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位高的绿茶和价位低的绿茶

5月是乌龙茶的采制时节，也是福建安溪铁观音茶区茶农的劳动时节。2018年5月，当地却少了以往的热闹和轻松，多了一些紧张的气氛。笔者经过询问得知；地方政府正严厉打击压茶机、取缔压制茶。压茶机是一种集揉捻为体的茶叶成形机械，代替之前铁观音制作中半机械的包揉环节。压茶机制茶效率高、成本低，2010年进入市场后颇受茶农欢迎。但近年来，地方政府却认定压茶机制作的茶叶并非正宗的安溪铁观音，因此出台了相当严厉的整治措施，力图全面停用或销毁机器，没收所有压制茶。在严厉的政策下，许多茶农仍然偷偷使用压茶机制作压制茶。他们把尚未遭到毁坏的压茶机单独放置在一个房间里，锁着门以防政府官员的巡查。压茶机体积大，原来都放置在大厅，后来被禁得厉害，农民就把房间的墙拆了，把机器挪进去，再把墙砌起来，谁也想不到里面会有机器。此外，茶农会在村口放哨，一见有政府官员的车进来，就打电话报信，让农户把机器先停了，把压制茶藏起来。

地方政府认定压制茶并非正宗的铁观音，而作为生产方的茶农却仍偷偷生产压制茶。有关铁观音生产中压茶机去留的分歧，将我们引向了铁观音的“正宗性”（authenticity）问题，而正宗性之争又体现了地方政府产业治理与农民在地实践之间的张力。具体而言，地方政府如何界定铁观音的正宗性，又出于何等考虑坚决维护其正宗性？茶农为何违背政府以正宗性之名而出台的政策?他们各自的理据和逻辑是什么?上述问题是笔者探讨地方产业治理问题的经验起点。本文试图表明，地方政府和茶农关于铁观音之正宗性的冲突，并非基于对消费者口味偏好的认知差异，而是组织生产和销售之逻辑的不同。在地方政府的产业逻辑之外，还存在另一套农户基于自身实践发展出来的产销逻辑，后者不仅没有完全被前者取代，而且在应对市场波动方面显示出强劲的生命力。

二、文献评述：正宗性与地方产业治理

本文关注的虽是具体个案的问题，但却与更广阔的社会、经济现象息息相关，尤其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农业转型密不可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生产的转型着重表现为中央政策和地方政府均不断推进农业产业的现代化（严海蓉、陈义媛，2015）。随着大规模国家建设的开展，农业生产开始由原来的依靠乡村组织与小农对接，转变为以县为主进行产业规划和管理的模式（龚为纲、张谦，2016）。在这个过程中，受限于交易成本和体制框架内的政绩评估（程秋萍、熊万胜，2016；冯猛，2014），一方面，不同的治理主体（地方政府、农业部门、基层组织等）更加偏好规模化经营，越来越倾向于扶持龙头企业、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龚为纲、张谦，2016），并以这些新型经营主体“覆盖”小农户（严海蓉、陈义媛，2015）；另一方面，为了追求效用的最大化，地方政府积极发挥资源配置的职能，制定自上而下的工作流程引导农户的选择以打造地方典型产业，打造能够向上级发出良好政绩信号的“亮点工程”（叶敏，2016）。实际上，“规模化”和“典型化”是产业治理一体之两面，规模化发展通常也意味着单一典型产业的经营，反之亦然。

为了推动农业的规模化、典型化发展，地方政府常常采取建设区域品牌和申请农产品地理标志的方式（胡铭，2008；沈鹏熠，2011）。地理标志认证便是构建产品正宗性的过程。在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的过程中，原产地自然环境、制造技艺和生产组织方式都是正宗性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Barham，2003）。就茶叶而言，这意味着从品种、制作工艺、生产方式等方面定义某种茶叶品类的正宗性－而这一定义过程中蕴含着政府、在政府引导下的茶农、茶商与消费市场的深度互动。

在现代社会，随着市场的扩展，物品的生产地与消费地相互分离的情况广泛存在，远离物品生产实践的消费者关于产品正宗性的想象通常指涉“一个无可置疑的、关于起源的法则”（Hall，1990:226）。换言之，正宗性与原本的、原创的（originality）紧密相关，事物的正宗性有赖于其存在的单一性、独有性和不可替代性（Benjamin，1999）。就食物来说，正宗性意味着它属于一个特定的地方、采用了特定的工艺，二者都关联着一个独一无二的传统，因而物的价值就在于其与传统的联结（Pratt，2014）。这种非历史性的、本质化的正宗性想象，即认定存在唯一一种正确做法的“正宗”，虽然与真实的生产实践并不相符，但却常常与地方上某些行动者的利益不谋而合。例如，在法国葡萄酒的“风土”想象与建构中，勃艮第通过AOC（Appellationd＇OrigineControllee）认证和世界遗产地位的申请来为风土提供合法性，风土进而也成为本地精英保持其社会和经济地位的有力武器（Demossier，2011）。由于地方政府在我国产业发展中的角色尤为突出（周飞舟，2019），茶叶正宗性的建构更多的是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与市场的文化想象深度互动的结果。在不同案例中，这两个因素的重要性时有消长。例如，就云南普洱茶而言，主导其正宗性定义的主要是港台茶商和收藏家；云南地方政府则顺应市场形势，以出台普洱茶生产规范、定普洱茶地理标志等方式将其规范化（张静红，2016）。而在安溪铁观音的案例中，地方政府在铁观音正宗性的建构中扮演着主导性的角色。20世纪90年代以来，安溪县便通过在全国各大省市举办铁观音茶叶推介会和茶王赛，积极塑造市场对安溪茶叶的认知，提升安溪茶的文化形象和经济价值（TanandDing，2010）。也就是说，政府的规模化、典型化策略与消费市场的正宗性想象形成了自然的合谋关系，政府引导、利用并强化着消费市场的正宗性想象。

但是，市场的正宗性想象以及与之相结合的产业治理模式并不一定带来现代化与合理化，相反，二者均倾向于改造、限制乃至抹除生产者原有的生产和销售方式。在有关“物的正宗性”的研究中，学者们发现消费群体（通常是占据优势地位的群体，如西方白人、社会精英）对正宗性的界定常常意味着对生产者实践方式的剥夺式重塑。历史学家斯波纳（Spooner，1986）在考察土库曼地毯在西方市场的流通时指出，西方人对地毯正宗性的需求反映的是其对神秘东方的想象，而不考虑地毯生产的具体社会条件。西方人的需求改变了土库曼人的艺术表达，本地人反而通过西方人来了解地毯的符号意义，这种正宗性的颠倒映射的是东西方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无论是在食物的制作上（Abarca，2004；Pratt，2014），还是在诸如葡萄酒和茶叶的消费上（Trubek，2008；张静红，2016；Zhang，2010），不同消费人群对正宗性的重新演绎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甚至抹除原有生产者的实践方式。与此同时，政府规模化和典型化的产业治理也挤压了中小农户的生存空间。黄宗智等人（2014）指出，地方产业政策偏好于规模化的大型农场，但是“规模经济”并不符合农民的生产经验和劳动力安排。产业治理的结果是地方干部和种植大户获得了国家项目提供的奖补，加剧了种植大户和小农户的分化。此外，农业规模化经营的政策抬高了流转土地的地租，大大挤压了中坚农民的生存空间（谭林丽、孙新华，2014）。在制定政策时，地方政府设想龙头企业、合作社及专业大户可以带动中小农户生产，但是在市场竞争之下，龙头企业及合作社均难实现带动农户的承诺，即便是合作社也倾向于远离较为贫弱的农户（熊万胜、石梅静，2011）。在茶叶生产过程中，由于产品质量标准的确定更为精细和微妙，“企业＋农户”以及合作社的方式尤其面临生产经营的“组织困境”（付伟，2020）。

然而，本文想指出的是，面对政府产业政策和市场文化想象合力形成的正宗性要求，作为具体生产者的茶农并不是全然被动的。在安溪茶乡，地方政府是基于特定品种（铁观音）、特定工艺（球形乌龙茶工艺）和特定口味（传统观音韵）来定义正宗性的，这些被认为是铁观音乃至安溪茶“传统上”一直如此的特质，因而应当被传承和推广。但与政府正宗性的策略相对，茶农自有其因地、因时、因人制宜的“时变”的产销逻辑。政府的正宗性策略原本是因应市场需求提出的、与消费市场的想象合谋的产物，尽管一度相当成功，却不足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市场，而茶农的生产实践反而在新的市场环境下取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

三、研究背景与资料说明

本研究的调研在福建省安溪县茶叶产区展开，主要聚焦县域内的传统茶区。安溪地处福建省闽南地区的山地丘陵地带，素以茶叶生产闻名。在茶叶生产和销售的高峰时期，全县涉茶人口比重达80％，农民的收入中超过60％来自茶叶。全县24个乡镇中9个乡镇有较大规模的茶叶生产，分别为龙涓、祥华、感德、西坪、虎邱、大坪、芦田、蓝田、长坑。其中龙涓、祥华和感德被称为新兴茶区，其余则为传统茶区。新兴茶区是2000年前后才兴起的，产区普遍种植单一的铁观音品种。传统产区则有本乡镇具有代表性的原生品种，比如芦田的梅占、大坪的毛蟹、西坪的铁观音、虎邱的黄金桂等。由于传统茶区有更长的茶叶生产历史，更为完整地经历了安溪茶叶从20世纪90年代兴起到21世纪第个十年的高潮、再从高峰到2010年以来陷入低谷的市场变化。因此，本研究聚焦于传统茶区，以便梳理茶农与政府在不同市场条件下应对策略的差异，充分考察地方政府产业政策与农民在地实践之间的张力。

笔者最初关注到安溪茶叶的产销问题，源自当地自2016年以来的压茶机之争。铁观音制作工序繁琐，涉及采青、晒青、做青、杀青、揉捻、包揉、干燥、拣梗、筛分、拼配、焙火等流程（李宗垣、凌文斌，2006）。传统上，这些制作环节的机械化程度较低，但近一二十年来，安溪茶的制作越来越多地使用机器，压茶机是最新引入的一种。在制作上，压茶机效率高，并且可以让茶叶更为圆结翠绿，颇受茶农欢迎。但2016年秋茶季前后，县委、县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把压茶机作为着重整治的对象。

近年来，我县部分茶农急功近利，用压茶机代替包揉设备进行茶叶塑形，严重颠覆了安溪铁观音传统制作工艺，与工匠精神和消费者需求背道而驰，制成的茶叶一泡即散、品质极差，严重损害了我县茶叶品牌形象和声誉。全面取缔压茶机，坚决抵制“压制茶”，事关百万茶乡人的民生大计，事关安溪茶产业长远发展大局。

这里对“传统制作工艺”的界定来自国家标准《地理标志产品·安溪铁观音》（GB19598-2004）。在该标准中，安溪铁观音特指在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内（安溪县辖区范围）自然生态条件下，选用铁观音茶树品种进行扦插繁育、栽培和采摘，按照独特传统加工工艺制作而成，具有铁观音品质特征的乌龙。该标准虽然强调铁观音要用“传统加工工艺”进行制作，但对“传统加工工艺”却没有进一步说明。地方政府强调压茶机制茶背离传统工艺标准，导致安溪茶缺乏“韵味”，不能突出铁观音的品种特性。但不少茶农认为，只要懂得控制压力，压茶机做出来的茶叶反而更加翠绿，茶汤更加清澈，比传统包揉更能反映铁观音茶的鲜灵性。因此，茶农对于地方政府强调的“回归传统”并不买账。

茶（的制作）总是在变的，你看我爷爷和我爸他们做茶，我记得我小时候吧，家里摆个宽宽长长的大木板凳，用脚包揉茶叶的。到我可能上小学的时候，或者更大一些，才有我们后来的平板机和揉茶机。那现在包揉就是压茶机。你说传统传统，回到大木板凳算是传统？压茶机就是个做形的工具。（访谈资料180501LKS）

地方政府产业政策所诉诸的“传统”意义上的“正宗性”与茶农在为压茶机辩护时所说的“变”，指向了颇为不同的产销逻辑。压茶机之争不只是一个孤立的制茶技术问题，而是这两套产销逻辑之间一次较为激烈的冲突。通过更为深入的田野调查，笔者发现地方政府的政策与茶农在茶叶种植、制作和销售等各个环节都表现出极大的差异，下文将就这三个方面分别展开论述。

本文涉及的材料包括地方县志、地方政府产业政策文件和田野调查资料。其中，田野调查资料包括三个部分。首先，笔者于2018年春天进入安溪传统产茶区的一个村庄，进行为期一个茶季的参与观察，实地考察了茶叶生产的全过程。彼时，地方政府正严禁压茶机和压制茶，笔者得以观察茶农如何应对政府的严打措施。第二，2019年暑期，笔者再次回到该村，对一部分茶农和本地茶商进行实地访谈。第三，2019-2020学年寒假，笔者将访谈的范围扩大到安溪全部9个产茶乡镇，并着重面向传统茶区的茶农收集了相关资料。笔者共对27位茶农茶商进行了32次访谈，这些访谈资料及此前的实地参与观察共同组成了本文写作的基本材料。

四、制造“正宗性”：政策的逻辑及其限度

在茶叶统销统购时期，安溪乌龙茶是国家外销创汇的重要产品，外销比例占80％以上（安溪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4:246）。此时，国内的消费者对乌龙茶知之甚少，除了福建、广东地区外几乎不饮乌龙茶，而福建、广东一带的人们能喝到的也多是粗茶劣茶（TanandDing，2010）。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成为地方政府施政的主导目标之一，各地政府都在寻找提升地方经济的支柱产业。对安溪当地政府来说，茶叶便成为提振经济的主要抓手。1984年，国家放开茶叶的生产和流通之后，当地政府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培育国人对乌龙茶尤其是安溪乌龙茶的认知和品饮习惯，以此打开安溪茶的内销市场。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地方政府致力于把多样的、混乱的、分散的、低效的家户生产，改造成标准化、成规模、品牌化的茶产业。这一策略一度非常成功，造就了铁观音在21世纪初的辉煌。不过这一辉煌未能持续，2010年铁观音市场开始由盛转衰。在此，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面对低迷的市场，地方政府的应对方式是延续及强化先前的正宗性策略。地方政府将铁观音市场的低迷归因为茶农对传统铁观音制作工艺的背离，包括压茶机的广泛使用。为了重振铁观音市场，地方政府强调回归“传统”，极力取缔压制茶，重提铁观音制作工艺标准，并不断提升茶园的规模化水平。具体来讲，地方政府采取了包括推广核心品种、制定标准制作工艺、缩短茶叶产销链条、扶持地方合作社和种植大户等在内的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无一例外都指向了茶叶的正宗性问题。

01

单一化：推广铁观音核心品种

安溪茶树品种资源丰富，据不完全统计，县域内共有64个茶树品种，原生茶树品种亦超过30个（吴垠，2018:85）。1984年11月，全国茶树良种审定委员会对全国茶树良种进行评审，审定了30个国家级良种，其中安溪有6个品种上榜。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安溪各大产茶乡镇除了生产铁观音之外，亦生产本地的原生品种，比如虎邱的黄金桂、西坪的奇兰等。如此多样和分散的茶树品种，显然不利于地方品牌的创立和推广。因此，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地方政府便开始着力于铁观音基地的建设，推广单一核心品种。

茶（的制作）总是在变的，你看我爷爷和我爸他们做茶，我记得我小时候吧，家里摆个宽宽长长的大木板凳，用脚包揉茶叶的。到我可能上小学的时候，或者更大一些，才有我们后来的平板机和揉茶机。那现在包揉就是压茶机。你说传统传统，回到大木板凳算是传统？压茶机就是个做形的工具。（访谈资料180501LKS）

铁观音基地建设主要包括两个举措，一是新开的茶园全部种植铁观音，二是将茶园的其他茶树品种替换成铁观音。根据2015年版的《安溪县志》，铁观音基地建设政策一经推行，1996年8月就完成了该年度81.7％的种植和改植换种目标，其中改植换种的茶园面积占铁观音基地的12％。在传统茶区，除了新开辟的茶园绝大多数种植铁观音之外，政府也积极倡导茶农将其他品种替换成铁观音。

在这个过程中，铁观音被认定是安溪茶中最为正宗的一个品种。在茶叶专家看来，铁观音是个“认祖”的品种，出了安溪就做不出“观音韵”（访谈资料200304ZM）。其他品种如黄旦、梅占、佛手等虽然也是安溪原生种，但是这些品种在安之外仍然可以制作出具有品种特色的茶叶，甚至有些品种在其他产地比安溪本地表现更好。由此，铁观音相比于其他品种获得了更高的正宗性，在很大程度上，铁观音就等同于安溪茶。在铁观音脱颖而出后，其他安溪茶均为“色种”。由于地方政府对外大力宣传安溪铁观音，铁观音的市场知名度和价格不断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品种的茶叶收购价格与之相差三四十倍。2007年安溪茶厂的茶收购均价显示，特级的铁观音毛茶可卖150～600元／公斤，而特级色种茶只能卖13～15元／公斤。在铁观音市场的鼎盛时期，其他品种只作为三级或四级铁观音的拼配原料出售。

02

标准化：制定标准制作工艺

除了重新界定品种的正宗性、积极推广单一的核心品种之外，地方政府还积极推进茶叶制作和审评的标准化，将符合铁观音制作工艺标准的茶叶认定为正宗的安溪铁观音，把不符合制作工艺标准或采取其他工艺制作的茶叶排除在“正宗”的范畴之外。

20世纪80年代，安溪县农业标准委员会开始起草《乌龙茶标准综合体》，该标准的制定意味着在加工工艺上，安溪茶的制作标准是乌龙茶工艺，其他工艺如红茶工艺、绿茶工艺则不予考虑。1991年至1993年，《乌龙茶标准综合体》开始在全县示范点宣传和推广，2001年开始在全县生产、加工等各个环节贯彻实施。除了制定制作标准外，地方政府在2000年以后亦不断推进收购标准的制定，即规定茶叶的质量规格和等级设置，为茶叶收购和审评提供规范。2004年国家质量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委员会联合发布《原产地域产品·安溪铁观音》（GB19598-2004）。”在这份标准中，安溪乌龙茶工艺进一步被定为铁观音工艺，为球形与半球形的乌龙茶，与福建武夷岩茶和广东风凰单丛乌龙茶工艺区别开来。该标准不仅成为市场评判铁观音品质和等级的标准，也进一步规范了铁观音的生产和制作。在近几年地方政府“回归传统制作”、取缔压制茶的政策中，国家标准中规定的“传统加工工艺”成为政策制定的基点。在地方政府及茶叶专家看来，安溪铁观音作为独一无二的品种，其最适合的制作工艺就是铁观音工艺，标准的工艺可以更为精准和科学地展现安溪的风土地域特色和茶叶特性（访谈资料190626ZM）。换言之，只有采用了标准化的制作工艺，安溪茶的特性才能得到最好的发挥，才能获得更高的市场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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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化：变革产销模式

在推广核心品种及制定工艺标准的基础上，地方政府进一步推动安溪茶产业在横向上的规模化及纵向上销售链条的缩短，以实现茶叶的品牌化运营。

地方政府首先推行的是“公司＋基地＋农户”的生产模式。政府规定，茶企在安溪县域内建有茶叶基地200亩以上并且管控良好，才能申请安溪铁观音证明商标准用证书。拿到准用证书后，茶企生产的茶品才能得到原产地认证。该证书的有效期为两年，意味着茶企若想长期经营，需要长期与茶农合作，管控一定面积的茶园。在这种模式下，茶企直接向基地及相关农户提供生产资料、技术培训，生产符合标准的茶叶，再由公司统一经营出售。截至2017年，安溪有108家用标企业，管控茶园18万亩，政府计划在3年内实现管控基地面积及茶叶销售量占全县的60％以上（吴垠，2018:128）。同时，地方政府鼓励并引导茶企走集团化路线，从小规模的传统茶企走向联合兼并的大龙头企业。

“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只能覆盖一部分茶园，对于分散的个体茶园，政府的发展策略为成立茶叶专业合作社。合作社，顾名思义就是茶农联合生产和经营，在生产上实现茶园的统一管理、茶叶的标准化制作，在经营上则打造合作社品牌。合作社意味着将个体的小作坊生产打造成具规模的、有经济效益的产业。在茶叶合格审定中，“个体农户被排除在外，只有企业和合作社具有认证资质。理想的情况下，茶叶合作社相当于一个茶叶品牌，其面向的群体是终端消费者，目的是在标准化和统一管理的情况下最大程度地减少中间环节，提振铁观音市场。

变革生产模式、缩短产销链条可以更好地保证正宗铁观音的制作。因为只有在“公司＋基地＋农户”以及茶叶生产合作社的模式下，才能对茶园进行统一管理，实现茶叶的统一采摘和制作，最大程度地保证生产出标准化的产品。同时，公司和合作社的产品直接面向消费者，省去了小商小贩的中间流通环节，可以保证消费者所购买到的都是正宗的安溪铁观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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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产业政策的限度

地方政府的产业治理政策实质上是以“正宗性”为名，在种植、制作到销售的各个环节上规范和重塑铁观音的产销活动。首先，在核心品种的推广过程中，铁观音获得了高于其他品种的地位，作为一个“认祖”的品种，它几乎是安溪茶的代名词，其他品种所制作的乌龙茶只能作为三四级铁观音的拼配原料。其次，铁观音工艺标准的制定意味着只有标准化的工艺才能最大程度地体现安溪茶的地域和品种特性，采用其他工艺不仅使安溪茶丧失正宗性，甚至难以获得合法性（例如压制茶需要被没收和销毁）。最后，品种的单一化和工艺的标准化导向了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地方政府不断基于《地理标志产品·安溪铁观音》制定更多的标准认证（如IOS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绿色产品认证等），并规定具有认证资质的只能是企业与合作社，这大大挤压了个体茶户的生存空间。

但是，这一系列措施并没有完全达到其原定的目标。首先，就品种而言，虽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便开始了轰轰烈烈的茶园改植换种运动，许多低产量、低产值的茶园被改造，但其他品种的茶树并未被完全替换。即便是在色种价格与铁观音相差数十倍的情况下，不少茶农家里仍留有色种的茶田。其次，在推广标准化的制作技艺方面，技能大师的评定和茶王赛“都是地方政府的重要抓手。伴随着2016年以来的压茶机之争，地方政府再次通过技能评定和茶王赛引导茶农回归“传统”的铁观音制作（吴垠，2018:128）。技能考评除了考察参赛者对茶叶的审评能力之外，还需要考核参赛者的茶叶知识及对标准化制作技艺的理解，而后者涉及的科学话语实际上脱离了茶农的具体实践。同样，茶农也很少参加茶王赛，因为参赛茶需要有非常广泛的样品，只有中间商才能在众多茶叶中拼配出质量更高的茶。因此，这类比赛并没有真正达到激励和引导茶农对铁观音进行标准化制作的目的。与此同时，茶农并不认为存在唯一正确的制作工艺，他们总是根据生产条件的变化调整甚至改变自己的制作方式。最后，随着大量劳动力的外出，为了更加高效和全面地利用既有资源，地方政府目前以更为积极的姿态推进茶叶合作社的建立，并提供了大量的财政补贴和贷款。但是，面对铁观音市场相对低迷的现实，许多新建立的合作社仅靠贷款和财政补贴不足以维持稳定运作。合作社不仅无法消化掉所有社员生产的产品，更不能提供高于市场的收购价格（访谈资料200314ZYC）。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合作社名存实亡，即茶农只是在名义上加入合作社，但是生产销售都与合作社没有关联（访谈资料200307WLS）。

那么，在色种价格与铁观音相差十几倍甚至数百倍的情况下，茶农为何仍然坚持种植市场价值更低的色种茶？茶农如何看待制作工艺的“正宗性”？更为重要的是，在地方政府规划的产销路线并不能顺利实现茶叶的市场价值时，农户通过什么样的方式销售自己的产品？这种方式是否更能抵御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接下来，本文通过分析农户自身的生产逻辑来进一步检视地方政府无法完全实现产业治理目标的缘由。

五、“色种”及其他：茶农的“时变”逻辑

地方政府力求通过塑造“正宗性”来打造地方产业，最终实现单一化、标准化和规模化的现代茶产业。但是，在地方政府的产业逻辑之外，还存在着具体生产者的生产逻辑。在品种的选择上，传统茶区的茶农因地制宜地进行多元化的种植，而非改植换种成单一的铁观音树种。其次，茶农大多因时因地制宜进行制作，除了铁观音乌龙茶之外，他们也根据市场需求制作小品种的乌龙茶和其他不同的茶类。此外，茶农还利用本地关系，根据不同“口味”，因人制宜调整生产。在这些灵活操作的背后，是茶农对于何为好的安溪茶的独特理解。这种理解并不拘泥于一个标准化的、单一化的公式，而是契合于他们的生产现实与生产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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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选择：因地制宜

1984年茶叶市场开始自由经营时，分给个体茶户的茶田中色种占绝大多数，铁观音则很少。直到2000年前后，一些色种的价格与铁观音相差无几（访谈资料200313ZYP），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改植铁观音对茶农来说不见得是个经济的选择。

更为重要的是有关生产安排的因素。首先，色种茶的不同特性契合了茶农的农时生产安排。由于不同品种的茶叶成熟期不一样，比如黄金桂和毛蟹发芽比铁观音至少早半个月，茶农保有一定的色种茶园可以错峰采摘。此外，色种茶的制作工序比铁观音简单，茶农可以相对自由地调节摇青的遍数和炒青的时间点，制作出来的茶叶质量相差不大。而铁观音制作工序繁琐，制作失时或下手轻重不适宜，则可能变成缺陷茶。在制作效率上，一个家庭两个劳动力一天最多制作铁观音成茶几十斤，色种则可以制作成茶上百斤（访谈资料200303WZJ）。

另一个关键问题是“地土”。虽然地方政府极力推广铁观音这一核心品种，但最开始这一品种只在发源地西坪有大面积的种植。其他传统茶区则大量种植当地的原生品种，在这些色种的源地，铁观音市场并不发达。譬如作为本山发源地之一的湖岭，茶园种植本山的面积超过80％，形成了一个本山茶市场，生产铁观音则可能无人问津（访谈资料200301ZK）。这是因为相比于铁观音，这些地区的原生品种质量更高。虽然安溪县域内均适宜种植铁观音，但在茶农看来，县域内不同乡镇的地土差异很大，比如大坪的铁观音很少有做得好的，而本地的原生种毛蟹则质量很高（访谈资料200313ZXY）。倘若改植铁观音，在市场火热的时候，价格固然能随着市场水涨船高；但是在市场低迷时，这些地区完全没有优势。芦田三洋（梅占发源地）的一位茶农说：“我们这边种植铁观音，可能因为地土的原因，做起来的质量不行。我当年把年产三百斤梅占干茶的茶园都换成铁观音，现在都荒掉了。”（访谈资料200313YJL）也就是说，虽然地方政府在推广铁观音这一单一品种，但茶农根据自己的生产经验认为，在特定的乡镇，其他品种更为适宜，原生品种的正宗性远高于铁观音。色种的保留客观上也为茶叶制作的因时调整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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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工艺：因时制宜

作为受制于气候和土地的农产品，茶叶在制作上的特点被茶农归结为“看天做茶、看茶做茶”。所谓“看天做茶”指的是茶青质量受到不同季节（春茶、秋茶、暑茶）、不同天气情况（晴天、阴天、雨天，乃至南风天还是北风天）的影响，需要根据当时的茶青来决定各个制作环节的强度和力度；“看茶做茶”指的是即便是同一天的茶青，其采摘自不同时间段或不同地块（茶园是处于阴面还是阳面、土地是黑土还是黄壤等）也会大不相同。制茶的人需要时刻根据茶青来调整制作工艺。基于上述两个因素，同一批茶青经手于不同的制茶师傅其成茶品质也会有所不同。制茶工艺是一个涉及“天、地、人”的体系，因此，现在有很多茶农对政府推行的“回归传统铁观音”的发展方向不以为然。这并不是因为茶农固守现有的轻发酵铁观音工艺，而是他们根据生产经验发现茶树的品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茶叶变得很薄，没有办法承受原来的制作方式。

除了根据茶青状况调整制作手法，茶农也会根据劳动力情况和市场需求来调整制作工序。近十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以及铁观音市场的相对低迷，许多茶农尤其是新一代的年轻人都出门另谋生计。许多家庭将自己的茶园托付或者转让给亲戚邻里照管，这意味着茶农在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又增加了大量的茶田，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更多的茶叶生产制作成了一大问题，压茶机应运而生。”压茶机的高效率正好契合了缺乏劳动力的茶农的需求。再加上压制茶茶形匀整鲜绿，受到市场认可，更给了茶农根据机器安排生产制作的动力。除了使用机器外，茶农还根据不同市场的消费者偏好改变制作工艺：面向广东及其他南方市场，茶农制作浓香型铁观音，即将铁观音毛茶进一步焙火；面向北方市场，尤其是山东、北京一带，消费者有喝高香绿茶和香片的习惯，茶农适当延长铁观音的发酵时间，制成颜色更绿、香气更加高扬的消青茶和拖酸铁观音；面向本地市场及其他市场，则制作发酵时间短的正味铁观音。

除了根据市场需求不断调整生产之外，茶农也会根据色种的特性和市场的偏好制作其他茶类。这是因为许多色种茶相比于铁观音有更好的“适制性”8。这些品种在铁观音被市场追捧的时候，以铁观音工艺制成，作为铁观音的拼配原料被售出；在铁观音市场低迷、消费者开始寻找差异性的茶饮时，便以其独特的面貌呈现。比如武夷肉桂流行，茶农可以利用与武夷山品种类似的小叶肉桂制作闽南肉桂；闽北红茶颇受市场追捧，茶农可以利用适制性较广的梅占鲜叶制作梅占金骏眉、梅占小种红茶。在地方政府的标准中，用压茶机制作的铁观音不是正宗的安溪铁观音，用其他工艺制作的安溪茶更谈不上正宗。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并不承认安溪茶农制作的其他茶类。那么，茶农如何看待茶叶产地的正宗性？

如果我们把茶农用安溪的树种、利用其他工艺制成的茶称为“仿制茶”，茶农并不认为自己生产的茶叶有“不正宗”的问题。许多茶农和茶商认为，人一旦“某一种东西吃久了就觉得无聊，想找找其他口味”，而茶农本来就应该生产适销对路的茶品，“人的口味变化了，制作自然要随之而变”（访谈资料200314ZYC）。比如用梅占制作红茶质量比乌龙茶更好，因此适当制作红茶是合理的。此外，“仿制茶”的正宗性源于安溪茶农制茶技艺的高超。虽然茶农认为外地、外省的“仿制铁观音”搞坏了整个铁观音市场，但安溪的“仿制茶”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外地仿制铁观音的人在制作工艺上比安溪差很多，而“仿制”其他茶类的安溪人，工艺要好于其他茶区（访谈资料200303WZJ）。在乌龙茶制作比赛中，武夷茶区、广东茶区的技师都比不过安溪的技师（访谈资料200304ZM）。在茶农看来，即便是制作肉桂茶，安溪人也比武夷山更具“工夫”。这是因为闽北的茶直接在做青机上发酵好再去炒，而安溪肉桂茶的制作不似闽北那么粗放，会在做青上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访谈资料200313ZYC）。也就是说，茶农并不是根据标准化的制作工艺来认定茶叶的正宗性，而是强调根据茶叶的适制性和市场需求调整制作的能力。

03

茶叶销售：因人制宜

农户生产的产品能否顺利实现其商品价值是整个产销环节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对于传统农村的市场结构，施坚雅（1998）提出了具有等级体系的“基层市场一中间市场一中心市场”的市场交易模型，认为农产品通过地方集镇层层逐次向上流动到中心市场。不过，20世纪80年代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后，农产品的市场交易已突破了“施坚雅模型”，活跃的中间组织参与到农产品市场与全国性市场的交易中来，使得小农户也能对接大市场（艾云、周雪光，2013）。但是，小农户对接大市场需要克服农产品本身的一系列交易风险。茶叶作为农产品，不仅具有一般农产品交易时间短、价格不稳定、农户结构分散的特征，还面临着自身产品特性的限制。茶叶作为一种农产品的特殊之处在于，产品的质量没有统一、固定的标准，不仅每家每户的情况不一样，同一个茶农每天制作的茶叶也不一样，甚至同一天不同批次的茶叶质量都不尽相同，因此茶价也是因人、随时而异。但另一方面，面对市场终端的消费者时，茶商总是力图提供口味和价格都相对稳定的产品。从某种意义上讲，地方政府所规划的想产销路径，即“公司＋农户”与茶叶合作社的模式，一方面是为了服务规模化生产，另一方面在理论上也能够降低茶叶市场交易的风险。不过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在市场波动的情况下，这种规模化生产的模式反而可能带来产品滞销的风险。那么，“茶农一中间商－终端市场”这种较长链条的交易模式，何以能够比“统一生产、品牌直销”的方式更好地应对市场风险？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有必要拆解“茶农一中间商一终端市场”这一链条的三个部分。终端市场一般指的是直接接触消费者的个体茶叶店，也包括一些规模较大的企业和第二、三层级的中间商。”这些茶叶店遍布全国各个区域，面向全国各地不同的消费群体。一般而言，某一区域的消费者口味偏好相对一致，但不同区域则差别很大。以铁观音消费为例，东北、华北地区更加偏好消青铁观音，这种茶叶颜色绿、香气高，符合这个地区长期品饮绿茶的习惯；而广东和福建的消费者则青睐正味铁观音和浓香型铁观音。具体到个体茶店，每家根据消费者群体的不同又有诸多细微的差异。茶叶市场的顺利运转关键在于“口味”，只有“口味合宜”才能使茶叶适销对路。因此，作为茶叶提供方的中间商与茶农之间的互动机制就显得格外重要。

中间商一般指茶叶批发商，其中一些也面向个体消费者。中间商群体以安溪本地人居多（也有少部分其他茶区的商人），但他们的集散地不局限于本地，许多分散在各个省区的大批发市场。中间商通常在产茶季直接到村里收购茶叶。由于茶农生产的茶叶各不相同，中间商要对收购的茶叶进行一定程度的拼配，形成具有一定数量的不同等级和口味特点的茶叶。在“茶农一中间商一终端市场”的模式下，茶叶在中间商这个环节可以达至一定程度的标准化。更重要的是，由于中间商通常为本地人但生意又分散在县城或全国各地，他们一方面与整个茶区、农户有着密切的社会关联，另一方面又联结更广阔的市场，是联结茶农和大市场的关键节点。这些中间商长期深入地方社会或者本身就是村庄社区的成员，他们不仅熟知当地的社会关系、茶农的交易网络和交往方式，而且对县域内各个乡镇乃至各个村庄的茶叶生产特点了如指掌。中间商作为卖家时需要为终端茶叶店提供相对稳定的产品，因此，作为买家时他们大多会找固定的茶农去收购茶，以保证口味和价位的合宜。

像我们自己对茶叶的加工工序、品质、地理位置都非常了解，需要什么茶，我们就会去哪个区域拿，一个村的哪几个师傅会做，就跟他们常配合。（访谈资料200303WZJ）

那边（安溪某乡镇）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做茶，我就看几个会做的，适合我的胃口，适合我的客户，我基本上每次去都比较固定。质量比较稳定，价钱也比较合适。（访谈资料200311LQS）

茶商口中“会做的师傅”并不是指一个区域内做茶技术最好的茶农，而是指能够提供他们所需口味的茶农。同时，在定价上，茶农和茶商也有基本的默契和共识。在市场火热的时候，茶农会适当提高价格，但不会看谁出价高就全部卖给谁。“市场好的时候......茶农做茶都要很多人一起分......茶叶有一个基本价位，出入没多少，需要的客户就分掉，没有拍卖的，这样卖（拍卖）茶农也会没有客户。”（访谈资料200303WZJ）同样，在市场低迷的时候，茶商也不会过分压低茶价。如此，茶商和茶农在口感和价格方面都实现了目标。

最后，虽然茶农看起来仍然是独立自主的个体生产者，但是在“茶农一中间商一终端市场”这个体系下，他被卷入更大的市场中。他的生产深受外部市场供需和口味偏好的影响。由于中间商模式并不脱离农村社区原有的社会结构和关系网络，因此生产者能够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市场交易当中（艾云、周雪光，2013）。前面提到茶叶制作是“天、地、人”的体系，其中可以调节的就是由人操作的制作环节。因此，茶农保持口味的方式就是“照工夫来做”（访谈资料200310ZK）。而所谓的“照工夫”并不是“按照程序”，也不仅仅是不偷工减料这么简单，还在于茶农要掌握固定客户的口味，根据每天每批茶青的状况，尽量调整自己的制作，使茶叶成品符合客户的需求。在此模式下，茶农不仅能够根据市场的需求生产产品，而且由于茶农掌握着生产的核心技术和环节，他们也能够通过对技术的改进提升产品质量；改进产品的口味，通过中间商影响消费者的口味偏好。就铁观音来说，在安溪本地，虽然有些乡镇做更多的消青茶，有些乡镇做更多的正味茶，但具体到每个茶农，他们一般会生产多种茶叶口味。“茶商和茶农都是挂钩的，是很灵活的。茶农一般什么口味都会做。”（访谈资料200311LQS）“仿制茶”的制作也是如此，“红茶、大红袍都会做”（访谈资料200302LFS）。

农户、中间商和终端市场并非是独立的市场主体，三者之间存在着密切互动的关联机制（艾云，2016）。“茶农一中间商一终端市场”的市场链条能够激发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网络，使“口味”与“行情”顺着这个链条来回传导。茶农作为交易链条的下游，一般而言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虽然有学者认为农户在“中间商＋农户”的情境下面临更多的不稳定性，而“公司＋农户”“公司＋基地＋农户”和农业合作社的模式更能保障农民利益（武广汉，2012）。但就茶叶生产销售而言，以上诸多模式都无法为茶农带来长期、稳定的收购量，更无法提供高于中间商的市场价格。而在长期磨合的“茶农一中间商一终端市场”关系中，他们可以适时调整自己的生产、生产出适销对路的产品，实现更为长久且稳定的收益。地方政府设想的销售路线则难以达到这种灵活性，这也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在铁观音市场低迷即市场口味发生变化的时候，规模化和品牌化的运作模式难以取得成功。

六、结论与讨论

随着农业现代化转型的推进，地方政府倾向于打造产业典型，推动产业规模化发展。在安溪茶叶生产的案例中，地方政府用一种标准化的方式来塑造“正宗的铁观音”，并试图以之规范和约束茶农的生产、制作和销售，以达到产业现代化发展的目标。地方政府取缔压茶机，提倡回归传统，实际上是将传统的生产方式改造成更加单一化、标准化和规模化的生产方式。规模化生产和打造典型的产业发展策略适应了地方政府的治理需要，也能够在一定的时间内和市场境遇下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安溪当地政府的这一系列措施，曾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2000年，安溪全县茶园面积1.5万公顷，茶叶产量1.43万吨。到2007年，安溪全县茶园面积3.33万公顷，茶叶产量5万吨，分别比2000年增长了1.22倍和2.5倍。201984年茶叶市场刚刚开放流通的时候，安溪县还是全省最大的贫困县，2003年之后，随着整个茶产业的发展，安溪进入了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的行列。但品种单一化、技艺标准化、经营规模化也使得地方产业在面对巨大的市场波动时，丧失了灵活性与可持续性。

2012年后，安溪铁观音市场不复当年的景气，地方市场也陷入了低迷。那些使铁观音获得成功的做法，成为其应对市场变迁的绊脚石。首先，品种的单一化影响了生态的多样性，导致更多的病虫害，因而茶农也增加了对肥料和杀虫剂的使用。2012年，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公布了《2012年茶叶农药调查报告》，几大品牌的铁观音样本被检出多种超标农药残留。2014年，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检出包括铁观音在内的多种茶叶稀土超标。2由于消费者对茶叶的养生属性较为重视，这些调查和检测报告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并极大损害了铁观音在饮茶者中的声誉（访谈资料190630YJS、200302LFS）。如今，在很多消费者看来，铁观音就等于农残和伤胃（访谈资料190525LJC）。在铁观音的质量饱受诟病的同时，其他茶叶品类强势崛起。在茶农看来，人们饮茶与吃东西一样，“某一种东西吃久了就觉得无聊，想找找其他口味”（访谈资料200314ZYC）。而将安溪茶等同于（由特定品种、工艺和口味定义的）铁观音的正宗化策略恰恰拙于应对消费者口味的多变。工艺标准和原产地认证对产业发展具有指导意义，但同时意味着其他茶类（“色种”乌龙茶、红茶等）被剥夺了发展空间。在清香型铁观音广受诟病的时候，地方政府所能做的便是提倡更为“传统”的铁观音制作工艺。显然，这更多的是基于路径依赖、不得不延续正宗化策略的无奈之举，而非客观考量全新市场局势后的创造性举措。最后，地方政府将铁观音的衰败归因于农户生产过程中的急功近利，试图用现代化的组织方式（企业、合作社）来规范茶叶生产。但在铁观音市场低迷时，即使知名的茶叶品牌也极少回旋的余地，遑论为了获得政府补贴而建立的茶农合作社，其应对危机的效果显然不尽如人意。这是基于“正宗性”的僵化的产业政策在应对市场波动时的弊端。

相比于地方正宗性策略的僵化，茶农的产销则表现为因时、因地、因人而变的灵活性。已有学者指出，茶叶种植和采摘过程的技术细节以及根植于乡土社会特质的交往形态，决定了散户经营要优于“企业＋农户”及合作社等规模化的生产策略和组织形式（付伟，2020）。本文则进一步指出，茶叶的家户经营不仅有利于解决生产过程中的“组织困境”，其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时也表现出更强的适应性。首先，在品种的选择上，与地方政府遵循正宗化策略、极力推广单一核心品种不同，茶农根据自己的生产经验认定一些“色种”在特定产区的价值远高于铁观音，因而在很大程度上维持品种的多样化。铁观音市场的低迷致使大量的铁观音茶园开始抛荒，茶农的多样化种植反而在新的市场需求下获得成功。其次，在生产工艺和销售方式上，茶农灵活地运用不同工艺和手法完成生产，并基于“口味”与中间商建立起稳固且灵活的关系来实现茶叶的商品价值。地方政府的产业策略未能成功应对新的市场环境，而地社会长期形成的“茶农一中间商一终端消费者”的销售链条，配合以多样化品种和因时制宜的生产工艺，得以保证农民的产品适销对路，降低了茶叶滞销的风险。

王铭铭曾乐观地认为，安溪地方上回归“传统铁观音”的潮流，不仅是铁观音“传统的再创造”（霍布斯鲍姆、兰格，2004），而且可以守护铁观音带来的人与物、人与人、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恢复地方上多元的人文传统与自然景观（王铭铭，2016:6）。但从本文对两种生产实践的梳理来看，地方政府的回归“传统”，实际上是对传统生产方式的全新改造：当地政府迎合、引导和利用消费市场的正宗性想象，创造出一种单一化、标准化和规模化的“传统”。斯科特在《国家的视角》一书中敏锐地指出，在农业规划上，官僚关注的是更大的发展，而不是农民真实的、灵活的地方化实践（斯科特，2012:335）。因而，农民生产的实际逻辑与管理者的现代化农业逻辑－前者“对多变环境的富有创造性的、实践中的反应”与后者“改变环境使之尽可能适应集权和标准化的公式”（斯科特，2012:386）－-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张力。通常情况下，由于管理者们掌握着专家性和现代化的知识，因此总是试图禁止或者改造那些相对“落后”的实践活动，以更好地促进地方和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艾约博，2016；Stone，2007）。就此而言，安溪当地政府取缔压茶机、复兴传统铁观音的政策看似是一种反现代化的表现，但其所采用的逻辑仍具有现代化的内核，在这一逻辑看来，农民那些灵活、时变的生产方式被视为“落后的”和“目光短浅的”。

不过，政府自上而下定义出的齐一、本质性和非历史的“传统”与“正宗”并没有完全覆盖和抹除农民自发生长的、贯彻着“时变”逻辑的具体生产实践。如我们所见，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在于，消费市场一时的正宗性想象远非多样、多层次、多变的市场的实际。自上而下的政府产业政策和定今于“古”的市场正宗性想象的联姻虽然能在一定的市场情境下取得成功，但长久来看，农民自然生长的“时变”逻辑终究更能适应复杂多变、多层次的真实市场。不少研究者认为，在规模化和现代化治理的驱动下，农户的生产特性和发展潜能面临着被压制与被剥夺的风险（贺雪峰，2015；吴重庆、张慧鹏，2019）。但在安溪茶叶生产的案例中，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性。从最新的发展来看，当地政府对压茶机的禁令已不复一两年前的强硬，并且不再没收茶农所生产的机制茶。与此同时，茶农也在不断反思和改进自己的生产，地方上各种新兴的产实践层出不穷。茶农因时、因地、因人而变的策略，虽然并不自称传统，但其实是真正依循习俗和传统的生产实践。在这些实践中，或许就隐藏着地方产业重新崛起的动力。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是基于茶叶生产的研究；茶农灵活性的产销策略之所以能够抵御单一化和规模化的产业政策，并通过自己的方式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取得成功，或许与茶叶生产的特殊性有关。陈义媛（2013）和黄宗智等人（2014）对水稻生产的研究发现，虽然规模化并不符合稻农的生产现实且并不经济高效，但是这种不经济的行为却在地方政府、龙头企业和农业大户的三方合力下成功推广，损害了更广大生产者的利益。之所以产生这种差异，可能是因为茶农相比于稻农拥有更加专业的技能，或者茶叶有着更加多元化的市场需求。不过，具体的原因还有待更多的研究。此外，茶农和稻农面对产业现代化逻辑的不同遭际也提醒我们在研究产业治理时应该考虑到不同产业的特殊性。

文章来源：社会2020·5CJS第40卷，《正宗与时变：基于安溪铁观音的产业治理与生产实践研究》，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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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山古树发展史已经发布了一期，观者寥寥。我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精力，来做这样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儿呢？

（相关链接：名山古树发展史（1993-2022）：上）

冰岛老寨的纯古树今年的茶山原料价格在大几万一公斤，而九十年代最高不过几块钱一公斤，还很可能卖不出去。不知大家想过没有，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一件东西的价值可以翻上万倍，这是在艺术品和古董市场都很难见到的现象，而且这既非艺术品，也并非古董，而是每年都在生产的农产品，这背后折射出的文化、商业、经济逻辑，其实非常值得人们思考。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了解这些历史，我们才会明白：普洱茶从哪里来，又要向哪里去，名山古树认知如何形成，未来的机会又在哪里。后只有搞清底层逻辑，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这个行业，才能有真正的突破和发展。

梳理历史，其实还有一个更为关键的目的。这一段的历史，在我看来，极大程度的被怀着各种目的人士扭曲了。一个充满商业活力和文化趣味的行业，也是一个充满各种潜能的行业，时常被各种各样的迷雾笼罩，让人看不到真相。

在我心中，那些真正扎根茶山辛苦年复一年追求品质的茶人，那些一杯一杯冲泡，不厌其烦向陌生茶友普及古树普洱品鉴的小店主，是真正打造普洱茶文化品牌的英雄。而他们一路走来，真的很不容易。

他们先是面对大厂的打压，后来打压不住，资本选择进入，以廉价原料来侵占名山古树的品牌红利。这些处于资源弱势的爱茶人没有被打倒，靠着忠实茶友的支持和互联网带来的信息传播突破围剿坚持下来。而现在，直播间里很多主播又开始新一轮的血洗，用劣质茶、造假茶来收割真正爱茶人多年积累的名山古树品牌声誉，很大程度破坏透支了普洱茶的潜在消费市场。

“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这世界不应该是这样的。我不奢望逆转时代的趋势，但是力所能及的揭示真相，让更多的人了解，促进这个行业健康的发展，这是可以做的。我并非悲观主义者，所谓事在人为，当你看清了真相，才能有更积极的心态来追求一个更好的世界。

第二章

普洱茶“泡沫”与名山古树概念的兴起（2000-2008）

1.老茶传统的衰落

上次提到，无论是选择产地，还是发现古树，在九十年代末的易武都有了一点萌芽的意味。但是我们要清楚，那个时候主流的观念仍然是所谓的“存新茶，喝老茶”，或者“喝熟茶，存生茶，品老茶“。香港、台湾人进入云南做定制茶，当时还没有名山古树的观念，动因更多的是为了推广老茶，同时存一些新茶作为补充而已。

老茶这件事，说起来比较复杂，不是我们这篇文章的主题。我简单的说几件事，帮助大家看清本质，来理解这个传统。如果你足够聪明，看这些也就够了。

第一件事

普洱茶在成熟的消费市场香港，是一种日常消费品，作为一种日常消费品，一般的商家并没有长期存茶的理由和动力，你要说为了口感考虑，存几年还有可能，最多十几年，要是存几十年以上就说不通了。早年老茶不值钱，长期库存成本要高于茶本身的成本，何况还要考虑资金流转问题。这就决定了，真正的老茶只可能是在偶然的情况下作为例外存下来的，市场是不可能有存量的。慢慢有一点存茶意识，建立大宗的“公仓”，还是六十年代以后的事情，那也完全没可能做几十年跨度的存茶规划。

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香港南天公司的周勇提到，在八十年代的香港市场，他只看到过一饼宋聘，被人锁在玻璃柜里，拿出来看看都不让。请注意，这个并不是一个普通消费者，而是香港最大的头盘商，也就是香港普洱茶资源最强大的公司的搜寻结果。杨聘会更多一点，但也奇货可居，真实情况如何大家自己分析。

第二件事

普洱茶从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其实一直有系统性做仓造仿老茶的传统。什么叫系统性，就是并非个别人铤而走险，而是行业内约定俗成。就跟你去景德镇樊家井买个鸡缸杯一样，是假的吗？当然是。但是这是图一个乐，业内人也都知道，并不算什么过分的行为。

被有些人推为所谓熟茶教父的卢铸勋，其实就是当时做仓的技师之一。当然我们没必要苛求前人，当时市场环境就是这样，做点仿老茶不算什么事儿。卢老是个中高手，但变成熟茶教父就言过其实了，因为渥堆是普洱茶古已有之的传统，解放前的茶庄，解放后广东和香港也一直在做，是个渐进演化过程，谈不到是谁发明的。

这方面大家可以看一些香港老茶人访谈，讲香港做仓（包括蒸、渥堆，再入仓，老辈人称“焗仓”）的文章，卢铸勋自己就说做过很多同庆号。但是老茶流入台湾以后，这个问题就复杂化了。

因为谁也没想到后面会有那么大的市场在那里。

普洱老茶真真假假难以考证，台湾人刚开始不太了解，后来或多或少还是知道一点。包括邓时海当年写《普洱茶》，这本书最主要的价值在于初步建立普洱茶品鉴体系，以及推广普洱茶的存放转化，具体的资料有些也是经不起推敲。

这方面我们也不能苛求邓老师，一个是他当时可能确实不太懂，掌握资料也很少，本来找了一个很小的出版公司，准备随便宣传包装一下，把茶卖了就完事儿了，时风如此，这种在当时台湾的商业宣传书籍中也不算过分。谁成想后面有这么大的影响，成为普洱茶的经典，开放初期大陆人又那么实在。说出去的话还能改，白字黑字也改不了了，已经架到那么高的位置上，只能硬着头皮撑下去了。

所以看台湾人写的老茶书籍，最好结合云南吴疆老师的书一起服用，阴阳搭配，效果更佳。不过提醒一下各位，吴疆老师的书看多了容易正义感爆棚，可能会有马上揪出两个老骗子痛扁一顿的冲动，这个倒没必要，各有立场和贡献，澄清真相就好。

关于老茶的鉴定，其实并不难，几个简单的常识性的原理就能搞定，这里就不公开发表了，感兴趣可以私下交流。

老茶的背景大致介绍到这里，不管多么复杂的背景，我们需要看到本质：老茶很可能是假的，但是高端消费的市场是真的。从开始有存茶习惯到没有达到足够年限之前，老茶库存是不断减少的，而消费市场却是不断扩大的。

这导致两个结果：

第一根本没有那么多老茶来满足这个高端消费市场，不要说寥若晨星的真老茶，就算把香港上世纪所有的造假老茶全拿出来填这个市场也是杯水车薪。所以我们后来看到，在07之前，假老茶，而且是那种非常低的低仿假老茶是铺天盖地的，一度有媒体报道市场上95%的老茶都是假的，这种现象注定无法长久。

第二就是这个市场需求必须由别的产品来填补，这是整个普洱茶市场传统转向名山古树的根本动因。

而随着中期茶存留逐渐增加，喝老茶传统在最近几年会有一个恢复的趋势，但藏养的问题不解决，还是成不了气候。最终要等到科学藏养普及，对老茶评估形成规范，才有可能彻底成为市场的主流，这个还需要一定时间。

2.

世纪之初的名山古树认知

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名山古树。

在世纪之交的时候，云南整个普洱茶的格局并不复杂。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先是省茶司内部实行部门承包制，后来各大国营茶厂改制，原来的一些原料厂商也纷纷改制为公司，原来系统内的一些人也纷纷出来成立茶企。普洱茶这盘棋就活了。

比如1998年，澜沧县茶厂改制为澜沧古茶公司，1999年邹炳良、卢国玲创立海湾茶业（老同志），2001年黎明茶厂开始生产八角亭，2002年原来勐海茶厂的阮殿蓉创立六大茶山，还有后来董国艳、谭梅等等都纷纷自立门户，一直到2004年大益被收购，这些企业奠定了世纪之初的云南普洱茶企的格局，形成了所谓大厂传统，一直影响至今。

这些茶企受原来国营茶厂传统影响，对名山古树并没有多少意识，提到山头主要是这样一些：一个是台湾茶人大力推广的易武，以及古六大茶山，这些是当时一线的名山。在勐海来说，较早为人所知的是南糯山，班章差不多在世纪之交也在茶人内部有了名气，其他山头村寨基本无人知晓。在版纳之外，澜沧的景迈小有名气，临沧茶有名的是勐库，而且只到勐库这一级，下面村寨不为外人所知。

大家对山头的认识很模糊，无法想象后来茶的价格和山头有这么密切的联系。前面说到的这些茶厂打着山头包装的所谓山头茶，其实原料也很难说清。

就我个人在茗寿堂的品鉴，大致情况是这样。比如易昌号、顺时兴这些茶号世纪之交的茶，喝起来是老易武原料的感觉。双江勐库（也就是后来勐库戎氏）早期的茶也有明确的勐库风味。何仕华的老景迈也是景迈味。至于当时打着古六大茶山或者班章的大厂茶品，很多并没有明确的产地风格，有的应该是台地原料，品鉴价值不高。这里面性价比高一点反而是勐库的茶，尤其有些2000年前后的干仓勐库活力十足，比易昌和绿大树更惊艳，这要详细探讨涉及到工艺的问题，后面再说。这些仅代表个人观点。

这个时候对古树的认知也很模糊，更没有后来树龄满天飞的情况。在包装方面，有两个概念其实比古树更常见，这也是很大程度受台湾茶人影响。不过今天看来，这两个概念都是误解。

一个是“乔木”，严格说，这是一句废话。普洱茶都是乔木。但是邓老师当时对茶学不太懂，认为只有古树是乔木，把乔木作为好茶原料的一个特征。很多茶厂也因此把乔木印在包装。

后来随着一些专家现身解释，大家慢慢知道普洱茶都是乔木了，但是却带来另一个后果，那就是乔木这个概念的贬值，在2010年之后，乔木茶或者小乔木很多时候指的是放高的小树茶，甚至就是台地茶。实际上，小乔木在科学上可不是指的比较小的乔木，而是树形的概念，感兴趣可以看茗寿堂之前文章。

另外一个误解是野生茶。当时台湾茶人把生态环境比较好的，人为干预很少的茶园称为野生茶。这当然不是野生的，最多只能称为野放茶。真正的野生茶讨论起来比较复杂，有植物学和生态学等不同的角度，所以才会有栽培的野生茶和野生的栽培茶等复杂的概念，这些要到很晚大家才会意识到，而且直到今天大多数人还是搞不清。如果真想搞清，就花点时间读一下我之前的文章《关于野生茶，看完这篇文章，超过99%茶人。》（点击）

这就是当时的主流认知，为什么先谈认知，认知决定格局。我们说名山古树是本土原生的新传统，而并非是台湾茶人引入的观念，道理也在这里。

3.

从易武到勐海的转向，三重逻辑

前面说了，普洱茶最早复兴的名产地，就是易武。世纪之交，随着易昌号、绿大树、顺时兴、绿星星等一大批易武茶产品的出现，普洱茶产区的重心也悄悄发生了变化，以班章为代表的勐海茶逐渐站到舞台中央。

我们以这个为例子，来看看产区热点变幻的逻辑是什么？

除了表面的逻辑，比如勐海有好的资源之外，我们更要看到背后的三重逻辑。

第一，人才逻辑

茶的背后是什么？是人。原来老茶企出来这批人，版纳之外勐库、澜沧、保山之类的不算，主流的人才最熟悉的原料产区就是勐海。尤其是勐海茶厂这一系的人才，逐渐发展成为以勐海原料为基础的第一批私营茶企，那首选的原料来源肯定也是勐海，因为对产地熟悉嘛。

光是熟悉还不够，我们还要看市场的需求，毕竟逐渐进入了市场经济时代。

第二，风味逻辑

市场导向的背后是风味的偏好。我们知道当台湾人进入易武开始吹起易武古六山这波风气的时候，很多过去老茶企的人是有点不理解的。因为在他们看来，易武茶偏淡，勐海茶滋味更足，为什么要选易武茶？说不通啊？

这其实已经进入风味偏好的范畴。过去老茶企用勐海原料生产青饼供香港也没有问题，生产熟茶也没问题，为什么台湾人喜欢易武茶？当然老茶很多原料是易武的，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但是随着后来更多的茶山被开发，台湾人仍然对易武情有独钟，这确实和偏好有关系。

风味偏好，看似是一个很玄妙的问题，其实也没那么复杂。我们看一个地方风味偏好：风格看历史形成的基础，品味看经济发展阶段。

什么意思，以台湾为例，前面说了，台湾所谓的茶文化，主要是两个传统，一个是闽南乌龙茶的传统，所以普洱茶刚进台湾时，品尝了宋聘之后还是要买黎山乌龙。另一个是日本清茶传统。无论哪个传统，都是重香气层次的，和重滋味汤感的香港传统有所不同。

我们后面看冰岛为什么能在价位上轻松超过班章，除了产量，更为重要的还是习惯喝花茶的北方市场和习惯喝绿茶的长三角市场被打开，人们更喜欢滋味鲜爽甜美的风味。这和早期珠三角偏爱的布朗山系的滋味雄强是有很大不同的。

这是历史形成的口味偏好，这个其实很难短时期转变的，就算你品牌很强势，能做的事也很有限，扭转不了大趋势。即便冰岛再贵，很多广东的老茶客还是更喜欢班章。

条索漂亮的老班章干茶

那经济发展阶段决定品味又是什么意思？

这个主要是指品鉴的粗细。当人们还在为温饱奔忙，茶叶对大多数人来说就是农产品。经济发展了，温饱解决了，慢慢能静下来喝杯茶了，这个时候开始关注香气滋味了。再发展到一定阶段，有了社会交往和享受生活的需要，那就有更细致的茶文化，香气的层次，滋味的风格，汤水的细腻度饱满度等等概念才会有市场。

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台湾和大陆显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而易武茶重新受到重视，赢来新一波高峰，还要等到十几年后，我们的经济发展到相应的阶段。而当我们的经济发展超过当时台湾的时候，也就迎来了名山古树新的发展阶段。

这么看好像这个问题已经很明白了，不，其实背后还有第三重逻辑，这个逻辑其实比前面两层更重要，也更隐秘。如果真的懂了这个逻辑，看名山的兴起轮转，如观掌中果，有机缘了我会专门展开讲，这篇文章点到为止。

第三重逻辑：产区逻辑

这个逻辑是什么呢？我们回到茶树本身。

如果听过我茶山风水大格局讲座的茶友，可能会知道，虽然都是古树茶，所谓江内茶，也就是易武古六山茶，和江外勐宋、布朗山、格朗和这些勐海茶，有着本质的不同。

江外勐海茶，虽然也是群体种，具体说当然也有差别，甚至还有少量小叶种，但是风味相对趋于统一的风格，这也形成了我们所说的勐海大叶种的基本印象。比如帕沙帕真和布朗山茶，树种差异没那么大，更多的是风土差异。

而江内易武和古六山茶的复杂程度要远远高于勐海茶，多次的移民，多次的树种融合，不同的养护方式，包括不同的生态环境，形成了勐腊茶山小产区林立，风味复杂多变的特点。

古六山一处茶园

这两种不同特点，你说孰优孰劣？谈不到优劣，要看谁更“得时”。

回到世纪之交，那个时代茶企需要的是打造品牌，按那个时代的逻辑，打造品牌就要有拳头产品，然后通过传统媒体进行广告宣传，这一切的前提是这个产品要有量，要有鲜明而稳定的风味。

要有量，要有相对统一的口味风格，又要和当时的经济发展阶段结合，哪个产区更有优势，一目了然。集中依托勐海在当时必然是一个大的趋势，这是勐海崛起成为普洱茶第一县的基础。而易武复杂多变的特点成为优势，还要等到移动互联时代兴起才逐渐重回巅峰。

这是背后大的逻辑，我们做茗寿堂古树茶山数据库的过程中，还发现了很多特别有趣的因果关系，我们看名山成名与价格似乎有很多偶然因素，但背后其实有其物质基础，有机会再和大家分享。

4.

普洱茶话语体系的构建

如果能看到这一段，应该是普洱茶的真爱粉了，既然是真爱粉，我们就再探讨一些平时看不到的，深入一点的东西。

普洱茶行业向高级发展的最大瓶颈是什么？这个很多人会说这个原因那个原因，都有部分的道理。在我看来最大的瓶颈是话语体系没有成功构建。

这个逻辑很简单，咱不管金融茶那些，也不管只能用来解渴的饮料，我们讨论的是像葡萄酒、威士忌或者精品咖啡那样范畴。我们如何判断一种风味的价值？一种味道是值10块钱，一千块，一万块还是十万块？谁说了算？

这个是非常玄妙的事儿，但是有一个基础，就是要有一套话语体系。

有了话语体系，我们才能建立品鉴体系，才能对一种风味做出评估，这样才能有一些共识。品鉴体系决定价值体系，而这个话语体系是品鉴体系的基础。

在我看来很多吹的神乎其神的大厂中期茶，品鉴上根本就是不及格，但是不影响卖很高的价格，在会所里面成为zb神器。为什么，因为没有人能准确的评估它的价值。

你说这还不简单，咱们建一个啊。还真不简单，因为你拍脑袋想出来的东西，别人不一定认，张三有张三的说法，李四有李四的说法，咱们这片土地本来就缺乏公共空间，茶人相轻，很难达成共识。你真要看到很多人推一套体系，那很可能是微商来了，我们反而要警惕了。

我们反过来看葡萄酒，虽然有很多不同的打分体系，但是基础的话语体系是有共识的，你可能说罗伯特帕克给新世界的某款酒打分高了，但是他说的基本语汇和偏好旧世界的品酒师没有本质不同。对同样一款酒，可能不同评酒师评分不同，但是大趋势还是一致的，好东西就是好东西。

但是普洱茶并没有这样的话语体系，两个人就茶气争了半天，才发现你说的茶气和他说的茶气根本就不是一个茶气，这怎么玩啊。

这种局面下，谁最得利？当然是谁最能忽悠谁最得利啊。反正你也不知道樟香、烟香、药香是什么，这些味道是好是坏？是高级还是低级？还不是我随便说。

邓老师的《普洱茶》那么多人批评，商业动机明显，历史信息错乱，也没有多少科学性可言。这些我都知道，但我认为目前为止还算是普洱茶的第一书，因为书中总结的那套并不完善的话语体系，至今仍然深刻的影响着普洱茶的品鉴啊。

很多人看不到，这背后才是惊天的关捩所在，一种味道的价值谁来确定？这才是行业的本质。能玩到这个层面才算是真正的高人。无论是你直播间炸福利卖出天量，坐庄玩金融茶轻松收割，不管你赚多少个亿，和这比起来还是太low了。

在这篇文章里提到这个问题，是想说，普洱茶新世纪兴起的时间，面临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的剧烈变化，没有足够的时间沉淀出这套话语体系。

我们知道在新世纪的头几年，大家交流的公共空间是一个称为论坛或者BBS的平台。这对于普洱茶行业形成一些基础的共识，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当时上网的人数总体不多，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能进行一些比较深入的讨论，这些其实是非常好的条件，也是现在不具备的条件。

当时的三醉斋，茶语清心等等论坛，虽然争论激烈，但争论其实是不怕的，如果大家都是真诚的，即使最后达不成共识，至少对问题逐渐深入还是有好处的。

怕的不是争，怕的是假。

现在你让我看某博热门，就跟看看某宝买家评论一样，非常好笑，好一点的人工智能写答案都比这些评论有意义。中国的公共空间大抵如此，现在某音慢慢也有这种趋势了。可能有的人很满意，觉得这种公共空间很稳定很好管，其实社会的信任成本非常高，背后蕴藏着很大问题，我们不去展开。

随着公共空间不断被挤压，随着更多的私心，更多的水军进入论坛，也随着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这些普洱茶公共讨论空间逐渐沉寂，普洱茶也错过了一些重要共识的形成。

有一种说法，说是这些论坛把所有普洱茶的问题都讨论完了，这当然不至于，在我看来很多重要的问题不仅在当时，即便到现在都还没有提出和讨论，在当时的认知水平下，怎么可能都讨论完了呢？但是讨论的平台没有了倒是真的，这才是最大的遗憾。

再加上后来古树茶品牌本身就十分分散，各自为战，各个品牌的粉丝茶友之间，缺乏足够的交流，大多停留在商业概念层面，对品鉴的一些本质性问题很少能深入。

这是非常大的挑战，这也是名山古树没法复制葡萄酒精品咖啡路径的重要原因（还有其他原因），在话语体系方面，普洱茶一直缺少扎实的基础。但还是那句话，事在人为，后面我们会看到时代赋予另一条路径的可能。

有时还是会怀念那个比较纯真的时代，意气风发的少年，可以依靠头脑和双手，挑战所有的权威，只为求得一个真相。不过商业大潮如此汹涌，人们的目的不再单纯，曾经的屠龙少年，发现自己渐渐满身鳞甲，一个时代落幕已无可挽留……

5.

被误解的普洱茶泡沫——表象

稍微了解一点普洱茶的老茶友都听说过2007年的普洱茶泡沫，但其实这里面有很多误解，至今没有任何一篇文章彻底澄清。今天我们借这个机会来做一个深入的梳理。

这个问题如果不澄清，几乎一样的错误会不断上演。如果真正理解了普洱茶的泡沫，就会对名山古树的兴起，以及现在整个普洱茶行业的格局一目了然。看似完全不同的企业和经营理念，如果我们一点点的溯源，都会在那一年相遇。

关于普洱茶泡沫的过程，我们要想真正理解，要避免两种肤浅的思维。

一种是以某主流媒体为代表的，完全依照自己的想象，不去了解具体的市场、背后资金流向和商业逻辑，当成简单的炒作牟利最终泡沫破灭的故事。可以说是新闻报道的一个反面教材。

这种不去了解真相，纯靠想象编故事的报道导致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该媒体在07年过后，几乎每两年都说一遍普洱茶泡沫的故事，都说即将破灭。而名山古树却一路上涨，翻了十倍至几十倍，把脸打的越肿越高。所以当时流行一句话：“某视一说茶，普洱就发笑。”这不得不让人怀疑这些报道是否别有目的。换句话说，操守和智商至少有一个不在线。

还有一种是网上流行的阴谋论，说这些泡沫完全由幕后黑手操纵的。阴谋论说出了部分的事实，早期市场的快速拉升的确很大程度是由庄家操纵的。但这只是开始的动因，后面的发展就不能简单的用阴谋论来概括了，那会错过最精彩的部分。当我们看清整个时代大潮，才会发现，所谓的庄家也只不过是其中几朵浪花而已。

这些目前大家看到的分析，都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普洱茶市场其实是需要细分的。就普洱茶泡沫破灭这个事件来说，我们需要分成三个不同的市场：

老茶

新茶通货（大厂和小厂）

古树茶（名山和非名山）

我们先从一个一般群众的视角，来看新世纪最初这几年普洱茶市场的基本状况是怎样的？都发生了哪些大事？然后我们再看这背后，三个市场究竟是如何运作的，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又有哪些延续至今的深远影响。

时间回到世纪之初，普洱茶肯定是当时风头最劲，争议最大，发展最快，市场也是最混乱的茶。

第一个特点是——“乱”

混乱到什么程度？缺乏产品标准，也没有后来的QS认证，老百姓缺乏基本认知，完全不辨真假，有的媒体说，当时市场上的普洱茶95%是假的（这篇报道说的是北京马连道，各地其实差不多）。假老茶，假品牌茶满天飞。如果我们看现在存留下来的大量老茶，比如某宝上随处可见两百元就可以买到的99易昌，这个说法可能还真不算太夸张。

当然这个是一个行业发展初期正常的现象，标准可以慢慢建。03年《普洱茶云南省地方标准》（DB53/T10-2003）是普洱茶的第一个地方标准，06年云南省地方标准《普洱茶》（DB53/103-2006）和《普洱茶综合标准》（DB53/T171-173-2006）真正区分了生茶和熟茶。直到08年《地理标志产品普洱茶》（GB/T22111-2008）颁布，普洱茶的标准才算正式确立下来，并沿用至今。

第二特点是——“火”

关于普洱茶的热点事件和拍卖层出不穷。当然离不开资本背后推动和地方政府的支持。

比较重要的拍卖包括但不限于：

2002年广州茶博会，茶王宫廷普洱茶（古普洱茶业）100克拍了16万元（当时的人是真敢玩啊，这个是有背景的）

2004年鲁迅许广平旧藏普洱茶膏3克拍至1.2万。（这个说是来自周海婴，剩余的被捐给故宫博物院，有朋友质疑其真伪，其实涉及到清代茶膏工艺与现代的不同，如果感兴趣可以找时间讨论）

2005年广州茶博会，德利茶业50克陈年普洱被拍至13.8万，兴海茶厂班章熟饼8.8万（这个拍的也很直白）。

2005年马帮进京，张国立捐的一桶茶拍了160万（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是慈善拍卖，捐给希望工程的）

2006年昆明普洱茶博会，澜沧古茶宫廷散茶100克22万（这个是澜沧古茶0085原料堆筛的宫廷）。

2007年深圳茶博会，凤庆锦绣茶祖499克拍了40万（从此以后茶组开启了隔几年拍一次的模式，每次成交价上涨幅度精确吻合国家GDP上涨幅度，还是茶祖给力。）

这些拍卖具体怎么操作就不说了，但是制造热点话题的效果是很明显的，老百姓街谈巷议的氛围是到了，都知道普洱茶值钱，这就够了。

这里面有几件事值得单独说说，一个是05年的马帮进京，43位赶马人和120匹骡马组成的“马帮”从普洱县（今宁洱）出发，经过80多个县（市）行程4000多公里，于10月9日到达北京。这个今天看起来有点莫名其妙的活动，当时的影响力是非凡的，相当于现在连续多天霸榜热搜级别的营销事件。多年后当我和当事人聊起这段往事的时候，他们还是充满自豪。

后来其他地区、其他单位也都把马帮搞起来了，包括大益的“大益天下”等等。而且目的地也不限于北京，全国各地都走起来，掀起一波马帮普洱热潮。甚至直接杀到福建，风头太猛，把主场的乌龙茶都打的措手不及。

所谓人红是非多，就在马帮还在路上的2005年七月，猪圈发酵普洱茶的报道新鲜出炉，给普洱茶热铺了一盆冷水。这个报道本身疑点很多，用猪圈也毫无必要，但是传播开来还是让普洱茶市场出现了短暂的危机。当然这个报道虽然吸引眼球，却没抓住要害，真正的要害是普洱茶造假的产业链。不管怎样，政府和媒体紧急公关，澄清真相，普洱茶继续高歌猛进。，

后面还有什么哥德堡号带普洱茶环游世界，故宫贡茶回乡等等活动，总而言之，用那个时候的话说，就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第三个特点是——“热”

这里指的是大量公共资源和媒体资源的倾斜。

一件标志性的大事，就是思茅市改名为普洱市。要说这件事儿的源头还是在普洱茶文化学者黄桂枢这儿，很多人不知道老爷子早在2001年就给领导提出更名的建议。但当时兹事体大，轻易大家也不敢动这个念想。后来随着普洱茶越来越火、05年某著名的新市长上任，这件事在2005年的两会就报上去了。最终在2007年4月8日正式更名成功。

更名这件事怎么说呢？从历史来说，当然也有根据，不能算是捕风捉影。改名字确实给普洱市在普洱茶领域带来极大的先机，当时的风头压过版纳，临沧、保山更不用说了。但市场这个东西自有其底层逻辑。虽然在政府、学者、媒体各个方面，普洱市的天团当时都是碾压式的存在，但是无论在名山古树还是企业品牌的发展方面，普洱市后面都有些乏力，天、地、人、时自有道理，这个有时间再和大家分享。

媒体资源投放也是巨量的。央视的专题就做了好几个。

在《疯狂的普洱茶》专题报道中，主持人的开场白说：如果有人问2006年什么饮料最火爆，我想大多数人的答案都会惊人的一致——那就是普洱茶。

纸媒不多说了，我们简单看一个图。

请注意，这只是部分报纸在07年上半年的宣传。你要是做媒体的，不和人聊聊普洱茶，给人感觉太不专业了。《三联xw周刊》在2006年也出了一期“茶叶极限”专刊，虽然捎带着说了说龙井铁观音，但明眼人知道，还是冲着普洱茶来的。

在2005年2月，《云南普洱茶》杂志出版发行（春夏秋冬那本），2006年8月，《普洱》杂志正式创刊（原来是《思茅文艺》），由思茅市政府主管，市文联主办。后者渐渐成为普洱茶领域最为专业的纸媒，直到今日还在发挥其影响力。而台湾的《普洱壶艺》随着老茶市场的萎缩，在大陆市场的影响则渐渐下滑，现在已少有人知。

最后再简单看一下一般人看到的普洱茶泡沫的崩盘是怎么一回事。

前些年逐步攀升姑且不论，在2007年的春茶季，茶价上涨的幅度和速度都达到惊人的地步。比如标杆茶下关甲级陀，原来是每公斤几十元，在春节过后就是百元起步，4月初涨到300元，4月中旬达到高点接近400元，然后在4月底转头向下，不断下探，五月六月一直跌去80%才稳住。大益7542的幅度没那么大，也被腰斩。

这就是当时一般人眼中看到的普洱茶泡沫，接下来我们来说背后的真相是什么。

6.

被误解的普洱茶泡沫——真相

首先我们来看，是不是真的有庄家操纵，从早期来看，答案是肯定的。这个证据非常多，我们后面慢慢会提到。简单的说一点，在此之前，台湾已经有过两次类似的炒作和崩盘过程。分别是1993年的紫砂壶崩盘和2000年前后的普洱茶崩盘。都经历过两次了，套路清晰，经验丰富，这些人会没有想法？

实际上，世纪之交，台港资金进入云南，都是带着想法来的。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有一些茶人还是怀着复兴普洱茶的美好愿望进入的，这个也不矛盾。这些人一开始主要的思路是复制台湾模式，就是炒老茶。

具体操作的路径是怎样的呢？

首先认知还是第一位的：灌输普洱茶是老的好，新茶需要存很多年才能喝。我们前面说了，当时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存新茶，喝老茶”，第二种“存新茶，喝熟茶，品老茶”，第二种说法更是把老茶推向一个更高层面，是茶中的奢侈品。

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以当时的认知，新茶至少要放十几年才能喝，这固然会进一步推高老茶的稀缺性，短期内没有竞争。但实际上这个时间周期拉的太长，不利于行业的发展。如果这个认知不能调整，那后面就会步入死局。名山古树也正是从这个地方破局的。

第二点就是对老茶进行系统性的扫货，为什么说是系统性的，当时派到南各地收老茶库存是有团队和分工的。由于云南本身这部分库存也不算大，价格便宜，实际上没有年份太久的，只要年份早一点的都尽量收，06年之前老茶就可以达到基本控盘。新茶背后的资本和操作路径要复杂一些，后面再说。

还记得前面说的陈国义办茶艺乐园，一直负债经营压力山大吗？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005年2月，一个神秘的电话打给他：“陈先生，听说你的仓库有一批生普，卖不卖啊？”陈国义激动不已：“卖，卖啊，你快来看吧。”

这说明什么，说明老茶扫货已经进入后期接近收尾。因为香港存期十几年的7542成本相对于前几年他们在云南的收货价高得多，陈国义从200元一直卖到250元，最后基本清盘。扫货承受这个成本，意味着要有高得多的追求。

当然这也说明陈老师是真正的做茶人而非操盘者，因为他本来就是凭着一腔热情从别的行业半路杀进来的，和原来圈子里的人并不熟（要熟就没有88青了）。

每一个行业都有面子，有里子。面子看似风光，却也容易招口舌是非，还不一定赚钱；里子不为外人所知，却是真正的主导者。为了做茶，能付出那么多，承受那么大压力，不管怎么说陈老师是值得做茶人尊敬的。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时间节点，我们还得引入一篇奇葩的论文：《普洱茶市的逼仓机理分析》，很难想象这居然是华中科技大学的一篇硕士学位论文。作为一篇论文，此文学术水平差强人意，但是对普洱茶泡沫的分析，足以吊打各类主流媒体的报道，是目前看到最靠谱的一篇文章。

我们借用一下这篇文章里面的一个图表

我们可以看到，画红圈的2005年初，正是处于吸筹的后期，后面进入了快速上升的通道。当然这个图表里面的7542不是针对老茶，但是也可以说明当时整个市场的资金动向，到了后期老茶和新茶出现了联动。

如果单纯看老茶这个细分市场，还是比较简单的套路操作，吸筹，拉高，出货，一目了然。

但是当时的人并没有理解，大陆是多大的一个市场，那些年又是多快的一个经济发展速度，更看不到后面08年金融危机，4万亿救市等等一系列事件发生。对真正有价值的老茶来说，换成钱可能反而是最不值钱的选择。

所以当时卖掉老茶的人只是以套路牟小利，和未来比，都还只是山脚下就离场了，战术上小胜，战略上大败，说不后悔那是假的。

这部分资金对老茶的操作，对市场主要是启蒙作用，更多资金的主战场是在品牌新茶。新茶的操作则是和经销商体系密切相关的。具体怎么操作，大家可以直接去问大E的一级二级代理，如果被人轰出来，你可以去看前面那篇《普洱茶市的逼仓机理分析》。

简单说，某品牌一级二级代理在这次风波中，都能全身而退，真正把货砸在手里的都是零售商和散户。甚至有的高级代理反而是因为这场泡沫完成了原始积累，后来利用手中的资金和这次炒茶的经验去另开一片堂口，以至于后来有的品牌，不管怎么宣传，你提鼻子一闻，就是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

对于茶厂来说，是福是祸完全看经营者关键时刻的决策。一般来说，只要代理体系设计合理，其实风险是可以早就通过代理保证金和提前布局分散掉的。大E07年初一级代理（全国46家）的保证金3000万，一级代理风险大吗？也不大，可以通过二级代理分散，所以这个风险是逐级分散同时逐级递增的，越到末端，风险才越大。市场好的时候，这些代理是不用投入实际资金，拿张包装纸就能向下线收预付款的。

出问题的茶企，主要是在2007年春茶原料暴涨的时候，没看清局势，高价抢着囤积原料造成的。

那个时候茶山的原料暴涨，收还是不收？这是一个问题。如果你按照过去的思路，做产品的没有原料怎么行，以为反正做好产品能卖高价，咬着牙集资贷款也要收，那你不死也要脱层皮。下关元气大伤，滇红资金链差点断裂，倒下的小厂更是不计其数，我前些年在有的茶山，还能看到当年某大企业因为还不了茶农和料头的账抵在茶山的大量货品。

人和人真的大不一样，我们还是看大E，非但没有伤到分毫，反而一下子容光焕发了。第二年（2008年）就5000万拍下央视黄金广告位，又加大投入建北京大益茶文化中心，增加很多直营店，活动一个接一个搞的风生水起。你说为什么？据吴老板自己说是因为前两年收料比较多，07年看原料价格高，就基本不收了。

你说先知先觉也好，玩金融的有这个敏感性也罢，反正事实摆在那里，你们自己分析。就像《教父》里说的：

“花一秒钟就看透事物本质的人，和花一辈子都看不清事物本质的人，注定是截然不同的命运。”

直到今天，放眼望去，明白人还是寥若晨星，韭菜依旧茁壮，割与不割，不过是游戏而已。

实际上所谓普洱茶泡沫的崩盘来得如此迅猛，和当时的一个事件有很大关系。

在2006年3月中国土产畜产云南茶叶进出口公司重新取得了“中茶”商标的使用权，有效期一年（至2007年2月28日）。已经十年没生产过“中茶”了，作为毫无疑问的普洱茶第一商标，现在让用一年，那还不用到极致。“中茶”开始以50元每公斤将批号分字头卖断，换句话说，甭管你什么茶，给钱就可以合理合法的用中茶商标。据说这一年生茶出了2万吨“中茶”，这还不算假冒的，问题已经那么乱了，消费者怎么知道你是贴牌还是假冒的。

这还了得，其他茶企正一点点打窝，准备放长线钓大鱼，你直接往水里扔个炸弹，这还怎么玩，不跑等什么？如果你事先知道这个消息，就应该在07年春茶之前逐步清仓了，如果等到这2万吨都已经入市，再跑就有点晚了，如果这个时候还加仓收原料，那就真的帮不到你了。

7.

被误解的普洱茶泡沫——特别的名山古树

最后再看名山古树市场，前面说了，世纪之初，大家都名山古树的认知是非常有限的，到了0506年的时候，大家逐渐清晰，有些地方的古树确实与众不同，有限的几个小有名气的名山原料进入了一个快速上升的通道，到了07年，受原材料紧缺影响，这个上涨又有一个大幅的加速。

我们来看一个图表，这个是这几年名山古树的原料价格，由《普洱》杂志2007年4月，《重点茶区原料价格走势分析》数据整理而成。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是4月初的信息，到了4月下旬，很多茶山价格都会有变动，尤其是像班章这种热点茶山，4月下旬已经破千了。

这差不多涵盖了当时主流认知的所有名山。其实这张表可说的东西很多。我们选几个点来看，带给我们什么有意思的信息。

除了07年的班章之外，当时最高价是景迈山。景迈山是古茶山中非常特别的存在，成名早，资源好，产量够，位置佳，政府支持力度也大，但是这么多年离一线名山却越来越远，直到今年核心产区古树原料还没破千（大货价格），可以说是所有茶山中涨幅最小的，也真是令人唏嘘。背后涉及到名山古树的某些商业本质，以后有机会再做详细分析。

当时的冰岛籍籍无名，是和镇康的马鞍山放在一起说的，价格也基本一样。冰岛真正起飞还是从08、09开始。而今天马鞍山完全不能和冰岛同日而语。

我们虽然是分析古树，但是一个地方台地茶的价格也很有参考意义，当一个地方的台地茶价格比其他地方高很多，实际上说明这个地方的古树茶处于卖家强势的市场，对台地茶拉动效应明显。从这个角度说，当时最热门的产区就是易武和班章，为什么会这样，前面已经解释过了。景迈尽管大树茶价格较高，但并非卖方市场。

最有意思的当然还是班章，在05年06年甚至出现了春茶和秋茶价格倒挂的情况，这当然不是说秋茶更好，而是因为原料价格上涨幅度过快，已经大幅超过春秋茶本身的差价。

这里面07年班章的古树价其实只是春茶季开始时的价格，到了中期已经接近一千，后面已经破千，但是成交量大幅下滑。

我们今天再看这些价格，都觉得是地板价，可以闭眼入了，尤其是冰岛，简直跟不要钱似的。但是在当时，人们无法对未来市场预估，所以普遍认为上涨过快，当大厂茶崩盘的时候，也把这些名山带蒙了，由争抢原料变为有价无市，大家不敢出手收原料。

从当时班章的升值幅度来看，肯定也是有资金进入，用类似老茶和大厂茶的思路来拉高，但他们很快就会发现，名山古树和前两者有本质的不同。怎样不同，我们后面慢慢展开。

茶，只是一片树叶，但又是一片神奇的树叶，几元钱可能很贵，几万元可能很便宜，它的价值是什么？并不是你觉得高，或者你觉得低，而是自有规律。这里面有品牌价值，有风味价值，也有金融价值。每种价值的背后各有其逻辑。

在普洱茶快速升值，某些主流媒体鼓吹所谓“泡沫论”的同时，也有一些冷静的声音在探讨普洱茶的价值究竟在哪里。

在一次会议上，阮殿蓉感慨到：“香港市场上普洱茶和铁观音乌龙茶价格差不多，在2004年国内市场上这些茶比普洱茶贵十倍。”普洱茶刚刚上涨了一点就是泡沫吗？其实最主要还是前些年普洱茶的价格太低了。

即便在剧烈升值之后，所有名山中最贵的班章，也不过千元左右一公斤（云南习惯用公斤，相当于500元一斤），冰岛不过才几十元一斤。都说古树资源多么宝贵，生态多么好，内涵秒杀一切，又动用了那么多媒体资源，有了那么大的社会关注度，最顶级的古树才几十元到几百元一斤，和内地其他名茶根本没法比，你管这叫泡沫？

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当时的人们对市场细分的概念还不太清晰。名山古树和台地茶是两个不同的市场，有着不同的规律，当时这个分野只是初见端倪，十几年后看则天差地别：二三十的台地茶价格基本没变，几十元的古树已经几千几万了。

我们还是看《普洱茶市的逼仓机理分析》中的一个图表

对比前面7542的图就会明白。和长期陷入低迷的大厂茶不同，班章第二年（2008）就稳稳站住一千，之后更是一年一个价。可以说在之后十来年的时间，每年看之前的价格都是便宜的。

8.

被误解的普洱茶泡沫——遗产

所谓普洱茶的泡沫，最重要的影响就是让普洱茶市场发生了根本性的分野。从此之后，老茶逐渐销声匿迹，只在小圈子里流转；大厂茶一部分继续大众日常茶操劳的宿命，一部分步入风尘转为金融茶；而名山古树则成为一个独特的存在，牢牢站在价格和茶文化的高点，不断书写着新的传奇。

当年那些猛然剧增无法消化的产能则经历多年转化为中期茶。

量变是会引发质变的。作为一个小散，如果当年你只是听着忽悠，把房子首付的钱换成了普洱茶，估计到你孙子那辈也喝不完，那么你是令人同情的韭菜。

如果你是个糊涂茶商，在当年的高位收了几吨普洱茶，那你可以算是一个接盘侠，可以找机会编个故事把你当年的侠义变现。

而如果你实力足够，无论是出于爱好还是被普洱茶的叠码仔忽悠，收了上千吨的普洱茶，而又不着急变现，那不用怀疑，你就是人人敬仰的大藏家。

这部分的市场需要在品鉴体系和藏养体系逐渐成熟后才能真正整合资源，体现其价值，现在总体还在蛰伏当中。

不知算是遗产还是负担，这一波的普洱茶泡沫在很大程度上模塑了茶人和茶企的思维模式，让普洱茶成为一种非常特别的产品。

记得一位做地产的老大哥跟我说过，错误的成功比失败更让人无奈。如果你发现了一条捷径，根本不用考虑产品质量，更不需要研究我前面说的品鉴体系和藏养体系，只要用最简单的套路，就可以轻易成功。你会怎样选择？

这一波的泡沫和随后原料价格的不断上涨，让一些人完成了原始积累。有的人从此踏上不归路，既然这个玩法被证明有效，那何不玩到极致。

绝不是只有某大厂玩的是金融茶，实际上有非常多的茶企或多或少都用了这种套路，只不过玩的或高或低，或好或差而已。这几乎成了普洱茶企快速成功的基本逻辑。

哪怕是后来名山古树风头越来越盛，很多打着古树旗号的茶企，也脱离不了这种原始的基因，换汤不换药，只不过把过去大厂的品牌换成名山的品牌而已。

这些企业的成功，对行业来说，可能并非幸事。

从商业模式来说，缺少足够的动力升级。

从产品来说，无论工艺、藏养，还是工艺与藏养之间的结合，这些方面提升都非常有限，研究也长期滞后于实践。

从行业发展来说，脱离了茶作为饮品的本质，以品鉴为目的的普洱茶收藏长期停滞不前，既没有成为类似葡萄酒的成熟市场，也没有走出独特的发展模式。

从市场培育的角度，把消费者搞得晕头转向，不知道什么是好茶，也搞不清名山茶究竟是什么味道。后来市场的混乱很大程度上和那个时代遗留的观念有关。

从积极的方面说，经过这一轮的起落，普洱茶的确快速破圈，让大家耳熟能详。虽然浙江人评茶叶品牌价值西湖龙井第一，普洱茶第二。你随便刷刷某音，看看某宝，再和各个茶人聊聊，普洱茶在综合影响力方面毫无疑问是第一，而且没有同级别的对手。有了这样的基础，才可能有后面名山林立，大家如数家珍的局面出现。

另一点积极的方面，可能就是让一部分普洱茶人快速积累了一定资金。和当时媒体的理解不同，所谓普洱茶泡沫，其实本质不是崩盘，而是快速升值。因为普洱茶市场当时总体还是处于快速上升通道，尤其是头部的茶商，如果头脑清醒的是可以有几十倍的收益的，一般的也会有几倍的收益，只有进入很晚的散户才有损失，这个损失也会被时间慢慢消化。

这部分积累的资金，如果是真爱茶人掌控，后来很大程度投入到名山古树的领域，助推了名山古树的快速升值。

9.

市场分野和第一批古树茶企

普洱茶泡沫破裂带来的市场冷静期，对于处于发展初期的普洱茶来说，是非常宝贵的。

即便没有成熟的品鉴体系，即便市场如此混乱，即便贪欲让有些爱茶人深陷泥潭，即便当时对工艺藏养认知也很有限，但只要你喝到真正的顶级古树，哪怕只是新茶，你一定会被古树茶的底蕴深深打动。明白这是和其他普洱茶，甚至和所有其他茶类都如此不同的存在。

很多人喝到了，喝懂了，看到了未来。

所谓的普洱茶泡沫让行业内部洗牌的同时，的确也让一部分人完成了资本和行业知识的初步积累。无论之前资金来源如何，一部分茶商意识到大厂茶的思路非己所长，同时看好古树茶的未来，开始着手建立以古树资源为基础的茶企，并试图进一步控制茶山资源。

除了部分云南本土的茶企，绝大部分关注古树的新茶企都是广东人创立的，这些茶企原料来源基本集中在勐海和易武。我们今天在市场上看到的比较知名的版纳地区和古树相关的品牌大都是在这个时间点前后由广东茶人创立的，这是一长串的名字，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并不夸张的说，广东茶人和广东茶客奠定了名山古树的最初格局，并持续的影响着整个名山古树的格市场局。

比较有代表性的事件就是陈升号大量收购老班章库存并在当地建初制所，同时签订了原料承包协议。这一模式在当时来看是双赢的，充分发挥茶山和茶企的优势，把老班章的品牌价值不断推向新的高峰。但是也存在一些系统性的局限，而且是古树茶企普遍性的问题，这个我们下文再详细分析。

除了广东处于经济发展的前沿，当地相当一部分茶商已完成初步资本积累之外，广东的普洱茶品鉴文化也已经初具雏形。这个是最为重要的因素，只有相当一部分人意识到古树茶是好茶，一系列的投入才有可能。

我们这里说的品鉴文化，是基于普洱古树生茶的新茶或者短存期茶而发生的品鉴文化，这和老茶的品鉴截然不同，也和大厂茶差异很大。是一个在实践中形成的新传统，这个我们后面再详细剖析。

普洱茶在经历迷茫中的困顿之后，终于迎来了新的曙光。

尽管普洱茶有着所有茶类中最古老的历史（唐代《蛮书》），却又有着所有茶类中最年青的活力。

和那些早已成型的茶类不同，这是一个由茶友、茶商和藏家共同构建的新传统。

是一群真正被茶吸引，为茶痴迷的爱茶人不断开发，不断升级，不断创造奇迹的新领域。

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对这一切充满好奇，那么：

欢迎来到古树茶的新世界！

下期预告：

在下一期，我将会随着名山古树狂飙突进的十几年历程，深入剖析名山古树市场的真正独特之处，为什么我会认为古树茶是中国茶文化的正脉所在，这个新传统现在面临怎样的巨大挑战，希望和出路又在哪里。

参考文献太多就不列了，毕竟不是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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