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流转，云水千年，
茶在每个人心里，味道也不尽相同。
茶是文人思考的催化剂，与文人有着难解之缘。
饮茶作为一门艺术、一种美，
自古以来就为文人的创作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条件。
今天三三给大家列举一些，文人喝茶的趣事儿。
水厄囊空亦可赊，
枯肠三碗嗑葵花。
昆明七载成何事?
一束光阴付苦茶。
——汪曾祺
提起汪曾祺，人们都说他样样精通、嗜好多多。汪曾祺自认对茶是个外行，先生在《寻常茶话》一文开篇中就这样写道。
但关于茶，汪老却留下不少作品。
图 ▏汪曾祺
新到一个城市，经常寻茶来喝，在喝茶习惯上，他喝得随性，比如“不时就壶嘴巴喝一口茶”，再如“吃一筷干丝，呷一口茶”，究其一生，四方茶事，也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
在抗战年间，汪曾祺在云南住了7年，对昆明的茶馆有着很特别的情感。他这样评价云南滇红：滇红色似“中国红”葡萄酒，茶味都很厚。尤其经泡，三开之后，还有茶色。我觉得滇红比祁(门)红、英(德)红都红。
鲁迅对茶有自己的独到见解，经常一边喝茶，一边构思文章思路。
他当年客居广州，称赞道：“广州的茶清香可口，一杯在手，可以和朋友作半日谈。”因此，当年的广州陶陶居、陆园、北园等茶居，都留下他的足迹。
图 ▏鲁迅
买了好茶，想专心品尝，却因为写作分心，错过了品茶的最佳时间，“那好味道竟又不知不觉的滑过去，像喝着粗茶一样了”。
于是他得出结论：“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不过要享这‘清福’，首先就须有工夫，其次是练习出来的特别的感觉。”鲁迅的很多文章里也留下不少茶事。在《药》、《故乡》中就有很多关于喝茶习俗的描述。
郭沫若从青年时代就喜爱饮茶，而且是品茶行家，对中国名茶的色、香、味、形及历史典故非常熟悉。
图 ▏郭沫若
1964年，他到湖南长沙，品饮高桥茶叶试验站新创制名茶时，大为赞赏，对其色、香、味、功效给予高度评价。郭沫若每到外地，总把品茶看作是生活一大乐趣。
1964年7月，他曾到广州北国酒家饮茶，赋诗一首：“北国饮早茶，仿佛如在家，瞬息出国门，归来再饮茶。”他的诗篇中多与茶有关，如《陪外宾到武夷山与黄山欣赏名茶名胜》、《题文君井》等。
当代文学家老舍也是一位饮茶迷，他还研究茶文化，深得饮茶真趣。
为促进我国茶文化发展，他以清茶为伴，文思如泉，创作《茶馆》，通过对旧北京大裕茶馆的兴衰际遇，反映从戊戌变法到抗战胜利后50多年的社会变迁，成为饮茶文学的名作，轰动一时。
图 ▏《茶馆》剧照
回到北京后，老舍每次外出，见到喜爱的茶叶，总要捎上一些带回北京，分送冰心和他的朋友们。
老舍、冰心、巴金都是爱喝茶的人，老舍后来还写过一首七律赠予冰心夫妇，开头首联便是“中年喜到故人家，挥汗频频索好茶”，以纪念抗战时他们在重庆的艰苦岁月中结下的茶谊。
纵观古今，茶与悠久的历史如影随形，
琴棋书画诗酒茶也好，
柴米油盐酱醋茶也好，
茶，既是文人雅士诗词歌赋中的宠儿，
又是寻常百姓日常生活中的伴侣。
相信每一位茶友，
都会在茶中喝出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味道。
原标题：凤宁茶馆|名人喝茶，茶慰岁月
很多人初喝普洱茶，总有一点障碍。
障碍来自对比。最强大的对比者，是绿茶。
一杯上好的绿茶，能把漫山遍野的浩荡清香，递送到唇齿之间。茶叶仍然保持着绿色，挺拔舒展地在开水中浮沉悠游，看着就已经满眼舒服。凑嘴喝上一口，有一点草本的微涩，更多的却是一种只属于今年春天的芬芳，新鲜得可以让你听到山岙白云间燕雀的鸣叫。
我的家乡出产上品的龙井，马兰的家乡出产更好的猴魁，因此我们深知绿茶的魔力。后来喝到乌龙茶里的“铁观音”和岩茶“大红袍”，就觉得绿茶虽好，却显得过于轻盈，刚咂出味来便淡然远去，很快连影儿也找不到了。乌龙茶就深厚得多，虽然没有绿茶的鲜活清芬，却把香气藏在里边，让喝的人年岁陡长。相比之下，“铁观音”浓郁清奇，“大红袍”饱满沉着，我们更喜欢后者。与它们生长得不远的红茶“金骏眉”，也展现出一种很高的格调，平日喝得不少。
正这么品评着呢，猛然遇到了普洱茶。一看样子就不对，一团黑乎乎的“粗枝大叶”，横七竖八地压成了一个饼型，放到鼻子底下闻一闻，也没有明显的清香。扣下来一撮泡在开水里，有浅棕色漾出，喝一口，却有一种陈旧的味道。人们对食物，已经习惯于挑选新鲜，因此对陈旧的味道往往会产生一种本能的防范。更何况，市面上确实有一些制作低劣、存放不良的普洱茶带着近似“霉锅盖”的气息，让试图深入的茶客扭身而走。
但是，扭身而走的茶客又停步犹豫了，因为他们知道，世间有不少热爱普洱茶的人，生活品质很高。难道，他们都在盲目地热爱“霉锅盖”？而且，这些人各有自己的专业成就，不存在“炒作”和“忽悠”普洱茶的动机。于是，扭身而走的茶客开始怀疑自己，重新回头，试着找一些懂行的人，跟着喝一些正经的普洱茶。
这一回头，性命交关。如果他们还具备着拓展自身饮食习惯的生理弹性，如果他们还保留着发现至高口舌感觉的生命惊喜，那么，事态就会变得比较严重。这些一度犹豫的茶客很快就喝上了，再也放不下。
这是怎么回事？
首先，是功效。
几乎所有的茶客都有这样的经验：几杯上等的普洱茶入口，口感还说不明白呢，后背脊已经微微出汗了。随即腹中蠕动，胸间通畅，舌下生津。我在上文曾以“轻盈”二字来形容绿茶，而对普洱茶而言，则以自己不轻盈的外貌，换得了茶客身体的“轻盈”。
这可了不得。想当年，清代帝王们跨下马背过起宫廷生活，最大的负担便是越来越肥硕的身体。因此，当他们不经意地一喝普洱茶，便欣喜莫名。雍正时期普洱茶已经有不少数量进贡朝廷，乾隆皇帝喝了这种让自己轻松的棕色茎叶，就到《茶经》中查找，没查明白，便嘲笑陆羽也“拙”了。据说他为此还写了诗：“点成一碗金茎露，品泉陆羽应惭拙”。他的诗向来写得不好，我当然不会去考证，但如果真用“金茎露”来指称普洱茶，还算说得过去。
《红楼梦》里倒是确实写到，哪天什么人吃多了，就有人劝“该焖些普洱茶喝”。宫廷回忆录里也提到：“敬茶的先敬上一盏普洱茶，因为它又暖又能解油腻。”由京城想到茶马古道，那一条条从普洱府出发的长路，大多通向肉食很多、蔬菜很少的高寒地区。那里本该发生较多消化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疾病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人们终于从马帮驮送的茶饼、茶砖上找到了原因：“普洱茶味苦性刻，解油腻、牛羊毒”；“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食之，以腥肉之食，非茶不消”；“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
当今中国，食物充裕，越来越多的人遇到了清王室和高原山民同样的问题。因此，普洱茶风行，理由充分。
其次，是口味。
如果普洱茶的好处仅仅是让身体轻盈健康，那它也就成了保健药物了。但它最吸引茶客的地方，还是口感。要写普洱茶的口感很难，一般所说的樟香、兰香、荷香等等，只是一种比拟，而且是借着嗅觉来比拟味觉。
世上那几种最基本的味觉类型，与普洱茶都对不上，即使在茶的天地里，那一些比较稳定的味觉公认，如绿茶、乌龙茶、红茶、花茶系列所体现出来的味道，与普洱茶也不对路。总之，与这一些类型化、准类型化的味觉定型相比，普洱茶显得暧昧、含糊、内敛，因此也难以言表。
人是被严重“类型化”了的动物，离开了类型就不知如何来安顿自己的感觉了。经常看到一些文人以“好茶至淡”“真茶无味”等句子来描写普洱茶，其实是把感觉的失落当作了哲理，有点误人。不管怎么说，普洱茶绝非“至淡”“无味”，它是有“大味”的。如果一定要用中国文字来表述，比较合适的是两个词：陈酽、透润。
普洱茶在陈酽、透润的基调下变幻无穷，而且，每种重要的变换都会进入茶客的感觉记忆，慢慢聚集成一个安静的“心理仓贮”。
在这个“心理仓贮”中，普洱茶的各种口味都获得了安排，但仍然不能准确描述，只能用比喻和联想予以定位。我曾做过一个文学性的实验，看看能用什么样的比喻和联想，把自己心中不同普洱茶的口味勉强道出。
于是有了：
这一种，是秋天落叶被太阳晒了半个月之后躺在香茅丛边的干爽呼吸，而一阵轻风又从土墙边的果园吹来；
那一种，是三分甘草、三分沉香、二分当归、二分冬枣用文火熬了三个时辰后在一箭之遥处闻到的药香。闻到的人，正在磐钹声中轻轻诵经；
这一种，是寒山小屋被炉火连续熏烤了好几个冬季后木窗木壁散发出来的松香气息。木壁上挂着弓箭马鞍，充满着草野霸气；
那一种，不是气息了，是一位慈目老者的纯净笑容和难懂语言，虽然不知意思却让你身心安顿，滤净尘嚣，不再漂泊；
这一种，是两位素颜淑女静静地打开了一座整洁的檀木厅堂，而廊外的灿烂银杏正开始由黄变褐；
……
这些比喻和联想是那样的“无厘头”，但只要遇到近似的信号，便能立即被检索出来，完成对接。
普洱茶的“心理仓贮”一旦建立，就容不得同一领域的低劣产品了。这对人生实在有一点麻烦，例如我这么一个豁达大度的人，外出各地几乎可以接受任何饮料，却已经不能随意接受普洱茶。因为“心理仓贮”产生了敏锐的警觉，错喝一口，就像对不起整个潜在系统，全身心都会抱怨。
这种拒绝，说大一点，是在人品结构边缘衍伸了一个小小的“茶品”结构，在人格形态外沿拖拽出了一个小小的“茶格”形态。不管是“品”是“格”，都是通过否定和删削，来求得等级自守。这对茶事来说，虽然无关精神道德，却是有涉生活素质。
第三，是深度。
与人们对其他美好饮食的记忆不同，普洱茶的“心理仓贮”，空间幽深、曲巷繁密、风味精微。这就有了徜徉、探寻的余地，有了千言万语的对象，有了玩得下去的可能。相比之下，只有法国的红酒，才有类似的情形。
你看，在最大分类上，普洱茶有“号级茶”“印级茶”“七子饼”等等代际区分，有老茶、熟茶、生茶等等制作贮存区分，有大叶种、古树茶、台地茶等等原料区分，又有易武山、景迈山、南糯山等等产地区分。其中，即使仅仅取出“号级茶”来，里边又隐藏着一大批茶号和品牌。哪怕是同一个茶号里的同一种品牌，也还包含着很多重大差别，谁也无法一言道尽。
在我的交往中，最早筚路蓝缕地试着用文字写出这些区别的，是台湾的邓时海先生；最早拿出真实茶品在一次次深夜冲泡中让我们从感性上懂得什么是顶级普洱老茶的，是菲律宾的何作如先生；最早以自己几十年的普洱茶贸易经验传授各种分辨诀窍的，是香港的白水清先生。我与他们，一起不知道喝过了多少茶。年年月月茶桌边的轻声品评，让大家一次次感叹杯壶间的天地实在是无比深远。
其实，连冲泡也大有文章。有一次在上海张奇明先生的大可堂，被我戏称为“北方第一泡”的唐山王家平先生、“南方第一泡”的中山苏荣新先生和其他几位杰出茶艺师一起泡着同一款茶，一盅盅端到另一个房间，我一喝便知是谁泡的。茶量、水量、速度、热度、节奏组成了一种韵律，上口便知其人。
这么复杂的差别与一个个朋友的生命形态连在一起了，那个天地就有了一种让人舍不得离开的人文深度。
以上这三个方面，大体概括了普洱茶那么吸引人的原因。但是，要真正说清楚普洱茶，不能仅仅停留在感觉范畴。普洱茶的“核心机密”，应该在人们的感觉之外。
斜滩古镇地处福建闽东寿宁县城南部，背靠有名的车岭马兰岗，有陆路通往县内各地和闽浙边界;水路直通福安、赛岐、三都澳等地。
1957年福(安)寿(宁)公路修通之前的数百年间，县内以及邻近闽北的松溪、政和，还有浙南的泰顺、景宁、庆元等地的农特产品茶叶、桐油和粮食等大宗物产，都是靠山里担夫肩挑到斜滩装船出运;沿海的海产品及盐、食糖、布匹等南北杂货也由船运到斜滩，而后肩挑分散到县内和周边地区，供应民众日常生活和生产的需要。因此，斜滩一度在历史上成为物资集散的码头地。因为常年採制茶生产时间可达8-9个月，实际上，斜滩码头成为茶叶出口的专用埠头。
在旧社会，水陆交通道途上，不但山岭重迭、荆棘丛生、滩陡流急、礁石遍布，而且匪患不止，众多的挑夫和船工在漫长的岁月里，不知经历了多少的忧患，洒下了多少的血汗。据当年《何氏家乘》记载：清同治十三年(1874)七月，斜滩渡船翻沉，50多人溺水，死者40余人。
(图注：寿宁高山茶园)
从福安到寿宁走陆路为120华里，必须经过斜滩，所以斜滩又是寿宁的一个门户。自斜滩而上，通县内和县界地区的陆路主要有五条：一是通平溪、南溪到达政和边界，100华里;一是经车岭、岱阳、托溪到达庆元边界，90华里;一是沿车岭到城关、坑底通景宁边界，130华里;一是沿竹管垅、山枣坑、南阳、犀溪到达浙江泰顺县城，90华里;一是从斜滩到凤阳达周宁边界，60华里，可谓“五县通衢”。但斜滩通往县内外的五条陆路都是上岭上坡的，举步维艰，加上匪盗横行，行人胆颤心寒。据斜滩卢氏、何氏家乘史上记载，明万历二十年(1594)县令戴镗为防倭寇、盗匪入侵寿宁，就在斜滩境内设有四关(车岭关、绝险关、铁关，平氛关)，踞关防守，可见斜滩这些交通路线，在民防、军事上也极为重要。进入民国后期，兵荒马乱、土匪猖獗，斜滩陆道上的车岭头、洋头亭、马岭亭、四脚亭就经常有土匪出没。所以那时候，斜滩和城关出现包送运茶防匪的递铺哨，茶行茶商用钱雇这些持枪的保镖，上下都护送到洋头亭交接。民国三十年(1941)夏天，就有温州茶商缪策臣携带银圆到斜滩收购毛茶，路经车岭洋头亭被土匪劫走300块银圆。
(图注：清末斜滩周丰记茶行)
来往斜滩肩挑运货的担夫行路之难，岂独车岭一处，北山岭、钱塘坡、山枣坑、还有那连绵不断的山岭石路以及闯虎口、过险滩人力撑扛的木船船工，为谋生计，几百年来，一年复一年，一代接一代，多少人常年累月出没于这些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方，不知浇洒下了多少担夫和船工的辛酸血汗泪。
(图注：斜滩旧民居)
由于寿宁山高岭峻，与斜滩上下海拔落差600多米，地势由北向南倾斜，所以县内许多河道都顺流汇聚于斜滩。主要有发源于浙江庆元岭头经寿宁县托溪、九岭和发源于庆元西溪经寿宁杨溪头、下屏峰这两条溪流汇合后，穿过大溪头、山田，绕斜滩村而下，再同发源于政和新康，经寿宁平溪、印谭、下老的溪流，在斜滩的交溪汇合，直通武曲、社口，再流经福安境内而后入海，成为天然水路通道。自斜滩至福安，溪流总长110华里，在武曲余坑以上称为龙滩溪(亦称渔溪)，社口以下至福安龟岭称长溪，河道虽较平坦，但险滩礁石可不少，最有名的是虎口和滇头岩礁。
(图注：斜滩古镇)
龙滩溪流经斜滩古镇地段，溪面宽阔，水流平缓，溪岸两边形成自然的阜头，即古时交通驿道上的渡口，而成为便于停泊船只、起缷货物、水陆来往便捷的水运码头，几百年来，是古镇斜滩历史兴衰的见证。令人记忆犹新的是楼下复兴码头，一直沿用至上个世纪70年代，历经“风雨飘摇渡苍生”，最终完成了使命。
斜滩木船统称“斜滩槽”，船身宽2米、长4米，两头翘，用松木板拼接，合缝处以炒竹丁衔接和填塞油灰加固，每船可装竹蓬二张，以升降开合，作避雨歇息和住宿之遮盖，船头竖桅杆张帆。船夫2人，前者撑篙，后者操桨。每条船顺流可载干茶1吨左右，而逆水只装载10-12担货物。民国二十六年(1937)，寿宁及周边县年景好，茶叶丰收，产量大增，斜滩运茶货船达130多艘，以后增加到200多艘，其中专为大商家复兴号茶庄运茶外销的平时有40艘，最多时达93艘。大多船工驾驶技术娴熟，能履险如夷，多雨季节，顺流运货，一天即可到达福安赛岐;逆水回船从赛岐到斜滩，船运要2天，枯水则要3天。
(图注：通往车岭古道的龙凤亭)
斜滩这条得天独厚的水路，既是起点，又是终点，使得它比县内各地较早开放，与外界联系也颇为频繁。1937年“七七”事变后，斜滩的社会贤达对抗战时事备加关注，就是利用船运的便利，每天都会看到从福安寄来的《战生日刊》。这是一张油印小报，内容是前线战讯、战役地图等，台儿庄大会战、义勇军炸沉日舰“出云号”的胜利消息由这张小报传到斜滩时，闻者欢欣鼓舞，有人还当街买酒，开怀痛饮，以示祝贺。清末到民国，内外物资交流渐趋繁盛，不但促进经济发展，而且航运便利外出求学仕途的人也越来越多，为当地造就不少达官名人，近代史上古镇成为闻名海内外的“研究生之乡”。上个世纪3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期，斜滩复兴号、周元丰、郭丰记、卢广源等茶行的30多万担精制茶叶就是利用这条水路通道，由斜滩装船启运，远销福州、香港和东南亚等地区。民国时期，斜滩盛产的“坦洋工夫红茶”远销英国、德国、俄国以及东南亚诸多国家，就是从这条茶码古道运出销往各地的。那时，从海外运回的装茶空箱或洋油箱以及其它货物包装箱，只要打上“中国·斜滩”的圆形蓝钢印字样即可到达原地，可见斜滩在国内外的知名度之高是空前绝后的，故此，古镇斜滩被誉为“闽东小上海”的称呼由此而来。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斜滩籍旅外知名人士、时任福建学院院长的郭公木先生、上海市副市长的何宜武先生与担任三沙海关关长的卢少洲先生和当时的海军总长萨镇冰交情甚笃，他们馈赠给萨公10箱斜滩产的“坦洋功夫”茶，萨公品赏后赞不绝口，视为佳茗珍品。在他出国巡访东南亚诸国及港澳期间，他把斜滩的“坦洋功夫”茶精装成珍贵礼品随带出访，分别赠送给各国军政要员或友人，使斜滩茗茶声名大噪，备受青睐。此后，古镇斜滩商贾云集、购者如林、销路广阔。记得当地文昌阁有幅对联：“门迎云路三千客，地踞龙江第一乡。”即为当年文人为这里的写照。
那时候，每到茶叶上市季节，斜滩码头一年之中呈现一派繁忙景象。来自三村五境的茶农肩挑背扛新茶到斜滩收购;闽浙五县的茶商、挑茶工从四面八方云集斜滩溪岸两边埠头;周边山路上挑茶袋的、抬茶箱的络绎不绝，不分昼夜，风雨无阻;溪面上数百条“斜滩槽”往返穿梭，装茶上船的、卸货搬运的，熙熙攘攘，人流如过江之鲫。斜滩方圆数百米内，挑工柱杖敲地声、船夫起运呼喊声、商家村妇叫卖声、客栈老板招呼住宿声，此起彼落，各种嘈杂声连成一片商贸繁荣的交响曲;加上夜里的松明、竹篾火把、风不动、煤油灯，把整个斜滩码头、街道、溪岸照的彻夜通明;船只马灯闪烁，在溪面上象似密密麻麻的萤火闪闪浮动，夜景十分壮观。据史料记载，鼎盛时期，斜滩开办经销茶叶的茶行24家，就有3000多人日夜加工精制茶叶和从事购销活动，生意兴隆，四通八达。这正印证了当年寿宁县令宋际春写过一首《咏斜滩》的五言诗来描述斜滩古镇繁华景象。诗云：“岭势从天下，滩流委地斜。风烟团一市，茶香绕千家。夜剧村逢偶，春寒县闭衙。鲤灯今夕见，百里最繁华。”
【摘自2018年第1期《吃茶去》杂志;作者：韦希成(福建福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