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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茗世家西湖龙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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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茗边精选大师】风动树动心不动,是匠心也

中华十佳匠心茶人活动现场

右一:杭州西湖龙井茶叶有限公司第二代掌门人:戚英杰


1、近日,2018中华茶叶巅峰论坛在京举办杭州西湖龙井茶叶有限公司董事长戚国伟被评为“十佳匠心茶人”;公司总经理戚英杰作为代表出席了本次论坛并参加了“十佳匠心茶人”颁奖仪式。
2、此前,“中华茶人榜样”推选活动中,董事长戚国伟被评为“中华匠心茶人

 

“中华茶人榜样”推选活动被评为“中华匠心茶人”

 

60年茶人 |  风动树动心不动,是匠心也

 

出生在茶叶世家,从小接触茶,12岁正式入门······一晃眼60年过去,经济从上世纪50年代到今日的腾飞与强大,社会生活从60年代的票证到现在的手机智能扫码买单,交通工具从自行车摩托车到现在的飞机高铁······他在变革中成长,在风潮中坚守——他的一辈子就是种茶、制茶,依恋着出生的土地,反哺着这片深爱的茶山。

 

 

 

种茶、采茶、炒茶,坚守西湖龙井茶叶核心产区,传承西湖龙井茶叶炒茶技艺······在这个物欲横流、营销为王的年代,他依旧如60年里那样默默地认真做事。

 

匠心的坚守是有能量的,一路上的鲜花与掌声是对他的肯定——“杭州西湖龙井茶商会会长”、“全国茶叶标准化委员会委员”、“中华60茶事功勋人物”、“中国茶叶行业年度经济人物”、“从86年至今,承办礼品茶”······到今天再次荣获“中华匠心茶人”、西湖龙井类目“十佳匠心茶人”······

 

他一手创造并带领的茶叶品牌——“贡牌”西湖龙井茶,被指定为“上海世博会联合国馆专用茶、“G20峰会会议用茶”和“指定礼品茶”……在传播茶文化方面演绎着自己的篇章。

 

2018中华茶人巅峰论坛

 

 

中华茶人巅峰论坛现场

 

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学术与宣传部部长陈永昊发表致辞,他表示,中华茶人巅峰论坛作为一个各大茶人品牌互联互通,互学互鉴,共同繁荣的崭新平台,坚持丰富文化链,全面提升茶产业的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深入推动中国茶和茶文化在深刻变革中阔步前进,为复兴中华茶文化、振兴中国茶产业、再创茶业强国辉煌之梦积极贡献智慧和力量。

 

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学术与宣传部部长陈永昊发表致辞

 

本次论坛讨论了“大国茶人——消费降级下的突围”“二代茶叶掌门人——产业机遇与挑战”两大主题,有对中国茶叶市场持乐观态度,也有茶人认为应用新零售思维化解挑战,而坚守品质是现场茶人一致认同的观点,现场讨论热烈,茶人们踊跃发言,各抒己见,为议题献言献策。

 

茶人探讨消费降级下的突围话题

 

同时,论坛设置了“中国产茶区域十佳匠心茶人”颁奖仪式,发布了“国茶大数据(小程序)和《茶人传•卷二》,启动了“中国茶人‘百千计划’”。论坛上,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和广东省茶文化研究院向茶人界发起《一万小时公益捐赠倡议书》,向《中国茶人品牌培育计划》捐献24小时的倡议,用于帮助当代青年茶人成长为未来的未来领袖,承负培育新一代茶人之责。

 

左三为西湖龙井茶叶有限公司二代掌门人戚英杰

西湖龙井茶叶有限公司二代掌门人戚英杰受邀在“产业机遇与挑战”中发言

 

戚总经理提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二代掌门不仅仅是接班传承,同样肩负着创业的责任;面对新消费时代的冲击,应该适应并引领年轻人选择健康的生活习惯;在传统茶叶转型破局之路上,树立品牌化标志,建立产品质量标准,保持一致性和品质的稳定性来增进消费者信任,保持销售模式的与时俱进。

 

 


下拉获取“中华茶人榜样”推选活动、

“十佳匠心茶人”遴选名单

 

 

 

“中华茶人榜样”推选活动正式名单(中华匠心茶人部分)

 

 

    由中华茶人联谊会和中华合作时报•茶周刊共同主办的“中华茶人榜样”推选活动历经申报、综合评议、公示阶段,现将正式名单公布如下。

 

    从全球300人中选出80人——“中华茶人榜样”评出中华匠心茶人15名,中华优秀茶教师36名(含中华茶文化传播优秀工作者16名),中华兴业茶人16名,中华新锐茶人10名。

 

 

中国茶区“十佳匠心茶人”遴选公示(二)(部分)

 

    由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广东省茶文化研究会联合主办,全国十八个省市涉茶组织共同承办的中国茶区“十佳匠心茶人”遴选活动日前结束第二批评审。活动自2018年5月8日正式启动招募以来,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也得到了众多优秀茶人的认可并积极参与其中,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共有近500名茶人参加了初始申报。

 

    经过个人申报、协(学)会审核、专家实地调研走访等多个环节,本着公开、公正的原则,最终遴选出以下“匠心茶人”,现将公示如下:

 

 

西湖龙井

 

戚国伟、姜爱芹、唐小军、陆洲东、卢江梅、

祝百昌、胡醒、黄洪章、方开荣

承办单位:浙江省茶文化研究会

 

 

九曲红梅

 

冯赞玉、楼红盛、卢红渭

承办单位:浙江省茶文化研究会

 

(来源:贡牌狮峰龙井茶)

 

 

 

茶史篇 | 盘点中国近代十大知名茶商

中国近代茶庄、茶号以零售业为主,遍布全国各城镇,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对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影响极大。一般茶庄经营者皆与茶山相熟,道途通晓。在近代中国茶叶品牌史中,尤以粤商、徽商居多。盘点一下民国以来,中国排名十大的知名茶叶商人:

1、华茶公司——唐季珊
唐季珊,东南亚著名的富商,经营茶叶生意。之后加入阮玲玉电影制片厂,是联华公司大股东。唐季珊曾先后任上海市输出业同业公会理事长、上海市茶行商业同业公会监事、中国茶叶协会常务理事,中华造纸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民国5年(1916年)回到国内后,即以其父名义邀集亲属集资10万,设立华茶公司,由唐季珊为实际主持人。是为中国开设最早、规模最大的一家华商茶叶出口行。并由其父串连卓镜澄、陈翊周、朱葆元等加入,几乎集当时这个行业的全部实力做后盾。最初运美的“天坛牌”、“美女牌”小包装茶叶,两三年一直未打开销路,10万资本亏损殆尽。
民国9年左右,华茶公司由唐翘卿独自投入资金经营,唐季珊在美虽与一家专营茶叶的大进口商卡特建立了关系,但因无推销机构,销售渠道不畅,仍然敌不过洋行势力。
民国12年华茶公司再次改组为有限公司,资本10万元,唐氏家族占80%。其余由上海茶栈商人投资。唐季珊任总经理。在华商同业的全力支持下,华茶公司先后在平水、福州、屯溪、杭州、肖山、诸暨等茶叶产地自设茶号,收购毛茶,在上海开设茶厂进行加工。自产自销,产销合一,减少了流通环节,节省了开支,降低了成本,以质高、价低的优势与洋行竞争,逐渐打开了外销局面。
五卅运动,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抵制英商、英货,洋行进货与装运发生困难。华茶公司趁机大做出口生意,这一年华茶公司出口额高达8万多箱。
值得一提的是,华茶公司在1926年美国费城世博会与汾酒、茅台等一道参加世博,获得一等奖章。

2、龙德记茶庄——池秉德
池秉德(又叫池阅龙),生于19世纪七十年代。其祖上世代制作乌龙,父亲曾在当年的“茶都”鹤山同时担任三大茶庄的制茶师,后更是出任当时茶叶贸易量位于全国一位的美珍茶庄的首席(当年称为“大师傅”)。美珍茶庄在国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在当时能够出任大师傅的,必定是制茶造诣极高的茶人。
受环境影响,池秉德从小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之下学习制作乌龙茶。14岁便已在美珍茶庄担任制茶师,17岁时随父落户广州,21岁时已成为茶行业内闻名遐迩的制茶大师傅。年纪轻轻,便在制茶届与父亲地位相近,池氏父子的名声也早已在行业内有了制茶世家的美名。
当年美珍茶庄曾邀请池秉德接替年迈父亲的职位,但是池秉德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由于家庭世代传承的关系,他有了开自己的茶庄的想法,之后选择了专注于乌龙茶的经营。
1898年,池秉德在亲友的支持下,于广州创办了“德记茶行”,后改名“德记茶庄”,主要经营乌龙茶生意。经过几年的用心经营,凭借着自身对茶的敏锐触觉和过人的商业才能,很快德记茶庄名气起来了。那时候坊间流传着,到广州十三行采购乌龙茶,一定要去“德记茶庄”——优秀的工艺水平,严谨锐利的选材,多年制茶经验,让德记茶庄的乌龙茶在竞争激烈的茶叶市场内脱颖而出,店面内每日门庭若市,甚至一度作为进贡给皇上的贡品。
时任广州知府赠予德记茶庄一块“乌龙世家”的牌匾,大红“德”字包装、专精而全面的乌龙茶商品,成为那个年代十三行里的一项乌龙传奇。
在1939年芝加哥世博会上,德记茶庄凭着自产的“贡品乌龙”,包装精美、茶香四溢,顿时成了各国参展商、参观者关注的焦点,并一举拿下世博的进步奖章,被誉为“一个世纪的进步”。

3、红顶茶叶商人——伍秉鉴
伍秉鉴(1769—1843年),又名伍敦元,祖籍福建。清代广州十三行商人,当时广州的世界首富。 伍秉鉴的先祖在福建是从事种茶叶的,在康熙初年由福建泉州迁至广东广州,家族从事的还是广东与福建之间茶叶的买卖。到了第五代的伍国莹是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曾在广州首富潘振承家中做账房。1783年,伍国莹就开始参与经营的商行叫做元顺行。1792年,伍国莹把业务交给了儿子伍秉钧,伍秉钧接过这个行务以后就正式创办了怡和行,伍秉钧在35岁的时候病逝,他的弟弟伍秉鉴接手了怡和行。
伍秉鉴(1769~1843年),字成之,号平湖,别名敦元、忠诚、庆昌,祖籍福建。其先祖于康熙初年定居广东,开始经商。到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时,伍家开始参与对外贸易。1783年,伍国宗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成立怡和行,并为自己起了一个商名叫“浩官”。该商名一直为其子孙所沿用,成为19世纪前期国际商界一个响亮的名字。1801年,32岁的伍秉鉴接手了怡和行的业务,伍家的事业也开始快速崛起,伍秉鉴成为了广州行商的领头人——总商。在经营方面,伍秉鉴同欧美各国的重要客户都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并依靠超前的经营理念在对外贸易中迅速崛起。伍秉鉴不但在国内拥有地产、房产、茶园、店铺等,而且他还大胆地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进行铁路投资、证券交易并涉足保险业务等领域,同时他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东印度公司有时资金周转不灵,常向伍家借贷。正因为如此,伍秉鉴在当时西方商界享有极高的知名度,成了洋人眼中的世界首富,曾被一些西方学者称之为“天下第一大富翁”。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尽管伍秉鉴曾向朝廷捐巨款换得了三品顶戴,但这丝毫不能拯救他的事业,他不得不一次次向清政府献出巨额财富以求得短暂的安宁。1843年,伍秉鉴在中国的动乱中病逝于广州,享年74岁。
伍家所积累的财富是惊人的。据1834年伍家自己的估计,他们的财产已有2600万银元,按照国际银价换算,这个数目相当于今天的50亿元人民币。而且,伍家在珠江岸边的豪宅,据说可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媲美。2001年在美国《华尔街日报》(亚洲版)刊登了一个《纵横一千年》的专辑,统计出了上几个世纪世界上最富有的50个人。其中,有六位华人入选,他们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刘瑾、和珅、伍秉鉴和宋子文。这六个人中,又唯独伍秉鉴是以纯粹的商人身份出现,所以伍秉鉴也是人们最关注的焦点。

4、丝茶买办大王——唐廷枢
唐廷枢(1832年5月19日-1892年10月7日),初名唐杰,字建时,号景星,又号镜心,生于广东香山县唐家村(今广东省珠海市唐家湾镇),清末洋行买办、洋务企业活动家。1851年起,先后在香港英国殖民政府和上海海关担任译员10年。1863年进入上海怡和洋行充当买办,经理库款,经营丝茶出口贸易,开展航运,扩大洋行在上海以外的通商口岸的势力。同时,继续从事商业活动,大量附股洋行经营的保险、航运企业,并为洋行企业吸引大量的华商资本。1873年任李鸿章主持的轮船招商局总办,成为洋务派官僚的有力助手。任职期间,招商局的营业状况颇有起色。1876年受李鸿章委托筹办开平煤矿。从勘察矿址、拟定计划,到筹集资本、正式开采,都由他一手主持。开平煤矿的组成或附属部分,也都是在他的倡议或主持下兴办的。
唐廷枢开始自己的商业活动和资本积累,是在担任香港殖民政府翻译时期,1858年以前他就在香港投资了两家当铺。其后在上海度出现的棉花出口贸易的高潮中,又从事棉花投机生意。他独自经营的修华号棉花行,成为外国洋行收买中国棉花的一个代理机构,并与怡和洋行发生业务关系。自担任怡和洋行买办后,唐廷枢的经济活动,又有进一步的发展。 在担任怡和买办的10年中(1863~1872年),他除了为怡和经理库款、收购丝茶、开展航运以及在上海以外的通商口岸扩大洋行业务之外,还为他的老板投资当铺,经营地产,运销大米、食盐,甚至涉足内地的矿产开采。
他和怡和前任买办林钦合伙开设茶栈。为适应洋行收购茶叶的需要,他先后投资上海3家钱庄,以周转他的商业资金。为了买办业务和自营商业的两种需要,他又在洋行之中,设立了自己的事务所。
为与整个对外贸易发生联系,他又建立起一套类似事务所的同业公所。上海丝业、茶业等3个与对外贸易关系密切的同业公所,在1868年以前相继建立。唐廷枢和徐润等人则是这3个机构的董事,是主持这些行业机构的核心力量。

5、谢裕大茶庄——谢正安
谢正安,安徽徽州歙县人,黄山毛峰创始人,其创办的“谢裕大”茶行居徽州五大茶行之首。
1875年,谢正安在歙县漕溪(今徽州区富溪乡)选采肥壮的新鲜嫩叶,在传统制作工艺的基础上,亲自动手,大胆改进,经过“下锅炒(五桶杀青)、轻滚转(手轻揉)、焙生胚(毛火)、盖上圆簸复老烘(足火、显毫)”等工序精心制作,形成“外形似雀舌均齐壮实,锋显毫露,色为象牙,鱼叶金黄。冲泡后,清香高长,汤色清澈,滋味鲜浓,醇厚、甘甜。叶底嫩黄,肥壮成朵”的独特新茶。由于该茶白毫披身,芽尖锋芒,又因其产地邻近黄山,谢正安遂给它取名为“黄山毛峰”。
19世纪60年代末期,太平天国战乱结束后,清朝又开始“商务奋兴”,外销“洋庄”茶叶生意由低谷发展到高潮。当时“五口通商”的外贸出口格局已经形成。东方明珠上海逐步取代广州,成为我国茶叶外销的第一大口岸。上海外贸的兴起,在地理空间为徽商的振兴提供了条件。过去徽商的茶叶出口须经广州“洋庄”输出,而徽州到广州行程千里,产品从屯溪运至广州,历时近2个月,而从徽州到上海,只不过2~3天功夫,减少了损耗,加速了资金周转,使徽州茶叶市场上更有竞争力。徽州茶的销量不断攀升,有力地促进了徽州地区的茶叶生产。此时,种粮兴茶的谢正安当机立断,决定重操旧业,每年春季在漕溪挂秤收购春茶,经加工后,肩挑至皖东运漕、柘皋设店销售。因亲叔谢光荪在江苏靖江县新沟司衙内任职,他又将茶叶从长江水路运到靖江,再到上海闯市场,与“洋庄”做贸易,经过多年的经营,谢正安于光绪元年在漕溪开办“谢裕大茶行”。不久,又在屯溪、歙县等地开办茶行和茶厂。把茶行业务扩展到上海、运漕、东北营口等地,在吞并了休宁的吴家茶庄后,成为徽州六大茶庄之首,古歙北方四大财主之一。据《祥字阄书》记载:除去未作价产业甚多外,家积有价产业和英银洋计达49100元,宝银3400两。谢正安在上海闯荡时,上海市场茶庄林立,各庄普有名茶、名品,常品茶竞争相当激烈,谢正安用其敏锐的商业眼光看到了徽茶的不足,当时徽茶大宗是炒青“屯绿”,销量一直居全国绿茶领先地位。但一些地名茶如西湖龙井、庐山云雾、云南普洱等争相入市,并且上市早、外形美、香味清醇,为达官贵人所器重,为内外茶商所青睐。由于这些茶上市早、产量少、做工精致,因而价格高、利润大。
建国后,黄山毛峰一直为全国名茶中的佼佼者。改革开放后,"谢裕大"茶庄改名为"天茗庄",经原国家内贸部核准,成为安徽茶业唯一"中华老字号"茶庄。

6、汪裕泰茶号——汪立政
汪立政(1827~1895),绩溪八都余川人(今上庄邻村),字以德。1840年赴上海茶叶店为徒,勤劳忠厚,深得业主信任;1850年自办汪裕泰茶叶店于沪南,督工精制四方名茶,薄利多销,声誉鹊起而在业内独占鳌头,此后在上海、奉贤、苏州、杭州等地设分号9处。汪裕泰经营有方,业务发达,驰誉中外,盈利丰厚,执沪上业内之牛耳,为旅外绩溪人中的富商巨贾之一。
汪立政富而有道,急公好义,对家乡的公益事业多有资助。余川村口的环秀桥毁于道光癸酉(1873),当时死难者无数,沿河良田皆废为沙滩,对此他一直牵挂在心。晚年,他捐金二千数百元,并派专人监工重建,虽未亲眼目睹夙愿的实现,但其子完成了此项义举。汪立政子汪惕予因致力于悬壶济世,只能勉力维系汪裕泰店业;其孙振寰1919年由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后,继承汪裕泰店业,刻苦钻研,善于革新,几经努力,于1927年在上海西藏路开设汪裕泰总号、辟有5个门市部,接着又在浙江路和福履路分设2个门市部,以批发兼零售,销售新制的绿茶、红茶、花茶和茶砖而驰骋沪上。抗日战争初期,他又悄悄地将资产转移美国和日本,在国外开设分销部,挽救了经济上的损夫,且及时地将汪裕泰茶叶打入国际市场,1949年离开大陆后,仍在海外维系店业。

7、吴鼎裕茶庄——吴锡卿
吴锡卿,安徽歙县昌溪村人,生于1876年春,祖上为安徽茶商世家,兄弟6人,吴锡卿排行老四,1887年举家前往北京,初夏创办吴裕泰茶栈,由吴锡卿出任总管,几十年后才改号吴裕泰茶庄。吴家先后在城里城外开了8家大小茶庄,后来发展到11家,他们是:崇文门内“乾泰聚”、“福盛”、“吴鼎裕”茶庄,“吴鼎裕”即今崇文门菜市场旧址,专门经营高档茶叶,供豪门显贵享用。
吴裕泰茶庄,自创建之日起至今,一直坐落在东四北大街44号。其时占地20多亩,高门大院,能同时进三辆大车,共有8个院落,100多间房子,为花园式建筑,分为客房,库房,加工拼配室,营业店堂等。那时,茶庄主要从安徽、福建、浙江等地进茶,一般是经大运河到通县,再用大车进东直门,到北新桥。那时吴裕泰茶栈的电话是:北局,1928。现为64041928,历经百年,主号未变,现在王府井吴裕泰茶文化馆,展有一老顾客捐献的早年吴裕泰茶栈茶叶筒可作证明。
吴裕泰最早的牌匾是吴锡卿用五块银圆,请清末老秀才祝春年写的,称《吴裕泰茶栈》,书法不俗。这块匾在北京挂了几十年,公司合营时,吴裕泰茶栈改为《吴裕泰茶庄》,文革时北新桥地名被改为红日路,吴裕泰也更名为“红日茶店”(为竖牌),直到1985年才恢复老字号,是请中央民革委员冯亦吾老先生题写的,黑地金字的横式牌匾,沿用至今。
1994年,茶庄进行翻扩建,营业场所由原来的50平方米增加到80多平方米,店堂宽敞明亮,店内悬挂着天津炎黄画院赠送的大幅国画,《陆羽品茶图》。次年,建成与茶庄一壁之隔的《吴裕泰茶社》,著名书法家刘炳森,欣然命笔题写匾额,1995年金秋时节,茶社开笔会,刘炳森、胡洁青老人、李滨声,苏适、米南阳,留下了墨宝。
当时的吴裕泰茶栈,就以拼配花茶为经营特色,开始是自己窨制,后一律在产地窨。安徽的名茶不少,祁门红茶,安徽屯绿,黄山毛峰,六安瓜片,太平猴魁,等享誉中外,但那时北京的老百姓喝不起这些名茶,大多喝花茶,吴裕泰拼配的茶基本上是大众化的,所以生意一直很兴隆,在北京茶行中独树一帜。
新中国成立后,吴裕泰这个百年老店又获新生,1955年底,公私合营后,更名“吴裕泰茶庄”。1995年被国内贸易部授以“中华老字号”称号。

8、张一元茶庄——张文卿
张文卿,安徽歙县人,张一元茶庄的创办人。张文卿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在花市大街摆设茶摊,光绪二十六年开设“张玉元”茶庄。光绪三十四年(1908)张文卿在前门外观音寺街路南购房开设了一间门脸的店铺,取名为“张一元”茶庄。取意“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之意,亦即“开市大吉、日新月异”之意。不久迁至观音寺街路北一处三间门脸的店铺营业。1912年张文卿又在大栅栏开设“张一元文记茶庄”。以“文”字表示为张文卿所开,三个茶庄以张一元文记为主。茶庄开业后,由于店址优越、经营得法,以质量上乘而声名远扬。
张一元茶庄茶叶质量上乘、色味醇正,茶庄的业务好、发展快,得益于创业者张文卿经营有方。1925年张文卿亲自到福建开办茶场,在福州郊外半山坡盖了几十间房,雇佣当地工人按季节收购新摘的茶叶,并选最好的茉莉花自己薰制,再依北方人的口味就地窨制、拼配,形成具有特色的小叶花茶。以汤清、味浓、入口芳香、回味无穷被京城百姓认可,并广为传颂。张文卿自己办茶厂不仅可以熏制特味的茶叶,而且要比在北京从茶叶批发商手中买货价钱要便宜得多。所以,同等级的茶叶张一元比别的字号茶庄卖得便宜。张一元茶庄还经常派人到一些茶庄了解售价,掌握商品行情,并且买回别人销售的茶叶与自家同级茶叶比较,不断使自家茶叶质量优于同行。当时,该茶庄就设有电话和函购业务。凡买2.5公斤以上茶叶者,均送货上门。尽管生意好,可茶庄仍很重视广告宣传。北京的商店,用高音喇叭播放歌曲、戏剧来招徕顾客,张一元茶庄是第一家。抗战前夕,张一元茶庄播放彭素海用西河大鼓演唱的“三下南唐”,每次播放时,门前总是围着许多听众,为销售创造了有利条件。

9、近代中国茶王——徐润
徐润(1838—1911),又名以璋,字润立,号雨之,别号愚斋,香山县北岭村(今珠海市北岭乡)人。父亲徐宝亭曾任清朝官吏,叔伯皆为洋行买办。清咸丰二年(1852),14岁时随叔父徐荣村经澳门抵达上海,在英商开办的宝顺洋行当学徒起直至工作16年。勤奋刻苦,悟性颇高,得洋行主管器重,成为领管各分行的总买办。其预见到长江航运业的发展前景,决定购置江轮、船坞,将进出口贸易和航运作为洋行的主要业务,并将出口贸易拓展到日本,使洋行的进出口总值每年达数千万两白银,很快成为巨富。
早在宝顺洋行上堂帮账时,徐润就自己经营茶叶等生意。他与人合作开过一家“绍祥”商号,从内地收购茶叶、生丝等,转卖给上海各洋行,这既为宝顺洋行提供了合适的货源,又为自己赚取了差价。1868年,徐润脱离宝顺洋行后,在上海开设了一家宝源祥茶栈,随后又在湖南、湖北产茶区增设了多处茶栈,并选用一批得力商友管理,从而形成一个茶业网络。由此,他可以清楚地了解各茶区的收成,掌握多条供货渠道,并针对英、美、俄等国消费者的不同喜好,源源不断地向各国洋行提供合适的出口货源,而且根据行情随时调整茶价,谋取高额利润。徐润和唐廷枢等人一起创办了上海茶业公所,对上海及其周围广大地区的茶叶贸易进行控制。
茶叶是当时中国的四大出口产品之一。1868年至1888年正是近代中国茶叶输出最兴旺的20年,其中1886年输出量达268万担,创茶叶出口的历史最高纪录。这个纪录直到整整100年后的1986年才被突破。当时上海的茶叶出口量占全国出口总量的2/3以上,而宝源祥茶栈又是上海最大的经营出口茶叶的茶栈。因此,有人将徐润誉为“近代中国的茶王”。

10、吴怡和茶号——吴荣寿
 吴荣寿(1873—1934),字永柏,号俊德。近现代著名茶商,著名徽商。又名俊德,字永柏。安徽歙县岔口乡人。吴荣寿童年时代随同父亲来到屯溪,学习茶叶经营,以精通制茶工艺和善于鉴别毛茶著称。1901年父亲病故后,他大胆拓展业务,在屯溪阳湖开办吴怡和茶号,专门制作外销高档茶。数年后,又创立吴怡春、吴永源、华胜等茶号,进一步扩大外销精品茶的产量,每年制销高档屯绿数千担,最多年份高达2万担,占屯绿外销半数以上,成为徽州现代第一大茶商。吴荣寿决心对茶业经营进行革新,企望创出新品名牌茶叶,他以重金聘婺源制茶名家汪汉梁为总管,在选料与配方上融婺、歙两家为一体,制成了色、香、味焕然一新的"抽芯珍眉"和"特贡"等茶,在上海一举夺得绿茶评比魁首。1927年前后,茶叶价格狂跌,加上朱富润火烧屯溪商业街,几度大损失使吴怡和等茶号一蹶不振。
吴荣寿独立经营茶号之后,非常重视技术和工艺改进,他重金聘请婺源制茶技术高手汪汉梁为洋庄总管,将婺、歙两地“屯绿”制作工艺技术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的优势。他还对雇佣的工人亲自传授操作技术,并相对固定地雇佣他们。因此形成了一些约定俗成的做法,如父母使用的茶锅、拣板,可以传给其子女使用,称为子孙锅、子孙板,既保证了工人工作稳定无忧,又体现了商家延续有继。有《茶庄竹枝词》这样评说道:“急明论暗肆咆哮,坐了编成莫混淆。还是旧年原板好,学他燕子各归巢。”由于吴荣寿经营茶叶注重质量,又讲求信誉,生意越做越大,洋庄越开越多,先后在屯溪阳湖开设了吴怡春、吴永源、华胜、公胜等18家洋庄茶号;每年雇佣工人多达1000余人;年加工销售“屯绿”二三万箱,占“屯绿”总产量的1/3以上;巨大的规模使他成为徽州外销茶商中的巨擘,吴荣寿被理所当然地推举为休宁县商会首任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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煎茶道和点茶道之后,出现了新的泡茶道

中国泡茶道简史

 

丁以寿

  中国泡茶道蕴酿于宋元至明朝前期,形成明中期。兴盛于明朝后期,衰于清朝及民国,复兴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泡茶道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广泛,并远传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对朝鲜茶礼和日本煎茶道影响很大。

泡茶道的酝酿

  泡茶道是中华茶道的又一代表形式,自明朝中期形成以来流行至今。  

  泡茶有两个来源,一是源于唐代“痷茶”,二是源于宋代点茶。  

  唐代陆羽《茶经·六之饮》记:“贮于瓶缶之中,以汤沃焉,谓之痷茶。”纳茶于瓶或缶中,以沸水(汤)淹泡(沃),有如后来的泡茶。陆羽倡导煎茶,故对这种“痷茶”持反对态度。“痷茶”是指病态的、夹生的茶,具贬义。用瓶、缶泡茶时斟茶总是不便,于是改用有柄有流的壶来泡茶,斟茶也方便,从而形成壶泡法。中唐的“痷茶”实是壶泡法的萌芽。  

  在点茶法中,略去调膏、击拂,便形成了末茶的冲泡,进一步将末茶改为散叶茶,就形成了“撮泡”。从南宋画家刘松年《茗园赌市图》和《斗茶图》、元画家赵孟頫《斗茶图》来看,其中人物都是左手持盏,右手拿汤瓶,直接在盏中注汤泡茶。并且画中风炉上出现提梁、侧把、短流的煮水壶,此壶显然不是作为点茶用的汤瓶,因此推测撮泡约萌芽于南宋。

赵孟頫《斗茶图》  

  文征明(1470~1559),明代著名诗人、书画家,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四人合称“吴中四才子”,画史上又将他与沈周、唐寅、仇英合称“吴门四家”,擅长山水、人物、花鸟画。《惠山茶会图》描绘了正德十三年(1518年)清明时节,文征明同书画好友蔡羽、汤珍、王守、王宠、潘和甫及朱朗七人游览无锡惠山,在惠山山麓的“竹炉山房” 以茶会友、饮茶赋诗。此画记录了他们在山间聚会畅叙友情的情景。松树下茶桌上摆放多件茶具,桌边方形竹炉上置壶烹泉,一童子在取火。尤可注意的是,炉上水壶流短,不似汤瓶的长流,因而应非点茶,而是泡茶。  

  如果说《惠山茶会图》还不是很明确表现泡茶,那么《品茶图》则是确切地表现泡茶的。画中茅屋正室,内置矮桌,桌上只有一壶二杯,主客对坐,相谈甚欢。侧室有泥炉砂壶,童子专心候火煮水。画上自题七绝:“ 碧山深处绝尘埃,面面轩窗对水开。谷雨乍过茶事好,鼎汤初沸有朋来。”末识:“嘉靖辛卯,山中茶事方盛,陆子傅对访,遂汲泉煮而品之,真一段佳话也。”可知该画作于嘉靖辛卯(1531年),屋中品茶叙谈者当是文征明、陆子傅二人。此画表现的显然是在壶中泡茶,继而斟入盏中品饮。

文征明《品茶图》局部)  

  唐寅(1470~1523),字伯虎、子畏,号六如居士,明代著名书画家,为“吴门画派”代表人物之一。《事茗图》画面是青山环抱,林木苍翠,溪流潺潺,参天古树下,有茅屋数间。茅屋之中一人正聚精会神伏案读书,书案右侧摆着一壶一盏等茶具,墙边是满架诗书。边屋之中一童子正在煽风煮水。画卷上人物神态生动,环境优雅,表现出幽人雅士品茗雅集的清幽之境,是当时文人学士山居闲适生活的真实写照。此画内容表现的也是在壶中泡茶,继而斟入盏中品饮。

唐寅 《事茗图》(局部)

  从文征明、唐寅在正德、嘉靖年间所作茶画可以判断,到明朝中期,散叶茶的直接冲泡茶法渐渐取代了碾磨成粉末的点茶法。所以说,从南宋,历元,直至到明中叶,是泡茶道的酝酿时期。

二 泡茶道的形成

  (一)田艺蘅煮泉品水  

  田艺蘅,字子艺,自号隐翁。在田艺蘅之前,论水的书,有唐张又新的《煎茶水记》,宋叶清臣的《述煮茶泉品》等,但其实均是短文,不足以称书。《煮泉小品》撰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不仅述及源泉、石流、清寒、甘香、灵水、弄泉、江水、井水等,详论天下之水,还记录了当时茶叶生产和烹煎方法,是关于烹茶用水的一部经典之作。书中记:“有水有茶,不可无火。”“人但知汤候,而不知火候。”“汤嫩则味不出,过沸则水老而茶乏。惟有花而无衣,乃得点瀹之候耳。”“煮茶得宜,而饮非其人,犹汲乳泉灌嵩莸,罪莫大焉。饮之者一吸而尽,不暇辨味,俗莫甚焉。”皆是经验之谈。  

  明朝前期,延续宋元以来的点茶法,到了中后期,泡茶法兴起。“生晒茶瀹之瓯中,则枪旗舒畅,清翠鲜明,方为可爱。”(《煮泉小品·宜茶》)在茶瓯中冲泡芽茶,这是关于明朝撮泡法的最早文献记载,表明杯盏撮泡法在明朝嘉靖年间已经开始流行。  

  (二)张源《茶录》奠定泡茶道的基础  

  张源,字伯渊,号樵海山人,包山(即洞庭西山,在今江苏震泽县)人。所著《茶录》,有藏茶、火候、汤辨、泡法、投茶、饮茶、品泉、贮水、茶具、茶道等二十三则,每则都是张源自己的亲自体验和心得,发前人之未发。  

  从张源《茶录》的记载来看,泡茶道茶艺包括备器、选水、取火、候汤、习茶五大环节。  

  1.备器  

  泡茶道茶艺的主要器具有茶炉、汤壶(茶铫)、茶壶、茶盏(杯)等。  

  2.选水  

  关于品泉择水,张源有精辟之论:“茶者水之神,水者茶之体。非真水莫显其神,非精茶阖窥其体”(《茶录·品泉》)茶与水的关系的概括。且比较了山顶、山下、石中、砂中、土中泉水的特点,“山顶泉清而轻,山下泉清而重,石中泉清而甘,砂中泉清而冽,土中泉淡而白。”“流于黄石为佳,泻出青石无用。流动者愈于安静,负阴者胜于向阳”(《茶录·品泉》)。负阴的流泉胜于静止向阳的泉水。且泉水以无味、无香为真,“真源无味,真水无香”(《茶录·品泉》)。张源还认为“雪水虽清,性感重阴,寒人脾胃,不宜多积”(《茶录·井水不宜茶》)。“贮水瓮,须置阴庭中,覆以纱帛,使承星露之气,则英灵不散,神气常存。假令压以木石,封以纸箬,曝以日下,则外耗其神,内闭其气,水神敝矣。饮茶,惟贵茶鲜水灵,茶失其鲜,水失其灵,则与沟渠水何异?”(《茶录·贮水》)张源阐述贮水方法,尤其强调茶鲜水灵。

  3.取火  

  “烹茶要旨,火候为先。炉火通红,茶瓢始上。扇起要轻疾,待有声稍稍重疾,斯文武之候也。过于文则水性柔,柔则水为茶降;过于武则火性烈,烈则茶为水制。皆不足于中和,非茶家要旨也。”(《茶录·火候》)  

  4.候汤  

  “汤有三大辨十五小辨。”三大辨是:“一曰形辨,二曰声辨,三曰气辨。”每大辨认又各有五小辨。形辨则“如虾眼、蟹眼、鱼眼、连珠皆为萌汤,直至涌沸如腾波鼓浪、水气全消方是纯熟”。声辨“如初声、转声、振声、骤声皆为萌汤,直至无声方是纯熟。”气辨“如气浮一缕、二缕、三四缕,及缕乱不分、氤氲乱绕,皆为萌汤,直至气直冲贯,方为纯熟。”(《茶录·汤辨》)又称:“今时制茶,不假罗磨,全具元体,此汤须纯熟,元神始发。故曰汤须五沸,茶奏三奇。”(《茶录·汤用老嫩》)唐宋煎茶、点茶用的是末茶、粉茶,故汤用嫩不用老,明人用散叶茶在瓯壶瀹泡,故水用老不用嫩。  

  5.习茶  

  张源《茶录》的茶艺是壶泡法,壶泡法的主要程序有:浴壶、投茶、注汤、涤盏、酾茶、品茶。  

  “探汤纯熟,便取起。先注少许壶中,祛荡冷气,倾出,然后投茶。”泡茶之前先温壶。温壶之后投茶,投茶量视壶的容量大小斟酌而行,不可偏多或偏少而失中正。“茶多寡宜酌,不可过中失正。”投茶量大了则泡出的茶“味苦香沉”,投茶量小了则泡出来的茶“色清气寡。”茶壶连续泡过两次之后要用冷水荡涤,使其凉洁,然后继续泡茶,“不则减茶香矣。罐热则茶神不健,壶清则水性常灵。”分骊不宜早,早了茶的色、香、味还未蕴育好,饮用时不宜迟,迟则茶的香气挥发。“骊不宜早,饮不宜迟。早则茶神未发,迟则妙馥先消。”(《茶录·泡法》)  

  “投茶有序,毋失其宜。”投茶有上投、中投、下投三法。“先汤后茶,曰下投,汤半下茶,复以汤满,曰中投,先后汤后茶,曰上投。”(《茶录·投茶》)不同季节,采取不同的投法。春秋季中投,夏季上投,冬季下投。  

  “饮茶以客少为贵,客众则喧,喧则雅趣乏矣。独啜曰神,二客曰胜,三四曰趣,五六曰泛,七八曰施”(《茶录·饮茶》)  

  张源认为茶有真香、真色、真味,因此不能在水中加碱,茶中加料如香、花,盏中加果,“茶自有真香,有真色,有真味。一经点染,使失其真。如水中加碱,茶中着料,碗中着果,皆失真也。”(《茶录·点染失真》)  

  “造时精,藏时燥,泡时洁。精、燥、洁茶道尽矣。”(《茶录·茶道》)当然,张源的“茶道”是广义的“茶之道”,涵盖茶的采制、贮藏、泡饮之道。  

  张源《茶录》,第一次对壶泡茶艺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是泡茶道的经典之作,标志着泡茶道的正式形成。  

  万国鼎《茶书总目提要》考订张源《茶录》“成于万历中,大约在1595年前后”。顾大典《茶录》序说他:“每博览之暇,汲泉煮茗,以自愉快,无间寒暑,历三十年,疲精殚思,不究茶之指归不已。”上溯三十年,为1565年(嘉靖四十四年)。结合田艺蘅《煮泉小品》、陈师《茶考》,可以判断泡茶道的形成约在嘉靖至万历前期这一段时期内。对对泡茶道得形成有贡献的,还有吴宽、沈周、僧大机等人。

三 泡茶道的兴盛  

  (一)许次纾《茶疏》集泡茶道大成  

  许次纾(1549-1604),字然明,号南华,钱塘人,著《茶疏》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全书约四千七百字,有择水、贮水、舀水、煮水器、火候、烹点、汤候、瓯注、荡涤、饮啜、论客、茶所、洗茶、饮时、宜辍、不宜用、不宜近、良友、出游、权宜、宜节等三十六则。  

  《茶疏》的最大特色在于烹试、品饮的茶道方面。关于“择水”,“清茗蕴香,借水而发,无水不可与论茶也。”关于“煮水器”,“金乃水母,锡备柔刚,味不咸涩,作铫最良。”认为金属作煮水器较宜,尤其是锡。又说:“茶兹于水,水籍乎器,汤成于火,四者相须,缺一则废。”茶、水、器、火四者相辅相成,缺一则茶不成。  

  关于“火候”,“火必以坚木炭为上,然木性未尽,尚有余烟,烟气入汤,汤必无用。故先烧令红,去其烟焰,兼取性力猛炽,水乃易沸。既红之后,乃授水器,仍急扇之,愈速愈妙,毋令停手。停过之后,宁弃而再煮。”关于“汤候”,“水一入铫,便须急煮,候有松声,即去盖,以消息其老嫩。蟹眼之后,水有微涛,是为当时;大涛鼎沸,旋至无声,是为过时;过则汤老而香散,决不堪用。”认为泡茶以水有微涛为恰好,大涛鼎沸至无声为过时的老汤不堪用。  

  茶具必先清洁,“汤铫瓯注,最宜燥洁。每日晨兴,必以沸汤荡涤,……”茶壶宜小不宜大,“茶注宜小,不宜甚大。小则香气氤氲,大则易于散漫。大约半升,是为适可。独自斟酌,愈小愈佳。”茶瓯:“纯白为佳,兼贵为小。”定窑最贵,不易得矣。茶壶质地,“首银次锡,”“其次内外有油瓷壶亦可”。  

  关于“烹点”,“先握茶手中,侍汤既入壶,随手投茶汤,以盖复定。三呼吸时,次满倾盂内,重投壶内,用以动荡香韵,兼色不沉滞。更三呼吸倾,以定其浮薄。然后泻以供客。则乳嫩清滑,馥郁鼻端。病可令起,疲可令爽,吟坛发其逸思,谈席涤其玄衿。”关于“饮茶”,“一壶之茶,只斟再巡。初巡鲜美,再则甘醇,三巡意欲尽矣。”一壶茶只能斟两次。关于客人,“惟素心同调,彼此畅适,清言雄辩,脱略形骸,始可呼童篝火,酌水点汤。”  

  许次疏还写了“茶所”、“饮时”、“宜辍”、“不宜用”、“不宜近”、“出游”、“权宜”、“宜缀”、“良友”等品茶的环境、条件等多方面,集明代泡茶道之大成。  

  (二)罗廪水火相战听松涛  

  罗廪(1537-1620)字高君,浙江慈溪人,著《茶解》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首为总论,以下分原、品、艺、采、制、藏、烹、水、禁、器等。自谓:“茶通仙灵,久服能令升举。然蕴有妙理,非深知笃好不能得其当。……乃周游产茶之地,采其法制,参互考订,深有所会。遂于中隐山阳,栽植培灌,兹且十年。春夏之交,手为摘制。聊足供斋头烹啜,论其品格,当雁行虎丘。……余尝谓茶酒二事,至今日可称精妙,前无古人,此亦可与深知者道耳。”(《茶解·总论》)  

  关于品茶,“茶须色、香、味三美具备。色以白为上,青绿次之,黄为下;香如兰为上,如蚕豆花次之;味以甘为上,苦涩斯下矣。”“茶色贵白,白而味觉甘鲜,香气扑鼻,乃为精品。”“茶须徐啜,若一吸而尽,连进数杯,全不辩味,何异佣作。”茶要慢饮细品,其与屠隆所言“有其人而未识其趣,一吸而尽,不暇辨味,俗莫甚焉”同理。  

  关于烹茶汤候:“李南金谓当用背二涉三之际为合量,此真鉴赏家言。而罗大经惧汤过老,欲于松涛涧水后,移瓶去火,少待沸止而瀹之,不知汤既老矣,虽去火何救耶?此语亦未中窍。”言之有理。  

  又谓:“山堂夜坐,手烹香茗,至水火相战,俨听松涛,倾泻入瓯,云光缥缈,一段幽趣,故难与俗人言。”

  (三)徐勃无茶语言无味  

  徐勃(1570-1645),字惟起,,号兴公,闽县(今福建福州)人。喜藏书、刻书,以红雨楼为藏书室名,积书达五万三千卷。万历中与曹学佺主盟闽中词坛,被称“兴公诗派”。  

  徐勃曾协助福州知府喻政编《茶书》,又撰《蔡端明别记》、《茗谭》、《武夷茶考》,精于茶艺,为闽中茶人领袖。曾撰《武夷采茶词》六首和《闽道人寄武夷茶》、《试武夷茶》诗等,与谢肇制、周千秋等茶诗酬和(见《雨后集徐兴公汗竹斋烹武夷太姥支提鼓山清源诸茗》)。  

  “品茶最是清事,若无好香在炉,遂乏—段幽趣;焚香雅有逸韵,若无名茶浮碗,终少一番胜缘。是故茶、香两相为用,缺一不可。飨清福者,能有几人?  

  王佛大常言,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余谓—日不饮茶,不独形神不亲,且语言亦觉无味矣。  

  幽竹山窗,鸟啼花落,独坐展书。新茶初熟,鼻观生香,睡魔顿却,此乐正索解人不得也。  

  饮茶,须择清癯韵士为侣,始与茶理相契,若腯汉肥伧,满身垢气,大损香味,不可与作缘。  

  茶事极清,烹点必假姣童、季女之手,故自有致。若付虬髯苍头,景色便自作恶。纵有名产,顿减声价。”(《茗谭》)  

  (四)黄龙德茶饮四时  

  黄龙德,字骧溟,号大城山樵。著《茶说》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前。分产、造、色、香、味、汤、具、侣、饮、藏十章。黄龙德自述仿北宋黄儒《品茶要录》体例,但实际上乃是自创,内容切实,时有创见。  

  “茶灶疏烟,松涛盈耳,独烹独啜,故自有一种乐趣。又不若与高人论道,词客聊诗,黄冠谈玄,缁衣讲禅,知己论心,散人说鬼之为愈也。对此佳宾,躬为茗事,七碗下咽而两腋清风顿起矣。较之独啜,更觉神怡。”(《茶说·八之侣》)  

  “饮不以时为废兴,亦不以候为可否,无往而不得其应。若明窗净几,花喷柳舒,饮于春也。凉亭水阁,松风萝月,饮于夏也。金风玉露,蕉畔桐阴,饮于秋也。暖阁红垆,梅开雪积,饮于冬也。僧房道院,饮何清也,山林泉石,饮何幽也。焚香鼓琴,饮何雅也。试水斗茗,饮何雄也。梦回卷把,饮何美也。古鼎金瓯,饮之富贵者也。瓷瓶窑盏,饮之清高者也。较之呼卢浮白之饮,更胜一筹。即有瓮中百斛金陵春,当不易吾炉头七碗松萝茗。若夏兴冬废,醒弃醉索,此不知茗事者不可与言饮也。”(《茶说·九之饮》)  

  (五)陈继儒茶试小壶  

  陈继儒(1558-1639),字仲醇,号眉公、白石山樵等,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与同郡董其昌齐名。二十九焚弃儒生衣冠,退隐小昆山南。后筑室东佘山,杜门著书。工诗善文,兼长绘画。颇藏异书,喜钞校旧籍。著作丰富,有《陈眉公全集》、《白石樵真稿》、《晚香堂白石山房稿》等多种,并辑《宝颜堂秘笈》等。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泡茶道的风行,离不开紫砂壶的兴起,两者相互促进。早期紫砂壶,容量较大。陈继儒基于文人雅致的品茗趣味,倡导使用小壶泡茶,使之更具审美意韵。他与紫砂艺人多有交往,他的茶道理论对包括时大彬在内的一大批紫砂艺人的创作产生过影响。  

  时大彬最初仿供春,喜欢做大壶。后来与陈继儒交往并受其影响,根据文人的品味把砂壶缩小,使之更加符合品茗的趣味。“初自仿供春得手,喜作大壶,后游娄东,闻陈眉公与琅琊太原诸公品茶、试茶之论,乃作小壶。几案有一具,生人闲远之思,前后诸名家并不能及,遂于陶人标大雅之遗,擅空群之目矣。”(吴骞《阳羡名陶录》)时大彬为紫砂器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被誉为“千载良陶让一时”。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陈继儒造就了时大彬。  

  陈继儒的小壶茶观点也得到同时代茶人的赞同。周高起在《阳羡茗壶系》中说:“壶供真茶,正在新泉活火,旋瀹旋啜,以尽色香味之蕴。故壶宜小不宜大,宜浅不宜深,壶盖宜盎不宜砥,汤力茗香,俾得团结氤氲”。冯可宾的《岕茶笺》也说:“茶壶以小为贵,每一客,壶一把,任其自斟自饮,方为得趣。何也?壶小则香不涣散,味不耽搁。”紫砂小壶是品茗的最佳茶具。  

  “自古名山留以待羁人迁客,而茶以资高士,盖造物有深意。……(岕)既得圣人之清,又得圣人之时,第蒸、采、烹、洗,悉与古法不同。而喃喃者犹持陆鸿渐之《经》、蔡君谟之《录》而祖之,以为茶道在是,当不会令庆叔失笑。庆叔隐居长兴,所至载茶具,邀余于素鸥黄叶间,共相欣赏,……”(《白石樵真稿·书岕茶别论后》)陈继儒生活的晚明时期,泡茶道流行,不但煎茶道早已绝迹,点茶道也已衰亡。所以陈继儒批评了那些仍坚持认为茶道唯在陆羽《茶经》、蔡襄《茶录》的迂腐观念。他与茶友周庆叔每于素鸥黄叶间品茗论道,共相欣赏。  

  陈继儒喜对茶史也有研究,曾为夏树芳《茶董》作序,后又自著《茶董补》,是为补夏树芳《茶董》之不足,又别著《茶话》一书。  

  (六)张宗子茶癖水淫  

  张岱(1597~约1689),字宗子,一字石公,号陶庵,又号蝶庵,浙江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他出身官宦世家,却不曾作官,性好山水。他的生平可从其《自为墓志铭》中知其梗概:“……少为纨裤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师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断炊。……”张岱著述丰富,然流传至今的,唯有《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琅環文集》及《石匮书后集》几种。其中《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为张岱的代表作品,书中蕴含其对故国之思,文字清新率真、描绘生动,是明末小品文的佳作。  

  明代,品茶已成时尚,各地茶馆林立,成为文人雅士聚集的地方。张岱在《露兄》一文中写到,崇祯年间,绍兴城内有家茶店用水用茶特别讲究,“泉实玉带,茶实兰雪。汤以旋煮,无老汤,器以进涤,无秽器。其火候汤候,有天合之者。”张岱特别喜欢这家茶馆,于是就给它取了个“露兄”的店名,典出宋代米芾的“茶甘露有兄”。 

  张岱是鉴茶辨水的能手,《闵老子茶》记载他拜访老茶人闵汶水品茶鉴水的经过,过程十分有趣(略)。禊泉乃绍兴名泉之一,曾一度被掩没,后因张岱的发现才又重显威名,名噪一时。“甲寅夏,过斑竹庵,取水啜之,磷磷有圭角,异之,走看其色,如秋月霜空,噀天为白,又如轻岚出岫,缭松迷石,淡淡欲散,余仓卒见井口有字画,用帚刷之,禊泉字出,书法大似右军,益异之。试茶,茶香发,新汲少有石腥,宿三日,气方尽。辨禊泉者,无他法,取水入口,第挢舌舐腭,过颊即空,若无水可咽者,是为禊泉。”(《陶庵梦忆·禊泉》)张岱无意间发现禊泉,更以其专精的品水经验,指出辨识禊泉的诀窍。  

  张岱还请徽州歙人专事松萝茶的师傅来绍兴传授经验,改进家乡的“日铸茶”,名之为“兰雪茶”。“……募歙人入日铸。杓法、搯法、挪法、撒法、扇法、炒法、焙法、藏法,一如松萝。他泉瀹之,香气不出,煮禊泉,投以小罐,则香太浓郁,杂入茉莉,再三较量,用敞口瓷瓯淡放之,候其冷,以旋滚汤冲泻之,色如竹择方解,绿粉初匀,又如山窗初曙,透纸黎光,取清妃白,倾向素瓷,真如茎素兰同雪涛并泻也,雪芽得其色矣,未得其气,余戏呼之兰雪。……”(《陶庵梦忆·兰雪茶》)兰雪茶兰雪一经出现后,立即得到人们的好评,在社会上风行一时。  

  张岱不仅嗜茶,而且识茶,从制茶到品茶,无一不精。积多年的经验,张岱曾撰有《茶史》一书,手稿交于闵老子“细细论定”,并计划刊印。其目的是“使世知茶理之微如此,人毋得浪言茗战也。”但不久战祸四起,清兵入关后随即南下,张岱逃难避乱,在匆促中稿本散失,只存序文,后辑于《琅環文集》中,这是中国茶史上一大损失。  

  除前述诸入之外,对泡茶道的兴盛和发展有贡献的,还有陆树声、徐渭、屠隆、高濂、张谦德、熊明遇、夏树芳、周履靖、文震亨、李日华、周高起、屠本畯、闻龙、冯可宾、张大复、袁宏道、李渔等人。

四 泡茶道的衰退  

  清代,满族入主中原,与元蒙一样,对汉人始终存有戒备心里,大兴文字狱,士人为避祸,纷纷转向实证、考据,流行明代的陆王心学、性灵文学、茶道艺术由盛转衰。经过改朝换代的剧烈变动,茶道也渐呈衰势。当然,说泡茶道入清后开始衰退,但并非消亡,而且在局部地区还有所发展。作为中国茶道的代表工夫茶道就形成、兴盛于清代。  

  工夫茶主要流行于广东、福建和台湾地区,是用小壶冲泡青茶(乌龙茶),属泡茶道的一种,主要程序有治壶、投茶、出浴、淋壶、烫杯、酾茶、品茶等。  

  “余向不喜武夷茶,嫌其浓苦如饮药然。丙午秋,余游武夷,到曼亭峰、天游寺诸处,僧道争以茶献。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橼,每斟无一两。上口不忍谴咽,先嗅其香.再试其味,徐徐咀嚼而体贴之。果然清芬扑鼻,舌有余甘。一杯之后,再试一二杯,令人释躁平矜,怡情悦性。始觉龙井虽清.而味薄矣;阳羡虽佳,而韵逊矣。颇有玉与水晶,品格不同之故。故武夷享天下之盛名,真乃不忝。且可以瀹至三次,而其味犹未尽。”(袁枚《随园食单·茶酒单·武夷茶》)袁枚(1716-1797),诗人、诗论家,字子才,号简斋,生当康乾盛世,曾任溧水、江浦、江宁等县知县,因父丧辞官归里,在江宁城西小仓山筑随园,又号随园老人,著述颇丰。袁枚是杭州人,平时习惯饮江浙名茶阳羡、龙井,初时不习惯武夷岩茶。乾隆丙午(1786年),袁枚上武夷山,僧道献以武夷岩茶,小壶,小杯,嗅香、试味,徐徐咀嚼。始觉龙井虽清,不如岩茶醇厚;阳羡虽佳,不若岩茶韵致。这是最早的关于武夷岩茶的泡饮方法及品质特点,虽无工夫茶之名,却有工夫茶之实。

  “工夫茶,烹治之法,本诸陆羽《茶经》,而器具更为精致。炉形如截筒,高约一尺二三寸,以细白泥为之。壶出宜兴窑者最佳,圆体扁腹,努咀曲柄,大者可受半升许。杯盘则花瓷居多,内外写山水人物,极工致,类非近代物。然无款志,制自何年,不能考也。炉及壶、盘各一,惟杯之数,则视客之多寡。杯小而盘如满月。此外尚有瓦铛、棕垫、纸扇、竹夹,制皆朴雅。壶、盘与杯,旧而佳者,贵如拱璧,寻常舟中不易得也。先将泉水贮铛,用细炭煎至初沸,投闽茶于壶内冲之;盖定,复遍浇其上;然后斟而细呷之,气味芳烈,较嚼梅花更为清绝,非拇战轰饮者得领其风味。……”(俞蛟《梦厂杂著·潮嘉风月·工夫茶》)俞蛟,字清源,又字六爱,号梦厂居士,乾嘉时人。《梦厂杂著》于嘉庆六年(1801年)四月成书于广东齐昌官舍之凝香室,俞文所记器具有白泥炉、宜兴砂壶、瓷盘、瓷杯、瓦铛、棕垫、纸扇、竹夹等,其泡饮程序则为治器、候汤、纳茶、冲点、淋壶、斟茶、品茶等。工夫茶得名在清朝中叶的乾嘉年间。  

  “工夫茶,闽中最盛。茶产武彝诸山,采其茶,窨制如法。……壶皆宜兴砂质,龚春时大彬,不一式。每茶一壶,需炉铫三。候汤,初沸蟹眼,再沸鱼眼,至联珠沸则熟矣。水生汤嫩,过熟汤老,恰到好处颇不易,故谓天上一轮好月,人间中火候,一瓯好茶,亦关缘法,不可幸致也。第一铫水熟,注空壶中,荡之泼去;第二铫水已熟。预用器置茗叶,分两若干,立下壶中。注水,覆以盖,置壶铜盘内;第三铫水又熟,从壶顶灌之周四面;则茶香发矣。瓯如黄酒卮,客至每人一瓯,含其涓滴,咀嚼而玩味之。若一鼓而牛饮,即以为不知味,肃客出矣。”(寄泉《蝶阶外史·工夫茶》)茶用武夷茶,器有炉、铫、宜兴砂壶、铜盘、茶瓯等,其泡饮程序有治器、候汤、涤壶、纳茶、冲点、淋壶、斟茶、品茶等。《蝶阶外史》的作者寄泉,号外史,清代咸丰时人。  

  “潮郡尤嗜茶,其茶叶有大焙、小焙、小种、名种、奇种、乌龙诸名包,大抵色香味三者兼备。以鼎臣制宜兴壶,大若胡桃,满贮茶叶,用坚炭煎汤,乍沸泡如蟹眼时,瀹于壶内,乃取若琛所制茶杯,高寸余,约三四器匀斟之。每杯得茶少许,再瀹再斟数杯,茶满而香味出矣。其名曰工夫茶,甚有酷嗜破产者。”(张心泰《粤游小识》)潮州人酷嗜工夫茶,宜兴小砂壶,若琛小杯,候汤、纳茶、冲注、匀斟,茶的品类较多,已不限于武夷岩茶。张心泰,晚清时人。  

  连横在其《雅堂先生文集》“茗谈”中记:“台人品茶,与中土异,而与漳、泉、潮相同,盖台多三州人,故嗜好相似。”“茗必武夷,壶必孟臣,杯必若琛,三者为品茶之要,非此不足自豪,且不足待客。……”连横,宇雅堂,台湾人,生当清末民国时期,撰有《台湾通史》、《台湾语典》、《台湾考释》等书。台湾与漳州、泉州、潮州同尚工夫茶,茶必武夷,壶必孟臣,杯必若深,非此不能待客。

  进入民国,战乱频仍,茶道低迷。新中国成立后,受极左路线影响,包括茶道在内做的传统文化受到批判。中国茶道在二十世纪跌入低谷。

五 泡茶道的复兴  

  中国茶道的复兴却是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经过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复苏,进入新世纪的新发展阶段。

   (一)当代茶道理论研究和实践  

  台湾是现代中国茶道的最早复兴之地。吴振铎、林资尧、蔡荣章、林瑞萱、范增平、吴智和、张宏庸、周渝等是台湾较早致力茶道理论研究和实践的人。  

  林资尧(1941—2004),字易山,曾任台湾中华民国茶艺协会秘书长,后转任天仁茶艺文化基金会秘书长,长期致力于国际茶文化交流和茶道教学,尤爱茶礼,促进茶礼生活化、社会化。尊礼古圣先贤,曾有祭孔、祭神农、祭屈原、祭陆羽等茶礼;体现大自然的运作、时节的更替,创作四序茶会;后来又创五方佛献供茶礼、金色莲花茶礼、郊社茶礼,为中国茶礼的建设开拓有功。  

  蔡荣章自1980年以来长期致力于现代茶艺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其夫人林瑞萱主持坐忘谷茶道室,夫妇俩志趣相投。蔡荣章著有《现代茶艺》(台湾中视文化出版社1984)、《茶道教室》(台湾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茶道基础篇》(台湾武陵出版有限公司2003)、《说茶之陆羽茶道》(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茶道入门三篇》(中华书局2006)等,林瑞萱著有《心经讲义——茶道精神领域之探求》(台湾陆羽茶艺股份有限公司1989)等,夫妇合著有《现代茶思想集》(台湾中华国际无我茶会推广协会2000)等。蔡荣章、林瑞萱夫妇为中国当代茶道的理论和实践做出重要贡献。  

  范增平出版了《台湾茶文化论》(台北碧山岩出版社1992)、《茶艺学》(修订版,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2)、《台湾茶艺观》(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3)等,吴智和出版了《中国茶艺论丛》(台湾大立出版社1985)、《中国茶艺》(台湾正中书局1989)等。张宏庸出版了《茶艺》(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7)、《台湾传统茶艺文化》(台湾汉光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等。  

  澳门的罗庆江在《“中国茶道”浅谈》(《农业考古》2001,4)中对中国茶道概念的阐述以及对茶席设计都有一定的探索性。  

  大陆方面,在茶艺的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上有突出表现的则有吴觉农、庄晚芳、张天福、童启庆、陈文华、余悦、林治、丁文、袁勤迹等。

  庄晚芳在1990年2期《文化交流》杂志上发表的《茶文化浅议》一文中明确主张“发扬茶德,妥用茶艺,为茶人修养之道。”他提出中国的茶德应是“廉、美、和、敬”,并加以解释:廉俭有德,美真康乐,和诚处世,敬爱为人。  

  张天福深入研究中外茶道、茶礼,于1996年提出以“俭、清、和、静”为内涵的中国茶礼。他认为:茶尚俭、勤俭朴素;茶贵清,清正廉明;茶导和,和衷共济;茶致静,宁静致远。  

  童启庆出版了《习茶》(浙江摄影出版社1996)、《生活茶艺》(金盾出版社2000)、《影像中国茶道》(浙江摄影出版社2002),为现代茶艺、茶道提供了范式。  

  陈文华不仅在《长江流域茶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中国茶文化学》(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等著作中,对茶艺、茶道概念和特征、精神作了精要的阐释,而且还发表了《茶艺·茶道·茶文化》(《农业考古》1999,4)、《论中国茶道的形成历史及其主要特征与儒、释、道的关系》(《农业考古》2002,2)、《论中国茶艺及其在中国茶文化史上的地位》(《农业考古》2005,4)等论文,进一步对茶艺、茶道进行理论阐释。  

  余悦在《中国茶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中对茶艺、茶道概念、茶道与儒道释的关系等作了精要的阐释,他在《儒释道和中国茶道精神》《农业考古》2006,5)、《中国茶艺的美学品格》(《农业考古》2006,2)、《中国古代的品茗空间与当代复原》(《农业考古》2006,5)等论文中进一步阐释了茶艺美学、茶道精神。  

  林治的《中国茶艺》(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中国茶道》(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中华茶艺集锦》(中国人口出版社2004)、《茶道养生》(西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6)对各类茶的冲泡技艺、茶艺六要素美的赏析、茶艺美学基础、茶道精神、茶道养生等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丁文在《茶乘》(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9)中对茶道与儒释道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袁勤迹通过实践来诠释现代茶艺,她的《龙井问茶》、《九曲红梅》、《人淡如菊》等茶席设计及表演已成为经典。  

  (二)当代茶会的创立  

  1. 四序茶会  

  四序茶会是原天仁茶艺文化基金会秘书长林资尧所制定,透过茶会,表现一种大自然圆融的律动。说它是一种群体修行,也不为过。

  在会场内,悬挂“四季山水图”和“名壶名器名山在,佳茗佳人佳器生”的茶联,烘衬出茶会的主题。茶席的布置为正四方形,而茶桌和正中央的花香案则铺以青、赤、白、黑、黄等五色桌巾,象征着四序迁流,五行变易。在悠扬的古琴曲声中,司香和司茶引导来宾入席,大家在正四方形条席人坐。司香行香礼,以香礼敬天地及宾客,然后茶会开始。4位司茶则依秋、冬、春、夏的时序,手捧代表秋冬春夏四季的插花款款入场,先行花礼,之后入座。东面茶席是代表春季的青色,南面茶席是代表夏季的赤色桌,西面茶席是白色的秋季,北面茶席是黑色的冬季。24把座椅象征24个节气。在悠扬琴声中,司茶优雅地烫杯、取茶、冲水,然后均匀斟进小茶盅,分敬给客人。沏茶四巡,司茶按顺时针次序转动,象征四季更叠。司茶依序奉上第一道茶、第二道茶、第三道茶以及第四道茶。客人闻香后,品茗回味。宾客品味茶汤,也品味着大自然的芳香。时光在不知不觉中流转。当《梅花三弄》奏完之时,司茶起身,依序收回茶杯和茶托,并细致地清洗茶具。再度起身时,司茶行花礼。接着,与司香列队恭送宾客离席。人们在这样一个宁静、舒适的场所,通过茶艺、茶道、茶礼的熏陶,完全将自己融人大自然的韵律、秩序和生机之中,既品出了茶的真趣味,又彻底得到了放松。  

  2. 无我茶会  

  无我茶会是由台北陆羽茶艺中心总监蔡荣章所创立的一种茶会形式,人人自备茶具、茶叶围成一圈泡茶、奉茶、品茶。如果规定每人泡茶四杯,那就把三杯奉给左边三位茶侣,最后一杯留给自己。如此奉完规定的泡数,聆听一段音乐演奏后(也可省略),收拾茶具结束茶会。

蔡荣章先生  

  参加无我茶会,每人携带的茶具可根据茶类而定,尽量要小巧简便。基本要求是每人需带冲泡器具,四只杯子、奉茶盘、茶巾、手表或计时器、热水瓶、茶叶(以每冲泡四杯茶所需的量分成小包或直接放在冲泡器中)、坐垫等。  

  到了无我茶会会场后,首先是报到抽签,依号码找到位置。号码为顺序排列,座位形式多用封闭式,即首尾相连成规则或不规则的环形或方形、长方形等等。数十人乃至数百人的大茶会往往是在露天举行,均无桌椅。每人找到位置后,将自带坐垫前沿中心盖掉座位号码牌,在座垫前铺放一块泡茶巾(常用包壶巾代替),上置冲泡器,泡茶巾前方是奉茶盘,内置四只茶杯,热水瓶放在泡茶巾左侧,提袋放在坐垫左侧,脱下的鞋子放在坐垫左后方。当茶具等安放完毕,根据公告中的时间安排,茶会的第一阶段是茶具观摩与联谊,这时,可在会场内走动,亦可互相拍照留念。  

  到了约定时间,各人开始泡茶,泡好后分茶于四只杯中,将留给自己饮用的一杯放在自己泡茶巾上的最右边,然后端奉茶盘奉茶给左侧三位茶侣,奉茶人将茶放在左边第一位受茶人的最左边,左边第二位受茶人的左边第二位,左边第三位受茶人左边第三位。如果您要奉茶的人也去奉茶了,只要将茶放在他(她)座位的泡茶巾上就好。如您在座位上,有人来奉茶,应行礼接受。待四杯茶奉齐,就可以自行品饮。饮后即开始冲第二道,奉第二道茶时,用奉茶盘托冲泡器具或茶盅依次给左侧三位茶侣斟茶。饮后冲泡第三道,奉茶同第二道。进行完约定的冲泡次数后,如安排演讲或音乐欣赏等活动,就要安坐原位,专心聆听,结束后方可端奉茶盘去收回自己的杯子,将茶具收拾停当,清理好自己座位的场地(所有废物全由自己收拾干干净净并倒入果壳箱中),与大家道别散会,或继续其他活动。  

  无我茶会有七大精神。第一,无尊卑之分。茶会不设贵宾席,参加茶会者的座位由抽签决定,在中心地还在边缘地,在干燥平坦处还是潮湿低洼处,不能挑选。自己将奉茶给谁喝,自己可喝到谁奉的茶,事先并不知道。因此,不论职业职务、性别年龄、肤色国籍,人人平等;第二,无求报偿之心。参加茶会的每个人泡的茶都是奉给左边的茶侣,而自己所品之茶却来自右边茶侣,人人都为他人服务,而不求对方报偿;第三,无好恶之心。每人品尝四杯不同的茶,由于茶类和沏泡技艺的差别,品味是不一样的,但每位与会者都要以客观心情来欣赏每一杯茶,从中感受到别人的长处,不能只喝自己喜欢的茶,而厌恶别的茶;第四,无地域流派之分。不分彼此,天下一家,以茶修德,以茶会友,奉行一碗茶中的和平友好;第五,求精进之心。自己每泡一道茶,自己都品一杯,每杯泡得如何,与他人泡的相比有何差别,要时时检讨,使自己的茶艺日益精深;第六,遵守公告约定。茶会进行时并无司仪或指挥,大家都按事先公告进行,养成自觉遵守约定的美德;第七,培养集体的默契。茶会进行时,均不说话,大家用心于泡茶、奉茶、品茶,时时自觉调整,约束自己,配合他人,使整个茶会快慢节拍一致。并专心欣赏音乐或聆听演讲,即使千百人的茶会亦能保持会场宁静、安详的气氛。

  在“无我茶会”中,无尊卑之分,无地域流派之分,无报偿之心,无好恶之心,求精进之心,大家以公共约定的时间和秩序为准则,因而它的包容性强,修身养性效果佳。“无我”与“无己”“无私”“忘我”相似,是一种哲学境界。  

  综上所述,泡茶道蕴酿于元代至明代前期,正式形成宇明代中期,鼎盛于明代后期,衰于清、民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新走上复兴之路。

  本文原为丁以寿主编《中华茶道》第八章“茶道历史”之“第三节中国泡茶道简史”,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

本文经丁以寿授权发布。

 

作者介绍

  丁以寿,1963年1月生,安徽省无为县人。1986年7月毕业于安徽农业大学茶叶专业,留校工作至今。现为安徽农业大学茶与食品科技学院茶业系教授,茶文化方向硕士研究生导师,安徽农业大学中华茶文化研究所所长,安徽省茶业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安徽省徽茶文化研究会会长,吴觉农茶学思想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华茶人联谊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茶文化系列教材》、《中国名优茶系列丛书》、《图说中国茶文化》编委,《茶业通报》常务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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