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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茶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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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茶是如何影响古代的社会生活

贡茶在中国已有悠久的历史,直至清代封建制度的寿终正寝,贡茶才随之消亡。悠悠数千年,贡茶对整个茶叶生产的影响和茶叶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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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茶的缘起与封建制度的建立密切相关,贡茶与其它贡品一样,其实质是封建社会里君主对地方有效统治的一种维系象征,也是封建礼制的需要。贡茶制度是中国封建礼教的象征,也是封建社会商品。


贡茶是中国茶文化中重要的一环,也是中国古代宫廷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过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延续和发展,中国古代贡茶形成了一系列制度化的体系、一种文化的累积。


贡茶不仅关乎宫廷生活,也对社会经济有重要的影响。历代地方官员为了迎合宫廷,费尽心思培育新的品种,改进制作工艺,逐步形成了国内相对统一又各具地方特色的贡茶体系,推动着中国茶叶不断向前进步,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地方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延续至今的几大产茶区。


贡茶文化作为中国茶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现代中国茶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


中国古代数量庞大的贡茶,影响着社会的各个方面。


在一定程度上,庞大数量的贡茶使产茶区的经济走向单一化,而且对质量的高要求也对茶农造成了很大的负担,甚至导致家破人亡,同时,对茶叶的高要求也推动了质量的提升,大量新的茶叶品种出现,又拓展了茶农的经济来源,丰富了茶叶文化的内涵。


由于宫廷的生活方式影响着当时社会的生活风尚,推动了中国茶文化的发展。

庞大的贡茶数量,对于贡茶地方的官员和百姓来说,其负担是可想而知的。


正如明代正德年间的官员曹琥列举了贡茶所带来的五大弊端,“有芽茶之征,有细茶之征,始于方春,屹于首夏,官校临门,急如星火,农夫蚕妇,各失其业……及归之官,又拣择去取,十不中一,遂使射利之家,先期采集,坐索高价……


又官校乘机私买贷卖,遂使朝夕盐米小民,相戒不敢入市。”这种繁重的贡茶任务,使得茶农承受着沉重的负担。


许多地方不得不放弃许多原来的产业而改种茶叶,这样一来生产的单一化,使得百姓难以承受天灾带来的危机,一遇荒年,则百姓衣食无着。


在征缴贡茶的过程中,一些官员营私舞弊、低价强买的现象时有发生,且在贡茶的运输过程中各种耗费都被均摊在了茶农的身上,更加重茶农的负担。


由于贡茶带来了各类社会问题,使得当时的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稳定贡茶区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保障茶农的基本利益。


清人陈章在《采茶歌》中记述了贡茶给茶农带来的沉重负担,“催贡文移下官府,哪管山茶芽未吐。焙成粒粒比莲心,谁知侬比莲心苦。”


庞大的贡茶数量,且对贡茶的采摘时间和质量的严格要求,使得产茶区的茶农疲于应对。


清人释超全在《武夷茶歌》中有这样描述采摘贡茶的辛苦:“往年荐新苦黄冠,遍采春芽三日内。搜尽深山粟粒空,官令禁绝民蒙惠。种茶辛苦甚种田,耘锄采摘与烘焙。谷雨期属处处忙,两旬昼夜眠飨废。道人山农难为粮,春作秋成如望岁。”


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出种茶之苦甚于种田,茶农辛苦一年都难以解决温饱,以致乾隆在看到民间采办贡茶时,也少有地发出慨叹“敝衣粝食真不敷,龙团凤饼真无味”。


虽然贡茶给产茶地方的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但由于贡茶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也是不能忽视的。


各个地方官为了迎合宫廷,在茶叶的选材、包装、加工等方面都着实下了很多功夫。


这种政府机构对茶叶的干预和引导作用,促进了茶产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茶文化的发展。


贡茶扩大了茶叶产区。以清代为例,贡茶使茶叶培植技术在明代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多个著名的产茶区,这些初具规模的产区对推动清代茶产业的发展有显著的拉动作用。


如碧螺春,“洞庭东山碧螺峰石壁,岁产野茶……土人曰吓煞人香,康熙乙卯,车驾幸太湖,抚臣宋荦购此茶以进,上以其名不雅顺,题之曰‘碧螺春’,自是地方有司,岁必采办矣。”


在碧螺春成为贡茶后,原本的“野茶”一跃而成为名茶,其主产区洞庭山产茶区的茶叶产量逐年递增,最多时达到4360斤,成为当地主要的经济来源之一。


再如普洱茶在成为清宫贡茶以后,普洱地方“茶山极广,夷人管业。采摘烘培,制成圆饼,贩卖客商,官为收课,每年土贡,有团有膏。”“普茶名重天下,此滇之所以为产而资利赖者也。”使普洱茶成为当地主要的经济收入,并带动了周围商业的发展。


在贡茶产区,一批著名的茶叶商号的出现,标志着该地区茶叶产业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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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清末盛产普洱茶的地方,每年在此加工的毛茶达到500吨以上,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普洱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成为当地主要的经济来源。


仇英所绘《斗茶图》,斗茶的场地在山野间浓浓的松荫之下,雅士们在此斗茶比香,赋诗行茶令,一派悠然情趣。


贡茶提高了茶叶的品质。宫廷对贡茶的要求非常严格,皇帝依据自己的口味对进贡的茶叶进行选择,这种有分别的接受,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采办贡茶的官员,地方官会根据皇帝的要求精选茶叶,甚至调整茶叶采摘的时间、加工的方法等,这种无形中的间接调控不同程度地提高了茶叶的品质。


如蒙顶茶,“名山之茶美于蒙,蒙顶又美之上清峰……其茶,叶细而长,味甘而清,色黄而碧,酌杯中香云蒙覆其上,凝结不散,以其异,谓曰仙茶,每岁采办三百五十叶,天子郊天及太庙用之。”


正是在宫廷的干预下,贡茶地方官员和茶农精益求精的培育和制作茶叶,客观上促进了茶叶质量的提升,出现了一些影响至今的著名茶品。

贡茶带动了茶叶包装的进步。除了对茶叶本身的影响外,各个地方为迎合宫廷,在茶叶的包装等方面也不断提升。


清代赵懿在《蒙顶茶说》中这样描述:“每贡仙茶,正片贮两银瓶,瓶制方,高四寸二分,宽四寸,陪茶两银瓶,菱角湾茶两银瓶,瓶制圆,如花瓶式,颗子茶,大小十八锡瓶。皆盛以木箱,黄签丹印封之。”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贡茶主要是用银瓶和锡瓶包装,特别是锡瓶,更是被广泛的使用,这主要是因为锡瓶的密封性好,可以长久保持茶叶的原味。

现在故宫博物院现存的茶叶文物也基本上是用锡瓶包装的。这些贡茶文物基本沿袭了前代贡茶的包装风格,材质以银、锡为主,锡器采用铸、錾等工艺制作出各式各样的花纹图案,主要有龙凤纹、暗八仙纹、八宝纹、水仙纹及花鸟纹等,造型有如意云、花瓶等各式。

容器外一般包有黄色的布套或者黄缎套。此外还有一些大的包装盒,将茶叶放置在其中,这些盒也基本上以黄色或明黄色为主,显示出皇家独有的特性。这些贡茶的包装很多至今沿用,对中国茶文化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总的来看,中国古代贡茶对茶产业的影响实际上是政府机构对茶业的干预和引导作用的结果,贡茶由民间到宫廷经历了一个对茶叶品质不断求精的过程。


同时,在中国封建社会,皇权代表着一切,统治者的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生活背景和审美情趣,决定了一个时代的产品特别是宫廷特殊消费品的品种和艺术风格。


宫廷在对贡茶的评价、反馈和使用数量等都对茶叶生产技术和质量的提高带来了一个竞争和促进的机制。通过这样一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向交流,贡茶在保证宫廷使用的同时也提高了自身的品质,使其在市场上更具竞争力。


细数故宫贡茶珍藏,祝贺“中国茶”申遗成功!

11月29日,“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至此,我国共有43个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居世界第一。

明 丁云鹏 玉川煮茶图轴

说到制茶,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使用茶叶的国家。数千年来,我国劳动人民在茶的培育、采制、品饮、应用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所以,此次元旦假期为读者推荐的好书就是故宫经典系列——《故宫贡茶图典》。书中收录了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清代贡茶,以产地、品种为编目,增加省份概述、茶样审评、文献参考等相关内容,较为系统地对清代贡茶进行发掘与研究。下面就让我们品一盏香茗,读一卷经典,享受阅读的美好时光。

《故宫贡茶图典》封面

贡茶文化是中国古代茶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最具代表性的茶文化之一。作为皇家专用的茶叶,贡茶精选全国各地的优质茶叶,通过严苛筛选,精心加工制成。从茶叶原料、加工水平及其外包装等方面来看,贡茶都是历代茶叶最高水平的代表。

清代是中国古代贡茶文化发展的顶峰。古籍资料、清宫记档及故宫院藏的四百余件茶文物,让我们能够一览千百年来茶叶产区、品类变化,遍寻各具特色、各有千秋的地方名茶。

《故宫贡茶图典》内文页

安 徽

徽茶名目繁多,所载有开火茶、苦茶、雀舌、莲心、金芽、北源茶、紫霞茶、翠云茶、雅山茶、片茶、仙芝、嫩蕊、金地茶、茗地源茶、仙人掌茶,以及梅花片、兰花头、松萝茶等。安徽茶叶以六安州所产最为著名。六安茶进贡始于明代。到清代,清光绪《六安州志》载:“天下产茶州县数十,惟六安茶为宫廷常进之品。”

银针茶

银针茶产自原安徽六安州及其所属霍山县(今安徽省六安市及所辖霍山县)。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纂修的《霍山县志》中记载:“本山货属,以茶为冠。其品之最上者,曰银针。”银针取枝顶一枪。银针茶与同产自霍山的雀舌茶、梅片茶等都作为贡品入贡。

银针茶

茶叶罐  长 19.5 厘米 宽 8 厘米 高 23.5 厘米

清 故宫博物院藏

梅片贡茶

梅片贡茶产自原安徽六安州及所属霍山县(今安徽省六安市及所辖霍山县)。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纂修的《霍山县志》中记载:“本山货属,以茶为冠。其品之最上者,曰银针,次曰雀舌,又次曰梅花片。”银针取枝顶一枪,雀舌取枝顶二叶微展者,梅花片则是选择最嫩的茶叶。这几类茶叶一直是重要的贡茶品类,如乾隆二十九年(1764),安徽巡抚讬庸进银针、雀舌、梅片茶各四十瓶。

梅片贡茶

茶叶罐  长 20 厘米  宽 9.5 厘米

清 故宫博物院藏

珠兰茶

清代珠兰茶与银针茶、梅片贡茶等同为安徽重要的贡茶品类。与其他类茶叶多以茶叶罐包装不同,珠兰茶的包装是以“桶”为单位的,这种桶的规格要比常见的茶叶匣大得多。

珠兰茶

茶叶罐  长 42 厘米  宽 37.5 厘米

高 30 厘米

清 故宫博物院藏

福 建

福建贡茶,向为官家所重,而建宁茶甚至名甲天下。建茶见重于世,始于宋代。建州茶成名甚早,且进贡时期自宋迄清,持续甚久。

武夷茶

武夷茶产自福建武夷山(今福建省武夷山地区)。清代有多种武夷茶入贡,包括武夷茶、小种花香、岩顶花香茶、莲心花茶等。

武夷茶

茶叶匣  长 50.5 厘米  宽 11.5 厘米

高 20 厘米

清  故宫博物院藏

岩顶花香茶

武夷山山顶因土质稀少,故称“岩”,岩顶花香即产自武夷山上的茶叶。清代产自武夷山区的茶叶大量进贡,在档案中可见的有武夷茶、岩顶花香茶、小种花香茶、天柱花香茶、工夫花香茶、莲心茶、莲心尖茶等数种。

岩顶花香茶

外盒 长30厘米 宽18厘米 高11厘米

茶叶罐 长6.8厘米 宽4.7厘米 高9.5厘米

清 故宫博物院藏

花香茶

花香茶产自福建武夷山区(今福建省武夷山地区),是清代武夷岩茶中重要的茶品之一,也是清代武夷贡茶的重要品类。如乾隆三十年(1765)二月九日,福建巡抚定长进花香茶二十七瓶。图中所示茶叶罐为锡罐,四花瓣形,顶口有黄色封签,上有“花香茶”字样。内茶叶满罐,茶叶卷曲均匀,茶芽细嫩。

花香茶

茶叶罐 长 19.5 厘米 宽 19.5 厘米 高 28 厘米

清  故宫博物院藏

贵 州

按民国时期任可澄撰《贵州通志》记载,贵州各属均产茶,区域分布极广。其中以贵阳府贵定县云雾山产最为有名。贵州茶种类繁多,据记载,大致有石阡茶、湄潭眉尖茶、东山茶、坡柳茶、珠兰茶、安顺茶、高树茶、晏茶、丛茶、毛尖、苦茶、老鹰茶、苦丁茶、女儿茶、甜茶等品类名目。贵州茶叶品质上佳。《贵州通志》记载:“诸处产茶,色味颇佳。”其中,“贵定云雾山产最有名。惜产量太少,得之极不易。

贵定芽茶

贵定芽茶产自原贵州贵阳府贵定县(今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贵定县)。乾隆六年(1741)《贵州通志》记载,贵阳府物产中,“茶:产龙里东苗坡,及贵定翁栗冲、五柯树、摆耳诸处”。在清代文献档案中,贵州的贵定芽茶和龙里芽茶也是当地主要的贡茶品类。

贵定芽茶

茶叶罐  长 14.5 厘米  宽 8 厘米 高 16 厘米

清  故宫博物院藏

湖 北

湖北茶叶产地分布较为广泛,据清代洪亮吉所撰《乾隆府厅州县图志》载,湖北全省十府,贡茶地区主要有武昌府、宜昌府、施南府等,凡三府。据乾隆《湖广通志》记载,湖北产茶以武昌府通山县最为著名。其名目则有坡山凤髓、桃花绝品、仙人掌茶等。

通山茶

通山茶原湖北武昌府通山县(今湖北省咸宁市通山县),为湖北传统贡茶。清代,通山茶是湖北最重要的贡茶品类之一。如乾隆五十一年(1786),湖广总督特成额进通山茶五箱,计五十瓶。

通山茶

茶叶罐  长 21 厘米  宽 6.5 厘米 高 27 厘米

清  故宫博物院藏

湖 南

湖南产茶,历史较早,五代时即有贡茶记载,且额量不在少数。湘茶产地,分布较广,《宋史·地理志》称:“荆湖南北路,大率有材木茗荈之饶。”而《宋史·食货志》则称:“茶出潭、岳、辰、澧州。”又《明史·食货志》载:“产茶之地……湖广武昌、荆州、长沙、宝庆。”《本草纲目》:“楚之茶,则有……湖南之白露、长沙之铁色、岳州之巴陵、辰州之溆浦、湖南之宝庆、茶陵。”

花卷茶

花卷茶,产自原湖南长沙府安化县(今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为安化黑茶一类,因使用篾篓包装外表呈花格装,又称“花卷茶”。花卷茶创制于清道光年间,起初是为了方便运输而做成的树形紧压茶,后逐渐形成品牌。

花卷茶

通高 27.5 厘米  底径 17 厘米

清  故宫博物院藏

江 苏

江苏自古就是贡茶大省,据康熙《江南通志》,江苏产茶州府,至少有常州府、苏州府、扬州府、江宁府、松江府等五府。江苏产茶,品质颇佳,成名亦甚早,其中阳羡茶唐代即已充贡,极见推重,当为苏茶第一。如明代许次纾《茶疏·产茶》称:“江南之茶,唐人首称阳羡,宋人最重建州。于今贡茶,两地独多。”

阳羡茶

阳羡茶产自原江苏常州府宜兴县或荆溪县(今江苏省宜兴市),是我国传统名茶之一。阳羡茶唐代就已入贡。明代学者许次纾在《茶疏》中称:“江南之茶,唐人首称阳羡。”从唐至清,阳羡茶都作为贡茶进贡宫廷。清代阳羡茶大量入贡。

阳羡茶

茶叶罐  长 20 厘米  宽 20 厘米 高 17 厘米

清  故宫博物院藏

碧螺春

碧螺春原为野茶,明末清初时开始精制,现在较为公认的关于碧螺春确切记载是清代王应奎所撰的《柳南续笔》记载 ,碧螺春茶原名“吓杀人香”,康熙“己卯岁,车驾幸太湖。宋公购此茶以进。上以其名不雅,题之曰碧螺春。自是地方大吏岁必采办。”从此碧螺春每年入贡,一直延续到清末。

碧螺春

茶叶罐  长23 厘米  宽11.5 厘米 高17.5 厘米

清  故宫博物院藏

江 西

江西地处华东南地区,土气适宜,产茶之地甚多。《明史·食货志》载:“产茶之地,江西:南昌、饶州、南康、九江、吉安。”至少有五府。而据洪亮吉《乾隆府厅州县图志》记载,清代江西省十三府一州 , 除抚州、临江、南安三府不贡茶外,南昌、饶州、广信、南康、九江、建昌、吉安、瑞州、袁州、赣州等十府及宁都一州均有贡茶。

安远茶

安远茶产自原江西赣州府安远县(今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据《安远县志》记载,安远主要的产茶区域为古亨山和九龙嶂。安远茶自雍正五年(1727)开始进贡,一直持续到清末。

安远茶

茶叶罐  长21.5 厘米  宽7.5 厘米 高26 厘米

清  故宫博物院藏

陕 西

陕西产茶历史较晚,按《陕西通志》记载:“宣和元年,邠州通判张益谦奏:陕西非产茶地。”可知宋代陕西尚不产茶。清代陕西贡茶,据清代洪亮吉《乾隆府厅州县图志》记载,全省七府二厅五州,贡茶之府州,唯有兴安及汉中二府。

吉利茶

吉利茶产自原陕西同州府大荔县(今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为陕西重要的贡茶品类。

吉利茶

茶叶罐  长22 厘米  宽6.5 厘米 高24.5 厘米

清  故宫博物院藏

四 川

四川茶叶在中国古代贡茶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唐代的蜀州、邛州、雅州、绵州等地都是当时著名的贡茶产区。清代,四川贡茶品类繁多,数量很大。据《养吉斋丛录》记载,四川贡茶有仙茶、陪茶、菱角湾茶、春茗茶、观音茶、名山茶、青城芽茶、砖茶、锅焙茶等。诸如仙茶等在清代属于品级较高的茶品。清代贡茶中以银质容器包装的只有四川的五种茶品,即仙茶、陪茶、菱角湾茶、观音茶和春茗茶。仙茶作为皇家最重大之典礼郊天及祀太庙之供品,每岁仅贡三百三十五叶。四川作为清代重要的产茶区,产量极高,茶叶贸易发达,其中尤以与藏区的茶马贸易最为著名。

仙 茶

仙茶产于四川雅州府名山县(今四川省雅安市名山区)蒙顶上清峰甘露井侧。据乾隆《雅州府志》记载:“仙茶,产蒙顶上清峰甘露井侧,叶厚而圆,色紫,味略苦,春末夏初始发,苔藓庇之,阴云覆焉。相传甘露祖师自岭表携灵茗植五顶,至今上清仅八小株,七株高仅四五寸,一株高仅尺二三寸,每岁摘叶止二三十片,常用栅栏封锁,其山顶土止寸许,故茶自汉到今,不长不减。”

仙茶

匣  长28 厘米  宽11 厘米  高27 厘米

茶叶罐 长9.4 厘米  宽4 厘米 高11.5 厘米

清  故宫博物院藏

陪茶

陪茶产于原四川雅州府名山县(今四川省雅安市名山区)蒙顶山上清峰。《蒙顶茶说》记载,仙茶园以外产者,曰陪茶。陪茶为仙茶次一级贡茶茶品。

陪茶

茶叶罐  底径3 厘米 口径2.7 厘米 高11 厘米

清  故宫博物院藏

蒙山茶

蒙山茶产自原四川雅州府名山县(今四川省雅安市名山区)蒙顶上清峰,即蒙顶茶。《名山县新志》中记载:“蒙山,在县西北,至顶十五里。境内镇山也。”蒙山茶与仙茶、菱角湾茶等都是四川重要的贡茶品类。

蒙山茶

茶叶罐  长18.5 厘米 宽18.5 厘米 高36 厘米

清  故宫博物院藏

云 南

云南最有名的是普洱茶。普洱茶主要产区为六茶山,如乾隆《云南通志》记载:“攸乐六茶山:曰攸乐,即今同知治所,其东北二百二十里曰莽芝,二百六十里曰革登,三百四十里曰蛮砖,三百六十五里曰倚邦,五百二十里曰漫撒。山势连属,复岭层峦,皆多茶树。”

普洱蕊茶

中国茶叶名称中,名为“蕊茶”“芽茶”的茶品很多,多指细嫩的茶芽或茶叶。在档案记载中,我们也会看到许多“蕊茶”或“芽茶”的记载。在故宫博物院茶叶文物序列中,与这件蕊茶相似的文物共有五件,名称都是“蕊茶”。我们对盒内茶叶进行比对,可以认定这种蕊茶为普洱茶,产自云南普洱府思茅厅(今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在文献档案中,清代进贡的八类普洱茶中就有“普洱蕊茶”这一类。因此,可以确定,这就是普洱蕊茶。

普洱蕊茶

茶叶罐  长7 厘米  宽7 厘米 高10 厘米

清  故宫博物院藏

普洱茶膏

故宫博物院现存的清代普洱茶膏文物共有两种。一种是每盒有3层,每层7行,每行4个,每盒共计84块,这是较小的一种。另一种每盒有4层,每层6行,每行6个,每盒共计144 块。虽然盒有所区别,但普洱茶膏的大小是一样的。

普洱茶膏

盒  长17.5 厘米  宽10.5 厘米 高3 厘米

清  故宫博物院藏

普洱茶团

普洱茶产自云南省普洱地区的六大茶山。清代普洱茶进贡的品种,按照阮福的《普洱茶记》记载:“每年备贡者,五斤重团茶,三斤重团茶,一斤重团茶,四两重团茶,一两五钱重团茶,又瓶盛芽茶、蕊茶,匣盛茶膏,共八色。思茅同知领银承办。”这是每年土贡的常例。

最大型普洱茶团

高16 厘米  直径20 厘米  重2.5 千克

清  故宫博物院藏

浙 江

浙江自古为茶叶大省,浙江贡茶,盛于唐朝。清代刘源长辑《茶史》记载:“《茶经》云:浙西以顾渚茶为上。唐时充贡,岁清明日抵京。紫者上,绿者次,笋者上,芽者次,故称紫笋。”

浙江对茶学贡献独到。众所周知,茶圣陆羽曾长期居住于浙江湖州苕溪,并在此完成著作《茶经》,传世不朽。自此茶学方始自成体系,蔚为大观。而浙江亦名茶代出,长盛不衰,影响非殊浅泛。浙江茶叶佳品极多,享有盛誉。如前所述,唐代之时,湖州长兴之顾渚紫笋即已名满天下。而后世浙江各州府茶叶勃兴,不一而足,交相争胜,蔚为壮观。比至清代,龙井茶异军突起,后来居上。康熙帝与乾隆帝均曾六下江南,乾隆帝有数十首龙井茶诗存世。

龙井茶

龙井茶产自浙江杭州府钱塘县(今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谷雨前采摘制作。是我国著名的茶叶品类之一。清代,龙井茶作为重要的贡茶品类很受宫廷的重视,每年都会有大量的龙井茶进贡,乾隆帝也有数十首关于龙井茶的诗歌存世。

龙井茶

匣  长21 厘米  宽20.5 厘米  高10.5 厘米

茶叶罐  长6.8 厘米  宽4.7 厘米 高9.5 厘米

清  故宫博物院藏

灵山茗茶

灵山茗茶产自浙江宁波府象山县普陀山(今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

灵山茗茶

茶叶罐  长8.8 厘米  宽3.8 厘米 高11 厘米

清  故宫博物院藏

人参茶膏

人参茶膏和桂花茶膏均是由浙江地方官进贡到宫廷的,按“任土作贡”的原则,其产地应为浙江。茶膏是茶叶的再生加工产品。清代宫廷茶膏,除常见的普洱茶膏外,还有人参茶膏、桂花茶膏等几类,人参茶膏是指在加工过程中加入了人参制成的茶膏,桂花茶膏即在加工过程中加入了桂花。

人参茶膏

罐  高10.5 厘米  底径5 厘米  口径5 厘米

清  故宫博物院藏

来源:茶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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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古代贡茶概述

摘要:贡茶是茶叶发展史上的一种特定现象,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催生下的产物,更是特定历史阶段所具有的一种文化现象。作为一种赋税形式,贡茶是政治上君臣关系确立的表现形式,但是与此同时,贡茶对于扩大植茶面积,推动制茶技术进步,促进茶叶品质提升以及改善茶品包装并增加茶叶知名度等方面有着一定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本文将梳理安徽古代贡茶的历史,以借鉴历代贡茶在扩大产量,提升品质以及改善包装方面的可取之处。在继承、弘扬中国传统茶文化的同时,对现代茶产业的文化赋能有着一定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安徽;古代;贡茶;概述

1、唐代时期安徽贡茶

安徽贡茶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宋代的《本草衍义》中:“东晋元帝时,温峤官于宣城,上表贡茶叶一千斤,贡芽三百斤。”其后,安徽贡茶数量逐渐增加,贡茶品类及贡茶区域也不断扩大,有了宣州鸦山茶、池州九华山茶、舒州开火新茶等为“士大夫贵之”的贡品茶。[1]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当时安徽的贡茶区域有淮南道寿州(寿春郡)、庐州(庐江郡)、浙江西道歙州以及舒州、宣州、池州、和州等。

唐元和年间,李肇《国史补》记载,唐代舒州天柱茶,宣州鸦山茶,饶州浮梁茶,寿州黄芽茶均在贡茶品目内。此外尚有歙州“鸠坑”茶。据《太平寰宇记》卷126《淮南道四·庐州》记载:土产“开火新茶”。其时,寿春郡、庐江郡、凤阳郡每年都有固定的贡茶额。

唐元和十一年(816年),朝廷用兵淮西,宪宗“诏寿州以兵三千,保其境内茶园。”[2](卷493)《邦计部?山泽》可见淮南寿州境内也有较大的官茶园。与此同时,“茶膏”也沿着民贡的渠道出现,如歙州的新安含膏、先春含膏等。

唐元和十二年(817年),因讨伐吴元济,财政困难,曾“出内库茶三十万斤,令户部进代金。”[2]当时,进贡皇室的茶叶较多,除了赐给“功臣”、“父老”之外,还会变卖成现钞以支皇家的用度。

这一时期,安徽茶区不仅出现了许多名茶及贡茶,茶叶种类也在增多。如宣州鸦山茶、池州九华山茶、舒州开火新茶等等,均名贵一时且为“士大夫贵之。”[3](甲卷14《财赋一》,P303)唐武德三年(620年),庐江郡(今安徽合肥、六安一带),均向朝廷进贡茶叶。庐州,唐代时期茶叶皆为土贡。《太平寰宇记》卷126《淮南道四·庐州》记载:土产为“开火新茶”。[4](卷12《官政》)唐时,淮南道有四个州的茶叶被指定为贡品。其中“寿州寿春郡……土贡丝布、茶以及石斛。”另外,宁国、广德以及建平等茶叶产区,几乎都有贡茶且数量较大。

2、五代及宋时安徽贡茶

五代时期,安徽茶区进贡茶叶的文献记载较多。据《旧五代史》卷31《唐庄宗纪》记载:淮南杨溥于后唐庄宗同光二年(924年)向中原进贡“细茶五百斤。”[5](卷118,P432)同年四月,杨吴向后唐“献鸦山茶、含膏茶。”[6](卷232《僭伪部·称藩》,P2763)另据《周世宗纪》记载:显德三年(956年)三月,南唐李璟贡“乳茶三千斤。”[5](P1569)又载:显德五年(958年),李璟遣宰相冯延巳献犒“茶五十万斤。”[5](P1571)

据《旧五代史·梁书》记载:“五代十国宋辽元贡品”目录中,有“后梁太租乾化元年(911年)十二月,“两浙进大方茶二万斤”。[7]当时的“两浙”是指浙江东道和浙江西道。其时,生产大方茶的产地除了歙州,还有毗邻的临安、昌化两县。新版《歙县志》(1995年)记载:“天福七年(938年)冬十月,吴越国文穆王钱元瓘遣使进贡物品中有大茶、脑源茶二万四千斤。”又载:“开运三年(946年)冬十月,吴越国忠献王钱弘佐,献晋谢恩的物品中,有脑源茶三万四千斤。”应该提及的是,“大茶”是指大的方茶,也是一种条形散茶。“脑源茶”则亦脑子茶,是一种加入植物香料的饼茶。五代时期,舒州天柱山产茶,亦为贡茶。据《太平寰宇记》卷125《舒州》云:舒州土产“开火茶”。[4](P2474)其时,潜山归怀宁管辖,开火茶为潜山所产。

宋《太平寰宇记》“舒州怀宁”条目下亦有:“多智山在县西北三百里……其山有茶及蜡,每年民得采掇为岁贡”。[4]由此可知,多智山产茶且为贡品。北宋仁宗时期,有《赐知舒州洪鼎敕书》文曰:“省所进奉新茶一银盒事具悉。汝辍于学馆,往布郡条。懿彼名区,育兹嘉荈,能采掇而来贡,应气序以惟新。”[2](卷423,第20册,P302)洪鼎知舒州,曾进献舒州茶而受到朝廷嘉奖。宣州鸦山产茶且质优,五代时期亦成为土贡茶。《太平寰宇记》卷103《广德军》记载:广德土产有茶。[4](P2052)《元丰九域志》卷6《广德军》亦载:“广德军土贡茶芽一十斤。”[6](P249)又载“广德军广德、建平:六万九千七百一十斤。”[8](食货二九《茶法-产茶额》,P6636)由此可知,广德军在宋代不仅产茶而且产量颇多。另外,北宋欧阳修《赐知舒州齐廓进新茶并知广德军浦延熙进先春茶敕书》,宋痒《赐知广德军龚会元进先春茶敕书》均为官方文书;从《敕书》内容可知,广德有先春茶且为贡品。池州九华“金地茶”在宋时已是土贡产品。周必大《九华山录》云:“至化城寺……谒金地藏塔……僧祖瑛独居塔院,献土产茶,味敌北苑。”[9](《游山录》卷2,P464-465)诗人将九华金地茶与北苑贡茶相提并论,足见其品质极好。

宋代,朝廷时有减免贡品额度的“恩典”。如“景德四年(1007年)闰五月,诏特减放诸郡六十六处贡物,而所贡七物在其数中,且殇官吏后不得以贡为名妄有配率”。淳熙《新安志》亦有记载,徽州免贡七物是表纸、麦光纸、白滑冰翼纸、乾预药、腊、芽茶、细布。[7]类似免纳贡物的情形,安徽其它茶区亦有。宋治平四年(1067年)朝廷诏令,减免舒州每年土贡“新茶一银合”的贡额。[8](《崇儒七》P2317)另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5“宋仁宗景祐元年十一月”条载;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十一月“除滁州、舒城县赡军茶岁七千三百五十斤。盖沿江南伪主时课民所输,范仲淹使淮南,请除之”。[4](P2707)英宗治平四年(1067)朝廷诏令减免舒州每年土贡“新茶一银合”的贡额。[8](《崇儒》7,P2317)

3、明代时期安徽贡茶

明代开始,朱元璋有感于茶农的不堪重负和团饼贡茶的制作、品饮的繁琐,从而实施了废团茶兴散茶的举措。洪武二十四年(1391)明太祖朱元璋下昭,诏曰:“洪武二十四年九月,诏建宁岁贡上供茶,罢造龙团,听茶户惟采芽以进,有司勿与。天下茶额惟建宁为上……。”

皇权的干预,无疑使饼茶衰落,散茶崛起,加之制茶技术的改进,从而使炒青茶逐步取代蒸青茶。

据邱睿《大学衍义补》记载:“《元志》犹有末茶(饼茶)之说,今世惟闽,广用末茶,而叶茶之用,遍于全国,而外夷亦然,世不复知有末茶矣。”散茶、叶茶的流行,不仅改变了饮茶方式,同时也成为了贡茶的主体。茶叶加工技术的变革,使得茶叶品种也在发生变化,尤其是取代“龙团凤饼”以后,各地名茶数众,以致贡茶也在增加。然明太祖却是独重六安茶,以致六安茶成为了祭祀皇家祖先的祭品茶。

茶为祭祀品,唐宋有之,清代亦有。继六安茶之后,松萝茶也成为了皇家祭祀的茶品。

据史料记载,清同治十年(1871年)冬至,清廷举行大祭时即有“松萝茶叶十三两”;光绪五年(1879年),岁末祭祀祖陵的祭品中也有“松萝茶叶二斤”。六安、松萝茶不仅成为宫廷祭祀物品,更是成为进贡朝廷的必备之物。

明人汪应轸记载说:当时“日进月进御用之茶,酱房内阁所用之茶,俱是六安茶。”[10](卷四十)万历元年(1573年),黄守经为《霍山县志》作“序”并对六安茶赞曰:“其地与六安州界者,各产芽茶。孟夏之朔封贡圣天子,焚香拜表,龙文锦袱,专官驰驿使,竟达长安,而题其黄缄曰:‘霍山县守土臣某谨贡’。”[11](P260,卷之十三,艺文志)由此可知,六安州除向朝庭进奉贡茶以外,还有宁王府之贡,监守太监之贡。不仅要进贡芽茶,还要进奉细茶。据《霍山县志》记载:“明初规定年贡20斤。正德十年(1515年),贡宁王府芽茶1200斤,细茶6000斤。芽茶1斤买银1两,尤恐不得。”有诗可以佐证其真实性:“细篓精采云雾茶,经营唯供帝王家。”明万历时期,宫廷太监刘若愚记载宫中的“饮食好尚”曰:“茶则六安、松萝、天池、绍兴茶、径山茶、虎丘茶也。”[12]这足以见得六安、松萝茶在全国的知名度。

据《大明会典》记录:弘治十三年(1500年),朝廷规定地方府县需要交纳给礼部的芽茶数量为:南直隶(今安徽、江苏两省所属)府县的贡茶总额为五百斤,其中常州府宜兴县一百斤,内二十斤南京礼部纳,限四十六日;庐州府六安州三百斤,限二十五日;广德州七十五斤,建平县二十五斤,限四十六日。[13](卷113,“礼部71”,“岁进”)与此同时,六安州茶叶贡额很高,上贡时限却是最短,而贡茶额却是不断增加且无定数。

万历年间《六安州志》记载:六安茶贡额原为三百斤。弘治七年(1494年),增设霍山县,其地产茶采办人户多出自该县,遂定霍山贡额二百五十三斤,州贡芽茶四十七斤。[14]因此,六安州贡茶额四十七斤,霍山贡茶额是二百五十三斤,合计贡茶额为三百斤。针对贡茶额不断增加且无定数的情形,明臣汪应轸《分豁额外荐新茶芽疏》指出:“六安茶芽,岁额三百斤,正数之外不可加者,此其旧例也。光禄寺则以为供应有常规,如岁用六安茶约余四百七斤。此外多取毫厘,即为因公科敛。虽该部审据解吏,闻报三百袋,袋多四两有余,亦非勘合正数,且无批文查销,以后或轻或重,焉知谁公谁私?”[10](卷四十,“荐新芽茶”,P785)事实上,六安及霍山实际进贡的茶叶额还是超出了这个贡额。对此,汪应轸提出了“焉知谁公谁私”的质疑?!其实,官贡芽茶的贡额外加收耗损竟然高达四分之一多;这不仅是茶区的负担,也是一种额外的剥削。

明时,安徽各地的贡茶有新安松萝(又名徽州松萝),六安茶,小岘春茶,阳坡横纹茶,瑞草魁茶,黄山云雾茶,石埭茶等等。另据《徽州府志(贡品)》记载:歙之物产,无定额,亦无常品。大要惟砚与墨为最,其他则以北源茶、紫霞茶。”[7]这说明当时徽州产北源茶,紫霞山产紫霞茶,亦很有名。直至道光年间,紫霞茶依然被列作贡品。明《南京户部志》记载:“成化三年(1468年)奏准,朝中供库岁用茶。芽茶,坐派徽州府三千斤……。叶茶,徽州府二千斤,滁州二百斤,广德州三百斤……。”“秦淮南京库岁用茶,坐派滁州茶叶二百斤。”

明嘉靖年间,吏部尚书徽州婺源人汪鋐以大畈灵山茶进贡,获金竹峰金匾。户部右侍郎徽州婺源人游应乾以济溪上坦源茶进贡亦获银匾。明代《宁国府志》记载:“旌邑凫山茶(石豀贡茶)与宣城绿雪、太平云雾茶齐名”,均为贡茶。石豀贡茶产于旌德县凫山,亦为贡品。桐城椒园茶系明朝鲁山公(孙晋)植于龙眠山椒园,而后跻身“贡品”之列。太湖亦产茶,太湖南阳河茶亦在明时列入户部项下贡品。《潜山县志》记载有:“芽茶岁派供应库二百九十斤,今折价,谷雨前者,茶叶岁派供应府二百八十五斤。”可知进贡的茶大都是雨前芽茶。

4、清代时期安徽贡茶

清代安徽贡茶的数量以及贡茶品类,在各个时期也是不尽相同的。据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宫中进单》记载:安徽区域的部分贡茶有:珠兰茶、雀舌茶、银针茶、六安茶、雨前茶、松萝茶、黄山云雾、黄梅片茶、六安芽茶、黄山毛峰等等。当然,还有一些贡品茶未能被列入清单。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五月初二日,各省督抚所进土物清单(部分)记载:安徽贡茶品种主要有珠兰茶、六安茶、雀舌茶、银针茶(属六安茶)、雨前茶、松萝茶、黄山毛尖茶(黄山云雾茶)、梅片茶、六安芽茶等。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三月二十六日,安徽巡抚朱圭进贡:珠兰茶、松萝茶、梅片茶、银针茶、雀舌茶、涂尖茶各二箱。道光二年(1822年)安徽巡抚端阳进贡有:“珠兰茶一箱、松萝茶一箱、银针茶一箱、雀舌茶一箱、梅片茶一箱。”[15]清人查慎行在任翰林院编修官时,编撰《人海记》并对各地贡茶列有条目,十多个省的七十多个府县,每年向宫廷所进的贡茶即达一万三千九百多斤。其中有六安瓜片、敬亭绿雪、涌溪火青、霍山黄芽等。[16]清代徐珂《清稗类钞》(朝贡类)记载:安徽贡茶有六安茶、梅片茶、银针茶(属六安茶),雀舌茶、珠兰茶、松萝茶、黄山毛尖茶(黄山云雾茶)等。[17](P6312)清代安徽茶区被列入贡茶的还有六安瓜片、黄山云雾、敬亭绿雪、涌溪火青、霍山黄芽、梅片茶以及绩溪芽茶等。

据光绪《广德县志》载:广德、建平亦有贡茶;“以石溪,阳滩山、乾溪等处者为最”;“广德州芽茶七十五斤,建平(今郎溪县)芽茶二十五斤”。清人谈迁《枣林杂俎》和阿世坦《清会典》均有建平(今郎溪县)贡茶的记录。康熙年间(1683年),宁国张所勉《鸦山辨》一文记载:“宁国产茶不处,高峰、济川、千亩、龙潭诸池皆可入志”;“按一统志,鸦山产茶旧常入贡。”清人陆廷灿《续茶经》(八之出)记载:宣城石豀茶在明至清代的数百年间,一直为御用贡品。光绪十四年(1888年)《宣城县志》亦载:敬亭绿雪,贵真不贵多;“明、清之间,进贡300斤”。

新版《绩溪县志》记载:绩溪上庄“金山时雨”创于清初,原名“金山茗雾”亦入贡。[18]清廷还有将贡茶等物品作为赏赐品,以奖赏或抚慰臣子以联络君臣感情,使受赏者感受莫大的荣耀;如雍正时期,有两臣被派往云南,临行前雍正帝御赐六安茶二瓶抵滇。同时,还赋予了贡品礼仪的性质,如果、六安茶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乾隆十七年(1752)学士陈廷敬、叶方蔼,侍读王士正同入内直。其间皇上数回赐樱桃、苹果及樱桃浆、奶酪茶、六安茶等物,其中的六安茶以黄罗缄封,上有“六安州红印四月复”数字。

另外,皇帝行赏赐予外国使臣的礼品中,也有安徽贡茶。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之际,在诸多赏赐物中就有赏赐给英咭唎国王的六安茶十瓶、赏赐给英咭唎使团的六安茶八瓶。宫廷在临时特供饮食中,也会用到六安茶。

雍正八年(1730年),朝廷定文会试除了食物外,还有鸡和猪肉等副食品;

还供给六安茶20斤、北源茶30斤、松萝茶40斤。安徽六安、松萝以及北源茶作为赏赐物,不仅是承载着皇帝对臣民的厚爱,同时也印证安徽贡茶是一般人难以求到的赐予之物。

当时,在宫廷内能够享受到六安茶的,还有一些是在朝廷相关机构中效力的人。如乾隆三十五年(1770),按照皇帝谕旨,中正殿的画佛喇嘛绘制极乐世界长寿佛四轴,因为当时人手不够,新增添了画佛喇嘛一名。宫内给这位喇嘛的饮食份额中,就有每月用六安茶二两。此外,在景山学艺处效力的人也会得到赏赐的六安茶。[19]

清代贡茶的品类较多,基本涵盖了清代时期安徽茶区的茶叶品种,具有数量大、品类全的特点。同时,这种特点贯穿了清王朝贡茶制度的始终,如六安茶和松萝茶等。这些安徽贡茶在前代也是重要的贡茶品类,以致进贡时间从清初一直延续到清末。也有一些贡茶品类是从某一朝开始进贡并延续到了清末。还有一些茶叶品种,由于战乱或其它客观原因,在某个短时期间内曾经开始进贡或者是停止进贡。如六安茶在太平天国运动时,就曾数年未贡。

此外,一些贡品茶叶由于种种原因,进贡给宫廷的时间比较短,记载文字寥寥。从清廷《宫中进单》来看,一些产量较少的地方名茶,由于进贡数量少,进贡时间短,加之影响力不大,只是在方志中有简略记录。由此可以推断,一些地方名茶进贡的数量相对有限,进贡的次数或时间相对较短,可谓是不一而足。如六安州霍山茶,徽州松萝茶等,每年遇年节诸如万寿节(皇帝生日)、冬至日、元旦(春节)、端午节等节日,均由地方巡抚、总督等有身份的官员将茶进呈宫中。道光二年(1822年),安徽巡抚端阳贡中有:“松萝茶一箱、银针茶一箱、雀舌茶一箱、梅片茶一箱。”比较而言,年节贡茶相对岁进六安芽茶品种丰富,但入宫数量与岁贡相比却是微乎其微。两种形式的贡茶,在宫内的用途则是不尽相同。而各色人等享受贡茶的数量多少亦有不同。如皇贵妃、贵妃、妃嫔每月例用六安茶十四两、天池茶八两,贵人每月六安茶七两、天池茶四两。[20](卷十七)

清时,朝廷对于贡茶的品质也有要求,而且是“载之甚详”;如“旧系茶户各备茶交官起解。而色类错杂,驳换迟误”以及“粗茶不堪内廷应用”的具体要求,因此,地方官不敢掉以轻心。每每茶季,乃是小心翼翼,精心于“雨前极品。”贡茶鲜叶的采摘,亦有时间讲究。如六安茶采制则是在每年清明前后。当时,一些地方官吏为了保证贡茶的品质,还会亲自入山去亲督茶户,以保证采摘的芽茶一枪一旗在精心焙制加工后,能够按照礼部规定的要求装袋、装箱。

康熙三十年(1691年),知州王廷曾以士民之请,改为官征官买,茶户但纳税银。又因霍山茶胜六安之产,故知州将茶课之银,发交霍山并办一色芽茶。每岁茶户采摘雨前极品一枪一旗,依法焙制。官以黄绢为袋,袋盛茶一肋十二两,共四百袋,分储于箱,知州敬谨钤封,恭缮贡本。限谷雨后十日起解,其解官以州、县、巡检递年轮流详委。”[21](卷之十食贷志、茶贡)乾隆十四年(1749年)《霍山县志·茶考》记曰:“本县农户拣雨前极品,新芽一枪一旗,依法择制,以黄绢为袋封贮,共四箱,用龙旗龙袱恭进。”

据清代《词林典故》记载:“十七年闰三月,赐侍讲学士……上频赐樱桃苹果及樱桃浆、乳酪茶、六安茶等物,其茶以黄罗缄封,上有六安州红印。”[22]由此可见,贡茶的包装是十分讲究的。贡茶自谷雨后起运,要求55天内抵京。朝廷在接收的各省岁进芽茶中,对于六安芽茶却是有着特别的安排。清初,六安芽茶送进内库,其余各种芽茶移交珍馐署,给予外藩。贡品茶叶除了包装上有严格规定外,对上贡时间也有要求。对于各地贡茶,朝廷规定是每年自谷雨后的第十天开始起解,对各地送达的日期按路程远近而定。

顺治七年(1650年),礼部照会产茶各省布政司规定:“江南省常州府限四十六日,庐州府限三十五日。”虽然是路途遥远,运输艰难,但朝廷仍然规定“凡解纳,顺治初,定直省起解本折物料。守道、布政使差委廉干官填付堪合,水路拨夫,限程押运到京。”清代运送贡茶大都是由地方官委派专人负责押运,同时雇佣脚夫及交通工具等进行长途运送。

清《皖志辑要》对此有文字记载曰:“六安州并属霍山县解贡芽茶,如乙年芽茶即于甲年十二月内详请委员管解,一面由藩司填具连批,呈抚辕挂号,并移取勘合传牌,填给夫马,以便沿途应付解赴,礼部转交内务府收明,奉掣批回。其茶务须一旗一枪,装潢式样妥为备办,并先期于谷雨前将茶样照式装潢,专差赍省听候查验,饬委起运,以昭慎重。”[23]

另外,各地运送贡茶进京,都需要花费一大笔银两。如六安州霍山“始系户办纳本色交官起解,每茶一课,止徵水脚解费银二钱二三分不等。”按照这样的花费,通算下来,每年运送四百余袋六安茶就需要花费运送银近百两。各地贡茶运到京城以后,“解员事竣,由部给领司,任限照正印解员于引见后填给,经杂解员于发实后填给。”[23]如此严格的程序,对地方官运送贡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于是,各地官员想尽一切办法,通过各种手段,一定要想方设法地将茶叶在规定的时间内运到京城。安徽各地贡茶的额度,历朝历代各有不同,因为茶品不同以及区域经济等原因,以致各个时期的贡茶数额也是不尽相同,有些茶叶的进贡数量,也因环境或其它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

5、结语

清代,安徽茶业进入了兴盛时期,其特点是形成了以产茶著称的区域和区域化销售市场。同时,商业资本逐步转化为产业资本。其时,安徽各地茶区制茶厂家不下千家,小者有数十人,大者有百余人,以茶为业者日众,业茶人数万之众,茶商茶号亦不计其数,以出口茶为大宗且效益颇丰。

因此,贡茶由民间到宫廷经历了一个对茶叶品质不断求精的过程。所以,贡茶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也是不能忽视的:如扩大了茶叶产区,提高了茶叶品质,带动了茶叶包装的改善,促进了茶叶经济发展。以清代为例,贡茶使茶叶培植技术在明代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多个著名的产茶区,这些初具规模的产区对推动清代茶产业的发展有显著的拉动作用。

与此同时,发端于汉时的贡茶至清代中叶,由于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结构中资本主义因素的进一步增长,致使贡茶制度随之消亡。

总之,安徽是众多贡茶的发祥地,安徽贡茶有着厚重的历史沉淀。安徽贡茶所衍生出的徽茶文化,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因此,挖掘整理,保护、研究以及展示历代贡茶并做好传承和发扬,是文化自信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助推安徽茶产业发展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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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清)张庭玉.词林典故,[M]南京:江苏广陵古籍出版社,1979.

[23](清)冯煦主修,陈师礼总纂;安徽历代方志丛书.皖政辑要,[M]合肥:黄山书社,2005

来源:《徽茶》2023年6月刊,信息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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