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瓷茶具开壶

茶具和茶器

      茶具和茶器是在不同时期对饮茶器具的称呼。从文献上看，饮茶器具最早被称为“具”。西汉王褒《僮约》载:“烹荼尽具”。西晋杜育《舜赋》,曰“器择陶简,出之东隅(瓯)”，唐《广陵耆老传》说东晋茶事，也将茶具称为“茶器”。唐陆羽《茶经》，承前朝将饮茶器具统称为“器”，以示区别加工用具。同代的张又新《煎水茶记》，曰“善烹洁器”，一直到宋初蔡襄《茶录》称为“器”,曰:“于净器中以沸汤渍之。"宋审安老人《茶具图赞》(1269年)将所有饮茶用器具统称为“茶具”。元代周密《癸辛杂记》记载“长沙茶具精妙甲天下”。此后明代、清代有关茶叶文献绝大多数称饮茶器具为茶具,沿至今日。

02

茶具的产生

      茶具是因饮茶活动的需要，而从日常饮用器具中分化出来的专门饮茶用具。

      茶被发现和初期利用时代,是作为药用、食用的植物。相传“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 秦汉年代(前206年左右)《神农本草·木部》 载"茗、苦荼,味甘苦，微寒无毒,主瘘疮，利小便，去痰温热，令人少睡”。 汉司马相如《凡将篇》（前140-前122年）开列举的中草药中有“荈、诧”。 同时,《晏子春秋》一书指出晏相(前514年左右)在齐景公时,将茶作蔬菜食用，因此没有专门的饮茶用具。

      西汉王褒《僮约》中，出现“烹荼尽具” 只告诉人们西汉时已有茶“具”， 但未明确是何种茶具,何种形状和质地，是否专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浙江上虞其土的碗、壶、盏，以及江西的陶炉，尤其是浙江湖州出土的东汉内外施釉、肩部刻有“茶”字的青瓷瓮，被专家证实是茶具时，人们才知悉古代茶具的模样。魏张揖《广雅》介绍当时饮茶，曰：“先炙令色赤，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芼之。”此“瓷器”是否专用尚难肯定。西晋左思的《娇女诗》曰:“心为茶荈剧，吹嘘对鼎饬”，鼎饬应该是茶具。而同时代的杜育《荈赋》,“酌之以匏,取式公刘”， 匏是古代酒器，作为饮茶用，说明当时饮茶用具和酒食具的区分并不严格。可见茶具虽自汉就有，但在唐前的很长时期内，仍有混用现象，直到唐陆羽《茶经》总结了前人和唐时的饮茶情况，提出一套陆羽认为值得提倡的饮茶方法而设置的茶具时，才形成了中国成套的专用茶具。

茶具沿革

      饮茶用具经过从无到有，从粗糙到精致，从混用到专用，从单件到成套茶具的历程，取决于茶叶生产、饮茶方式以及当时的技术进步。

唐代茶具

      茶具虽始于汉，但形成系列的专用茶具现于唐。唐时饮茶风盛，唐封演《封氏闻见记》:“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饮茶普及，而促进了茶具。唐初高宗时,画家阎立本《萧翼赚兰亭图》画卷中反映了唐时的茶具，有风炉茶铛、带托的茶碗、茶碾和茶粉罐。唐玄宗天宝二年(744)，为举行通航庆典,每条彩船代表一个地方.分陈其土特产于上。在豫章郡(今江西南昌)船上，摆放“瓷器、酒器、茶釜、茶铛、茶碗"等，欢歌以进(《旧唐书·韦坚传》)，表达了茶具已开始作为某地的名产。

      唐代制茶采用蒸青法，将茶叶放在甑中蒸熟，然后捣碎，把茶末拍制成团饼，最后将茶饼穿起,焙干后封存待用。饮茶时，先把茶饼捣碎,碾成细末，当水在釜中初沸时，以盐调味,再用竹夹环击汤心，然后下茶末,再置于茶碗中饮用，煎茶法成为主流。所以唐陆羽撰(茶经》，在四之器中,将饮茶器具分为8大类24种共29件.其中生火燃具有风炉、灰承、筥、炭挝、火筴;煎茶用具有鍑、交床;炙茶和碾茶用具有竹筴、纸囊、碾、拂末、罗合、则;贮水和存盐贮具有水方、漉水囊、瓢、熟盂、鹺簋、揭;盛茶和清洁用具有碗、畚、札、涤方、滓方、巾;茶器贮具有具列、都篮等。

       唐代饮茶的陶瓷器具主要是瓷壶(亦称注子)和瓷碗。当时有三大著名瓷窑,一是浙江余姚的越窑，以烧制青瓷茶碗著名;二是湖南的长沙窑,以釉下彩绘的瓷壶盛名;三是河北的邢窑(内丘)，以烧制白瓷茶碗取胜，而且普遍采用“茶托子”，即盏托，说明瓷茶具开始配套,专用性更强。

       “秘色瓷”是瓷中精品,产于越窑。浙江的余姚、上虞一带自汉代始烧窑，唐时为鼎盛期.烧制的青瓷有碗、壶、托盏等,备受陆羽青睐,称其为“类玉”、“类冰”，最宜村托茶色。所以，越窑为南瓷代表，与邢窑形成“南青北白”的瓷器格局。在越窑的产品中，秘色瓷烧制技术、配方、工艺不传人，传器极少，增添了神秘感。唐陆龟蒙《秘色瓷器》诗曰:“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后世宋代赵德麟《侯鲭录》曰:“今之秘色瓷器，世言钱氏有国越州烧进,今供之物，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1987年陕西法门寺出土文物有秘色瓷器，被视为文物研究工作的突破性发现。

       唐时，饮茶用具崇尚金属制品,故陆羽云: “瓷与石皆雅器，性非结实,难可持久。用银为之，至洁,但涉于侈丽。雅则雅矣，洁亦洁矣,若用之恒，而卒归于铁也。”所以唐朝茶具如鍑皆用铁。在“金银为上” 的思想影响下，唐皇室多以金银为茶具。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器具有成套的金银茶具，其中有炙茶用的鎏金镂空鸿雁球路纹银笼子、金银丝结条笼子,碾茶用的鎏金壶门座茶碾子,罗茶用的鎏金仙人驾鹤纹壶门茶罗子,贮茶用的鎏金银龟盒，放调料用的摩蝎纹蕾纽三足盐台、鎏金人物画银坛子,煮茶用的壶门高圈足座银风炉、系链银火筋、鎏金飞鸿纹银匙子,以及调茶、饮茶用的流金伎乐纹调达子等。这些器具多为唐咸通九年至十年“文思院造”,其中部分刻有“五哥”字样的器具为唐僖宗用物。

02

宋、元代茶具

     唐时饮有粗茶、散茶、末茶和饼茶,主要是后两者。至宋朝，斗茶风起推动了饮茶，陆羽提倡的煎茶法逐渐被点茶法所取代,所需茶具虽基本相似,但由于对茶之汤色等要求不同，所以对茶具形制和质地色泽上的要求也略有不同。

      宋朝烧制茶具的产地有福建的建窑黑瓷、浙江的处州青瓷、河南的钧窑玫瑰紫釉、河北的定窑白瓷等。宋朝斗茶风盛，要求“茶叶色泽贵白”、“宜黑盏”,而“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熁之久热难冷,最为要用”。所以在茶具形制上,改大碗为小盏。盏实际是一种小碗,托口突起,托沿多作花瓣纹,托底中凹。同时斗茶也要求茶壶“注汤利(厉)害,独瓶之口嘴而已”，由此,宋朝的茶壶有了较大变化。至南宋,茶壶壶式由过去的饱满状变得瘦长，壶体的纹饰，由常见的莲瓣形变为瓜棱形。元朝的茶具跟宋代差不多,但壶形有变,宋朝的茶壶，流子多在肩部,元朝时移至腹部，真正可以达到“注汤利(厉)害”，因此流子比过去明显。元朝时景德镇创烧青花瓷闻名，日本“茶汤之祖”村田珠光特别钟爱,后人将青花瓷具别名为“珠光青瓷”。

     宋时,蔡襄在《茶录》中，指出当时的茶具有“茶焙、茶笼、砧椎、茶钤、茶碾、茶罗、茶盏、茶匙、汤瓶”等。特别是宋审安老人《茶具图赞》,用白描将“韦鸿炉、木待制、金法曹、石转运、胡员外、罗枢密、宗从事、漆雕密阁、陶宝文、汤提点、竺副帅、司职方”呈现在人们眼前，使现代人更形象地了解宋代的茶具。
     宋代茶具总体上要比唐代少一些，尤其在以下四个方面有变化:一改碗为盏;二改鍑为瓶；三改竹夹为茶钤;四改栟榈为茶筅。至元代基本沿袭宋制，但茶叶加工出现散茶(芽茶和叶茶)，萌芽冲泡法，具相应减少。元代的冲泡茶,其芽叶有时也要碾碎，元耶律楚材诗曰: “青旗一叶碾新芽”，但在元代盗墓烹茶图中未见茶碾，疑是直接冲泡。

03

明代茶具

      唐宋时期饮茶以饼茶为主,元代虽开始饮散茶，但在方法上饮用饼茶的痕迹未退。至明朝，皇帝朱元璋“废团茶”,于是散茶兴起，使用冲泡茶叶的方法成为主流。明代文震享《长物志》曰:吾朝所尚又不同，其烹试之法,亦与前之异,然简便异常,天趣备悉,可谓尽茶之真味矣。至于洗茶、候汤、择器，皆各有法。”

      明代茶具虽然简化，但由于冲泡方法特殊，在许多方面都有专门要求。散茶易受潮,贮茶更显重要，所以明代采用贮焙结合，即用大陶罂烘干后,放入若干层干箬叶片,而后将烘干冷却的茶叶放入,其上放箬叶,最后用干燥后的六七层宣纸封口。平日取用的，“以新燥宜兴小瓶取之,约可受四五两,取后随即包整”。由于明代饮茶时要“洗茶”，即用热水洗茶，除去“尘垢”和“冷气”。洗茶采用茶洗,用砂土烧之，上下两层，上层底有筛孔，沙垢从孔中流人下层，取上层干净芽叶泡饮。此外，明代用汤瓶烧水，“瓶要小者易候汤，又点茶注汤有准，瓷器为上”[张谦德《茶经》,也有人用金属汤瓶。在饮具上由于冲茶的需要，出现了小茶壶和白盏,取代了黑盏。明许次纾《茶疏》:“其在今日,纯白为佳，兼贵于小。”当时生产白瓷的汝、官、哥、宣和定窑都成为生产茶具的重要窑场,产品以宣德所产的白釉小盏最为著名,因形似鸡心,又称鸡心杯。杯是一种古老的用具,但作为茶具还是明代冯可宾《岕茶笺》才提到。

      此外，明代江苏宜兴用五色陶土烧成紫砂陶，与瓷器争名，出现了供春和时大彬两位著名艺人。由于紫砂壶有良好的保味功能，能吸附茶汁增积茶锈,冷热急变不易胀裂,传热慢又不烫手，成陶火度高,可直接置于炉火上，因而备受欢迎。而瓷器在景德镇又有创新，成化时的斗彩，嘉万年的五彩、填彩,都驰名于世。青花是釉下彩，即先画彩再敷釉烘烧。斗彩、五彩填彩则是釉上彩,斗彩是在青花器上,再加红黄绿紫等各种彩料,釉下花纹和釉上彩共绘一体，相互争辉。明代《帝京景物略》载,“成杯一双,值十万钱”。

04

清代茶具

      清代，六大茶类基本齐全，由于多为散形茶，故以直接冲泡法为主,尤其是省略明代洗茶这一-程序，简化了茶具。

      清代的茶具以陶瓷为主，所以有“景瓷宜陶”的说法。制瓷业尤其以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个时期最为繁荣。康熙时,景瓷除以生产五彩瓷为主外，还创烧了珐琅粉彩两种新的釉上彩。珐琅彩瓷，是仿造铜胎珐琅器的色彩和纹饰烧制的,胎质洁白，薄如蛋壳,烧制程度相当完善。在康熙和雍正年间还创烧了一种盖碗和盖盏。盖碗和盖盏自古即有,但从文献记载上看,清代盖碗，尤其是在形质上与过去有很大的差别，主要表现在质地细腻、彩釉清晰、逼真、纹饰多样化。同时宜陶在清代有更大发展,这是和清朝政治体制有关，一大批游手好闲的八旗子弟及文人墨客,对宜兴紫砂陶爱不释手,使得一批能工巧匠应运而生，尤其是些文人与陶匠结合,更创造了紫砂陶茶具的辉煌。清初的陈鸣远和嘉庆的陈曼生，所制之壶尤名于世。陈曼生是宜兴知县，也是清著名的篆刻家、书法家,画家和陶壶设计家。癖好陶壶,艺匠杨彭年按其意生产.形成曼生壶。杨彭年制壶不用模子,信手捏成，式样非凡；与陈曼生合作制作的被称为“当世绝作”的“侵生十八式”，形式多样，有“石铫式、汲直、却日、横云、百纳、合欢、春胜、古春、饮虹、瓜形、葫芦、天鸡、合斗、圆珠、乳鼎、镜互、棋奁、方壶等,每式上都有题识”。曼生壶一般由陈曼生刻铭题字，把柄上印有“彭年”小印章。

       清代乌龙茶的出现,开创了一种新的饮茶方法。清施鸣保《闽杂记》:“漳泉各属,俗尚功夫茶,茶具精巧;壶有小如胡桃者,名孟公壶,杯极小者,名若琛杯，以武夷小种为尚...饮必细啜久咀。”孟臣姓惠,江苏宜兴人，活动于明末清初(1598-1684年)，书法类唐大书法家褚遂良。其壶作品朱紫者多,白泥者少；小壶多,中壶少,大壶最罕,可见是制小壶能手。
       此外,清代还出现了脱胎漆茶具、四川的竹编茶具等,使人耳目一新,更放异彩。

       茶具的发生和发展与社会经济文化有关，更与时代习俗、审美观以及茶类的变化、饮茶方法有关。茶具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时代精神，印刻着历史的烙印；茶具还反映了当时的技艺水平。每个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的主流茶具,也有承上启下的前朝茶具夹入其中。

中国饮茶的历史十分悠久，从早期的生煮羹饮，当作解渴解乏的菜汤食用，到隋唐时期出现明确的品赏阶段，制团研末，开始用心品味，是味觉意识的一大飞跃。自从陆羽、皎然、卢仝等茶人提倡茶器要配合茶道，茶饮的主流变化可以概括为两个大阶段，就是唐宋时期的研末煎点与明清以来的芽叶冲泡。到了明末清初，福建又出现了一种饮茶习惯，开始喝条索发酵的陈茶，先流行于武夷山一带的茶农，逐渐发展到闽粤各地，出现了武夷岩茶、乌龙、铁观音一系。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饮茶风尚的演变，与制茶的技术规范、茶器的形制釉色，是环环相扣、息息相关的。唐代讲究煎茶的汤色与沫饽，就崇尚浙江青瓷系的秘色瓷碗；宋代讲究点茶拉花，就推崇建窑黑瓷茶碗；明代开始品味芽叶新茶，就中意薄胎的甜白釉茶盏与青花瓷杯。锡壶与紫砂壶的普遍流行，以及使用精致细巧的小杯饮酌，是在明代中叶之后，特别适合清初逐渐风行的发酵茶，成为清代闽南潮汕饮茶常设的茶器。

  

孟臣水平流嘴朱泥小壶

在明末清初的饮茶习俗进程中，茶事发展的新鲜事物，是武夷发酵茶的出现。武夷茶农原先遵循江南炒青绿茶的风尚，后来改为品赏发酵陈茶的浓郁口感。明清两代，一直以江南炒青或蒸青的新茶为尚，讲究的是早春新出的茶芽，在清明与谷雨期间采摘制作，如虎丘茶、龙井茶、松萝茶等，成为茶人的新宠。比较例外的是蒸青的罗岕茶，但也是初夏的新茶，保有新鲜的春天气息。到了清初的武夷山地区，却在全国流行鲜嫩新茶的氛围中，发生影响近现代流行的饮茶方式，开始喝陈茶，饮用发酵过后的茶叶，有的是轻微发酵，有的重发酵，有的则是完全发酵。在世界饮茶史上，由此而出现了著名的武夷岩茶、乌龙茶、铁观音，以及红茶、普洱茶，许多都在十七世纪以后成为外销茶的主力，对全球饮食文明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关于武夷发酵茶的出现，比较早的记载来自明末清初的周亮工（1612—1672），他在清初顺治年间担任过福建按察使与布政使，写过《闽小记》一书，记载了明代武夷地区采制茶叶，本来是学江南绿茶的做法，以新茶为贵，后来则着重发展陈年发酵茶。书中所录《闽茶曲》，也见于他的《赖古堂集》（南京图书馆藏清康熙刻本），其中有这么一首诗：“雨前虽好但嫌新，火气难除莫近唇。藏得深红三倍价，家家卖弄隔年陈。”同时还有自己的注：“上游山中人类不饮新茶，云火气足以引疾。新茶下，贸陈者急标以示，恐为新累也，价亦三倍。闽茶新下，不亚吴越，久贮则色深红，味亦全变，无足贵。”明确指出，武夷地区茶农不喜欢新茶，在贩卖茶叶时，还要特别标明是陈茶的品类，以别于新茶，因为发酵陈茶的价钱是新茶的三倍。

与饮用发酵茶相应的，是陶瓷茶器使用的变化。闽南、潮汕一带，因为饮茶风气的转变，从尝新（明前茶、雨前茶）转为品赏发酵陈茶，也就选择可以呈现发酵茶浓郁口感的茶器，以紫砂壶与细瓷小杯为主。到了乾隆时代，以宜兴紫砂壶冲泡半发酵叶茶，在闽南与潮汕地区，特别是泉州、漳州、潮州一带，已经形成独特风格，与江南主流品赏明前或雨前新茶的风尚大为不同了。

  

我们界定工夫茶，首先要注意工夫茶的独特风格。在茶器方面，长期以来使用紫砂小壶与细瓷小杯，所谓“罐推孟臣小，杯取若琛（深）洁”。清末台湾学者连横在《雅堂文集》中说到，“台人品茶，与中土异，而与漳、泉、潮相同；盖台多三州人，故嗜好相似。茗必武夷，壶必孟臣，杯必若琛（深），三者品茗之要，非此不足自豪，且不足待客。”这段话言简意赅，明确指出清末台湾人喝茶，沿袭闽南潮汕风俗，而“与中土异”，也就是不同于主流喝新鲜绿茶的风尚。工夫茶有三要：茶叶是半发酵的武夷系统的岩茶、乌龙、铁观音；孟臣壶是江苏宜兴的紫砂壶；若琛（深）杯则是江西景德镇出品的细瓷小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武夷半发酵茶是清初出现的制茶法，紫砂壶是明末发明的制壶法，而若琛（深）杯则是清代景德镇制作的阔口小杯。所有的历史证据都显示出，闽南潮汕工夫茶的独特风格，是明末清初之后逐渐成形的。

坊间有潮汕工夫茶始自宋代之说，并随意引述苏东坡贬谪到惠州，称赞当地的茶品，还说苏辙诗句“闽中茶品天下高，倾身事茶不知劳”，可以作为宋代已经出现潮汕工夫茶的证据，其实大谬不然，完全昧于宋代茶饮崇尚点茶拉花的情况。为宋人称道的建州龙团茶，是用来研末煎点的，与清代工夫茶使用冲罐泡叶茶，其间有巨大的差别。何况宋人讲究的茶具，是建窑黑釉茶碗（日本茶道称之为天目碗），在碗中击拂茶末成为沫饽，日本抹茶道沿袭至今。工夫茶使用明末才发明的紫砂茶壶，以及细白瓷的小杯，冲泡半发酵的叶茶，是明清时代雅俗共赏的后起风尚。

还有些研究潮州工夫茶的学者，为了提升工夫茶的文化意涵，开启工夫茶的哲思空间，追溯工夫茶历史到唐代的陆羽，以显示工夫茶源远流长，有着超过千年的历史传承。他们的理由是陆羽《茶经》展示烹茶要有茶具、有茶仪、有仔细的程序与步骤，所以，工夫茶源自陆羽。这种说法，完全昧于陆羽喝的是茶铛烹煎的末茶，强调最好的茶器是浙江的越窑青瓷碗，与工夫茶的品赏过程，风马牛不相及。清代乾隆末叶的俞蛟，在《梦庵杂著·潮嘉风月·工夫茶》中说道：“工夫茶烹治之法，本诸陆羽《茶经》，而器具更为精致。”其实只是打个比方，说品饮工夫茶有道，与陆羽茶道在精神上一脉相承，不是说唐朝就有当今工夫茶的品饮方式。

工夫茶最有特色的茶器是紫砂壶与细瓷小杯。最早系统记载紫砂壶的，是晚明的周高起，写了一本《阳羡茗壶系》，详细记录了明代中晚期紫砂壶出现的前因后果。书中说到，明代中叶之后，饮茶用壶，“黜银锡及闽豫瓷，而尚宜兴陶，又近人远过前人处也。”特别称赞宜兴紫砂壶的功能，在泡茶的过程中，可以保持好茶本身的色香味，是金属壶不能媲美的。他列出的创始人，是传说中的金沙寺僧，在宜兴发现了可以制造紫砂壶的各类陶土。之后，宜兴人吴仕（号颐山）在金沙寺读书，他的书童供春就偷偷学了老和尚的制陶法，做出了传世的紫砂壶。供春的紫砂壶精美绝伦，成了明代后期的收藏珍品，用周高起的话来说，就是“栗色暗暗如古金铁，敦庞周正，允称神明垂则矣。”简直就是神明的作品，人世罕有。供春的主人吴仕，正德九年（1514）中进士，读书金沙寺的时间当然更早，而金沙寺和尚发明紫砂壶的制作法也应该在此之前。所以，我们可以说，紫砂器的创始，大概是在弘治、正德的明代中叶期间，也就是十五、十六世纪之交的时候，开始风行大约是在万历年间。

供春，亦名龚春，据说是他后人改的，或许因为本来是个书童，地位低下，就像世家巨族的童仆一样，有名无姓。后来成了一代名匠，也就配上了适当的姓氏。供春之后，有所谓制壶四家：董翰、赵梁、玄锡、时朋。有趣的是，这四个人的名字，有三个都有不同的写法，即：赵良、袁锡、时鹏，也反映了他们是工匠出身，由于口耳相传，当时的人也搞不太清楚，记下的姓名只是谐音的字。这个时鹏有个好儿子，成了一代制壶大家，就是誉满乾坤的时大彬。

明末清初陈贞慧的《秋园杂佩》（1648），提到时大彬壶：“时壶，名远甚，即遐陬绝域犹知之。其制始于供春壶，式古朴风雅，茗具中得幽野之趣者。后则如陈壶、徐壶，皆不能仿佛大彬万一矣。一云，供春之后四家，董翰、赵良、袁锡、其一则大彬父时鹏也。彬弟子李仲芳。芳父小圆壶李四老官，号养心，在大彬之上，为供春劲敌，今罕有见者。或沦鼠菌，或重鸡彝，壶亦有幸有不幸哉。”周高起的《阳羡茗壶系》也说：“时大彬，号为山。或淘土，或杂碙砂土，诸款具足，诸土色亦具足。不务妍媚，而朴雅坚栗，妙不可思。初自仿供春得手，喜作大壶。后游娄东，闻眉公与琅琊、太原诸公品茶施茶之论，乃作小壶。几案有一具，生人间远之思，前后诸名家并不能及。遂于陶人标大雅之遗，擅空群之目矣。”

时大彬作的紫砂小壶，创造了紫砂茶壶的典范，后来发展出更为纤小的孟臣壶。紫砂壶以小为贵，是闽南潮汕工夫茶的三宝之一，所谓孟臣壶、若深杯、武夷茶，让中国近代饮茶在东南滨海地区展现了独特的光彩。

俞蛟《梦庵杂著》，提到“工夫茶烹治之法，本诸陆羽《茶经》”，重点则是细述工夫茶用宜兴紫砂壶，用小杯，用福建茶，讲的是清代工夫茶的烹治法。我们不知道俞蛟是否清楚中国历代饮茶的习俗演变：唐代喝的是茶饼研末烹煮的末茶，宋代沿袭研末点茶之法，明清的主流饮茶法则转为芽叶冲泡，明末清初出现发酵的岩茶乌龙系列，才是工夫茶的滥觞。陈香白在《中国茶文化》中特别标出俞蛟的“重大贡献”，是“在于他能以锐敏的眼光审视自唐以来的中国传统茶艺，洞察潮州泡茶法与陆羽煎茶法之间的传承关系，一语中的”，就未免有些误导。该书又把潮州工夫茶的“工夫”与陆羽的“工夫”对比，未免混淆了历史事实与哲思想象了。

清末以来的闽粤茶人，指出工夫茶必备的茶器“四宝”是：孟臣冲罐（小紫砂陶壶）、若深瓯（小薄瓷杯）、玉书畏（烧水陶壶）、潮汕烘炉。闽、粤、台茶人对茶壶冲罐排名次有句茶谚：“一无名、二仕亭、三萼圃、四孟臣、五逸公。”但是，排名第四的“孟臣”却是茶人的最爱。孟臣是明末天启年间的制壶名匠惠孟臣，所制的紫砂壶，现今尚有壶底刻“大明天启丁卯荆溪惠孟臣制”字样。《桃溪客语》说：“孟臣笔法绝类褚遂良。”据说孟臣壶有泡茶不走味，贮茶不变色，暑夏不变馊的优点。工夫茶人选购好壶，即以孟臣壶为标准，必须“三山齐”，即把去盖的壶口倒置平桌，壶口、滴嘴、把柄，三点平成一线。茶壶使用愈久，茶锈愈厚，茶味就愈浓，甚至可以不放茶叶而有茶香茶色。若深瓯是清代江西景德镇瓷的名匠若深的佳作，胎薄釉亮，细巧不盈手，杯底书有“若深珍藏”，已是难得一见的珍品了。玉书畏以潮州百年老号“陶圣居”所制为佳，能耐冷热，保温性能特别好。潮汕烘炉，则精选粤东的优质红泥土，烧制成白居易赞赏的“红泥小火炉”。特点是炉身一尺多高，体态颀长美观，炉心深窄，炉火均匀而省炭，设有炉盖炉门，可开可关，通风性能好，又颇为雅致。

此外，如茶洗、茶盘、茶垫、水钵、水缸、砂?，一切与茶饮相关的器具，也都力求细致精雅，以臻工夫茶的境界。茶人试茶，例喜使用四字诀来形容工夫茶器，如茶壶要“小浅齐老”，茶杯要“小浅薄白”，茶盘要“宽平浅白”，茶垫要“夏浅冬深”之类。总之，工夫茶从清代发展到今天，吸取历代饮茶文化经验与智慧，在茶器上讲求精致细巧，在小壶细盏中品味天地之隽永，为中国茶道的发展独树一帜，别有风味。

来源：光明日报（作者：郑培凯），信息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2023深圳国际茶器美学设计周已圆满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