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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凤团茶
“龙凤团茶”是北宋的贡茶。在北宋初期的太平兴国三年（978），宋太宗遣使至建安北苑（今福建省建瓯市东峰镇），监督制造一种皇家专用的茶，因茶饼上印有龙凤形的纹饰，就叫“龙凤团茶”。皇帝用的龙凤茶，茶饼表面的花纹用纯金镂刻而成。随着饮茶方法的变化，龙凤团茶逐渐被散茶代替。
龙凤团茶是龙凤图案的模具制作蒸青团茶，又称龙凤茶、龙团凤饼、建溪官茶等，先后有龙凤团、小龙团、密云龙、龙团胜雪等几十个品种。民间私焙（壑源等）也随之兴旺。鼎盛时期，有官私茶焙1336处。宋徽宗赵佶的《大观茶论》说：“本朝之兴，岁修建溪之贡，龙团凤饼，名冠天下，壑源之品，亦自此而盛。”诗人陆游赞誉为“建溪官茶天下绝”。
唐中期，武夷茶以研膏茶的形式出现。唐贞元年间(785～804)，建州刺史常衮蒸焙武夷茶而研之，谓之研膏茶。余怀《茶史补》记载：“唐贞元中常衮为建州刺史，始焙茶而研之，谓研膏茶，其后稍为饼样，其中故谓之一串，陆宣公受张鉴馈茶一串是也”。研膏茶的制作工艺大致经过蒸焙、研末和凝膏三个步骤。李咸用《谢僧寄茶》云：“倾筐短甑蒸新鲜，白伫眼细匀于研。砖排古砌春苔干，殷勤寄我清明前”。描写的便是制研膏茶过程中的蒸、研和焙干程序。将采下的茶叶置于甄器中蒸青，后过火烘焙，再研制成膏末状，后制成茶饼。
龙凤团茶是一种自然茶（不加任何香料，因唐代有加香料烹茶的做法），后来由研膏茶发展为蜡面茶。蜡面茶初为方形，后为饼状，加工极为精致。蜡面茶茶饼不足一两而价值千金，作为贡品，为皇上所宠爱。蜡面茶之上印有象征喜庆的飞鹊之类的图案。
唐末五代文学家徐寅在《谢尚书惠蜡面茶》诗中写道：“武夷春暖月初圆，采摘新芽献地仙。飞鹊印成香蜡片，啼猿溪走木兰船。金槽和碾沉香末，冰碗轻涵翠缕烟。分赠恩深知最异，晚铛宜煮北山泉。”诗文说明武夷茶已从研膏转制蜡面，而且印有飞鹊的标饰和加入香料配制成片状的茶形，作为当时高贵的馈赠礼品。唐朝诗人李商隐品尝了用武夷茶制作的研膏之后，把研膏当作仙露欣然赋诗：“只得流霞泛一杯，空中箫鼓几时回。”
用武夷山一带出产的茶叶研制而成的北苑蜡面茶，声誉日隆，北宋太平兴国（976—983 年）初年，朝廷特置龙凤模印，遣使到建州，监造团茶以别一般的庶饮。团茶的原料取自武夷山一带，包括武夷山的奇茗。建州的州治建安县已为人们所熟知，所以龙凤团茶也称为北苑茶。北苑属建安县建置，现位于建瓯东部。994 年，崇安县正式建县，武夷茶逐渐脱离“北苑”之统称而独步傲立于茶坛，加之诗人墨客多有诗咏，武夷茶的名气大扬。民国《崇安县新志》载：“宋时范仲淹、欧阳修、梅圣俞、苏轼、蔡襄、丁谓等从而张之，武夷茶遂驰名天下。”与此同时，武夷名丛也开始形成，如铁罗汉、坠柳条等。清时山中仍有这两种名丛，皆为宋朝留存下来的茶树。清朝学者郭伯苍在《闽产录异》中曾记述：“各仅有一棵，年产少许，为无价之宝。”
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朝廷派重臣柯适漕闽监制北苑龙凤团茶龙团凤饼，茶品不断升级，品质高贵，外形精美。在贡品的带动下，建茶更是精益求精，一时名冠天下。
号称“善百艺”的宗徽宗赵佶就酷爱北苑御茶，他不但嗜茶，而且研究北苑茶学，亲自撰写《大观茶论》，成为世界茶史上唯一一位亲撰茶著的帝王。
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称“本朝之兴，岁修建溪之贡，龙团凤饼，名冠天下。”
北宋文学家、史学家欧阳修也极端钟爱龙凤团茶，“吾年向老世味薄，所好未衰惟饮茶。建溪苦远虽不到，自少尝见闻人夸。”他在《归田录》里回忆道：“茶之品莫贵于龙凤，谓之小团，凡二十饼重一斤，其价值金二两，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每因南郊致斋，中书枢密各赐一饼，……宫人往往镂金花于其上，盖其贵重如此。”由此可见，他在晚年，对稀世物种的北苑龙凤茶仍念念不忘，钟情如初。
北苑龙凤团御茶，不但制茶精细，而且茶的命名非常讲究，其中以“龙”命名的尤其多。据《北苑别录》记载，建安（今建瓯）北苑贡品龙团凤饼当时有三十多种产品，分为细色五纲和粗色七纲，其中细色五纲有龙焙贡新、龙焙试新、龙团胜雪等十五个品名、无比寿芽等十三个品名、太平嘉瑞等六个品名。
宋朝南渡，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武夷山成为理学名山，享有“闽邦邹鲁”和“道南理窟”之殊荣。理学家朱熹在武夷山隐屏峰下建武夷精舍，授徒讲学，文人墨客，会聚山中，斗茶品茗，以茶促文，以文论道，极一时之盛，茶事因之兴旺。著名诗人陆游到此赞曰：“建溪官茶天下绝。”武夷茶突起，与北苑茶同负盛名。朱熹于淳熙十年（1184年）在筹建武夷精舍时，特利用九曲溪上的一块有罅隙的天然洲石当作茶灶，以倡导茶事，并咏诗：“仙翁遗石灶，宛在水中央。饮罢方舟去，茶烟袅细香。”朱熹在寓居武夷山之时，亲自携篓去茶园采茶，引之为乐事，并以《茶坂》为题赋诗：“携籝北岭西，采撷供茗饮。一啜夜心寒，跏趺谢衾影。”当时武夷茶弥足珍贵，朝廷明令禁止输出国外。
民国《崇安县新志》载：“《朝野杂记》云，绍兴十三年，诏载建茶（按：即武夷岩茶）入海者斩。”当时朝野均视武夷茶为国宝，不可输出国外。
在武夷山九曲溪的四曲之畔，有元朝始建的御茶园遗址。御茶园是武夷茶展现其神奇岩韵的一方宝地。这里所产之茶叶，品具岩骨花香之胜，韵味隽永奇绝。辟为皇家茶园之后，名声响彻华夏，岩韵传遍九州。
元至元十六年（1279 年），浙江省平章高兴路过武夷山，监制了“石乳”茶数斤，入献皇宫，深得皇帝赏识。至元十九年（1282 年）高兴又命令崇安县令亲自监制贡茶，“岁贡二十斤，采摘户凡八十”。大德五年（1301年），高兴的儿子高久住任邵武路总管之职，就近到武夷山督造贡茶。第二年即大德六年（1302 年），他在武夷山九曲溪之第四曲溪畔的平坂之处创设了皇家焙茶局，称为“御茶园”。从此，武夷茶正式成为献给朝廷的贡品，每年必精工制成龙团饼，沿着驿站递送至大都（今北京）。御茶园的建筑物巍峨、华丽，完全是按照皇家的规格设计和构建的。进了仁凤门，迎面就是拜发殿第一春殿，还有清神堂、思敬堂、焙芳堂、宴嘉亭、宜寂亭、浮光亭、碧云桥，以及通仙井，其上覆以龙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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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喝茶是简单的事，也有人说是复杂的事。事实上从简单到复杂，中国人用了一千多年，从复杂回归简单同样路路漫漫其修远。
回归的拐点肇始于大明朝的一道茶诏。1391年明太祖朱元璋颁发庚子诏，正式以国家法令形式废除团茶，倡饮散茶。
理由是明初贡茶“犹仍宋制”。宋制者何?就是宋代的贡茶制度和以大小龙凤团茶为代表的制茶方法。宋徽宗赵佶在《大观茶论》里宣称龙凤团茶：“采择之精，制造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盛造其极。”其喜形于色，犹可见也。
龙凤团茶是专供宋朝王室点茶之用一种小茶饼。单是茶饼上龙腾凤翔，栩栩如生的纹饰，即可谓“颜值爆表”矣。其始作俑者，“前丁后蔡相宠加。”前丁即丁渭(北宋宰相，封晋国公)。他在任福建转运使时，始造龙凤团饼，以金箔饰以龙凤纹饰，一斤八饼，名大团。后蔡即蔡襄(庆历名臣，著名茶学家)，继任福建转运使时，打造出一斤二十饼的小团。茶饼上除龙凤呈祥图案外，周边还印有花草图饰，小巧玲珑，异常精美。以朱漆小匣，镀金锁，细竹丝织笈贮之。如此，造一斤茶要花六百多个茶工，且每年产量不过百余块。小团之矜贵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世人相谓曰“黄金易得，龙团难求”。
这样名冠天下的好茶，择之必精，濯之必洁，蒸之必香，火之必良，确凿无疑地是我国制茶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然扰民苦民亦重矣，奢靡亦极矣。各地茶农苦不堪言，疾呼“作俑者可罪”。
这件事到了明太祖朱元璋手里，便有了那一纸诏书。“洪武二十四年九月，上以重劳民力，罢造团茶，惟采茶芽以进。”(明沈德符《野获编补遗》)干脆利落地叫停了风行数百年的龙凤团茶。这显然是一场旨在爱惜民力，抚循民瘼、节约开支的善举，却又与朱元璋早年身世密不可分，是极具个性色彩的政府行为。朱元璋原是草根出身，儿时放牛，后出家当和尚，还行过乞，生活非常穷苦，史家称其出身低微，用当今网络热词乃十足“屌丝”也。“逆袭”成功，当上了皇帝之后，没有忘记饥肠辘辘的滋味。或许先前的苦日子让他习惯了拒绝奢靡。
南京坊间流传：朱皇帝登基不久，适逢马皇后生日，文武百官齐来贺寿。筵席上坐定后，朱元璋吩咐上菜。第一道菜是炒萝卜。朱元璋笑道：“萝卜为百药之本，民谚‘萝卜上了街，药店无买卖’。朕与皇后愿大家百病全消”。说完带头吃将起来，侧目群臣，见有人不动筷子，问道：“此萝卜烧得不佳?”百官自是不敢停筷。第二道是炒韭菜。朱元璋又说：“细细韭菜青又青，长治久安得人心，愿你们辖地百姓安居乐业。”说完又带头吃了起来。第三道和第四道是两碗炒青菜。上完后，朱元璋说道：“两碗青菜青又青，两袖清风好臣工。”再指着最后上来的那碗葱花豆腐汤说：“小葱豆腐青又白，公正廉明如日月，寅是寅来卯是卯，大明江山万年长。”百官连连点头，有行事奢靡不检点者，额头已沁出冷汗。朱元璋朗声道“今日是皇后寿诞，从朕做起，今后不论什么筵席，最多四菜一汤。此律颁布天下，违者严惩不贷。”此“四菜一汤”的故事，虽是坊间口口相传，但亦非杜撰。明代周晖《金陵琐记》载：“洪武帝定制‘四菜一汤’，示官吏当例行，为俭德之规样，廉俭之必为”。
大凡开国皇帝深知江山来之不易，多能忧危积心，勤俭持国，体恤民生。像朱元璋这样一位“乞丐皇帝”，平民气质可谓与生俱来。他自然看不惯那种精巧细密的宋代点茶法。在他看来，不就是喝盏茶吗?何必拿把小茶帚，在茶汤中搅来搅去，弄出些泡沫，说形似花鸟虫鱼、山川草木、疏星皎月?让这些繁文缛节，折腾得连一盏茶都吃不消停;他更是看不惯那些王宫贵胄、公子王孙故作风流儒雅，用玉水注、黄金碾、细绢筛、兔毫盏烹点品饮“小团”的奢华铺张。于是一旨茶诏“废团改散”,同时一并撤销了北苑(今福建建瓯)皇家茶园，龙凤团茶遂成历史绝唱。如此杀伐决断，不法宋制，忤逆“风雅”，真有点“造反派”的脾气。
清人俞樾在《今人瀹茗之法起于明初》一文中说：“今人惟取初萌之精，汲泉置鼎，一瀹便饮，遂开千古茗饮之宗，不知我太祖实首辟此法。”此论甚为精当,惟“太祖实首辟此法”似不确切。
实际情形是当宫廷王室、文人雅士追慕龙团凤饼，迷恋于点茶的时候，普通百姓中已经悄然兴起“瀹饮”法。这种方法无须经过以往的炙茶、碾茶、罗茶、点茶、分茶等工序，直接用开水冲泡茶叶即可。曾经做过行脚和尚的朱元璋，乞食于闾里，一定讨过这种茶喝。可见朱皇帝颁诏“废团改散”是顺应了民间的茶饮风尚，并以“最高指示”推动茶叶生产从饼茶向散茶转变、生产工艺由繁到简转化，使之遍及朝野。如此，“用细茗置茶瓯，以沸汤点之”(明陈师《茶考》)逐渐代替了唐代的煎茶法和宋代的点茶法。这种“瀹饮”，明时又称“撮泡”。
明人田艺蘅《煮泉小品》一语中的：“茶之团者片者，皆出于碾皑之末。既损真味，复加油垢，即非佳品，总不若今之芽茶也。”明代倡导的泡茶法，既简便异常，天趣悉备，尽茶之真味，又减轻了茶农的劳役，开明清以降茗饮新凤，于今犹然遍行塞北江南，带动了社会风气向平实朴素转变。精行俭德，返璞归真，一“泡”得茶真趣也。
【摘自2018年第2期《吃茶去》杂志;作者：袁振生(山西阳泉)】
古时候，中国的文人们都喜欢将自己心中的不忿或是现实的生活写入诗歌之中，因此中国的诗歌丰富多彩，既能抒发情感，又能表现现实。
而茶诗也是在这样的文化之中应运而生。茶诗大多由文人雅士在品茶之中创作而出，或写出茶之滋味、或写出饮茶情绪等等。
今天我们就从历史上的那些著名茶诗，来寻找一下关于贡茶的历史吧。
⻄晋左思的《娇⼥》诗也许是中国最早的茶诗了“⼼为茶荈剧。吹嘘对鼎”。
写的左思的两位娇⼥，因急着要品⾹茗，就⽤嘴对着烧⽔的“鼎”吹⽓。与左思此诗差不多年代的还有两⾸咏茶诗：⼀⾸是张载的《登成都楼》，⽤“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的诗句，赞成都的茶；
⼀⾸是孙楚的《孙楚歌》，⽤“姜、桂、茶出巴蜀，椒、橘、⽊兰出⾼⼭”的诗句，点明了茶的产地。到唐宋以后，茶的诗词骤然增多，这些茶诗茶词既反映了诗⼈们对茶的宝爱，也反映出茶叶在⼈们⽂化⽣活中的地位。
自唐以后，历代的名茶绝大部分被列为贡品，每年最早采制的新茶首先派专人送入皇宫，供皇帝享用，往往是为了表示特別的恩宠，皇帝才舍得用茶赏赐亲信的大臣。
唐代柳宗元在《为武中丞谢赐新茶表》一文中写出了得到皇帝赐予的一斤新茶后的诚惶诚恐、欣喜无限的心情：
“臣某言，中使窦某至，奉宣旨赐臣新茶一斤者，天睠忽临，时珍俯及，捧载惊忭，以喜以惶。……衔恩敢同以尝酒，涤虑方切于饮水，抚事循涯，陨越无地，臣不任感戴欣忭之至。”
纵观古今诗词，它们都有一大共性，那便是社会职能。透过诗词，我们不仅能够体会到作者的情绪表达，思想内涵，更能从中观察出当时的社会民情，风气习俗等。
宋代茶饮风俗形式，在其历史时间与空间具有时代的特征、社会的特色。在宋代，全国范围内出产茶叶200多个品种。其中，皇家的贡茶最具有代表性。
北宋王朝初立，宋帝设立茶局，派重臣督造皇家御茶，他们最终选定福建建州凤凰山北苑贡茶为皇家御茶，旷世奇茗也由此诞生，掀开了中国茶叶史上新的篇章。据记载，皇家贡茶“龙团凤饼”为宋真宗时期宰相丁谓所创，小“龙团凤饼”是宋四大书法家、福建转运史蔡襄所造。
宋徽宗年间，郑可简改制的“龙团胜雪”成为中国制茶史上的一个神话，至今无法超越。
宋代贡茶之美、茶叶之精，使得大量文人墨客为之倾倒。饮茶不仅成了人们物质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进入上层社会的精神生活，成为文学艺术的主题之一。
在“两宋”时期，先后有180多位诗人、词人用文章赞颂宋代贡茶，诗词达400篇。宋代的贡茶记录着宋代人深耕茶史的足迹，记录着宋茶创造茶史的辉煌。建茶入诗，比比皆是。
北宋文学家苏轼把佳茗和佳人联系在一起，写出了“从来佳茗似佳人”的佳句，为人们所传诵。
陆游写了300多首茶诗，成为历代诗人中写茶最多的一位。陆游对建茶更是情有独钟，他入闽做茶官，就生活在建茶之地建州。“建溪官茶天下绝” 的名句，出自于他的《建安雪》。
欧阳修在病中喜得建茶，品尝之余，遂作《和梅公仪尝建茶》。“莫夸李白仙人掌，且作卢仝走笔章”，这是梅尧臣的诗句，是说北苑“龙凤团茶”可以比得上“仙人掌茶”，也可与“阳羡紫笋茶” 媲美。
宋人欧阳修《龙茶录后序》中说，“茶为物之至精，而小团又其精者”，当小龙团被列为贡品以后，更是难以得到。当时的皇帝宋仁宗也非常珍惜，就是辅佐他左右的大臣也不易得到赏赐。
只有在“南郊大礼，致斋之夕”四位高级臣僚才共同分得一饼，分割成四份各自带回家中宝藏，仅是在贵客到来时，才拿出来传观展玩。
珍贵如此，无以复加。宋代文人王禹偁在《恩赐龙凤茶》一诗中说：“样标龙凤号题新，赐得还因作近臣。”“爱惜不尝惟恐尽，除将供养白头亲。”
此外，黄庭坚的《谢送碾赐壑源拣芽》，杨万里的《谢木媪之舍人分送讲筵赐茶》诗中都专门吟咏了赐茶之事，这些可以说是最上层的赠茶习俗。
到了元代，贡茶一直是传统的团饼茶，也还在沿用宋代的龙团茶制法，龙凤团、密云龙的名称仍在。元代皇帝也经常赐给大臣贡茶，“讲筵分赐密云龙”。
龙团茶仍要经过碾末，然后烹点。大臣虞集写过这样的诗句：“摩挲旧赐碾龙团，紫磨无声玉井寒。”宰相耶律楚材写道：“黄金小碾飞琼屑，碧玉深瓯点雪芽。”品饮贡茶的这种情趣与宋代别无二致。
但是在民间及士大夫私下的品茶生活上，元代渐渐发生着转变。元代诗人汪炎昶在《咀丛间新茶二绝》中，写他摘取新茶直接咀嚼，感觉极有韵味，不经过复杂的制作，尝到了茶叶的本真滋味，诗中写道：
非常有意思的是，为皇宫修贡的武夷地区，也在大量生产散茶，而且散茶居于主流。元诗人蔡廷秀在《茶灶石》诗中写道：“仙人应爱武夷茶，旋汲新泉煮嫩芽。”
这个茶灶石，就是南宋儒学大师朱熹在武夷讲学时经常品茶的地方。朱熹当年所饮之茶，应是散茶无疑。当时朱熹带领学生亲自种茶采茶，品饮的就是制作简单而不失真味的芽叶散茶。
这滞后于茶事发展的状况，是一种恪守陈规的作法，从概念上人们仍以加工繁琐的龙团为精品。
但洪武二十四年九月(1391年)明太祖朱元璋下发了一道诏令：“岁贡上供茶，罢造龙团，听茶户惟采芽茶以进。”正式宣布皇室不再需要团饼茶了，这道诏令成了炒青散茶取代蒸青团茶的转折点。
明太祖的这一诏令，的确起到了分水岭的作用，从此，散茶成为绝对主流，由此炒青也成为主流制茶方法而延续至今。明太祖朱元璋为什么特意下发这么一道诏令？
明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中说：“国初四方贡茶，以建宁、阳羡茶品为上。时犹仍宋制，所进者俱碾而揉之，为大小龙团。
诗人张岱曾在诗文《曲中妓王月生》中写道：“白瓯沸雪发兰香，色若梨花透窗纸。”从这句诗中可以看出诗人对于茶叶的香气以及颜色作出自己的评价，并且描绘出了茶水清澈透亮的感觉。
这证明明朝的诗人更加赞赏茶香清幽似兰，茶色清淡透亮的茶品，不再只关注于口感，更加注重茶的品质。
清代茶诗数量庞大，也有许多著名诗篇。如高鹗的《茶》诗："瓦铫煮春雪，淡香生古瓷。晴窗分乳后，寒夜客来时。漱齿浓消酒，浇胸清入诗。樵青与孤鹤，风味尔偏宜。"
边寿民的《好事近·茶壶茶瓶》词："石鼎煮名泉，一缕回廊烟细。绝爱漱香轻碧，是头纲风味。素瓷浅蓝紫泥壶，亦复当人意，聊淬辩锋词锷，濯诗魂书气。"两首诗词都在淡雅之中，透出无限韵味。
当然，我们不得不说的是，清代最善写茶诗的可能还是乾隆皇帝。茶在这位"康乾盛世"主宰者之一的生活中，是具有重要地位的。
相传，当他85岁要退位时，一位大臣谄媚地说："国不可一日无君啊。"乾隆皇帝则回答说："君不可一日无茶啊。"就是这位皇帝，撰写过几百首茶诗。其中有一首专门写普洱茶的：
这是一首乾隆皇帝赞美普洱茶的茶诗妙句，乾隆尤爱普洱，曾作御制诗赞普洱多首，诗中多为极尽赞颂之语，写出了诗人饮罢普洱之后的愉快心情及对普洱的喜爱之情。
纵观我国的茶文化，以茶作诗为载体起起伏伏发展。尽管茶文化有过落寞的时候，但茶诗却依然在诗歌发展之中占有一席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