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5日，贵阳观山湖区黔贵国际商务中心华彩文化大讲堂中茶香阵阵，诗词缭绕，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省茶文化研究会会长傅传耀与大家共赏中国茶诗之美。
现将现场演讲内容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各位茶友大家下午好!
这个演讲是首长安排的，接不接受是态度问题，讲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希望大家原谅。
作为茶文化研究会的会长，有点儿惭愧，五六年前连茶都不会喝，后来接受这个任务以后，研究倒是谈不上，但是学习确实还是挺认真的。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茶与诗词，他们之间的关系，他们是怎样一路走来，准备去哪里，以及这个茶和诗都给我们讲述了些什么。
首先，我们看这首童谣。
《茶乡童谣》 (节选)
长的矮矮丫，开的白白花，
绿了千千岭，清醒万万家。
这首童谣是湄潭、遵义这些地方将它印入教材的，幼儿、小学、初中、茶学，教材里都有这一首诗。虽然短，但是说了三个特性：生物，生态，功能特性。所以这首童谣非常流行，还有一年，把它谱成了一首歌，参加了贵州歌曲创作大赛，还获得了三等奖。
那么，诗是什么时候和茶结缘的，茶又是什么时候走到诗里去了呢。首先，我们来看《诗经》，《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公元前11-6世纪的诗305篇，分为：风、雅、颂，运用赋、比、兴手法。孔子评价它：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风”讲的是林间，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全国各地唱山歌的那种;“雅”就是皇城周围的事，比如春游，郊游;“颂”就是宫廷里面祭祀用的。
1、谁谓荼苦，其甘如荠。(邶风·谷风)
2、采荼薪樗，食我农夫。(国风·七月)
3、出其闉闍，有女如荼。虽则如荼，匪我思且。(郑风·东门)
“荼”有被译成小野茶，白毛根的，无论怎么理解翻译，只要贴近就行，我是将它译成茶。5000年前也有荼，即茶之说。
下面，我们来到汉代，最近我去了陕西一趟。汉代文景之治的皇帝刘启他的墓打开以后呀，里面找到了茶叶，是用罐子装的，并且罐子打开后茶叶就跟刚开封的一样，非常的新鲜。他们已经申报了吉尼斯纪录，这是最早的茶。汉代关于茶的诗很多，我们介绍一位叫左思的诗人。他这个人长得非常丑，个子又比较矮，形象不咋的，但是才华横溢。左思——曾作《三都赋》，造成洛阳纸贵，陆机辍笔。
《娇女诗》左思 (节选)
吾家有娇女，皎皎颇白皙。
小字为纨素，口齿自清历。
其姊字惠芳，面目粲如画。
贪华风雨中，倏忽数百适。
心为荼荈据，吹嘘对鼎立。
这首诗非常有趣，是写自家两个女儿的，诗人写诗不要去写遥远的地方，就写身边最熟悉的人，最熟悉的事。他将两个女儿天真稚气，活泼可爱的情态，淘气的性格，聪惠娇憨的形象描写得淋漓尽致。
接下来，就是唐朝。唐朝的茶文化，我们茶界有一句话“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兴于唐,盛于宋,明清时遍及中华。”这里面还有很多历史，最近我把它们都理清了，包括每一个朝代，都与茶有关。唐朝的茶文化，有三个标志性的事件。
1、入诗;数以千计。
2、《茶经》横空出世;陆羽一生为墨客，数代为茶仙，尤其对贵州茶推介词，妇孺能颂，老少皆知，现在仍然是教科书式的，所以称他为“茶圣”。世人评价他“一生为墨客，数代为茶仙”。
3、丝绸之路，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到日本、韩国。日本和韩国现在的茶文化茶道就是当时唐朝和宋朝流传过去的。所以，唐朝的茶不仅影响中国，更影响了世界。
这里面有许多诗，我们先来说说李白。
李白(701年—762年)屡试不第，靠认识贺知章和玉真公主，出仕翰林成玄宗伴友，厌倦这种有名无实宦官生活，自醉自缢，呼不上朝，安史之乱为永王作诗，后被流夜郎。伟大的浪漫主义诗圣。有《将进酒》、《望庐山瀑布》、《蜀道难》等，都是名篇。
《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
常闻玉泉山，山洞多乳窟。
仙鼠如白鸦，倒悬清溪月。
茗生此中石，玉泉流不歇。
根柯洒芳津，采服润肌骨。
丛老卷绿叶，枝枝相接连。
曝成仙人掌，似拍洪崖肩。
举世未见之，其名定谁传。
宗英乃禅伯，投赠有佳篇。
清镜烛无盐，顾惭西子妍。
朝坐有馀兴，长吟播诸天。
茶就是生长在这样一个乱石当中，所以非常的好，采这样的茶喝了以后，皮肤都不用补水，肌骨也会很健康，这上面一段讲了玉泉山神话，它的茶和水都非常的好。
下一首，是元稹。“元·白”，新乐府诗人。
《一七令·茶》
茶。
香叶，嫩芽。
慕诗客，爱僧家。
碾雕白玉，罗织红纱。
铫煎黄蕊色，碗转曲尘花。
夜后邀陪明月，晨前独对朝霞。
洗尽古今人不倦，将知醉后岂堪夸。
这是一首很有名的宝塔诗，从嫩芽开始一直到饮后感觉，骚客慕，和尚爱，红绫包，玉石碾，非常珍贵。煎出花心黄色，碗转生着小花，喝到深更，直饮到日出，谈尽人生烦恼还在喝，谁说茶不好，茶真的就非常好。
下面的这首诗很有趣，劝我们多喝茶，少喝酒。
《饮茶歌诮崔石使君》皎然
越人遗我剡溪茗，采得金牙爨金鼎。
素瓷雪色缥沫香，何似诸仙琼蕊浆。
一饮涤昏寐，情来朗爽满天地。
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
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
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
愁看毕卓瓮间夜，笑向陶潜篱下时。
崔侯啜之意不已，狂歌一曲惊人耳。
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
驱赶瞌睡，神清气爽，心旷神怡，得道成仙，酒鬼毕卓丢人，笑陶潜已饮酒，崔候你崔刺史醉酒失态，颂道人，唯有丹丘子懂茶，讽酗酒，劝饮茶。这是写得非常生动的，就是告诉我们要多喝茶，少喝酒。
《七碗茶》这首诗是一定要仔细认真介绍的，因为卢仝他写的诗不多，这位老先生破屋几间，穷困潦倒，他的图书满架，终日苦读喜欢读书，都是靠和尚或者邻居赠米才能过日子，博览经史，工诗精文，不愿仕途，人敬茶仙，“甘露之变”与王涯几位好友在宰相家喝酒，后来被人逮住诛杀。
《七碗茶》(节选)
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
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
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
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
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蓬莱山，在何处?
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
很直白生动，把茶的功能描绘得淋漓尽致。
说了这些人，还有一个人给你们说一说，杜甫。他六七岁时就特别有思想，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也是终身无第，文凭都不高。他爹是知府，那时的他玩得很开心，游遍了北方的名山大川，有点不思进取了。最后呢，长于动乱当中，安史之乱这些对他都有影响。虽然他的职务不高，但是诗确实写得好。
《重过何氏五首》(节选)
落日平台上，春风啜茗时。
石栏斜点笔，桐叶坐题诗。
翡翠鸣衣桁，蜻蜓立钓丝。
自今幽兴熟，来往亦无期。
这是一幅山水田园，恬淡悠闲的水墨画，非常美，非常漂亮。
现在，说过了杜甫，我们再说一个有重量级的人物一白居易。白居易他的父亲也是做官的，父亲担任过县令，他自己是个进士。后因敢于直言被贬谪，他也是现实主义诗人。他喜欢喝茶养身，活到了78岁，算是那个时期年龄最大的诗人了。
《茶山境会亭欢宴》
遥闻境会茶山夜，珠翠歌钟俱绕身。
盘下中分两州界，灯前各作一家春。
青娥递舞应争妙，紫笋齐尝各斗新。
自叹花时北窗下，蒲黄酒对病眠人。
他写的这首诗，有两种解，但是我觉得呢主要是我选取的这一种，是唐朝喝茶，开始斗茶，看你的茶好还是我的茶好。就像现在的斗茶赛，贵州这类活动就特别多，像秋季斗茶赛、春季斗茶赛等活动。他把当时茶艺表演、茶事活动以及斗茶的盛况写下来，让我们身临其境，很生动。
下一首呢，也是白居易的诗，选了几句，因为白居易他以茶为主题的诗有8首，涉及茶的有70多首，在这几个诗人当中他是写诗写得最多的。比如说《自题新昌居止》这一首：春风小榼三升酒，寒食深炉一碗茶。茶酒不分家，爱酒不弃茶。何其的洒脱舒适呀。
还有《山泉煎茶有怀》：坐酌泠泠水，看煎瑟瑟尘。无由持一碗，寄与爱茶人。所以，这个写出了仪式感、祭祀感。喝茶本来就是很有仪式感的，现在清明节祭奠时还会倒一壶茶，庙上那些敬的都是茶而不是酒。唐朝关于这方面的诗很多，我就选取这几首给大家分享。
然后我们进入宋朝，“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几个巅峰，我们说宋朝，就是词。我们来看看词又是怎样描绘茶的呢?
首先，我们来看陆游的，陆游(1125年—1210年)南宋爱国词人，出官宦之家，名门望族，其父宰相陆佃，游两仕应考，与秦桧有怨，未第。仕途不畅，后桧亡，升官至大理寺司直兼宗正薄，兼具浪漫与现实，诗好于词，重于词。兼具浪漫与现实主义。
《渔家傲·寄仲高》
东望山阴何处是?往来一万三千里。
写得家书空满纸。流清泪，书回已是明年事。
寄与红桥桥下水，扁舟何日寻兄弟?
行遍天涯真老矣。愁无寐，鬓丝几缕茶烟里。
这首词是在他落魄时所写，虽然调到四川工作，按照他们看来就是被贬谪啦。蜀越万里之遥，给家里信哪年哪月才能收到回信，我的兄弟家人何时能相聚，借茶消愁，夜不能寐，以茶相伴，两鬓染霜。
苏轼，进士，文笔很硬，晚年被贬，他很有特点，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泛，清新豪健，独具风格。
《西江月(茶词)》
龙焙今年绝品，谷帘自古珍泉。
雪芽双井散神仙。苗裔来从北苑。
汤发云腴酽白，盏浮花乳轻圆。
人间谁敢更争妍。斗取红窗粉面。
谷帘珍泉，北苑雪芽，这是举世无双的绝配。
欧阳修，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双井茶》
西江水清江石老，石上生茶如凤爪。
穷腊不寒春气早，双井芽生先百草。
白毛囊以红碧纱，十斤茶养一两芽。
长安富贵五侯家，一啜犹须三月夸。
宝云日铸非不精，争新弃旧世人情。
岂知君子有常德，至宝不随时变易。
君不见建溪龙凤团，不改旧时香味色。
西江双井茶，早于百草生，特别独芽，那是珍品，就连长安达官贵人喝了都赞不绝口，不是其它不好，人们喜欢弃旧宠新，建溪龙团凤饼，色、香、味都非常好。
还有一位老先生，黄庭坚，他是江西九江双井人，21岁进士从县尉到吏部员外郎，太平知州，书香门第，人才辈出，有30多位进士因铁龙爪治河直言，被贬涪州别驾，安置黔州(彭水)。他后来贬谪的范围就是贵州铜仁、道真这些地方，所以他对贵州特别了解。
《品令·茶词》
凤舞团团饼。恨分破、教孤令。
金渠体净，只轮慢碾，玉尘光莹。
汤响松风，早减了、二分酒病。
味浓香永。醉乡路、成佳境。
恰如灯下，故人万里，归来对影。
口不能言，心下快活自省。
他还有一首《阮郎归》，专门写贵州茶，为贵州茶做的广告。
《阮郎归》黄庭坚
黔中桃李可寻芳。摘茶人自忙。
月团犀胯斗圆方。研膏入焙香。
青箬裹，绛纱囊。品高闻外江。
酒阑传碗舞红裳。都濡春味长。
春天里黔中桃花时节，正是人们采茶时候，龙团凤饼是圆是方，碾好膏烘焙提香，用粽叶包裹，再用绛红色囊装，要品到高香，要到外江去。一阵光觥交错之后，都濡的春茶味道正，韵味长。
我今年花了许多功夫，整理了贵州茶的历史，从一百六十四万年拟到近代，贵州茶文化真的是博大精深，有其特点，说不谦虚一点，可能在全国都是非常好的。那为什么影响不大呢，因为我们大家传授得少，还有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人家都觉得非常好，我们反而觉得不好。
宋词还有白玉蟾写得也非常好，他写的是怎么采茶。
《水调歌头·咏茶》
二月一番雨，昨夜一声雷。
枪旗争展，建溪春色占先魁。
采取枝头雀舌，
带露和烟捣碎，炼作紫金堆。
碾破香无限，飞起绿尘埃。
汲新泉，烹活水、试将来，
放下兔毫瓯子，滋味舌头回。
唤醒青州从事，战退睡魔百万，
梦不到阳台，两腋清风起，我欲上蓬莱。
一阵春雷，一夜春雨，茶出芽了，还是建溪的早哇，采两叶一心，来不及等了，捣碎成紫云堆，用刚取井水来煮，砸了一口放下杯子，回味无穷，头脑清醒，睡魔逃盾，没有梦臆，两腋生风，直上蓬莱。他写的这个诗，就是对喝茶的一种感觉形式，这是白玉蟾。
那么接下来我们到了元朝了，元朝是元曲，元朝的曲，最流行的《刘行首》二折念白中是这样说的：教你当家不当家，及至当家乱如麻;早起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茶已经成为现在的日常生活，这代表了宋朝茶的普及。
我跟朋友之前在北京去了马致远的故居，在半山腰上，有一个房子。他与关汉卿、郑光祖、白朴并称“元曲四大家”。1207年向孛儿只斤·真金献诗获赠官员，且念己身自年幼，写诗曾献上龙楼，后真金亡故，到浙江做官。
《青衫泪》(节选)
遮莫他耳听春雷，茶吐枪旗。
着那厮正赶到五岭三湘建溪，干相思九万里。
《沉醉东风》(节选)
这茶呵采的是一旗半枪，来从五岭三湘。
泛一瓯瑞雪香，生两腋松风响，润不得七碗枯肠。
辜负一醉无忧老杜康，谁信您卢仝健忘。
五岭三湘一芽一叶茶好，还没有像卢仝七碗茶，酒也醒了，神亦清了，辜负了老酒杜康，正如李时珍说的益思健脑。所以喝茶不会有老年痴呆症，他会刺激我们的多巴胺，不断产生多巴胺然后更新新的，人就不会有老年痴呆症了，喝茶的人都不会有老年痴呆症，这就是喝茶的好处。
还有王实甫，写了《丽春堂》、《破窑记》啊，他是谈恋爱的专家，所以他写这些诗写得非常生动形象。
《丽春堂》(节选)
也无那采薪的樵子，耕种的农夫，往来的商贾，谈笑的鸿儒，做伴的茶药琴棋笔砚书。
不管你是樵夫、农民、商人、骚客，做为人生最好伴侣是茶、药、琴、棋、笔、砚、书。其中就有茶。
虞集他也有很多经典之作。
《题苏东坡墨迹》虞集(节选)
老却眉山长帽翁，茶烟轻飏鬓丝风。
锦囊旧赐龙团在，谁为分泉落月中。
下面，我们来到明朝。唐伯虎大家只记得她点秋香，其实他不仅仅是点秋香，他是书法家，是诗人，也是画家，画画得非常好。乡试解元，京师参试，卷入徐经科场舞弊案，被贬为浙藩小吏，穷困潦倒，画笔墨细秀，布局疏朗，书法奇峭俊秀，洒脱飞逸。
《事茗图》
日长何所事，茗碗自赏持。
料得南窗下，清风满鬓丝。
无所事事，端碗嗨喝，两耳不闻窗外事，岁月逝去腮白发，头发都喝白了。
《咏惠山泉》文征明(节选)
少时阅茶经，水品谓能记。
如何百里间，惠泉曾未试。
大概意思就是:小时能记得陆羽茶经，怎么没有见过惠泉水呢，实在是很珍贵啊。
《和竹茶炉诗》祝枝山(节选)
仙掌分来自玉泉，呼童试向竹炉煎。
这又讲到了玉泉山，看来玉泉山的茶是真的好呀。来了玉泉，有仙人掌茶，叫小伙伴在竹炉上慢慢煮。
《茶烟》瞿佑(节选)
石鼎火红诗咏后，竹炉汤沸客来时。
最开心的是什么?朋友咏诗后，有杯热茶，正好碰上。他是描写了品茶的这种感觉。
到了明清时期，这个时期的小说特别出名，明清最大的特点就是“融合”，喝茶的形式也融合在了一起。
我们先来看看乾隆，在位60年，实际63.4年，掌权最长，也最长寿89岁，与祖父、父亲创造康乾盛世，落日辉煌，文治武功，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民族融合，但史治腐败，闭关锁国，名言是“为君不可一日无茶”。
我们来看看他《冬夜烹茶诗》这首诗。
《冬夜烹茶诗》
清夜迢迢星耿耿，银檠明灭阑膏冷。
更深何物可浇书，不用香醅用苦茗。
就中武夷品最佳，气味清和兼骨鲠。
葵花玉銙旧标名，接笋峰头发新颖。
灯前手擘小龙团，磊落更觉头炯炯。
水递无劳待六一，汲取阶前清渠井。
阿童火候不深谙，自焚竹枝烹石鼎。
定州花瓷浸芳绿，细缀慢饮心自省。
饮罢长歌逸头谊，举首窗前月移影。
深夜月明星亮，点灯油脂膏清冷，深夜是用什么伴读书，只用比较苦的茶，武夷山葵花都非常好，小龙团喝起来，头脑更清醒，小伙伴不太懂烹茶，把竹枝炉都烧糊了。用青花瓷浸泡绿茶茶汤，慢慢品心情舒畅，乾隆爱茶、品茶非常专业，是喝茶健康长寿，益智的铁证。
《小廊》郑燮
小廊茶熟已无烟，折取寒花瘦可怜。
寂寂柴门秋水阔，乱鸦揉碎夕阳天。
说的是家里面非常贫穷，只是有着煮熟的茶，茶并没有帮他解决掉孤闷。
曹雪芹是必不可说的，曹雪芹(1715年—1763年)出身豪门，时运不济却写成不朽百科全书式的作品，我总结了三句话：满纸荒唐言，一把心酸泪，半盏清茗香。里面有五六十回写道茶，其中还有一个章节专门写茶。
《夏夜即事》(节选)
倦绣佳人幽梦长，金笼鹦鹉唤茶汤。
窗明麝月开官镜，室霭檀云品御香。
讲的是茶普及到鹦鹉都叫倒茶，倒茶。家里比较讲究，檀香茶案上品，茶香。
《冬夜即事》(节选)
女儿翠袖诗怀冷，公子金貂酒力轻。
却喜侍儿知试茗，扫将新雪及时烹。
小姐们翠袖搓手还冷，公子们穿貂衣用酒也还未暖身，好在丫环侍女们到外面扫雪烹茶也很惬意。
最后，到了近代。
《咏铁观音茶》陈彬藩
铁色皱皮带志霜，含英咀美入诗肠。
舌根未得天真味，鼻观先闻圣妙香。
他提倡观型、品味、闻香是品茶三道程序，现在也很适用。
《吟茶诗》赵朴初
七碗受至味，一壶得真趣。
空持百千偈，不如吃茶去。
卢仝七碗是至爱，一壶体会乾坤，对百千偈语设有理解真谛，不如去喝茶。
《煮茶品茗》无名氏
清池竹舞引高朋，玉树摇香翠笛笙。
一阵蛙鸣催雨落，茶烟缥缈送荷风。
湖边朋友聚会丝竹缭绕，蛙鸣雨下，茶缥荷风，一种万事皆空纯享受。
《煮茶》
设茗邀雨煮风尘，
瓯碗投云戚戚斟。
园外喧嚣名利过，
小楼嘉客赛茶神。
看淡红尘烟雨，朋友聚会赛过神仙。
苏步青(1902年—2003年)教育家、院士、数学之王，体现了大家博学。
《试新茶》
客中何处可相亲，碧瓦楼台绿水滨。
玉碗新承龙井露，冰瓷初泛武夷春。
皱漪雪浪纤纤叶，亏月云团细细尘。
最是轻烟悠扬里，鬓丝几缕未归人。
我们提倡的是贵州冲泡，只有茶汤，看不到茶叶。这个老人也是饮茶健康的形象大使，一百零一岁。
至此，古人就将喝茶的时间说得差不多了，简而言之，我建议大家每天10克茶，工作高效8小时，健康工作50年，快乐生活一辈子。
其中，茶给我们带来的益处太多了。首先，茶有：醒脑、提神、愉心怡志、润肤、健骨、祛湿、解毒等功能。古人是凭借感觉和印象，现在是有科学依据的。
说到这里，就算告了一个段落，贵州到处都在炒古茶树，贵州有200多万株古茶树，细说起来没有哪里的古茶树能有我们贵州省那么多。贵阳普安县就有5万多株，贵安新区一个小小的村就有8万多株。
《茶王自擂》
雄踞龙头上，立地破天窗，
环顾八万里，舍我敢称王。
在普定林场，龙头山上有古茶树，相传有3000多年历史。
那么哪里的茶早呢，水城春有一句话叫“万绿从中一翠芽，深藏贵州屋脊下。神州尚未闻惊雷，赢得东风第一把”水城春的茶非常甜，特别好喝。
《普安红茶》
艺出武夷正山宗，金汤回甘味爽浓。
茶客欲问哪杯好?仙家首推普安红。
贵州最好的红茶就是武夷山红茶。
最后，把一首《乡愁是一片茶叶》送给大家。
《乡愁是一片茶叶》(余光中原韵)
离家时，
乡愁是一座茶山，
采茶的山妹子在上头，
搓茶的老阿妈在下头。
后来呀
乡愁是一个茶罐子，
滚烫的茶水在里头，
残缺的土碗在外头。
再后来，
乡愁是一碗茶汤，
欢笑挂在父亲的眉头，
说不完的故事飘荡在屋头。
现在呢，
乡愁是一片绿绿的茶叶，
游子的脚步在天涯那头，
说不出的滋味深深埋在心头。
尤其是远方的游子，远在他乡想起自己家乡时候的场景，这首诗是在“天下贵州人”一次演讲上的一首诗。当时，说好多人热泪盈眶，甚至还有一个人泪流满面，然后仰天长啸，说：“这也算诗吗?”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赵宇飞先生。
谢谢大家!
来源：贵州茶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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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元时期的中日茶文化交流
北京大学 滕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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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南宋、元时期的中日交流
北宋的亡国皇帝宋徽宗（1100-1126在位）曾多次主动与日本官方联系，催促建立国交。但均由于日本政府的不称臣政策而被搁置。致使北宋期间中日两国间的关系终未获得突破性的发展。北宋末期，日本政府对中国商船采取限额政策，致使许多中国商船避开官营港口，直接驶入由私家庄园管制的港口，直接与庄园领主进行私贸易。所以1116年以后的一段时间，中国商船在日本史料上几乎绝迹。而南宋初期，中国朝野不安，中国方面也没能继续进行与日本的外交活动。直至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南宋才与金达成和议，双方休战，南宋政权始得稍安。其后，南宋渐次展开与周围各国的交往。
其间，日本新兴的武士势力--平氏集团崛起于政坛。而平氏集团的起家与成功与日宋贸易有密切的关联。其代表人物平清盛（1118-1181）的父亲平忠盛（1069-1153）曾任现佐贺、冈山、兵库地区的知事，1129年和1135年又两次担任濑户及四国地区海域的清剿海盗的总指挥。所谓海盗是指有水军活动能力的沿海豪族。他们首先要劫持的就是从中国来的商船或唐物。身为清剿海盗总指明挥的平忠盛终于没能抵挡住唐物的诱惑，于1133年在他担任肥前国神崎庄园的总代管时染指了私贸易。肥前国即现在的佐贺县，神崎庄园位于临海，面对着宋船出没的对马海峡，是鸟羽上皇（1103-1156）的私有庄园。平忠盛与皇族关系甚密才获此要职。据记载，1133年平忠盛假传圣旨，将南宋商船的唐物攫为己有。平忠盛的儿子平清盛继承了父亲在西日本的种种要职，曾担任现熊本、广岛、兵库地区的知事，并在1156年的保元之战和1159年的平治之战中大胜源氏，赢得了皇族的信赖。1160年被破格提升为宰相助理，1167年又被任命为宰相，统揽了国政大权。
平氏一族早就尝到了进行日宋贸易的甜头，平清盛上任后便迫不急待地把私贸易变成了公贸易。在平清盛上任宰相的三年前，即1164年，恰巧南宋一方也与金议和，政局转入安稳期，正谋求与周边国的交往。于是一拍即和，一场规模浩大，以日本商船和日本僧侣大量来华为主要方式的中日交流高潮便拉开了序幕。
平清盛为了使宋商船停泊在离京都最近的海域，以减少唐物运输中的损耗，特地修建了大轮田泊港（即现在的神户港的前身）。为了疏通宋商船通过的濑户海道，平清盛还特别开凿整治了音户水道。平清盛在神户港附近修建了福原离宫，专门用于监理日宋贸易。1170年，在平清盛的安排下，后白河法皇（1127-1192）亲临福原离宫接见了南宋商人。平清盛以此大造舆论，扩大对宋贸易交往之声势。
1172年，南宋明州（现宁波）地方政府派人给日本政府送去牒状和礼品，牒文中有“赐日本国王” 提法。对此，日本朝野多有议论。有人提出应立即返却牒状，辞退礼品。而平清盛却出于扩大日宋贸易，以此来支撑虚空的国库的考虑。于1173年3月毅然给中方发了复牒，并以后白河法皇（注1）和他本人的名义分别还礼。其礼品有：砂金、剑、泥金工艺盒等。《宋史·日本传》中记载道：“乾道九年（1173）始附明州纲首，以方物入贡”。平清盛以屈尊的代价换取了日宋贸易的莫大利润。平清盛的嗣子平重盛（1138-1179）曾任四国地区的伊予国（现爱媛县）的知事及清剿海贼的军事指挥。子继父业，平重盛也是一位热衷于日宋贸易的武将。1177-1179年间，平重盛派部下妙典7次入宋进行贸易。所获利润不可计数。
就这样，新兴的武士集团--平氏通过日宋贸易稳定了国库的支出，攫取了积山的财富。《平家物语》在描写平氏家族的财产情况时说：“日本全土共有66国，而平氏一族就占了30多个，其外另有无数的田庄。他家里绮罗充室、花锦酒堂、轩骑群集，门前若市。家中有扬州之金、荆州之珠、吴郡之绫、蜀江之锦、七珍万宝无有缺漏。”其中所云扬州、荆州、吴郡、蜀江等地名无疑都指的是中国的一些地方，其金、珠、绫、锦等宝物也无疑是来自中国的物产。
平清盛不仅自己热衷于日宋贸易，还废除了二百年来的国人不许私自下海的政令，引得豪族、平民、僧侣们争先恐后地涌进南宋。一时间，入宋的日本船只“轴舻相衔”。这从南宋期间120人的来华日僧及南宋15人的东渡僧均是利用来往商船这一史实中可得知其频度。但其中有不少设备不佳的商船遇难海原，漂泊至中国东南沿海。《宋史·日本传》中就记载：“（淳熙）三年（1176），风泊日本船至明州，众皆不得食，行乞至临安府者复百余人。诏人日给钱五十文，米二升，俟其国舟至日遣归。”据《宋史》载，1183年、1193年、1200年、1202年均有类似事件发生。至1254年，日本政府畏惧西日本地方豪族的经济实力因日宋贸易而过度增强，便下令其后每年驶宋日船限为五艘，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南宋末期日船来华的频度。
1271年元朝建都北京，版图空前。忽必烈在六次遣使通谕日本臣服而遭拒绝的情况之下，于1273年、1281年两次征伐日本。但由于蒙古族军人不习水战，雇佣来的南宋降兵和高丽降兵无心作战，及日本全国上下的奋起抵抗等原因，两次征伐均遭惨败。由此，整个元代期间中日两国政府间没有正式来往。但民间商船的往来却频繁异常。据统计：自1277年至1364年的87年中有42队日本商船入元进行贸易，元朝商船也有一队到达日本。几乎两年便有一队商船往来于中日之间。其中1279年入元的四艘日本商船上竟载有2000余日本人。来往的僧侣的人数也创下了中日交流史上最高记录，自1296年至1368年这70余年中，名留史册的入元僧就达220人，另有13位东渡的中国僧人在录。
虽说日本与元朝没能建立官方关系，但日本政府却以特殊的形式参与了日元贸易。除了借嫡系商人之名参与民间贸易之外，还设立了一种以筹集某项政府工程资金为名而派送的半官方性质的商贸船。1325年，日本政府为筹建整修建长寺的费用而派出了“建长寺船”、1332年以同样的名义派出了“住吉神社船”、1341年又派出出“天龙寺船”。自天龙寺船以后，这种半官方性质的贸易船被统称为天龙寺船而每年来往于中日之间，成为了日本国家财政的补充渠道。这种船出海时有禁卫军护航，装载优质的金砂、泥金漆器、刀剑等日本高档商品。自然，换回的唐物也是最上等的，可卖出高价的。这些贸易船名义上属于民间商人，回来后必须向日本政府缴纳3000-5000贯的铜钱及一定的财物。勿庸说，利润是极其丰厚的。
那么，为什么在我国南宋至元末的这一段时期里会形成如上所述的大量的日本商船和日本僧人涌入中国的历史现象呢？笔者认为：
其一，由于平清盛解除了海禁。在此之前，日本人前往中国之事全由日本政府包办，日本人对中国文化、文物的热望只能从某些人咀嚼过的东西中得到一点慰籍。这种望梅止渴的煎熬早以难以忍受。所以当平清盛允许私人渡海以后，大批日商、日僧便争先恐后地登陆中国。并且经一些亲眼领略过大陆风情的人的宣传，来华的日本人就更多了。这是元时期的平均年来华日本人的数量几乎是南宋时期的四倍的主要原因。
其二，由于中国禅学进入烂熟昌盛时期。禅学主张“不立文字、立即成佛”，重视坐禅、作务等实践性的修行，这对于有汉学障碍的日本人来说较易接受。又加之，这一时期包括了由新兴武士阶层--源氏家族掌权的镰仓时代（1185-1333）的整个时期。源氏政权为在文化上独树一帜，积极地引进中国禅学，其实力派首领北条时赖（1227-1263）、北条时宗（1251、1284）等都归依禅门，并把禅学做为武士阶层的思想支柱和必修课。这就引得日本各地禅寺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僧人们纷纷涌进中国禅寺。为求得中国制造的禅院用品（经书、香炉、木鱼、文房四宝等等）各路商船指向中国。
其三，由于武士阶层的兴起扩大了唐物的需求。在这个时期以前，日本的高层次文化只集中在皇宫及皇宫所在的京都，唐物的追慕及享用者是有限的。而这一时期，日本的国政中心在镰仓，许多没落贵族也从京都逃离，散在地方，又加之出身于农民的武士们的身份的提高，高层次文化的享用人群成倍增长，这就使中国的文化用品在日本一路畅销。一些日本人通过唐物认识了中国，又通过亲自去中国而更加喜爱唐物，就这样，在这一时期里，日本形成了一股持续了200多年的中国热，并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的唐物市场。而中国的商人们坐在家里便可行商，不必漂洋过海，这就造成了这一时期中方的商船几乎没有东渡的史实。
由于大量的日本人能亲自来华，日常性、实践性极强的中国饮茶文化也得到了日本人的较深入的理解。许多来华日商、日僧从中国带回了茶具、茶、茶书，并积极传播饮茶方法和饮茶情趣，由此，这一时期，饮茶在日本获得了大范围的普及。
第二节：南宋·元时期的中国制茶及饮茶法
那么，日本人在中国接触到的是怎样一些茶？怎样一些饮茶法呢？为叙述方便，笔者必须再解释一下上一章已涉及到的北宋时期的两种固形茶：
（1）北宋时期的宫廷用精制龙凤团茶。它在制茶技术上虽处于尖端地位，但产量是极少的，它的饮用方法为捣碎、磨成粉、将少量茶粉放入茶碗、点入少量热水、用茶筅（竹制茶刷）搅拌出沫后品饮。
（2）北宋时期的民用粗制饼茶。它在制作技术上承袭唐代的做法，是主流产品。这类茶易于运输、保管，适于大众饮用。它的饮用方法为捣碎、磨成细颗粒状、投入煮沸的茶釜、煎煮出茶花后饮用。
把茶的鲜叶捣碎做成固体形状，本是因为茶最初被起用于药，并列入各类药饼所致。后又因运输（特别是由产茶的江南运至西藏、塞外）、保管之便，一直有固形茶的存在。但在茶的主要作用转向饮用并被大量栽培以后，特别是在自产自销的茶产地，固形茶的延续就显得没有必要了。
进入南宋以后，散茶的生产日渐繁盛，且极品叠出。其极品散茶的采摘、制造、收藏的方法是这样的：
（1）采来嫩叶。叶梦得《避暑录话》（1135）中谈到：“草茶极品，惟双井，顾渚，其精者在嫩芽，取其初萌如雀舌者谓之枪，稍敷而为叶者谓之旗，旗非所贵，不得已取一枪一旗犹可。过是则老矣，此所以难得也。”王观国《学林》（1142前后）中亦强调：“茶至于一寸长，则其芽蘖大矣，非佳品也。”
（2）蒸熟焙干。朱翌《猗觉寮杂记》（12世纪中期）中说：“得芽即蒸熟焙干。”即茶摘来之后，马上就上锅用热气杀死活性酵素，尔后焙干。
（3）装坛封藏。装茶时，先将一般茶叶装至坛的七、八分，然后将盛有极品茶叶的4个小袋子插到坛中，再用一般茶叶将坛填满，最后，用木盖塞紧，周口边贴上三层纸以防暑湿之气。陈鹄《耆旧续闻》（13世纪初）中说：“自景佑（1034--）以后，洪之双井白芽渐盛，近岁制作尤精，囊红纱，不过一、二两，以常茶数十斤养之，用避暑湿之气。”（其中所言“囊红纱”的做法在日本茶道里尤存。）（图1、2）
图1 日本现今用茶坛
图2 茶坛中的特级茶
关于用红纱囊裹茶陆游也曾屡次提到。如在他的〈同何元立、蔡肩吾至东丁院汲泉煮茶二首〉中有：‘雪芽近于峨嵋得，不减红囊顾渚春’之句。意思是说，峨嵋雪芽茶非常好喝，比得上用红囊包装的顾渚春茶。
看来，只供民间饮用的散茶经过唐、北宋、南宋的提炼，质量提高了，档次也拉开了。那么，这种蒸青散茶的饮用法又是如何呢？概括起来为三种方法：
（1）点饮法。（用极品散茶）
（2）煎饮法。（用一般散茶）
（3）泡饮法。（用上等散茶）
关于‘点饮法’，即将极品散茶磨成茶粉，放入碗中，点入热水，用茶筅搅拌出沫，趁热饮之。王观国《学林》（1142前后）卷八《茶诗》中说：“茶之佳品，摘造在社前。……茶之极品，其色白。……茶之佳品，芽蘖微细，不可多得，……茶之佳品，皆点啜之。”这里清楚地叙述了南宋初年的极品散茶的利用情况。陆游（1125-1210）〈效蜀人煎茶戏作长句〉中也有“午枕初回梦蝶床，红丝小硙破旗枪”之句。其中的“小硙”指小石磨，“旗枪”便指茶芽。毫无疑问，陆游是在把茶芽直接磨成茶粉，以备点啜。
关于‘煎饮法’，即将一般级别的散茶直接放进开水里煎煮，趁热饮之。杨万里（1127-1206）是与陆游同时代的人。他在〈以六一泉煮双井茶〉一诗中就记述了煎饮散茶的情景。其中写到：“鹰爪新芽蟹眼汤，松风鸣雪兔毫霜。”即：嫩细的茶芽在茶釜中翻滚，茶釜发出松风般的鸣声，茶汤面上呈现雪一样的饽沫。在当时，人们根据茶的粗细程度，时而点、时而煎，有时还二者同时进行。（注2）但点茶的情况要多一些。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因为点茶比煎茶方便。《山家清供》（13世纪）就提出，“以汤点之损脾胃，煎服则去滞化食，有利健康。”的观点，但人们“多怠于煎服。”作者林洪只得叹息：“有害也。”（注3）但其实，无论是点饮还是煎饮，都是受到了传统饮茶法的束缚。在茶生产力大幅度提高，饮茶日常化的进程中，人们必然去寻找更简便的饮茶方法，于是，泡茶法就普及开了。
关于‘泡茶法’，即将上等的好茶放进茶瓯里，冲入热水，趁热饮之。罗大经《鹤林玉露》（13世纪）中写到：“然近世瀹茶（泡茶），鲜以鼎镬（锅釜），用瓶煮水。……陆氏之法以未就茶镬……今汤就茶瓯瀹之。……然瀹茶之法，汤欲嫩而不欲老，盖汤嫩则味甘，老则过苦矣。……惟瓶去火，稍待其沸止而瀹之，然后汤适中而茶味甘。……因补以一诗云：松风桧雨到来初，急引铜瓶离竹炉，待得声闻俱寂后，一瓯春雪胜醍醐。”这里明确指出了陆羽古法煎茶是将茶末投入茶釜的沸水中，而罗大经所生活的13世纪的新法泡茶是将热水直接冲入装有散茶的茶瓯中。
以上，叙述了南宋，元时期散茶的生产及利用获得大大发展的情况。但是，由北宋延续下来的龙风团茶的生产也并没有停止。直至元末，龙风团茶一直在小规模地生产并在上层社会中流传着。人们每得龙团必赋诗称颂，因此，有关诗篇亦随手可拾。陆游有〈喜得建茶〉一诗，诗中曰：“玉食何由到草来，重奁初喜坼封开。”陆游又有〈饭罢碾茶戏书〉一诗，诗中曰：“小饼龙团供玉食，今年也到浣花村。”分别写出了他偶获龙团的喜悦。但从整体的情况来看，龙团已不象北宋时期那样受到人们的醉心的青睐，人们开始认识到散茶不仅节省人力，而且味道清香纯正。
南宋、元时期是中国茶生产的转折期。各种茶的产品形式都有表现，茶产品的多样化带来了饮茶法的多样化。元末的王祯在《农书》（1313年）〈茶〉中对其做了总结。其中曰：
茶之用有三。曰茗茶、曰末茶、曰蜡茶。
凡茗，煎者择嫩芽，洗以汤泡，去薰气，以汤煎饮之，今南方多效比。
然末子茶尤妙，先焙芽令燥，入磨细碾，以供点试，……南方虽产茶，而识此法者甚少。
蜡茶最贵，而制作亦不凡，择上等嫩芽，细碾入箩，杂脑子诸香膏油，调和如法，印作饼子制样，任巧候干，仍以香膏油饰之，其制有大小龙团，带胯之翼，此品惟充贡献，民间罕见之。……
夫茶灵草也，种之则利博，饮之则神清，上而王公贵人之所尚，下而小夫贱隶之所不可缺，诚民生日用之所资，国家课利之一助也。
王祯的这一段记述可归纳为：
（1）散茶：泡饮，煎饮，流行于南方。
（2）散茶：磨成粉，点饮，流传于北方。
（3）龙风团茶：磨成粉，点饮，惟充贡。
王祯告诉我们：茶叶的盛产地--两浙地区帅先放弃了复杂的点茶法，而采用了散茶的直接泡饮法、煎饮法。这需要有大量新鲜的散茶供给，以致使饮茶者不用为丢掉大量的茶渣而感到可惜。相反，处于政治中心的北方地区，因龙风团茶的保证供给和由远离产地所造成的昂贵的茶价，仍励行着末茶点饮法。，这从宣化元墓及赤峰元墓壁画中的点茶场景中可见史迹，（图4-3）而在元末时期的南方，已找不到点饮的史料。
第三节：荣西的《吃茶养生法》及对南宋新茶法的传播
在众多的南宋、元时期的日本来华僧中，最杰出的一位便是荣西。他将南宋的禅和南宋的茶传至日本，为中日文化交流史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荣西生于1141年。他11岁出家，14岁到京都的比睿山登坛受戒、修持密教，后又到大山寺学习天台宗。1168年4月，荣西第一次来华，参拜了天台山和阿育王山，并在此地区活动了5个月之后，携带天台宗新章疏30部60多卷回国。本为求天台宗教义而来华的荣西，在逗留中国期间又接触到了南宋时期蓬勃兴盛的南禅宗。回日本后他仍潜心钻研禅宗的奥秘。为明察禅理，追本溯源，他决心第二次来华学习。1187年，46岁的荣西再次来到天台山，从师天台山万年寺临济宗黄龙派八世法孙虚庵怀敞，在万年寺修禅两年五个月。后又随虚庵怀敞到宁波天童寺服侍老师两年多，于1191年7月回国。
回国后的荣西成为了日本临济宗的创始人，日本的茶祖。
他著有《兴禅护国论》、《出家大纲》，他曾被宋孝宗封为“千光法师”，从黄龙慧南八世孙--虚庵怀敞处获得印可及法系嗣承权，被后鸟羽天皇赐与“叶上大师”号。他曾接受了源赖朝将军（1147-1149）的妻子--北条政子的归依。并受其施与，在幕府所在地—镰仓、朝廷所在地—京都各获一地，修建了寿福寺和建仁寺。他于1241年最终定稿著述《吃茶养生记》，成为了日本的茶祖。其《吃茶养生记》亦被称作“日本的《茶经》”。
荣西在《吃茶养生记》中对茶的功效、南宋制茶法、饮茶法做了较详细的叙述。
《吃茶养生记》从五味养五脏，苦味养心脏的观点出发，导论出日本人‘恒生病、皮肉色恶’的原因是不喝茶的缘。，文中道：“但大国独吃茶，故心脏无病亦长命也，我国多有疲瘦人，是不吃茶之所致也。”文中还写到南宋人十分珍重茶：“贵重于茶如眼，（用于）赐忠臣，施高僧”。荣西还在文中批驳了当时的一些日本人对茶的认识不足，道：“抑我国人不知采茶法、故不用之，反讥之日：非药。是则不知茶德之所致也。”文中除了以上荣西阐明自己的观点的部分之外，荣西还从《太平御览》第867卷〈茗〉一项中援引了26条中国茶史资料，解释了茶的名称、外形、功效、采摘、制作。（注4）
《吃茶养生记》中有两处记述了南宋的制茶工序。一处是有关腊面茶的制法，其文如下：
天子上苑中有茶园，元三之间多集下人令入其中，言语高声徘徊往来，则次日茶芽萌一分二分，乃以银镊子采之，而后做蜡茶，一匙之值至千贯矣。
荣西所记述的是武夷山御茶园在每年惊蛰后一两日进山采茶时的一个仪典活动。这在南宋胡仔编纂的《苕溪渔隐丛话》中多有记载。为让茶芽早发，以便早制茶、早献天子，当地茶农往往在惊蛰时节的夜里举火把上茶山，口喊 ：“早发茶、茶早发！”之类的口号，一边喊还一边击鼓。从目前的科学视角来看，这样做恐怕有利于新发的茶芽免遭冷冻的危害。但在宋代，难以涉足武夷的两浙文人把这个茶俗当做奇闻传播，并赋予了诗的色彩。欧阳修（1007-1072）在〈尝茶诗〉中就诵道：“年穷腊尽春欲动，蛰雷未起驱龙蛇，夜闻击鼓满山谷，千人助叫声晗呀，万木寒凝睡不醒、惟有此树先萌芽。”如此采摘制做出来的茶价格昂贵（注5），荣西称“一匙之值至千贯”。但“千贯”之说只是一个概数，荣西并没有亲自到过武夷山的御茶园，（据目前的史料来看）也没有亲眼见到过腊面茶，所以，荣西对腊面茶的记述只不过是对道听途说的整理。然而，荣西对蒸青散茶的记述就不同了。其有关原文如下：
见宋朝焙茶样，朝采即蒸即焙，懈倦怠慢之者，不为事也，其调火也，焙棚敷纸，纸不焦样，工夫焙之，不缓不急，竟夜不眠，夜内焙毕，即盛好瓶，以竹叶坚封瓶口，不令风入内，则经年岁而不损矣。
从上文的“见”字中，可知是荣西在南宋亲眼所见之记述。其对制茶过程叙述详细的程度也非前者所能比拟的。其记录也佐证了我国南宋时期主要流行于江浙一带的蒸青散的制做过程。其后，经荣西鼓吹而重兴的日本制茶业，也均采用后者的方法。
《吃茶养生记》还介绍了南宋的吃茶法。文中曰：
方寸匙二三匙，多少随意，用极热汤服之，但汤少为好，其亦随意，殊以浓为美。
荣西所描述的吃茶法与我国南宋时期的一些茶史资料上的记载是完全相同的。是当时最时尚的饮茶法。总之，荣西通过《吃茶养生记》把南宋的最新制茶法和饮茶法传达给了日本人。
在荣西传播南宋新茶法以前，（从遣留下来的饮茶记录推测）日本的制茶法与饮茶法和唐陆羽时代的情况大体相同。即将茶青采来蒸熟、捣烂成饼、焙干收藏、费时费工。饮用时再烤软、碾碎、煎煮，味道苦涩。又加之茶树品种的老化和制做工艺的简陋，致使其饮茶活动难以普及。而荣西所传播的南宋新茶法讲究旋摘旋制、散叶保存，饮用时磨成粉、直接点饮。整个过程简便省时，相对保持了茶的鲜度，迎合了日本人偏爱生鲜食品的嗜好，又加之末茶点服，不留茶滓，可充分利用有限的茶青等，致使南宋新茶法一经荣西传播便受到了日本人民的普遍欢迎。
荣西作为一代宗教界领袖，在写下了不少禅释理论著作之余还能撰写出《吃茶养生记》一文是与他的恢宏睿智分不开的，但更得力于他在天台山万年寺所获得的宝贵的制茶、饮茶体验。虽然难免有冗长之嫌，但笔者还是想叙述一下哺育了《吃茶养生记》的天台山茶史并描述一下荣西在万年寺的生活景象。
天台山植茶的历史可追溯至东汉末年。著名炼丹家葛玄（164-244）入天台山修炼时，便在天台山主峰华顶开辟了“葛仙茶圃”，后又有智者佛师（538-597）在天台山创天台宗时，积极植茶，使得天台山茶园遍布四周，形成了华顶、万年、石梁三大产茶区。而荣西驻锡过的万年寺，就在万年茶区。
万年山离天台县25公里，由明月、婆罗、香炉、大舍、铜鱼、藏象、烟霞、应泽八峰组成。万年寺的地理位置为八峰回抱，双涧合流，寺前有一宽阔平坦之坪，称之平田，因而万年寺也称平田寺。寺的周围有小鳌坑、天灯盏、高墙头、大竹湖等历史名茶产地。南宋时期的万年茶区以开始生产蒸青散茶。茶的品质细腻，嫩绿清纯。有的被制成圆，称‘麦颗’，有的被制成细条型，称‘紧手’。荣西两次来华均挂锡在万年寺，他就是寓居在这样一个为绿色茶园环抱的山坪之中的。荣西在万年寺一边随虚庵怀敞禅师参禅习佛，一边在此处考察植茶，制茶技术，为撰写《吃茶养生记》奠定了基础。《吃茶养生记》中的绝大部分内容是荣西从佛典和《太平御览》上抄录整理而成的，而唯独在谈到制茶法和饮茶法时露出了生动的笔致。《吃茶养生记》是荣西回国20年之后，也是在他临终前74岁那一年写成的。年越古稀的荣西仍可清晰地回忆起他在万年寺时参与采茶、制茶、饮茶的情景，这恐怕是由于万年寺的生活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其实，寓居万年寺时期的荣西已不是一名普普通通的来华僧。尤其是他47岁再次来华时，他已写下了《出家大纲》等多部著作，到日本各地讲经，并创建了清和寺、誓愿寺，还受到后鸟羽天皇的重托，在神泉苑祈雨成功而获‘叶上大师’号，甚至得到了平清盛的异母弟平赖盛所赐的紫衣。对于这样一位资深的日本来华僧，南宋朝廷给与了特别的关照。
荣西所寓居的天台年万年寺兴于东晋，建于中唐，南宋时极盛。曾一度被列入五山十刹，成为饮誉海内外的禅宗道场。荣西挂锡万年寺时，正值万年寺的最盛期。其伽蓝规模宏伟、殿宇宏敞。寺院建筑面积达三万平方米，房舍数千间，其规模列天台山各大寺院之首。尤其是大雄宝殿内巨柱林立，需二人合抱。古人将‘万年柱’与‘国清松’、‘塔头风’、‘华顶雾’、‘高明钟’并列称之为天台五绝。
万年寺曾得到历代皇帝的丰厚赏赐，宋仁宗、宋真宗多次赏赐朱衣、宝盖、御袍以及各种珍玩。宋仁宗赐衣予寺僧时，上制有“如朕亲到”之语，寺内特建有“亲到堂”来供奉。据南宋叶绍翁《四朝见闻录》载，宋孝宗（1162-1189在位）曾问学士宋子瑞：“天下名刹何处最佳？宋子瑞答曰：“以万年国清”（即万年寺、国清寺为最）。晚于荣西72年来华的日僧彻通义介于1259年绘下了《天台山平田伽蓝配置图》（图3）》佐证了万年寺在南宋时的盛况。
图3 《天台山平田伽蓝配置图》
荣西能在万年寺挂锡修禅，是南宋朝廷对这位资深日僧的特别安排。据载，当地政府还特地请他祈雨，成功之后报请宋孝宗特赐‘千光佛师’称号。荣西也没有辜负周围人的重望，他在万年寺期间，出资修建了放生池，人们称之为‘荣西莲池’。他还出资为万年寺修建了山门的两庑。当他随虚庵怀敞禅师挂锡宁波天童寺时，为重修千佛阁与老师约定回国后即送优质木材与天童寺，果然，在荣西归国后的第二年，即1192年，荣西即将一批木材发运至宁波，这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荣西因撰写《吃茶养生记》而被推崇为日本茶祖，《吃茶养生记》被公认为日本的第一部茶书。荣西之举之所以获得如此巨大的社会效益，除以上所述理由之外，还因为《吃茶养生记》一诞生就受到了日本当时最高统治者的注目。据《吾妻镜》记载：1214年2月4日，赖实朝将军因昨夜饮酒过量感到周身不适，众人奔走操劳但无济于事。这天，正值荣西和尚因做法事来到将军府，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人从寿福寺取来茶，为将军点了一碗，将军服后感到酒意驱散、精神爽快。将军问荣西：此为何物，荣西便答曰：茶，还献上了刚定稿的《吃荣养生记》。就这样，经将军的推举，荣西在书中传播的南宋新茶法在日本迅速普及开来。
荣西不仅著有茶书，尽力传播南宋新茶法，而且还躬身实践，播种植茶。据记载：1911年，荣西乘船归抵日本九州西北部的平户港后，便将茶籽播种在了平户富春院（禅寺）的后山上，至今在那里仍留有一小块茶园，并立有写着〈荣西禅师遗迹之茶园〉的石碑。同年，荣西又在离平户不远的东背振山的灵仙寺播种植茶，至今在其废址旁仍留有茶园和写有〈日本最初之茶树栽培地〉的石碑（图4）。
图4荣西植茶遗迹
1195年，荣西在九州的博多（即现福冈）创建圣福寺并在寺院植茶，至今，寺内仍留有茶园。1199年荣西受镰仓幕府的邀请而转赴镰仓。在那里，荣西受到将军源赖家及其母北条政子的归依并受地在镰仓开创万寿禅寺。从此由荣西所承传的中国南禅宗成为新兴的日本武士阶级的精神支柱及日本中世文化的热源点。1204年，荣西被准在京都创立建仁寺，此后荣西便来往于镰仓与京都之间，其宗教活动受到了京都朝廷和镰仓幕府的双重认可，并向将军荐茶。又据传：在1207年前后，荣西在京都邂逅名僧明惠上人（1173-1232）。两位高僧相见恨晚，阔谈宗义。其间荣西向明惠推荐茶饮，明惠欣然接受并在其主持的京都母尾山的高山寺开辟茶园。就此《母尾明惠上人传》中有一段记载：(译文)
荣西劝明惠饮茶，明惠就此请教医师，医师云：茶叶可遣困、消食、健心。当时茶在日本尚不普及，明惠再三奔走才找来两三株茶树植下。饮后果然有驱困之验，于是明惠令众僧服茶并大量植茶。或有人曰：荣西自南宋携回茶籽并赠送给明惠，由明惠植在母尾山中。
于今，在京都母尾山高山寺旁确有一片茶园，（图5）其高山寺内还珍藏有一个黑釉小陶罐，传说为荣西送与明惠之物，当时罐中有五粒荣西从天台山带回的茶籽。（图6）当然，关于播种天台山茶籽之事有明显的传说成分。因为此时的荣西已从南宋回国近20年，茶籽的发育能力是不可能如此持久的。但若假设其茶籽是从以天台山茶籽为母的茶树上采集而来还是有可能的。总之，荣西向明惠荐茶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因为明惠十分热衰于茶的推广并成为荣西之后的日本茶界的领导人。
图5日本‘本茶’产地母尾
图6装过天台山茶籽的黑釉小茶罐
母尾山上有一条植被茂密的山谷，山谷的底部流淌着涓涓山泉，山泉蒸腾而形成浓雾，滋养着山涧两侧的母尾茶园，形成了最合适优质茶生长的小气候。由此母尾山的茶很快就名扬天下，成为其后的日本斗茶活动中的‘本茶’，即标本茶，并被移植到日本的各地。1217年，明惠和尚就将母尾茶苗赠与位于京都东南部郊区的宇治地区的人们，使宇治成为茶的名产地。尔后，人们又从宇治索取茶苗而使茶在静冈等地急速地普及开来。
自荣西撰写《吃茶养生记》推广南宋新茶法，一度衰退了日本饮茶走上了复兴之路。
第四节：日本茶叶种植面积的扩大及饮茶的普及
荣西之后，随着南宋新茶法在日本的上层社会中普及开来，日本茶叶的种植面积和种植规模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这是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但不能说，荣西之后日本所植茶树均为荣西从天台山所携回的茶籽繁衍而成。事实上，在荣西之前，日本已存在一定规模的茶叶种植，而荣西的功绩主要在于介绍推广了新的制茶法和新的饮茶法。当然，他从天台山携回的茶种很有可能是新的优良茶种。在这里，笔者认为很有必要综述一下荣西以前的日本植茶情况。
在8世纪中叶，日本奈良地区就存在有少量的茶叶种植。这可以从东大寺的造佛所、抄经司的日常费用支出记录上得到佐证。例如，抄经司曾于740年的8月11日购入七把‘荼’，支出五文钱，造佛所曾于734年购入3736束‘荼’，支出1贯1百12文钱，专门抄写《一切经》的抄经组也曾于771年的5月、9月、12月购入了‘荼’。虽然‘荼’字比‘茶’多一划，其量词又是‘束’、‘把’，但笔者赞同此处的‘荼’便是‘茶’的见解。因为日本茶均属人工栽培的小叶种，加之日本奈良地区雨量丰沛、阳光充足，茶芽生长快、茶枝较软。采茶时不须用指甲掐，而用镰刀割下20-50公分的茶枝一并加工便可。（这种制茶法在1844年大藏永常撰写的《广益国产考》中仍有记载（图7））。将茶用‘束’、‘把’来数是完全符合逻辑的。所以说，在当时的奈良地区已有了一定规模的茶园。
图7 日本制茶法
在这里，产生了一个逻辑上的混乱。即日本茶不是由中唐以后的谴唐僧空海、最澄携回茶籽所繁衍的吗？（如同本著第二章所述）我们必须注意：一个物种的传播需要许多的传播者经过反复的实践才能获得成功。在空海、最澄来华（804年）以前已有15批遣隋、遣唐使回到日本，加之朝鲜半岛与日本的交流，可以说，在空海与最澄之前，中国茶在日本的登陆是完全有可能的。只不过是，在陆羽撰写《茶经》（780年）之后回国的空海和最澄对中国饮茶之文化做了鼓吹并留下了传播饮茶文化之足迹罢了。
至9世纪以后，日本关西一带便有了茶园。据《日本后记》记载：嵯峨天皇于815年4月出游至梵释寺，留学唐朝32年刚刚回国的永忠和尚为之煎茶，嵯峨天皇大为感动。也许是从永忠处得知大唐有贡茶之事，嵯峨天皇于当年的6月下令在现在的京都、大阪、滋贺、兵库等地植茶，每年上贡之。可惜日本的皇权不及中国的强大，其命令没有完全奏效。但在皇宫的东北角却一直存在有一块茶园。（图4-9）这茶园属典药寮管辖，由造茶所具体负责采摘制做成茶饼，专贡国家的庆典仪式之用。那时，皇宫要在春秋两季各举办一次祈祷国泰民安的百僧诵经会。会后都要请百僧喝茶。除皇宫内的茶园之外，在关西还有一些地零散的私人或寺院属的茶园。比如在10世纪末的日本汉学家、诗人岛田忠臣（823-891）的诗文里就有“见我铫中失鱼眼，闻君园里成茗芽”之句此诗是写给一位叫滋十三的朋友，全诗的大意是求滋十三在其家的茶园里摘些茶送来，可见在当时的平安京（即现在的京都），一些爱好饮茶的贵族们在自家院子里植少量的茶以自给自足恐怕是一种时尚。又比如，在庆滋保胤（？--1002）的一篇游记〈药王寺访问记〉中记载道：
参河州碧海郡有一道场曰药王寺。为行基菩萨昔日建立之所。圣迹虽旧，风物惟新。前有碧琉璃之水，后有黄綊缬之林，有草堂、有茅屋、有藏经、有钟楼、有茶园、有药圃。
文中提到的行基（668-749）是一位热心于公众事业的僧人。他曾在各地建堂舍49处，并在其堂舍的周围植茶，只为挽救苦海里的众生。如果有关行基的记载没错的话，那么，当庆滋保胤造访药王寺时，其茶园已有250年左右的历史了。
到11世纪，日本的茶叶种植就扩大到了关西以外的地区。写于1069年至1074年之间的《总国风土记》中这样说：“后三条天皇（1068-1072在位）时，全国著名的茶产地有甲斐国（现山梨县）的八代郡、参河国（现爱知县）的八名郡、但马国（现兵库县）。”（注6）其中的山梨县和爱知县属日本的中部地区，说明日本的茶产地是以京都为中心逐渐向四周发展的。至于各地茶园的规模及其产量，由于史料的匮乏而无法整理。但在荣西以前在日本确实有一定范围、一定规模的茶叶栽培之事是毫无疑问的。
难怪荣西在《吃茶养生记》中也说：“我朝日本昔嗜爱之，不可不摘。”这就说明现成的茶树是有的，只不过是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荣西还说：“我国人不知采茶法，故不用之，反讥之日，非药。”这里所言的采茶法恐怕是荣西所提倡的蒸青散茶制法。另外，荣西将茶是作为养生之仙药来推广的，所以荣西对当时的日本医生不以茶为药的行为表示了愤怒。还有，值得注意的是，荣西撰写《吃茶养生记》的地点是在镰仓，镰仓地处日本的关东地区，在荣西之前尚未发现有茶叶的栽培。加之《吃茶养生记》是为镰仓幕府的第三代将军源实朝而撰，（至少在形式上是献给实朝的）作为关东人的源实朝很有可能不知茶是怎么回事。所以《吃茶养生记》对茶的基础知识进行了介绍，这很容易给后人类带来误会。
当然，在荣西的《吃茶养生记》发表之后，关东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几乎就在那之后的很短的一段时间里，镰仓附近就有了许多茶园。并且，镰仓是继京都之后的又一个茶园集中地区，这一方面说明了日本的镰仓时代（1192-1333）之政治中心的转移，亦说明日本茶的消费层在古代只限于贵族及上级武士阶层的史实。
在谈及荣西之后的日本关东地区的茶叶生产情况时，有必要以一位人物为中心来整理有关的茶史资料，那就是金泽贞显（1278-1333）。金泽贞显的祖上是镰仓幕府的执权（摄政王），金泽贞显也曾任此职。金泽贞显的祖父北条实时（1224-1276）是个大学者，他爱好儒学，崇仰佛学并归依于日本当时的律宗名僧--睿尊。北条实时有一处庄园位于现横滨市金泽区，古亦称金泽，由此，其后代便改姓为金泽。北条实时在金泽庄园里修建了称名寺和金泽文库，其盛况至金泽贞显时达到顶点。金泽庄园仅离镰仓10公里左右，并且是镰仓的通海口。在金泽庄园内就控制着一个贸易港口--六浦津。如前所述，镰仓幕府从一开始就对日宋贸易持放任政策，双方贸易频繁，1230年幕府甚至下令，其后以上缴宋钱为各地庄园的纳贡形式。1254年，镰仓幕府担心西南地区的势力因日宋贸易而过度增长，决定每年驶宋日船为五艘。1264年竟命令大宰府（幕府设置在福冈的地方行政机关）停止派遣“御用贸易船。”在此形势下，作为金泽直系管理的六浦津进口了多少中国物品是可以想像的。金泽文库所收集到的大量的汉籍及中国文物无不与此有关。同时金泽庄园内的称名寺的茶园及爱茶至极的金泽贞显的出现亦绝非是偶然的。
在金泽文库所存的文献里有不少金泽贞显的书信，其中曾涉及到了饮茶及茶园之事。比如，在镰仓任职的金泽贞显写信给称名寺的住持剑阿。其中写道：（译文）“刑部人大近日要回京都，明日，我将举宴为之饯行，此刻，茶最为要事。但先日所送之茶早已用完。请将寺中最上等的茶速送一点来，明日恐怕有一些爱吃茶者到会，勿必千方百计。……我平日所用的京都产的茶全靠小儿显助（京都某寺院僧人）邮送，不巧显助近来回镰仓小住，因之，京都茶亦无法弄到。切求助于诸位，请多关照。”（注7）
通过这则史料，我们可以捕捉到以下信息：（1）称名寺里有茶园，其茶提供给庄园主--金泽贞显用。（2）在镰仓有一些爱吃茶的人。（3）在京都寺院修行的儿子常给金泽贞显捎茶来。（4）在一些较正规的宴会上必须备茶。
金泽贞显身为执权（摄政王）如此地珍爱饮茶，这对于当时的武士阶层肯定是有影响的。事实也正是如此。至镰仓末年，关东地区的茶园已遍布四处。到了采茶的季节，新茶呈现出频繁流动的场面。金泽贞显在给镰仓极乐寺僧人顺忍的信中说“收到了贵寺捎来的新茶。近日正值采茶季节，处处有新茶流动，但贵寺的茶味道极佳，勘称为最。”（注8）可见当时的日本茶叶生产的规模与分布有很大的发展。据孙容成的研究：至14世纪末，在日本的各地区有从文献上可查找的33处茶园。其中当然以京都最多，镰仓居其次。这些茶园早期时集中于寺院，但后来随着饮茶的普及，在贵族的庄园里亦开始出现。（注9）1262年，当奈良西大寺的睿尊和尚受到北条实时之邀去镰仓传法时，在共23天的旅途中曾有过7次的“贮茶”的记录。（注10））“贮茶”一词可理解为众人施茶，也可理解为个人饮茶，其所用之茶也可能是由当地提供的，也可能是睿尊自己携带的。但无论如何这说明了饮茶活动在日本的展开情况。更何况睿尊“贮茶”路过的大部分地方都是后来的茶叶盛产地，可见睿尊贮茶之事与各地的产茶情况是有联系的。更有，在睿尊主持的奈良西大寺，自1239年起就于每年的春季举行大型茶会。大茶会上用的茶碗极大，（图8）口径约30公分。所点的末茶可供15人共饮。（此茶会延续至今）试想用这么大的茶碗来款待众僧、施主的话，没有足够的茶叶生产做后盾是不可能的。事实上，西大寺就有茶园的。据《西大寺文书》所记，1317年西大寺的茶园遭到歹徒的抢劫，数百棵茶树被砍。可见西大寺的茶园是有一定规模的。
图8日本西大寺巨瓯点茶
据孙容成考证，至15世纪下半，即1467年以前，有史料可查的日本各地茶园已有61处。除京都、镰仓两个茶叶集中产区之外，静冈的茶园也上升至显著的地位。这与晚于荣西50年的来华日僧圣一国师（1202-1280）的贡献有关。圣一国师曾于1235-1241年参禅于径山寺无准师范手下，他回国后将携回的径山茶籽播种于家乡静冈县，致使静冈逐渐成为日本的名茶产地。南宋、元时期，有数百名日僧来华学习考察，象荣西、圣一国师这样携中国茶籽回国者恐怕为数不少。日本茶叶种植面积的扩大是一个通过多种渠道，多方面交流、移植而形成的过程，这样说恐怕才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在谈及日本茶园的扩大问题之时，有一个不可避开的问题，即茶园面积和茶产量的问题。在这里，我仍然要引用孙容成的研究。据其考证：当时的茶园面积都是很小的。据《临川寺重书案文》的记载，1354年时的临川寺的茶园面积为“东西6丈、南北11丈”，此例还算是大的。许多茶园只有“丈许”，每年的产茶量在十斤左右。如《金泽文库古文书》之〈随自意抄〉的第七纸背上就记载着一例：“制春茶4斤，后又采制2斤，又采制1斤，另有茶末子1斤多。”总共还不足10斤。当然也有个别产茶多的记录，比如位于奈良地区的兴福寺的茶园于1254年产茶100。，但总的来说，当时日本茶的产量是极少的。饮茶者的范围也只限于僧侣、贵族。为说明这一点，可举出一则史料如下。
写于1279-1283年的佛教启蒙书《沙石集》里收集了这样一段关于饮茶的趣闻：一个人放牛的路过寺院，看到和尚们在喝看什么好喝的东西，便问：“你喝的是什么？”和尚得意地回答说：“是茶。茶有三个功德。一是喝了茶不发困。”放牛的说：“我白天干活累得要死，只有晚上睡觉是我的享受。睡不着觉的话太痛苦，我不喝茶。”和尚又说：“二是喝茶可以助消化。”放牛人说：“我每天能吃到的东西很少，再增进食欲的话怎么得了。”和尚又说：“第三个功德是令人远房事。”放牛人说：“娶媳妇是我美好的愿望，看来这茶是与我无缘了。”可见荣西之后的日本植茶、饮茶之事虽有了长足的进展，但其规模和范围还是相当有限的。
资料提供：杭州市余杭区茶文化研究会作者：北京大学 滕军 教授
佛教是公元前6—5世纪由古代印度迦毗罗卫国(在今尼泊尔)的王子释迦牟尼他立的，最初从西域传入我国。但佛教在我国的正式流传，还是东汉初年的事情，至魏晋特别是南北朝这一时期才有了较大发展。不过佛教特别是寺院经济有突出发展，还是在隋唐尤其是盛唐时期。
史称“茶兴于唐，盛于宋”。唐朝茶叶的兴盛，是在佛教特别是禅宗发展的基础上风盛起来的。据《封氏闻见记》称，开元中，泰山灵岩寺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唯许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禅”是梵语“禅那”的音译，汉语“修心”或“静虑”的意思。闭目静思，极易睡着，所以坐禅唯许饮茶。由上可以清楚看出，正是因为北方禅教的“大兴”，促进了北方饮茶的普及;而北方饮茶的普及，又推动了南方茶叶生产，从而也推动了我国整个茶业的较大发展。
但这决不是说茶就是在唐开元以后才与佛教相联系的，事实上在魏晋甚至更早以前，茶叶就已成为我国僧道修行或修炼时所常用的饮料了，如陆羽在《茶经》中，就多处引述了两晋和南朝时僧道饮用茶叶的史料。其中引录的《释道该说续名人传》称：“释法瑶，姓杨氏，河东人，永嘉中过江，遇沈台真君武康小山寺，年垂悬车，饮所饮茶。”又摘引的《宋录》称：“新安王子鸾，豫章王子尚，诣昙济道人于八公山，道人设茶茗，子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等等。所有这些，都表明在魏晋南北朝时，我国僧道，至少江淮以南寺庙中的僧道，已有尚茶的风气。不过，也须指出，和茶业的历史发展相联系，茶叶的广泛饮用于佛教僧徒和受佛教的积极影响。还是如上面史料反映的情况那样，主要是唐朝中期以后的事情。
我国茶与佛教的关系，是一个相互促进的关系。佛教特别是禅宗需要茶叶，而这种嗜茶的风尚，又促进了我国茶业和茶叶文化的发展。我国禅宗的坐禅，除选择环境寂静处作禅房外，还要求注意五调，即调食，调睡眠、调身、调息、调心。很明显，这里听说的五调，特别是调睡眠，都与饮茶有一事实上的关系，可能也正因为茶对佛教和坐禅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所以，后来有些佛教僧徒，不惜采用编造神话或移花接木的办法，竭力把茶描写成是佛祖的恩赐和僧人的功劳。
如关于茶树的来源，日本民间流传有这样一则神话，称：佛教禅宗的创始人达摩，有一次在坐冥想中突然睡着了，醒来他悔恨不已，一怒之下竟把自己的眼皮割了下来。当他把割下的眼皮掷在地上时，奇迹出现了，在眼皮落处，瞬时长出了一株婆娑大树。大家在惊奇之余，把树上的叶片摘下一些煮尝，一口落肚，精神倍增，睡意顿消，如此就产生了茶这种圣树和出现了茶这种饮料。那么，我国的茶业是什么时候又是怎样滥觞的呢?本世纪30年代，在美国出版的一部《茶叶全书》中，对此也有这样一段记载，称中国有一个叫迦罗的僧人，“于魏代由印度研究佛学归来，携回茶树七株，栽培于四川之泯山”。书中把我国的茶树，隐约说成是由印度引种的，实属无稽之谈。我国清人笔记《陇蜀余闻》记述：蒙山“上清峰，其巅一石，大如数间屋，有茶七株生石上，无缝罅，云是甘露大师手植”;以及《亦复如是。：名山县蒙顶，“有茶株……名曰仙茶，云系甘露大师俗性吴所手植者，其种来自西域蒙山的音译。其实佛教界传颂的上述这些佛祖、僧人对茶的贡献，在一定程度上，无非是茶对佛教重要的一种说明。因为众所周知，茶源于中国，世界各地种茶、制茶、饮茶乃至茶俗等等，都直接或间接由中国传入，在传播过程中佛教起了很大作用。
由于茶叶受到佛教各宗各派的普遍重视，以致在所有名寺大庙中间，不但设有专门招待上客的茶寮或茶室，甚至有些法器也用茶来命名，如多数寺庙的佛殿和法堂中，都设有钟、鼓，常常钟鼓长鸣。假如庙中只有一钟一鼓，一般设在南面，左钟右鼓。如果设有两鼓，则两鼓分设北面的墙角;设在东北角的，叫“法鼓”，设在西北角的，就称“茶鼓”。很明显，这“茶鼓”，无疑也是佛教崇尚茶叶的一种信据。
因为茶和佛教的关系是如此密切，所以，在南方许多寺庙，特别在中唐以后，出现了庙庙种茶、无僧不茶的嗜茶风尚。如刘禹锡《西山兰若试茶歌》所吟：“山僧后檐茶数丛，春来映竹抽新茸，宛然为客振衣起，自榜芳丛摘鹰嘴。斯须炒成满室香，便酌砌下金沙水。”唐朝寺院的寺前、院中、庙后、墙外，往往都种之以茶，自种、自制、自饮。正因为这样，自唐朝以后，各地寺庙和历代名僧为我们在史籍中留下了不可胜计的茶史资料。只要对《全唐诗》稍作浏览，就能即时勾勒出唐代寺庙饮茶的风尚。如诗僧齐已《闻道林诸友尝茶因有寄》诗中吟：“枪旗冉冉绿丛园，谷雨初晴叶杜鹃。摘带岳华蒸晓露，碾和松粉煮春泉。”郑巢在《送琇上人》诗中的意境称：“古殿焚香处，清羸坐石棱。茶烟开瓦雪，鹤迹上潭冰。”刘得仁《慈恩寺塔下避暑。云：“僧真生我静，水淡发茶香。坐久东楼望，钟声振夕阳。”曹松《宿溪僧院》也有“少年云溪里，禅心夜更闲;煎茶留静者，靠月坐苍山”的诗句。从上录这些史料中，不难看出，唐代寺庙饮茶的时间，从初春到寒冬，终年不轰;在一天中，从早到晚，从日落一直到深夜，所谓“穷日继夜”。再以饮茶的场合说，如牟融《游报本寺》诗句称：“茶烟袅笼禅榻，竹影萧萧扫么苔”。本嘉祐《同皇甫侍御题荐福寺—公房》诗吟：“虚室独焚香，林空静磬长”;“啜茗翻真偈，燃灯继夕阳。”武元衡《资圣寺贲法师晚春茶会》有“禅庭一雨后，莲界万茶中。时节流芳暮，人天此会同”之句。还有李中《赠上都先业大师》的“有时乘兴寻师去，煮茗同吟到日西”;以及黄滔的“系马松间不忍归，数巡香茗一枰棋”等诗句。都反映了唐朝寺庙中，不只诵经、坐禅、做功时要饮茶，饭店、纳凉、休息、吟诗、下棋等各场合，也离不开茶。可能正是因为这样，唐时赵州高僧从稔禅师，有一句口头禅，就叫“吃茶去”。有关无关，开口闭口，都是说“吃茶去”。这当然是一典型例子。赵州在北方，北方寺庙中饮茶已如此普遍，其时南方各寺庙中饮茶之盛，由此也可想见了。
这里还要指出，如吕岩《大云寺茶诗》描写的：“王蕊一枪称绝品，僧家造法极功夫”，我国寺庙不只极重茶叶，需要茶叶，而且也是生产茶叶、研究茶叶和宣传茶叶的一个中心。也以唐代的情况来说，如所周知，茶圣陆羽就是由寺庙收养长大的，其对茶的最初了解和兴趣，也即从寺庙中获得。和《茶经》差不多同时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对我国茶业发展也起到一定作用的《茶歌》，则是陆羽的忘年交诗僧皎然所作。此外，皎然除有大量茶诗传世外，还曾专门撰写过《茶诀》一篇，对茶的功能和煮饮艺术，也颇有研究。再如唐代的贡茶院或贡焙，即每年专事督造湖州紫笋和常州阳羡贡茶的处所(无疑也是当时我国制茶或茶叶生产技术的中心)，其地点就设在顾渚“上吉祥院”内。上吉祥院，南朝陈时原建于武康，贞元时为把贡焙附在一个大的寺庙，特把吉祥寺从武康迁建顾渚。
在古代，也只有寺高才有条件研究茶叶、提高品质和宣传茶叶。因为寺庙都有一定数量的田产，寺僧特别是那些大和尚，不参加生产劳动，他们有时间、有文化来讲究茶的采造、品饮艺术和写作诗以宣传茶叶文化。所以我国旧时有“自古名寺出名茶”之说。如唐朝李肇《国史补》中提到一些名茶，如福州方山露芽、剑南蒙顶石花、岳州拥湖含膏、洪州西山白露、蕲州蕲门团黄等等，其真品就都出之寺庙或寺僧。再如北宋时苏州西山水月庵的“水月茶”、杭州于潜“天目山茶”、宣州宁国“鸦山茶”、扬州“蜀冈茶”、会稽“日注”、洪州“双井白芽”等等，或贡或献，也都是僧道创制和宣布传出来的珍品。以近代安徽产的一些名茶为例，如“黄山毛峰”，主产黄山松谷庵、吊桥庵和云谷寺一带;“六安瓜片”，以产于齐云山水井庵处为佳;“霍山黄芽”，产于大阳乡长岭庵;休宁松萝茶，是明时僧人大方首创，等等。所有这些，无不表明，由于佛教自身对茶的需用要，在佛教借重和吸收茶叶文化的过程中，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我国乃到世界茶业的发展。
【禅茶一味——饮茶与参禅】
茶于佛教的最初关系，是茶为僧人提供了无可替代的饮料，而僧人与寺院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发展和制茶技术的进步，进而，在茶事实践中，茶道与佛教之间找到了越来越多思想内涵方面的共通之处。
苦
佛理博大无限，但以"四谛"为总纲。
释迦牟尼成道后，第一次在鹿野苑说法时，谈的就是“四谛”之理。而“苦、集、灭、道”四谛以苦为首。人生有多少苦呢?佛以为有八苦，即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五蕴炽盛苦。总而言之，凡是构成人类存在的所有物质以及人类生存过程中精神因素都可以给人带来"苦恼"，佛法求的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参禅即是要看破生死观、达到大彻大悟，求得对“苦”的解脱。茶性也苦。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载：“茶苦而寒，阴中之阴，最能降火，火为百病，火降则上清矣!”从茶的苦后回甘、苦中有甘的特性，佛家可以产生多种联想，帮助修习佛法的人在品茗时，品味人生，参破“苦谛”。
静
茶道讲究“和静怡真”，把“静”作为达到心斋坐忘、涤除玄鉴、澄怀味道的必由之路。佛教也主静。佛教坐禅时的五调(调心、调身、 调食、调息、调睡眠)以及佛学中的“戒、定、慧”三学也都是以静为基础。佛教禅宗便是从“静”中开创出来的。可以说，静坐静虑是历代禅师们参悟佛理的重要课程。在静坐静虑中，人难免疲劳发困，这时候，能提神益思、克服睡意的只有茶，茶便成了禅者最好的“朋友”。
凡
日本茶道宗师千利休曾说过：“须知道茶之本不过是烧水点茶”。茶道的本质确实是从微不足道的日常生活、琐碎的平凡生活中去感悟宇宙的奥秘和人生的哲理。禅也是要求人们通过静虑，从平凡的小事中去契悟大道。
放
人的苦恼，归根结底是因为“放不下”，所以，佛教修行特别强调“放下”。近代高僧虚云禅师说：“修行须放下一切方能入道，否则徒劳无益。”放下一切是放什么呢?内六根，外六尘，中六识，这十八界都要放下。总之，身心世界都要放下。放下了一切，人自然轻松无比，看世界天蓝海碧，山清水秀，日丽风和，月明星朗。品茶也强调“放”，放下手头工作，偷得浮生半日闲，放松一下自己紧绷的神经，放松一下自己被囚禁的心性。演仁居士有诗最妙：“放下亦放下，何处来牵挂?作个无事人，笑谈星月大。”
【赵州和尚——吃茶去】
赵州和尚“吃茶去”的故事可谓禅林一则著名公案。
赵州和尚，法名从谂，为唐代著名的禅宗宗师。“吃茶去”这个公案，说的是有人来参拜赵州和尚，赵州和尚问：“以前来过吗?”来者说：“来过。” 赵州和尚就说：“吃茶去。”又来一人，赵州和尚问：“以前来过吗?”回答说：“不曾。” 赵州和尚就说：“吃茶去。”一旁的院主就纳闷了，问赵州和尚说：“为什么来过的吃茶去，没来过的也吃茶去?” 赵州和尚就叫了一声：“院主!” 院主立刻应声答应。赵州和尚就说：“吃茶去。” 故事到此，仿佛并不是个完整的了结，反而给人生出更多的疑惑，这也许就是禅学公案的奥妙所在。未来过的人被请去吃茶，来过的也要去吃茶，而那个院主，怎么还要去吃茶呢?
这个公案，柏林禅寺的明海大和尚给出的解释是，三人均为当下的众生，全部去吃茶，便是要众生平等，而这三个人，虽背景不同，且也许性格迥异，但是在那一刻，全部是为“吃茶”一事和赵州和尚进行着对话，因此赵州和尚也就只有回应那个“当下”的问题的职责，这个回应与提问之人的前世、今生和未来，并无关系，只着眼于这个“当下”，便是答案的全部。
活泼泼的当下，生命的正在进行时。
禅，在尊重众生平等的同时，更是着眼于这个“正在进行时”。生命仿佛流水一般，川流不息，却又在每一刻，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新意。禅宗那一棒一喝，一段意味，一句不可言说，便是在这个正在进行的时刻，找寻内心和自我。
(来源：天下茶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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