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个人总有多重身份，往往，隐秘的身份比外显的身份更有趣。说远一点，那个叫做嵇康的铁匠，还能写一手不错的文章；那个叫黄公望的卜者，还能画几笔淡雅的水墨。说近一点，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其实是一流厨师；一个天天上街买菜的邻居大妈居然是投资高手。
辛卯年秋日的一天，深圳举办“新生代普洱茶”品鉴会，近二十年来海内外各家著名茶场、茶厂、茶庄、茶商提供的入围产品经过多次筛选，今天要接受一批来自亚洲不同地区的专家的终极评判。一排排茶艺师已经端坐在铁壶、电炉、瓷杯前准备一展冲泡手艺，一本本品鉴书也已安置在专家们的空位之前。品鉴书上项目不少，从汤色、纯度、厚度、口感、余津、香型、气蕴、力度等等方面都需要一一打分。众多媒体记者都举起了镜头，只等待着那些品鉴专家在主持人读出名字后，一个个依次登场。
品鉴专家不多，他们的名字，记者们未必熟悉，但普洱茶的老茶客们一听都知道。突然，记者们听到一个十分疑惑的名字，头衔很肯定：“普洱老茶品鉴专家”，却奇怪地与我同名。仔细一看，站出来的人竟然也长得与我一模一样。
不好意思，这是我的一个秘密身份的无奈“漏风”。本来，我是想一直秘而不宣偷着乐的，没想到这次来了这么多“界外记者”。这次和我一起“漏风”的，还有我的妻子马兰，她在文件上标出的头衔也是“普洱老茶品鉴专家”，但她觉得我们两人既然一起“漏风”就不必一起亮相了，便躲在茶桌、茶客的丛林中低头暗笑。其实，几乎所有的高层专家都知道，她在普洱茶的品鉴上，座次还应该排在我的前面。
人们一旦沉浸于自己的某一身份，常常会忘了其他身份。每当我进入普洱茶江湖，全然忘了自己是一个能写文章的人。当然也会看一些与普洱茶有关的文章，那也只是看看罢了，从来没有以文章的标准去要求。这次在深圳“漏风”之后，就有朋友希望我以自己的文笔来写写普洱茶。
这就要我把两个身份交叠了，自己也感到有点唐突。我说，本人对文章的要求极高，动笔是一件隆重的事。但是，隆重并不是艰深。文章之道恰如哲学之道，至高与至低“首尾相啣”，终点必定潜伏于起点。如果谈普洱茶谈得半文半白、故弄玄虚、云遮雾罩，那就坏了，禅宗大师就会朗声劝阻，说出那句只有三个字的经典老话：“吃茶去。”这就是让半途迷失的人回到起点。因此，如果由我来写一篇谈普洱茶的文章，一定从零开始，而且全是大白话。
二
很多人初喝普洱茶，总有一点障碍。
障碍来自对比。最强大的对比者，是绿茶。
一杯上好的绿茶，能把漫山遍野的浩荡清香，递送到唇齿之间。茶叶仍然保持着绿色，挺拔舒展地在开水中浮沉悠游，看着就已经满眼舒服。凑嘴喝上一口，有一点草本的微涩，更多的却是一种只属于今年春天的芬芳，新鲜得可以让你听到山岙白云间燕雀的鸣叫。
我的家乡出产上品的龙井，马兰的家乡出产更好的猴魁，因此我们深知绿茶的魔力。后来喝到乌龙茶里的“铁观音”和岩茶“大红袍”，就觉得绿茶虽好，却显得过于轻盈，刚咂出味来便淡然远去，很快连影儿也找不到了。乌龙茶就深厚得多，虽然没有绿茶的鲜活清芬，却把香气藏在里边，让喝的人年岁陡长。相比之下，“铁观音”浓郁清奇，“大红袍”饱满沉着，我们更喜欢后者。与它们生长得不远的红茶“金骏眉”，也展现出一种很高的格调，平日喝得不少。
正这么品评着呢，猛然遇到了普洱茶。一看样子就不对，一团黑乎乎的“粗枝大叶”，横七竖八地压成了一个饼型，放到鼻子底下闻一闻，也没有明显的清香。扣下来一撮泡在开水里，有浅棕色漾出，喝一口，却有一种陈旧的味道。人们对食物，已经习惯于挑选新鲜，因此对陈旧的味道往往会产生一种本能的防范。更何况，市面上确实有一些制作低劣、存放不良的普洱茶带着近似“霉锅盖”的气息，让试图深入的茶客扭身而走。
但是，扭身而走的茶客又停步犹豫了，因为他们知道，世间有不少热爱普洱茶的人，生活品质很高。难道，他们都在盲目地热爱“霉锅盖”？而且，这些人各有自己的专业成就，不存在“炒作”和“忽悠”普洱茶的动机。于是，扭身而走的茶客开始怀疑自己，重新回头，试着找一些懂行的人，跟着喝一些正经的普洱茶。
这一回头，性命交关。如果他们还具备着拓展自身饮食习惯的生理弹性，如果他们还保留着发现至高口舌感觉的生命惊喜，那么，事态就会变得比较严重。这些一度犹豫的茶客很快就喝上了，再也放不下。
这是怎么回事？
首先，是功效。
几乎所有的茶客都有这样的经验：几杯上等的普洱茶入口，口感还说不明白呢，后背脊已经微微出汗了。随即腹中蠕动，胸间通畅，舌下生津。我在上文曾以“轻盈”二字来形容绿茶，而对普洱茶而言，则以自己不轻盈的外貌，换得了茶客身体的“轻盈”。
这可了不得。想当年，清代帝王们跨下马背过起宫廷生活，最大的负担便是越来越肥硕的身体。因此，当他们不经意地一喝普洱茶，便欣喜莫名。雍正时期普洱茶已经有不少数量进贡朝廷，乾隆皇帝喝了这种让自己轻松的棕色茎叶，就到《茶经》中查找，没查明白，便嘲笑陆羽也“拙”了。据说他为此还写了诗：“点成一碗金茎露，品泉陆羽应惭拙”。他的诗向来写得不好，我当然不会去考证，但如果真用“金茎露”来指称普洱茶，还算说得过去。
《红楼梦》里倒是确实写到，哪天什么人吃多了，就有人劝“该焖些普洱茶喝”。宫廷回忆录里也提到：“敬茶的先敬上一盏普洱茶，因为它又暖又能解油腻。”由京城想到茶马古道，那一条条从普洱府出发的长路，大多通向肉食很多、蔬菜很少的高寒地区。那里本该发生较多消化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疾病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人们终于从马帮驮送的茶饼、茶砖上找到了原因：“普洱茶味苦性刻，解油腻、牛羊毒”；“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食之，以腥肉之食，非茶不消”；“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
当今中国，食物充裕，越来越多的人遇到了清王室和高原山民同样的问题。因此，普洱茶风行，理由充分。
其次，是口味。
如果普洱茶的好处仅仅是让身体轻盈健康，那它也就成了保健药物了。但它最吸引茶客的地方，还是口感。要写普洱茶的口感很难，一般所说的樟香、兰香、荷香等等，只是一种比拟，而且是借着嗅觉来比拟味觉。
世上那几种最基本的味觉类型，与普洱茶都对不上，即使在茶的天地里，那一些比较稳定的味觉公认，如绿茶、乌龙茶、红茶、花茶系列所体现出来的味道，与普洱茶也不对路。总之，与这一些类型化、准类型化的味觉定型相比，普洱茶显得暧昧、含糊、内敛，因此也难以言表。
人是被严重“类型化”了的动物，离开了类型就不知如何来安顿自己的感觉了。经常看到一些文人以“好茶至淡”“真茶无味”等句子来描写普洱茶，其实是把感觉的失落当作了哲理，有点误人。不管怎么说，普洱茶绝非“至淡”“无味”，它是有“大味”的。如果一定要用中国文字来表述，比较合适的是两个词：陈酽、透润。
普洱茶在陈酽、透润的基调下变幻无穷，而且，每种重要的变换都会进入茶客的感觉记忆，慢慢聚集成一个安静的“心理仓贮”。
在这个“心理仓贮”中，普洱茶的各种口味都获得了安排，但仍然不能准确描述，只能用比喻和联想予以定位。我曾做过一个文学性的实验，看看能用什么样的比喻和联想，把自己心中不同普洱茶的口味勉强道出。
于是有了：
这一种，是秋天落叶被太阳晒了半个月之后躺在香茅丛边的干爽呼吸，而一阵轻风又从土墙边的果园吹来；
那一种，是三分甘草、三分沉香、二分当归、二分冬枣用文火熬了三个时辰后在一箭之遥处闻到的药香。闻到的人，正在磐钹声中轻轻诵经；
这一种，是寒山小屋被炉火连续熏烤了好几个冬季后木窗木壁散发出来的松香气息。木壁上挂着弓箭马鞍，充满着草野霸气；
那一种，不是气息了，是一位慈目老者的纯净笑容和难懂语言，虽然不知意思却让你身心安顿，滤净尘嚣，不再漂泊；
这一种，是两位素颜淑女静静地打开了一座整洁的檀木厅堂，而廊外的灿烂银杏正开始由黄变褐；
……
这些比喻和联想是那样的“无厘头”，但只要遇到近似的信号，便能立即被检索出来，完成对接。
普洱茶的“心理仓贮”一旦建立，就容不得同一领域的低劣产品了。这对人生实在有一点麻烦，例如我这么一个豁达大度的人，外出各地几乎可以接受任何饮料，却已经不能随意接受普洱茶。因为“心理仓贮”产生了敏锐的警觉，错喝一口，就像对不起整个潜在系统，全身心都会抱怨。
这种拒绝，说大一点，是在人品结构边缘衍伸了一个小小的“茶品”结构，在人格形态外沿拖拽出了一个小小的“茶格”形态。不管是“品”是“格”，都是通过否定和删削，来求得等级自守。这对茶事来说，虽然无关精神道德，却是有涉生活素质。
第三，是深度。
与人们对其他美好饮食的记忆不同，普洱茶的“心理仓贮”，空间幽深、曲巷繁密、风味精微。这就有了徜徉、探寻的余地，有了千言万语的对象，有了玩得下去的可能。相比之下，只有法国的红酒，才有类似的情形。
你看，在最大分类上，普洱茶有“号级茶”“印级茶”“七子饼”等等代际区分，有老茶、熟茶、生茶等等制作贮存区分，有大叶种、古树茶、台地茶等等原料区分，又有易武山、景迈山、南糯山等等产地区分。其中，即使仅仅取出“号级茶”来，里边又隐藏着一大批茶号和品牌。哪怕是同一个茶号里的同一种品牌，也还包含着很多重大差别，谁也无法一言道尽。
在我的交往中，最早筚路蓝缕地试着用文字写出这些区别的，是台湾的邓时海先生；最早拿出真实茶品在一次次深夜冲泡中让我们从感性上懂得什么是顶级普洱老茶的，是菲律宾的何作如先生；最早以自己几十年的普洱茶贸易经验传授各种分辨诀窍的，是香港的白水清先生。我与他们，一起不知道喝过了多少茶。年年月月茶桌边的轻声品评，让大家一次次感叹杯壶间的天地实在是无比深远。
其实，连冲泡也大有文章。有一次在上海张奇明先生的大可堂，被我戏称为“北方第一泡”的唐山王家平先生、“南方第一泡”的中山苏荣新先生和其他几位杰出茶艺师一起泡着同一款茶，一盅盅端到另一个房间，我一喝便知是谁泡的。茶量、水量、速度、热度、节奏组成了一种韵律，上口便知其人。
这么复杂的差别与一个个朋友的生命形态连在一起了，那个天地就有了一种让人舍不得离开的人文深度。
以上这三个方面，大体概括了普洱茶那么吸引人的原因。但是，要真正说清楚普洱茶，不能仅仅停留在感觉范畴。普洱茶的“核心机密”，应该在人们的感觉之外。
三
普洱茶的“核心机密”是什么？这个问题不能由过于痴迷的茶客来回答。这正如，只要是“戏迷”，就一定说不清楚所迷剧种存在的根本意义。能够把事情看得比较明白的，大多是保持距离的客观目光。
在我认识的范围内，两位离云南普洱很远的东北科学家，盛军先生和陈杰先生，对普洱茶所作的科学研究令人钦佩。这一点，就连云南籍的普洱茶专家沈培平先生，也赞誉有加。
因此，我希望茶客们也能听听有关普洱茶研究的当代科学话语。即便遇到一些不熟悉的概念，仍然不妨暂时搁下杯壶，硬着头皮听下去。中国的饮食研究，不能老是停留在浅层分类和外相表述上。
为了沟通的方便，我们可以先在科学思维和一般思维之间找一个共同的入口，那就是发酵。谁都知道，普洱茶和其他茶种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发酵。绿茶可称为“不发酵茶”，乌龙茶、红茶可称为“轻发酵茶”“半发酵茶”或“单发酵茶”，普洱茶则可以称为“后发酵茶”“长发酵茶”。在普洱茶里边，生茶又可以称为“自然发酵茶”，熟茶又可称为“人工发酵茶”。你看，一说“发酵”，几乎把所有的茶种都涵盖了。
那么，究竟什么是“发酵”呢？简单说来，那是人类利用微生物来改变和提升食物细胞的质地，使之产生独特风味的过程。平日我们老在暗中惦念的那些食物，大多与发酵有关，例如各种美酒、酸奶、干酪，豆腐乳、泡菜、纳豆、酱油、醋等等。即便是粮食，发酵过的馒头、面包也比没有发酵过的面粉制品更香软、更营养。在医学上，要生产维生素、氨基酸、胰岛素、抗生素、疫苗、激素等等，也离不开发酵过程。
发酵的主角，是微生物。
一说微生物，题目就大了。科学家告诉我们，人类在地球上出现才几百万年，而微生物已存在三十五亿年。世界上的生命，除了动物、植物这“两域”外，“第三域”就是微生物，由此建立了“生命三域”的学说。这些无限微小又无限繁密、无比长寿又无比神秘的“小东西”，我们至今仍然了解得很少，却已经逼得当代各国科学家建立了包括基因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程等等分支组成的生物工程学来研究。尽管研究还刚开始，奇迹已叹为观止。听说连开采石油这样的重力活儿，迟早也可以让微生物来完成。真不知道再过多少年，这些“小东西”会把世界变成什么样。
在我们还没有动用科技设备折腾它们之前，这些
“小东西”一直在自然的乐园里忙碌着。而云南，则以特殊的方位、地形、气候和生态，成了它们乐园中的乐园。就说云南的普洱茶吧，那些在原始山林中生长了千百年的乔木大叶种古茶树，始终被一大批种类繁多的微生物菌群陪伴着，呵护着，喂养着。从茶树的根，到茎、叶、花，一处也不曾懈怠。否则，哪会存活得那么健康又那么久远？
微生物菌群天天摄取着太阳能，裂解着细胞壁，分解着有机物，分泌着氨基酸，激活着生物酶，合成着茶氨酸，这就是发酵。结果，激活的生物酶有利于消食，茶多酚有利于降低胆固醇，汀类物质有利于降脂，茶色素有利于减少血粘度，泛酸、胱氨酸有利于解酒护肝，果胶物质有利于除毒，而种种综合因素又能抑制糖尿病的“靶标”，有利于降低血糖，减少尿酸，防止老年痴呆……
当地的茶农凭着经验知道，普洱茶的好坏，决定因素是一批用肉眼看不到的小生命。陈杰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当地茶农发现自己家的茶叶出现了大问题，便会诊断道：“茶虫子”病了。他们所说的“茶虫子”，就是微生物菌群。
请大家想一想，为什么普洱茶移植到经纬度近似的其他省份生长就不对了？为什么云南茶区相隔不远的每一座山，出品都不一样？这些问题，就像问茅台酒为什么只能出在贵州仁怀一个特定的小地方而不能四处酿造一样，答案是共通的：只因微生物菌群有异，又不愿意整体迁移，因而构不成同样的发酵。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凭着发酵方式的不同，来具体划分普洱茶与其他茶种的基本区别了。绿茶在制作时需要把鲜叶放在铁锅中连续翻炒杀青，达到提香、定型、保绿的效果，为此必须用高温剥夺微生物活性，阻止茶多酚氧化，因而也就不存在发酵。乌龙茶就不一样了，制作时先鼓励生物酶的活性，也就是用轻度发酵提升香气和口味后，随即用高温炒青烘干，让发酵停止。红茶则把发酵的程度大大往前推进了一步，比较充分地待香待色，然后同样用高温快速阻止发酵。这就是说，乌龙茶和红茶虽然也曾与发酵邂逅，但很快洒泪诀别于炉边，不再往来。至于清清纯纯的绿茶，则从未与发酵约会。
普洱茶也会有一个翻炒杀青的过程，但时间很短，翻炒时茶叶被不断抛离锅壁，在空气中冷却，因此叶片的温度不会超过60℃的界限，微生物也就不会被杀死，发酵过程延续下去了。即使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通过人工发酵来制作的熟茶，也不让“渥堆”的温度超过界限。更重要的是，在普洱茶的制作过程中，先要经过一次次重力揉捻，使微生物进入茶叶，然后又要用紧压的方式变成饼、团、沱、砖的形状，使今后的长期发酵获得一个稳定的温床。
照理，在普洱茶的各种发酵温床中，砖形更便于密集存放和搬运，但是，为了微生物菌群在发酵过程中能够流畅运行，还是让饼形的数量大大超过砖形。这让我联想到田径运动场、摩天大转轮。
普洱茶在制作完成后的这种发酵，被专家们命名为“第二次自然接种”，又被茶客们俗称为“后发酵”或“长发酵”。如果温度、湿度和贮存环境适当，这种发酵就在长年累月之间无声无息地让茶品天天升级。因此，即便是上了年纪的老茶品，也会在微生物菌群的辛勤劳作下，成为永久的半成品、不息的变动者、活着的生命体。发酵过程可以延续十几年、几十年，形成一个从今天走回古典的“陈化”历程。这一历程的彼岸，便是渐入化境，妙不可言，让一切青涩之辈只能远远仰望，歆慕不已。
这里，还出现了一个美学上的有趣对比。
按照正常的审美标准，漂亮的还是绿茶、乌龙茶、红茶，不仅色、香、味都显而易见，而且从制作到包装的每一个环节都可以打理得美轮美奂。而普洱茶就像很多发酵产品，既然离不开微生物菌群，就很难“坚壁清野”、整洁亮丽。从原始森林出发的每一步，它都离不开草叶纷乱、林木杂陈、虫飞禽行、踏泥扬尘、老箕旧篓、粗手粗脚的鲁莽遭遇，正符合现在常说的“野蛮生长”。直到最后压制茶饼时，也不能为了脱净蛮气而一味选用上等嫩芽，因为过于绵密不利于发酵转化，而必须反过来用普通的“粗枝大叶”构成一个有梗有隙的支撑形骨架，营造出原生态的发酵空间。这看上去，仍然是一种野而不文、糙而不精的土著面貌，仍然是一派不登大雅之堂的泥昧习性。
但是，漫长的时间也能让美学展现出一种深刻的逆反。青春芳香的绿茶只能浅笑一年，笑容就完全消失了。老练一点的乌龙茶和红茶也只能神气地挺立三年，便颓然神伤。这时，反倒是看上去蓬头垢面的普洱茶越来越光鲜。原来让人耽心的不洁不净，经过微生物菌群多年的吞食、转化、分泌、释放，反而变成了大洁大净。你看清代宫廷仓库里存茶的那个角落，当年各地上贡的繁多茶品都已化为齑粉，沦为尘土，不可收拾，唯独普洱茶，虽百余年仍筋骨疏朗，容光焕发。二七年春天从北京故宫回归普洱的那个光绪年间出品的“万寿龙团贡茶”，很多人都见到了，便是其中的代表性形象。
这就是赖到最后才登场的“微生物美学”，一登场，全部不起眼的前史终于翻案。这就是隐潜于万象深处的“大自然美学”，一展露，连人类也成了其间一个小小的环节。于是，千年古茶树——无形微生物——当今饮茶人，构成了一组似远实近的生命链，融会贯通。
说到这里，我想读者诸君已经明白我所说的普洱茶的“核心机密”是什么了。
四
细算起来，人类每一次闯入微生物世界都非常偶然。开始总以为一种食品馊了，霉了，变质了，不知道扔掉多少次而终于有一次没有扔掉。于是，由惊讶而兴奋，由贪嘴而摸索。
中国茶的历史很长，而由微生物发酵而成的普洱茶究竟是什么时候被人们发现，什么时候进入历史的？
那么，就让我把普洱茶的历史稍稍勾勒一下吧。
中国古代，素来重视朝廷兴亡史，轻忽全民生态史，更何况云南地处边陲，几乎不会有重要文人来及时记录普洱茶的动静。唐代《蛮书》、宋代《续博物志》、明代《滇略》中都提到过普洱一带出茶，但从记述来看，采摘煮饮方式还相当原始，或语焉不详，并不能看成我们今天所说的普洱茶。这就像，并不是昆山一带的民间唱曲都可以叫昆曲，广东地区的所有餐食都可以叫粤菜。普洱茶的正式成立并进入历史视野，在清代。
我在上文曾写到清代帝王为了消食而喝普洱茶的事情。由于他们爱喝，也就成了贡品，既然成了贡品，那就会风行于官场仕绅之间，还要严选品质和茶号，精益求精。普洱茶，由此实现了高等级的生命合成。从康熙、雍正、乾隆到嘉庆、道光、咸丰，这些年代都茶事兴盛，而我特别看重的，则是光绪年间（1875年-1909年）。主要标志，是诸多“号级茶”的出现。
“号级茶”，是指为了进贡或外销而形成的一批茶号和品牌。品牌意识的觉醒，使普洱茶从一开始就进入了“经典时代”，以后的一切活动也都有了基准坐标。
早在光绪之前，乾隆年间就有了同庆号，道光年间就有了车顺号，同治年间就有了福昌号，都是气象不凡的开山门庭，但我无缘尝到它们当时的产品。我们今天还能够“叫得应”的那些古典茶号，像宋云号、元昌号，以及大名赫赫的宋聘号，都创立于光绪元年。由此带动，一大批茶庄、茶号纷纷出现。说像雨后春笋，并不为过。
我很想随手开列一批茶号出来让读者诸君嚇一跳，看看即便在交通艰难、信息滞塞的时代，一旦契合某种生态需求，也会喷涌成一种不可思议的商市气势。但是，我拿出来的一张白纸很快就写满了，想从里边选出几个重要的茶号来，也不容易。刚勾出几个，一批自认为比它们更重要的名字就在云南山区的老屋间嗷嗷大叫。我隐约听到了，便仓皇收笔。
只想带着点儿私心特别一提：元昌号在光绪元年创立后，又在光绪中期到易武大街开设分号而建立了福元昌号，延绵到二十世纪还生气勃勃，成为普洱茶的“王者一族”。这个茶庄后来出过一个著名的庄主，恰是我的本家余福生先生。
就像我曾经很艰苦地抗议自己的书籍被盗版一样，余福生先生也曾借着茶饼上的“内票”发表打假宣言：“近有无耻之徒假冒本号……”，我一看便笑了，原来书茶同仇，一家同声，百年呼应。
茶号打假，说明市场之大，竞争之烈，茶号之多，品牌之珍。品牌的名声，本来应由品质决定，但是由于普洱茶的品质大半取决于微生物菌群的微观生态，恰恰最难说得清。因此，可怜的打假者们不得不借用一般的“好茶印象”来涂饰自己的品牌。例如，这家说自己是“阳春细嫩白尖”，那家说自己是“细嫩茗芽精工揉造”，甚至还自称“提炼雨前春蕊细嫩尖叶，绝无参杂冲抵”云云，其实是以绿茶的坐标扬己之短，避己之
不得不注意光绪和茶业的宿命。
浩劫过去，茶香又起。只要茶盅在手，再苦难的日子也过得下去。毕竟已经到了二十世纪，就有人试图按照现代实业的规程来筹建茶厂。一九二三年到勐海计划筹建茶厂的几个人中间，领头的那个人正好也是我的本家余敬诚先生。
后来在一九四年真正把勐海的佛海茶厂建立起来的，是从欧洲回来的范和钧先生和冯绍裘先生。他们背靠中国茶业公司的优势，开始试行现代制作方式和包装方式，可惜在兵荒马乱之中，厂房被日本侵略军的飞机炸毁，重建又千难万难。他们到底有没有投入批量生产？产了多少？销往何方？至今还说不清楚。我们只知道十年后战争结束，政局稳定，一些新兴的茶厂才实现规模化的现代制作。从此，大批由包装纸上所印的字迹颜色而定名的“红印”“绿印”“蓝印”“黄印”等等品牌陆续上市，五彩斑斓地开启了“印级茶”的时代。
那又是一个车马喧腾、旌旗猎猎、高手如云的热闹天地。“号级茶”就此不再站在第一线，而是退居后面，安享尊荣。如果说，“号级茶”在今天是难得一见的老长辈，那么，“印级茶”则还体力雄健，经常可以见面。
无奈海内外的需求越来越大，“印级茶”也撑不住了。普洱茶要增加产量，关键在于缩短发酵时间，这就产生了一个也是从偶然错误开始的故事。有一个叫卢铸勋的先生在香港做红茶，那次由于火候掌握不好，做坏了，发现了某种奇特的发酵效果。急于缩短普洱茶发酵时间的茶商们从中看出了一点端倪，便在香港、广东一带做了一些实验。终于，一九七三年，由昆明茶厂厂长吴启英女士带领，在这些实验的基础上以发水渥堆的方法成功制造出了熟茶。熟茶中，陆续出现了很多可喜的品牌。
当然，也有不少茶人依然寄情于自然发酵的生茶，于是，熟茶的爆红也刺激了生茶的发展。在后来统称“云南七子饼”的现代普洱系列中，就有很多可以称赞的生茶产品。从此之后，生、熟两道，并驾齐驱。
即使到了这个时候，普洱茶还严重缺少科学测试、生化分析、品牌认证、质量鉴定，因此虽然风行天下，生存基点还非常脆弱，经受不住滥竽充数、行情反转、舆情质询。日本二十几年前由痴迷到冷落的滑坡，中国在二七年的疯涨和疯跌，都说明了这一点。因此，二八年由沈培平先生召集众多生物科学家和其他学者集中投入研究，开启了“科学普洱”的时代。
我用如此简约的方式闲聊着普洱茶的历史，还是觉得没有落到实处，就像游离了一个个作品来讲美术史，才几句就心慌了。然而普洱茶那么多品牌，有哪几个是广大读者都应该知道的呢？它们的等级如何划分？我们有没有可能从一些“经典品牌”的排序中，把握住普洱茶的历史魂魄？
五
为口感排序，非常冒险。
尤其是，任何顶级形态都达到了足够的高度，而每种高度都自成峰峦，自享春秋，更不易断其名次。为普洱茶的峰峦排序，还遇到了特殊的困难，那就是，抵达者实在太少，难以构成广泛舆论。大家甚至都知道哪几位老兄藏有哪几种品牌，说高说低，都有“挟藏品而自重”“隐私心而待沽”之嫌。因此，大家往往只默默地排序于心底，悄声地嘀咕于壶边。说大声了，怕遇冷眼。
好像都在等我。
因为我嫌疑很小，胆子很大。
那么，就让我来吧。
我对“号级茶”排序的前五名为——
第一名：“宋聘”；
第二名：“福元昌”；
第三名：“向质卿”；
第四名：“双狮同庆”；
第五名：“陈云号”。
我对“印级茶”排序的前五名为——
第一名：“大红印”；
第二名：“甲乙级蓝印”；
第三名：“红印铁饼”；
第四名：“无纸红印”；
第五名：“蓝印铁饼”。
我对“七子饼”排序的前五名为——
第一名：“七子黄印”；
第二名：“七五七二”；
第三名：“雪印青饼”；
第四名：“八五八二”；
第五名：“八八青饼”。
写完这些排序，我在大胆之后突然产生了谦虚，觉得应该拜访几位老朋友，听听他们的说法。
先到香港，叩开了柴湾一个巨大茶叶仓库的大门，出来迎接的正是白水清先生。在堆积如山的茶包下喝茶，就像在惊天瀑布下戏水，非常痛快，因此每次都会逗留到午夜之后。今天一看，喝茶处已经装修一新。
白先生对普洱茶的见识，广泛而又细致。原因是做了几十年的普洱茶贸易，当初很多场合是不能“试泡试喝”的，只凭两眼一扫，就要判断一切，并由此决定祸福。这种长年训练，使他的眼光老辣、迅捷而又全面。我甚至建议他编一部《白水清普洱茶词典》出版，因为他有这种知识贮备。说起“号级茶”，他首先推崇当年的四个茶庄：同庆号、同兴号、同昌号、宋聘号。在品牌上，他认为最高的是“红标宋聘”，口味浓稠而质量稳定。其次他喜欢“向质卿”的高雅、鲜爽，“双狮同庆”的异香、霸气。“福元昌”和“车顺号”，好是好，但存世太少，呈现得不完整，不方便进入队列。此外，他还欣赏几个茶庄，例如江城号、敬昌号等等。
何作如先生在普洱茶上，是很多高人的“师傅”。很多年前我只要和金庸先生、白先勇先生聊天，他每次都来泡茶，我们三人不知道他拿出来的茶是何等珍贵，现在想来还十分惭愧。他坚守茶的等级，并以此展现身份。对于低等级，他一见扭头就走，理也不理。他把“号级茶”分了“四线”，这是我迄今见过对“号级茶”的最精细划分。一线三名，“宋聘”“双狮同庆”“福元昌”；二线两名，“陈云号”“仁和祥”；三线三名，“本记”“敬昌”“同兴”；四线也是三名，“江城号”“黄文兴”“同昌号”。除了这“四线”外，他直陈自己所要求的普洱茶境界，那就是一喝便产生“直坠丹田”的强烈体感。要达到这一境界，他主张以原生态的制作方式走生茶之路，不做太多加法。他还非常重视冲泡技术，讲究水质、水温、投量、壶型、间歇等等关键细节。
沈培平先生对现代普洱茶发展的贡献，人所共知。那天我在飞机上正好与他邻座，就聊了起来。他是一位宏观的管理者，既有科学思维，又有敏锐口感，因此对各种品牌都有一种鸟瞰的高度。他对“号级茶”的排序，一口气列了十名：“宋聘”“福元昌”“向质卿”“双狮同庆”“陈云号”“大票敬昌”“同昌号（黄文兴）”“江城号”“元昌号”“兴顺祥”。他对“印级茶”排了六名：“大红印”“甲乙级蓝印”“红印铁饼”“无纸红印”“蓝印铁饼”“广云贡饼”。他对“七子饼”排了九名：“七子小黄印”“七五七二（青饼）”“雪印”“月印”“八六五三”“七五八二”“八五八二”“七五四二”“八八青（七五四二）”。除此之外，他还提供了自己对熟茶的排名：“紫天”“八中熟”“南宝砖”“文革后期砖”以及对“新生代普洱茶”的排名：“易武春尖”、“橙中橙”“紫大衣”“九九易昌”等等。他的目光，童叟无欺。
张奇明先生开设的大可堂茶馆，专供普洱茶，早已成了上海极重要的一个文化会所。有的茶客甚至摹仿西方人着迷星巴克的语言，说自己平日“如果不在大可堂，就在去大可堂的路上”。很多朋友看到那里有一方由我书写的碑刻，以为是我开的。其实，我只是一名常去的茶客。张奇明先生对“号级茶”的排序为：“宋聘”“陈云号”“向质卿”“大票敬昌”；对“印级茶”的排序为：“大红印”“红印铁饼”“无纸红印”“甲乙级蓝印”“大字绿印”“蓝印铁饼”；对“七子饼”的排序为：“黄印”“七五七二”“雪印”“八五八二”“八八青饼”。
王家平先生在网络微博上的署名是“茶人王心”，据说投情颇深，读者也不少，可惜我不上网，看不到。算起来，只要我在北京期间，与他喝茶的次数特别多。每次看到他胖胖的手居然能灵巧地泡出一壶壶好茶，深感惊讶。他对“号级茶”的排序为：“宋聘”“陈云号”“双狮同庆”“向质卿”；他对“印级茶”的排序为：“红印”“蓝印铁饼”“甲乙级蓝印”“无纸红印”；他对“七子饼”的排序为：“八五八二”“雪印”“八八青饼”。
另外，我还分头询问了一些优秀茶艺师如姚丽虹、黄娟、海霞她们的排序，几乎也都大同小异。可见，在口味等级上，高手们分歧不多。
这样，我也就放心了。
六
虽然说得如此痛快淋漓，但是，“号级茶”已经越来越少，谁也不能经常喝到了。“福元昌”现在存世大概也就二、三十小桶吧？“车顺号”据说只存世四片，我已侦知被哪四个人收藏了。都是我的好友，但他们互相不说，更不对外宣扬。怕被窃，当然是一个原因，但更怕的是，一番重大的人情，或一笔巨大的贸易，如果提出要以尝一口这片老茶作条件，该如何拒绝？
珍贵，不仅是因为稀少。“号级茶”的经典口味，借着时间的默默厮磨，借着微生物菌群的多年调理，确实高妙得难以言表。
邓时海先生说，福元昌磅礡雄厚，同庆号幽雅内敛，一阳一阴，一皇一后，构成终端对比。在我的品尝经验里，福元昌柔中带刚，果然气象不凡，同庆号里我只中意“双狮”，陈云号药香浓郁，也让我欣喜，但真正征服我的，还是宋聘。宋聘，尤其是红标宋聘而不是蓝标宋聘，可以兼得磅礡、幽雅两端，奇妙地合成一种让人肃然起敬的冲击力，弥漫于口腔胸腔。
我喝到的宋聘，当然不是光绪年间的，而是民国初年宋家与袁家联姻后所合并的“乾利贞宋聘”茶庄的产品。那时，这个茶庄也在香港设立了分公司。每次喝宋聘，总是多一次坚信，它绝非浪得虚名。与其他茶庄相比，宋、袁两家的经济实力比较雄厚，这当然很重要，但据我判断，必有一个真正的顶级大师一直在默默地执掌着一部至高的品质法律，不容有半点疏漏。
照理，堪与宋聘一比的还有同兴号的“向质卿”——一个由人物真名标识的品牌，据说连慈禧太后也喜欢。但奇怪的是，多次喝“向质卿”，总觉得它太淡、太薄、太寡味，便怀疑慈禧太后老而口钝，或者向家后辈产生了比较严重的“隔代衰退”。到后来，不管到哪一个茶室，一听这个品牌就兴味索然。没想到有一天夜晚在深圳，白水清先生拿出了家藏的“向质卿”，又亲自执壶冲泡，我和马兰才喝第一口就不由得站起身来。那口感，是一种充分柔爽中的充分堂皇。而且，还有一种大空间的洁净，就像一个老庭院被仆役们洒扫过很久很久。无疑，这是典型的贡品风范。但是，如果要我把它与宋聘作对比，我还会选择宋聘，理由是力度。
我对“印级茶”的喜欢，也与力度有关。即使是其中比较普及的“无纸红印”“蓝印铁饼”，虽都还只是中年，却已有大将风度。在京城初冬微雨的小巷茶馆，不奢想“号级茶”了，只掰下那一小角“红印”或“蓝印”，再把泉水煮沸，就足以满意得闭目无语。当然也会试喝几种“新生代”普洱，一般总有一些杂味、涩味，如果去掉了，多数也是清新有余，力度薄弱。那就只能耐心地等待，慢慢让时间给它们加持了。
七
说到力度，我不能不表述一种很深的遗憾。普洱茶的口感，最珍贵、最艰深之处，就是气韵和力度。但是，科学家们研究至今，还无法说明气韵和力度的成因。有人说，茶中之气，可能来自于一种叫“锗”的成分，对此我颇有怀疑。我想，锗，很可能是增加了某些口味，或提升了某些口味吧？应该与最难捉摸的气韵和力度关系不大。虽然最难捉摸，但一上口就能立即感知，而且是一切老茶人的共同感知，这是何因？依我看，秘密还在那群微生物身上。天下一切可以即时爆发的气势，必由群体生命营造，可惜我们对这种群体生命，还那么无知。把原因归之于锗，好像是以化学替代了微生物学。
除了气韵和力度，普洱茶的特殊香型也还是一个谜。过去有一种幼稚的解释，以为茶树边上种了某一种果树就会传染到某种香型，这种说法已被实践否定。据现在的研究，普洱茶的香气，是芳樟醇（也即沉香醇及其氧化物）在起作用。这种说法可能比较靠谱。但是，普洱茶除了樟香之外的其他香型如兰香、荷香、枣香、青香，那是芳樟醇范围里边的不同类别，还是出现了其他什么别的醇？
还有，科学家认为，普洱茶的防癌作用主要是靠茶红素，但是，我们对茶红素又了解多少？它究竟是什么？何时能分解出来？
又有科学家设想，普洱茶的最好原料是千年古茶树，那些茶树为什么千年不凋，仍有产出？除了微生物的辛劳之外，是不是还有一种“长寿基因”？如果是，那么，这种“长寿基因”到底是以一种什么方式存在着、转换着？
这样的问题，可以无休无止地问下去。
很快我们发现，有关普洱茶的很多重大问题，大家都还没有找到答案。因此，最好不要轻言自己已经把普洱茶“彻底整明白”了。记住，就在我们随手可触的某个角落，那群微生物正交头接耳地在嘲笑我们。而且，它们确实也有足够的资格嘲笑。
由此想起几年前，闫希军先生领导的天士力集团听到了“科学普洱”的声音，便用现代生物发酵工艺萃取千年古茶树中有效无害的成分提炼成“帝泊洱”速溶饮品，为普洱茶的功能化、便捷化、国际化打开了新门户。在香港举行的发布会上得知，为了研究的可靠性，他们曾经一次次动用上百只白老鼠做生化实验。我随即在发布会上站起来说，自己是一百零一只白老鼠，无意中也接受了实验，而且还愿意实验下去。
但是，我更想在实验中把自己变小，小得不能再小，然后悄悄溶入那支微生物菌群的神秘大军，看它们如何从原始森林的古乔木大叶种开始，一步步把普洱茶闹腾得风起云涌。
当然，对我来说，普洱茶只是一个观察样本，只要进入了微生物的世界，那么，我对人类和地球的感受也就完全不一样了。于是，我再由小变大，甚至变成巨人，笑看茫茫三界。
对不起了，普洱茶，我所关切的事，毕竟要比你大得多。
八七年底，普洱茶开始直接地进入台湾市场。八八年，台湾茶艺界组团到云南考察，带回来了样品，但以青沱、青饼及七子饼为主，这一趟并未掀起很大涟漪，但却是一个开端的萌芽，较多文献、信息进入宝岛。当时对普洱茶称谓，大体上仍以远年普洱、陈年普洱、不知年普洱等称呼，市场受香港影响很大。香港九七大限前夕，港人开始大清仓，做后续移民等动作，造成大量老茶不断涌现。吕礼臻、何健、周渝、邓时海等从香港搜到不少老茶饼，有些虽有内票、内飞等注明出处，但更多也不知其所以然;那时是在一片狐疑中，掰开每片老饼，用力的喝，不断的试、不停的比，吕礼臻等更是用力的卖...
历史的普洱，是源远流长，在昔日有其风光的一页，由文献古籍，可见一斑;本文受限于时间及文长，就以现今普洱发展始末，做切入点，以一位过来人初浅的经历，论述走在茶马古道上一步一脚印的心路旅程。全世界普洱茶发烧、发热，约是六、七年前开始，但对一群茶疯子而言，早在公元一九八0年已开始展开一阵接着一阵毫无间断的追逐骨董普洱茶风。近廿多年光阴如梭，但也扎扎实实地见证普洱茶由黑翻红的传奇。
时间回溯到公元一九八七年底，海峡两岸关系缓和，普洱茶开始直接地进入台湾市场，在公元一九八八年(民国七十七年)，台湾茶艺界就已组团到云南考察，带回来了样品，但以青沱、青饼及七子饼为主，这一趟并未掀起很大涟漪，但却是一个开端的萌芽，亦是较多文献、信息进入宝岛时刻。当时的台湾、香港及东南亚普洱茶世界中，仍呈现传统的喝普洱茶方式，尤其是香港、澳门等主要在茶楼饮茶、喝普洱茶，只有少数几家有较专业的各式普洱，对普洱茶称谓，大体上仍以远年普洱、陈年普洱、不知年普洱等称呼，一般市场上受香港影响很大，入仓的普洱味道特殊，因此“臭曝茶”称谓不胫而走。
追寻普洱茶根源萌芽期，约过了二、三年的蛰伏，接着是黎明前暗涛汹涌期。
先是远年的下关沱茶，接着红印、绿印甲、乙级(香港人称蓝印)、香菇头(鼎兴末代紧茶)、福元昌、同兴、同庆等大量地从香港出仓，让这群疯子感受到一股新的旋风正在吹拂着。此时正是香港九七大限前夕，港人开始大清仓，做后续移民等动作，造成一些不知名的茶饼，不断地涌现，台湾茶人大部分只接触到红印、绿印、黄印及沱茶，最早应是宋聘、双狮等，其余则是一知半解。
吕礼臻、何健、周渝、邓时海等从香港搜到不少老茶饼，有些虽有内票、内飞等注明出处，但对云南地形实在不熟悉，也不知其所以然;有些则甚至出现法文，到底来自何处，根本查不到数据(后才知道来自越南河内的圆茶)，那时是在一片狐疑中，掰开每片老饼，用力的喝，不断的试、不停的比，因为出炉的老茶饼、紧茶，比喝的速度还快，吕礼臻等更是用力的卖，让更多人都有首度接触了骨董普洱茶的机会，以他们的职业敏感度感受到这是“千载难逢”，这股推广之风，也造就了饮古董普洱茶另一股旋风港人受茶楼饮茶风气影响，对熟成的普洱较有兴趣，这些陈年的老普洱就一堆又一堆的进入台湾市场及搜藏家手中。
直到公元一九九三年四月，云南省思茅举办首届的中国国际普洱茶学术研讨会，这群研究热络的疯子那会错失这种良机，风尘仆仆地飞往参与这场盛会，与来自云南省各主要茶业机构、研究所及云南大学教授、北京中国茶叶公司等大陆的茶叶产、官及学界共同首度面对面的探究普洱茶。但由与会各专家学者及业界提出的论文、会中讨论的内容，加上会场四周及茶叶街逛览，发现所呈现的云南普洱茶，干篇一律是新茶，少数商店可买到渥堆的普洱茶砖，请了李松青、张顺高、王郁凤等喝咖啡，但我们谈的是陈年普洱茶，愈陈愈香的东西，他们却完全停留在绿茶普洱茶概念中，大有“鸡同鸭讲”感慨，不过，邓时海带来的一颗末代紧茶，给曾经在云南做过茶，移居美国的楼杨丹桂女士相当大震撼，她家昔日就是云南古老的茶商，她这次也提出了“新茶路考”的论文，而王郁凤的论文，亦提及清宫普洱等论证让台湾来的寻根茶人感受到异中有同的观念。
包括王郁凤的《普洱茶与清皇朝》，一位云南大学年轻讲师温一波提出他走访的茶马古道记实，这些概念在日后追查普洱茶历史中，均发挥相当大的魅力，但当时并不被大会所重视，有些论文如茶马古道即使后来出论文集仍未收录，但这也是促成我却追寻茶马古道的根源，利用研讨会空档，立即驱车赶赴普洱府，走了一段[茶庵鸟道]，走在崎岖的石板上，正值夕阳西下，一轮夕阳高挂，遥想当时普洱茶还未兴盛状况，真的颇有[夕阳无限好，只是尽黄昏]的感触。
第一年的这一趟，也到了历史名城普洱府及普洱茶厂走一遭，当时普洱茶厂厂长认为他们最好的茶是“普洱绿海白毫”，不卖，可是也大方送每人一百公克做纪念。当时为了争普洱茶的原乡，继思茅之后，西双版纳也在首府景洪配合每年的泼水节盛会接续举办[茶王节]活动，并展示了一些古老普洱茶照片，一点一滴的蛛丝马迹，都成为台湾茶人曰后寻根的主要线索之一，从点、线进而面，逐渐的串连起来，这亦是后记。
首度参与普洱茶盛会，台湾共有十五人与会，声势相当浩大，事后证明亦是推广普洱茶最有力的生力军。当时在街上买到了《版纳文史资料选辑4》这本书，经过影印后传阅，成为来年，也就是公元一九九四年进军古六大茶山之一易武重要的线索。这本选辑可贵之处，在于集结了许多散佚的古六大茶山资料，包括易武的断案碑、老茶庄照片、倚邦茶山的历史传说回忆忆(是由已故倚邦最后一位土司曹仲益记录的)，另外，还有云南省农科院茶叶研究所第一任所长蒋铨的古六大茶山访问记，上面名列了我们手上有的老茶饼，包括同兴、同庆、同昌等，上面的资料注明是在易武街。
来年再度上路，由当时的中华茶艺联谊会会长吕礼臻领军，先出席在昆明举办的国际茶文化节活动，与勐海茶厂老茶厂等亦是漏夜长谈，一阵的追问，另一重点锁定在易武，当时当地导游根本没听到这个地方有什么可游之处，还不解的骂我们神经病，到荒郊野外去干什么，易武实在地处偏僻，无旅馆等，第一夜选择了最近的孟仑，睡一间小旅舍，我、何健、吴芳洲摸黑进入颇具规模的植物园，发现一间宿舍亮灯，竟然不分青红皂白闯进去，没想到是找到宝了。当时的主人是一位研究员，工作之余靠搜集蝴蝶标本增加收入，在聊天中，他告诉了我们其家人是易武人，早期制饼完全是手工，有木模和石模，日后何健找到老的“揉茶石”，和这次的夜访偶遇有很大关联。t
就在那一天，踏入易武老街的那一刹那，我被震撼住了。
或许，这一天应该是改变历史的一天，一行共计十九人，共同见证了历史的时刻。有人为文指出，这十九人当中，包括黄教添、陈炳叙及谢木池等，这是错误的，实际上除了我们几个研究者外，大部分是茶艺圈的业者。
当时易武乡公所的小郑(郑军民，十多年后今天，已高升为易武乡副乡长。当时及之后几年，他对我们帮助相当大，带着我们出入落水洞等地，为人热诚，又毫无怨言，对他心中只有感激)看到一群“蕃仔”来到，他抱怨说，这些居民饭都吃不饱，您们是来干什么的。
就在公元一九九四年八月，由时任易武乡党委书记兼乡长吴正金，副乡长李家能等人被这群不速之客也惊扰到，不到百人的村民更是以相当惊讶的眼光，看着这群[猴子]到底在玩什么把戏?(如今，这群猴子，却是孙悟空的金棒七十二变，将易武变成繁华小镇，这恐怕是当初这些居民想都没法想的，造化弄人，却也从此改变命运，成为一个普洱新市集)。
由副乡长李家能找来已退休曾任易武区区长张毅，解说易武的现况及所遗留昔日老茶庄辉煌年代景观，由于他老人家当时正在写乡志，留下了相当丰富的数据，由其一路导览，使得我们这一群虽第一次踏入被形容是“蛮荒”之地的小镇，却着实有入宝山而归感觉。
在老乡长解说着一世纪前名扬中外的茶庄时，又是钱利贞宋聘号、又是同兴号，又是车顺号，当时已有[众里寻他干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感觉。清朝的[瑞贡天朝]匾额，就是在这一趟挖掘出来，后来在混沌年代，还有人趁机做出[朝天贡瑞]茶饼，令人啼笑皆非。
据张毅后来自己写的记录如此形容着“他们边看、边问、边记，还拍照，谢谢之声不离口，连用餐时间前几分钟，都不放过，问这问那…，曾至贤、陈怀远还把我向他们作的介绍材料，逐一的翻，四筒胶卷，全部拍完(当时尚未流行数字相机)，带回台湾又用计算机打印出来，这成为他们这次考察最大收获。不错，就是这份数据，光是用计算机打字，就花了我二个多星期时间，后来所有普洱茶书的资料，都是来自我搜集及不眠不休漏夜打的这份资料，可惜，均未向他们收取费用，否则应可收回一些成本，毕竟这是相当大心血，而大部分引用的人却连一声感谢都没有，让人有遗憾的感慨!这次破冰之旅，揭开了易武三大老茶庄宋聘、同兴及同庆神秘面纱，同时也将同昌黄记的老武将房等给曝光了，更点出许多当时作饼茶的老故事，而一条茶马古道历史的传述及追寻，也逐渐被揭露及受到各界重视。
后来拍摄茶马古道影集及茶马古道进京北京，都是在这种历史冲击下成形。我为“断案碑”拓文，也成为重要史料，因为后来它不幸“断裂成两半”，‘十足的“断”案碑。
当时的易武，实在是荒凉，两条街，一条是老街，一条是让主要干道，一间小吃店，几家杂货店，几乎无外人沓至，有着茶人胸怀的吕礼臻、何健等感慨万千，他站在街头遥望着黄沙滚滚的昔日老街、茶马古道，心中许了一个愿望，那就是重新恢复传统七子饼茶的制作方式，让易武有第二春。现在到易武逛览，犹如普洱茶风起云涌般，已是相当繁荣，但您觉得很难想象，当初易武的模样，当时落脚这个小镇，晚上是没电灯的，还要点烛火挑灯夜战，洗澡更是只是利用三更半夜，穿着短裤，躲在古井边，迅速以类似军火战斗澡方式解决，生活及交通等不方便，比起现在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只是，当时小镇给我们这批南方客是热情，是坦诚相见，所看到所拍摄的都是朴实的古老村庄模样;如今，发达后，那种人情味早已消失的无影无踪。当初海峡两岸茶人等共同为重塑易武第二春的那种傻劲，也完全被抹煞的，有的是争谁是领导流行的?争谁是开强辟土的功臣?甚至谁做了第一块传统的元宝茶，都被扭曲掉，功利?名禄?自古以来，恐怕都是如此罢!一个历史的偶然，成就了“普洱茶”，但也来之不易，诚心的期待它再回复当初秉持的永续经营，那时历史才会再记录一笔，茶马古道也会再马铃声声慢，一直吹响永远的茶山号角。
易武普洱茶号的历史上，留下了石屏籍茶商深刻的烙印。在众多的普洱茶号中，庆春号创办人许飏鹍在民国易武的历史上书写出了浓墨重彩的章节，留下了既慷慨悲凉，又哀婉动人的故事。
壬寅年孟夏，到访易武。相约邹东春先生与聂素娥老师夫妇一同前去拜访普洱大家何作如先生。何作如先生居住在田坝村的一栋别墅里，经常笑言：“这栋别墅是我出让了一片号级古董茶后盖起来的，装修完毕之后还剩了十万元。”何作如先生不仅是一位享誉业内的普洱茶收藏大家，也是一位学识渊博的普洱茶学者，更是一位重视实践出真知的实业家，多年来在易武亲身指导茶农遵循古法加工普洱茶，慷慨出资，在田坝村入口处修建寨门，深受人们的敬仰。
近年来，何作如先生长居易武，每次拜访何先生都有不同的收获。聊至兴起，他还会拿出自己珍藏的号级古董茶，供大家近距离欣赏。他还专门为自己心目中的易武茶号做了一个排序。何先生酷爱读书，书房、客厅等处，各类书籍随处可见。随手翻阅，书上都有他亲笔所作各种标注。为了探究清楚号级茶，他广泛收集各种文献料，诸如家谱、传记等稀见内部资料尽行囊括。更令人钦佩的是身体力行，遍历各家茶号，实地探寻，访问后人，获取了大量一手的资料。并不吝向后学传授，谆谆教诲。正是在何先生的家中，看到了一本名为《茶山儿女》的小书，作者是庆春号创办人许飏鹍先生的后人许康龄先生。看到我对此书产生了兴趣，何作如先生说：“许康龄先生住在景洪。”并将许康龄先生的联系方式告知了我们。
在易武的日子忙碌而充实，相约易武茶叶协会郑明敏会长同访易武茶文化博物馆。在馆藏的众多文物中，有一方民国二十七年(1938)所立“兴修石乌龟一带县道功德碑”。统览碑文可知，这在当年属于地方上的一件大事，官、商、民等都被卷入了这项工程。其中捐资的主体就是易武的各家茶号，诸如源利昌、乾利贞、同顺祥、守兴昌、福元昌、泰来祥、兴顺祥、同庆号、庆春号等，纷纷以茶号或者个人的名义捐了钱。其中，庆春号创办人许飏鹍以时任区长的名义捐了款。
而后，在易武同兴号与郑明敏先生茶叙。郑明敏先生收藏了一整套《勐腊县文史资料》，随手翻阅资料的过程中，又看到了许康龄先生为纪念他的父亲许飏鹍所写的文章。由此，越发萌生了对许飏鹍与他所创办的庆春号的兴趣。
从茶山返回景洪市后，决意联络拜访许康龄先生。几经思量，勐海福元昌主理人聂素娥老师主动承担起电话联络事项。当电话接通，聂老师用家乡话热忱地问候许康龄先生，两人用版纳方言熟络地攀谈起来，约定第二天上午见面。为此，聂老师不得不推迟了原定给自家员工召开的会议。聂老师的安排体贴周到，专门安排司机将许康龄先生接到了位于告庄的福元昌体验店。年届八旬的许康龄先生身形消瘦，精神矍铄，一见面就提及说：“如果不是当地熟人的电话，通常不会接。看在聂老师也是在当地教学出身，才答应来见面。”从事了一辈子教育事业的许康龄先生，语言表达能力极强，数说起往事如说家珍。许先生笔耕不辍，以往发表的文章汇集成了《茶山儿女》一书，并将随身带来的一本亲笔签赠给聂老师留念。
大家边喝茶边聊天，随着攀谈的不断深入，许先生感叹说：“因为携带不便，有些资料都放在家里。”在征得了许先生的同意后，我们偕同许先生回到他的家中。许先生非常有心，自己重新编修了家谱，并将一大家子人的照片汇集成了厚厚两本影集。其中最为珍贵的一张民国二十二年(1933)，父亲许飏鹍同一家人在易武老宅门前的合影。照片中一家人的衣着打扮，流露出日子过得富足，方才有条件请人拍照，这在当时算得上是一件奢侈的事儿。许先生说：“合影是一个侄女偷偷保存下来的。”几十年过后，给后人留下了个念想。
许康龄先生出生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在他出生前一个月，父亲因公殉职。大姐许美英当年尚在昆明读书，未能回易武。后来结识并嫁给了飞虎队成员贺哲生，最后辗转侨居美国。年过九旬的夫妇二人，先后终老于昆明。一九七七年，大姐许美英给许康龄邮寄了一张自己的照片，并在照片背后写下一段充满亲情与挂念的文字。照片中的许美英，时年五十六岁，仍然风姿绰约，尽现大家庭出身的知识女性风范。
许康龄留在易武的二姐许美珠，小学毕业后就帮助父母料理家务，初婚时所嫁做生意的丈夫何殿元被镇反(后被平反)，再婚嫁给转业军人黄成章，历经磨难后于七十六岁患病去世。三姐许美兰小学毕业后，在普洱接受医训班后参加工作，嫁于思茅党校教员赵嘉德后，度过了风风雨雨，得以安享晚年，直到八十七岁过世。
许飏鹍生前，送长子许永龄回老家石屏读书，直到高师毕业后，重又回到易武。在父亲被难后，协助母亲料理自家的茶叶生意。建国后，仍然一度担任易武小学校长的职务。后来由于出身和政治背景问题，解职回家务农，一九七八年五十五岁时过世。许康龄先生感叹大哥遭遇的命运磨难：“一个知识分子，留着他教书有什么不好呢?”
相比起来，许康龄的二哥许延龄年甫二十五岁被镇反(后被平反)，三哥许锡龄刚满十八岁就因病去世，二人更属不幸。四哥许希龄高小毕业，十四岁就参加劳动，进入体制内工作，负担起一大家子的生活费，赡养老母，抚养幼弟，积劳成疾，五十三岁就过世了。
作为遗腹子的许康龄，一出生就没有了父亲，母亲悲痛之下没了奶水，靠着邻居大嫂的哺育度过婴儿期。之后，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二姐、四哥等家人的共同抚育下得以长大。在高小毕业，才满十三岁的时候，独自离开家人，步行五天到景洪求学。说起当年他父亲许飏鹍参与修建的道路，直到他年少时还是往来易武的通道。当我把自己亲笔誊抄在本上的“兴修石乌龟一带县道功德碑记”拿出来给他看时，许先生非常欣慰，指着碑文中的“猛户、乃颡、勐醒、那毒”说：“这些都是沿路上傣寨的名字，当年都曾在这些寨子中借宿过。”
许康龄先生师范毕业后，年方十七岁就投入了教育工作。深入偏远的乡村，创办小学。而后经过进修，又参与创办了中学。从教生涯中，一直奋斗在教学第一线。担任过三届西双版纳州政协委员。如今年届八旬的许康龄先生身子骨十分硬朗，这无疑得益于他良好的生活习惯。直到退休后，积极投身各种体育活动，担任过乒协理事长，在比赛中获过奖。
许康龄先生撰写的《茶山儿女》一书中总结：自父亲许飏鹍于民国二年(1913)，从石屏进易武茶山，百年沧桑，我们许家人已经在茶山繁衍了四代人，是易武茶山的山山水水，哺育了我们许家四代人，我们都是易武茶山的儿女。
与许康龄先生的一番访谈，让人感慨万分。现实中间的人们，总是会以为历史都是停留在纸面或者是铭刻在石碑上的文字，距离当下人们的生活十分遥远。孰不知，历史就是一代又一代人的生命历程。往事并不遥远，当我们试图去了解历史的时候，那些看似在隐藏在故纸堆里泛黄纸张上记录的文字，那些铭刻在斑驳石碑上的碑文，与亲历了世间风雨的老人家的口述，相互扣合印证之后，它的真实面貌开始愈发清晰，重新显现出鲜活生动的影像。
数日之后，乘坐高铁离开西双版纳返回昆明。临窗而坐，望着窗外起伏的山峦，时或映入眼帘的蜿蜒河流，时不时会出了神，恍惚间觉得置身于铃儿响叮当的茶马古道上，伴随着一路飘香的普洱茶，从熟悉的原乡走向未知的远方。
回到昆明之后，联络上了晓德书屋的主人李峻先生，相约两位书屋的主理人茶世恩、姜雨希一起，每日里就是泡在书屋中喝茶聊天。数说起此番在茶山上的见闻，李峻说“我想起了一个人，介绍你们认识一下。”立马抄起电话打了过去，没过多久，就召唤来了李路老师。此前看过李路老师写的文章，深为其通过一手的档案资料作出的扎实论证所叹服。共同的爱好，语多投机，相谈甚欢，获得了很多启发。晓德书屋是当下最受业内人士青睐的普洱茶文化交流场所，概因其收集有种类丰富齐全的茶类书籍，尤以涉及到普洱茶的文献为最，其中不乏稀见善本、孤本书籍，乃至于作者手稿。尤以两本《镇越县志》《镇越县志稿》恰好有我所需要查证的资料。
光绪二十一年(1895)，清廷割让猛乌德给法国(今属老挝)。民国二年(1913)，原车里宣慰司治下所余十一版纳迭经改组。先是在柯树勋主政时期，改为普思沿边八区。民国十六年(1927)，普洱道尹徐为光改为八县区。民国十八年(1929)，经云南省政府批准，并经调整，易武裁并于镇越县。次年，易武成为镇越县治署地。民国二十三年(1934)，镇越县奉令分区自治，划分全县为四区：以易武土司地为第一区，猛腊土司地为二区，猛捧土司地为三区，猛仑土司地为四区。进入民国后，普思沿边本质上推行的仍然是“土流共治”。猛腊、猛捧、猛仑，仍然委任的是大小土司头目管理地方。
《勐腊县志》记载：清光绪元年(1875)，易武富商同庆号老板将女儿嫁于土司，联姻缔缘，结为嫡亲，富商变为山主。民国十年(1921)土司死后，同庆号老板将土司的土地、茶山据为己有，并行使土司特权，同庆号成了易武的土司衙门。
《镇越县新志稿》记载：易武土把总伍树勋，民国十年卒，乏嗣，由弟元袭供职未袭。元袭死，民国十七年，因绝嗣，废除土司。由地方官绅，呈奉核准，土司地归公。
两相对照不难发现，自民国十年起，属于易武土司的权柄逐渐让渡给易武同庆号刘氏家族。自民国十七年起，易武各家茶号在内的绅商分享了易武土司的权利。这自民国二十三年起，镇越县分区自治中显现无疑。汉族绅商迅速填补并掌控了易武地方的权利，许飏鹍任第一区区长，黄启周任第一区团长，王少和任县府科员，车尚义任易武镇长，向式谷任易武镇副镇长，黄耀周任漫秀乡长，胡发兴任麻黑乡长，万顺昌任漫撒乡长，杨树勋任漫腊乡长，曹定元任漫乃乡长，刘葵光受县府命主办仓储。
民国二十七年(1938)，时任镇越县长赵思治倡修石乌龟一带县道。具体的事项交由黄启周、黄映中叔侄办理，黄家出资超过工程款三分之一，易武各家茶号大都捐资以助。许飏鹍提议赵思治为竣工后的功德碑写一篇序文，慨然允诺的赵思治撰文以记，经手勒石立碑的黄映中则把原本是许飏鹍的提议归到众绅商的名下。经由对照《镇越县志》《镇越县新志稿》两书所录碑文，两者之间的差异，显现出上下级之间人情世故的深浅。
自清季以来，易武向以产茶而闻名。民国时期，镇越县第一区下辖的易武、漫撒、漫腊、漫秀、漫乃、麻黑等地，仍然以产茶闻名。来自石屏籍的汉人云集，专事采制茶叶，商号林立，收购贩运茶叶。自抗战开始，内忧外患，世道艰难，茶路阻塞，茶业大受影响。
《勐腊县志》记载：民国二十六年(1937)，抗日战争爆发，茶叶销路被阻，茶价频频下跌，茶商连年亏损。民国三十年(1941)，联兴号、余文昌、庆春号、同昌号先后关闭，同顺祥迁回石屏另谋生路，茶商纷纷破产。
《勐腊县志》中还有一张民国十九年(1930)易武茶商统计表，其中所记：庆春号经营者许阳春，资金一万元，年经营茶叶一百担，营业额两万元。
梳理了史志资料的线索后，还是留下了许多疑问。许康龄先生撰写过多篇文章记述他的父亲许飏鹍与庆春号的事迹，分别被《勐腊县文史资料》《西双版纳文史资料》收录。2007年，许康龄先生编撰了《许氏家谱》，2016年编印了一本小册子《茶山儿女》。在许康龄先生的文中，涉及到他的父亲许飏鹍，多次出现了关键时间节点的不一致。后经与许康龄先生的面对面访谈，大致梳理出了他的父亲许飏鹍一生中重大事件的脉络。
清光绪十八年(1892)，许飏鹍出生于石屏县帽盒乡朱旗冲，幼时读过私塾。民国初年，伴随同乡到易武茶山谋生，积攒下资本后创立了庆春号。民国十九年(1930)，庆春号经营茶叶的数量与营业额在当时易武的众商号中，尚且数的上。民国二十三年(1935)起，出任镇越县第一区区长，所辖的就是原易武土司地。民国二十六年(1937)响应时任镇越县长赵思治的倡议，参与修造石乌龟一带县道，提议时任县长赵思治为竣工后所立功德碑写下一篇序文。赵思治在文中特意指出了这一点，但这一笔被当时财大势强的黄氏族人从碑文上略去。仅以许区长飏鹍捐银十元出现在功德碑捐资人的名单中。对于易武众商号来讲，这几乎算是最后的辉煌。短短几年后，多家商号先后关闭。民国三十一年(1942)，攸乐山暴动，镇越县瑶族起而响应，阻断商路。身任第一区长的许飏鹍亲往安抚，作为国民党官僚，许飏鹍被杀。两年之内，先是庆春号关闭，而后许飏鹍被难，许氏一门几乎陷入绝境。其时在昆明读高中的长女许美英，不敢回易武奔丧。长子许永龄担负起家庭的重任，接续做些茶叶生意，在镇越县政府谋求任职，维持家庭的生计。之后数十年期间，许飏鹍的夫人吴氏又接连经受了三子病故、次子被镇反、长子劳改、三女儿被划右派等变故，她还要抚养遗腹子。十四岁的四子早早去参加工作，二女儿靠着当会计、做缝纫的微薄收入维持家用。动荡的岁月里，平凡世界里的芸芸众生，遭逢的都是死生叵测的命运。
一座茶山，一条老街，一家茶号，一个家族，一段往事。如今，当我们回望普洱茶号的历史，不独能从中看到普洱茶的兴衰起伏，亦能感受到人生命运的无常。
来源：行知茶文化讲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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