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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正山小种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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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数漫谈:茶与禅的渊源

佛教是公元前6—5世纪由古代印度迦毗罗卫国(在今尼泊尔)的王子释迦牟尼他立的,最初从西域传入我国。但佛教在我国的正式流传,还是东汉初年的事情,至魏晋特别是南北朝这一时期才有了较大发展。不过佛教特别是寺院经济有突出发展,还是在隋唐尤其是盛唐时期。

史称“茶兴于唐,盛于宋”。唐朝茶叶的兴盛,是在佛教特别是禅宗发展的基础上风盛起来的。据《封氏闻见记》称,开元中,泰山灵岩寺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唯许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禅”是梵语“禅那”的音译,汉语“修心”或“静虑”的意思。闭目静思,极易睡着,所以坐禅唯许饮茶。由上可以清楚看出,正是因为北方禅教的“大兴”,促进了北方饮茶的普及;而北方饮茶的普及,又推动了南方茶叶生产,从而也推动了我国整个茶业的较大发展。

但这决不是说茶就是在唐开元以后才与佛教相联系的,事实上在魏晋甚至更早以前,茶叶就已成为我国僧道修行或修炼时所常用的饮料了,如陆羽在《茶经》中,就多处引述了两晋和南朝时僧道饮用茶叶的史料。其中引录的《释道该说续名人传》称:“释法瑶,姓杨氏,河东人,永嘉中过江,遇沈台真君武康小山寺,年垂悬车,饮所饮茶。”又摘引的《宋录》称:“新安王子鸾,豫章王子尚,诣昙济道人于八公山,道人设茶茗,子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等等。所有这些,都表明在魏晋南北朝时,我国僧道,至少江淮以南寺庙中的僧道,已有尚茶的风气。不过,也须指出,和茶业的历史发展相联系,茶叶的广泛饮用于佛教僧徒和受佛教的积极影响。还是如上面史料反映的情况那样,主要是唐朝中期以后的事情。

我国茶与佛教的关系,是一个相互促进的关系。佛教特别是禅宗需要茶叶,而这种嗜茶的风尚,又促进了我国茶业和茶叶文化的发展。我国禅宗的坐禅,除选择环境寂静处作禅房外,还要求注意五调,即调食,调睡眠、调身、调息、调心。很明显,这里听说的五调,特别是调睡眠,都与饮茶有一事实上的关系,可能也正因为茶对佛教和坐禅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所以,后来有些佛教僧徒,不惜采用编造神话或移花接木的办法,竭力把茶描写成是佛祖的恩赐和僧人的功劳。

如关于茶树的来源,日本民间流传有这样一则神话,称:佛教禅宗的创始人达摩,有一次在坐冥想中突然睡着了,醒来他悔恨不已,一怒之下竟把自己的眼皮割了下来。当他把割下的眼皮掷在地上时,奇迹出现了,在眼皮落处,瞬时长出了一株婆娑大树。大家在惊奇之余,把树上的叶片摘下一些煮尝,一口落肚,精神倍增,睡意顿消,如此就产生了茶这种圣树和出现了茶这种饮料。那么,我国的茶业是什么时候又是怎样滥觞的呢?本世纪30年代,在美国出版的一部《茶叶全书》中,对此也有这样一段记载,称中国有一个叫迦罗的僧人,“于魏代由印度研究佛学归来,携回茶树七株,栽培于四川之泯山”。书中把我国的茶树,隐约说成是由印度引种的,实属无稽之谈。我国清人笔记《陇蜀余闻》记述:蒙山“上清峰,其巅一石,大如数间屋,有茶七株生石上,无缝罅,云是甘露大师手植”;以及《亦复如是。:名山县蒙顶,“有茶株……名曰仙茶,云系甘露大师俗性吴所手植者,其种来自西域蒙山的音译。其实佛教界传颂的上述这些佛祖、僧人对茶的贡献,在一定程度上,无非是茶对佛教重要的一种说明。因为众所周知,茶源于中国,世界各地种茶、制茶、饮茶乃至茶俗等等,都直接或间接由中国传入,在传播过程中佛教起了很大作用。

由于茶叶受到佛教各宗各派的普遍重视,以致在所有名寺大庙中间,不但设有专门招待上客的茶寮或茶室,甚至有些法器也用茶来命名,如多数寺庙的佛殿和法堂中,都设有钟、鼓,常常钟鼓长鸣。假如庙中只有一钟一鼓,一般设在南面,左钟右鼓。如果设有两鼓,则两鼓分设北面的墙角;设在东北角的,叫“法鼓”,设在西北角的,就称“茶鼓”。很明显,这“茶鼓”,无疑也是佛教崇尚茶叶的一种信据。

因为茶和佛教的关系是如此密切,所以,在南方许多寺庙,特别在中唐以后,出现了庙庙种茶、无僧不茶的嗜茶风尚。如刘禹锡《西山兰若试茶歌》所吟:“山僧后檐茶数丛,春来映竹抽新茸,宛然为客振衣起,自榜芳丛摘鹰嘴。斯须炒成满室香,便酌砌下金沙水。”唐朝寺院的寺前、院中、庙后、墙外,往往都种之以茶,自种、自制、自饮。正因为这样,自唐朝以后,各地寺庙和历代名僧为我们在史籍中留下了不可胜计的茶史资料。只要对《全唐诗》稍作浏览,就能即时勾勒出唐代寺庙饮茶的风尚。如诗僧齐已《闻道林诸友尝茶因有寄》诗中吟:“枪旗冉冉绿丛园,谷雨初晴叶杜鹃。摘带岳华蒸晓露,碾和松粉煮春泉。”郑巢在《送琇上人》诗中的意境称:“古殿焚香处,清羸坐石棱。茶烟开瓦雪,鹤迹上潭冰。”刘得仁《慈恩寺塔下避暑。云:“僧真生我静,水淡发茶香。坐久东楼望,钟声振夕阳。”曹松《宿溪僧院》也有“少年云溪里,禅心夜更闲;煎茶留静者,靠月坐苍山”的诗句。从上录这些史料中,不难看出,唐代寺庙饮茶的时间,从初春到寒冬,终年不轰;在一天中,从早到晚,从日落一直到深夜,所谓“穷日继夜”。再以饮茶的场合说,如牟融《游报本寺》诗句称:“茶烟袅笼禅榻,竹影萧萧扫么苔”。本嘉祐《同皇甫侍御题荐福寺—公房》诗吟:“虚室独焚香,林空静磬长”;“啜茗翻真偈,燃灯继夕阳。”武元衡《资圣寺贲法师晚春茶会》有“禅庭一雨后,莲界万茶中。时节流芳暮,人天此会同”之句。还有李中《赠上都先业大师》的“有时乘兴寻师去,煮茗同吟到日西”;以及黄滔的“系马松间不忍归,数巡香茗一枰棋”等诗句。都反映了唐朝寺庙中,不只诵经、坐禅、做功时要饮茶,饭店、纳凉、休息、吟诗、下棋等各场合,也离不开茶。可能正是因为这样,唐时赵州高僧从稔禅师,有一句口头禅,就叫“吃茶去”。有关无关,开口闭口,都是说“吃茶去”。这当然是一典型例子。赵州在北方,北方寺庙中饮茶已如此普遍,其时南方各寺庙中饮茶之盛,由此也可想见了。

这里还要指出,如吕岩《大云寺茶诗》描写的:“王蕊一枪称绝品,僧家造法极功夫”,我国寺庙不只极重茶叶,需要茶叶,而且也是生产茶叶、研究茶叶和宣传茶叶的一个中心。也以唐代的情况来说,如所周知,茶圣陆羽就是由寺庙收养长大的,其对茶的最初了解和兴趣,也即从寺庙中获得。和《茶经》差不多同时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对我国茶业发展也起到一定作用的《茶歌》,则是陆羽的忘年交诗僧皎然所作。此外,皎然除有大量茶诗传世外,还曾专门撰写过《茶诀》一篇,对茶的功能和煮饮艺术,也颇有研究。再如唐代的贡茶院或贡焙,即每年专事督造湖州紫笋和常州阳羡贡茶的处所(无疑也是当时我国制茶或茶叶生产技术的中心),其地点就设在顾渚“上吉祥院”内。上吉祥院,南朝陈时原建于武康,贞元时为把贡焙附在一个大的寺庙,特把吉祥寺从武康迁建顾渚。

在古代,也只有寺高才有条件研究茶叶、提高品质和宣传茶叶。因为寺庙都有一定数量的田产,寺僧特别是那些大和尚,不参加生产劳动,他们有时间、有文化来讲究茶的采造、品饮艺术和写作诗以宣传茶叶文化。所以我国旧时有“自古名寺出名茶”之说。如唐朝李肇《国史补》中提到一些名茶,如福州方山露芽、剑南蒙顶石花、岳州拥湖含膏、洪州西山白露、蕲州蕲门团黄等等,其真品就都出之寺庙或寺僧。再如北宋时苏州西山水月庵的“水月茶”、杭州于潜“天目山茶”、宣州宁国“鸦山茶”、扬州“蜀冈茶”、会稽“日注”、洪州“双井白芽”等等,或贡或献,也都是僧道创制和宣布传出来的珍品。以近代安徽产的一些名茶为例,如“黄山毛峰”,主产黄山松谷庵、吊桥庵和云谷寺一带;“六安瓜片”,以产于齐云山水井庵处为佳;“霍山黄芽”,产于大阳乡长岭庵;休宁松萝茶,是明时僧人大方首创,等等。所有这些,无不表明,由于佛教自身对茶的需用要,在佛教借重和吸收茶叶文化的过程中,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我国乃到世界茶业的发展。

【禅茶一味——饮茶与参禅】

茶于佛教的最初关系,是茶为僧人提供了无可替代的饮料,而僧人与寺院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发展和制茶技术的进步,进而,在茶事实践中,茶道与佛教之间找到了越来越多思想内涵方面的共通之处。

佛理博大无限,但以"四谛"为总纲。

释迦牟尼成道后,第一次在鹿野苑说法时,谈的就是“四谛”之理。而“苦、集、灭、道”四谛以苦为首。人生有多少苦呢?佛以为有八苦,即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五蕴炽盛苦。总而言之,凡是构成人类存在的所有物质以及人类生存过程中精神因素都可以给人带来"苦恼",佛法求的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参禅即是要看破生死观、达到大彻大悟,求得对“苦”的解脱。茶性也苦。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载:“茶苦而寒,阴中之阴,最能降火,火为百病,火降则上清矣!”从茶的苦后回甘、苦中有甘的特性,佛家可以产生多种联想,帮助修习佛法的人在品茗时,品味人生,参破“苦谛”。

茶道讲究“和静怡真”,把“静”作为达到心斋坐忘、涤除玄鉴、澄怀味道的必由之路。佛教也主静。佛教坐禅时的五调(调心、调身、 调食、调息、调睡眠)以及佛学中的“戒、定、慧”三学也都是以静为基础。佛教禅宗便是从“静”中开创出来的。可以说,静坐静虑是历代禅师们参悟佛理的重要课程。在静坐静虑中,人难免疲劳发困,这时候,能提神益思、克服睡意的只有茶,茶便成了禅者最好的“朋友”。

日本茶道宗师千利休曾说过:“须知道茶之本不过是烧水点茶”。茶道的本质确实是从微不足道的日常生活、琐碎的平凡生活中去感悟宇宙的奥秘和人生的哲理。禅也是要求人们通过静虑,从平凡的小事中去契悟大道。

人的苦恼,归根结底是因为“放不下”,所以,佛教修行特别强调“放下”。近代高僧虚云禅师说:“修行须放下一切方能入道,否则徒劳无益。”放下一切是放什么呢?内六根,外六尘,中六识,这十八界都要放下。总之,身心世界都要放下。放下了一切,人自然轻松无比,看世界天蓝海碧,山清水秀,日丽风和,月明星朗。品茶也强调“放”,放下手头工作,偷得浮生半日闲,放松一下自己紧绷的神经,放松一下自己被囚禁的心性。演仁居士有诗最妙:“放下亦放下,何处来牵挂?作个无事人,笑谈星月大。”

【赵州和尚——吃茶去】

赵州和尚“吃茶去”的故事可谓禅林一则著名公案。

赵州和尚,法名从谂,为唐代著名的禅宗宗师。“吃茶去”这个公案,说的是有人来参拜赵州和尚,赵州和尚问:“以前来过吗?”来者说:“来过。” 赵州和尚就说:“吃茶去。”又来一人,赵州和尚问:“以前来过吗?”回答说:“不曾。” 赵州和尚就说:“吃茶去。”一旁的院主就纳闷了,问赵州和尚说:“为什么来过的吃茶去,没来过的也吃茶去?” 赵州和尚就叫了一声:“院主!” 院主立刻应声答应。赵州和尚就说:“吃茶去。” 故事到此,仿佛并不是个完整的了结,反而给人生出更多的疑惑,这也许就是禅学公案的奥妙所在。未来过的人被请去吃茶,来过的也要去吃茶,而那个院主,怎么还要去吃茶呢?

这个公案,柏林禅寺的明海大和尚给出的解释是,三人均为当下的众生,全部去吃茶,便是要众生平等,而这三个人,虽背景不同,且也许性格迥异,但是在那一刻,全部是为“吃茶”一事和赵州和尚进行着对话,因此赵州和尚也就只有回应那个“当下”的问题的职责,这个回应与提问之人的前世、今生和未来,并无关系,只着眼于这个“当下”,便是答案的全部。

活泼泼的当下,生命的正在进行时。

禅,在尊重众生平等的同时,更是着眼于这个“正在进行时”。生命仿佛流水一般,川流不息,却又在每一刻,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新意。禅宗那一棒一喝,一段意味,一句不可言说,便是在这个正在进行的时刻,找寻内心和自我。

(来源:天下茶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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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秘,陆游与蒙顶山茶的不解之缘

  文人与茶在中国历史上永远是一个被人津津乐道的话题。中国茶文化博大精深,底蕴深厚,与中国文人的推波助澜是分不开的,中国文人为茶文化做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们与茶结下不解之缘,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至今仍口口相传,家喻户晓。

  谈及茶文化方面有影响的的古代文人,不能不首先说一个人,他就是南宋杰出的文学家、史学家、著名的爱国诗人陆游。他不仅是我国现有存诗最多的诗人,一生写了9300多首诗,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嗜茶诗人,仅茶诗就有320多首,是我国诗史上咏茶最多的诗人。其中,现存五首专写蒙顶山茶的诗歌。今逐一赏析,可管窥一豹其对蒙顶山茶(蜀茶)独有的情愫。

  一、陆游生平简介及其文学成就

  陆游(1125年11月13日-1210年1月26日),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宋孝宗、光宗时,历任镇江、夔州通判、福建及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朝议大夫、礼部郎中等职。陆游生逢北宋灭亡之际,少时受家庭爱国思想熏陶,高宗时应礼部试,为秦桧所黜。孝宗时赐进士出身。中年入蜀,投身军旅生活,官至宝章阁待制,晚年被劾去职归乡。

  陆游一生笔耕不辍,诗词文皆有很高成就。他的诗歌艺术创作,继承了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等人的优良传统,是我国文化史上一位具有深远影响的卓越诗人。他的许多诗篇抒写了抗金杀敌的豪情和对敌人、卖国贼的仇恨,风格雄奇奔放,沉郁悲壮,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他不仅是南宋一代诗坛领袖,而且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地位,是我国伟大的爱国诗人,世人称其为“小李白”。他一生著作丰富,有《渭南文集》、《南唐书》、《剑南诗稿》、《老学庵笔记》等数十个文集存世。《关山月》、《书愤》、《示儿》等名篇世代传诵;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等名句有口皆碑。

  二、陆游的茶情结

  陆游是一位好茶、知茶,从茶中得到大宁静、真淡泊的茶人。他出生在江南茶乡,当过茶官,晚年又归隐茶乡,对茶一直怀有深情。陆游的故乡绍兴,自唐以来便有日铸茶等名茶闻名遐迩,乡情风俗使其从小便对茶产生了真情。出仕后他又先后在福建、江苏、四川、江西及当时的京城浙江杭州为官。据宋史载,陆游于乾道八年(1172年)入川为宣辅使幕府。淳熙五年(1178年)任福建路提举常平茶事,在当时名倾朝野的北苑贡焙担任茶官。这些地方都是著名的茶叶产地,所以陆游有机会尝遍各地的名茶名水,并蒸煮入诗。

  陆游以诗记述的名茶,许多为陆羽的《茶经》所未有,因而大大丰富了中国茶的记载。由此,人们把他的茶诗视作《茶经》的“续篇”。 他的茶诗中提到了多种名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他家乡的日铸茶“囊中日铸传天下,不是名泉不合尝”;有天下闻名的四川蒙顶山茶和湖州顾紫笋茶:“饭囊酒瓮纷纷是,谁赏蒙山紫笋茶?” “焚香细读斜川集,候火亲烹顾渚春”;也有福建的壑源春茶:“遥想解酲须底物,隆兴壑源第一春”;有湖北的茱萸茶:“峡人住多楚人少,土铛争饷茱萸茶”等等。 陆游的这些茶诗记述了茶事活动的许多方面,细致描绘了茶艺活动的情节,真实写照了当时的品茶习俗,再现了广阔而绚丽多彩的宋人生活画面,成为反映宋代茶文化的一个窗口。他的茶诗对于我们全面了解宋代茶文化的特色和发展情况具有重要意义。

  陆游除了记录名茶,还深谙烹煮之道,对茶的功效亦十分了解。他曾写道“囊中日铸传天下,不是名泉不合尝”,是说好茶须以名泉烹煮,方能香味持久。“眼明身健何妨老,饭白茶甘不觉贫”,是说茶水既可健身防老,又能祛烦安贫;陆游还对茶能提神驱滞破睡之功效十分赞赏:“手碾新茶破睡昏”“毫盏雪涛驱滞思”。他常常一边煮泉品茗,一边吟诵炼句,与茶须臾不离。

  茶与酒,像一朵对生的“并蒂花”,总牵连在同一个枝头上。在中国古代,文人就恋这两朵“花”。他们或纵酒放歌,留下无数佳篇名作;或品茗论道,留下许多美谈佳话。陆游早年嗜酒,入福建任提举手采茶事之职,当了茶官之后,“宁可舍酒取茶”,直至晚年“毕生长物扫除尽,犹带笔床茶灶来。”自称平生有四嗜:诗、客、茶、酒。他一生嗜茶如命,在《八十三吟》中写道:“桑苎家风君勿笑,他年犹得作茶神。”以同族陆羽“茶神”自比,可见他真是“茶痴”一枚。他之所以能够成为我国历史上著作最丰的诗人,且活到了85岁,茶功不可没。

  三、陆游钟爱蒙顶山茶

  陆游与蒙顶山茶有着不解之缘。他一生颠沛流离,曲折坎坷,曾先后两次入蜀为官。一次是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年)46岁的陆游“细雨骑驴入剑门”,次年应四川宣抚使王炎的邀请,去宣抚使公署任平办公事。先后出任蜀州(今崇州市)通判、嘉州(今乐山市)知州,再任荣州(今自贡市荣县)代理知州等职。陆游宦游西蜀共计八年,他入乡随俗,深得蜀人品茶之妙。其间,深谙茶道的他自然对蒙顶山茶十分向往,以一尝为快。大概因为他在四川任职时间较长,所以对当时大名鼎鼎的蒙顶山茶知之甚多,爱之甚切,因而抒写并留下了五首吟咏蒙顶山茶的佳作。

  (一)《秋晚杂兴》:自作蒙山紫笋茶

  全文为:“置酒何由办咄嗟,清言深媿淡生涯。聊将横浦红丝磑,自作蒙山紫笋茶”。

  陆游毕生仕途坎坷,壮志难酬,爱情波折,晚年生活困顿,就以茶悟道和以茶修身养性来化解心中的郁闷。这首诗反映了诗人晚年生活清贫,无钱置酒,只得以茶代酒,自己亲自碾茶的情景。

  从诗中可看出,诗人精通茶艺,可谓行家里手,春来兴致突发,动手制茶。何以只制作紫笋,那自是蒙顶山茶乃茶中极品,其味馥郁芬芳。

  (二)《睡起试茶》:自候银瓶试蒙顶

  全文为:笛材细织含风漪,蝉翼新裁云碧帷。端溪砚璞斫作枕,素屏画出月堕空江时。朱栏碧甃玉色井,自候银瓶试蒙顶。门前剥啄不嫌渠,但恨此味无人领。

  一日,正是盛夏当头,堪称文豪中一代“茶圣”的陆游从午睡中醒来,但见窗外风景正好,便心花怒放,喜滋滋,乐陶陶,井中取水,点燃柴火,以水烹茶,再习惯地沏上一壶茶。此时,一抹扑鼻的茶香掠过,他一边品茶,一边信手提笔写下了这首《睡起试茶》诗。

  这首诗是诗人代表作之一,完全出于议政、议事,对当时的虚假、浮夸不实给予抨击。在写作上采用虚实结合,对比之下,给人深刻印象:名贵的材料做成细密的锦旗,自然风采涟漪,而轻薄之事却作为功绩载入官册。驰名端砚之石,可雕琢石枕,而白色的屏面,画上初出的月亮,使人感到落空。如此怪事,当时成了司空见惯。只有朱栏碧饰的玉色井和用银瓶汲水烹煮蒙顶茶才是真实的。门前不要嫌弃别人,做到平等相待,可恨这种道理无人知晓,说明当时社会黑暗不公。诗人发出感慨:蒙顶山茶这么好的滋味,可惜无人能够领会,可见诗人对蒙顶山茶的钟爱。

  (三)《效蜀人煎茶戏作长句》:谁赏蒙山紫笋香?

  全文为:“午枕初回梦蝶床,红丝小铠破旗枪。正须山石龙头鼎,一试风炉蟹眼汤。岩电已能开倦眼,春雷不许殷枯肠。饭囊酒瓮纷纷是,谁赏蒙山紫笋香?”

  诗中描绘了诗人碾茶、煎茶、饮茶、除倦一系列过程,并凭借茶事直抒胸臆。梦蝶典出《庄子·齐物论》: “昔有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后用 “梦蝶”为梦幻之意。 “山石龙头鼎”典出唐代韩愈《石鼎联句诗》: “巧匠斫山骨”, “龙头缩菌蠢。”即指石制的鼎,鼎盖作龙头形,陆羽《茶经》称之为 “风炉”。岩电,谓目光明亮如岩下闪电,《世说新语·客止》: “晋王戎视日不眩,裴楷说 ‘戎眼烂烂如岩下电’。”倦眼,眼睛疲劳,言饮茶解倦,倦眼既开,目光如电。殷枯肠,在空肠中发出春雷般的鸣声。诗人以岩电喻示茶的功效,使人明目、清心。春雷是指当时的权势、潮流,不断向正直、困扰的诗人发难(殷枯肠)。饭囊酒瓮,即酒囊饭袋,喻无能之人,只会吃喝不会做事。诗人以茶咏志,以蒙顶山茶象征仁人志士,谴责南宋朝廷官场中的酒囊饭袋处处皆是,而高贵优异的蒙顶山茶(蒙山紫笋茶在宋代已为蜀人广泛制作)品质没有人赏识。南宋偏安,苟且偷生,诗人空有北伐复兴的宏图大略,却不为朝廷采纳。这哪里是在品茶?诗人是借茶发问:放眼周遭,饱食终日碌碌一生者众,又有几人,识得蒙山紫笋茶的清纯高洁?

  以上三首诗都写于陆游在蜀中做官时,描写的是煎煮蒙顶山茶时的感受。一方面,诗人非常喜欢蒙顶山茶,起床之后自己动手一试风炉,充满对蒙顶茶香的渴求之情;另一方面,无论是“但恨此味无人领”,还是“饭囊酒瓮纷纷是,谁赏蒙山紫笋香”,都表现出对世人不识蒙顶茶味的愤懑之情。可见,蒙顶山茶在诗人心中,已成为仁人志士的化身,真是情真意切。

  (四)《病酒新愈独卧华凤阁戏书》:自烧沉水瀹紫笋

  全文为:用酒驱愁如伐国,敌虽摧破吾亦病。狂呼起舞先自困,闭户垂帷真庙胜。今朝屏事卧湖边,不但心空兼耳静。自烧沉水瀹紫笋,聊遣森严配坚正。追思昨日乃可笑,倚醉题诗恣豪横。逝从屈子学独醒,免使曹公怪中圣。

  淳熙元年(1174年)夏天,陆游豪饮醉卧,醒来后,自烧沉水,烹煮一壶蒙山紫笋茶,以洗却酒病之烦。他一边烧水煮茶,一边赋诗“自烧沉水瀹紫笋”,其中,瀹(yuè)是煮茶的意思,他还特地注明,紫笋茶是蒙顶茶上乘品类之一,滋味浓厚饱满:紫笋,蒙顶之上者,其味尤重。由此看得出,蒙顶山茶已跃然于心。品着茶,他开始思前想后,浮想联翩:那时诗人正处在南宋中期,金人不断入侵,国家命运岌岌可危。闻聊金人入侵之事,这些都是禁谈之言,回想起来很可笑,能够依仗醉言放纵写点伸张之诗罢了。只有自慰学习屈原,“人醉我独醒”。而历史上的曹丕黜去汉献帝自称皇帝才是怪中的圣人,而当今无赖之举仍然要按圣上旨意办事。他心情郁闷,时而狂呼,时而自困,便宽慰自己还是闭户与外界隔绝,或者不管政事静躺湖边,做到心静、耳静。他觉得这样饮茶,才是人生的一种境界。

  (五)《卜居》:蒙顶茶如正焙香

  全诗为:南浮七泽吊沉湘,西泝三巴掠夜郎。自信前缘与人薄,每求宽地寄吾狂。雪山水作中泠味,蒙顶茶如正焙香。傥有把茅端可老,不须辛苦念还乡。

  这首诗是诗人淳熙三年(1177年)初春作于成都(淳熙正是植茶始祖吴理真敕封“甘露大师”之时)。全诗反映的是,诗人离开家乡,逆江上行巴蜀。在诗人看来,巴蜀有蒙顶茶、雪岭水,能使人乐不思乡。这里的雪山指的是今日之西岭雪山,位于成都市大邑县与雅安市芦山县交界处,与蒙顶山紧邻。中泠指的是扬子江的中泠泉。我没有考证过陆游当年是否到过蒙顶山,但陆游对蒙顶山茶偏爱有加的诗句,正反映出那个时代蒙顶山茶非凡的影响和魅力。

  此诗描写的是,蒙顶新茶初采,诗人更是迫不及待地用雪水烹煮,自赏其妙,说这蜀中雪水,轻甘活洌,堪比天下第一泉中泠泉;蒙山紫笋,香高味长,更是不输于北苑正贡。

  我们熟知的“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是明代以来最为流行的吟咏蒙顶山茶的名联。而最早将“扬子江心水”与“蒙山顶上茶”相提并论的,正是“雪山水作中泠味,蒙顶茶如正焙香”这首诗句。后来,元代李德载在《元曲.赠茶肆》中称赞:“蒙山顶上春光早,扬子江心水位高。陶家学士更风骚。应笑倒,销金帐,饮羊羔”,可见茶肆广用中泠水来冲泡蒙山茶,已是当时饮茶者追求品质的体现。明代陈绛《辨物小志》写有“世传: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至此,历经300余年演变,此对联正式形成,并流传至今。

  由于茶在陆游的诗中经常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和象征而存在,因此他烹一壶香茗、啜一杯香茶时的诗作,经常会流露出他入世报国的襟怀和志向。透过以上五首茶诗,陆游怀才不遇,与蒙顶山茶为友,品茗自娱,自得其乐,那忧国而又飘逸的身影,犹在眼前。

  作者简介:陈开义,男,45岁,现任四川省雅安市茶办副主任。先后在《中华茶文化》、《茶博览》、《茶周刊》、《中国茶叶市场》、《中国茶业》、《走遍中国》、《星星诗刊》、《四川日报》、《四川农村日报》、《四川人大权力报》、《四川政协报》、《调查与决策》、《四川三农》、《农村建设》、《四川茶叶》、《四川省情》、《四川文学》、《四川旅游》、《四川文艺》、《县域经济》、《茶缘》、《四川水利报》和今日头条、北京茶叶网、亚太茶业网、茗边、茶旅世界等50余家媒体发表各类文章400多篇(件)。参与主编名山抗震救灾专著《撼魂》,参与编辑《茶祖故里行》、《吴之英评传》、《丰碑》等著述,作品曾多次入选《蒙山雅韵》、《蒙山春来早》、《撼魂》、《茶祖故里行》、《品味》、《蒙顶山》、《二郎山》等专辑,著有个人文集《杯中岁月》。先后有10多篇作品在省市各级征文比赛中获奖,先后参与主编《蒙顶山茶文化读本》、《蒙顶山丛谭》》等茶文化书籍,主编名山区文艺刊物《蒙顶山》和《雅安日报.今日名山》蒙顶文苑文艺副刊和编辑《蒙顶山茶》。现为雅安市作协全委会委员、雅安市茶业协会和茶叶学会常务理事、吴理真茶文化研究院副院长。

饮茶的精神

中国人饮茶,有喝茶和品茶之分。

将饮茶视为一种物质享受与精神陶冶。

宋代诗人陆游在诗中写道:细啜襟灵爽,微吟齿舌香,归时更清绝,竹影踏斜阳。对着手中香茗,细细观赏杯中茶汤颜色,轻闻茶的香气,品尝茶中滋味,陶醉享受茶的曼妙意趣,这是古人的品茗意境。明代田艺蘅在《煮泉小品》中也说道:煮茶而饮非其人,犹汲乳泉以灌蒿莸。饮者一吸而尽,不暇辨味,俗莫甚焉。乳泉,乃钟乳石上的滴水,甘美而清洌,饮茶若只是一吸而尽,不辨茶味,在田艺蘅看来,就如同以乳泉灌篙莸,那真是罪过。

唐代书法家颜真卿和茶友皎然、张骞、陆上修等,在一次品茶行令中组成一首脍炙人口的《五言月夜啜茶联句》。一开始陆上修说了一句:“泛花邀坐客,代饮引情言。”张骞答曰:“醒酒宜华席,留僧想独园。”李萼接着对曰:“不须攀月桂,何假树庭萱。”……之后皎然说道:“不似春疗醉,何辞绿菽繁。”陆上修马上接着说:“素瓷传静夜,芳气满闲轩。”直到有人对不出,方告一段落。这首联句中,“泛花”、“庭萱”、“素瓷”、“芳气”可以看出这群品茶活动,正在进行欣赏沫花、讲究器具、感受茶香等茶艺活动;六人各自别吟出别出心裁的诗句,以不同的角度描写了月夜饮茶的心境与意境,杯面泛起的白色茶花、聚首的茶席、月光下的茶会、茶的芬芳气味、茶色迷人的碧绿、饮茶的氛围感受,仿佛诗中都飘逸著茶的芬芳,令人有身深入其境的感觉。诗中可见唐代文人在茶会中,宾主相敬、和谐、气氛清闲雅致。看来不论行茶令、斗茶虽在求胜,仍见文人的沉潜细致。陆士修的啜茶联句中的“泛花邀坐客、代饮引情言”,也表达了茶在鍑内翻滚沸腾时、泛起白色水花,正是邀请好友共饮时,花香茶饮,更能引入诗境,增添茶趣。

宋代杜耒:“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诗中以竹炉的火红映衬寒夜,以客来访呼应竹炉的汤沸,将“以茶代酒”的雅趣,“以茶代客”的真性情,描写得淋漓尽致。好友寒夜来访,点起火炉围坐一起,虽没有美酒佳肴,寒夜中啜饮醇香的热茶,一杯香茗在手,不乏是文人雅士聚会时的趣味享受,这种“以茶代酒”的儒雅风习,至今仍令人们神往。

道尽中国文化的深刻底蕴,以茶待客,显示了主客之间的亲切温馨,表示了主客对品茗的喜爱,不论梅花不论窗前月,尽在一杯茶饮中。将茶提升到一种含蓄又深情的境界。清代郑清之的诗句中也有“一杯春露暂留客,两腋清风几欲仙”,诗中表达以茶留客的情意,更道出饮茶后飘飘欲仙的感受,中国人自古好茶,不仅客来敬茶,还以茶留客。

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提到:天下之士,励志清白,竞为闲暇修索之玩,莫不碎玉锵金,啜英咀华,较筐箧之精,争鉴裁之别。

据宋、明人的文献纪载,斗茶概括有:(一)斗茶品—斗汤色、水要活、茶要新、汤色要鲜红。(二)斗水痕—水痕出现早晚、汤花咬盏时间久者得胜。(三)行茶令—席间吟诗作对较劲。茶令最早出现在唐宋时代,如唐代颜真卿等人的接龙、宋代李清照著名的一问一答,“接龙”可以视为茶令的一种形式,就是以联句续诗的形式,一人一句接下去。

明代《吴门四才子佳话》中有一段四位友人一日结伴同游,酒足饭饱后,至一茶庄饮茶,以品茗为题,各吟一句连成一绝。

联句如下:午后昏然人欲眠(唐伯虎),清茶一口正香甜(祝枝山),茶余或可添诗兴(文征明),好向君前唱一篇(周文宾)。

茶庄老板对此四连联句赞赏有加,祝枝山建议将诗诵于老板,以换取四包好茶,主人欣然允诺,取来四种茶叶,谓之“四贤茶”,从此泰顺茶庄声名远播,成一佳话。伴随著散茶的发展,明初饮茶方式各家分呈,承袭传统也有创新。

明代茶人或有隐逸遁世者,常以山水自娱,追求忘却尘世烦恼,淡雅高洁的品茶意境,饮茶讲求趣味,对茶具茶汤亦皆有所要求,可说是浪漫苏醒的年代,明许次纾《茶疏》写道:未曾汲水先备具。必洁必燥,开口以待。盖或仰放,或置瓷盂,勿竟覆之案上,漆器食器,皆能败茶。先握茶手中,俟汤既入壶,随手投茶汤,以盖覆之。三呼吸时,次满倾盂内。重投壶内,用以动荡,香韵兼色不沉滞。更三呼吸顷,以定其浮薄,然后泻以供客。则乳嫩清滑,馥郁鼻端。病可令起,疲可令爽。吟坛发其逸思,谈席涤其玄衿。

明屠隆《考槃余事》中提及,明代茶人一向主张:茶之为饮,最宜精行修德之人。兼以白石清泉,烹煮如法,不时费而兴。能熟习而深味神融心醉,觉与醍醐甘露抗衡,斯善赏鉴者矣!使佳茗而饮非其人,犹汲乳泉以灌嵩莱,罪莫大焉!有其人而未识其趣,一吸而尽不暇辨味,俗莫甚焉!由此可见明人饮茶时不论对象、烹煮、品味、相当的讲究,讲求闲适、真趣、清赏超越性灵的生活态度。

清代中叶的诗人袁枚是一美食家,他的著作《随缘食单》上有一段他在武夷山与寺僧品饮的记载,寺僧以当地名茶武夷岩茶款待他。食单上写道: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橼,每斟无一两,上口不忍遽咽,先闻其香,再试其味,徐徐咀嚼贴之,果然清香扑鼻,舌有余甘,一杯之后,在试一二杯,令人释躁平矜,怡情悦性,尽得个中三味。

这段话同时也凸显了岩茶的茶性,因其茶气强,滋味醇厚,故而品饮时不宜大口,宜浓不宜淡,所以袁枚诗中说杯要小、壶要小、须慢慢品饮方能释躁平矜。功夫茶俗不但要闻香试味,也要能平矜悦性,连带地也讲究茶具,所谓“功夫茶四宝”,要求的就是茶汤浓郁、饮茶先嗅其味,再品其韵,杯以“若琛”最佳,约在10至20毫升。根据清代袁枚所言:“余尝尽天下名茶,以武夷山顶所生,冲开白色者为第一。”烹茶需要用到的器物很多,每一器皿都很讲究,但以茶杯最为重要,这也是品茶人最在乎的,是品饮者直接接触的器物。清冒襄在《岕茶汇钞》中提到:茶壶以小为贵,每一客一壶任独饮,方得茶趣,何也?壶小香不涣散,味不耽搁,况茶中香味,不先不后,洽有一时,太早未足,稍迟已过,个中之妙,清心自饮,化而裁之,存乎其人。所以袁枚说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橼,可见袁枚品茶已达至高之境,能够清新自饮,体会杯中茶趣。

品茶文化在明清以后,出现了反璞归真的现象,茶人借由品茶过程,实现精神上的企求,让心灵得以抚慰,像朱权作为明太祖朱元璋十六子,为了“破孤闷”而专注研究茶,避世写了《茶谱》潜心茶道,提出了以茶悟道的观点,认为探究造化,是要从烧水煮茶开始。文征明嗜茶,为人正直,不事权贵,淡泊仕途以茶示决心,赋诗作画,有诗吟:门前尘土三千丈,不到薰炉茗碗旁。可见他以避世为乐,以饮茶为欢的高尚境界,任凭门前车马喧闹,依然淡定的在茶炉边烹茶,品茗自乐。还有张岱的以茶会友,他说:非大风雨至,非至不得已事,必至其家,啜茗焚香,戏谈谑笑,十三年于此。除非刮大风下大雨,十三年来每天造访云谷,显示两人的茶谊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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