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自古擅于修史，历朝历代都有自己的史官，然而普洱茶这个远在云南边地的小茶种，显然是不入史官法眼的，在清代以前的正史里难觅普洱茶的踪影。关于普洱茶的记录也只散见于一些文人的风物文章里，直到清代才有阮福的一篇小文《普洱茶记》为普洱茶命名。所以，我们很难系统地去学习普洱茶的历史，当然这并不妨碍大家热爱普洱茶。我们从普洱茶的历史长河里拎出一些关键词来，让大家能够用最快的速度厘清普洱茶历史的脉络，当然这些脉络都是粗线条的，笔者在此算是抛砖引玉，希望引起更多的有识之士，对普洱茶的历史做出更深入细致的研究。
明代：“普洱”两个字出现
普洱茶得到命名，是在明代。
普洱茶的出现，和普洱建制的设置直接相关。今普洱市中心地区思茅区、宁洱县一带，宋代大理国时期称为“步日部”，先属威楚府，后划归蒙舍镇管辖;元代改“步日部”为“普日部”;明洪武十六年(1383年)，改“普日”为“普耳”，属元江军民府之车里宣慰司地，万历年间，“普耳”又正式改称“普洱”。因普洱产茶，这里的茶，就被称为“普茶”或者“普洱茶”。
地理标识的出现，虽让普洱茶获得了最初的身份证，但仅仅凭借一个原产地的“普洱”名号，尚不足以让普洱茶成为名茶。明代是我国古代制茶发展最快、成就最大的一个重要时代。这一时期，茶叶在技术革新、茶种等方面都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时代特色。明朝洪武元年，朱元璋废止了过去的一些蔽制，在茶业上立诏置贡奉龙团，这对制茶技艺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而在明代，通过一系列统治制度的建设和大规模移民政策的实施，明朝中央政府实现了对云南的直接统治，云南的社会经济文化在此时期获得了重要发展。这一时期，也是云南茶得到较大发展的时期。其重要标志就是，云南开始出现了一比较有名气的茶类，如昆明的太华茶、大理的感通茶和湾甸茶、永宁“剪刀粗茶”、车里的“普茶”和昭通的“乌蒙茶”。
这些茶中，普洱茶的名气越来越大，逐渐盖过了其它茶类，成为云南茶的代表。万历《云南通志》载：“车里之普耳，此处产茶，有车里一头目居之。”还只是简单说明车里的“普耳”一地产茶，而万历年间博学广识的谢肇淛在《滇略》一书中则已经提到云南“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团。”这说明当时在云南流通全省，销量最大的当属“普茶”。而明末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更有“普洱茶蒸之成团，西番市之。”的重要记载。这里的“西番”就是指西藏。这说明在明代，普洱茶除了行销云南全省之外，主要销售地点就是藏区。此外，方以智的记载还值得留意——这是“普洱茶”一名最早见于文字的记录。
此外，在明代，普洱茶还形成了自己最具代表性的制作工艺——“蒸而成团”的团茶。也就是说，在明代，普洱茶工艺初步成型，成为压制茶。这一工艺，一举改变了明代以前普洱茶的粗糙样貌。而普洱茶的主要原料——大叶种茶，也是天然最适合制作紧压茶的茶种。普洱茶若以散茶、绿茶的形态出现，在早已被内地茶、江浙、福建茶定义了的中国茶谱系中，作为大叶种茶的云南茶毫无优势可言，不仅形态粗陋，而且霸气的味道也很难让人接受。而一旦蒸压成紧压茶，原先的劣势就成了优势，不仅形态美观，而且味道通过蒸压工艺和一定时间的陈放也发生了奇妙的变化，开始甘爽可口了。正是因为紧压团茶的制作工艺展示出了普洱茶的优点，普洱茶开始成为贡茶，受到朝廷赞赏，除了藏区之外，每年还有少量普洱茶销往内地，天启年间达到了每年400多担。
正是在明代，普洱茶得到命名，获得了自己的身份证，惊艳亮相。但普洱茶得到命名后，直到清代，才进入自己古代时光里的黄金时代。
清代：“普洱府”的设置
清代在云南建立更加巩固的统治，茶叶市场进一步扩大，普洱茶获得了更大发展。清顺治十八年，清政府同意五世达赖喇嘛的要求，在北胜州(今丽江永胜)建立茶叶市场。清乾隆十三年，丽江府改土归流后，清政府在丽江建立茶市，商人领引后赴普洱府买茶贩往“鹤庆州之中甸各番夷地方行销”。其时，贩茶入藏，每驮抽税银四钱五分，年解银三百七十九两五钱二分，相当于八百四十三驮。藏区对茶叶的大量需求，极大地刺激了云南的茶叶生产，普洱茶开始作为大宗商品开始大量进入藏区，进入内地。为了规范市场，清政府规定云南藏销茶为七子饼茶，每七圆为一筒，重七七四十九两。据《清朝通典》记录，当时政府每年发茶引三千，每引卖茶一担，则每年卖茶3000担，每担是100斤。清代每斤重是596.82克，则每年由政府课税后销往内地和藏区的茶叶有179吨。普洱茶商贸的发展吸引了大量内地人到六大茶山种茶、贩茶。其中石屏人很多到了易武茶区，他们的后裔现在仍在易武茶区种茶、制茶。
清代普洱府的设立，进一步扩大了普洱茶的生产和贸易，极大促进了普洱茶的发展。清政府在西南地区推行大规模改土归流的政策背景下，云贵总督鄂尔泰奏请雍正同意，于雍正七年(1729年)正式设立了普洱府。普洱府辖宁洱县、威远厅(今景谷)、他朗厅(今墨江)、思茅厅(管辖今思茅区及六大茶山)、车里宣慰司。车里宣慰司本来管辖十二版纳地，设普洱府时将江内六版纳归普洱府直接管辖，车里宣慰司辖区只剩下江外六版纳。普洱府成立的同年，还在思茅设茶叶总店负责管理六大茶山茶叶贸易及相关贡茶事宜。普洱府的设立，扩大了普洱茶产区，尤其是将车里宣慰司管辖的江内六版纳，也就是今日版纳州勐腊县境内所谓的“古六大茶山”地区划归普洱府思茅厅，使普洱府成为茶叶的集中产区，也使普洱府的政治中心普洱府城(今宁洱县城)、思茅厅一带成为普洱茶最重要的集散地。
阮福《普洱茶记》，普洱茶的命名之作
在中国，一种真正的名茶，是离不开诗词歌赋的。一种茶，如果仅只停留在普通人的生活日用层面，而得不到社会上流阶层，尤其是文人雅士的认可和青睐，并进而将其镶嵌在诗文里面，是不可能获得精神文化的因子，真正成为名茶的。普洱茶成为名茶，同样走过了相似的道路。清朝中叶之前，虽然有过明代谢肇淛、方以智、清代檀萃、曹雪芹等著名文人的书写，但他们的书写是零散的，影响力尚较为有限。名重天下的普洱茶在期待着一位有心的著名文人，为它写下第一篇专门介绍的文字。道光六年丙戌(公元1826年)，25岁的阮福写下《普洱茶记》这篇800余字的小文，奠定了普洱茶成为名茶的基础。
普洱茶在当代复兴之后，各类与普洱茶有关的文章、书籍大量出版，可谓汗牛充栋，阮福的《普洱茶记》一定是被引用最多的，尤其是开篇第一句“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这既是为普洱茶定位，也是对普洱茶在清代中期时在中国茶格局中的真实地位进行描述。在清代，普洱茶已经以贡茶的身份跻身上流社会了，故宫博物院的仓库里保存上百年，至今仍然外观完好并具备品饮价值的人头贡茶、普洱茶膏等不仅真实见证了这段历史，而且无可置疑地证明了普洱茶是可以喝的古董的独特属性。
贡茶，普洱茶名重京师
清代，普洱贡茶制度进一步完善，在大大提高普洱茶制作工艺，产品质量的同时，也极大提升了普洱茶的品牌档次，使普洱茶开始成为中国的著名茶类。普洱茶成为贡茶，开始于明代，但没有形成完善制度，影响力有限。清代康熙年间，普洱茶再次成为贡茶，到雍正年间普洱府设置之后，进贡普洱茶成为云南的“成例”，也就是云南总督府的一项固定的政治义务。由于长期进贡皇宫，普洱茶成为皇帝、王公大臣的喜爱之物。皇室除了自己品饮之外还将普洱茶赏赐功臣及外国使节等。宫廷的喜好，在京城时尚潮流中具有引领作用，于是，到了雍正、乾隆年间，普洱茶就开始“名重京师”了。
那重到了什么地步呢?重到了连皇室都要把普洱茶作为宝贝，赠送给外国使节，以显示皇恩和炫耀天朝地大物博，盛产各种珍奇玩好的地步。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以补祝乾隆皇帝八十大寿的名义派出以马噶尔尼勋爵和副使斯当东爵士为首的800多人的使团访问大清帝国。对普洱茶来说，这次访问是一个重要插曲。乾隆帝在承德避暑山庄万树园宴待英国使节团，并按照惯例在接见之后赠送了大批礼物，以显示天朝的富有和恩德。
在所赐礼物中，最多的就是普洱茶，其中有普洱女儿茶、圆茶、普洱茶膏等，由此可见普洱茶在清朝皇帝心目中的地位。
到18世纪末的最后一年，即公元1799年，清人檀萃撰写《滇海虞衡志》时提到普洱茶，这时的普洱茶已是“名重天下，……普洱茶所属六茶山，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每盈路。”的一种盛况了。此时的普洱府城，已经是一座砖砌的大城，清政府在城中设有茶局，专办“茶引”(茶的营业执照)、茶税及督办贡茶等事务。每年三千担的交易量(这只是官方法定的合法交易量，实际上交易量远不止此)，吸引着来自秦陕西、山西、两广、四川、江西、两湘，以及石屏、腾越、下关、玉溪、通海、思茅等地的茶商纷纷在普洱府署宁洱城建立茶庄和商业会馆，对普洱茶进行收购、加工、精制、包装、运输等业务。
普洱茶得名于明代，鼎盛于十八世纪的清代中叶，并在这个时期登上中国名茶的文化殿堂，繁荣了百年之久。十九世纪中叶后，近代中国开始衰败，到十九世纪末，曾是中国“茶瓷丝三位一体”，代表和象征着传统中国至高无上的政治、经济、文化优越地位之一的整个中国茶都开始衰落，消退了昔日的无限荣光，失去了在世界茶叶贸易上的主导地位。倾巢之下岂有完卵，普洱茶又何能幸免?光绪十三年(1908年)，云南地方混乱，盗匪蜂起，贡茶运至昆明附近被匪徒抢劫一空，而早已焦头烂额苟延残喘的朝廷也无暇追究，云南地方政府也因此借机停止了交纳普洱贡茶这一事项。从此，普洱贡茶绝。而这，是一个象征，象征着古代的普洱茶，开始成为一个必将日益远去的传说。
民国，老茶号的黄金时代
民国年间，云南的传统普洱茶商号在继承古老传统的同时，注入了崭新的现代商业意识，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民国三年(1914)， 普洱道署由宁洱迁驻思茅，思茅成了普洱道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也成为传统普洱茶产业的中心。据民国《续云南通志长编》记载，仅在思茅城区就有雷永丰、同仁利、信和祥、裕泰丰、 乾利贞、李衡记、裕兴祥、恒和元、庆盛元、大吉祥、瑞丰号、谦益祥、复和园、钧义祥、鼎春利、同和祥、恒泰祥、大有庆、利华茶庄等制茶商号22家，年制茶1万担左右(旧衡制100老斤为一担)。众多茶庄商号中，“雷永丰”最负盛名，位列思茅八大茶号之首。
民国年间，普洱茶产区扩大，特别是今日所谓“江右(外)六大茶山”，也就是勐海茶区的崛起(那时叫“佛海”)，开始和传统的“江左(内)六大茶山”，也即勐腊易武倚邦茶区并驾齐驱，并大有超越之势，极大改变了普洱茶产区的格局。这种格局的变化，加上民国十五年(1926)，思茅暴发瘟疫，普洱道署为避瘟疫，由思茅迁回宁洱，众多商号茶庄也陆续迁往倚邦、易武、江城、勐海，开始把制茶场所设在原产地，只在思茅设置经营总部。
民国年间普洱传统制茶业的兴旺，还“制造”了一批著名的制茶师傅，当时最有名气的就有刘渭成、朱根林、燕益庆、余长福、周小舟等人。这些制茶师傅们，开始对茶叶分级，把晒青毛茶分为“春尖”“谷花”“细黑”“老黄叶”四个等级，再用各等级毛茶掺内飞揉制成专销藏区的紧茶、专销省内外各地的砖茶、圆茶，不经揉制的春尖、谷花两种散装生茶，则运往昆明代销的茶庄，再加精选，分别加入茉莉、菊花等，再销往省内外各地，是为一等茶。那时的普洱“一等茶”，竟然用来做花茶，这在今天是不可思议的。但却说明，那时的消费者心中，还是绿茶为王，只有最好的普洱茶才有资格做绿茶里的花茶。
四大茶厂
普洱茶现代产业之滥觞
民国年间，除了大批传统茶庄商号之外，一批现代机制茶厂的建立和运作，是普洱茶产业最值得纪念的事情。
1938年后，云南中国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云南茶叶进出口公司的前身)成立，冯绍裘、范和均、郑鹤春等著名内地茶人来到云南，和云南地方政府一起建立了顺宁(凤庆茶厂前身)、佛海(勐海茶厂前身)、康藏(下关茶厂前身)和复兴(昆明茶厂前身)等云南中茶公司旗下的民国云南四大茶厂。四大茶厂和云南中茶公司近十年间的成功运作，极大推动和整合了云南的现代茶产业，也使普洱茶的现代产业意识相比民国之前有了脱胎换骨的巨大变化。
而这批现代茶厂的建立和运作不是偶然的，这说明，经过上千年的发展，古老的普洱茶产业已经具备现代产业性的根基了。
民国年间，普洱茶的现代产业物质根基，即原料基础初步建立了。
从晚清政府1908年大力倡导现代茶产业开始，云南各地开始了又一个茶叶种植的浪潮。1908年前，相比清中后期，云南茶叶种植面积有极大缩减，但从1908年开始，特别是民国初年，不仅原来的普洱茶主产区普洱、版纳等地的茶叶种植面积开始回升与扩大，临沧的凤庆、云县、镇康等地区和保山腾冲等地区的茶叶种植也开始发轫壮大。正是在民国年间，今日普洱茶区的资源开始得到整合，开始逐渐恢复昔日的荣光;正是在民国年间，以勐海为中心的“江右(外)六大茶山”迅速崛起，超越传统的普洱“江左(内)六大茶山”，成为云南茶的重要主产区;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原来绝对边缘的江外临沧、缅甸边境范围茶区发展壮大为与普洱、版纳云南茶三大茶区并列的重要茶区之一。总之，民国年间云南现代种茶业的兴起，奠定了云南现代普洱茶产业的原料基础。
正是在云南茶叶种植业极大扩张的基础之上，一批具有现代性的茶厂、茶业公司实体建立了。特别是云南中茶公司和其旗下的四大茶厂的成功建立和有效运作，使云南第一次具有了一个现代性的茶业公司和几个初步现代化生产的茶厂。现代茶业公司的建立，是现代性的资本、原料、设备等物质因素的聚集与整合，云南中茶公司和四大茶厂的建立和有效运作，说明这些因素都已成功聚合了。这在云南茶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是一个重大的成就。而这一成就，成为了民国年间云南茶留给后人的巨大遗产。
民国年间，云南茶的现代管理、运作、技术基础，也就是人才基础初步奠定了。现代性茶业公司的建立，除了原料、资本、设备等物质因素的有效聚合外，离不开管理、运作、技术等智力资源的聚合。云南中茶公司和四大茶厂的建立和有效运作，是民国云南茶业具备开始现代性茶业智力资源的重要标志。虽然云南在现代茶产业的智力投入上起步较早，派出了朱文精、陈洪畴等最早的现代茶业留学生，并且，他们回国后也在云南地方政府支持下做了大量努力，但由于各方面条件限制，他们很少取得实绩。但不容忽视的是，这方面的努力，为云南茶准备了一批技术上的人才。云南中茶公司建立后，范和均、冯绍裘、郑鹤春等一大批现代茶业技术和管理的著名专家来到云南。他们到来之后，又在内地招募了一大批成熟的技术工人来到云南。这批内地专家和成熟技术工人的到来并与云南本土的专家与技术人才相结合，使云南的现代茶业具备了人才智力上的初步基础，使云南中茶公司和旗下的茶厂得以顺利运作。而云南中茶公司和旗下的茶厂的顺利运作又促进了大批云南现代茶产业技术人才的产生，为日后云南的现代茶产业生存与发展打下了更加坚实的人才智力基础。
“八中茶”
普洱茶最经典的品牌LOGO
民国年间，普洱茶的现代品牌意识开始觉醒。
民国年间，云南茶的品牌系列得以拓展。民国以前，云南茶的主要品牌是“圆茶”(今日所谓的传统“七子饼茶”)，民国年间，在“圆茶”的基础上，云南茶又出现了碗形紧压沱茶，并开始成为消费者广为认可的云南普洱茶又一种重要茶品。云南中茶公司建立后，云南红茶又以优异的质量获得极大声誉。与此同时，云南宝洪茶也有一定声誉。也就是说，民国年间，在1905年贡茶消逝之后，表面上，普洱茶走下宫廷的神坛，但不容忽视的是，在更为广大的民间，云南茶却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认可，品牌系列也有极大扩展，走出了普洱“圆茶”单一系列的格局，成为普洱“圆茶”(七子饼)、普洱沱茶、滇红三大品牌系列并驾齐驱的格局，极大增强了云南茶的品牌实力。与此同时，云南中茶公司的建立和其对自己品牌的管理与维护，极大地提升了云南茶的品牌意识。
遗憾的是，民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内忧外患极为严重的一个时代，政局极不稳定，这直接影响了现代中国一系列事业的发展，普洱茶自然也不例外。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南侵，南洋交通受阻，兼之疟疾流行，道路不靖，商旅裹足，通货膨胀，茶叶销售跟不上飞涨的货币，加上众多商号和茶厂为资金困扰，生产更为困难，导致普洱茶产业衰落，各种茶庄商号和茶厂公司纷纷歇业。1948年，苦苦挣扎的最后一家普洱茶传统商号——以何璞生为庄主的鼎春利茶庄也歇业，传统的普洱茶庄就这样拉上了最后的幕布。与此同时，民国云南四大茶厂的勉强经营也接近尾声，1950年3月，云南中国茶叶公司及其旗下的四大茶厂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管会接管，从此，云南中茶公司进入中国茶叶公司云南分公司时代，民国普洱茶时代正式终结。
1951年12月“中茶牌”商标注册成功，1952年7月，当时的中国茶叶总公司下发通知，启用“中茶牌”商标，也就是八个红色的“中”字围绕着一个绿色的“茶”字，俗称“八中茶”，这也是云南普洱茶最经典的商标。从1952年起所生产的茶叶包装的文字最上面是倒读的“中国茶叶公司云南省公司”，中间是“八中茶”商标，下方是倒读的“中茶牌圆茶”繁体字。由于“八中茶”商标中的茶字是手工加盖，因印色之别而有红印、黄印、绿印之称，这期间所生产的茶俗称为“印级茶”。
从1972年起“中茶牌圆茶”停用，开始改称“云南七子饼茶”，上面文字为“云南七子饼茶”下有英文，中间仍是“八中茶”商标，下面文字为“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公司云南省茶叶分公司”，下面同样有英文，“八中茶”商标中的茶字同样是手工加盖，因印色的不同有红印、黄印、绿印、水蓝印之分，从此开始了“饼级茶”时代。如今，“八中茶”商标是中粮集团下属中国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茶叶产品的专属商标。
1976年为出口需要，云南省茶叶公司规范普洱茶商标号，饼茶用4位数字，头两位是该产品创制年份，第3位是毛茶等级，第4位是茶厂编号。当时1是昆明茶厂，2是勐海茶厂，3是下关茶厂。
当代
渥堆发酵技术，普洱熟茶诞生
从1950年到20世纪80年代，普洱茶古茶园遭到破坏，产销量大幅下滑，最致命的是失去了普洱茶的品牌意识和价值，沦落为茶的原料产地，堪称普洱茶觉醒之后的迷失年代或者黑暗年代里。但事物的发展却是复杂而奇妙的，正所谓否极泰来，正是在这个所谓的黑暗年代里，现代普洱茶历史上意义最为重大的技术突破——人工渥堆发酵技术诞生了。
为了满足香港人喝老茶的需求，1973年昆明茶厂在厂长、勐海茶厂、下关茶厂分别派出技术骨干组成考察小组赴广东学习发酵技术。后来在借鉴香港、广东做湿仓加速发酵方法的基础上，成功试制出了普洱熟茶。20世纪70年代末，云南终于实现了普洱熟茶的大规模批量生产。人工渥堆发酵技术的发明，是普洱茶黑暗年代里的巨大突破，它开创了普洱茶熟茶的一个重要分支，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不仅如此，在1979年2月，云南普洱茶界还由吴启英女士领衔，制定了《云南普洱茶制造工艺要求(试行办法)》，详细制定了普洱茶生产质量标准，生产工艺以及各大厂家的代码(现市场上广为流行的茶唛号都源于此。如：7581的含义为75年、8级茶，昆明茶厂出品的茶砖;7552的含义为75年、5级茶，勐海茶厂出品的饼茶;8653的含义为86年、5级茶、下关茶厂出品的沱茶。)，由省公司下发到各大茶厂，成为全省普洱茶试行生产的规范。从此，云南普洱茶产业在生产工艺上上了一个极大的台阶，为现代普洱茶产业的复兴奠定了技术上的基础。
21世纪初：四大国有茶厂改制，普洱茶全面复兴
普洱茶在1984年之前，都是由国家统购统销，以外销为主，生产普洱茶的茶厂也都属于国营企业。改革开放后，沉寂多年的普洱茶开始缓慢苏醒，但前行的步履一直无比艰难。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经济体制正式确立。进入21世纪，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营茶厂纷纷改制。现在普洱茶的四大茶厂，都是起身于原云南省茶叶公司，由国营茶厂改制而来的。2004年，下关茶厂、勐海茶厂和普洱茶厂相继完成改制，而中茶公司旗下生产普洱茶的企业只保留了昆明茶厂。昆明茶厂在1994年停产，直到2006年才恢复生产。改制后，这四家茶厂目前分别是：昆明茶厂(现名：云南中茶茶业)，下关茶厂(现名：下关沱茶集团)，勐海茶厂(现名：大益茶业集团)，普洱茶厂(现名：云南普洱茶集团)。
民营资本的强势注入，让这些曾经一度面临倒闭的茶厂获得了新的生机，同时，一大批大大小小的民营茶企诞生，完全根据市场需要生产产品，普洱茶逐渐恢复生机活力，开始走上迅猛发展的道路。1996年，普洱茶年产量不到1万吨，2006年，已经扩展到8万吨左右。在短短10年里，普洱茶的年产量几乎年年翻番。2007年，狂飙突进的普洱茶经历一次价格大跳水，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但之后直到2015年度的7年里，在全国茶市普遍不景气的背景里，普洱茶却逆势上扬，价格和产销量都大幅增长。据统计，2015年云南省茶园面积已经扩张到近600万亩，年茶叶总产量达36万吨，其中普洱茶12.9万吨，茶叶综合产值达600多亿元，其中普洱茶的产值也超过了100亿元。
也是乘着中国茶文化全面复兴的东风，普洱茶在21世纪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普洱茶这个特立独行的茶类，“越陈越香”“百年古树”“收藏投资”等等概念，不断颠覆着人们对茶叶的固有思维。在短短10多年间，普洱茶从一个鲜有人问津的小茶类，发展到如今产值过百亿的大茶类，在此过程中，也因普洱茶不断创造出一个个创富奇迹，云南数百万的茶农因为普洱茶实现了脱贫致富。
和产销量的增长相比，普洱茶品牌影响力的强势崛起更加引人瞩目，成为近十余年里中国茶叶界最热门的话题。如今的中国大地凡有茶台处，必饮普洱茶。
原文刊载《普洱》杂志
2017年2月刊
作者|杂花生树
图|段兆顺 李一波 樊韦
关于普洱沱茶名称的由来，传闻很多，有人说因其成品形状如团，团由沱转化而来，故得名“沱”，最早在明代万历年间的《滇略》一书中也有记载:“士庶用皆普茶也，蒸而团之。”
不断的演变至今一说到普洱沱茶，大家能想到的形状就是倒置碗状型。下面就跟随昆仑一起走进普洱沱茶的江湖带你领路关于普洱沱茶的魅力所在。
沱茶是一种制成圆锥窝头状的紧压茶，主要产地是云南，为便于马帮运输，一般将几个用油纸包好的茶坨连起，外包稻草做成长条的草把。因为一个茶坨的分量比一块茶砖要小得多，更容易购买和零售。
沱茶从面上看似圆面包，从底下看似厚壁碗，中间下凹，颇具特色。
沱茶的种类，依原料不同有绿茶沱茶和黑茶沱茶之分。
沱是由团转化而来，有说由于过去运销四川沱江一带，故而得名。不论说法如何，但可以推定，沱茶是云南茶中相当古老的制品，早就畅销省内外。
关于沱茶形状的两种说法
说法一：相传，最开始由散茶制作成棒茶、砖茶和饼茶。棒茶是圆棒形的，砖茶是方砖形的，饼茶是圆饼形的。后来慢慢演变出沱茶。
说法二：，沱茶由明代的“普洱团茶”和清代的“女儿茶”演变而来。
“团茶”是产生于宋代的一种小茶饼，始制于丁谓任福建官员之时，专供宫廷饮用。茶饼上印有龙、凤花纹。印盘龙者称“龙团”或龙茶、盘龙茶、龙焙、小团龙；印凤者称“凤团”或凤饼、小凤团等。
在云南茶区，勤劳的各族妇女自古至今都是茶叶生产劳作的主力军，她们常常迎朝露、顶烈日、冒风雨、踏夕阳，早出晚归，采茶制茶。茶叶融入了她们的情感，茶叶寄托了她们的希望，她们采制的茶叶也常常被称为“女儿茶”。
出世
历史上，景谷人李文相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创办制茶作坊，用晒青毛茶作原料土法蒸压月饼形团茶，又名谷茶。
1902年，在大理下关，喜洲商人严子珍、杨鸿春与江西商人彭永昌筹资白银一万一千多两，创建了一个叫“永昌祥”的商号。
起初永昌祥学习了景谷姑娘茶的做法（也就是馒头型茶的压制方法），“形色味皆盛，所出无多，价亦数倍，多为外人购去。即在滇省，殊不易得。”
1916年，永昌祥在此基础上改革工艺，在姑娘茶的底部开窝，既便于干燥，又便于组合包装和运输（至于有利于后发酵和熟化那是后人在此基础上优化的成果），这种窝头形的紧茶每筒五圆，每个重9两。先生产了10担，销往四川。
得名
由于工艺源自景谷，先叫谷茶，云南话里圆而饱满的单个体，称之为坨，于是改叫“坨茶”，后因销往四川沱江一带大受欢迎，变成了“沱茶”。
用料和标准
早期沱茶的原料以勐库、思茅为主，成品有“绿茶”和“红茶”，几年后，沱茶在四川大卖，永昌祥改进原料配方和工艺，原料以勐库茶打底，取其味，凤庆茶撒面，取其型。
工艺上以晒青为主，但对成品的判断标准上：汤色绿黄的被让认为是上好的“绿茶”（实际上是我们现在的新制的晒青生茶），汤色泛红的则被认为是稍差一些的“红茶”（实际上是普洱茶初制工艺不过关制前发酵导致汤色偏红的新制晒青生茶）。
由于在当时市场上是以绿茶为标杆，绿汤为上乘，“绿沱”自然是上等货色，而对于中下等的“红沱”，后期成立下关茶厂引进烘青工艺后，会掺一些烘青用以调和汤色。
永昌祥在下关发明沱茶之后，景谷也参照下关的做法，他们沱茶生产地亦名谷庄，以区别于下关的关庄。
谷庄沱每筒4沱，用料和成品品质上低于关庄沱。谷庄沱茶采用景谷县附近地区生产的滇青揉压；关庄沱茶采用滇西勐库茶（双江）、凤山茶（凤庆）、大山茶（西双版纳、思茅）等地滇青在下关设厂拼配、揉制，其品质胜于谷庄，因而后来逐步取代了谷庄沱茶。
1923年，永昌祥的沱茶注册了“松鹤”商标，藏销紧茶注册“狮牌”，其茶品销售价格引领各大小茶庄，成为各销售地的翘楚。
1930年，永昌祥在下关改名，成立永昌祥下关茶厂，随后，又在昆明成立永昌祥昆明茶厂。
“永昌祥”的沱茶在长江上游及藏域地区历经四十年而不衰，是因为牌子硬，在长期的制作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秘方”，它特点是勐库品种用得多，且全用头批清明前春茶，茶分拣得仔细，尖用细茶二两放在沱子顶面二盖较粗放在中间，底茶最粗放在沱底。
沱茶除云南生产外，重庆市也有生产，依所用原料的优次分为“特级重庆沱茶”、“重庆沱茶”和“山城沱茶”三种。重庆沱茶的重量分50克、100克、和150克三种规格。
说完沱茶历史，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普洱茶历史上由散茶加工而成的紧茶刚开始的形状是饼还是沱呢？
唐·陆羽《茶经·七之事》(公元775—780年)载：“晋傅巽《七诲》，蒲桃、宛柰、齐柿、燕粟、垣阳黄梨、巫山朱橘、南中茶子、西极石蜜。”南中系东汉末时对今全滇和黔西北、川西南的总称。
诸葛亮平定南中后，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5)改益州郡为建宁郡，郡治由滇池县移至味县，统管南中之地，味县遂成为当时南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傅巽以南中茶子与当时国内外名特水果等产物(宛柰即大宛国的苹果，西极石蜜即天竺国的冰糖)并列，可见云南茶在当时已有盛名。
那么，南中茶子的“子”又何解呢？对此，茶界学术派有两种观点：一种以邹家驹先生为代表的认为，此处“子”是通指物种；另一种以张顺高先生为代表的认为应为紧压茶。
前一种观点根据唐时樊绰记载的“散收，无采造法”，认为当时云南只有散茶，还不会加工紧压茶，但无法解释当时是否有加工紧压茶；
后一种观点的依据是，子从汉字含义上理解是对人对物的一种单体称谓，茶子是一种紧压茶单体量词，与蒲桃、宛柰、齐柿…并列更说得通。但此观点对普洱茶单体有紧压亦只是推断，无更多证据证明。
也就是说：晋代即使有紧压茶，其形状到底是一片、一块、一沱也不得而知。
普洱茶首次以紧茶形状文字记载最早出现于明代，万历年谢肇淛《滇略》载：“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团。”蒸而成团表明了普洱茶有蒸压的加工方式，但当时的“团”是什么形状亦知之不详。
在明代刘文征所编的《滇志》里有一首《贡章赋》中，有这样一句：“筒茶树酒陈纵横”。树头酒是产自缅甸的一种数木的汁液，存入瓮中，稍加酒酿，一夜即成酒。至于筒茶是竹筒茶、圆茶还是其它形式的茶，同样难以考证。
清代，粗枝大叶的山茅野料普洱茶突然以贡茶的身份堂而皇之呈现于皇家贵族餐桌之上，与满汉全席并列。
清代《普洱府志》中自然留下了不少关于采办贡茶的记载，其中所用的计量单位多为：圆、篓、匣、瓶…
▲清朝常见的普洱茶除了饼茶外，还有这种形状的瓜茶，金瓜贡茶也称团茶、人头贡茶,是普洱茶独有的一种特殊紧压茶形式，因其形似南瓜，茶芽长年陈放后色泽金黄，得名金瓜，早年的金瓜茶是专为上贡朝廷而制。
其中圆为团茶（人头茶、小五子圆茶、女儿茶）单位、篓为芽茶、匣为茶膏、瓶为茶尖，就是没有沱这一单位（当然，后来在沱茶创立之后也对单个的沱茶也有叫一圆，但叫一沱或组合起来的5个叫一筒的更多）。由此可见紧压圆茶的历史要早于紧压沱茶。
来源：昆仑说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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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光祖
一斑录
茶贵新鲜，则色、香、味俱备。色贵緑，香贵清，味贵涩而甘。啜茗可以祛腥腻、润喉吻，不必希卢陆高风，而齿颊饶有韵趣。浙地以龙井之莲心芽，苏郡以洞庭山之碧螺春，均已名世。然我虞山亦産茶，尝至普福，维摩僧出供客，其佳不亚苏杭，特不可多得耳。若安徽六安茶、湖北安化茶、四川蒙山茶、云南普洱茶，与苏杭不同味，不善体会者或不知其妙。若闽地产红袍、建旗，五十年来盛行于世，窃以为非正味也。〔清〕郑光祖 《一斑录》“杂述四”， 清咸丰五年 (1855)刻本
刘训瑺
茶话
武夷天游岩之上，有古茶树一株，旁皆危岩，不易采摘，须胆壮者缘梯而上，方可采下。叶大数指，名曰 “大红袍”，因叶面微红故也。每年只能焙制一斤许。贵游者，寺僧以少许饮之，为岩茶最佳品。大红袍为武夷特种之茶，产危岩中，人工难于采取。旧闻茶熟时，利用猴子攀树，次第采下。因猴子衣红袍，故名。现山中罕畜猴者，不知用何法采取。〔清〕刘训瑺 《刘玉轩诗文选》，闽清玳琅书楼1983年自印本
郭可光
竹间续话
武夷九十九岩皆产名茶，奇种以天心岩之大红袍，慧苑岩之铁罗汉，磊石岩之白鸡冠，兰谷岩之金锁匙，天井岩之过山龙，竹窠岩之瓜子金，幔陀峰之半天夭为着。而大红袍尤为特品，产于天心岩永乐寺三里许之九龙窠石壁上。石壁仅方丈之地，植茶三丛。外向较高者，传为真红袍。旁二丛为副车，叶不甚大，芽端带淡红色，年仅六七两，价值数百金，盖罕而见珍也。每岁，住持僧以少许分馈当道士绅，余则悉售厦商。郭白阳辑撰，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竹间续话》卷三，海风出版社2001年版。
蒋希召
武夷山游记
初三日，阴。今日为上巳佳节，重往天游岩。八时偕达君等出天心，由簑衣岭下西行，入九龙窠。窠为天心永乐寺，植茶最繁之区，极品之大红袍即产于是。谷极狭长，约三里，谷底一岩突起， 高可三十余丈，曰龙头岩。岩半有水渗出，所谓大红袍名茶即植于岩下，枝干扶疏，高仅三尺余，叶甚葱郁，正在发芽。其旁有一种，名副红袍，此外茶类极夥。 夜宿天游，饮酒几醉，品茗极多。天游亦产大红袍，香味极浓，饮后移时，齿颊生凉，胸臆间皆有余芳，是则可异也。去年大红袍每两价值十六元，物稀为贵，其信然乎!
曰上奇种，则皆百年以上老树，至此则另立名目，价值奇昂，如大红袍，其最上品也，每年所收，天心不能满一斤，天游亦十数两耳。武夷各岩所产之茶，各有其特殊之品。天心岩之大红袍、金锁匙，天游岩之大红袍、人参果、吊金龟、下水龟、毛猴、柳条，马头岩之白牡丹、石菊、铁罗汉、苦瓜霜，慧苑岩之品石、金鸡伴凤凰、狮舌，磊石岩之乌珠、璧石，止止庵之白鸡冠，蟠龙岩之玉桂、一枝香，皆极名贵。此外，有金观音、半天摇、不知春、夜来香、拉天吊等等，名目诡异，统计全山，将达千种。蒋希召 《蒋叔南游记第一集》，上海福兴印书局1921年铅印本
衷干
茶市杂咏
漫谈名种重黄毛，尚有龙团价格高。猴子风流传海外，白云深处看红袍。毛猴，茶名，有黄、白两种，出松溪。龙团则宋时珍品也。宋刘屏山诗云：“犹有清馋未已，茶瓯日食万钱。”清章朝栻诗云：“多者馈盈箱，少或进数片。询其值几何，卑之亦一绢。”其贵重可知。三一学校校长陈世锺云：“英谚谓：十八世纪，相传武夷大红袍生高峰之上，人迹不到，以猴子穿红袍采之。”然大红袍产于近代，当时有无此茶，待考。
宜兴春暖尽琼膏，小小茶杯似兔毛。莫道诸生终落拓，今朝已试大红袍。茶壶以宜兴为尚，茶杯小巧，不堪一吃，此袁子才所谓“饮人如饮鸟”也。然气香味甜，不必以为善，且茶愈佳，则消化力越强，多饮亦能伤胃。大红袍为山中第一妙品，树仅两本，年约收茶十两，至为宝贵难得。市上所售，皆伪品也。出天心岩九龙窠。林馥泉 《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福建农业》1943年第3卷第7-9期
刘超然、郑丰稔
崇安县新志
现时天心岩九龙窠所产大红袍仅两株，每岁可得茶八九两，自采摘以至制造， 亦看守綦严，其宝贵如此。至其名称之见于载籍者，以唐之腊面为最古，宋以后花样翻新，嘉名鹊起，然揭其要，不外时、地、形、色、气、味六者。如先春、雨前，乃以时名;半天夭、不见天，乃以地名; 粟粒、柳条，乃以形名;白鸡冠、大红袍，乃以色名;白瑞香、素心兰，乃以气名;肉桂、木瓜，乃以味名。刘超然、郑丰稔《崇安县新志》，1940年刊本
林馥泉
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
山中有名之大红袍、铁罗汉、白鸡冠、不知春等，外人每误为特殊之品种，实则均系混杂之菜茶中一单株也。
(1)大红袍(产天心岩九龙窠有正副二株，笔者获天心寺中老僧之信任，得观其正株，其采制法详见本书附篇)。树高135公分，主干8根，干粗大者达5.5公分。普通者1.5-2.5公分。干色暗灰。树形老态。枝条弯曲斜生。分枝颇盛。其枝干上寄生苔类甚多。枝干着生角度50-70度，枝叶着生角度在70°左右节。间距离较短，仅1-2公分。叶深绿色，叶缘斜上伸展，叶断面成阔口V字形，光滑发亮，恰如小水仙叶形(即属前述之第六种)，全叶呈长圆。幼叶呈紫红色(据天心寺主持僧云大红袍命名依此)。叶脉细而不显，脉数5-7对。锯齿浅而稍显，齿数20-25对，叶尖钝略向下垂。叶长5.3公分，幅宽2.8公分，肉厚而脆，叶面淡绿，生有短绒毛。开花期迟，通常花期自十一月下旬至一月下旬，而以十二月下旬至一月下旬为最盛。花冠径3.2公分，花瓣6个。瓣长1.4公分，幅1.4公分。花丝184个，长7-9公厘，柱头长6公厘，于半柱3裂。子房表面生细毛，花萼5个，长3公厘，幅5公厘，花托1.05公分。《福建农业》，1943年第3卷，7-9期
按：其余部分如制作，与廖存仁《大红袍史话及观制记》内容重复或相似者，略去。
廖存仁
武夷岩茶
甲、大红袍：产于天心岩九龙窠最后一窠之岩脚下，品种为菜茶，树根终年有水从岩壁涓滴而下，树高丈四尺，树势披张，叶极厚，深浓绿色，树干满生苔藓，树龄衰老，至少在七八十年以上，年仅制茶八两至十二两。旁有一株，树势生长较优，是为副本。现山僧以此茶名贵，恐参观者采折枝条，损伤茶树，另以附近大石壁下，岩脚寻丈有崩石罅隙处，所植之菜茶三丛，以绐游客。此茶以产量无多，外人不易购得，于是传说种种，故神其事，有谓：“野生绝壁，人莫能登，每年茶季寺僧以菜饵山猴采之。”有谓：“树高十丈，叶大如掌，生削壁间，风吹叶坠，寺僧拾制为茶，能治百病。”当地传说则谓：“为岩上神人所栽，寺僧每于元旦日焚香礼拜，泡少许供佛前，茶能自顾，无须管理。有窃之者，立即腹痛，非弃之不能愈。盖此为神人所植，凡民不能先尝也。
提丛：提丛则又提自千百丛之单丛中最优异者，采摘制造均维谨维慎，品质之佳非言语或文字所能形容，如天心岩之“大红袍”，慧苑岩之“白鸡冠”，竹窠之“铁罗汉”，兰谷岩之“水金钩”，天井岩之“吊金钟”等。廖存仁《武夷岩茶》，《福建农业》1943年，第3卷第7-9期
廖存仁
大红袍史话及观制记
武夷岩茶夙负盛名，其茶具岩骨花香之胜，制法介于红茶绿茶之间，必求所谓绿叶红镶边者方称上乘，其味甘泽而气馥郁，无绿茶之苦涩，有红茶之浓艳，性和不寒，久藏不坏，香久益清，味久益醇，名驰遐迩，中外同钦，逊清充作御茶之大红袍，尤为岩茶中之吉品，外间对大红袍之传说，妙不可言，有谓野生绝壁，人莫能登，每年茶季，寺僧以果饵山猴采之，有谓“树高千丈，叶大如掌，生穷崖峭壁，风吹叶坠，寺僧拾制为茶，能治百病。”当地传说则谓为“岩上神人所栽，寺僧每于元旦日焚香礼拜，泡少许供佛，茶可自顾，无需人管理，有窃之者立即腹痛，非弃之不能愈，因此为神人所植，凡人不能先尝”其说纷纷，莫衷一是，笔者适得机会观其采制颇饶兴趣。
天心寺观山僧采茶十七日晨偕林主任夫妇匆匆至天心，见妙当方丈在韦陀佛前焚香礼拜，另一小僧撞钟三响，方丈即携二僧(一提茶篮另一持和尚袈裟)，出寺门至茶墩邀包头及做青师转向寺右之山岭而下，岭尽沿溪涧而上。行约二里，见大石壁下，岩脚寻丈，有崩口罅隙处，方丈之地，植茶三丛。距茶丛五六丈远岩脚上，架一板屋，行至此，方丈止步，顾谓笔者曰：此处名九龙窠，是茶即大红袍，其中间较高一株为正本，旁二丛其副本也。言已即攀缘而登，二僧尾之，笔者与林主任等数人亦随之而上，审视之，茶树品种并无特殊，即普通之菜茶，树高一米多，主干约十枝，茶丛周围约五米半，枝叶已被人攀折过多，树势不甚繁茂，叶不甚大，带淡绿色，茶芽微泛棕红色。以地方太小，我等四人，立于茶树之外旁，手握干枝，以防倾跌。方丈及二人立于里侧，披袈裟，焚香烛，放火炮，向茶树礼拜。拜毕，方丈开始采摘，口中念“中华民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念毕，将所摘茶叶，掷于篮中，携一僧先归，留他一僧与包头等采摘。采摘完毕，职并参观其制造。
祭太伯分赠大红袍正午寺僧备斋祭茶厂中供奉之杨太伯，由方丈妙常和尚领导诵经行礼，态度谨严。据云，杨太伯为江西人，乃开发武夷山植茶之鼻祖，现武夷各茶厂咸供奉之。十八日上午茶叶制成，寺僧以小簸箕盛之，置于正殿之释迦牟尼佛前，然后各殿遍燃香烛，并以泉水泡大红袍一壶，每佛前一杯。诸事就绪，方丈领寺中较有地位之和尚，各披袈裟，在释迦牟尼殿行礼，另一僧撞钟，一僧放爆竹，仪式隆重，如作大场佛事然。礼毕，方丈将小簸箕内茶叶，持归收藏，其余别僧，则以壶中供佛所余之大红袍茶斋客，并分寺中诸和尚及茶厂制茶工人，每人一杯，彼等分得一杯，如饮甘露，均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今天吃了大红袍。”
武夷天心岩“大红袍”采制记录三十年五月十七日
茶树地点：天心岩九龙窠采摘时间：上午八时三十分茶青重量：二斤四两晒青筛数：分摊四筛晒青时间：自九点三十分起至十点三十分止共计一小时晒青翻拌次数：九点五十三分翻拌一次晒青温度：由摄氏三十二度半升至三十五度半凉青筛数：由四筛拼作二筛(是时茶叶颇为柔软，以手握住，仅微有响声，用手平举叶柄，则茶端与两边向下垂)晒青时间：自十点三十分起至十点四十五分止共计十五分钟凉青温度：摄氏二十五度茶青进青间时间及筛数：十点四十五分移入青间，由两筛拢作一筛，并拢时摇动十二转，是时茶叶已无烧气。青间温度：摄氏二十一度半(至夜深尚无变动)茶叶在青间放置之时数：十七日上午十时四十五分移入青间，至十八日上午一时二十五分取出交炒，共计十四小时四十分做青次数：共计七次一、第一次 十二点二十七分，仅摇十六下，未曾用手，惟摊放面积缩小在筛沿内三寸左右，是时茶叶与进青间时无甚差异。二、第二次 下午二时八分，约摇八十转，亦未曾用手，是时茶叶已微有发酵现象，能看出一二片边缘有似猪肝之紫红色。三、第三次 四点四十五分，先摇一百转，然后用双手握叶轻拍二十余下，拍后复摇四十余转，是时发酵程度增加，嫩叶边缘多现紫红色，并略恢复生茶原有之生硬性，摊放面积大小如前。四、第四次 八时五分，摇四十下，未曾用手，茶叶有半数成所谓绿叶红镶边，并颇硬挺，摊放面积再缩小约在筛沿内五寸左右。五、第五次 九时十分，摇一百四十四转，茶叶形状与前无异，惟更硬挺耳。六、第六次 十时四十五分，先摇一百转，然后用双手握叶轻拍三十下，再摇五十转，是时茶叶已全部硬挺，叶边皱缩，叶心凸出，卷成瓢形，并有一股香气，芬芳馥郁，摊放面积更甚缩小，直径约一市尺七寸。七、第七次 十二时正，摇六十下，做三十五下，是时茶叶红绿相间，香气益浓。十八日上午一时二十五分处理适度取出交炒。炒青时间：初炒一分半钟，翻拌八十六下温度估计约摄氏一百四十度左右。复炒二十秒钟，解块两次，翻两转，温度估计约一百度(因时间来不及未用温度计)烘焙：初烘二十分钟，翻三次温度八十摄氏度。复烘二点十分钟，温度摄氏六十八度成茶重量：八两三钱(茶头焙茶在内)廖存仁《大红袍史话及观制记》，《万川通讯汇订本》 ，1942年
陈舜年，等
武夷山的茶与风景
首先要介绍的是大红袍，这声望简直是太大了，它生长在离天心岩三四里的九龙窠，属永乐禅寺(通称天心寺)所有，寺僧因游人任意采摘，不肯以真品示人。据调查，真正的大红袍在九龙窠最后较高的一个岩旁边，岩壁中有一个小孔，常有泉水从岩孔中流出，旁有茶树数株，靠岩壁者为正大红袍，相邻者为副大红袍。大红袍的采摘制造极为讲究，且有极繁重的仪式。成茶不过半斤左右，其成名虽然由于品质的优良，但大半还是宣传的功效。陈舜年、徐锡堃、俞庸器、向馨《武夷山的茶与风景》，1944年版。
罗盛财
武夷茶名丛研究
大红袍(JM062)C. sinensis cv.Dahongpao
无性系。灌木型，中叶类，晚生种。武夷山传统五大名丛之首。原产九龙窠。相传清代已有大红袍茶名。在各名丛中，大红袍声望最高，传说颇多，被尊为神物和茶王，誉满海内外。原有母株4丛，植于九龙窠悬崖一石砌平台上，岩边峭壁上留有摩崖石刻“大红袍”三字为记。1980年建九龙窠名丛圃的同时，在大红袍原处连接砌筑梯层2层，补植母株大红袍2丛，因此大红袍现有母株共6丛。大红袍曾有正、副本之分，现代以第2丛、第6丛及其无性系为大红袍茶树代表群体。第1丛与第5丛为同一类型副本，第3丛、第4丛各为不同类型副本。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红袍群体在岩山有较大面积扩大栽培，国内一些科研、教学单位有引种。植株适中，树姿半开张，分枝较密。叶片呈水平状或稍上斜状着生。叶片长6.5cm，椭圆形，叶色深绿，有光泽，叶脉沉，叶面微隆起，叶缘平或微波，叶身稍内折，叶质较厚脆，叶齿较锐深密，叶尖钝尖。芽叶紫红色，茸毛尚多，节间短。花冠直径3.5cm，多为6瓣。花柱3裂。芽叶生育力较强，发芽较密，持嫩性较强。春茶适采期为5月上旬末至中旬初。制乌龙茶，品质优异，条索紧实，色泽绿褐润，香气高雅、清幽馥郁芬芳、微似桂花香，滋味独特，醇厚回甘，“岩韵”显，是武夷岩茶之珍品。抗寒性与抗旱性强，扦插繁殖力强，成活率较高。与其他名丛相比，大红袍对生态环境和生产工艺要求特殊严格，栽培上宜选择与原产地相同或相类似的上好岩山茶地种植，施用有机肥，适时深翻、客土，效果更佳。
罗盛财《武夷茶名丛研究》，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21年版
资料来源：茶经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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