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智科学技术评价研究中心编辑部
China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valuation, Editorial Department
茶树是被子植物门的木本作物，起源于新生代第三纪的早期，在地球上已存在七、八千万年。它原产于中国西南。位于中国福建省西北部与江西省交界处的武夷山和福建省东北部宁德市的天山，是茶树物种起源的同源“隔离分布”区域。在商周时期之前，这两个区域也已有应用茶，“以茶轻身。”前者武夷山成为红茶鼻祖——正山小种的发源地，后者则成为全国名茶“天山绿茶”和“天山红茶”的发源地。
（一）正山小种的发源地
中国福建省的武夷山第一高峰黄岗山（海拔2185米，是中国东南沿海最高峰）南麓的群山丛林中，有一个小山村名叫桐木关。殊不知早年不为人知而僻静的小小山村，在近代却因“茶”而闻名世界。武夷山三面环山，向南开口的盆地，为福建最高（平均海拔1200米）的生态环境优异、生物多样化的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保护区。这里山体多断裂，深切，形成峰岩多姿，河曲幽雅的自然形态和景观。
商朝末（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姬发）伐纣时，福建武夷“闽濮族”为南方会盟八个小国之一，以茶叶作为一种特产进贡。汉朝后，武夷茶更成贡茶。唐朝中后期，武夷制“蜡面”贡茶。宋朝，武夷亦制龙团茶，归建州“北苑贡茶”入贡。元朝大德五年（公元1301年）诏创皇家焙局“御茶园”于武夷四曲溪畔，武夷茶名声大扬。明、清朝，改制“芽茶”（绿茶散茶）进贡。同时先后诞生了驰名天下的“正山小种红茶”、“工夫红茶”、“武夷岩茶”及大红袍等奇丛茶。
“小种红茶”是起源于武夷山主峰黄岗山下的“桐木关”，由武夷山茶农创制的全发酵茶类，是世界红茶的开山鼻祖。
据《漫话福建茶文化·正山小种》中写道：“小种红茶是福建省的特产，有正山小种和外山小种之分。正山小种产于崇安县（今武夷山市）星村乡桐木关一带，也称‘桐木关小种’或‘星村小种’。政和、坦洋、古田、沙县及江西铅山等地所产的仿造正山品质的小种红茶，统称‘外山小种’或‘人工小种’。”桐木关，地处中国武夷山市版图西北部的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区内，东接星村镇；西邻光泽县的崩山及江西铅山县的王比村，均居仙霞山脉；南経武夷黄坑，向东南通建阳市，向西南抵邵武市的观音坑；北连黄岗山北麓的江西铅山县石陇乡等地。这一带是正山小种的主产地，其山脉海拔均在1000～1500米，峰峦叠嶂，形成武夷大峡谷，林丰竹茂，溪水清澈，冬暖夏凉，云雾缭绕，土壤肥沃。茶园分布于山坡砾石隙地，茶树生长在优越的生态环境下，采下的茶芽鲜叶原料，经特殊的制造工艺，形成小种红茶特异的产品质量。它曾漂洋过海，以其独特的魅力征服了全世界爱茶的人，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了世界格局。推进了世界文明进程！
（二）发源地武夷双遗产
1、发源地的自然遗产
“正山小种”红茶问世后，其独特的品质风味传到西方后，引起了西欧上层社会的轰动，曾有一些“传教士”、“生物学家”、“茶叶猎人”等来到武夷山探寻小种红茶的“奥秘”，寻觅桐木关的“梦寐”，结果他们竟又发现了这里大自然的魅力，发现了这个大自然的无穷生物宝藏。他们曾以传教探险之名，建教堂、采集生物样本，同时探觅小种红茶的茶树品种、栽培、加工……。据史料，自正山小种和中国红茶输出欧美兴盛时期的1699年以来至20世纪上叶，曾先后有英、法、美、德等国的神父、职员、医生、学者、商人等来到桐木、桂墩、大竹岚等地或探访红茶采制技艺，或采集植物、动物标本，200多年来，这里成为世界闻名的生物标本采集胜地，并发现有大批的动植物新种，武夷山有着“昆种的世界”、“鸟的天堂”、“蛇的王国”、“研究亚洲两栖和爬行动物的钥匙”等美誉。这里为何被世界公认为“生物之窗”呢？答案是，武夷山，碧水丹山，绿树成荫，飞禽走兽，鸟语花香，山重水复，奇秀深幽，真是“山涌千层青翡翠，溪摇万倾碧琉璃”、“三三秀水水清如玉，六六奇峰翠插天”，有如“人间仙境”，“天上瑶池”。这里又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的胜地，群山垂直耸立，海拔1000米以上高峰有112座，当人们登越群山，随海拔高度的上升。看到的是垂直分布着常绿阔叶林、针阔混交过渡林、 0 温带针叶林、中山苔藓矮曲林、山地草甸等，构成了世界上同纬度地区垂直植物带，“三最”的中亚热带原生性森林生态系统，森林覆盖率达96.3%。据科学家的考察，从中发现分布有各种植物5110种。20世纪末统计，其中低等植物840余种；高等植物284科1107属2888种（已定名的高等植物149种1800多种）。已发现的动物有5110种。据20世纪末考察统计，有脊柱动物475种；鸟纲18目47科400多种；昆虫已定名的有4635种；爬行动物有73种；蛇类有5科26属64种。在自然保护区内，尚拥有许多濒危植物和动物。有如银杏、南方铁杉等等28种濒危和渐危的植物；有如红豆杉、水松等20余种国家重点保护的植物。同时这里分布着亚热带山茶科、木兰科等常绿植物，是山茶属植物多样性中心之一。当今，全世界有山茶科（Theaceae）植物23个属380多种，中国有15属260余种。位处北纬27°N的武夷山，却有山茶科植物10属35种，占世界23个属的43.48%，占中国15个属的66.66%。上述表明，福建武夷山是世界重要的山茶科（Theaceae）和山茶属（Camellia）植物的主要分布地。茶树是山茶科、山茶属、茶组的植物，茶组包括野生型和栽培型茶树的所有物种。武夷山发现有野生茶树，其茶树栽培品种资源丰富，其有性系茶树类群以莱茶群体为主，也是制造小种红茶的主要物种。武夷莱茶，以小、中叶型为主，有小圆叶、瓜子叶、长叶、小长叶、小叶水仙、阔叶、苦瓜、圆叶等型茶种，还有名丛（大红袍、白鸡冠、铁罗汉、半天夭、小金龟）等。据调查，武夷茶树品种花名有830多种，为武夷茶叶的发展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茶树植物制茶原料。
2、发源地的文化遗产
武夷山，面对太平洋西岸，奇秀甲东南（中国东南），良好的生态环境，丰富的生物资源和茶树品种，为历史文化的灿烂，起着相辅相成之独特效应，早在商周时期，武夷君（“闽濮族”君长）就向周武王献贡茶、历代许多文人墨客、贤人智士来此游历、讲学，留下许多摩崖石刻、文物古迹，诸如绝壁上留有数千年的船棺和虹桥板；汉城遗址、紫阳书院、遇林亭的遗址。元代御茶园遗址，还有寺观等人文景观……“珠藏泽自媚，玉蕴山含辉”，有如一颗深藏在名山川泽的碧玉明珠。1999年12月2日联合国根据武夷山自然保护区、风景区、汉城遗址等普遍价值的遗址及自然面貌，含有文化与自然两方面因素的遗产，正式批准武夷山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录。世界旅游组织执委会主席阿比特丽兹·卡奈尔·德·巴尔科夫人，曾命笔特书：“未受污染的武夷山风景区，是世界环境保护的典范”。这一切，为武夷山历史上能为世界红茶创立新纪元，播下了种子！
自16世纪初中叶前后，来武夷山的神父、采集标本的西方人，明里暗里逐渐把武夷茶（红茶）带出，其需求量逐增。17世纪后，中外红茶出口贸易不断发展。小种红茶逐渐从桐木关附近内围向武夷山外围的县境传播，又有了“外山小种”、“人工小种”、“烟小种”和“工夫红茶”等的出现。随着小种红茶逐渐传到欧洲后，外销需求不断扩大，到18世纪世界市场的红茶已到供不应求，许多外国商人祈求能采购到红茶。在此时代和市场背景下，福建闽东北茶叶主产区，大量生产“外山小种”、“烟小种”，尤其是发展“工夫红茶”。18世纪中后期，距武夷山市较近的政和县开始制造工夫红茶，其产品称为“遂应场仙岩工夫红茶”。同时在今宁德市的福安县（市）产生了“坦洋工夫红茶”。19世纪在福鼎县（市）也产制“白琳工夫红茶”，至此形成了最早名闻天下、最早出口欧美的“闽红三大工夫”红茶（那时，西方商人统称武夷茶）。所谓工夫红茶，据《闽·录异》载，系以嫩芽用武夷茶制法精心焙制，色黑味异，被称工夫茶。制茶过程分为初制和精制。初制经过萎凋、揉捻、发酵、干燥四个工序，使新鲜茶叶中的多酚类化合物适度氧化，做成有条索的红毛茶，保持芽叶完整，红色红汤。然后，再经过筛分、切断、风选、拣剔、复火、匀堆等工序，分成各级的商品茶，同时，各茶区仿效产制各具特色的工夫红茶。
自红茶问世以来，世界红茶先后有小种红茶、工夫红茶和红碎茶三大类，其中前两种均发源于中国武夷山，红碎茶却迟于19世纪后期，由英国人在印度、斯里兰卡（锡兰）把前二种中国红茶工艺改革后演变而成。由此，中国武夷山成为世界红茶的发源地，中国既是世界茶叶的祖国，也是世界红茶的故乡。
（三）小种工夫兼容并蓄
红茶祖国——中国，最早有文字记载“红茶”的是元末（约1330-1368年），明中业已有葡人从中国带去茶叶，并喝到“呈红色”的红茶。武夷山“正山小种”与“工夫茶”之名，最早出现于明末（1640）。
中国红茶明清时就有“小种”，“工夫”二种同时出现，“小种红茶”与“工夫红茶”，最大区别在于制造工艺上有否用松柴“熏烟”。是“工夫”演变为“小种”？还是“小种”演变为“工夫”？过去一般认为，工夫红茶是一种红茶之后于十九世纪中诞生的。近年我们从许多文献的研究考证中，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结论：在红茶初创时期，这两种红茶因工艺大同小异，故统称“红茶”，且同时出现于武夷山，也难分先后。林潄峯先生于《福建红茶初期采制方法与在西北贸易的探讨》（1986年）一文回答了这个问题。该文道：福建红茶采制方法，是从炒绿发展起来，明初武夷废团茶改制芽茶。中叶以后茶园荒芜，采制粗放，因而茶色紫赤，不堪入贡。原来武夷芽茶皆嫩采，以后逐渐采粗。更由于高山云雾多，悬崖侧岭，不近朝曦，乃采用日晒茶菁（鲜叶），多所翻动，促进了发酵红变，发展形成了工夫红茶、小种红茶独特的工艺。按当时制法的记述，仍未脱蒸焙或炒焙作业，由于茶色紫赤，有别于清汤绿叶，自成‘红茶’一系。”
自明朝初期（14世纪~16世纪初），明朝廷为巩固中央集权，实行对外海禁，开始在广州、泉州、宁波设立三个市舶司管理口岸，不久又关闭泉州、宁波二个市舶司，仅在广州单独成立怀远驿，专门由朝廷统一与外夷开展朝贡贸易。一方面是因朝廷限制对外贸易，另一方面是那时在国内尚不崇尚及流行品饮红茶，故而在史籍中难见到关于“小种红茶”和其他红茶的专门记载。由于武夷山（原福建崇安县）桐木关一带自然环境优异、武夷莱茶（即小叶种）茶树品种优良，产制的“正山小种”红茶或称“武夷茶”质量独特，逐渐传播到西方，同时最早传播到欧、美，最早在世界上扬名。
明永乐至宣德年间（1403~1434年）郑和七次下西洋，多经由福建出发，曾到30余个国家和地区，亦（并）带去武夷茶及其他茶品、货品作为珍赠品。明中叶前（1500年前后），红茶已在国内武夷山周边或广州口岸少量流通，西方来中国传教的传教士、海员、商人已在中国品饮到红茶，或将珍品少量带出中国而传到国外。明正德元年（1506年）葡萄牙人进入中国，1514年葡萄牙商队船开到广州，1517年葡萄牙船员从中国回国时带去茶叶，1556年葡萄牙传教士克鲁兹神父来到中国传教，1560年他回国后曾记载他在中国对红茶的感受：“凡上等人家皆以茶敬客，此物味略苦，呈红色，可以治病，为一种药草煎成之汁液。”
武夷山正山小种红茶自十五、十六世纪步入西方大门时始，曾成为葡萄牙、荷兰、英国皇室御用珍品，被誉为“茶中皇后”。后被尊为世界红茶的始祖！同时，凡以武夷茶待客者，“客必起立致敬”，然而，如此受人尊崇的世界红茶珍品——“小种红茶”这个新纪元，竟在两个多世纪中尚没很好的单独留下墨迹！随着时光的流逝，年代的久远，渐渐被人淡漠和遗忘！历史总不会被时代所湮没，曾经的辉煌也不会完全消失！诸如上述刘基记载“兰膏”和“酥签”红茶的历史文献，为我们揭开了中国红茶乃至世界红茶起源的新一页！武夷“小种”、“工夫”兼容并蓄，“小种”、“工夫”作为茶名，最早同时出现在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据《清代通史》（萧一山编）卷二：“葡荷两国，与我国通商较早，明末崇祯十三年（1640年）红茶（有工夫、武夷茶、小种茶、白毫等）始由荷兰转至英伦。”清雍正十年（1732年）崇安县县令刘婧所撰《片刻余闲集》，他还记述了正山小种红茶及闽赣两地多处的红茶（小种红茶或烟小种等）汇聚武夷山星村的商贾情景，该书曰：“山之第九曲尽处有星村镇，为行家萃聚所。外有本省邵武，江西广信等处所产之茶，黑色红汤，土名江西鸟，皆私售于星村各行。而行商则以之入于紫毫芽茶内售之。取其价廉而质重也。”“岩茶中最高者曰老树小种，次之小种工夫，次则工夫，次则工夫花香；洲茶中最高者曰白毫，次则紫毫……”那时所指的“武夷茶”一般多指红茶。“黑色红汤，土名江西鸟”亦是指红茶。清雍正十三年（1734年），陆廷灿（崇安县令）撰《续茶经》中记曰：“武夷茶……其最佳者名曰工夫茶，工夫之上又有小种……”。
清乾隆16年（1751年）董天工在编修的《武夷山志》中，也记载有“小种”和“工夫”的茶名。说明，明清武夷山产制红茶均含“小种”和“工夫”。只是当时把“小种”当做高级茶，“工夫”略逊一筹，后来“工夫”茶产区和产量扩增，逐渐把“小种”和“工夫”分开。
中国红茶，最早于16~17世纪以武夷茶（红茶）传输西方葡萄牙、荷兰、英国。庄任先生《闲话武夷茶、工夫、小种》（1985年）记述，英国东印度公司红茶、绿茶输入统计，“1721-1730年十年间共运进绿茶458万余磅（41549担），红茶336万余磅（30481担）。”“1751-1760年的十年间，武夷茶已占红绿茶输入总量的63.3%。‘工夫’占1.38%，‘小种’占1.15%，‘白毫’占0.3%。‘小种’在1731-1740年的统计数字中开始列有少量。这里将‘武夷’、‘工夫’、‘小种’、‘白毫’全归入红茶类”。如上所述，我国生产出口红茶中的品类记载，已出现在英国的贸易统计资料中。这里又可证实《清代通史》刘靖《片刻余闲集》和陆廷灿《续茶经》中记载的小种、工夫、白毫等均为红茶的品类。
虽然此时的外贸均有两大种红茶的输出，但品质优异高超的桐木关正山小种红茶，曾倾倒西方消费者。“小种红茶”的需求量也不断增加。鸦片战争后，中国开放“五口通商”，1853年福州“闽海关”开始出口贸易，英国等商人直接进入武夷山等地采购“正山小种红茶”“工夫红茶”等茶叶，他们称武夷正山小种为LapsangSouchong（福州方言，同音）。1886年后出口到英国的“小种红茶”及祁红等被用以拼配印度或斯里兰卡生产的红茶，以提高印、斯茶叶商品的质量和价值。直至当代国外仍有用正山小种、祁红、闽红、与印、斯红茶相拼配成高级的红茶饮品。
摘自《世界红茶报告》
2023第28届上海国际茶文化旅游节作为上海旅游节的重要品牌项目，聚焦上海、辐射全国、着眼全球，今年首次以“一场市集、四项评选、全城有茶”作为核心内容，联结全国、全城发动、共建共享，着力将上海城市资源优势，转化为文旅赋能“大产业、大民生”的全新范例。活动将于9月15日-10月4日举办，并于9月17日在静安区吴江路休闲街举办开幕仪式暨茶文化市集。
今年的活动全面创新突破，推出浙江景宁慧明红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景宁“惠明茶”和福建福安“坦洋工夫”红茶作为活动的两款“指定用茶”；聚焦上海对口支援工作，推出“卓玛泉西藏天然雪山水”作为“指定用水”；聚焦品牌合作，与上海老字号雷允上分别合作“指定用水”——薄荷盐汽水、“指定茶礼”雷氏匠茶茶固体饮料；与潮流茶馆T9Tea推出指定茶礼——午后伯爵冰咖，不断提升节庆品牌的海派特色辨识度。
“指定用茶”——
福建福安“坦洋工夫”红茶
（一）
或临崖傍水，或在水行舟。
闽东山河的主色调大都是青绿的，即所谓青山绿水。
福安更是如此，也因为给它的排位是闽头浙尾，所以最重要的地理标志便是鹫峰山脉，夹杂于太姥山脉与洞宫山脉之间，从北而来，如一个矫健的登山运动员，一路拾阶而下，向南奔往春暖花开的大海。而一路依偎着鹫峰山脉的则是长溪，她如窈窕淑女，朝雾夕岚，芳颜叠翠，婀娜多姿间，曲流百折如风吹罗带，经赛江，义无反顾地投向三都澳的蔚蓝。
一路开疆拓土的长溪两岸便是狭长的谷地，社口的坦洋便在其上游的冲刷中，成就了一块如板一般坦坦平平的溪坂，民间俗称：板洋。早期有可能产竹子，又称：竹坂里。又因村后山多桂花树，香飘四溢，也称：桂香山。“坦洋”的正式村名则出现在1762年官修的《福宁府志》。
一抹秋阳把这条流经的坦洋溪照得透绿。
农耕时代，水运便是高速公路。那时，长溪水系溪河密布，皆可行船，沿溪村庄都有码头。坦洋的码头就在真武亭桥下，虽然现在已是水平面下降，只象征性系泊着一艘乌篷船，但在那时却是可以驶着1吨左右的小溪船，装载着货物，从坦洋码头出发，运到社口的溪口村，再沿长溪干流顺溪而下，朝发夕至赛江码头，过驳出洋。
南方有嘉木。这样的青绿山河，必定藏着奇珍异叶。
人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植物而生存。因为植物，文化和文明诞生了。因此，植物的机遇也是一种文化的机遇。
坦洋也因为一片树叶的枝繁叶茂而迎来了机遇与挑战。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诡异的朝代。农民出生的朱元璋不仅是权术大师，而且是中国最懂茶的制茶大师。从某种意义来说，没有他的“废团改散”与“废蒸改炒”诏书，或者就没有了后来的“工夫茶”。
在他执政的第四年，第一次将茶贸与政治挂钩。
自唐宋以来，茶叶一跃成为国家战略物资。边远的夷族需茶，中原文明缺马。“彼得茶而怀向顺，我得马而壮军威”茶马贸易由此成为中央王朝掌握华夏边疆地区的命脉。
1371年，也就是明洪武四年，朱元璋执政才四年，他便在户部设置"茶课司"与"茶马司"，确定以陕西、四川茶叶易番马，于是在各产茶地设置茶课司，定有课额。明代的茶马政策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成为"制服西戎之术"。
也就在这一年的八月，坦洋的桂香山漫山奇香，茶香与桂花香成天作之合，桂香茶由此得名。
而一位叫胡有才的村民在野生丛林中发现一株神异的古茶树，它可以从清明一直采到白露，时历三春，平均亩产鲜叶近七百斤。因为这种茶树叶大如菜叶，所以当地人就称为“坦洋菜茶”。于是在那年开始，“坦洋菜茶”在这个小村落的溪流两岸蔓延。
到了明洪武二十四年九月，朱元璋体恤民情，认为唐宋制作龙凤团茶为贡茶，制作程序太过繁杂，费工费财，却只能喝那么一点点茶，劳民伤财，于是下诏罢造团茶，改革制茶技艺。
那时，朱元璋的儿子朱权也是个品茶大家，他助力父皇推广制茶新工艺：“废团改散”与“废蒸改炒”，即把团茶变成散茶，把蒸青法改为炒青法。以烘焙团揉方式制茶；而在泡法与茶具上，喝茶的工具从碗变成杯，热水冲进茶壶里，茶叶在壶中闪展腾挪，叶瓣的舒展，叫醒了白灼似的茶之原味。
唐宋时期的“煎茶”“煮茶”和“点茶”的饮法在明代褪去了繁花似锦，散叶茶回归质朴，撮泡法亦日渐流行，而“工夫茶”便以撮泡法为主，也因此成就了“工夫茶”在明清走向鼎盛。
撮泡法成为主流，身在中国南方的坦洋菜茶也迎来了升级版的新贵。
从地图上看，12.4万平方公里的东南沿海省份就像一枚嫩绿的茶叶。茶之于闽粤也如这片嫩绿的茶叶一样，已是叶脉相连。
北宋的时候，在闽粤交界处，有个地方叫饶平，潮州人非常喜爱福建武夷的乌龙茶，因此闽粤茶商便在此交易。交易时，彼此用小盅来品茶鉴定制茶之工夫、泡饮之工夫，“工夫茶”一说就在这地方叫开了。因此，工夫茶在北宋源于闽粤是个大概率的说法。
关于工夫茶的缘起，有闽粤之争，但较为完整的说法应该是：源于福建，盛行于闽南、广东潮州和台湾乃至东南亚一带，并由此形成闽式、潮式和台式三大派系。
福安坦洋工夫虽算是后起之秀，但福安茶史其实也大部和中国茶史同频共振。
茶叶在商周时期，由于限量生产，还属于贵族的享受。到了两晋北朝，茶才开始以文化的面貌出现在文人雅士的聚会中。只有到了隋唐，茶叶在四川大规模种植，茶不再是显族的独有，而进入寻常百姓家。
无独有偶，1972年，在福安一个叫溪北的小村挖掘出一个墓葬，券顶砖上刻有“大业三年”字样，也就是隋炀帝执政第三年。在出土的随葬品中有3件青釉茶托杯。福安有1400年的饮茶史就这样坐实了。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年隋炀帝为了打通西域，派出裴矩为黄门侍郎，常住张掖，主持与西域的联系，兼管与西方各国的通商往来，而裴矩撰写的《西域图记》三卷，记载着以敦煌为总出发点，到地中海的三条大道，其中的中道和南道正是到达伊朗、罗马等西亚、欧洲各国。这便是后来的丝绸之路。到了唐代，茶叶与丝绸、陶瓷一并成为丝绸之路的主角，一路高歌，经由阿拉伯人到达西欧，以及借由蒙古人到达俄国。
在中国历史上，唐宋人的文化品位、生活质量恐怕是世界地标。像喝茶，也非常精细繁复。
到了唐朝，喝茶以烹煮为主，以蒸青方式处理茶叶，烘焙碾碎，研磨后筛滤成粉状，放进容器里保存，然后煮水放进盐巴、生姜调味去苦味。
唐时的福安人则将饮茶叫为“食茶”。那时，福安的茶品也即为蒸青饼茶和蒸青紧压团茶。所谓的饼茶和团茶，即是将茶叶碾成细末，加上油膏、米粉制成。要喝的时候，和着葱、姜、橘皮、薄荷、枣及盐等调料，再烹煎食用或汤饮，故有“食茶”一说。
宋代人的煮茶比唐人的煎茶更加讲究。唐人该有的工序一样都不少，还多加好几道工序。他们将茶叶压缩制成团，然后再取下茶叶烘焙磨粉，将茶叶研磨的更细致。唐人多把茶叶加入水中煎服，而宋以后则烧开水后再注入茶叶。北宋贡茶“龙凤团茶”更是装饰极致，茶饼上印有龙凤形的纹饰则是用纯金镂刻而成。
1986年，在苏阳村先后出土了两块专供斗茶用的宋代建窑黑釉兔毫盏残片。可以想见，那时的福安人也有了点茶、斗茶。“七夕，乞巧。是日俗以桃仁、米糕点茶”（明万历《福安县志》）。
到了元明时，北方游牧民族出身的元代统治者与中原农民出身的朱元璋都不喜欢这种过于精细委婉的茶文化。士大夫和平民百姓又没有能力和时间品赏。他们更喜欢的是新工艺制作的条形散茶。于是，散茶渐渐融入中国人的生活。
元时福安，也出现了冲泡茶，茶香也随之在里巷漫溢。这一简单直接粗暴的饮法改革，激发了民间对茶叶的大量需求，种植面积随之蔓延，依山傍海、山河青绿，鹫峰山脉、长溪两岸优越的自然条件更是成了东方神叶的种植天堂。
到了明万历三十六年，也就是公元1608年，按谢肇淛游历闽东后所著《长溪琐语》所记：环长溪百里，诸山皆产茗，山丁僧俗半衣食焉。随着量的增加，福安的茶质也得到提升，得到朝廷的垂青，福安的贡茶时代来了。公元1522年至1566年期间，明嘉靖版《福宁州志》记载：福安县常贡芽茶67斤8两，叶茶50斤9两。
一个地方产业的兴起必定是和它的经济基础相关联。
经过康熙、雍正两代皇帝的励精图治，到乾隆接手时，康乾盛世达到了真正的顶峰。人民安居乐业，人口达到1.5亿。国库存银从乾隆即位之初的3453万两，到乾隆三十九年则增长到了7390万两。但这期间，欧洲已经开始工业革命，而大清王朝的财政收入依然靠农业和手工制造业。茶叶的贡献更是大宗。
康乾盛世也外溢到了南方黄金海岸。清乾隆中期，福安的商业经济随之起舞。不仅商贸市镇在长溪两岸星罗棋布，而且水运码头镇镇不缺。随着水运交通的崛起，早期的商帮也应运而生。他们在各市镇码头将土特产品装上船舶，出白马门，或北上温州、宁波，或南下省城福州。他们用转手的差价利润再采购家乡所需。福安会馆也在福州占有一席之地。商人、商船、商帮与会馆，一条成熟的茶贸流通链已然形成，实为坦洋工夫的后继勃发历练了一支见多识广、人脉通达的营销团队。
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以后，英国人捷足先登，于1644年将福建茶叶运到英国。英国政府为了保证国内有一定量茶叶库存，便令东印度公司在厦门设立商务处，组织闽茶运回英国。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海禁开放后，茶叶输出逐渐增多，促进各地开荒种茶，茶叶生产得到快速发展，手脚勤快的福安坦洋人也赶上了开荒种茶的热潮。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规定“遍瑜香船，嗣后口岸决定于广州”，同时还规定茶叶出口只能茶商行代办，禁止民间交易。由于福安水路可通达广州，茶叶运销对远销有利。头脑灵活的坦洋人，纷纷改开荒种茶为试制新茶，开设茶庄，做起茶行的生意。他们以“坦洋菜茶”为原料，细制桂香茶，打开国内外市场。
1850年正月丙午日，道光皇帝去世，他的第四个孩子爱新觉罗·奕宁继位，第二年即1851年改年号咸丰。
在这一年，中国的茶界发生了两件大事。
这一年，英国伦敦举办首届世博会——伦敦世博会，长期在江浙沪经营茶叶、丝绸的广东籍商人徐荣村寄出12包“湖丝”参加展览，经博览会评定，公推为第一名。维多利亚女王赐金、银奖牌各一面，并赐赠“翼飞洋人”执照一份，允许“湖丝”进入英国市场。这是中国产品首次在世界博览会上取得金奖，1853年之前，中国茶出口的茶叶主要是红茶和绿茶，并由广州口岸输出，广州茶商控制了闽茶贸易。因此，由广州茶商带到这届世博会亮相的白毫茶、工夫茶和乌龙茶实为出自武夷山。《英国伦敦第一届世界博览会评奖委员会报告书》如此记载：“中国茶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品种齐全，品质卓越，含有罕见的和昂贵的成分，还具有不小的科学研究价值……展出的各种品种的白毫茶，有一些能卖到50先令一包……工夫茶或宁阳茶主要出口到美洲市场。乌龙茶在加尔各答（印度城市）是最好的饮料。”
这一年，“茶叶间谍”英国人罗伯塔·福琼从武夷山桐木关带走23982株茶树苗、17000粒茶树发芽种子、1000多件制茶工具和8位中国茶师，通过海运从福州、广州、香港到达印度加尔各答，这才有了后来中国红茶的强劲对手：印度、斯里兰卡红茶产业。在此之前，全世界的茶叶生产几乎都是中国垄断，而茶种与制茶技术也是常年封锁，不准出口。此后，英殖民地印度成功培育出茶叶，罗伯塔·福琼开始污蔑中国茶有毒添加，中国茶在国际市场走向衰弱。
1851年，对中国茶界来说是个喜忧参半的年份，但对坦洋菜茶来说却是开天辟地的好年份。
明洪武四年（1371年），当地茶农将在野生丛林中发现的那株神异的古茶树母本原株移到家园中，经悉心培育分离选育出有性群体小叶种，即“坦洋菜茶”。在一般条件下，“坦洋菜茶”三月中下旬萌芽，四月上旬开始采摘，全年生长期220天，枝繁叶茂萌发四至五轮次。易栽培好管理的栽培特点令福安茶乡遍莳小叶种菜茶。制工夫红茶，条索紧结细秀，色泽乌润，香气清高鲜爽，滋味醇和甘甜，是制坦洋工夫的主要原料。
有了坦洋菜茶的好胚子，那么，坦洋工夫的创制与崛起也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关于它的创制有两个版本：
一说是清朝乾隆版。
坦洋早期的茶商有胡姓、施姓、王姓、吴姓和郭姓等，他们将细制的桂香茶通过水运通达广州，销往海外市场。期间，胡氏家族不仅在明末清初赶上了开荒潮，在坦洋周边开辟了许多茶园，而且研制新茶，开设茶庄，做起了通过海运到广州的茶叶生意。有一年，胡氏第四代——胡福四（1722—1791）在前往广东探亲途中发生了意外，与他同船的人都淹死了，胡福四死里逃生，遇一过往船只搭救，这船的主人是一对母女，恰巧是广东某英商洋行买办的眷属。买办得知胡福四来自茶乡，便告诉他英国人喜欢喝红茶，或许是为了下一步的合作，买办把发酵红茶、加工红茶的技术教授给了他，并嘱咐他返乡后如果能做得出来，便可运抵广州，由其洋行销往英伦。胡福四回村后，立即以本村的“菜茶”为原料，将买办教他的红茶制作技术反复改进，终于制造出一种风味独特的红茶，因为其制作工艺繁杂，要花时间、见工夫，他便把它命名为“坦洋工夫”。
另一说便是1851年的清咸丰版。
这一年，也是胡氏茶商外出，在一客栈遇见一位建宁茶客身患痢疾。
胡姓茶商便以坦洋茶，加生姜、红糖泡冲为药，叫那人服下，即康复。
感激之余，建宁茶客即与胡氏结拜为兄弟，并传他来自崇安桐木关的“正山小种”的自然萎凋、手工揉捻、室内发酵、炭火烘焙等制作技艺。后胡氏以坦洋菜茶为原料，制作工艺如法炮制，更有所创新。更因颇费工夫，胡氏有感而发，称之为“坦洋工夫茶”，其产制的茶庄便是后来赫赫有名的“万兴隆”茶庄。
这一说法，我们在陈宗懋教授主编的《中国茶经》得到了佐证：“产于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市）星村镇桐木关的小种红茶称‘正山小种’”；而“外山小种”指的是政和、坦洋、屏南、古田、沙县及江西铅山等地所产的仿制正山小种品质的红茶，或称“人工小种”。
就这样，以坦洋菜茶鲜味做原料生产出来坦洋红茶，在万兴隆茶庄的包装下，最早以茶标“坦洋工夫”运销荷兰、英国、日本、东南亚等二十余个国家与地区，年创收外汇茶银百余万元。而它特有的鲜红呈金边的汤色，则开启了一段闽红的传奇。
一时间，坦洋商贾满镇，而茶船则遍于长溪，一溪流水香。
（二）
每年二月初二，“土地福”刚过，手脚利索的吴庭元便乘船从坦洋出发，赶往设在福州苍霞洲的“元记茶栈”，向老客户收取茶银定金。等到当年的春末秋后，再给客商发去一船船“坦洋工夫”茶。
那时，银元是用桶装的，每千块银元装一桶。几十担茶银用船运送，进入黄崎港后，沿长溪逆流而上，直达社口的溪口码头，再雇挑夫从陆路挑回坦洋。那时，坦洋有民谣唱着：银桶比冬下的番薯担还多。
吴庭元将收取的茶银第一次运回时，一队挑夫挑着银元桶，穿过热闹的坦洋街，迎着的都是一张张喜悦的笑脸，闻着的都是“吱呀”的扁担声与“啧喷”的称赞声。而在吴家大宅里，吴庭元的老母亲看到那一桶桶白花花的银元，还以为儿子当了劫匪，心都要跳没了。
银元多了，自然招来匪患。坦洋街有70多家财主。为了保坦洋平安，丰泰隆茶行老板、武举人施光凌获福安知县特许筹办团练。施光凌身先士卒，多次击溃山寇。清末民初，到了吴庭元继承祖业时，社会更是动荡，吴庭元等茶行老板便组织村民自卫，筑起一道十余里的城墙，每道栅栏门都建有四方形的炮楼，12座炮楼环绕坦洋周围。武装自卫队最多时有360多人。“坦洋工夫”的始创家族——胡氏家族，经营着25家茶行，是坦洋开设茶庄最多的家族，因此，殷实的茶资和显赫的茶界大佬地位，令胡氏在安全保障上更是耗资巨大：胡氏大院高墙连接着两座炮楼，防护门、弹药库、粮仓和秘密水井样样俱全，易守难攻。
1903年，“坦洋工夫”正火。接下父亲吴步云、叔父吴步升的茶叶生意，吴庭元打出一连串的“组合拳”：在坦洋开起了“元记茶行”商号；在福州开设茶栈，挂英国人的牌照，专接老外的生意；在香港注册“元记”商标，用自己头像做LOGO，凡“元记茶行”茶品都会贴上中英文“元记”商标。这样的营销手段，发生在1907年，开了福建省茶界之先河，放到现在也不落后。
吴庭元之所以有这样的底气，那是因为他在坦洋街上拥有铺面36间，伙计百余人，茶山4座，精制茶厂1家，拣茶工、制茶师傅两三百人，年产精制“坦洋工夫”2000余件、200多吨，远销英国、俄国等地。
接下祖业的那一年，吴庭元才20岁。少年得志，便成为闽茶界之巨商。
从1851年坦洋人创制红茶开始，到1899年清政府在三都澳设立福海关，三都澳便成为闽东茶区天然的航运中心。从赛岐港启运的茶叶不再走飞鸾岭官道，而是到三都澳过驳，经过6个多小时的航程，直达福州口岸，再出口欧洲。
早期，福建茶区产的茶都是贡茶，衙门不发茶引（指运销执照），不许外销。但外地茶商可以到福建茶区购茶。后来，中国与各国通商，但清政府禁止茶叶从海路出口，闽茶只能水陆兼程，运入江西，再辗转广东，由广州十三行进行收购，再转口出洋。行程1450多公里，耗时近2个月，其运输成本与苦累可想而知。
1899年，福海关的设立，闽东茶叶到福州比到广州的货价至少可以下降25%，运输时间也大为缩短，这令“坦洋工夫”出口销量倍增。随着财富水涨船高，茶区家族兴旺，茶商南来北往，坦洋茶街迎来了它的高光时刻。
那时的坦洋茶街上，最靓丽的是茶商家的女孩。穿着旗袍与时装，打扮时尚不亚于大都会。她们自信款款地走在坦洋茶街上，引来各地茶商回头追光。长达一华里的茶街有茶行36家，主人大多为本地人，也有外地的茶商。仅雇工就有3000多人。外姓的大量迁入，人口猛增，市井兴隆。
坦洋茶行规模最大的也是元记茶行。后面依次是宜记茶行、福奎茶行、冠新春茶行、裕大丰茶行等。茶行都是临街的铺面，房内有宽敞的天井、厅堂和两边厢房，楼层或二、三层，也有四层的，底层专收购茶叶，二层为精制茶作坊，三层做仓库，四层则是雇工宿舍。一律的通间木结构，三面三合土墙，一面店门板。为防贼（火），门皆包铁皮，内衬巴掌大的竹叶。
与茶街一溪之隔的商业街，140余家酒肆、饭馆、客栈、布店、鱼货、药铺、京杂比邻相肩，妈祖庙、真武桥、戏台点缀其间。福安税务局，当时叫“厘金局”，设在坦洋也是自然在理。
就在吴庭元担任福安县商会会长期间，1915年，“坦洋工夫”红茶在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和贵州茅台同获金牌奖章。消息传到坦洋小村，犹如投下震荡弹，瞬间又将坦洋蝶变为周边茶区巨大的虹吸平台。这一年，经三都澳出口的红茶比1912年增加了43%。
因此，每到茶季，政和、寿宁、周宁和泰顺的茶商连夜把毛青茶装在布袋里，再雇挑夫透夜挑到坦洋，制成工夫红茶。那时的挑夫为了赶夜路，都要跋山涉水，凭着一双铁脚板，每人备一盏蜡烛灯笼装在长竹蔑一端，照着前方起起伏伏的夜路，另一端则别在挑夫后背固定着。一到茶叶旺季，坦洋周边茶区的山间小路，常有火龙在崎岖山间蜿延，往坦洋方向赶路。第二天早上，坦洋茶街便迎来各个茶区的挑夫长队，满街的“吱呀”声，满街的茶青香。
吴庭元的“元记茶行”便也寄托着茶区茶农的希望。男人们除了下田种地，就是到“元记茶行”等茶行打工，而女人们就是在茶行当拣茶工，实实在在赚些银元过日子。在茶季最繁忙的季节，“元记茶行”还会雇外地人帮工。村里住不下了，这些外地人就在村旁的山脚搭起草寮栖居。到最高峰时，“元记茶行”年雇工百余人，拣茶工二百多人，年产精制“坦洋工夫”干茶2000多担，利润5万银两。每年发放“茶银”时，“元记茶行”则需要七十多人挑着140多桶（每桶装1000块银元）银元，从坦洋挑到产茶基地岭下村，发给当地茶农。
采茶、拣茶、制茶，各个生产环节雇的工人多了，便需要小额银币支付，但当时小额银币流通量不足，吴庭元等茶商便开始各自发行小额“茶银票”，用于支付雇工的工资。现存最能体现专为支付拣茶工发行的“茶银票”是坦洋“振泰兴”茶行发行的“茶银票”：票面为横版印刷，“茶银票”正中间为一闽东古民居依山而建，疑似“振泰兴”茶行全景。左右两边竖直印“壹角”，钱币上方为坦洋“振泰兴”字号名称，中间下方横书：民国二十二年印，底部注：整拾角换通用大洋壹元，各竖印“拣工”“暂用”二字，证实当时“振泰兴”茶行发行“茶银票”只为支付工人小额工资。
有了银元，吴庭元便在临街的茶行后盖起了五座连环大厝：一仙堂、二仙堂、三仙堂、四仙堂和五仙堂，每座“仙堂”都有六间堂屋和八间厢房，雕栏玉砌，宽敞的天井、大厅、回廊、鱼池、花坛气派之至。吴家宅院旁还建起了一栋小洋楼，二层土木建筑，红漆门窗，半圆彩色玻璃，旋转楼梯，扶手雕花。后院还有橘园，可远眺坦洋茶山。小洋楼专门接待外商。1910年，有一俄罗斯茶商来考察“元记茶行”，便住在这座洋楼里。
闽东虽然依山临海，临海但少有腹地，依山却沟壑纵横，因此大多的村庄都选在谷地中临溪的冲积小平原，地貌是狭长的，往往是临溪一条街逛到底，没有纵深。那时的坦洋茶街也是如此，热闹，但街道很窄。为了给俄罗斯客商留下好印象，他便以生意很忙为由，躲得远远的，并交待家里人要把客人留在家中，好生招待。直到俄罗斯客商要走了，吴庭元才露面陪着他到街道上逛了一圈，还说，这里只是坦洋的小街，你匆忙要走，后面的大街我就不带你看了。这位俄罗斯茶商不懂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听得一愣一愣的，反而还有一种莫名的感动。最后，俄罗斯商人和“元记茶行”签下一笔50吨“坦洋工夫”茶的大单。吴庭元的这一大手笔，在当时的福建茶界也是掷地有声。
早期，福安坦洋运往福州的茶叶除了全程走水路，还有一条是水陆兼程，“坦洋工夫”茶运到白马门后，再过驳轮船运到宁德飞鸾码头上岸，然后要雇挑夫翻越飞鸾岭，循官道经罗源、连江，到达福州口岸，远销欧美等。这条路也是充满艰辛。在崎岖的山路上要走上两三天的路程。吴庭元的父亲吴步云热心公益，为人仗义。不仅出资修通了晓阳往福安城关的咽喉要道岭头亭和宁（德）罗（源）交界处的五福亭，而且还与福安茶商一起出资重修飞鸾岭官道。这一善行基因也传给了吴庭元。
民国初年，有两个女人找到设在福州苍霞洲的“元记茶行”避难。一听说这两人是被通缉的革命党人杨正国的妻女林秀钦、杨云英。吴庭元二话不说，就把他们藏匿起来，还盛情款待。吴庭元的豪气令杨云英心生恋意，后来和吴庭元结合，生一女，名：桂珠。1938年2月，其女桂珠成婚，吴庭元以每年三百担稻谷田租、还有洋楼、花园作为陪嫁。女婿高诚学是当时的福安县长，又用这些嫁妆在福安溪柄创办了“归田农场”，也就是现在的宁德市农科所。
民国23年（1934年），也就是吴庭元31岁那年，正是“元记茶行”最红火的时候，铺面突遭大火，全部被焚。吴庭元连死的心都有了，但他心有不甘，想重建“元记茶行”。他到村里瓦匠家订购瓦片，而那瓦匠却和他说：“吴老，这些钱不多，您先拿着，等来年茶银发放时再还吧。”
乡人对他的信任，这又给了他重振雄风的信心。
终于，拥有12个铺面的“元记茶行”重建起来了，并以十二生肖逐一标注铺面门板和茶具。
吴庭元雄心勃勃，但战争烽火却又阻断了通往东南亚和英伦的海上茶路，“元记茶行”和吴氏家族再度门庭冷落，拥有30多家茶行、各类店铺140多家的坦洋茶街，也顿别车水马龙，仅剩11家茶行。“坦洋工夫”产量由10万箱降至4万余箱。
虽然不景气，“元记茶行”产量也锐减至二三百件，但心气甚高的吴庭元还是坚持了6年。后来日本人投降，吴庭元把关停了2年的“元记茶行”传给了儿子吴奇玉。
吴奇玉虽然不付重托，让“元记茶行”重新开业，最高峰时，也曾生产五六百件“坦洋工夫”红茶，但已是日暮西山。解放前夕，“元记茶行”香陨人散。
1982年，“元记茶行”第3代传人吴润民在社口镇区复出，他垦荒山，种茶园，办茶庄，做绿茶，希图唤醒吴氏家族的百年茶梦。但一次生意的失败，却让吴润民退出茶界，只能每年做上几十斤的“坦洋工夫”红茶，面上是为了打发生计，其实他是不想让祖上传下来的传统手工制作“坦洋工夫”技艺在他这一代消逝。
2018年开春，坦洋村里的茶商又多了起来，好的“坦洋工夫”红茶每公斤能卖到四五千元，这让吴润民看到“坦洋工夫”的新希望，心一热，便收了40岁的侄儿吴高峰做徒弟，还一起合办了“坦洋工夫”菜茶育苗场，复垦了三四十亩老茶园。
作为村里沿用传统手工技艺制作“坦洋工夫”的几位老茶人之一，吴润民还重操技艺，亲手制作了200多公斤“坦洋工夫”红茶，没想到销路还很好。这又让他重燃“元记茶行”复兴之梦。他和族人商量，要将在别人手里使用的“元记茶行”买回来……
现在，“元记茶行”已重回吴氏家族，由吴润民弟弟的儿子在经营，只可惜，吴润民老人已经去世……
茶带给人缤纷的愉悦，但茶叶的历史却充满着无尽的痛苦与欲罢不能的奋斗。
（三）
这是一段一百四十一年前的文字记录，最真实还原了福建茶区的茶季，那些挑夫在古官道上长途跋涉的辛苦——
“这个地方在福州北部的北岭，走半天就可以到。坐两小时的轿子到山下，再沿着陡峭，但铺得很好的花岗石板的山路拾阶而上，直到2000英尺左右的高度。清晨5点即可看到三四个苦力结帮成伙地下山，每个人都挑着两个大布袋装着的茶叶，约有120斤重。天越亮，人数越多，形成了一条绵延不断的人流，蜿蜒通向港口。许多大树参天的地点挤满了吃饭、睡觉的苦力，小路上都是竹扁担和茶包。这苦力不全都是从北岭来的，因为这条路通远方各产茶区。这些苦力要在崎岖的山间小道上走二、三天，在5、6、7月份间，这里喧哗吵闹，充满了生机。”
这一段文字写于一八八一年（清光绪七年）间，作者是闽海关税务司爱格尔。那年的茶季尤其的旺，经闽海关出口的茶叶达663000担。闽海关已然超越上海、汉口，成为当时中国茶叶出口的第一大贸易港。春风得意的爱格尔到福州北岭茶区视察，那笔调也是轻松，内心的喜悦也跃然纸上。
泛船埔天主教堂
至民国时期，福建茶区东西南北四路是以福州为中心划分的，北路茶区基本等同于今天的闽东地区；西路茶区就是闽北地区；南路茶区以安溪为中心，涵盖了今天的闽南闽西区域；福州掌领东路茶区。
福州北岭是当时福建北路茶运的主要通道。也正是这一年，福安一县茶叶出口42000担，产值100万大洋，创下历史记录。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也是由此进入福州港。
这段文字被爱格尔记录在了《闽海关年度贸易报告》。因此，把《闽海关年度贸易报告》当做福建茶史来读也未尝不可。
那么，在《闽海关年度贸易报告》中，我们可以依稀闻到“坦洋工夫”的余香吗？
有的——
1856年（清同治四年），《闽海关年度贸易报告》首次提及福宁府生产红茶和银针白毫。
1875年（清光绪元年），《闽海关年度贸易报告》最早提及坦洋红茶的官方记载：“板洋红茶比初期也提价3两”。
而正式出现“坦洋茶叶”提法的是1883年的《闽海关年度贸易报告》：“特别应当提一下两个最重要地区，坦洋和邵武的茶叶。坦洋茶叶火候不到……”但随后的大多数年份，《闽海关年度贸易报告》还是以“板洋茶”相称。
坦洋工夫首创于1851年，其实也是正当时。在此之前，福州口岸虽然开放，但清政府仍禁止闽茶从海路出口。曾任福州的英国领事卫京生在《福州开辟为通商口岸早期情况》中回忆说：“1852年叛乱分子（太平军）蹂躏江西全省，使该省境内一切贸易和交通等活动陷于中断，结果使原来通过江西陆运到广州出售，再由广州运去欧洲的福建茶叶，那一年竟无法运到广州市场……福州这时已成和各产茶区维持交通的唯一口岸”。
福州港旧照
英国人是率先到达福州的。1844年，英国人驻福州领事到达福州，开设了第一家领事馆。英国人坚持要开放福州，但清政府认为已经开放了厦门港，没必要再开放福州。清政府为此和英国人展开了近十年的拉锯战。太平军的侵入，茶叶的大量囤积，迫使清政府最后同意开埠福州。但开放后的商机却被精明的美国商人抢了先机。
这时，美国第二个在福州设立了领事馆，美国旗昌洋行也瞧准了商机，派员携款到武夷茶区大量收购茶叶，然后包租船运到福州口岸出洋，至此，福州口岸不准出口茶叶的禁令被打破。1854年，清政府开放茶叶贸易。到1855年，在福州专事茶叶贸易的洋行已有五家。
1861年，闽海关新关正式成立，而闽红新锐坦洋工夫正借此机会，水陆与水路并进，向着福州口岸进发。
仓山老街区图
走陆路的，一般都是“京庄绿茶”所用的毛茶，挑夫用布袋包扎，每袋五六十斤，袋内衬白竹叶防潮，扎紧的袋口加盖印章，挑到福州后再窨花精制成茉莉花茶，销往北京地区。福安坦洋也产绿茶，每年也有几万袋的销量。
走水路的，有两类。一类是苏庄红茶，多是茶梗、茶末等精制红茶的下脚料制成，每件一二百斤，用篾篓包装，船运到苏州，再转华北、蒙古、西藏等地。
另一类就是洋庄红茶，也就是工夫茶，主要销往海外市场。这类茶全用木箱包装，每箱有五十至七十五斤不等。箱内套转锡箔纸防潮，再内衬扣纸。茶叶转箱后，钉箱、外贴棉纸、加盖商号、再刷桐油，包装十分考究。
水是茶的红颜，更是茶的手足。
福安的长溪水系和蕉城的霍童溪水系是闽东的两大水系，它们不仅为茶树生长提供了良好的水资源，也是茶叶运输的重要航道，连同两大水系出海口的众多天然良港，也构成了得天独厚的茶叶运输枢纽，这是其他茶区无法比拟的。
坦洋下街
坦洋溪上有一种船叫溪船，一吨左右，类似江浙的乌篷船，便是长溪上的“速递小巴”。每到茶市，坦洋溪上的真武桥便是最繁忙的茶市，来至寿宁武曲的茶农挑着茶青到这桥上和坦洋茶行交易，而桥下流水潺潺，便是“速递小巴”抢生意的好时光。此时，溪船密密麻麻的停满坦洋溪，等候着茶叶成品的外运。桥上熙熙攘攘，桥下溪船穿梭是透夜的。所以夜晚的真武桥也是热闹着。挑夫柱杖的敲地声和船夫启运的吆喝声相交融，此起彼伏。茶市一般时的照明工具是松明灯、煤油灯和竹篾火把。夜幕降临，真武桥上下彻夜交易或搬运，也是一线如萤火闪动，格外兴旺。除了十一、十二月日子清淡，剩余的十个月，坦洋都因茶热闹非凡，普通采茶女都能赚得“白银三百两”“衣衫三十箱”。
溪船大约能装载10担的洋庄红茶。从真武桥下启运，二个船夫，前者撑篙，后者操桨，一路顺流而下。坦洋到赛岐31海里，赛岐到马尾98海里。坦洋溪船到赛岐码头，朝发夕至；再过驳大船运往福州口岸，也是一潮可达。
1899年，清政府在三都岛设立福海关，生产于闽东北的工夫红茶都要在三都福海关完税后，由航行三都至福州之间的轮船公司与各茶帮签订装运合同后，再过驳轮船运往福州口岸出口。1918年，福安实业家王泰和购买轮船，开辟了三都至福州的航线，从赛岐出发的北路茶运到三都后即过驳到王泰和的“江门号”轮船，再直抵福州口岸。到了1927年，坦洋茶商胡修诚在赛岐创办了“裕通轮船公司”“裕泰来茶叶有限公司”。随后，福安茶商又合资成立了“福寿轮船公司”，实现了用轮船将茶叶从赛岐经三都福海关报税后，不再过驳，而直接运往福州口岸的梦想。
三都港到马尾的航线距离仅74海里，按当时的普通轮船每小时20至25千米航速计，6个小时即可到达。而武夷山的茶叶沿闽江水系顺流而下到福州却需4天。海运交通的优势令以北路茶逐占先机。虽然三都澳福海关在福建茶叶出口贸易中，只充当中转港的角色，但1899年至1949年，从三都港中转出口的茶叶占福建出口茶叶的47-60%，甚而占全国茶叶出口的6.422-30.19%却也在情理之中。
那么，福州的茶港设在哪里呢？
最早在仓山的泛船浦、海关埕一带，后来随着茶市的欣荣，便渐渐外延到了台江，在闽江及其周边水域建了大量简陋的道头。但泛船浦一带始终是茶港的核心区域。欧美建筑也是翡翠于此。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十四日，由洋人介入的闽海关新关在仓前山泛船浦宣告成立。随后，闽海关税务司公署在此建了一座两层的西式办公楼，这地方因此被称为“海关埕”。闽海关也随之成立了“闽海关俱乐部”。怡和洋行大楼更是矗立在海关边。许多洋行也趋之若鹜。随着洋人和华人员工暴增，仓库、验货厂、码头、员工楼房也是雨后春笋，密布泛船浦。
每到茶季，泛船浦人潮如蚁，一派繁忙。坦洋工夫茶从赛江出发，顺着潮水，一船船的运到泛船浦。由于泛船浦属于内港，许多外国商船多位大吨位船舶，无法驶入内港航道，只得将商船停泊在马尾罗星塔对岸的伯牙潭水域，所以通关后，坦洋茶商还要雇佣闽江上络绎不绝的舢板、乌篷船，将茶叶过驳，泛船浦码头的岸边搬运工人则忙着卸货，分类包装，再装到舢板、乌篷船，运到停泊在罗星塔海域的外国商船。清政府为便于管理，干脆在伯牙潭设置了闽海关伯牙潭分关，建起了办公楼、住宅楼、瞭望台等，大量洋人在此生活和办公。
罗星塔
文章在工夫之外。坦洋工夫茶在福州口岸的异军突起，其实也靠更广义的“工夫”之外的“工夫”——
茶叶，是清朝的经济支柱产业。鸦片战争之前，茶叶长时间占据中国出口商品的榜首。鸦片战争后，中国出现了茶叶“代购”，帮外国人购买中国茶叶。此后，在通商口岸陆续开设了专门和外国人进行茶交易的茶栈，数百家茶栈成了内地茶商和外国洋行交易的中间人。
坦洋茶街最热闹时，大茶行就有36家，都有很成熟的公司化运营。商号、商标和茶银票家家皆有。从发放银票、收购茶青、精制出厂和售后服务已经形成完整的营销链条。甚而到了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们更接上了运输的链条。从这层面看，坦洋茶商应该是闽东最早的实业家。坦洋工夫之所以能远销海外，和坦洋茶商对茶贸的踔厉试水是分不开的。
当然，这36家茶行在福州口岸都有自己的茶栈，专门负责和外商、洋行接洽。
茶栈，茶栈亦称箱茶帮。茶叶运往福州后，箱茶(红茶)即放在茶栈出售，茶栈处在采制商(内地茶庄)与出口洋行之间，专事介绍输出贸易，从中抽取佣金。此外茶栈常贷款给茶商，利率为一分六厘半，茶栈本身资本也不雄厚，多转向福州钱庄告贷，定期还款，谓之期票，以一分或一分二厘为利率，利率相差，即茶栈之利益。
茶栈品茶室
福安茶商在福州口岸的茶栈还运用了记账的营销手段。
当时，在上海和汉口购茶都要付现款，其中在上海购进茶叶每包过磅后第二天就得付款。而在福州，包括福安茶商开设的茶栈，货款是可以记帐，茶商还允许有大笔结欠，可拖延几个月甚至跨季节付款。年成好时，这些欠款得以清偿；年成不好时，就转到下一年支付。有的不需要贷款的商行，还利用汇率进行投机，即在汇率高时按市价赊购茶叶，到发货量下降以致汇价出现下跌时再付款，从而使他们能够获得一笔额外的财富。灵活的金融运营方式，令福州口岸超越上海、汉口两大茶港，成为当时中国茶叶出口的第一大贸易港。
而这种记账的营销手段却是以诚信为根本，更是福安坦洋工夫异军突起的重要推手。
清朝后期，福安茶商“旭哥”开设了“旭记茶行”，平时靠收购茶农的茶叶后，与别人“拼件”雇船或跟“顺风船”运到福州贩卖。据说有一次，旭哥运三十袋茶叶到福州茶行，其中10袋为精茶，20袋为统货。帐房先生开出银票后，旭哥也没细看。当夜，旭哥回客栈，掏出银票认真一看，帐房先生将三十袋不同等级的茶叶记反了，变成了精茶20袋和统茶10袋，要知道，精茶和统茶的差价是很大的，这让旭哥一夜翻来覆去没睡好。第二天黎明，旭哥就怀揣银票，直奔茶行，向老板道明缘由。茶行老板顿生信任，当即交待店伙计：以后旭哥送来的茶叶，其等级和重量，一律就按旭哥自己的帐单计算，免检入库。从此，旭哥茶行因为诚信而在福州茶商界扬名，生意也如旭日东升！
这些茶栈还吸收了西方经营方式。茶栈里专设评茶室，所有盛茶的玻璃瓶上都有编号，茶客可以闻香气，辨茶色，挑出心仪茶品，据编号点茶。坦洋茶香之所以绵绵不绝，与其顺应中外交流是分不开的。
随着出口茶贸的兴隆，报关业也愈加发达。最兴旺时，仓山区有六十多家报关行。开关后仅仅两年，1863至1864年的茶叶旺季，由闽海关出口到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的茶叶总计达到5800万磅。再过12年，到1886年，闽海关出口茶叶达到45000吨。其中一半出口英伦。六年后，俄罗斯茶商就直接在泛船浦开办阜昌茶厂，福州和汉口成为中国最早机械制茶的城市。
那么，以坦洋工夫领衔的北路茶是如何乘风破浪到达英伦呢？
金秋时节，泰晤士河口何时出现来自中国的茶船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社会关心的话题。从19世纪的50年代开始，为了更快地将茶叶从福州运到英国，伦敦茶店的货主们便重金悬赏，看哪艘运茶船首先到达泰晤士港，于是从中国到英国的万里海上茶路上，就出现了运茶船之间争夺锦标的竞速比赛。
1866年5月，一共有16艘装满闽红的英国运茶船停泊在罗星塔下，等待着5月末开始的西南季风，以便开始运茶船的竞速比赛。
运茶船“爱丽儿”号模型，英国格林威治博物馆藏
5月28日17时，第一艘运茶船“爱丽儿”（Ariel，铁胁木壳船）携带550余吨闽红茶，沐浴着晚霞，沿着波光如绸的闽江缓缓而行，经闽安江峡，过五虎门。一进入公海，“爱丽儿”便鼓起风帆，向着万里之外的伦敦飞剪而行，也揭开了运茶船竞速比赛的序幕。
这些运茶船的航迹便被现代人称为中国海上茶叶之路：全程超过22500公里，从罗星塔出发，经台湾海峡进入南中国海，穿过爪哇岛附近的巽他海峡，横跨印度洋，再绕过非洲大陆南端的好望角，驶入大西洋，最后从英吉利海峡转入泰晤士河，到达目的地伦敦。这条航路虽然一路惊涛骇浪，是人类航海史上最惊心动魄的航程，但也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一苇贯通的黄金通道。
但关于茶叶出口贸易，并不仅仅是牧歌式的诗与远方。
坦洋茶也和其他闽红一样，常常在茶叶中加入少量茶末，可以使茶叶在海上长时间运输过程中能够保持一定的香味。
但闽茶商在出口茶中掺杂大量茶末，从而引起洋行反感，为此抑价，双方打起价格战，常常也是硝烟四起。
1876年《闽海关年度贸易报告》:“北岭茶和板洋茶价格与上年差不多，但质量差于往年……继则有一些极品板洋茶和一些普通茶叶启运伦敦，价目不明。”“本年的茶质很差，除第一批茶叶，包括板洋茶在内的某些数量外，质量低劣，掺有大量茶末，这已成为老规矩。”
板洋（坦洋）茶一开始，就充当了福州口岸输出茶叶中最重要的角色，有“极品板洋茶”和“普通(板洋)茶”之分别。但是普通板洋茶是欧洲普通市民的饮品，价格低，市场广阔，需求量特别大，所以价格反而稳定。但板洋茶实际上是一个“联合品牌”，因为集中了福安、寿宁、周宁、柘荣、宁德等地生产的众多工夫红茶茶源，来源广泛复杂，改造起来也就特别不容易，所以不时有关于板洋茶质量的差评。
茶商弄虚作假，严重影响到了外销茶叶的质量，并进而导致了出口量的下降及茶叶贸易的衰退，并为印度、锡兰等国茶叶排斥福州茶叶市场提供了口实和机会。
这样的贸易战年年开撕，常常令华商与洋商两败俱伤。据1866-1908年福州海关贸易报告和英国领事商务报告中对中、外茶商经营状况统计，在20个有关华商的记录中，获利者有6个年份，损失者有14个年份；洋商亦有20个记录，获利者仅4个年份，损失却有16个年份。
19世纪70年代，英商退出汉口茶市，转而发展印度、锡兰等地的殖民地茶业，在国际市场上排挤中国茶。至1902年，中国茶出口萎缩到占世界茶叶市场总量的6.5%。与中欧贸易联系疏远相对应的，是中俄贸易联系的加强。1880—1914年间，中国输往俄国的茶叶增加了近两倍，占中国全部出口茶叶的一半以上，中国茶业对俄国市场的依赖程度进一步加深。
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坦洋工夫更因为繁重的关税和运输费用，也被迫收缩国际市场。
1899年，三都澳福海关的设立，再次为坦洋工夫东山再起创造了战略机遇期。为了适应国际市场对茶品质的挑战，全省第一家地方性茶业研究机构——福安茶业研究会成立，专事改进茶品质的研究。
1905年，西伯利亚大铁路全线贯通。精明坦洋茶商再次抢占了商机。1908年，俄罗斯茶商第一次大批采购坦洋工夫红茶，开启了坦洋茶进入俄国市场的历程。坦洋茶从福州口岸海运到大连或符拉迪沃斯托克，再经西伯利亚铁路运输到俄国和欧洲。
1915年2月20日12时，太平洋彼岸的美国旧金山市，一场全球大派对在这里举行——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盛大开幕，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到会致辞，副总统托马斯·马歇尔和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前来助兴。当天有超过20万人参观展馆。中国政府仿照宫廷建筑风格搭建了中华政府馆，亭台楼阁，雕梁画栋，飞檐拱壁的“中国风”吸引了8万之众参观。
1866年运茶船大赛航路示意
主办国美国从各参赛国中聘请了500名审查员组成这次大赛的评委会。中国由于展品最多，获得了16个席位。审查分为三步，第一步为分类审查，将参赛品分细类，如丝、茶、油、麻等各为一类。第二步为分部审查，将参赛品分大部，如工艺部、教育部、食品部等。最后为高等审查，由分类、分部审查长会同各参赛国赛会委员会代表组成专门审查组，对某参赛品提出申请的得奖说明，进行评定，再由最高审查长派专员复勘，确定是否给予各等奖章。
由福建实业厅选送的福安商会茶（坦洋工夫茶）参加茶叶类展赛，这其实也是对坦洋工夫茶品质的严峻考验。在赛会上，印度的红茶和日本的绿茶因由机器制造，色香具佳，规格整齐，几乎夺去中国市场。
最后根据《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要览》记载：“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中国茶叶获得金牌奖章共21个，分别是江苏江宁陈雨耕雨前茶；上海茶叶会馆三星牌红茶；上海茶叶协会祁门红茶；福建福安商会茶……”
折桂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坦洋工夫几乎可以说是茶界的黄袍披身，一洗之前的“茶末”之耻，确立了民族品牌的王者之尊。但一战恰此时如火如荼，坦洋工夫折桂之后潜在的市场空间恰被硝烟战火弥漫。到1921年，跌倒谷底，根据当年三都澳福海关统计，全年仅出口茶叶4622担，不及1915年的6.4%。
到1922年，欧洲逐渐从战后的重建中恢复了元气。生灵涂炭的世界被舌尖上的世界替代。红茶，再次成为东西方文明邂逅的“红颜知己”。闽东茶叶，尤其是坦洋工夫茶也随之迎来了黄金蜜月期。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坦洋茶商胡兆江后人印刷了茶行防伪标志原件（每一箱出口茶叶箱内均附上一张“防伪标志”，随茶同行）。这张“防伪标志”的最上端是以大字体中文正楷写着“胜大来茶公司”，随后以英文写着“中国茶是最好的茶”“我要采最好的茶青，由最好的制茶师傅，做出最好的茶供给你们……”又承诺“我坦洋的茶要从好做到更好，要从更好直到最好。”
一溪流水香的坦洋，三百年茶路，漂洋过海，去者如逝，敢问路在何方。
坦洋茶人世代都有一个执念：我香，故我在！
来源：闽东日报 新宁德客户端
作者：郑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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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智科学技术评价研究中心编辑部
China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valuation, Editorial Department
工夫红茶盛极华夏
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随出口贸易的发展，武夷正山小种和工夫红茶的生产和销售量远不能满足西方及俄罗斯的要求。于是比小种红茶的制法较为简单的“闵红”三大工夫红茶始得大量发展。早年已有生产“工夫红茶”的为武夷山（崇安县），“崇安工夫主产地为武夷山市的下梅、上梅、五夫及汾水关、大安、小浆一带”。18世纪中叶后，福建闽东北距武夷山较近的茶叶生产区，为应需求大力发展“工夫红茶”的还有武夷周边县。19世纪中叶发展到江西、湖北、湖南、安徽等省。
据1949年出版的威廉、乌克思著、吴觉农等翻译的《茶叶全书》记载，19世纪的中国红茶分为两大类，即华北工夫茶与华南工夫茶。华北工夫茶为英国当时盛行的早餐茶，产于湖北、湖南、江西及安徽，代表有祁红、宁红与宜红。其中祁红色浓味厚，有馥郁的香气；宁红外形秀丽，色黑，汤色鲜红诱人；宜红条紧，汤色、香味均较好，但有时捎带烟味。
华南功夫茶主产于福建，代表产品有坦洋工夫、政和工夫和白琳工夫。《茶叶全书》称，坦洋工夫滋味浓厚、鲜爽且有刺激性；政和工夫常被视为大叶工夫红茶中之最优等者，香味极佳，汤色鲜红；白琳工夫条索细紧，是中国红茶外形之最佳者，汤水鲜明而芳香。
自
（一）紫罗兰香“政和工夫”1“凝脂含香紫罗兰”是对政和工夫红茶的赞语，它揭示了政和工夫饱含紫罗兰香气的独特品质。政和工夫，产于闽东北的政和县（公元1000年前属宁德县，其后建县，归建宁府）。政和县是福建省古老的茶区之一，在宋朝盛产名贵的芽茶（似现在的白毫银针），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已选作贡茶，喜动龙颜，徽宗皇帝乃将“政和”年号赐作县名。
政和工夫红茶，乃由武夷山茶工艺传入政和后，逐步演变而成。那时亦有产制部分“烟小种”。它原产于政和县铁山乡的锦屏行政村（古称遂应场）的仙岩山，所产的茶叶曾称“仙岩茶”。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前，政和县遂应场产中外驰名的“遂应场仙岩工夫红茶”，已远销英国。其后县内茶区大量生产红茶，称为“政和工夫”。1879年在铁山发现政和大白茶品种，制成红茶，其品质优良，从此政和工夫便有大红、小红及小种红茶之别。
政和工夫红茶起源的年代，原来茶叶界人士均认为是始于18世纪中叶。近年经进一步考证，政和工夫红茶的源流应追溯到1790~1826年之前。据原政和县遂应场“万寿生”茶行保存的1926年的一份英文WRN EU CHON茶厂的《政和工夫红茶在英国的打假声明》道：“我们WRN EU CHON已在遂应场建厂百余年，收购并加工有中外驰名的‘锦屏仙岩山’采摘下来的茶叶”。“这款品质一流的“HOP MO”的红茶是在特定的条件及我们的指导下，由经验丰富的工人师傅经过细致的采摘、分类、炒青及筛分等多道工序制作而成的。因此其品质及风味及其纯正精良，深得顾客满意”。当时有商人向国外市场供应假冒的茶叶产品，故有“打假声明”的出现。一纸当年珍贵的打假声明将政和工夫红茶产销时间推前一个多世纪。
政和工夫红茶是“闽红”中最具高山名茶品质的红茶，它的茶条肥壮厚实，毫芽心白显露，汤色红浓艳亮，香似紫罗兰而著称，它于1950-1969年曾经由上海口岸出口原苏联和东欧。1970年后，因销路停滞而极少生产，直到2003年后才逐渐恢复生产，，2009年产红茶856吨，一部分内销，一部分出口。其新创产品先后于2006-2008年迎北京奥运会而举行的“三届名茶”评选、2010年上海世博会名茶评优，2011年澳大利亚中国文化年名茶评选、2012年美国世界茶博会名茶评优等全国和国际茶事活动中，有多个优质产品均获金奖。
（二）驰誉天涯“坦洋工夫”“18世纪中期，在世界红茶贸易兴旺时期，福建闽东（今宁德市）的福安县（市）产生了红茶，开始是“烟小种”，后产“坦洋工夫”红茶，成为中国“五口通商”后（19世纪中后期）出口西方的主要茶叶。
被称“驰香饮茶遍天涯”的“坦洋工夫”红茶，是与“政和工夫”同时兴起的工夫红茶，其产地遍布闽东五县，它源于福建福安县社口镇坦洋村，据原福安农业专科学校（今宁德职业技术学院）老高级讲师戈佩贞先生记述：明初坦洋村民胡有才培植出优良茶树品种——坦洋菜茶，初采叶作为菜肴，故名菜茶。后加工成烘青绿茶 ，演变为饮料。18世纪中叶，又制成红茶。近经著者考证，福安市社口镇坦洋村开始创制红茶的是胡福四（1722-1791年）。传说有一年他依父兄之命到广州，不幸落水遇救，热心洋行买办告诉他英商喜欢一种红茶（疑为小种红茶）重金难求，并将这种红茶制法传授给他，口嘱其返乡试制。胡福四回到坦洋村，便如法研造，经一番研究努力，终于制成，后来乡人竞相仿制，创始时间是1740年前后。这个传说正好是福建产制烟小种的时期。后延至鸦片战争后，中国红茶出口贸易兴盛，胡福四家族后人兴办“万兴隆”茶行，以坦洋莱茶为原料，改进工艺，制成工夫红茶，自1851年始以“坦洋工夫”为商标，开始经福州运销西欧，远至英、荷兰、日本、东南亚、马来西亚等二十余个国家及地区。当时闽东五县及浙江泰顺县的红茶均集中坦洋，并标以“坦洋工夫红茶”运往海外。这坦洋工夫红茶也逐渐形成为世界性的饮料。至1915年由福建福安商会选送的茶获得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牌奖章后又奠定了世界品牌的地位。自1881年~1936年的50余年间，坦洋工夫红茶每年平均出口量500余吨，1936年仅福安市即产红茶1000吨。它于1950-1969年曾出口前苏联及东欧。1970年后基本停产，直至2003年后才恢复生产，2009年福安市产红茶3040吨，大多内销，少量出口。其新制的产品先后于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的名茶评优等活动中，获得金奖。
当年坦洋茶的畅销带给坦洋村的空前繁荣，坦洋一条街36家茶行，雇工3000余人，每年收购周边七八个县，方圆几百里生产的茶叶，年销红茶两万多箱。每年收外汇茶银百余万元。各国出版的世界地图均明显标明“中国坦洋”的地理位置。国外来信也无需冠以省、地、县全称，只需起名“中国坦洋”便可正确无误抵达收信人手中。坦洋红茶的当家品种——坦洋菜茶，原产于高峰耸翠的白云山麓，质优高产，耐旱抗瘠，栽培历史悠久，遍布茶区和国内四川、江苏、湖北、湖南等省部分茶区外，也曾漂洋过海到国外。
”（三）独具桔红“白琳工夫”19世纪五十年代，与福安、柘荣、霞浦县交界的福鼎县白琳镇一带也开始制造生产“白琳工夫”红茶，它被人称为“来自东海仙山的瑰宝”。其产地福鼎县地处福建东北，北西与浙江毗邻，境内山脉延绵，著名的太姥山，岩壑奇秀，景色秀丽，为我国东南的地质胜地，重要的自然遗产。
相传光绪年间（公元1875~1908年），乡人曾移种繁殖一种茶树，其成茶品质高于一般小叶种茶树群体。此后在太姥山麓的白琳、翠郊、磻溪、黄岗、湖林等村相继流传，广为种植。这种茶树嫩芽遍被茸毛，毫色雪白晶莹，萌芽早、产量高。如今的福鼎大白茶良种就是从中选育出来的。
“白琳工夫”红茶兴起于19世纪50年代前后，迄今约有160余年的历史。当时，闽、广茶商在福鼎县经营工夫红茶，以白琳为集散地，设号收购，远销重洋，“白琳工夫”也因此而闻名于世。到了19世纪后期，福鼎大白茶逐渐被利用代替原有的小叶种，成为加工“白琳工夫”的主要原料，使其质量有了显著地提高。20世纪初，福鼎“合茂智”茶号充分发挥福鼎大白茶的特点，精选嫩芽，制成工夫红茶，条形紧结纤秀，还有大量橙黄白毫，特具鲜爽愉快的毫香，汤色、叶底艳丽红亮，取名为“桔红”，意为桔子般红艳的工夫红茶。1936年曾产红茶446吨，1950年后-1969年曾出口前苏联及东欧。1970年后基本停产，直至本世纪初才恢复部分生产，2009年产红茶355吨。它的品质特征，几乎代表“白琳工夫”高级茶的独特风格，在国际市场上很受欢迎。
（四）世界高香名茶“祁红”
“祁红”是祁门工夫红茶的简称，其茶香气独具，被国外消费者赞为“祁门香”，被誉为世界三大高香红茶之一（即中国祁红、印度大吉岭红茶、斯里兰卡乌瓦UVA红茶）。祁红历史产地在安徽省的祁门县及其毗邻的石台、东至、黟县、贵池等县。它位于安徽省的西南部，境内村村有山，山山有茶，林木翠竹遍野，春夏时节更是“晴时早晚遍地雾，阴雨成天满山云”。中国著名茶学家庄晚教授等于《祁红》一文中记道：
自唐朝开始，祁门就盛产茶叶。所产的“雨前高山茶”就相当出名。白居易《琵琶行》中，有“商人重利轻离别，前月浮梁买茶去”的诗句。浮梁与祁门历史上同属一个茶区，古时祁门一带所产的茶叶，有一部分运到江西浮梁出售。唐朝咸通三年（862年）， 歙州司马张途所撰写的《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里，曾记载了当时各地茶商到祁门经营茶叶的情形：“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由是给衣食，供赋役，悉恃此。祁之茗。色黄而香，贾客咸议：逾于诸方。每定二、三月，赍银缗素求市，将货他郡者，摩肩接迹而至。”可见当时的祁门，茶市已相当兴隆。宋朝马端吟所著《文献通考》，载有“……余州片茶……仙芝、嫩蕊、合福、禄合、运合、庆合、指合出饶池州。”饶池州，即今浮梁及贵池。明朝徐渭在一首诗中，将石埭（今石台）、贵池的茶，与龙井、虎丘并提，可见其品质之优。古时祁门一带皆产绿茶，制法与六安茶相似，被称为“安绿”。到清光绪元年（1875年），有一名叫余干臣的黟县人，从福建罢官回籍，看到工夫红茶畅销利厚，便在至德县（今东至县）尧渡街设立红茶庄，仿制工夫红茶。为了牟取暴利，次年又在祁门历口、闪里设立茶庄，扩大红茶生产。另有一种说法，认为改制红茶从胡元龙开始。胡为祁门南乡贵溪人，他在一八七六年开设日顺茶厂，改造红茶。由于祁门一带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制成的红茶有天然的香气，制茶工艺也精益求精，茶叶品质得到充分发挥。一八七六年祁红试制成功后，成了后起之秀，蜚声中外。曾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荣获金质奖章。在出口茶价上也居红茶之首。一九一三年，一百斤祁红可售三百六十两银子。2006年“祁红”主产区池州市产红茶2335吨，产值1955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