料,编写了《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1943年)一书,成为研究武夷岩茶的经典力作。

茶叶研究所的学术成果,《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武夷茶岩土壤》、《武夷山的茶与风景》

吴觉农还组织土壤专家王泽农深入武夷岩茶产区对土壤进行了调研。王氏的研究成果《武夷茶岩土壤》,至今对武夷茶岩土壤、茶树生长、岩茶品质差异等方面的研究仍有重大的学术价值。陈舜年、徐锡堕、俞庸器、向馨合著《武夷山的茶与风景》(1943年),则以优美的语言向读者们展现了武夷山水茶交相辉映的风采。

研究所创立后的第一个工作,就是推行茶树更新运动

在武夷山工作期间,吴觉农还请钱梁、陈舜良筹备世界茶叶巨著——《茶叶全书》(《All About Tea》,美国威廉•乌克思著)的翻译工作

除开展试验研究外,吴觉农亦是笔耕不辍。由他衢州创办的《万川通讯》,迁往崇安后更名《武夷通讯》半月刊,成为向全国介绍茶界新动态的信息窗口。研究所还编辑出版了《茶叶研究》《茶叶研究丛书》《科研报告》等学术刊物刊登最新科研成果,并有不定期刊物6种、研究报告7种、调查报告12种,宣传小册子6种。应特别指出的是,1944年秋,他邀集了全所研究人员对战后茶业建设进行了深入研讨,在建设方针、生产、制造、贸易、茶业经济和茶业金融、茶业行政、茶叶研究与推广七个方面做出了全面细致的规划,写成5.4万字的《战后茶业建设计划草案》,刊发在《茶叶研究》第3卷上。这为后来新中国茶业的恢复与发展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让武夷山及武夷茶在中国茶业复兴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这也再一次突显了他思想、行动之超前,令人钦佩。此间,吴觉农还请钱梁、陈舜良筹备世界茶叶巨著——《茶叶全书》(《All About Tea》,美国威廉·乌克思著)的翻译工作。

武夷一家人

虽然日寇肆虐,但崇安还是颇为安宁的。除本所职工和少数家属外,日常生活几乎被科研所占据,可在茶研所这个大家庭中一起生活工作,大家并没有什么落寞之感,更何况搞科研本身就要坐得住“冷板凳”,耐得住寂寞。

身为茶研所一把手的吴觉农是个很有人情味的人,非常关心职工的业余生活。据吴觉农次子吴甲选回忆,因为生活单调,吴觉农规定,全体职工每两三周就组织一次晚会活动,并邀家属参加,“清唱京剧、越剧、说笑话讲故事及其他的即兴表演,欢歌笑语各显其能。在这战火纷飞,颠沛流离的年代,有这样一处祥和安定的‘世外桃源’,大家‘相濡以沫,相煦以湿’,形成了一个友爱的大家庭。”

吴甲选在参观纪念馆时,在一张老照片前凝视了许久,照片勾起了他当年在武夷山生活的美好回忆

在照顾“大家”的同时,他也不忘“小家”。自抗战开始,夫人陈宣昭和吴家四兄妹④就跟着吴觉农四处奔走,居无定所。吴觉农在崇安建所安定下来后,家小也从上海出发,通过无锡、溧阳一带日军哨兵林立的封锁线,经安徽屯溪等地抵达,团圆。

这个坐落在碧水丹山间的新家,给吴甲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母亲带我们到达崇安后,我们同叶作舟伯伯同住一座房,房屋前有一条小溪,后面竹篱笆外是通往赤石镇的小路,房屋旁的山岗上有一棵百年的大松树,山风吹来,松针哗哗的响声,发出像潮水一般的松涛。我们很爱这个重新团聚的家。”

吴甲选张素娟夫妇在吴觉农纪念馆武夷山馆

然而,现实生活并不像风景那样田园牧歌,尤其是在战时,条件还是颇为清苦的。且不说伙食简单,还缺医少药,一般的头疼脑热都要到赤石“供销总社东南分处”去看。如果遇到大问题,就要跨省去医治了。1943年,在邵武中学读书的吴甲选放寒假回家,不小心被狂犬咬了。吴觉农深知,这片刻都不能耽搁,立即动身带儿子搭车去桂林治病。返闽时,吴觉农把两个儿子托付给了学生陈君鹏。临别前夜,他对儿子们说:“抗战就快胜利了,但日寇必然要做最后的挣扎,不排除他们会大举进攻广西,你们要有心理准备。”后来,果不其然,日寇一路向西逼近,兄弟俩随着陈君鹏沿漓江下游逃避,直到抗战胜利,才回到上海。

1945年,抗战胜利的消息,响彻了全国,而茶研所及如火如荼进行的科研却在喧腾的凯旋歌声中戛然而止,曾二度更名的《茶叶研究》(前身为《武夷通讯》,再前为《万川通讯》)也宣告停刊。短暂的武夷岁月,令“大家”和“小家”的所有家庭成员都难以忘怀。在《茶叶研究》的暂别词中,吴觉农依然热情饱满地说:“本所结束了,但不是死亡,而是更新。我们的研究工作是不会停顿的,我们这个刊物也不会终止的……这不是永别,我们还会相见的,我们一定会重见的。”

后记:不止于怀念

位于星村镇的吴觉农纪念馆

吴觉农纪念馆武夷山馆开馆仪式

中日韩茶道联合会咨问为吴觉农纪念馆武夷山馆开馆题词

2019年3月18日,历时三年的筹备,当代茶圣吴觉农纪念馆武夷山馆在星村镇福莲生态茶庄园正式开馆。吴甲选张素娟夫妇同沪闽两地的茶人,出席了开馆典礼。这是位于上海的吴觉农纪念馆在全国开设的第一家分馆。

晚年的吴觉农

上海吴觉农纪念馆馆长许四海说,“在中国,至少有三位与茶有关的人物被当之无愧地誉以为圣者一一神农、陆羽和吴觉农。他们分别引领着源远流长的中国茶叶文明之历史进程的三个阶段——茶的发现、茶的兴盛和茶的现代化。”

纪念馆里的吴觉农塑像

纪念馆内景

展览馆设了武夷山专区,来呈现吴觉农及科研人员在武夷山的峥嵘岁月

诚然,以吴觉农为代表的现代茶人展示了与以往传统茶人不一样的文化面貌,是他们开启了中国茶业的现代化进程,而“科技兴茶”正是茶业现代化的标志与核心所在。

92载的馨香人生就像一本厚重的书,一页页被缓缓打开,供我们细细品读

反映吴觉农事茶人生的重要节点时间轴

循着吴觉农一生的时间轴,漫步纪念馆。92载的馨香人生就像一本厚重的书,一页页被缓缓打开,供我们细细品读。当读到武夷山这一“章”时,仿佛时空发生了错落交织:我脚下的这片土地,吴觉农和他的战友们也一定走过!

上海吴觉农纪念馆馆长许四海向武夷山馆馆长魏莉宁赠送珍贵的《茶叶研究》

吴觉农当年用过的随身钢笔

吴觉农的茶学思想与茶人精神,具有跨时代甚至跨国界的影响力。武夷山馆馆长、“80后”茶人魏莉宁在接过吴甲选馈赠的吴觉农随身钢笔时说:“吴觉农在武夷山生活工作过四年,这段历史恐怕鲜为人知。我们创设纪念馆的初衷不只是为了呈现这段历史,让人们去了解去铭记。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要让他的茶学思想和茶人品格,在这里得到传承,并且发扬光大。”而远在法兰克福的“茶道——中国茶与艺术中心”创始人、德国中国茶文化国际交流会会长盖哈德·塔姆也在第一时间发来的贺电中满怀崇敬地说:“在推广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我深深地被吴觉农先生的思想所吸引,被吴觉农先生的精神所鼓舞。”

茶人精神,代代相传。

吴甲选夫妇同武夷山茶人在纪念馆前合影留念

链接1:吴觉农隽语

中国茶业如睡狮一般,一朝醒来,决不会长落人后,愿大家努力罢!——《中国茶业改革方准》(1921年)

茶叶在中国,是具有最大前途的,不要说世界的茶叶,我们是唯一的母国,而我们生产地域之阔、茶叶种类之多、行销各国之广,以及特殊的品质之佳,是各产茶国家所望尘莫及的。——《复旦茶人的使命》(1941年)

要养成科学家的头脑,要有宗教家的博爱,要有哲学家的修养,要有艺术家的手法,要有革命家的勇敢,要有对自然科学、文艺和社会科学的综合能力。——1942年11月30日在茶研所的演讲

链接2:“当代茶圣”吴觉农人生的九个“第一”

1921年,撰写《茶树原产地考》,首次权威论述了中国是世界茶树的原产地1921年,撰写《中国茶业改革方准》,首次提出振兴华茶的改革方准1931年,编制了中国第一部出口茶检验标准《出口茶叶检验标准》1940年,在复旦大学设立了中国第一个高等院校的茶叶专业系科1942年,在武夷山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茶叶研究所1949年,自费出版了世界茶叶巨著《茶叶全书》的中文版1949年,出任新中国第一家国营专业公司——中国茶叶公司总经理1979年,编著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研究《茶经》的权威著作——《茶经述评》1987年,首倡创建了中国第一家茶叶博物馆——中国茶叶博物馆

注:①吴觉农对共产党一直很拥护,这种“左派”作风为国民党所不容,孔祥熙曾怀疑他是共产党。②胡浩川(1896-1972)茶学家、制茶专家,中国现代茶业奠基人之一。曾参与筹建祁门茶叶改良场并任场长,助推祁红国际市场,并与吴觉农合著有《中国茶业复兴计划》。他也曾任复旦大学(重庆)茶叶系教授和系主任,培养了首批茶学高级技术人才。③即中国茶叶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1937年5月,是我国最早的官商合办公司。吴觉农曾先后任该公司协理、总技师及技术处处长。④吴觉农陈宣昭夫妇育有二子二女,长子吴重远,次子吴甲选,长女吴谷茗,次女吴肖茗。两个女儿皆以“茗”取名,可见吴觉农对茶的深爱。

(注:本文为“只此青绿 觉农·翠茗,一杯新茶敬茶圣”主题征文活动三等奖作品。)

来源:茗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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